叫人如何相信你？──读胡锡涛先生「余秋雨要不要忏悔？…….」一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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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0日讯】偶阅贵刋今天(04年9月26日)「自由谈」上登载的胡锡涛先生「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一文，让我再一次领教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文化人，面对千万读者白日撒谎而脸不红心不跳的特异功能。本不屑与之计较，实在看不过眼，在此除引用胡先生的一段原文供广大读者欣赏之外，笔者只想向胡先生请教两句话，以免浪费读者宝贵时间。

胡先生文章一段如下：「在我进入同济大学之后(笔者注：指1968年8月)，不到一个月，朱永嘉找我谈话。他说：“文元同志来电话，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跟老徐（景贤）都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你是搞戏剧评论的，大概知道这方面情况。”我说：“这个批判题目肯定是江青布置的。”他很惊讶：“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说：“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有个纪要，江青着重指名斯坦尼，就是要批判斯坦尼的理论体系。(笔者注：如果原文此处有一个引号「”」，表示胡先生对朱永嘉的回答到此为止，则大致可信，可惜原文在此找不到引号「”」) 为什么要批这个早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死去的苏联名导演呢？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要为江青推动京剧革命、搞样板戏扫清理论障碍。因为斯坦尼的理论核心是讲‘从自我出发’，而江青的京剧革命是讲从工农兵出发，二者是冲突的。斯坦尼理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徒子徒孙很多，影剧界导演、演员基本上都信奉斯坦尼理论。批判斯坦尼，等于砸了影剧界很多人的饭碗。第二，江青夹杂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因为孙维世在延安时期就是出名的才女，江青对她很妒嫉。孙维世很清高，瞧不起江青卖弄半瓶醋的戏剧底子，更使江青怀恨在心。但江青对她无可奈何，因为她是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专攻斯坦尼理论，回国后，出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因同情金山、欣赏金山的才华而结为夫妻。苏联专家列斯里（斯坦尼的得意门生）来华演讲，都由孙维世陪同并当翻译，在50年代中国戏剧界曾轰动一时，传为美谈。”(笔者注：原文的引号「”」在此，表示上面的一长段仍是胡对朱的说话) 朱说：“你既然这么熟悉情况，这篇文章就由你来写吧。”我说：“不行。我只看过斯坦尼的自传《我的艺术生活》，没有看过他的全集，我也只是个半瓶醋而已。写这篇文章，要得罪戏剧界一大片人。何况我也很钦佩孙维世，也很欣赏斯坦尼的理论。我与孙维世无怨无仇，何必由我开刀？你们不要老是拿我 当枪使。写文章是苦差事。你让我写，不如请《文汇报》何倩出面组织上海戏剧学院的行家来写，他们的水平肯定比我好。”朱说：“这个主意不错。但万一别人写不成，你必须接手。”我只好表示同意。

一， 笔者谨提醒诸位读者，胡先生说这段话的时间是1968年8月，当时笔者正在上海，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对文化大革命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1968年8月正是上海「清理阶级队伍」和执行「公安六条」，白色恐怖最疯狂的年月，谁人只要议论一句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就属于「现行反革命」，足以判死。胡先生居然敢对别人(而且还是专吃政治饭的人)大挖江清的老底，不知胡先生身上怀有几块「免死牌」？

二， 胡先生在该文忆述自己如何发现和赏识余秋雨的同时，也表露了自己在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三朝元老的经历，出自胡先生手笔间接地造成千百万无辜受害，对全中国普通大众影响至大的大批判文章 恐怕不在少数，阅毕胡先生大作全文，未见半句忏悔。胡先生该篇文章题目里有「余秋雨是否需要忏悔？」字眼，我们不禁要问：胡锡涛先生，你又是否需要忏悔？

——原载9月26日「新世纪」网页
(http://www.dajiyuan.com)

10/10/2004 7:42:02 PM

鄧小平不是世紀偉人；美國不是戰爭崛起 ——就教於嚴家祺先生

(紐約)李大立

偶閱9月22日嚴家祺先生「和平革命•和平消化•和平崛起──21世纪中國和平發展的三大趨勢」一文(載於美國「新世紀」等)，筆者有兩點不同看法，欲借貴刋一角發表，就教於嚴家祺先生，並請讀者指正。

嚴家祺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學者，學識教養為當今海外民主人仕中之佼佼者，筆者自知淺薄，對嚴先生的大作，未敢言所批評。但是，積數十年思考所得，對中國時政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不吐不快，在此謹請嚴家祺先生指教。

一, 嚴家祺先生認為：「二十世紀中國產生了三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這就是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說到鄧小平，嚴家祺先生說：「鄧小平是“文化革命”中造就出來的，面對“文化革命”造成的後果，鄧小平提出“廢除終身制”，把中國引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但鄧小平同樣擺脫不了中國專制主義的傳統，面對一九八九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一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在全世界輿論譴責的面前，當“六四”衝擊波從蘇東返回中國時，鄧小平仍運用他的影響力，使中國最後擺脫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束縛，使中國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曲折，回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來了。毛澤東說鄧小平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沒有說錯。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新開端，毛澤東時代普遍貧窮的、平均主義的社會突然變成一個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官場的普遍腐敗、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這些比蔣介石還要蔣介石的時代，正是產生另一個毛澤東的土壤」。

筆者不敢笱同。據筆者所知，國內外史學界公認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歷史的三位偉人是：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

隨便舉出一例，日本深町英夫先生所著「近代的廣東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一書提到：「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政治史上相繼爆發了三場革命，即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眾所週知，這三場革命的領導人分別是：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而這三場革命就組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最基本的內容，從根本上改變了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命運，因此他們才是「二十世紀中國三位有巨大的影響力的人物」。

至於鄧小平，筆者認為他根本沒有獨立的人格，充其量只能算作毛澤東的尾巴。他在中國沒有領導過一場真正的革命，他從來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他的所謂「貓論」其實衹是庸俗的實用主義；所謂「摸論」恰恰說明了他這個「總設計師」其實對改革開放如何進行毫無頭緒。他的革命實踐所謂「改革開放」，其實只是改良，根本沒有觸碰到腐朽的政治制度。事實上，他的改革開放進行了二十多年，帶給中國人民的不是一個公正平等繁榮富強的新社會，而是一個貪污腐敗民怨沸騰的腐爛的社會。之所以中國大陸很多人將他視為「世紀偉人」，只因為他的前任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罪孽實在太深重了，以致鄧小平僅僅做了一個正常人所做的事，停止了毛澤東毫無意義的政治運動，轉而致力於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就足以讓飽經蹂躪的中國人民感恩不盡。其實，用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標準衡量，鄧小平還差得遠。(詳細內容請參閱拙作「“死人政治”及鄧小平」一文，香港「動向」雜誌04年9月號，「大紀元」報網站轉載)。

上面引用嚴先生論述鄧小平的一段話，怎麼看也看不出鄧小平會是一個「世紀偉人」。嚴先生在該段文章中也說到鄧小平「一手製造了“六四大屠殺”」，他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突然變成一個貧富兩極化的社會。官場普遍腐敗，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 既然這樣，怎麼算得上和嚴先生說的「不僅是一個巨人，而且是一個偉人」的孫中山並列的「巨大影響力人物」？至於嚴先生說：「鄧小平仍運用他的影響力，使中國最後擺脫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束縛，使中國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曲折，回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來了」。筆者更加不敢苟同，不消說鄧小平在世的時候，即使是經歷了十幾年江澤民統治後的今天，中國仍然遠遠沒有「擺脫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束縛」，更加沒有「回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來」。直至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仍然有相當大的比重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桎梏下呻吟，也正因為其與私有制、集體所有制以及市場經濟同時並存，造成一個世間罕見的「雙軌制」經濟怪胎，才滋生了層出不窮的貪污腐化和駭人聽聞的公產掠奪。另外，據筆者所知，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與今天中國大陸的「雙軌制」經濟很不相同，起碼那時候是單一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那麼多的「國營企業」供各級貪官蠶食鯨吞；沒有那麼多的「委員長」、「省長」因為貪污腐敗被槍斃；沒有那麼多的「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職權或者餘蔭爭相化公為私；沒有那麼多人民大眾受迫害，「上訪」和自殺……。(請參閱香港「爭鳴」雜誌04年8月號劉賓雁先生「中國的地下棟樑」一文)。當然，筆者承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發展過健全的資本主義制度，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也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但是比起今天，不妨說六七十年前的資本主義經濟比今天的雙軌經濟健全得多，公正得多。在共黨極權專制統治之下，絕無可能回到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上。

嚴家祺先生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新開端」。筆者認為，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發展的只是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真正的自由資本主義。中國大陸的民間企業，私營資本家根本就是在一種錢權交易、無法可依的危險狀態下苦心經營，隨時都會飛來橫禍，許多民營企業家紛紛中箭落馬，被捕入獄，其餘的千方百計向海外轉移財產。官場裏巧取豪奪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商場裏爾虞我詐信譽道德蕩然無存，這其實只是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或者說假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

另外，嚴先生認為：「蔣介石的“統一”卻被兩大力量撕裂了，一是日本的入侵，二是中國日趨嚴重的貧富對立，而後一力量，產生了一種更大的反作用力，就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但是「日趨嚴重的貧富對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怎樣破壞了中國的統一，嚴先生並沒有說明。筆者認為，如果單純是「日趨嚴重的貧富對立」和「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是沒有能力撕裂中國的統一的。國民革命的成果中國的統一被撕裂的第二個原因是共產黨的武裝叛亂，共產黨毛澤東在江西武裝割據，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使中國一直陷於分裂狀態。共產黨的武裝叛亂不但破壞了中國的統一，而且還因此使到國民政府期間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戰爭狀態，根本沒有和平建設的機會，所以才造成憲政的實行不得不推延了半個世紀，並且只能限於在台灣一隅。也許嚴先生也是這個意思，這裏就權當筆者的補充吧。

既然嚴先生認為「蔣介石對消除中國軍閥割據局面，實現中國統一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比蒋介石还要蒋介石」，這就說明蔣介石曾經極大地影響了上世紀的中國歷史，也說明了鄧小平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螳乎其後，他今天所做的，蔣介石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已經做過了。所以筆者認為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歷史的三個人之一應該蔣介石而不是鄧小平。

二, 嚴家祺先生認為：「在世界歷史上，一國的崛起，幾乎都是通過戰爭，通過擴張領土或者侵佔殖民地而實現的。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美國這些大西洋兩岸的國家來說，從來就沒有什麼“和平崛起”……」。

筆者也不敢笱同。筆者認為，一個國家的「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內因，而不是外因。毛澤東也說過：「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遠比中國發達，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有遠比中國先進合理的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整個國家得以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所以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不斷提高。而中國恰恰就是直至今天都還沒有這種能夠無限地促進經濟發展的科學的先進的社會制度，所以遠遠落後於西方。

據筆者所知，前一世紀以及上世紀初「帝國主義」以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海外開拓殖民地，其目的主要是開拓商業市場，傾銷商品，而不是公開的領土和資源的武力掠奪。一切商業活動都是在自由貿易和你情我願的情況下進行的，宗主國並沒有從殖民地直接掠奪財富。比如香港回歸以前所有的財政盈餘，並沒有上繳到英國，以至於1997年香港回歸時擁有近千億美元，當時居世界第二位的外匯儲備，遠比宗主國英國為多。所以北京政府大肆宣傳的不需要香港向中央政府交稅，似是大恩大德，其實只不過沿用了以前英國的做法。經過150多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在英國的法治基礎上充分地發揮了聰明才智，令經濟取得長足進步，根據2002年世界銀行統計，香港經購買力平均調整後的人均年收入達到27,490美元，超過宗主國英國910美元。筆者猜想，最可能成為類似嚴先生認為的「戰爭崛起」的依據，首選「鴉片戰爭」。中國大陸以此題材已經做了很多的宣傳，但是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機會知道歷史的真象，起碼知道另一方的申辯。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閉關自鎖的清廷和新興工業強國英國之間種種矛盾，「朝貢體制」和「自由貿易」之間的種種衝突，請參閱英國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香港「動向」雜誌04年6月號易大旗先生「“愛國”咒語與歷史迷思」一文等(「大紀元」網站轉載)，，以及該文推薦的各種史論，本文不再贅述。當然，宗主國在殖民地會享有很多特權，各種商業活動會得到特殊的照顧，但是這肯定不屬於殖民地宗主國的「戰爭崛起」。英國遠在開拓殖民地之前已經經過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成為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因為這樣，他才有力量開拓海外殖民地；而海外殖民地的開拓，不過是資本主義如虎添翼的進一步發展而已。

即使是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日本，他的崛起主要也不是完全依靠侵略戰爭，而是以「明治維新」作為日本社會「脫亞入歐」，從落後的農業社會變成先進的工業社會的標誌的。當然，歷史上日本曾經向中國索取過大量的賠款，掠奪過中國的礦產資源，但是，無論在這個時期裏取得過多少賠款和資源，他總是有限的，無以為繼的，在一段時間裏總會消耗完畢的。如果日本的「崛起」只是「戰爭崛起」，完全是靠了向外掠奪，那麼，請問：1,在發動侵略戰爭之前，他是靠什麼「崛起」，令到他有能力發動戰爭呢？ 2,戰爭掠奪得來的資源耗盡以後，特別是作為戰敗國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以後，為什麼經濟還能夠迅速復甦而且迅速發展呢？可見，任何國家得以「崛起」，主要是內部的原因。人家已經是「二次崛起」了，中國才開始首次叫出「和平崛起」的口號，原因何在，難道不值得全體中國人深思嗎？

嚴先生甚至將美國也列入「戰爭崛起」的國家，筆者更加不敢苟同。筆者認為，美國曾經參與過的幾乎所有的海外戰爭，大部分都是為了捍衛人類的民主自由這個最高準則而參與的，美國視民主自由為立國之本，視捍衛世界的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為己任，實際上也是捍衛了自己的安全。美國不但沒有從這些國家掠奪資源和財產，(比如，八國聯軍因義和團濫殺外國人入侵北京，清政府作出「庚子賠款」，美國沒有取走一文錢，全部留在中國，創辦了清華大學)。反而為這些國家的民主自由，既付出了人命的沉重代價，也付出了極大的經濟代價。根據歷史記載，美國為支援蘇聯衛國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歷史基於事實，美國幫助中國抗日戰爭，幫助國民黨政府抵抗共產黨，他掠奪過中國的資源嗎？美國幫助南韓、南越抵抗共產主義侵略，他掠奪過韓國和越南的資源嗎？現在美國為了對抗國際恐怖主義，幫助伊拉克人民推翻薩達姆極權專制統治，出兵伊拉克，也沒有見到任何報導說美國現在正在掠奪伊拉克的石油。怎麼能說美國能有今天的經濟成果是依靠「戰爭崛起」呢？當然，美國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政府不可能禁制所有的商業活動，所以，共產黨曾經指責美國在中國抗戰期間賣癈鉄和軍火給日本。但是，首先，當時美國和日本還未開戰，美國國會沒有理由禁止民間的對日貿易，美國既可以賣軍火給日本，也可以賣軍火甚至送軍火給中國，這只應該理觧成商業行為而不是政治行為。其次，在國內外輿論的影響下，遠在美日開戰之前，已經對日本實施戰時禁運。共產黨指責美國「發戰爭財」，其實，戰爭期間的軍火交易所能賺到的錢，比起美國的對外軍援，比起美國整個國家的經濟成就，只是微乎其微，共產黨以這個理由攻擊美國，只是本末倒置。筆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有今天的經濟成果，主要是因為美國有最先進最科學最民主最自由的完善的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美國人公平公正地自由競爭，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得到廣泛的發揮；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各國頂尖科學家紛紛走避美國，戰後全世界莘莘學子爭相到美國求學，美國因而網羅了各界優秀人材；加上美國地大物博，自然資源豐富；歷來本土受到戰爭的破壞最小，這才是美國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上所陳僅是筆者一管之見，在此不瑞冒味一抒己見，只是為了引起讀者的討論和批評。筆者唯一的願望是希望廣大同胞能夠徹底脫離「體制內」思維，對世界對中國有一個全新的認識，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出一份力。筆者對任何人絕無任何個人成見，相信嚴先生及廣大讀者可以在筆者其他文章中體驗到筆者的一片苦心。

不當之處，還望嚴家祺先生及廣大讀者不吝指正為盼。

(刊於「新世紀」網站04年9月26日)

香港人”，我为你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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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7日讯】当我在电视里看到北京派来香港宣读“人大决定”的乔晓阳先生在所谓“座谈会”上说到：“反对双普选的人才是真正有承担”时，居然获得在场的经过筛选的“香港人”鼓掌支持的时候，我真想对这些“香港人”说一声：我为你羞耻！

你们不是真正的香港人，你们更不能代表全体七百万香港人！

世界上从未有过被剥夺人权的奴隶为自己的人权被剥夺而鼓掌欢呼，今天这些有钱或有势，求名或求利的“香港人”就是这样的奴隶！这一幕让全世界文明人类瞠目，足以永远被钉在香港的耻辱史上，让每一个有良知的香港人为他们感到羞耻。

天赋人权，生来平等，这是举世公认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无分男女老少，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就是自由。都有投票选举管治自己的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民主。无论用什么藉口做理由，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一部分人，甚至绝大部分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管治自己的政府首脑，而要被极少数人的小圈子“代表”了去行使这项神圣的权利。滑稽的是这绝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委讬过这个极少数人的小圈子“代表”过自己。

我们知道，比起在场鼓掌的香港巨富李嘉诚、何鸿燊、胡应湘等等，我们简直一文不名。许多人甚至是他们的“打工仔”。笔者二十年前就曾经是胡应湘先生合和集团下属公司的雇员，后来又曾经在何鸿燊先生的信德集团、郑裕彤先生的新世界集团做过事。笔者认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是自由市场的优胜者，他们有权利指挥我们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权利代我们选择特首。我们卑微，但不卑贱；我们平凡，但不平庸。我们无权，但有尊严；我们无钱，但有理想。在财富上我们不能和他们平等，但是在人格上，在政治权力上是绝对平等的，这才是公平的民主社会。

乔晓阳前脚一走，商贾巨富就纷纷登场表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哄哄怒气未消的香港市民。何鸿燊建议将800人选举特首的小圈子即所谓“选举委员会”扩大一倍到1600人；田北俊建议增加两三个功能组别议席；曾钰成建议将功能组别的团体票改为一人一票，曾荫权甚至暗示可以将立法会议席增加到八十席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建议”全部都没有触动到小圈子选举的不民主实质，全部都是为大陆共产党独裁政权扼杀香港七百万人双普选的民主诉求涂脂抹粉。

试问以上各位，800/700万和1600/700万有什么区别？既然800人不能够代表700万港人选特首，难道1600人就可以代表700万港人选特首？我们什么时候委讬过这800人或者1600人代表我们？难道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或者有名有利就可以随意代表其他大多数人？

北京当权者的所谓“均衡参与”其实只是他们固有的特权思想的表述，在他们眼里，只有几个商贾巨富，根本就没有七百万普罗大众。在他们的心目里根本就没有天赋人权，生来平等的民主概念。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共产党一向标榜自己代表工农大众，反对资产阶级，即便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坚持这个讲法。但是当他们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会唤起大陆人民的民主诉求，从而威胁到他们的独裁统治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就倒过来支持资产阶级剥夺普罗大众的选举权利。这只能说明共产党从来就是一个自私的功利的政党，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理念可言，甚至没有什么公义可言。

笔者反对共产党将人划分成阶级，实行永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希望各个阶级在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和谐相处，公平竞争，香港能实现和西方世界一样民主政治，永远保持自由经济。笔者希望香港的富商们明白：他们的成功除了自身的过人之处，还有赖于香港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制度。而在香港实现民主政治，正是自由经济的根本保障。西方民主国家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资本家从来没有抱怨过影响他们做生意。应该相信香港人的理智，绝对不是共产党危言耸听所说的，实行普选会令香港变成社会主义或是福利社会。

乔晓阳等三个京官说，有些人有空去搞街头宣传，有空去街头拉票，但是这些“工商人士”没有空去宣传拉票，所以普选对他们不公平……。所谓代表十几亿人口的大陆政府高官居然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透明的国际城市讲出如此缺乏常识的话，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只能说明这些京官的浅薄和对民主选举一无所知。香港法例并没有禁止任何人做街头宣传，你为了赚大钱不屑去做这种你认为“低贱的”的街头宣传拉票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什么理由据此要求享有特权，找少数人“摸杯底”选你做议员？有本事你也可以放下身段站在街头试试民众的反应，再不然你也可以出钱请人为你做宣传。在这方面，你们拥有的巨额财富远比需要街头募捐的民主派优胜。世界上最可笑的莫过于自己冇本事，又或者自己不去做，反而埋怨有本事或乐意去做的人对自己不公平。“工商界人士”完全可以组织政党，宣传政纲，参与公平的普选，如果你的政纲得到广大市民的拥护，你也可以当议员，当特首。况且不要低估了香港人的智慧，香港人明白事理，不是在街头上喊得最响的人就一定会得到最多的选票。总之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一条道理，因为你人数少或者因为你有钱就可以享有选举特权。

西方民主国家实行一人一票，“普遍的，公平的”普选，就是最有效最彻底地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人人平等，不会因为贫富，贵贱而有所区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世界富豪榜上排名不过几十名以后，世界富豪榜上排名前列的大多数是美国人，说明美国的“工商人士”无论在人数上，财富上都远胜香港，为什么美国没有所谓“均衡参与”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不需要特设所谓“功能组别”选出的议会议席，而香港却有一半的立法会议席要由所谓“功能组别”小圈子选出？难道两亿几千万的美国人都是笨蛋，没有人发现这种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不能体现“均衡参与”？而只有几个孤陋寡闻的京官和香港几个自私的工商人士才是独具慧眼？

今日不同往时，全世界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实现民主，只有二十多个国家仍然拒绝民主，其中只有中国是唯一大国，民主政治已经是世界潮流。以香港今天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的水准，比之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更有条件实行普选。独裁专政了五十多年的大陆共产党政府，在今天这个愈来愈开放的讯息世界里，要继续愚弄蒙骗大陆十三亿越来越了解外面世界的人民已经不易，更何况生活在高度国际化的香港的七百万港人！

香港人团结起来，不要怕什么威权，不要怕什么富商，民主权利是天赋人权，民主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坦，越是困难越要坚持，只要团结奋斗，一定会胜利！

(26, Sep, 2004)http://www.dajiyuan.com)

香港不是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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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7日讯】近日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一条新闻，香港新世界集团总经理郑家纯先生说，在公司里占股东人数70%，但是股份只占30%的小股东无权话事，公司话事权在占股东人数30%，但是股份占70%的大股东手上，所以香港不能有普选。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请问郑先生，香港到底是私人公司还是公众社会？

按照郑先生的说法，在香港社会里，几百万市民都只是香港社会的“小股东”，而只有少数“工商人仕”，有钱人才是“大股东”。对于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香港几百万普罗大众都没有话事权，甚至没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富商巨贾才有权议政，才有权话事。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市民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对民主政治有较深刻的认识，不知为什么香港的大商家会说出如此缺乏政治常识的说话，比之大陆共产党的特权思想还要露骨。金钱上如此富有，法理常识却如此贫乏，不知是不是香港的缺陷。

即使全体香港市民，都是郑家纯先生加上李嘉诚、何鸿燊、胡应湘等等私人公司老板的雇员，他们受雇于你们不等于将自己的政治权利也卖给你们，你们都只是有权指挥他们工作，而绝对没有权代表他们选特首。更何况这仅仅是假设，事实上香港受雇于你们这些大公司的雇员只占总人口的少数，香港有十八万公务员和无数的中小公司以及自雇人仕，不知道郑先生凭什么宣称他们少数“大股东”有权代表全体香港市民“小股东”决定香港的政制改革？

恕笔者浅薄，笔者只知道天赋人权，生来平等。各个国家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未与闻政治权利要根据财富多寡来分配。无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由不同阶层所组成，社会的运转和进步全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缺少了哪一个阶层，社会都不能健康地发展，各个阶层都应该在公平的社会制度下自由竞争。如果按照郑先生这样的说法，像美国微软主席比尔.盖兹这样的巨富，在美国社会里应该有绝对的话事权，可惜笔者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尔.盖兹先生有如郑先生同样的要求。

其实，像郑先生这样的有钱人，唯一能说明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自由竞争的优胜者。绝对不能因为他们是经济竞争的优胜者，就自动成为政治权利的垄断者。须知他们的成功，除了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等内在条件之外，香港社会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制度是他们成功的外在条件。试问，如果郑先生在大陆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在毫无游戏规则可言，毫无法律保障的经济环境下，能取得在香港这样的成功吗？公平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但对工商人仕十分重要，因为它帮助了他们的成功；对于普罗大众同样重要，因为它为他们保留了将来成功机会。所以郑先生这样的工商人仕完全应该相信，广大的香港市民都支持现行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绝对不可能将之变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香港几百万新老移民就不会唾弃大陆的专制社会主义，投奔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了。同时也不必担心普选会令香港会变成过度的福利社会，要相信香港人的智慧，一定能够找到保证成功者的利益和运用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社群的平衡点。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共产党毛泽东乌托邦式均贫富的封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因为它违背人性，窒息了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令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人民大众既没有钱，也没有权。经过几个世纪优胜劣败的淘汰，证明了现存欧美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既保证了全体公民经济上公平竞争的权利，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优胜者；同时也保证了全体公民政治上平等的政治权利，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参与国家政治。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富贵贫贱，每一个人在人格上，在政治权力上是绝对平等的。郑先生等只不过是经济上暂时的优胜者，比起美国的比尔.盖兹等巨富差得很远，根本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利剥夺全体香港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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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ep, 2004)

评“中国特色”的“死人政治”及邓小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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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日讯】西方人活着的时候尽情地享受生活，enjoy the life；死去后，则希望能在天国享受平静，rest in peace。我们中国人不同，别说活着的时候不懂得享受生活，就是死了以后也不懂得享受平静。近日来，在中国大陆为庆祝一个死人的生日，正闹得沸沸扬扬，还美其名曰“冥诞”，真是太“中国特色”了。

近日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等等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各种庆典，庆祝邓小平一百岁“诞辰”，高调评价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邓小平的家人在他们的豪宅那硕大无朋的大花园里接受电视访问时，情深款款地回忆他生前的一言一行，仿佛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神迹，十几亿大陆人民今天所有的一切全仗他的恩赐；他的三个千金还带着他两个孙女专程到香港来参加庆典，彰显香港人今天还享受着远比大陆富足的生活，也全杖他老人家设计的“一国两制”如何成功……。更有甚者，海内外纷纷传言中共大搞纪念邓小平一百岁诞辰，实质内容是为了进行权力斗争，两派势力藉纪念邓小平攻击对方。国家的领导层有意见分歧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讨论解决，而是大搞“死人政治”，借死人斗活人，也算是世间罕见的“中国特色”吧！凡此种种无不令人慨叹，中华民族的愚昧和自欺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实在是可悲可叹。

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笔者在大陆曾经和几个高级知识份子闲聊，讲到周恩来，有的说周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忍辱负重，保护老干部，减轻“四人帮”的祸害；有的干脆就说他是个美男子，因此令他们全都敬佩不已，露出无比虔诚的样子。当时我对周恩来的认识十分肤浅，还不知道他不单是一个十足的奴才，而且是一个阴险的小人，衹是直觉他做事没有原则，衹会“和稀泥”，胆小怕事，没有任何政治魄力。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崇拜周恩来，不如崇拜邓小平，因为即使周恩来还活着，他肯定没有胆量像邓小平那样搞改革开放。

今天许多大陆人对邓小平的盲目崇拜，也许就像七八十年代对周恩来的盲目崇拜一样道理，因为他们被毛泽东共产党奴化教育几十年所形成的思想方法根深蒂固，无法彻底改变，对外部世界毫无认识，即使是高级知识份子也好不了多少。毛泽东把整个中国折腾得死去活来，邓小平仅仅是停止了这种折腾，不再搞政治运动，给了人民一口饱饭吃，就足以让全中国的黎民百姓，包括这些高级知识份子感恩不尽。二十多年以后，用共产党的说话“听其言、观其行”衡量，笔者对邓小平的看法却完全改变了。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二十年前曾经一起闲聊过的那些高级知识份子，我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告诉他们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通通都是一路货色，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不是人民头上的皇帝，没有一个值得人民尊敬和怀念，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间的区别而已。难道为了否定“一百步”，就必须对“五十步”大唱赞歌？

首先，笔者认为邓小平其人根本就不像现今当权者和御用文人所吹捧的那样，是什么“伟大的理论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等等。盖棺定论，邓小平生前根本拿不出一套像样的理论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留给后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不外乎著名的“两论”。

其一是“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字面上理觧，充其量不过是庸俗的“实用主义”而已。实用主义在世界上早已存在了几百年，邓小平这个伟大的理论，衹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重申实用主义结果至上的原则罢了，怎么看也看不出半点伟大的发明和贡献。而且，庸俗的实用主义并非真理，如果完全抛弃一切公理和原则，不顾一切地追求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公义的崩溃。今天中国大陆官场，商场混乱不堪的局面，与邓小平的“猫论”所提倡的庸俗实用主义不无关系。他的实用主义之所以在当时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也仅仅是相对于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主义而言。他的“猫论”根本就不敢于否定社会主义，衹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有所异议而已。如果邓小平敢于直言：“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好主义”，这才是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表现。即使如此，这句话也只不过是说出了西方世界尽人皆知的一个普通道理。可惜的是，邓小平连这样普通的话都不敢说出来，只敢借“猫”来发泄。

其二是“摸论”：“摸着石头过河”。从字面上理觧，从好的方面说也只不过是提醒大家，改革开放要小心谨慎，不要鲁莽从事，像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蛮干。用他自己的话来觧释说，就是新制度新方法要经过试验才能推广。其实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人类行之已久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翻版，了无新意。同样的“反冒进”，周恩来等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嗫嗫嚅嚅地尝试提出过，不过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周早就偃旗息鼓，不但不敢坚持，反而马上作出“检讨”，迅速“跟上形势”。究其实质，邓小平这句话，和当年的反冒进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怎么说也够不上“伟大理论贡献”；从坏的方面说，邓小平这句著名的摸论，其实充分地显示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本谈不上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上的批判，对为何要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开放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分析，对如何进行改革开放根本谈不上在理论上指出方向，如此怎么能称为“伟大理论贡献”呢？邓公的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他这个“总设计师”其实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毫无头绪。翻译成粤语，其实就是香港人常常说的“见步行步”的意思。香港人使用这句话形容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或者是办事无计划，临急抱佛脚的人，明显地带有贬义。出自伟人之口里，反而一下子变为伟论了，真是讽刺！如果进一步深究邓公的这句伟言，其实是漏洞百出。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大众刚刚从毛泽东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对于改革开放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愿意再走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大轰大嗡”的老路，此时开放改革的大河尚浅，还可以摸着石头向前行；现今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人民大众对于改革开放的迫切性比当初强烈得多，纷纷要求加快改革的步子，向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看齐，再也不满意慢吞吞地摸着石头走一步看一步了。此时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大河中央，河水已深，摸不着石头了，再摸下去就要被淹死，即是被现代急速发展的世界潮流所抛弃。现在最需要的是明确社会改革的方向，舍陆登舟，全速前进急起直追。很显然，既没有指出方向，又没有鼓励进取的“摸论”，早已不合时宜，更谈不上什么“理论贡献”。

其次，笔者认为在实践上，邓小平其人也绝对称不上什么“伟大革命家”。综观邓小平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在世时，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毛泽东去世后大权独揽之时，也不忘“四个坚持”，“祖宗规矩不可改”的奴才角色，其最大的贡献不过是为毛泽东千疮百孔的“社会主义”修修补补而已。根本谈不上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说是毫无建树。

早在五十年代，造成近百万人家破人亡的“反右运动”，虽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是作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全国性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作为当时毛泽东的积极拥护支持者，毛泽东深为赏识并且破格提拔的邓小平，又怎能脱得了干系？

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伙同刘少奇祭出共产党镇压群众的法宝，向全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文化单位派出工作组，抓“反动学生”，“实行白色恐怖”，甚至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桩历史公案，在人民大众的心里自有公论，绝不会因为批判毛泽东，平反刘少奇而再次是非颠倒。

邓小平复出后，为了挽救党国危亡，不得不实行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但是他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更没有先进的理论和一贯的政策。他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但严格局限在经济领域范围内，绝口不提政治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一种跛脚鸭式的改革，而且他还多次动摇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镇压学生游行，罢免胡耀邦、直到1989年出动军队使用枪炮坦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在在都说明他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独裁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民主的敌人。现在的当权者和官方舆论大肆吹嘘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包括不搞政治运动、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其实只不过是对于毛泽东不顾民间疾苦的暴政一种小小的修改和补偿，让人民大众得到基本的温饱，过上稍为像样的生活而已，在西方世界这是人民对政府最低的要求，难道这种最基本的政府责任也值得如此大吹大擂吗？

由于邓小平的跛脚鸭改革衹改经济，不改政治，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发展，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日益彰显，邓式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上一片乌烟瘴气，就是这种跛脚鸭改革面临失败的表征。官场上贪污腐化屡禁不止，杀了几个委员长、省长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前扑后继越演越烈，这说明邓小平所维护的政治制度正是造成贪污腐败的温床，不彻底触动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贪污腐败将永无止日。商场上你虞我诈，互相倾轧，不讲信誉，不知廉耻，假货满天飞，毒奶粉、毒罐头……令人谈虎色变，商业道德荡然无存。社会上黄赌毒日益泛滥，治安机关公然参与经营，黑道白道成一家，抢劫盗窃司空见惯，杀人放火也时有所闻。各级地方官员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有这一切就是邓小平二十年衹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脚鸭改革所造成的恶果。这样的改革开放到底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还是有益于广大人民大众？现今的当权者对这样的开放改革大唱赞歌，并且将所有的功劳归于邓小平一人，其目的不外乎是继续麻痹人民，维护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而已，但是人民有人民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极权等级社会；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专制特权的社会。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将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化私为公，各级共产党官僚按等级分享人民的财产；五十多年后，邓小平将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化公为私，高干子弟伙同各级官员以各种名目掠夺鲸吞国家财产，成为新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体中国人民辛苦积累的有限财富，经历了共产党的两次掠夺，这种公然的掠夺，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在这一意义上说来，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他们掠夺人民财产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手段不同而已。

所有的这一切，怎能让我们全体中国人有兴趣对邓小平感恩戴德呢？姑且让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他高唱赞歌好了，历史终将给每一个人作出公正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早已在广大人民心中，希望有一天人民大众可以对国内外的与论自由地说出对任何人的公正评价，更希望我们这一辈人有机会看到这一天。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9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9/22/2004 11:18:41 AM

兩韓能，兩岸孰不能？

（紐約）李大立

８月全球最矚目的盛事是雅典奧運會，全球數十億人透過電視屏幕看見北朝鮮和南韓兩國運動員手拉手共舉一面旗幟進場，他們受到了全場數萬觀眾、運動員和各國官員的熱烈鼓掌和歡呼，最有力地彰顯了奧運「和平、平等、友誼」的精神。可是，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政府民間的好戰份子，卻向海峽對岸的同胞發出了殺氣騰騰的戰爭叫囂，讓全世界都看到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過去的「禮儀之邦」，現在到了共產黨的手裏，變成了一個多麼不理智、不成熟和好戰的民族。在大韓民族面前，我們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簡直成了一個弱智的侏儒。

中韓兩國，兩大民族無論在過去的歷史，還是在現在的處境都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處，比如：

1,中韓兩國兩大民族都經歷過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也同樣經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統治；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統治。

2,在驅逐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武裝鬥爭中，共產黨蓄勢而起，並且在其後武力奪取政權，做成了國家分裂長達半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能統一。

3,共產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初，都曾經嘗試過武力「統一」，但都失敗而回。五十年代初，北朝鮮金日成冒險發動南侵，導致美國出兵；毛澤東企圖武力「解放」台灣，也因為金門一役敗北以及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而告夭折。

4,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北朝鮮和中國大陸都堅持要武力「觧放」朝鮮半島南方和台灣，並且將「美帝國主義」視作頭號敵人，在民眾中製造強烈的反美情緒。

5,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統治的一方（中國大陸、北朝鮮）實行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導至國弱民貧、民不聊生，毛澤東「大躍進」時期的中國大陸和今天金正日的北朝鮮甚至哀鴻遍野，老百姓餓死不計其數。

6,民主自由的另一方（中國台灣、南韓）實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富足，成果有目共睹，雙雙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7,共黨統治的一方（中國大陸、北朝鮮）政治上實行獨裁專制，鉗制人民思想自由，以暴力恐怖手段維持統治。統治者往往以「統一大業」為藉口，向對方發出戰爭叫囂，企圖轉移民眾的視線。

8,民主自由的另一方（中國台灣、南韓）實行民主政治，全民普選。民眾普遍不願意放棄現有的民主，甘願忍受共產黨的專制而勉強統一；也不願意放棄現有的富足生活，甘願忍受共產黨的貧窮而勉強統一。

但是，面對著相同或者相似的歷史根源和政治現實，兩大民族處理國家統一和民族危機的手法又大不相同。分析一下它們之間的異同點，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比如：

1,金正日時代的北朝鮮，由於堅持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實行集體奴役，國家已經陷入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人民大眾食不果腹，哀鴻遍野，獨裁政權朝不保夕，已經無力再叫喊「觧放」南方。也或許終於認識到不能再用戰爭屠殺自己的同胞，因而不再對南韓發出戰爭威脅。而大陸中國由於實行了改革開放，經濟得以起死回生，出現泡沫經濟表面繁榮的虛假現象，但是與此同時，貪污腐敗越演越烈，江胡溫等領導人為了轉移民衆視線，不斷對台灣發出戰爭叫囂，簡直不知羞恥地以內戰和民族自戕為榮，可見我們這個民族遠比大韓民族好鬥好戰。

2朝鮮民族比較能夠順應國際潮流，知道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以及國家民族統一是大勢所趨，不至於像中共那樣常常標榜「光榮的孤立」，自絕於世界潮流以外。即使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嚴重對立的情況下，南北雙方仍然保持直接通話，南韓為救濟和幫助北方同胞慷慨解囊。南韓總統金大中放下一切政治歧見，四年前率先訪問北朝鮮，和金正日舉行最高會談，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並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金正日亦已實現承諾，對南韓進行了回訪。但是已經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卻因為政治見解的不同，雙方死抱「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教條，都不願意為了民族和解而放下身段，作正式的官方接觸，更遑論最高領導人互訪和會談了，可見中華民族遠沒有能像大韓民族那樣順應世界潮流。

3,朝鮮民族懂得將民族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和「階級」利益之上，雙方領導人一致同意互訪和舉行最高級會談，共同討論國家和民族的統一，並且一致同意這種互訪和會談是無條件的。中華民族卻一貫將小集團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數千年來內戰不斷。直至全世界都走向和解的今天，大陸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堅持有條件和談，堅持所謂「承認一中」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其實質就是將對方拒於和談大門之外。須知所謂政治談判，就是應該無任何先決條件才能表示雙方的誠意，任何問題包括所謂先決條件都可以在談判桌上解決。共產黨偏偏連這一點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就像當年要把國民黨蔣介石、李宗仁等列為戰犯，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一樣，可見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遠遠比不上大韓民族。

4,朝鮮民族同時懂得將民族利益放在狹隘的政治利益之上，他們雙方有足夠的智慧處理雙方的外交和國際問題，不但鮮見為了某個國際組織席位而爭得你死我活，而且能夠共同參與許多國際活動，就好像這次共同組隊參加雅典奧運會，共舉一面旗幟，手拉手進場一樣。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共產黨的支配下，現在卻失去一切民族智慧，本是同根生，相煎卻太急。不但難以想像雙方的運動員手拉手進場，在所有的國際交往塲合，都視對方為仇敵，甚至偶遇對方即離場抗議。無理地要求所有第三者斷絕與對方的來往，作為建交和通商的條件，非要封殺對方一切活動空間才罷手。由此也可見我們民族的胸襟遠比不上大韓民族。

5, 朝鮮民族有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團結精神，南北朝鮮對待日本侵略戰爭賠償、獨島等領土爭端、甚至最近針對中國的「高句麗」歷史問題的討論，都有著幾乎一致的立場和行動。不像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對待日本侵略戰爭賠償、釣魚台等領土爭端、以及其他國際問題那樣南轅北轍，從來沒有形成過全民族的統一意見和行動。最近，南韓還為清查數十年前日偽時期的「韓奸」，牽涉到許多當今的政治人物。而我們中國兩岸卻都還有有漢奸嫌疑，或者甚至認日作父的人曾經充當過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可見我們中華民族遠沒有朝鮮民族那樣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團結精神。

6,朝鮮民族有較強的民族認同感，北朝鮮人民經過第三國投奔南韓，都得到南韓民眾的歡迎，給予人道主義的安排和幫助，對他們的投奔自由的勇氣欣賞有嘉，從來沒有嫌棄這些窮親戚。可是台灣的中國人對於投奔自由的大陸中國人卻視作包袱，對他們反抗專制投奔自由的勇氣毫不同情，李登輝時代甚至將投奔台灣的大陸民運分子遣返大陸，將這些為民主獻身的人送入共產黨的虎口，真是相迫何忍。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民族不但缺乏民族認同感，在某些人身上，甚至簡直沒有半點人道精神。

如此等等，難道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深思嗎？我們中華民族和朝鮮民族在近代都不幸出了一個民族的敗類，中華民族是毛澤東及其忠實信徒；朝鮮民族是金氏父子，今天的北朝鮮金正日甚至被美國列為邪惡軸心之一。他們令到我們這東亞兩大民族飽受摧殘，我們兩大民族的共同目標是推翻共產專制政權。儘管今天大陸中國人民的生活比北朝人民的生活好，但這只不過是鄧小平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共產黨統治而作出的有限度經濟開放的結果，一點都不值得有什麼可喜。如果我們中華民族不認識自己民族的缺陷，以「大漢族」、「大中國」自居，不學習別的民族的長處，克服自己民族的劣根性，筆者可以斷言，將來大韓民族會在國家統一和民主自由的訴求上走在我們前面。南北朝鮮像東西德那樣推倒柏林墙，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同時實現民主自由也許並不遙遠，這就是「物極必反」和「知恥近乎勇」的道理。人家那邊已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我們這邊還在喊打喊殺。說不定那個時候我們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還在喋喋不休地爭論誰是正統，或者甚至摩拳擦掌準備自相殘殺呢！

(刊於「爭鳴」雜誌04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