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普遍低下，根源在於制度——淺評中共五十五年外交之四

(紐約)李大立

綜上所述，中共建國以來各任外交部長在國際大舞台上的表演，大多有失國格，有些甚至低俗不堪，和大多數國家的外交代表，都相差一段不短的距離。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立國的目標、原則和方法完全錯誤，以致造成本文第一篇題目「形象如此不堪，國家如何立足？」的結果。

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質衹是在落後國家的一場農民起義的結果，其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領導層，大多是一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農民，或者是一些所謂「邊緣知識分子」。不但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就是對中國五千年燦爛文化，對世代傳承的「禮儀之邦」都知之甚少，但又偏偏自信心爆棚、自命不凡；加上共產革命只尊工農，排斥知識分子和其他階級，由這樣的革命產生這樣的領袖，又由這樣的領袖統治這樣的國家，其外交水準也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意思都是說：「上行下效」，有怎樣的領袖，就有怎樣的下屬。那就讓我們先看看中共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外交風格。

1958年中蘇分歧，蘇聯赫魯曉夫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毛澤東居然在游泳池穿著游泳褲接見他(大陸文章說：毛澤東在游泳池游水，把赫魯曉夫晾在池邊，游夠了才上岸見他)堂堂一個國家元首(毛澤東當時兼任國家主席)，連最基本的外交禮儀都不懂，難怪他一代一代的外交部長都不懂得禮貌。1976年1月1日，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女兒朱莉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美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之子)以私人身分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當時尼克松已經因為水門事件下了台，毛澤東還口口聲聲「尼克松總統」……，戴維小心翼翼地告訴毛澤東：「尼克松先生已經不是美國總統了……」，毛澤東竟然滿頇地說：「我樂意這麼叫他，你管得著嗎？……」，戴維說：「反對我岳父的人很多，還有人強烈要求審判他，這樣稱呼他會傷害美國人民的感情……」，毛澤東說：「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不單要稱他為總統，我還要邀請他來中國訪問，馬上就來！……」。在外國人面前，一副滿頇橫蠻的樣子。

除了沒有禮貌，蠻不講理之外，因為本身文化素質差，偏偏又以為做了皇帝無可匹敵，於是就往往不分塲合口不擇言，真個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誓不休」。不但與其身份大不相稱，而且往往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真個是「一言喪幫」，這樣的例子就太多了。

最典型的就是1964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時說：「你們不需要向我們道歉，我們應該感謝你們，如果沒有中日戰爭，就沒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堂堂一國之首，竟然漠視數千萬同胞死於中日戰爭的「國恥」，公然感謝昔日屠殺自己父兄、強姦自己姐妹的敵人，著實會令對方瞠目結舌，深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民，聽到了這樣令人吃驚的話竟然出自自己的領袖之口，心裏面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偉大領袖可能連想都沒有想過！當然，皇上金口玉言，說什麼也沒有人敢阻攔，但是別忘了歷史是無情的，這句話必然會在世界歷史上被記下最荒唐的一筆，心中根本沒有他的人民的賣國暴君最終必將被人民釘在恥辱柱上。

1971年毛澤東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誰說中國人愛好和平？那是騙人的，事實上中國人很好鬥，我就此其中的一個」！這句話確實沒有錯，毛澤東生來就是一個生性好鬥的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一生與敵人鬥，與朋友鬥，與同志鬥，一直鬥到死的一天。他錯在把全體中國人民拉下水，以為中國人個個都像他這麼好鬥，讓五千年的禮儀之邦在全世界面前集體蒙羞。

1973年2月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提出「反蘇統一戰線」，荒謬地表示要「一個緯度，一條橫線」來對付「一個可詛咒的傢伙」。1974年1月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一條線，一大片，中、美、日、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同處在同一緯度線上，連成一大片聯合對付蘇聯……」。一廂情願地以地理緯度來劃分敵友，真是聞所未聞，用李肇星的話來說真是「幼稚園程度」，恐怕要笑掉聽者的大牙！

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支援世界革命」，「做第三世界領袖」的梦魘，往往心血來潮，信口開河不惜將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肆意揮霍。1965年3月8日，周恩來、李先念陪同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講到經濟援助，毛澤東竟然問阿尤布．汗說：「中國人是不是太小器？」，阿尤布．汗不知如何回答，毛澤東就說：「二億美元太少了，給五億！」，窘得剛剛和阿尤布．汗討價還價會談完的周恩來、李先念目瞪口呆。事後，毛澤東還說：「應該再加一個零」，意思是擴大十倍！據大陸的擦鞋回憶文章說：毛澤東自從擔任領袖以後，雙手從來沒有碰過錢，因為他的衣食住行全部有人服侍，要什麼有什麼。如此說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這個窮國家到底有多少家檔，可以供他揮霍，在別人面前充好漢。

六、七十年代，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處境空前孤立，毛澤東提出所謂「三個世界」論，不惜一切拉攏所謂「第三世界」的非洲窮國家。1967年6月23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問中國，由於他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外國元首，毛澤東破例親自到人民大會堂門口迎接。會談中卡翁達要求中國援助修建1860公里長的「坦桑鐵路」，毛澤東連想都不想，一口答應說：「這條鐵路投資也不過一億英鎊，沒有什麼了不起！......」，據大陸出版的文章回憶說：「在座的人都不出聲，顯然在揣摸這句話的含意，究竟是毛澤東的幽默，還是他的氣魄？最吃驚的是卡翁達本人……」。就這樣，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耗費了極大的人力物力，不斷追加投資，歷時十年才修通了這條跨國鐵路。可是，由於從根本上缺乏管理人才，當地的經濟發展落後於運輸能力，營運以後一直虧本，後來毛澤東死後，索性被賣掉，中國人民幾十億血汗錢血本無歸，全部泡湯。

當時毛澤東還有一個獨裁者朋友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六十年代成了中國唯一的最忠實盟友，從1954年開始，毛澤東總共給了他9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阿國只有200萬人口，平均每人4000多元；而當時普通中國工人每月只有30多元的工資收入，每個阿爾巴尼亞人得到的援助等於一個中國工人十年的總收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毛澤東把數十萬優秀的中國兒女推到戰場上送死，把中國人民的財產化為烏有；1965年毛澤東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失敗，導至六百多萬華僑慘受迫害；七十年代毛澤東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權殺害柬埔寨人民200萬，幾乎佔全國人口1/3，其中包括30多萬華僑，毛澤東外交的禍國殃民古今中外誰人能及！

鄧小平其實是一個十足的機會主義者，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毛澤東的一個忠實走狗，他積極參與「抗美援朝」、積極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波蘭、捷克的民主運動、後來又積極參與「中蘇論戰」，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積極宣傳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毛澤東死後，眼見毛澤東的極左外交路線走不通了才改弦更張，不再充當「第三世界」的旗手，鄧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沒有好處，好多主動都失去了」。1991年蘇聯瓦解，柏林牆被推到，東歐共產國家紛紛倒台，中國的鐵哥們羅馬尼亞寿西斯古被槍斃，中共高層極為恐慌，國內有人提出要宣布羅馬尼亞發生「反革命暴亂」，鄧小平不敢同意，在四面楚歌之下，提出十六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尋著應付、韜光養晦」，1956年協助毛澤東對待「匈牙利事件」時的豪氣不再。

鄧小平雖然頭腦比毛澤東要清晰一些，年青的時候還去過法國「勤工儉學」(其實是做廉價勞工，一天書也沒有讀過)，但是本質上仍然是一個「難登大雅之堂」的俗夫。基辛格早期訪華時見過鄧小平，在他的回憶錄裏記述鄧小平：「談話中間喝茶，大聲清喉嚨，往痰盂裏吐痰，然後對客人說，對不起，我是個鄉下人」。初次見面，基於和周恩來的彬彬有禮不同，所以鄧給基辛格的印象並不好，基辛格曾經對人稱鄧小平為「一個討厭的小個子」。鄧小平的固執也給他的對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卓爾夫人在「唐寧街歲月」一書中回憶說：「我早就聽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覺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的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如果英國不同意，中國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實，英國並非懦弱，根據這本書的記載，戴卓爾夫人曾經詢問過英國軍方，如果效法福克蘭群島和中國軍事對抗，是否絕對沒有可能？最後英國可以說是「投鼠忌器」不希望香港受到戰爭的損毀，所以一早放棄武力對抗的選項；既然達到了保留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本身亦從來沒有從香港掠奪財富，(香港回歸時，英國給香港留下了近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當時佔世界第二位)，因而就轉而同意將香港和新界的主權一併歸還中國，為中國的統一，也為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向世人顯示了何謂「紳士外交」；反之，在中國大陸則一面倒地宣揚吹捧鄧小平的強硬立場和「豐功偉績」，彷彿香港回歸衹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貪天之功，據為己有。

鄧小平外交留給香港人最深印象的還有兩件事，其一是1984年特意召集香港記者，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黨霸」之威風顯露無遺；其二是每次出場，腳邊總是有一個大痰盂，和外賓談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指指指點點。香港人議論他「無點教養，無點禮貌」，因為在香港人看來，在人面前吐痰和用手指在別人面前指指劃劃都是很沒有禮貌的。可是，我們的鄧大人畢竟是正如他自稱的「鄉下人」，從頭到尾木知木覺，手下的什麼「禮賓司」之類，也沒有人敢提醒半句，於是就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大損國格不自知。

有怎樣的前朝君主，就有怎樣的後朝臣僕，鄧小平死後，江澤民悄悄地改變了鄧小平的外交路線，實行所謂「大國外交」，一廂情願地想和美蘇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卻遭到別人的冷遇，布殊宣稱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2001年3月，錢其琛訪美，布殊隆重接待日本首相森喜郎和以色列總理沙龍，卻把錢其琛「晾」在一邊。美國傳媒輿論嘲笑江澤民的「大國外交」是「浪漫外交」，「往往喜歡像國內一樣“拉關係”，喜歡和熟悉的“老朋友”來往，比如曾經擔任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老布殊。但是外國人對中國這種外交文化並不認同，因而往往衹是一廂情願……」，說得一針見血。至於說，江澤民在外交場合下的許多醜態，比如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髮、抱著外國元首夫人共舞、在外交塲合下引吭高歌、在貝多芬故居沒有徵求主人的同意，彈奏貝多芬的鋼琴、青筋暴露面紅耳赤地呵斥香港記者等等，不但已經在海外傳為笑談，在大陸也被老百姓當作笑料。

於是，一代一代傳下去就有了唐家璇、李肇星這種丟人現眼的外交部長。毛澤東時代，連一個普通的電話女接線員都敢於拒接外國總理的熱線電話。1969年其時中蘇正處在「珍寶島事件」之後不久的緊張狀態中，蘇聯總理柯西金通過熱線電話找周恩來對話，這個女接線員居然自作主張對柯西金方面說：「你是“修正主義分子”，有甚麼資格和我們的總理說話？」，差點誤了國家大事，讓堂堂大國斷送在一個無知的女流手中，成了國際外交史的大笑話。但同時又可見當時中國社會的恐怖程度，可見毛澤東的極左外交路線，已經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骨髓裏。身為國家元首的江澤民，比起這個女接線員也不遑多讓，1999年5月，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後，克林頓本意是打電話向江澤民賠禮道歉，可是江澤民卻拒聽電話，令堂堂超級大國總統顏面盡失，同時中共這種無視外交慣例的土八路作風，也大開了世人的眼界。

與之相反，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是一場包容各階級的革命，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人民較多的自由，尊重知識份子。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期間，政府的主要官員都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國民政府歷任外交部長及駐美大使中，伍朝樞、宋子文、胡適、顧維鈞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寵惠、王正廷耶魯大學博士；俞大維哈佛大學博士；王世杰巴黎大學博士……；遷台後的蔣廷黻、葉公超、沈昌煥、蔣彥士、連戰等都是外國留學生，對外部世界有較深刻的認識，能說一口流利英文，自然就和大陸的土包子有天淵之別。1919年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問題代表中國發言，駁斥了日本的無理要求，語驚四座，聲名鵲起；1944年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並且堅持要讓中共代表董必武參加代表團；1957年擔任國際法院法官，並當選副院長，這才是「使出四方，不辱使命」，為中國人爭了光。

在這篇系列文章結束之前，筆者想最後舉一個例子說明中共外交人員本質上比不上國民黨這一點：195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伍修權等九人前往聯合國活動，毛澤東稱之為：「伍修權大鬧天宮去了」。伍修權在聯合國作「控訴美國侵略我國領土台灣」發言後，中華民國代表蔣廷黻用英語發言，發言完畢以後，伍修權要求臨時發言，當著各國外交使節的面，冷言嘲諷道：「我不知道剛才發言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中國人在國際會議上發言不用中文，他還有資格當中國人嗎」？當時，這件事在大陸被廣為宣傳吹捧，可見中共土八路的「土」。可惜伍修權未能看到數十年後錢其琛在鮑威爾面前要求「讓我盡量用英文講」、未能看到江澤民在國際場合不揣淺陋、結結巴巴地用他那幾句「洋涇滨」英語表現自己的場面。

(15/11/04)

(首刊於「議報」207期)

中新生代外交，一蟹不如一蟹——淺評中共五十五年外交之三

(紐約)李大立

毛澤東去世以後，四人幫垮台，開始了鄧小平時代。鄧小平親自主導外交工作，提出了「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稱霸」的方針，一改毛澤東處處鋒芒畢露針鋒相對的作風。他掌政時在外交事務上兩大傑作，其一是與美國正式建交，這件大事功不在他，不過水到渠成而已；其二是收回香港，此事當然是民族大義，鄧小平的堅決果斷功不可沒。但是他設計的「一國兩制」，在世界上史無前例，更主要的是因為共產黨從根本上缺乏民主政治的素養，所以執行起來舉步維艱，至今可說是名存實亡，不啻是鄧小平一大敗筆。他生前最想做到而又做不到的就是統一台灣，他想超越毛澤東，做完成「統一大業」的「民族英雄」，結果是魂勞梦斷，死不瞑目。他大權獨攬，事必躬親，親自訪美、親自和戴卓爾夫人談判、親自見戈巴卓夫……，令到他手下的外交部長吳學謙等無從發揮，只能夠鸚嘴學舌，照本宣科，忠實傳達鄧小平的意旨，因此也就乏善可陳，關於鄧小平本人，請看下一節，專論共產黨領袖的個人作風以及探討其對中共五十五年外交風格的影響。

在此繼續看鄧小平以及江澤民時代中共外交部長的表現，鄧江時代較有影響力的外交部長當數錢其琛，近期在大陸居然被人稱為「外交教父」，且看我們的「外交教父」何德何能。

錢其琛1988年任外長，中共發表的錢氏履歷明明寫著錢其琛最高學歷是上海大同中學，觧放後到蘇聯「共青團團校」短期受訓，卻又硬說「相當於大學畢業文化程度」，在嚴肅的向外公布文件上，仍然不改強詞奪理的作風，徒然貽笑四方。錢其琛在位多年，先是忠實執行鄧小平、繼而忠實執行江澤民的外交路線，四平八穩，但求無過。不過，局限於本身的學歷素養和僵硬思維，平穩之餘，也不斷自暴其短，請看以下數例：

近日，退休以後的錢其琛竟然一鳴驚人，鬧出一場國際大風波。美國大選前夕，錢其琛突然在中國官方英文「中國日報」上發表措詞強硬的文章，稱布殊武斷和傲慢，「布 殊主義」的核心是妄圖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實現美國霸權，兩年內發動了阿、伊戰爭，破壞國際反恐聯盟，促進恐怖活動，並且預言美國必將滅亡。這篇文章，引致 美國強烈不滿，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艾瑞里要求中國政府澄清，錢其琛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據親中的「鳳凰衛視」報道，布殊當選後，對此仍然感到生 氣。眾所周知，在別國總統選舉期間，最忌對候選人說三道四，押錯寶。為此中國外交部再三「辟謠」，否認錢其 琛接受過記者採訪、否認錢其琛撰寫過這篇文章。這就奇怪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完全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如果沒有高層的意旨，誰膽敢冒充錢其琛撰寫文章？誰 又膽敢放在官方的報紙上發表？而且，憑錢其琛那一點半桶水的英文水準，根本就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英文文章。海外有分析家指出，很可能是江澤民利用錢其琛搞小 動作，「破壞胡錦濤和布殊之間的熱線聯繫」。如果錢其琛真的上了江澤民的賊船，甘心拿自己一世英名為這個廢主墊背，那就真是愚不可及了；如果真是有人盜用了錢其琛的名譽，搞這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那就等於活生生地給世人上了一課，告訴全世界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何等荒謬、何等慘烈。更奇怪的是，至今未見錢其琛本人出面澄清一切，由此亦可見，在獨裁專制的中國，不但平民百姓沒有自由，高官大員一旦成了政治鬥爭的棋子，同樣也會失去自由，這是一個多麼虛假和多麼恐怖的社會。(寫畢此文後，看到國外新聞，「中國日報」承認「私自」將錢其琛不久前在中央黨校的一篇演講詞譯成英文發表，無論如何，承認了這篇文章的意思是錢其琛本人的。筆者註)。

離任後的錢其琛另外一個大動作，就是出版了名為「外交十記」的回憶錄，書中披露：1989年「六四」屠殺以後，中共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外長錢其琛煞費苦思為主子鄧小平打破僵局，可惜到處碰壁。唯有跑到古巴和中共惺惺相惜的獨裁者卡斯特羅那裏尋求支持，卡說：「中國需要團結，不能像西方國家希望的那樣出現無政府狀態，如果那樣，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悲劇……」。鄧小平是聰明人，他不會不明白古巴卡斯特羅在國際外交天平上有多少份量，於是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破西方的杯葛。錢其琛的功績在於，他看準了日本出口貿易有賴於中國，1992 年終於成功邀請到了日皇訪華，為中共走出「六四」以後被孤立的困境立了一功。這當然衹是邀功之說，但是由此亦可看出身為外長的錢其琛對世界民主潮流有多少 認識。該書中的第六章，還赫然使用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標題：「黑雲壓城城不摧」，錢其琛將六四民主運動稱之為「黑雲」，可見錢外長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刻骨仇 恨。

錢其琛在任上時，既要為獨裁專制的政權塗脂抹粉，又局限於自身的學歷素養和外語能力，已經多次在外交塲合出醜。據報道，2001年3月錢其琛訪美期間，為了顯示自己的英文能力，在鮑威爾面前要求「我盡量用英文講」，然後拿著英文稿生硬地宣讀。讀得毫無語調感不要緊，最要命的是給了美國人一個錯覺，以為我們的錢外長起碼聽得懂英文，於是就出醜了。

在 記者會上，有記者向錢外長提問：「如果美國售予台灣神盾艦，中國會不會對台灣「立即發動攻擊」( an immediate attack)？對於這種問題，記者們期待的也祇是Yes or No的簡單答案，因為問題本身並沒有問「為什麼？(Why？)，可是我們的錢外長卻畫蛇添足地回答：「這要看情況而定……」( It depends )。結果被美聯社記者觧釋成：「不排除先發制人」(pre-emptive strike)，引起一場恐慌，美國五角大樓連夜開會商討「中國先發制人」的對策，中港台三地記者雞飛狗跳。

又有一次，錢其琛被美國七年級學生問到：「How is Mao thought of today?」，意思是問：「今天大陸如何看待毛澤東？」，翻譯卻翻成：「今天的毛澤東思想是怎樣的？」，結果錢其琛答非所問，經過聽眾兩次指正，仍然未能及時覺察，鬧出笑話。事後，當地華文報紙以「錢其琛訪美翻譯笑話多」為題目，對錢外長及其翻譯的英文水準大加嘲諷。

香港人也許不會忘記，錢其琛的「心中有鬼」論，有香港記者向錢其琛表達了香港人擔心二十三條立法會影響新聞自由，錢其琛說這些人「心中有鬼」，令香港社會輿論大嘩，立即受到傳媒多方抨擊，認為錢其琛恐嚇港人，後來，中共通過各種渠道觧釋，才慢慢地平息了香港人的怒氣。

無論是大是小，這些都是錢外長闖的禍，不過，比起他後來的接班人還算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錢其琛即將卸任之際，海外報刊紛紛預測錢的接班人，並且報道說江澤民力挺他的上海同鄉「日本通」唐家璇，而李鵬屬意學英文出身的廣東人劉華秋(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結果唐家璇勝出，海外報刊則評說這是江澤民對李鵬的勝利。根據大陸官方公布資料，唐上世紀30年代出生於上海，196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語系日文專業，曾經在駐日使館擔任過一祕二祕，參贊公使等，可算是個所謂「日本通」了。海外報刊還曾經揭過他的老底，稱他為「漢奸世家」、「崇日賣國」。主要內容是說，唐家璇的親伯父唐有壬是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汪精衛的親信，每星期都從南京去上海祕密會見日本總領事，後來被暗殺。唐家璇有一子一女，均在東京定居，女兒唐倩倩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畢業，曾經在日本伊藤忠商事北京事務所工作，嫁了一個名叫加滕康夫的日本人，移民日本後轉頭和大陸的貪官污吏勾結起來，專門「吃」中國人，把日本過時的化工設備高價賣給遼寧省和湖南省…… 。真可謂三代崇日世家。

唐家璇曾經接受國內「天津日報」記者採訪，唐家璇描述自己說：「我性格比較內向，平時說話不多，但是該說的時候，我不僅要說，還要說得嚴厲，該嚴厲的時候，我是毫不客氣的……」，又說：「在記者招待會上，不能“吃酸”，南方話講就是“拿不下塲子”……」。那麼我們就來看看唐外長怎樣「說得嚴厲」、怎樣「毫不客氣」、怎樣「拿下塲子」吧！

1998年4月，唐家璇陪同朱鎔基訪問英國，被問及對示威者的反應時，他輕蔑地說：「這衹是幾隻蒼蠅蚊子嗡嗡叫……」，完全師承他的祖師爺毛澤東「小小環球，有幾隻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的革命浪漫主義，一臉得意的樣子；外人看來，則是失去人格，因為西方人尊重別人的人格，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歌德說：「蔑視別人是可恥的」。

2001年10月，唐家璇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會議上，打斷台灣代表的發言，不讓他繼續講下去。會議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他「糾正」台灣記者：「這裏是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上海，你口口聲聲說“中共、中共”，這名詞我以前聽過，現在已經成了歷史名詞……」。主子共產黨還未「亡黨亡國」，奴才就宣布「成了歷史名詞」，真是諷刺！為了在會上粗暴打斷並且停止台灣正式代表的發言，他的前任錢其琛對此作出了批評，讓唐外長不但在海外丟臉，在國內也下不了台，據說在外交部就被人稱為「惹禍部長」。

2001年11月11日，唐家璇在聯合國新聞發布會上，就陳水扁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面對傳媒嚴詞斥責陳水扁說：「我很藐視他，因為他說不出真話來，他講的都是謊言」。當時有些美國華文報紙對此作出很大的反應，標題是：「唐家璇又發瘋了！」、台灣總統府公共事務主任郭瑶琪對此作出回應說：「太情緒化，沒有大國風範」。

2004年4月，中共悍然通過「人大釋法」扼殺香港人０七０八全面普選的民主訴求，唐家璇在會見香港記者時陰陽怪氣地說：「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愛港的人……」，當即受到香港傳媒的無情抨擊。香港輿論普遍批評唐外長說話沒有邏輯性，報紙不無譏諷地說：「“不一定”不等於“絕不能”或者“絕不是”，比如說“貪污的不一定個個都是共產黨員”、又或者說“共產黨員不一定個個都貪污”……」。香港輿論觧讀唐外長想講又不敢講的話是：「既然普選不能絕對保證選出“愛國愛港者”，所以就不能讓你們普選」，一語道破了共產黨心目中的「選舉」是「預先知道結果的選舉」(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語)。

後來，在中共無形的壓力下，有幾個名嘴封咪，唐家璇又冷笑著對記者說：「有人欠了一屁股債，逃到加拿大去了……」，翌日，香港報紙即時反唇相譏，問是不是有人向唐外長借了錢，如果不是，唐外長怎麼知道人家「欠了一屁股債」？不久後，兩個名嘴一個回來當選了立法局議員；另一個也回到商業電台重新開咪，無疑是打了唐外長一記耳光。堂堂一個外交部長，單憑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就在嚴肅的塲合下用來進行人身攻擊，也實在太低格了一些。筆者在香港看到當地的報紙，形容唐外長「渾身上下散發著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灘“白相人”的氣味，說話陰陽怪氣、不男不女的……」，真是入木三分。

近期中共的兩個外交部長李肇星和唐家璇，真是一對舉世活寶，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紅衛兵作風，喜歡「站穩階級立場」、喜歡「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喜歡「針鋒相對」、喜歡「頂回去」；不同的衹是一個肶牙勵嘴、虎眼圓瞪、一個陰陽怪氣、滿臉奸笑。

(13/11/04)

(首刊於「議報」206期)

所謂外交「突破」，全是自吹自擂————淺評中共五十五年外交之二

(紐約)李大立

除了上文所講到的李肇星之外，中共建國以來歷任外交部長表現又是如何呢？讓我們先看看從中共建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垮台這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所謂「共和國老一輩外交家」的表現吧。

中共第一任外交部長是由總理周恩來兼任，因為有一副漂亮面孔，風度翩翩，至今仍被很多大陸人視為偶像，甚至封為外交奇才。其實，他親自擔任外交部長及其後幾十年幕後主持中共的外交工作，就像他在內政上為暴君毛澤東助紂為虐一樣，在外交上也衹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一系列錯誤路線，從建國開始的「一面倒」，到後來的所謂「兩個超級大國」、「三個世界」、「反修、反帝，支援世界革命」……，令中國長期處於被孤立被包圍的危險狀態。出於獨裁暴君之間的惺惺相惜和同病相憐，公然站在受到全世界大多數國家譴責的獨裁者一邊：從寿西斯古到波尔布特；從米洛舍維奇到金日成；從卡斯特羅到馬科斯，只要是被全世界唾棄的血腥暴君，都能夠在毛澤東周恩來這裏找到同情，都能夠在毛澤東周恩來這裏得到大灑金錢的援助，這些金錢裏面的每一分一毫，都是從勒緊褲帶的國內民眾嘴巴裏摳出來的，毛澤東後期國家之所以陷於崩潰邊緣，毛周的極左外交路線是罪魁禍首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外交上初試啼聲，是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1950年10月25日志願軍神祕參戰，很快攻占平壤，收復三八線以北地區，但傷亡很大，補給困難。國際上第三國呼籲停火，毛令繼續作戰，發起第三次戰役，聯合國軍和南韓軍隊被驅至三七線附近，中朝重新佔領南韓首都漢城。聯合國再次呼籲停火，印度等國提出解決朝鮮問題五項方案，其中包括由美、蘇和中共討論遠東問題，台灣問題和中共在聯合國席位問題。但此時毛已經得勝不知休，1951年1月17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拒絕五項方案，結果聯大通過譴責中國侵略的提案。第四次戰役志願軍損兵5萬多人，撤回三八線以北。緊接著第五次戰役打響，志願軍傷亡慘重，第三兵團六十軍180師全軍覆滅，8000餘人被俘，其中包括師政治委員吳德成。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認識到無力再戰，7月10日開始談判，但優勢已失，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中共不得不放棄討論台灣問題和加入聯合國，令中共最大的兩個夢想落空。撇開其他，僅就這種先勝後敗的「指揮藝術」而言，也足以讓毛澤東「偉大軍事家」的神話獻醜。至於中共在朝鮮停戰談判上的表現，請看下文。

其後周恩來的傑作就是「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今年正值萬隆會議五十周年，中國大陸大肆吹噓「偉大勝利」。事實如何呢？1954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主要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關於朝鮮問題，美國為首的十六個聯合國成員堅持一切問題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堅持譴責北朝鮮首先向南韓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並且不顧蘇中的反對，發表「十六國宣言」宣布談判破裂。周恩來不得不提出「第二方案」：「與會國表示繼續努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恢復談判的時間地點另定」，千方百計為中國參加討論朝鮮問題的國際會議留下一條後路。當時曾經陪同周恩來參加會議的錢江先生在「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的轉折關頭」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認：在朝鮮問題上，中國沒有達到目的，而美國達到了。

吸取了朝鮮問題失敗的教訓，在討論印度支那三國問題時，周恩來說服了莫洛托夫和范文同，一開始就作出讓步，承認有越南軍隊在老撾和柬埔寨作戰，但堅稱是「志願軍」，並且同意撤軍、同意以十七度線為界，將越南一分為二，換取法國從印支三國撤軍。如此看來，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並沒有取得什麼「偉大勝利」，對周恩來的過份吹捧顯然是共產黨一貫歪曲歷史的手法而已。

1955年召開的「萬隆會議」反共氣氛更為強烈，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中，有22個國家和美國有邦交；但只有7個國家和中國建交。會議一開始，4月18日伊拉克代表賈馬克帶頭發難，反華反共發言一個接一個，譴責中國迫害宗教自由、在國外搞顛覆活動、譴責蘇聯實行「新殖民主義」……，周恩來見勢頭不對，臨時決定不按講稿發言，改為即席發言：「中國代表團是來尋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相信共產主義，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些不同在我們中間顯而易見，我們是為求同而不是為立異而來……」，完全是一副被動招架的姿態，毛澤東的「輸出革命」碰了壁。為了取得任何協議為「新中國」的外交貼金，一再表示讓步，周恩來表示「五項原則」數量可以修改，詞句可以修改，有人提出和平共處(co-existence)是共產黨名詞，周恩來建議改用聯合國憲章中的和平相處(Live in peace)……。結果大多數與會代表仍然不買他的帳，大會接納泰國外長旺親王起草的「十項宣言」與周恩來提出的「五項原則」大相逕庭，其中有很多是矛頭直接指向共產黨獨裁國家。比如第一條「尊重基本人權，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第五條「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單獨或集體地進行自衛的權利」……。幾十年來中共向大陸人民宣傳標榜的也不過是：「周恩來總理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從來也不敢說：「萬隆會議通過周恩來的五項原則」，就是因為無法篡改會議的決議。

在這個會議上，為了平息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利用華僑操縱當地經濟命脈的指責，周恩來和印尼政府簽訂了「關於雙重國籍的協議」，斷然否定已經存在了過百年的雙重國籍。當地的印尼華僑批評說：「祖國不要我們這些海外遊子了」，國民黨則說：「共產黨出賣了數百萬東南亞僑胞」。中共前駐文萊大使劉新生在香港的演說「周總理與萬隆會議」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當年外電評論說：「無論萬隆會議是否召開，第三世界的困境始終存在，萬隆會議不過是對這種困境作一次清算而已」。由此可見，中共數十年來自吹自擂的「萬隆會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實是鎩羽而歸。

不過，比起數十年以後被人廣為詬病，一觸即跳的李肇星，周恩來還不失君子之風，在以農民出身為主的中共領袖圈子內，也算是一個異數。

1956年前後，周恩來有意卸任外交部長，專職政府總理，為此開始物色接班人。初時帶著副總理賀龍頻頻出席外交塲合，可惜這個身處高位的「副總理」，其實衹是個土匪出身的軍閥，胸無點墨，出言魯莽，根本就不是當外交部長的料子，實在扶不上壁。據高華教授所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記載，安時期，王明與毛澤東兩條路線激烈鬥爭，賀龍放言：「誰敢反對毛主席，看我一槍斃了他！」。毛澤東撘上了上海灘三流戲子江清，要和她結婚，遭到黨內強烈反對，賀龍又說：「堂堂一個黨主席，娶個小娘們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看誰再反對，老子一槍斃了他！」。張口就是「老子」、閉口就是「斃了他！」怎麼當得成外交部長？

迫不得已臨時換馬，換上一個「儒將」陳毅又怎麼樣？只見他不分日夜不分塲合總是帶著一副墨鏡，沒見過他的人或許會以為他是一個「瞎子部長」。他的外交生涯留給世人最深印象的就是1965年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不知什麼原因，他這個「詩人元帥」無名火起怒髮衝冠，面對一眾各國記者指著尖尖頭上稀疏的白髮，怒气冲冲地吼叫：「中國人當掉褲子也要搞原子彈……，我等第三次世界大戰等到頭髮都白了！……」，全世界看到這個鏡頭不禁嘩然，堂堂一國外交部長，面對公眾傳媒如此失態，並且講出如此赤裸裸的好戰語言，確實是世間罕見。共產黨中國從此進一步在全世界確立了「好戰份子」的形象，不是短時間能夠洗脫的。

之後，第三任外交部長姬鵬飛和後來的吳學謙等，都是一些平庸之輩，只知道在外國人面前照本宣科，毫無個性，實在乏善可陳，也就省略不表。至今被很多大陸人「懷念」的第四任外交部長喬冠華，又有什麼好的表現，留給世人什麼好的回憶呢？

在 中共歷任外交部長中，喬冠華算是少數幾個有正式學歷者之一。他年輕時曾經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在學期間參與日共外圍組織，被驅逐出境，然後「公費」留 學德國土賓根大學，僅兩年就取得了「博士」學位。回國後在香港等地從事新聞工作，據說當時以「喬木」為筆名在香港「時事晚報」、「華商報」等發表不少國際 政治評論，頗得好評。觧放後中共政府外交部成立之初，就被周恩來連同其夫人龔澎一起羅至外交部擔任司長。

喬冠華在外交界初顯身手是在1951年7月由毛澤東點將協助李克農參與朝鮮和平談判。喬冠華和周恩來一樣嗜酒。周恩來曾經在國宴上喝得酩酊大醉，當場嘔吐，事後懊悔不迭，向毛澤東請罪，毛澤東一笑置之，好言相慰，因為毛還用得著他。現時國內出版的書刊文章觧釋說，當時周恩來如此失態是因為「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心情憂鬱而至，一個不能控制自己情緒只能借酒消愁的人，又怎能當上一個偉大的外交家？喬冠華在朝鮮板門店談判期間，中共內部開預備會議時，喬冠華身邊總是放著一瓶茅台酒，說到高興之處，就喝一口，有一次喝醉了，李克農批評他說：「外交無小事，這樣在外交塲合會誤事的」！一個嗜酒酗酒的人同樣也沒有資格成為偉大的外交家。1943年喬冠華在安得了急性胃潰瘍，性命垂危，當時當地人仍未開化，視抽血為大忌，醫院裏沒有庫存血漿，是美國記者謝偉思自告奮勇獻血給他，救了他一命。十年以後，1953年2月22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上將致函金日成、彭德懷，根據人道主義精神，要求在戰爭期間首先交換傷病戰俘，喬冠華卻忘記了美國人的救命之恩，竟然向毛澤東建議「不予理睬」，不顧外交慣例，將對方來信壓下一個多月不答覆，以至引起美國強烈反彈。當時雙方戰俘人數相差懸殊，中朝一方被俘者數倍於對方，牌子捏在人家手裏，還如此不講理、不人道，導致最後美國鼓動大批志願軍戰俘去了台灣。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正是毛澤東統治最黑暗的時代，全國人民的文化生活只剩下了八個「革命樣板戲」。1971年11月15日，中國進入聯合國，毛澤東又點將喬冠華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大會議上發言，當時以此為題材的新聞紀錄片在全中國就佔有了很重要的地位，喬的發言都是現場錄音。筆者當時在上海，我們在紀錄片裏看到喬冠華在聯合國講壇上搖頭晃腦地譴責「美帝」、「蘇修」，滿口蘇北方言，特別是說到：「你們敢不敢……？」、「……連半個手指頭也不能！」，在普遍視蘇北話為「低級方言」的上海，被街市少年曲意模仿，倫為笑柄。當時有一張照片在中國大陸被捧上天，畫面是喬冠華仰天大笑，據說當時紐約時報給它取名為「喬的大笑」，譏諷說「喬的大笑震塌了議會廳的屋頂」。現今他的夫人章含之對此仍然津津樂道，或許這是喬冠華的真情流露，但是，不知道喬夫人等等大陸人士是否知道對於喬冠華的失態，外國評論議論紛紛？此外，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憶錄「白宮歲月」裏說：「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表示，中國人什麼東西都不會浪費掉，我在“上海公報”裏刪掉了的那些有爭議的話，幾乎全部都被他寫進了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喬冠華將聯合國講壇當成是共產黨說教的神壇，在發言中大談什麼「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日本共同社評論說：「喬冠華的發言，明確地表示了對“超級大國”壟斷聯合國進行挑戰姿態」。其他西方通訊社表示：「隨著中國進入聯合國，帶來更多的不是和解，而是紛爭……」。本來，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龐然大國立國長達二十二年以後才被接納加入聯合國這個國際大家庭，是一件很沒有臉面、很可悲的事情，原因就在於立國以後，毛澤東在國內禍國殃民；在國際舞台上胡作非為。可是，毛澤東周恩來不但不知道自省，反而大吹大擂說成是外交一大勝利，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實際上，不過是中共單方面的自吹自擂而已。更不幸的是，中共這一群民族敗類，不是將聯合國看作是和平外交的舞台，而是將其看成是政治鬥爭的戰場，因而其蠻橫出格的表現，讓素有禮儀之邦的中華民族在世界大家庭面前長期蒙羞，真是全體中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將來只有將中共這群政治流氓趕下台，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才有機會展示在世人面前。

(11/11/04)

(首刊於「議報」205期)

「形象」如此不堪，國家何以立足？————淺評中共五十五年外交之一

(紐約)李大立

據中外傳媒廣泛報道，十月十一日，中國外長李肇星和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共同召開記者招待會，有美聯社記者向安南問到「有沒有向中國表達對中國人權紀錄的關切」和「聯合國酷刑監察員何時到達中國」的問題，李肇星惱羞成怒，當場斥責這名記者，安南一臉尷尬，招待會在難堪的氣氛下收場。

對於李外長的火爆表現，中外傳媒已經多有評論，筆者在此不贅。筆者在美國經常在華洋報紙、電視上看到有關李外長的新聞，唯願將筆者在美國多年來，閱讀和觀看中外傳媒所得的印象和資料羅列如下，對於李先生，相信自有公正的評價，同時，想對中國政府任命外交部長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

據筆者記憶，傳媒曾經報道李肇星先生「出身貧困」、「根正苗紅」，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畢業後，文革期間曾經被分配到廣東潮汕「牛田洋」軍墾農場勞動。1969年夏季颱風吹襲期間，當時在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統治下，為了「搶救」崩塌了的堤岸，農場解放軍指揮數百名大學生跳入海中「築人牆」，被活活淹死一百多人。大陸的報刊曾經披露，今天的李外長當年正是牛田洋的「積極份子」，但是卻能夠死裏逃生，當中有什麼奧祕，就只有天曉得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李外長對當年的極左路線毫無反省，不以為耻反以為榮，1998年他任駐美大使的時候，仍然自豪地自稱「牛田洋人」。

1985到1990年，趙紫陽擔任總理期間，李肇星先生已經擔任「外交部發言人」。美國中央情報局破獲歷來最大的中共間諜案，逮捕審訊金無忌，李發言人在記者會上矢口否認，甚至倒打一耙，但又無法否認對方所獲的確鑿罪証，拿不出任何反駁的辦法，當時予人的印象，就是強詞奪理，「我說不是就不是」。

1993到1995年，以及1998到2001年，李肇星先生在紐約和華盛頓擔任駐聯合國大使和駐美大使共六年之久，其間他的「紅衛兵」風格發揮無遺。李先生是歷任中共駐美大使中，時間最長也是在美國媒體曝光最多的一個，儘管他講話條理不明，口齒不清，即使是一口「國語」，同胞們也不容易聽懂；偶爾露出幾句「山東英語」，更是叫人啼笑皆非。但是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偏偏「自我感覺良好」，從不怯場，「對抗性作風」貫徹始終，經常不顧及主客身分，爆出情緒化發言和動作，令外交場面尷尬難堪。也難怪，他這一代紅衛兵生活在沒有文化、沒有文明、沒有法治、沒有資訊的毛澤東時代太久，毛澤東對他們的諄諄教導：「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早已深入骨髓，要改變本性也是難乎其難。在此舉出數例：

有一次他被邀請上全美記者俱樂部「早晨新聞人物」節目，在場記者中有「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當該台記者向他提問的時候，自我介紹說是某某台記者，李一聽是「自由亞洲電台」，不待記者發問，就粗魯地打斷說，請你回去告訴你們的老闆，你們電台敵視中國，對中國不友好，沒有資格做傳媒，我也不會回答你們的問題……。

1998年5月，李肇星應邀訪問俄亥俄州瑪利塔學院(Marrietta College)，接受頒贈給他的名譽博士學位，並參加一項與中國有關的討論會。前美駐華大使李潔明也應邀到會，並且在會上發表演說，談到美中關係、台灣問題，從美國的立場和觀點出發，對中共有所批評。李肇星在李潔明之後，立即上台反駁。正巧李潔明結束演講，從台上下來的時候不小心差點跌了一跤，李肇星上台就說：「I didn’t fall 」(我可沒跌跤)，並且很不合時宜地說了一些自以為風趣，其實卻很不禮貌，與主題完全無關的情緒性的話。李說我們兩個人都「姓李」，都出生在中國山東省，但是你卻沒有山東人忠厚的美德，令我很失望等等，弄得賓主雙方都很尷尬。事後，瑪利塔學院為此特別寫信向李潔明致歉：「embarrassed by someone’s behaviors at the lecture」(為有人在演講會上的舉止難堪)，當時的報紙報道這則新聞時甚至出現「outburst」(火爆、發作)之類的字眼。

李肇星和美國人衝突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據說，得州共和黨老資格國會議員湯姆．德雷曾經對人說過，他和李肇星是老對頭，有一次，他與李肇星兩個人在電梯裏狹路相逢，差點想「揍他一頓」，此事在華盛頓政界圈子裏無人不知。

李肇星出使美國的時候，還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赫姆斯為「加強台灣安全法案」打過筆墨官司，起因是法案稱呼台灣「中華民國」，稱呼李登輝「總統」。按照中共的標準，中共無視台灣中華民國的存在，他自己不稱呼台灣為中華民國，全世界都不能稱呼台灣為中華民國。李指責美國國會議員對中國的認識只有「幼稚園程度」，惹得議員們大為光火，幾乎要求國務院宣布李肇星為「不受歡迎的人」。

美國傳媒認為李肇星是「強硬派」，「臉上總是嚴肅和憤怒，讓美國人印象深刻」。美國人口裏說的他「直率」，其實衹是「粗魯」的婉轉的表達，可惜李外長及大陸傳媒智商太低，不懂解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2001年楊潔箎履新赴任時，美國「洛杉磯時報」駐華盛頓記者寫道：「中國終於派一位“有文化的”外交官來了……」，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看來，李外長喜歡搞對抗，有今天的安南聯合記者招待會上的表現，實在非一日之寒，真是「使於四方，不能專對」。紐約僑界曾經贈他一個雅號，叫做「鬥公雞」，筆者在紐約，經常看到當地的中文報紙以此雅號匿稱李外長。連大陸派駐美國的同業都頗有同感，有大陸派駐美國的記者在紐約僑社的派對上，私下對人說，李當外交部發言人時，對於某些他認為「有傾向性」或者自己無法回答的問題，就養成了反問記者，把記者的問題「頂回去」的壞習慣，積習難改，出使美國以後，變本加厲。國內的一些老外交工作人員對李肇星也有很多批評，一位名叫「艾華」的先生在回憶周恩來的文章裏說，在1955年萬隆會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政府就受到了「圍攻」，但是周恩來並沒有發火，而是通過婉轉的發言去化解這種攻擊，相比之下，李肇星動不動就惡言相向，實在不配得做周恩來的接班人。艾先生說：「中國向美國派出特令全權大使，不是為了與美國國會內的右派唇槍舌劍，他的首要任務是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盡最大努力去建立中國在美國的正面和友好形象」。

李肇星調職回國時，紐約擦鞋「僑領」梁冠軍恭維他說，祝你回國步步高升，李肇星笑得瞇縫了眼，連聲說：「多謝多謝，升官不容易……」，及至真的被江澤民、胡錦濤看中，升了外交部長，忘乎所以，短短兩年，就在世界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不堪入目的「搞笑騷」，丟盡了中國人的臉。筆者印象中，最不堪的一幕是前兩年，李外長陪同胡錦濤出訪澳洲，遇到法輪功近距離示威，李外長為了擦鞋，氣急敗壞地用手提電話急Call澳洲外長抗議那個鏡頭，當時看見他那「扎扎跳」的樣子，真是好像吞下了一隻老鼠般的噁心。最近有大陸的網站文章標題說：「李肇星本來就沒有臉，丟個啥？」，真是風趣。

香港人對這位好鬥的外長也並不陌生，當年香港記者曾經向他提出一個有關西藏的問題，他竟然呵斥記者：「你對西藏問題知道多少」？今年四月，中共蠻橫地否決了香港人０七０八雙普選的民主要求，受到全世界輿論一片譴責。李肇星貭問外國記者：「英國統治時候，香港沒有民主，你們為什麼不說話，你們都幹什麼去了？……」，令人愕然。第二天香港有報紙代表記者和香港市民答覆了李外長，說：「英國是著名的紳士，英國有民主，所以香港也有了民主；中共是著名的流氓，大陸沒有民主，所以我們要民主」。李肇星先生還曾經貭問香港記者：「你們的爺爺有民主嗎？你們的奶奶有民主嗎？……」，第二天，香港又有報紙反問李肇星先生了：「李外長你的爺爺抽大煙，你為什麼不抽大煙？你的奶奶裹小脚，你為什麼不裹小脚？……」。誰說香港人沒有政治智慧？這種對答堪稱世界一流，不知道李肇星先生如果看到了，有何感想？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看得到李肇星先生有這樣的幽默？

照理，李肇星在美國供職，有很多機會近距離觀察美國總統、國務卿各級官員以及其它國家駐聯合國大使是如何應答記者包羅萬有，時有刁鑽的提問，怎麼連一點技巧和風度都學不會呢？借用李外長家鄉的先賢孔子所說的一句話，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如果從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和美國建交算起，過去二十多年中，北京派駐華府的使節，到李肇星為此，已經六易其人。美國外交界以及中國僑界對這六位大使的評價，以章文晉為最高，李肇星最低。章出身於書香世家，其父是上海金城銀行高級職員，母親則是北洋政府代國務總理朱啟鈐之女，章本人清華大學畢業，留學德國，與李肇星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大不相同，所以，其在位的演出自然也大異其趣。在這個問題上，令人恰恰覺得中共歷來強調「階級出身」是有道理的，只不過中共是從反面去強調，找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出身人來坐在最講究教養和風度的外交部長這個位置上，所以才造成了上面所述的種種惡果。

一個國家政府的諸多官員中，唯有外交部長一職，最多機會出現在世界舞台上，最能夠表現出個人的才華和魅力，也最能夠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擔任一個泱泱大國的外交部長，不但應具有廣博的國際知識，出色的社交能力，謙和有禮的性格，流利準確的外語能力，中國是著名的「禮儀之邦」，因而還應該對中華文化和歷史有深厚的認識。筆者認為，除此之外，鑑於這個職位的特殊性，外表形象也絕不能忽略，雖然不一定要選一個美男子，但是五觀端正卻是必須的。當然，如果真的才高八斗學貫東西，樣貌差一些也無所謂，可惜李外長是兩頭不到岸。李外長的外交才幹，讀者僅從上文列舉的例子當可知一二了，至於外表形象，筆者沒有機會親眼目睹李外長的風采，無法置評。「中國時報」老記者傅建中先生親眼見過李外長，傅先生在「遂想起了李肇星了」一文中說：「乍見其人，總是有點“粗鄙”的感覺……」。近期大陸出版的「共和國組建外交部始末」裏記載：周恩來說過：「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要挑選最忠誠、最有才幹的份子來從事外交工作」。不知現在中共高層選拔任命外交部長的時候，到底是以外交才幹、國家形象為主，還是以階級出身，奉承拍馬為主？

20/10/04

(首刋於香港「開放」雜誌社04年12月號)

也說趙紫陽

(紐約)李大立

不久前趙紫陽先生在軟禁中度過八十五歲寿誕，海內外輿論給予了很大的關注，關於趙紫陽先生的功過是非，甚至包括對胡耀邦先生的評價，又掀起一輪新高潮。不過，除了吳弘達先生「評評趙紫陽」一文，持不同意見之外，幾乎所有的文章都對趙紫陽先生作出一面倒的正面評價，尤其對於趙先生在改革開放中的貢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筆者不敢苟同。

首先，筆者認為，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與元老們的分歧，是「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較量」，大致可以接受。但是，將其提昇為「民主派與專制派的較量」，窃以為過獎了胡趙。所謂民主派，必須是擁護民主政治才配得上這個稱謂。究胡趙一生的所為，距離擁護和實行民主政治還十分遙遠。胡趙從來沒有提出過放棄一黨獨裁、從來沒有提出過在中國大陸實行民主政治，他們的所有作為，不過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而作的小修小補。即使說到趙紫陽先生在八九民運中反對武力鎮壓學生，其實也只不過是在如何處理民運的手法上和鄧小平意見分歧而已。當年的學生運動既沒有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趙紫陽先生更沒有這樣的理念。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兩個土八路出身的農民，對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無所知，又怎能要求在他們的身上開始實行民主政治呢？對他們作出如此不合實際的評價，不是等於說偌大一個中國，居然找不出一個對民主政治有認識的人？豈不是對全體中國人一個極大的侮辱？

單拿趙紫陽先生來說，五十年代他在廣東就是極左派陶鑄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得意的學生。廣東省的「土改」、「肅反」、「反地方主義」等等曾經給廣大廣東人民帶來極大災難的政治運動，受害者中包括了許許多多無辜的民眾、也包括了許許多多曾經和趙紫陽先生一樣，為共產黨的理想奮鬥犧牲的黨內同志，趙紫陽均難辭其咎。當年毛澤東偏聽偏信，派極左分子陶鑄、趙紫陽來廣東「糾正」葉劍英、方方等所謂「廣東特殊論」的「右傾路線」，在廣東土改、肅反中大開殺戒，實行所謂「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亦即是每條村都要殺人。1951年5月開始，僅粵西區地主自殺已達1165人；1953年「土改複查」時，僅2月3日到3月6日一個月，自殺者達805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在廣東主持「土改」的恐怖；此外，陶鑄、趙紫陽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二萬餘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許多人家破人亡，蒙寃二十餘年。由此，兩個人後來才得以踏著廣東千萬無辜受害者的血步步高升的。(詳情請閱楊立先生「古大存沉寃錄」、David Shamkaugh博士「趙紫陽的崛起和陷落」等)。

筆者清楚地記得，當年中英會談收回香港，導致香港人心惶惶，各行各業各民眾團體紛紛北上向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反映香港人的憂慮。趙紫陽聽得太多了，有一次不耐煩地公開反應：「我真不明白，你們香港人到底怕什麼？……」，當時我在香港的報刊上看到一篇極具幽默和創意的文章，告訴趙紫陽先生香港人到底怕什麼。文章說，香港人怕香港有一天會變成大陸的城市一樣，人們隨地吐痰、到處亂拋垃圾、隨意橫穿馬路、搭乘公共巴士不排隊、一擁而上、排隊買票打尖、在公眾場合大聲講話，旁若無人、在公園裏脫鞋子……；害怕無論辦什麼事都要走後門、害怕住醫院開刀救命要先送紅包、害怕不小心塗污了報紙或者講錯話會被拉去坐牢……。居然一口氣列出了幾十個香港人害怕的地方，而這些正是在當時的大陸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從趙紫陽先生對香港人的疑問看出，趙先生對這些「中國特色」早已經是見怪不怪、麻木不仁；反倒責怪香港人杞人憂天、少見多怪。由此亦可看出趙紫陽先生對西方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了解？更遑論西方民主政治了。如此，又怎能對胡趙這樣的土八路寄予民主改革的厚望呢？又怎能稱他們為「民主派」呢？

歷史輪迴，胡趙與元老派之爭，頗似百多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及其爪牙們的較量；清朝末年的中國社會和當今中共統治五十多年後的中國社會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1,清末康梁的「百日維新」和後來中共胡趙的「改革開放」最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也不敢觸動造成中國數百年來積弱貧窮的腐朽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都衹是企圖在維護這種腐朽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自上而下的，對經濟文化教育有限度的變革，實質上是維護這種腐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徹底地推翻這種阻礙社會前進的政治制度。

2,由於他們都是致力於自上而下的改革，過份地局限和依賴宮廷爭鬥，嚴重地脫離了人民大眾。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和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為首的共黨元老勢力又遠比光緒帝黨、康梁以及胡趙的「改革派」勢力大得多，因而注定要失敗。

3,清朝末年和當今的中國社會的吏治腐敗都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龐大的官僚架構中層層依杖權勢的既得利益者，構成了「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的巨大阻力。當年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發下的許多詔書，均被各級官吏束之高閣，拒不執行，成了一紙空文。今天中國的情況大同小異，任憑「中央」發出多少指令，各方諸候聞風不動，或者經過層層過濾，到了基層早已大大走樣，所謂「宏觀調控」的實施就是一例。再者，任憑「中央」定出多少條例，殺了多少「委員長」、「省長」、「市長」，貪污腐敗不但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見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經行不通。

4,由於「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觸動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雙方力量懸殊，腐朽頑固的保守勢力最終都動用武力，使這種本意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流血收場。光緒皇帝和趙紫陽的被軟禁，為這種百年歷史輪迴的驚人相似，寫下了最沉重的一筆。

正是這沉重的一筆，令筆者對趙紫陽先生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並祝願他早日恢復人身自由。諷刺的是，造成趙紫陽先生被軟禁、失去人身自由的，正是趙紫陽先生為之奮鬥一生並且竭盡全力維護的共產黨獨裁專制政治制度。筆者認為，對趙紫陽先生反對武力鎮壓八九民運，歷史和人民都應該感謝他。但是，不等於說他早期追隨毛澤東、陶鑄的極左路線給廣東人民造成的傷害，就可以一筆勾消；更不等於說趙紫陽體制內有限度的改革就是民主政治，歷史應該公正地紀錄下每一個人的是非功罪。筆者認為，由於他並沒有從根本上反對罪惡的，阻礙歷史前進的共產黨獨裁專制，所以歷史亦不能慷慨地給予他名不副實的「民主派」的稱號，更遑論什麼「中國的希望」、「共產黨的奇蹟」、「已經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等等。

政治是最嚴肅的科學，討論任何嚴肅的政治問題，都必須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不容許參雜任何個人情感。吳弘達先生的文章指出，對趙紫陽先生的過份頌揚，很多來自於「體制內人仕」，如今流亡海外的前趙紫陽先生的「智囊」，「顧問」等前朝舊臣，他們「基於主僕之誼、鄉土之情獻上敬意」情有可原。吳弘達先生認為，「也難怪，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御用的，吃皇家的飯、給皇家做事，主子得勢跟着吃香渴辣；主子鬥敗跟著做喪家之犬。當久了奴才，若一時沒了主子，就渾身不自在……」。這段話雖然刻薄了一些，但卻是點到了實質，對當今某些海外民主人仕根深蒂固的「體制內思維」猛喝一聲，未嘗不是好事。筆者也覺得，如果認為趙紫陽先生當年倡導的有限改革就是中國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就大錯特錯了！

四十年代那種獨立思考、渴望民主、無所顧忌、批評時政、作國家民族脊骨棟樑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階層，經過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摧殘剿滅以後，今天已經不復存在。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海外，除了個別有良知有理念有原則有水準的之外，已經很難找到像四十年代那樣的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階層。反而，在經歷了一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在英國的民主法治理念下培養出來的知識階層，有比較中國大陸和流亡海外的民主人仕原則得多、理智得多的泛民主派；他們黨內領導者之間的關係、黨派之間的協同、對民主法治的尊重、為民主政治獻身的精神、堪稱中國民主運動的楷模。筆者感到如果當今的海外民運人士像劉賓雁先生所批評的那樣，一個個變成「小毛澤東」，將來把這種「體制內思維」，把毛時代作風帶回大陸，實非國人之福，故有此文，歡迎批評。

(20/10/04)

(本文主要內容刊於「爭鳴」04年11月號——筆者註)

浅析所谓「胡温新政」──读阮铭先生文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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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3日讯】细阅近期政论文章，发觉对于所谓「胡温新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余杰先生「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和阮铭先生「江泽民退位与中国未来」两篇文章所表达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胡温新政」，「江胡之争不过是单纯的争权夺利」，所谓「胡温新政」不过是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后者则认为胡温「在宪法权威、科学发展与和平崛起三个方面」以及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江泽民害民路线的修正」，并且详细列出「胡温新政」在这三大方面如何VS「江泽民害民路线」，似乎确实存在所谓「胡温新政」，并且反驳对「胡温新政」不存幻想的「江规胡随」说。

笔者十分欣赏海外报刊同时发表不同观点，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的做法。容许各种不同观点自由发表，正是民主的真谛，你们为独裁专制政权作出了何谓言论自由的表率。而且通过不同看法的争论，只会让广大读者和人民大众更认真地思考，更深刻地认识民主政治的本质，去除许多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共产党毛泽东数十年来愚民教育所造成的「体制内思维」，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实在是一大贡献。因此，笔者乐于参加有关「胡温新政」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从别人的观点文章里学习对民主政治的新认识。

笔者完全赞同余杰先生关于所谓「胡温新政」的观点，笔者认为所谓「胡温新政」不过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贯的共产党独裁专制路线的小修小补，了无新意，更遑论改弦更张，本质上是一路货色。

至于阮铭先生的文章，笔者的感觉，则是集「体制内思维」之大成。在此略举一二以飨读者，并且述说笔者的观点，向阮先生请教并供读者批评指正。

一，阮先生的文章内赫然有一个小标题「邓小平没赖在军委主席位上」。内容说：「他一天也没有赖，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由江泽民接任，那是六四屠杀后的一次宫廷政变。当时国家处于军事戒严状态，邓小平怎么能立刻把全国军队交到刚从上海赶来，还不清楚状况的江泽民手中？六四屠杀后三个月，邓小平认为局势初定，即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致信中央政治局请辞军委主席，在两个月后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获准，由江泽民接任。所谓“扶上马，送一程”之类，都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正因为邓小平一天也没有赖，也没有扶江泽民上马送一程，江泽民才会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这三年同陈云、邓力群沆瀣一气，去搞什么“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笔者认为，所谓「赖」与「不赖」，判别的标准不同，结论就完全不同。如果按照西方民主国家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国家元首自然兼任军队统帅，决不可能以某一个政党的「军委主席」作为国家军队的统帅，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国家元首，但是却担任军队统帅十几年，这样说来，从邓小平以非国家元首身分担任军队统帅的第一天就已经是不合法，就已经是「赖在这个位置上」。即使退一步讲，以毛泽东的惯例，党主席兼任军委主席，而早在胡耀邦以及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都以非党总书记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也已经违反了共产党的「党法」，用共产党的标准也可以说他「赖在这个位置上」。怎么能说他「一天也没有赖在这个位置上」呢？应该说，他「赖在这个位置上」的时间，比江泽民还要长得多。

二，阮先生在文章内说：「江泽民想权斗，也难找到对象和帮手。胡锦涛、温家宝不会去同他斗，曾庆红、吴邦国不会去帮他斗。他包庇重用的腐败分子更不敢斗。所以说四中全会是胡江权力斗争，胡胜江败并不准确。……」。

阮先生在这里所描述的共产党高层的一派团结(至少是一团和气)的气象，与海内外大多数舆论的观点不同，更主要的是，和中共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党内斗争史不同。事实是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建党初期，党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候，党内斗争主要表现在思想路线分歧之争；自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使用阴谋诡计篡夺领导权以后，党内斗争就更多地表现为权力斗争，而且越演越烈。觧放以前的王明、博古、张闻天、张国焘；觧放以后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哪一次不是你死我活？到了江泽民手里，反倒一团和气，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有关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江胡之间的权力斗争，在海内外披露者已经不计其数，笔者在此不赘。

三，阮先生的文章在「以“树立宪法权威”VS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标题下，高度评价胡锦涛在「树立宪法权威」的主题演说中，强调指出「宪法高于一切」的「新政」。文章摘引胡锦涛的话说：「政治改革，长期以来是党内、党外和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是本届中央政治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党内、社会上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确立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地位」。

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了胡锦涛说，要加强人大和政协里的党组织，加强共产党对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互相矛盾的两个意思：既然要「确立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定地位」，那么就不可能在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之上，再加一个「共产党领导」；如果在其上加了一个「领导」，就不能称为「最高权力机构」。胡锦涛受过高等教育，为什么会连这样简单的逻辑推理都不明白？还是故意混淆？抑或是全盘继承毛泽东的蛮不讲理和弱智思维？

同一段里，阮先生的文章又说：「由于涉及宪政体制的改革无法取得共识，使今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宪走了过场」。不知道阮先生所说的「宪政体制改革」是指什么？怎么我们这些老百姓闻所未闻？共产党视独裁专制体制为生命，他怎么会实行「宪政体制改革」？他只会公然在神圣的宪法里写上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条款，创世界宪法史之先河(其仿效的苏联宪法已经取消了该项条款)。绝对不敢于实行「宪政体制改革」。共产党的「宪法」其实□是一部伪宪法，越是至高无上，越是祸害无穷。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身安全自由受保护。但是，赵紫阳、鲍彤、蒋彦永被软禁；焦国标被北大停职；「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赵岩被捕；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封；「战略与管理」杂志被勒令停刋；广州「南方都市报」社长和总编辑被莫须有的罪名监禁；最近，广州「南方周末」和「同舟共进」杂志主编被撤职；数以万计有寃无处诉的难民被胡锦涛下令「截返」……，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仅仅建议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加上「权为民所授」，胡锦涛就勒令收回刊登朱文的「凤凰月刋」，并且批示「慎防有人借修宪反党」，要求有关部门「彻查背景」。难道这些就是胡锦涛的「树立宪法权威」？就是「胡温新政」？

四，阮先生在文章的「和平崛起VS军事霸权崛」的标题下说：「胡温的对台战略也与江泽民有别……去年十二月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布殊高峰会，温家宝接受布殊关于台湾海峡现状双方均不得片面改变的主张，表明了胡温采取了更务实的对台政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共官方的公报里看到过「温家宝接受布殊关于台湾海峡现状双方均不得片面改变的主张」的报道，相反，胡锦涛正式接班后，仍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对台用武，李肇星甚至对台湾发出赤裸裸的战争叫嚣，海峡两岸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的「准战争状态」，两岸关系没有任何改善，包括最近台湾陈水扁先生「双十讲话」向中共要求无条件会谈，缓和海峡紧张局势，也得不到胡锦涛任何回应，不知道阮先生所说的「胡温更务实对台政策」有何具体表现？如果真有其事，请不妨也让两岸人民为之额首庆贺一番。

五，阮先生文章里有一个小标题「“江规胡随”之说一厢情愿」，开首就说：「台湾媒体说：江泽民虽退，影响力仍在，中国未来将“江规胡随”。这是一厢情愿。中国的未来既不取决于台湾媒体的恋江情结，也不取决于……」。笔者虽孤陋寡闻，也经常阅读台湾报纸，以及网上文章，却怎么也想不起台湾媒体的主流意见会有「恋江情结」。2000年3月台湾大选，江泽民下令向台湾外海发射导弹，朱熔基恶形恶相威吓台湾选民，台湾媒体舆论不分蓝绿一致强烈谴责。今天江泽民下台而去，台湾一片叫好声，但是同时陈水扁、游锡堃多次向国人警告，共产党专制独裁本质不变，不能对胡锦涛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换言之，台湾主流与论纷纷预测中国未来将「江规胡随」。其实，这种看法比阮铭先生所代表的许多大陆「体制内人士」对「胡温新政」一厢情愿的幻想现实得多，实际得多，正确得多和有预见得多。正如上面引述的余杰先生的文章所说：「(对“胡温新政”的幻想)，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六，阮先生在文章中说：「这次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对江泽民主政十三年的吹捧，其实只是一种反讽。……当然，说几句谎话劝江泽民快乐退位，情有可原；反正事实俱在，无人当真。……」。呜呼！一个统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居然可以在其隆重的中央全会上，在其严肃的政治文件里实行「反讽」、「说几句谎话」！以「无人当真」为荣！还有什么脸谈论「提高执政能力」？叫老百姓该怎样去研读你们这种充满「反讽」和「谎话」的文件？既然「说几句谎话」都「情有可原」、「反正无人当真」，又叫老百姓以后怎么能相信你们这个党说的话？想起毛泽东时代将严肃的政治文件当作儿戏，表面上说得天花乱坠冠冕堂皇，暗地里却鸡鸣狗盗阴险毒辣，「反右」时的所谓「引蛇出洞」、「阳谋」、「阴谋」 ……就是一例。经五十多年的教训，共产党早已是威信扫地。□是这种说话出自一个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前高级智囊，现今海外民主运动知名人物之口，令笔者愕然。将来如果这些海外民运人士将这种虚假作风带回大陆，则不但是国人的不幸，更将是国家的灾难。笔者希望无论何人，都要从自己身上彻底根除共产党、毛泽东的遗风，国家才有希望。

谨以此文请教于阮铭先生及广大读者，并期得到大家的指正。笔者对任何个人绝无成见，纯属就事论事。之所以乐于表达不同意见，唯一目的是希望广大读者通过思考和讨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对民主政治有进一步的认识，将来有一天将我们的祖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国家。

24/10/04
(部分内容载于04年11月「争鸣」杂志，此处是全文──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