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2, 2004

不合理的制度,不公平的選舉

李大立

九月十二日香港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香港人再次締造歷史,投票率高達55.63%,比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大選還要高,向全世界彰顯了香港人的成熟理智和民主意識,給了北京那些貶低「香港是經濟城市」,「香港人不具備普選條件」的無知共幹一記響亮的耳光。

對於這次選舉過程的報道,選情的分析以及新一屆立法會的政治動向,香港報章包括貴刋在都已發表了許多詳實的評論文章,本文僅就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發表評論如下,供廣大讀者指正:

一,「功能組別選舉」是個假民主的怪胎。

這次立法會選舉,北京共幹形容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選舉,言下之意,北大人容許將地區直選議席由上届24席增至本屆30席已經是對香港人的浩蕩皇恩,但是,他們極力維持的「功能組別選舉」仍然全體立法會議席一半的30席。並且在四月份「人大釋法」強橫地否決OO八雙普選的時候,滿頇地規定今後立法會選舉議席分配不變,毫不羞恥地以「循序不進」取代向全世界莊嚴宣布過的「循序漸進」,企圖以「功能組別選舉」這個假民主的怪胎來阻擋香港的民主步伐。那麼,就讓我們看看這個所謂「功能組別選舉」到底是什麼東西?

接近180萬人投票選舉30名地區直選議員,每個當選議員平均要取得將近6萬選票;而另外30個「功能組別選舉」議席裏面,只有9個界別使用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其餘21個界別竟然以公司、商會或工會作為投票單位。更有甚者,30個「功能組別」裏竟然有11個組別是只有一個人報名參選而自動當選的,幾乎全體立法會議席的1/5,這不能不是世界級的選舉笑話!餘下的19個功能組別選舉,只有10多萬人投票,一些組別只有幾百人投票選舉,其中有4個當選議員得票竟然少於3OO,最少的一個只得到267便已當選,比董建華的800人小圈子選舉還不如。這10多萬特殊選民有權決定立法會一半的議席,並且每人同時擁有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兩張選票,成為了選舉中的特權階層,豈不是對參加地區直選的近180萬人的一個極大的侮辱?北京共幹和董建華以及香港的土共有何面目奢談「公平、公正」!

再看看「功能組別選舉」的參選人是如何對待界別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為了寵絡選民,不少功能組別參選人在競選時打出的政綱,不惜犧牲社會公利益以滿足小圈子界別利益。比如法律界有候選人提出恢復樓宇買賣律師費劃一收費,而這種劃一收費,正是因為公認有違市場競爭,且對進行中小樓宇買賣的低下階層不公平而取消的。還有候選人提出徵收樓宇買賣律師附加費,作為律師公會賠償基金,支付因某些同行疏忽責任造成客戶損失時的賠償費,律師出錯為何要客戶集體負擔賠償?又比如保險界有候選人提出買保險可以扣,如果各行各業的商業活動都可以扣,請問政府稅收從何而來?如此等等,都是以損害全體香港人的社會利益,滿足小圈子界別利益為前提的。立法會不是工會、商會和專業協會。我們做為一個選民有權要問:為什麼要為這些敢於赤裸裸地損害公眾利益的人建造一條進入立法會的特殊渠道?這樣的「功能組別選舉」對全體香港人的公眾利益有何好處?

北京共幹堅持保留「功能組別選舉」的藉口「保持均衡參與」,其實,這衹是與世界民主潮流,甚至是與現代社會生活完全脫節的井蛙之見。眾所週知,隨著社會的文明進,民眾的專業知識日益廣泛和多元化,各種社會功能之間的融合和協調日趨增加,選民的文明素質日益提高,在全民普選中選出具有各行各業專業知識的人才毫不困難,西方民主國家的全民普選証實了這一點。

二,「比例代表制」是北京對付民主派的法寶。

根據港府的公告,所謂「比例代表制」是以候選人名單為單位參選,多於一人的名單由參選人自行按優先次序排列,每張名單按所得選票取得議席,餘下的議席將依次分配給獲最大選票餘額的名單。這種選舉方法,在西方國家極為罕見。在香港,則是在97年回歸後北京一手扶植的「臨時立法會」炮製出來的,當時因為民主派杯葛臨時立法會,才得以有機會通過。

這種選舉制度,是一種打「公平、公正」旗號,專門為得票率較低、而又能通過嚴密的組織實行「配票」的單一派別一方,不公正地獲得較得票率多的議席而設計的。它逼使得票率較高、但是派別較多,組織鬆散難以「配票」的一方浪費極大的票源,從而取得遠比得票率少得多的議席。可見這種選舉制度貌似公平,實質上極不公平,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北京針對香港的實際情況度身訂造的陰謀。

讓我們看看這次選舉的結果:港島區楊森、李柱銘名單得票131,788,比馬力、蔡素玉名單的74,659票多出近倍,結果是各得兩席。楊李名單兩人均以「足額票數」59,016票當選,結果多出了13,756票全部作廢,浪費了大量的票源;而馬蔡名單僅馬力以「足額票數」當選,蔡素玉僅得15,643餘額票即已經當選。楊李和余若薇、何秀蘭兩張名單共得205,632票,平均每人51,408票,比馬力和蔡素玉平均得票多出14,078票,但是結果卻是蔡素玉當選,而何秀蘭落選。如果楊李和余何合作一張名單,則何秀蘭當選,而蔡素玉落選。可見這種選舉制度明顯有利於單一派別的一方。

再看看全香港的情況,泛民主派得票率62.44%,但是卻只得到60席中的25席,只41.67%,兩者極不相稱。又比如,號稱立法會第二大黨的自由黨,擁有10個議席,總共才獲得118,997票,還不及「鄭大班」和「長毛」兩個人的選票多。這裏除了因為「功能組別選舉」沖淡了地區直選的結果之外,「比例代表制」的傾向性不容忽視。

為何大家都用同一種選舉制度,會對其中一方不公平呢?原因就在於在這種選舉制度下,當選議員的得票差距極大。他們之中有一些是以「足額票數」當選的,這個足額票數」就是該區的有效票數除以該區的議席數,全港5個選區,從56,92361,572票數不等,屬於高票當選。而另外一部分當選議員則是「最大餘額」當選的,換言之則「非足額票數」當選,其中得餘額票最少的當選議員,僅得15,643(蔡素玉),兩者相差懸殊。如果一方以「足額票數」當選的議員多,而另一方以「非足額票數」當選的議員多,選舉結果就明顯對前者不公平。

在地區直選中全部足額票數 (即第一輪) 當選的16人當中,泛民主派共佔10人,而民建聯、工聯會僅佔4人。在非足額票數(即第二輪)當選的14人當中,泛民主派8人,而民建聯、工聯會5人。但是在這14個人當中,票數最多,即接近「足額票數」的當選人,都是泛民主派成員。比如:梁國雄60,925票,李華明56,408票、梁家傑56,19……;而最少票者,大多是民建聯、工聯會。比如:蔡素玉15,643票、李國英33,862……。如此一來,一出一進,此消彼長,泛民主派和民建聯、工聯會雙雙所得的票數和所得的議席就不成比例了。 如果採用「多議席單票制」結果就會完全不同。比如,港島選區要從16個候選人中選出6人,選票列出全部16個候選人名單,每張選票可選其中6人,少於或等於6人者有效,超過6人者無效。依照港島區今次的選票分佈,則肯定何秀蘭當選而蔡素玉落選。這是世界上公認的最直接最準確反映民意的選舉方法,在香港卻被棄置不用,裏面肯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

為什麼在同樣的民意基礎上,同樣的選票分配上,會有不同的結果呢?從此,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目前香港的的選舉制度是否科學?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因此,筆者認為,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之前,泛民主派沒有充分認識到原來的選舉制度的不科學,不公平和不合理,沒有在立法會裏對「比例代表制」質疑,已經犯了大錯,對不起廣大支持他們的選民。如果有可能和必要,在爭取到全面普選之前,首先應該在立法會裏提出動議,將「比例代表制」改為較為合理的「多議席單票制」,讓選舉反映民意,為香港的民主發展掃除北京設置的障礙。

(刊於「爭鳴」雜誌0410月號)

评「中国特色」的「金牌政治」



【大纪元1010日讯】(纽约)李大立
中国大陆在本届雅典奥运会上取得了32块金牌,位列世界第二(奖牌总数应为第三──笔者注),举国欢腾,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再次被激发并引至高潮。奥运会上的胜利,与其说是民族体育竞技水准的胜利,不如说是共产党愚民政策的「胜利」。请看以下的分析:

一,体育政治化,完全违背体育运动的本义。

众所周知,体育运动起源于人类初期求生的本能,产自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比如投掷、射箭等等,体育运动的初衷是强身健体。为了身体健康,人民大众自觉地进行各种体育锻链和运动,一如当今世上所有自由民主的国家。可是在中国大陆,一切事物全都被高度政治化。冷战时期,体育运动被利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用来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是否「东风压倒西风」的证据;现今冷战时期结束了,在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体育运动回复了他强身健体平等参与的本义,唯独世上硕果仅存的共产大国,中国大陆独裁专制政权,仍然将体育运动高度政治化,完全丧失了体育运动的本义。

在中国大陆,很多体育竞赛,比如不久前刚结束的亚洲杯足球赛,以及雅典奥运会,都被独裁专制政权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义。一场比赛的胜利或者一个金牌的取得,都被说成是民族精神的胜利,执政党的胜利,甚至是政治路线的胜利。比如这次雅典奥运会取得金牌第二的成绩,就被大肆吹嘘成「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丰硕成果」,每一个取得金牌的运动员,照例将金牌归功于「党的领导」。共产党不遗余力地藉此机会向人民灌输他的愚民教育,将体育运动的成绩用来美化独裁专制政权,正如BBC特写「中国奥运金牌与全民体育」所说:中共政权用奥运金牌来「助长民族主义情绪,弥补政权合法性不足」。

二,体育贵族化,完全脱离人民大众。

在西方国家,体育运动是人民大众自发性的运动,完全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笔者每次到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运动,都看见许多男女老少在跑步、打球和游戏。在洛杉矶著名的「玫瑰碗」运动场外面,有二、三十个小型草地足球场,有很多男孩子在打棒球,而女孩子则在踢足球。他们都穿著整齐的队服,由父母或者学校老师带领并且充任裁判,一丝不苟的进行运动和比赛。笔者深感美国生活富裕,人民大众重视身体健康,因而体育运动非常普及,这才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体2育强国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大陆则不然,中国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体育运动远没有达到全民普及的程度,迄今为止仍然是少数人的「贵族运动」。不用说广大农村连最起码的运动场地和设备都没有,就算是大城市里,群众性的体育场馆仍然十分稀少。好像香港民众放工后或者假日里,一家大小或相约三五朋友租用公共场馆打球娱乐的事情,闻所未闻。为数已少的体育场馆大部分都被贵族化,只有少数特权阶级或者专业运动员才有权使用。一切资源都被用来培养少数「体育尖子」,用来争夺金牌,粉饰太平。就连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仍然清醒的时候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也早已被抛弃。使体育运动变成一小撮特权阶层的运动,与全民普及体育运动背道而驰。

三,体制国家化,民间体育被全面扼杀。

西方民主国家,包括香港在内,体育运动完全民间化、市场化。绝大部分「运动员」都是业余性质,本身有一份正职,体育训练和比赛只是在工余时间进行,各专业运动协会只可根据运动员的成绩和需要,向政府申请津贴。专业运动员少之又少,即使是专业运动员,也大多数是依靠商业运作获取赞助资金进行体育运动。完全依靠政府耗用纳税人的金钱做为工薪,好像公务员一样的运动员可说是绝无仅有。正式的国际体育比赛也依靠门票收入维持,必要时才能向政府申请资助。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投资,绝大部分用在公共体育设施之上,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给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活动环境。

中国大陆正好相反,独裁专制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将体育政治化,体制国家化,国家耗用巨资开办各种体育院校,豢养占人口极少数的「体育尖子」。根据大陆发表的数字,全国共有各种体育学校1782所,18.5万学生,经过自「少体校」开始的层层选拔,全国有2万多专业运动员,全部靠国家供养。国家用在体育事业的投资,绝大部分都用在这些尖子身上,用以冲击奥运金牌,普罗大众则未能润泽分毫,民间体育运动无从发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资料,四年来为了备战雅典奥运,共耗用了20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还不包括扩建体育场馆和各级官员「出国考察」的费用,亦即是平均每块金牌的成本超过6亿元人民币。在这一项指标上比较,中国大陆肯定是世界冠军。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备战雅典奥运花了4亿元,只有中国大陆的1/50,金牌只比中国少5块,总奖牌却比中国多29块。每块金牌的成本只有中国的1/45。其他民主国家各项预算开支均须经过国会同意,透明度极高,更加没有可能好像中国专制政府这样大花公帑去「冲击金牌」。

四,比赛严肃化,运动员往往大失水准。

西方民主国家参加奥运的运动员,绝大部分是业余性质,经过自由报名,全国专业协会选拔,代表国家参赛。他们无不将此看作莫大的荣耀,因此都能自觉地为国家荣誉拚搏,毫无思想压力,个性天份得以尽情发挥,因而屡创佳绩。他们的表现和成绩,才是他们国家整体体育水平的真实反映。

中国的国家体制则将体育比赛视为政治任务,像计划经济一样层层下达指令性任务指标,强化训练基地,妄图用少数体育尖子冒充整个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去作虚假性的冲击。运动员思想负担太重,放不开手脚,所以无论是球类比赛还是个人竞技,往往会大失水准,失败而回。比如世界杯足球赛,雅典奥运上体操、跳水等项目的失常表现,就是原因在此。

五,奖赏超常化,完全脱离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大陆除了耗用巨资去培养少数体育尖子之外,还耗用巨额的纳税人金钱催谷金牌。根据大陆官方公布的资料,奥运获奖运动员的奖金分为国家、地区和企业三种。国家奖励金牌运动员20万人民币;银牌12万;铜牌8万。运动员所在的地区更是不顾当地经济环境,以「为本地区争光」为名大破悭囊,重重有赏。比如雅典奥运会上69公斤级举重冠军张国政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奥运金牌得主,云南省政府不顾本省仍是贫困省的现实,奖赏张国政150万人民币,而该省尚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年收入不足2000元人民币;跳水冠军郭晶晶获得河北企业赠送别墅一栋;射击冠军朱啓南回到浙江家乡,一天之内就收到了32万元的奖金。跨栏冠军刘翔所获奖金更是超常化,根据大陆报刊报道,刘翔获得国家20万元奖金、田径管理中心100万、上海市50万、某摩托企业100万、某饮品企业30万以及香港霍英东基金80万共380万元,相当于普通中国城市居民超过300年的平均工资总收入。

再看看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政府给予金牌得主300万日圆;银牌200万日圆;铜牌100万日圆。独得男子100米及200米蛙泳两枚金牌,以及400接力团体铜牌的北岛康平,得到了最高个人奖金700万日圆。但是,别忘记了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达60000亿美元,是中国的5倍多,人均产值是中国的近50倍,人均年收入达400万日圆。北岛康平在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绩远比刘翔大得多,日本的国力也远比中国大得多,但是前者只取得日本国民平均年收入1.75倍的奖金,而后者却取得中国国民平均年收入475倍的奖金。

六,体育功利化,运动员素质低下。

中国大陆的体育运动除了极端政治化之外,还极端功利化。体育运动不是以提高人民体质和健康水平为目地,而是以夺取金牌为目地。于是,就出现了一切为了金牌的扭曲思维和人格。运动尖子从小被关在集中营似的训练营内长期训练,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金牌。一旦得到了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忘乎所以;一旦失败了,就算得到了银牌,都会觉得抬不起头,好像人生完结。在他们的思维里,体育竞技完全丧失了强身健体的本义。

在电视萤幕上,我们可以通过中国运动员的举动,透视他们这种在长期功利教育下所形成的扭曲人格。110米跨栏冠军刘翔得到冠军后,简直忘乎所以,居然罔顾中国田径运动即使在亚洲也不领先别人的现实,对世界传媒宣称「中国有我,亚洲有我」。一步跳上领奖台招展国旗,得意忘形表露无遗,其领奖表现堪称世界冠军。乒乓球男单决赛中国选手王皓输给南韩选手柳承惠,在领奖台上一脸不屑,没有一丝笑容。柳承惠主动打手势要求王皓和铜牌得主王励勤一齐出示奖牌,让记者拍照,两位中国选手却毫无反应,表现冷淡,令对方十分尴尬。这就是中国大陆体育功利主义所培养出来的,代表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员的「素质」。

七,金牌虚假化,国民体质不升反降。

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国后,不但运动员、教练员得到了与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极不相称的巨额奖金,还受到了国家主席等接见,宣称奥运金牌体现了中国的繁荣强大,体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丰硕成果」。其实,这是愚民教育的一个环节,只能欺骗长期受蒙蔽的老百姓。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体育运动的金牌和国力的强弱并没有绝对必然的联系,更何况中国的金牌是用纳税人的金钱堆积起来的,根本不能代表国家整体体育运动真实水平,更不能代表民众整体健康水平。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

中国平均2059万人才取得一块奥运奖牌;日本为344万人;美国为285万人;澳大利亚仅为39万人。牙买加是一个仅仅有500万人口小国家,也取得了的212铜的成绩。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平均要2000多万人口才取得一面奖牌,正说明了自己的贫穷落后,有甚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

再看看国内的人民大众健康状况:据国内公布的数字,全国有1.2亿乙型肝炎带菌者、每年新增500多万乙型肝炎患者;肺结核病从未得到根治,全国有600万新旧患者;每年因为各种疾病无钱医治而死亡者超过15万人。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多次拨款,以帮助中国控制这些传染病。这样的民众健康水准,能算一个体育强国吗?

八,宣传愚民化,领导官僚弱智化。

共产中国的独裁统治者和全世界的独裁统治者一样,都是靠愚民宣传教育,掩盖事实真相,剥夺人民大众的知情权来维持他们的独裁统治的,这次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就是一例。中国大陆的电视转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转播中国运动员的比赛,特别是花大量的时间转播中国运动员取得金牌的项目,至于其他没有中国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即使是世界最高水准的赛事,都几乎不予播出,其他报纸杂志也是如此。很可能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们会以为奥运会田径赛只有跨栏一个项目,而金牌得主是中国的刘翔。这就是共产党一贯的片面有选择性的愚民宣传所期望得到的结果。笔者敢断言,即使是大城市的居民,也不一定知道原来本届奥运会在田径、游泳以及水上运动三个大项目中,共设有119块金牌,而中国只取得其中的4(跳水不包括在内),因为如果让大陆人民都知道真相,共产党专制政府想借奥运金牌来进行愚民教育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专制政府借奥运金牌为自己的不合法统治粉饰门面;运动员借获取金牌名利双收;教练员及官员们则借奥运金牌升官封爵。现任「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就是靠当教练员带领女排取得世界冠军而得到官位的。大陆报纸报道,袁伟民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从雅典返回北京后,在「表彰大会」上说:「奥运成绩的取得直接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是完成奥运任务的重要基础,金牌运动员来自全国17个省市和解放军,充分证明了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巨大成效」。连一个国家主管体育事业的最高官员都只有这种体育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世界民主国家体育事业的自由运作毫无认识,怎么能指望这个国家的体育事业能够长盛不衰呢?

九,体育法西斯化,专制社会灭亡先兆。

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盛行,体育行业必然也乌烟瘴气,足球裁判的「黑哨」就是其中一例。此次雅典奥运,照例冒出不少贪官污吏,借奥运之机中饱私囊,大肆挥霍人民血汗。据外电报道,中国某市先后派四个「考察团」到雅典「考察奥运」,其中许多是与体育无关的行政官僚,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平均每人花费公帑17万元。希腊负责接待的官员都不禁摇头,雅典某旅行社王小姐说:这些人连英语都不懂,能「考察」点什么?不过来公费旅游罢了!

1936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德国取得了金牌第一;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苏联首次超越美国,取得金牌第一,但是过不了几年都垮台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都是独裁专制的法西斯国家,一个专制的政权往往十分迫切地倚靠体育运动的成绩来支撑,为他们对独裁专制粉饰门面,但是全都无济于事。今天的中国,正在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和八十年代苏联的老路,时代虽然不同了,历史给他们准备的终点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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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0410月号,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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