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王敬之先生佳作「抓」

(美國)李大立

共產黨除了性喜「抓」外，還性喜「要」。偶爾翻開黨報，一篇社論中，竟然數出四十餘個「要」來。毛澤東時代，「我們要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鬥私批修、要文攻武衛……」；鄧江時代，「我們要四個堅持、要高舉三個代表的偉大旗幟、要解放思想、要改革開放、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兩手都硬……」；到了胡溫今天，「我們要保先、要構建和諧社會、要學古巴朝鮮、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共產黨習慣了從大政方針一直「要」到街道小腳老太婆的「要提高警惕，要嚴防階級的人破壞……」。總之，共產黨習慣了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要」這樣、「要」那樣，隔三差五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一口氣來幾十個「要」。共產黨統治五十多年來，如果統計一下他們「要」人民做些什麼，恐怕成千累萬，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如此這般，有誰能夠做到共產黨這麼多的要求呢？這不是說了等於白說，等於放屁嗎？

於是乎「要」出了「鎮反肅反」、「要」出了「土改」、「要」出了「三年大饑荒」、「要」出了「反右鬥爭」、「要」出了「四清運動」、最後「要」出了「文化大革命」，害死了數千萬無辜的老百姓。到了鄧江、胡溫仍不知悔改，「要」這「要」那，又「要」出了「六四大屠殺」、「要」出了「維權運動」、「要」出了「四川萬縣群眾反建水壩」、「要」出了「廣東大石村群眾罷免貪官」「要」出了一年七萬多起群眾抗暴事件……。

本來，「天下為公」，這個世界是屬於人民大眾的，並不屬於少數專制獨裁者，無論他們是靠什麼上台的，只有人民群眾有權「要」統治者做什麼，統治者沒有權「要」人民做什麼。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官員廉潔奉公，要求他們盡忠職守，要求他們受到輿論的監督，否則，人民有權通過選舉趕他們下台。相反，政府無權要求人民做什麼，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任何事，「Just do it」(想做就去做)，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而法律是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每一項法律的制定都必須廣泛徵詢人民群眾的意見，如果人民不滿意，可以通過報紙、集會抗議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也可以改選立法會議員，否定惡法，重立新法。

依靠武力上台的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其實都是一些素質很差的農民或者本國培養的從未在國外生活過，對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毫無認識的土知識分子，他們根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架構、不懂得這種架構的運作、不懂得權力制約和監督、不懂得自己不過是有任期限制的公僕，人民才是真正永遠的主人。數十年來，公僕居然指手劃腳向主人發出無數「要」這樣「要」那樣的指令，豈不是本末倒置？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因此說獨裁專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社會制度，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一定會被社會的主人翁人民大眾推倒，到那時候，才是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再也聽不到當政者「要」人民群眾這樣那樣了，而是人民群眾通過選票、通過立法機關、通過社會輿論向當政者發出「要」的呼喊的時候了。

(12/10/05)

(刊於「議報」)

附王敬之先生佳作「抓」：

王敬之：抓
共产党性喜抓。自其上台执政伊始即以抓为乐，以抓为荣，以抓为业。一抓就出问题，出了问题唯一法宝还是抓。于是不停地出问题，也不停地抓，搞不清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时至今日，共产爪无實

劲了，但仍在抓，抓，抓．．．

中共在八一建军节找了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退休老将开会，老将们一致哀叹现今军队素质太差，再若发生国共战争或征朝战争那样的情势，可能应付不了了。这些话，与纸上谈兵的朱衙内唱的高调截然相反，那疯丢原子弹的高调虽然动听却不管用，这实话实说倒是符合实情的。面对此实情，高层不能不发急了。大有志气的胡锦涛发指示：“要抓，现在不抓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听其言，可知其人根本不懂历史；观其行，发急的对策就是在二十天内连发五道命令。这如同古时末代皇帝一发急就连连下金牌，可是即使连发十二道金牌也阻不住兵败如山倒。共产党至今还在迷信“抓”，迷信发号施令，可见思维方法依旧老一套，跟北宋在穷途末路的连发十二道金牌相似。

几十年来，中共统治下问题层出不穷，根源是什么？全都是它抓出来的祸。原来，这天下本非它所得，是国民党委实太腐败，太烂了，被共产党摧枯拉朽，飞来横“福”，唾手得到了这大好河山。初期它骤得江山不敢太放肆，民众有一段简短的休养生息，所以很容易平稳了飞涨的物价，安定了社会秩序。今天那些糊涂的老人留恋五十年代的“好日子”，殊不知那“好日子”论功行赏还得归给国民党；其实那些日子也并不怎么好，只是相对平稳而已，是前此的国民党统治太糟太乱，反衬出新统治的“好”来。

现在不必争辩这段好坏了。就算那时有过好日子吧，也没能好多久，胡锦涛的前三代祖宗毛泽东素来不安分，他要抓。抓土改，抓思想改造，抓三五反，抓社会主义改造．．．不停的抓，结果抓得饿死了上千万人！这才在内外交困中，除了自己手中的统治权要紧紧抓住之外，暂时放松一下东抓西抓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就是这般坚韧和旺盛，只要稍喘一口气，必有起死回生之力，居然复苏了。

但已入末年的大昏君至死不悟。非但不感激百姓的深恩大德，反把民众的死里求生视作歪风歪道，重又开始抓了，抓“四清”不过瘾，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抓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昏主一味喊抓，而不知如何抓，大小喽啰更不知从何抓起，本能地各施过去抓人之术以自卫，遂致全国乱成一片不可收拾。

徼天之幸，嗜抓之主死了。死得其时。抓手稍一放松，民族生命力又回来了。俗语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求生路。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可能，也从而开启了什么“硬发展”“软着陆”之类的机会，造成眼前一片莺歌艳舞的表面繁荣。但在这大楼石屎立、公路四向伸、高峡出平湖的后面，共产党的危机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加深。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是共产党抓出来的祸。

中华的王朝统治，何以在世界上独存数千年而不绝？应归功于儒家的“正己之学”。每个人都要“正心诚意”“推己及人”，而统治者的学问就在于“其身正不令而行”。这就是中华传统的诀窍，就是这样简单。一切事，反求诸己；碰到问题，先正己。否则，莫说在二十天内连发五道命令，即使五天之内连下二十道金牌又有何用？

“正己”和“抓人”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哲学。前者为长治久安之道，后者必走向暴政乱亡。共产党之错，就错在这个根本上。但要共产党“正己”，很难。这政党本就不正，要正，岂非就得解散？话又说回来，真若悉心为国为民，把这为害已久的党自我了断，自行解散，岂非光燿千秋、嘉惠万世的大好事？

淺議李敖南下和議員北上

(美國)李大立

上周李敖南下香港，香港立法會議員北上廣東，幾乎同時發生，觀察兩件事情，會發現很多兩岸三地的不同，如果讀者細心挖掘，定會發現更多有趣的對比。 李敖這一次大陸之行取名「文化之旅」，委實是大大地有辱高尚的「文化」二字，因為他此行的所作所為，與「文化」毫無關聯。而且以李敖學識和文化底蘊，實在配不上聖潔的「文化」二字。實情是中共、李敖、XX衛視老闆劉某各懷鬼胎，中共企圖利用李敖的嘴巴支持獨裁專制，打擊台獨，麻痺大陸人民；李敖則打算小罵大幫忙，既可以「自由主義者」的假面具沽名釣譽，又取悅於老闆劉某，更取悅於劉某後面的中共大老闆，名利雙收。他在演說中明言：「希望劉老闆讓我多做些節目，多積一些錢，退休後獨自去海南島定居」才是他的心跡；劉某則居中拉線策劃，意圖造成轟動效應，洗脫其「中央二台」的臭名，扭轉收視頹勢。可謂各有所需互相利用巴望三贏，因此，名曰「欺蒙之旅」、「掘金之旅」更符合實際。

評價一個人的行為表現，離不開分析他的質素人品。古語道：「道德文章」，說明一個人的文化成就和他的道德水準密切相關。李敖其人在台灣香港這些資訊自由的地方，早已盡人皆知；唯獨在資訊封閉的大陸，趁民眾對他認識不深，還可以招搖撞騙。因此有必要在此略述一二要點，以便大陸讀者可以通過貴刋粗知其人。如果以一句話概括他的人品，不妨說「為金錢美女不惜一切」。例子就舉不勝數了，除了他利用起用他的恩人蕭孟能先生對他的信任，恩將仇報鯨吞蕭先生存放在他處價值連城的古董字畫甚至房產之外；也除了曹長青先生所說的他對老母生前身後不孝不義之外；令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和他結婚九十天即離婚的影星胡茵夢小姐揭露他的一件事：他經常用望遠鏡觀察住所對面的建築地盤，胡小姐問他看什麼，李敖答曰，我在找建築公司的毛病，收集証據以便告上法庭，訛詐一套住房！李敖在香港記者會上說，大陸人罵上海人，包括他也恨上海人，說上海人賺錢不擇手段，我看最精明的上海人也想不出李敖這一招。

李敖生性風流，老來彌堅，向以老男追少女為榮，本來這是他私人的事情，旁人不應干涉。筆者曾經就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發表過文章，稱男歡女愛你情我願，大陸憤青無權人身攻擊楊教授。但如果像李敖那樣，不但將嚴肅聖潔的戀愛婚姻視作兒嬉，朝秦暮楚，毫無廉恥之心；還將自己的裸照和性愛情節公諸於眾，在電視節目中大談性事，甚至在北大清華這些最高學府的學術殿堂大講什麼「父母做愛」、「精子卵子」，「睪丸，月經棉」那就已經不再是個人私隱，而是性道德甚至是民族文化的問題了。無論東方西方，向公眾炫耀私人性事都被認為不合適的。李敖以七十高齡如此下作，真令人懷疑他是否患上「老年性亢奮症」。

說到此子的才學，實在不敢恭維。在台灣大學轉了兩個政治、歷史學系，離開學校後，從未做過一天嚴謹的學術研究，從未發表過一篇學術研究專著，何面目自稱「大師」？所謂歷史學家，不知專注某史？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歷史資料收集者而已。所謂著名作家，迄今為止衹發表過一部尚被貭疑是否屬於文學作品的「小說」，卻到處宣揚自己是「諾貝爾文學獎金被提名者」。到處自吹自擂被查禁了九十多本著作，然而其中七十多本竟然是「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等其他人的文集。其成名大作「中國性研究」，僅目錄一頁，已充斥男女生殖器官各種性名詞，不堪入目，學術水平可見一斑。他到處吹噓自己是「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諾貝爾獎唯一漢學家馬悅然(Goeran Malmgvist)答記者問說，李敖首次獲提名給他寄了很多書，他一本都沒有看過。

李敖此人最惡劣的品質莫過於與人為惡，睚眦必報。他自稱「一點虧也不吃，過去吃虧就算了，可是現在我要把便宜佔回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絕不吃虧」。於是就辱罵三千多人，蔣介石父子、李登輝、陳水扁、連宋、馬英九等等政治人物無一倖免，而且進行人身攻擊，諸如「王八蛋」、「呆頭鵝」、「孬種」……，語言粗卑不堪入耳。加上心胸狹窄，妒忌心重，馬英九長相比他漂亮，得女性選民支持，他不但辱罵馬英九，而且連全體台灣女性都得罪了：「馬英九憑小臉蛋得到許多女性選票，不光采，這個社會不應該給女人民主權利，因為女人總是感情用事」。五個總統候選人集體照相，他每次都堅持一定要站在中間，搞得連宋陳水扁搖頭咋舌。可是無論選總統還是立法委員，李敖都敬陪末席，只得到萬餘票，為全部選票百分之1.3%，有的選區甚至只得一票，台灣老百姓揶揄他自己投自己一票。就是這樣以最低票當選的立法委員，進了立法會居然氣壯如牛地拒絕在議員守則上簽字，直到被警告說不簽字不發工薪才乖乖就範；更有甚者，居然拒絕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締造者國父孫中山宣誓行禮，而是向自己的像片宣誓，胡天胡帝，創造了民主世界立法殿堂的大笑話。

就算是對他稱為至愛的女人，李敖也絕不放過。和影星胡茵夢短暫婚姻結束後，對外稱「離婚當晚我就有新女朋友了，比賽誰把誰忘得快」。胡五十歲生日時，李敖送了五十朵玫瑰花，他說「我有一點惡作劇，就是提醒她，你是美女，可是五十歲了，人老珠黃」。第一次上門拜見未來岳母時，九十度鞠躬行大禮，令胡母消受不了，告訴他如今已經不興老一套了。這次來大陸行，上「魯豫有約」節目，卻因胡父母離婚，胡父另娶胡母改嫁，大罵昔日的丈母娘「姦夫淫婦」！怪不得前妻前女友胡茵夢、王尚勤等或上法庭頂證或對傳媒揭發他的種種醜行。

其實，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一樣米養百樣人，什麼品格性質的人都有，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是如何看待這樣的人而已。香港娛樂界也有一個自認「我至叻」(我最了不起)的搞笑人物，論財富香港人知道李嘉誠；論學問知道金庸；論靚仔知道劉德華…….，因此你再認叻也沒有用，不過得一個「阿叻」美名而已。李敖南下香港，沒有一所大學或者學術機構邀請他演講，更沒有一個文化界名人去會見他，唯一的例外衹是曾經稱台灣民主選舉是「笑話」，而遭台灣杯葛的成龍大哥匆匆趕去酒店坐了十分鐘，算是代表香港給足了他面子，可惜譽滿國際影壇的成龍大哥，到底受教育太少，居然稱李敖粗俗不堪的演說「深奧難懂」，如果香港人從反面理解這句話，倒也不失幽默詼諧。

李敖在香港一方面將香港人捧為「神」，另一方面卻勸喻香港人放棄爭取民主，因為「民主太抽象了」、「大陸太大，香港太小」。香港人卻不領他的情，不受他的迷惑，蘋果日報發表社論：「奴才才會放棄爭取民主」，說他「一個靠民主選舉當上立法委員的人，卻反對別人爭取民主選舉，實屬自私」，讓他自討沒趣，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自由社會，香港對李敖的理智反應，大陸望塵莫及。

台灣大眾眼目中，李敖已經不再是「民主鬥士」，因為民主自由社會已經不再需要鬥士，只有獨裁專制社會才需要。台灣很少有人把他看作是「作家」、「大師」，作家榜上前七十名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而是把他看作「娛樂人物」，馬英九說：「他老人家的話聽過就算了，不必太認真」。他這次轟動大陸的「文化之旅」在台灣反應冷淡，接機送機不過幾個朋友而已。他在大陸媚共邀功的表演，劣評如潮。李敖在台灣早已是過氣人物，大陸網民不妨去台灣網站摸摸行情。

李敖他這次大陸「文化之旅」，在北大、清華和復旦大學作了三次演講，全無主題，語無倫次，不知所云。演講和演講之間、段落和段落之間、甚至有時句子和句子之間都毫無邏輯關聯。可是他卻硬要把曾經在同一地點演說過的連宋甚至克林頓「比下去」！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國大陸把他捧為上賓，讓出了三個著名學府的神聖殿堂，給這種毫無學術意味的無聊文人作賤，實在是全民族的悲哀。

李敖張狂傲慢的品質雖然惹人側目，但是大可不必像有些大陸網民和海外民運人士那樣義憤填膺，大家還應當看到共產黨這一場「玩火者自焚」的滑稽劇，

共李劉三方各懷鬼胎互相利用，必然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共產黨想利用台灣這個玩世不恭的活寶為己張目，卻又怯於他隨時會吐出幾句不堪的驚世狂言，於是就出現了既請人作客，又處處提防的尷尬場面。共產黨「台辦」官員李唯一宣稱：「李先生在台上金剛怒目地講，我在台下金剛怒目地聽」。李敖登陸伊始，大肆吹捧，第一場北大演講講了幾句中共不愛聽的話，就被「約談」促其收斂，黨報上也出現了「李敖演講不合格」、「聽眾褒貶不一」等字句。共產黨控制傳媒，趨利避害，選取片言隻語作為大字標題，卻不敢刊登任何一場演講全文。事後為了消毒，李唯一勸喻青年大學生對李敖的演講要「客觀冷靜地對待」。「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我們在旁觀看這場鬧劇不是很有趣嗎？何必和這種人生氣呢？

客觀地說，李敖這次大陸行，於中國民主事業也並不是毫無貢獻的，起碼他說出了一些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比如「北洋軍閥氣量大」、「告別馬克思」、「中共消亡」、「一個真正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成的……」等等，讓中共尷尬不已。在這方面，最好看一下國外的評論，就會得出一個比較客觀公平的結論。「紐約時報」說：「中國領導人也許會覺得他們在台灣沒有比李敖更好的朋友了……，不過，當中國邀請李先生訪問的時候，嚐到了死對頭台灣民主辛辣的味道，李在演說中嘲弄中國領導人壓制言論自由、諷刺北大校長害怕學術自由、教導學生如何爭取民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一個來自台北熱情支持中國和台灣統一的重要作家和政界人士在星期一結束的狂躁演講中，把中國當局搞得不知所措」。從這一點上說我們還應感謝狂人李敖。

與此同時，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五十九名立法會議員北上「參觀訪問」，曾蔭權兌現了促成全體立法會議員去大陸的競選諾言，因此意得志滿，用「歷史性」、「破天荒」等誇張的言詞表達他的成功感。可惜筆者認為曾蔭權既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諦，損害了香港的聲譽；又過高地估計大陸地方諸候對他的支持，熱臉貼上冷屁股。

據報道，該訪問團包括兩名局長，數十名政府工作人員，將近二百人，曾蔭權任團長，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任副團長。首先，曾蔭權是香港行政首腦，不是立法會主席，在三權分立的民主架構中，行政首腦絕不應該越俎代庖履行立法會的職責，這次訪問團理應由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帶隊，而絕不應該是曾蔭權。你可曾見過布殊總統率領國會議員出訪？由是，在全世界面前自暴其短，說明香港政府領導人不懂得民主架構和他的運作。

其次，代表團一到首站深圳，即遭深圳市長許宗衡語焉不詳的教訓：「在世界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能單打獨鬥贏得先機……」。在歡迎客人到來的致詞，如此欠缺禮貌，雖然是共產黨的農民本質，但卻是對全體香港人的羞辱，包括曾蔭權在內的行政立法領導人都只有啞忍了。

之後，到了廣州得見中共政權核心成員之一的張德江，泛民主派提出「平反六四」和「全民普選」的訴求，卻遭張的訓斥：「話不投機半句多」。共產黨內即使是身處高位的高官，其實全是一些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做出這樣的舉動，說出這樣的話來，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來自高度發達的香港社會某些立法會議員居然鼓掌附和，事後遭到香港市民的輿論追究。其中一個前親中政黨首領在為自己的辯解「當時手上拿著文件沒有鼓掌」的同時，卻自作聰明地代人解畫說議員鼓掌是因為「讚賞張德江反應快」！真是風牛馬不相及！殺人犯手起刀落反應夠快了吧，難道也值得你不分是非曲直地鼓掌歡呼嗎？真是愚不可及！有這樣的政府官員和立法會員，簡直是香港人的恥辱。

李敖傲骨太重，曾蔭權媚骨太重，都不是中國人之福，都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但願這樣的中國人少一些，為國家民族民主自由而奮鬥錚錚風骨的英雄多一些，中國的將來就有希望了。

(寫於03/10/05)

港珠澳大橋和英法隧道

(紐約)李大立

不久前在報紙及電視上看到香港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頻頻出鏡，省港澳三地來回穿梭，和大陸官員密密磋商，並向外界宣布港珠澳大橋方案已定，目前正在密鑼緊鼓籌劃設計和施工。

作為一個香港人，忍不住想問她一聲，香港政府到底有沒有考慮過，在美麗遼闊的珠江口，建一座長達數十公里低矮的大橋，像一條醜陋的空心堤壩將整個珠江口攔腰斬斷，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景觀？對珠江出口廣大水域的自然生態造成多麼大的破壞？對居住在珠江兩岸過千萬居民帶來多麼大的影響？筆者祈借貴刋一角，向廖秀冬局長、澳門以及中國大陸有關官員進一言，也請廣大讀者討論發表意見。

筆者在廣州沙面度過童年時代，白鵝潭開闊的江面是這個前外國租界最美麗的風景。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和外面世界嚴重脫節，對環境保護更是一無所知，廣州市政府居然為了迎合外商「白天鵝賓館」的需要，在沙面岸邊攔腰興建一座汽車引橋，將美麗的白鵝潭硬生生地和沙面島分開。令到在此遊覽觀光散步乘涼的人，每天都要面對這一座幾乎和視線齊平，在你鼻子尖前面的醜陋的混凝土大橋，而根本看不到美麗開闊的白鵝潭，享受不到它給我們帶來的涼風和美景。難道僅僅是為了滿足少數人乘坐小汽車直達賓館的需要，就可以不惜毀壞了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無價之寶，犧牲了廣大民眾的利益？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香港政府意欲步其後塵嗎？

再看看英法隧道，它長達51公里，比港珠澳大橋的39公里長得多，為什麼人家不會在遼闊的英倫海峽修建一座像港珠澳大橋這樣醜陋的人工建築物，而寧願花費鉅資修建海底隧道呢？就正是因為英法兩國政府有著中港澳政府所沒有的人類良知，有中港澳政府所沒有的環境保護政策，有廣泛的民間環保意識，有強力的民間輿論監督！雖然建設海底隧道比橋樑昂貴得多，但是為了保護兩國共有的英倫海峽這一大自然的寳藏，造福後代，他們捨易取難。難道我們中華民族不應該學習別人的長處，反而在那裏為自己的無知沾沾自喜嗎？

筆者在上海公幹期間，當地官員屢屢向我們誇耀黃浦江上幾座新建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等所謂「政績工程」，真可謂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幸好香港政府沒有在維多利亞港建幾條「紅磡大橋」、「東區大橋」、「西區大橋」，否則這個世界上就不會有「東方之珠」了！西方國家和中國在對待自然和人的關係上最大的分別在於：西方國家追求自然和人的和諧；中國講求一時的所謂「經濟利益」，不惜毀壞美麗的大自然，毛澤東時代「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謬論餘毒未消。在港珠澳大橋問題上，筆者不明白，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香港政府為什麼不能堅守保護環境的人類良知，並且用這種文明意識開導大陸官員？卻要屈從大陸獨裁專制政府，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啊！美麗的珠江口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甚至全人類的，幾個無知無能的政府沒有權力去任意糟蹋毀壞它！

筆者向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政府建議，並向全體中國人呼籲：立即暫停港珠澳大橋的設計和一切前期工程，轉而研究海底隧道的可行性。如果目前中港澳政府或者投資者沒有足夠的資金興建海底隧道，就應該無限期地推延該項目，直至中港澳經濟發展到更高的程度，擁有足夠的資金，才動手興建港珠澳海底隧道，而絕對不是醜陋的大橋！這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對保護全球生態環境的巨大貢獻，全人類都會感謝我們。

(原載「開放」雜誌05年10月號)

球員素質如此低劣，何以言勝？

(紐約)李大立

看了東亞足球四強賽中國對南韓一場，中國隊長李偉峰一人獨得兩張紅牌，令到全隊只剩下八個人作賽，感觸良多，特作此文，供中國足協參考和廣大球迷討論。

電視鏡頭所見，開賽僅幾分鐘，中方獲前場定位球時，雙方隊員爭位，李偉峰粗暴出手，一掌打在南韓隊員臉上，南韓隊員應聲倒地，被裁判出示紅牌。可惜裁判認錯人，將首次代表國家隊出賽的郜林無辜地趕出場，李偉峰在旁邊卻沒有勇氣向裁判承認出手推人的是自己，蒙混過關留在球塲上。到了下半場，李偉峰對裁判判罰己方點球不滿，圍攻裁判被出示黃牌警告。點球被撲出後，裁判判罰守門員拖延時間，李偉峰衝上前去對着裁判大聲吼叫，被裁判出示紅牌趕出場。一人獨得兩張紅牌，創下了一項世界紀錄，起碼可以錄入「健力士」世界大全記錄。事後，球隊開檢討會，還有不少隊員為李偉峰「評功擺好」！據報道，李偉峰在深圳隊的時候就已經被稱為「球霸」，他自然而然地將這種「霸氣」帶到國際球壇上，誰知一下子就徹底碰壁。他對自己這種行為的檢討是：「太想贏南韓了」和「英語表達能力差」。這等於說：「我用腳踢不過你，急瘋狂了，所以就用手打你」、「我對著你獅吼，是表示愛你，可惜你不懂我的英語」。中國領隊和教練居然樂於接受這種毫無理由的理由，只要求「下不為例」，中國球迷指望這樣的領隊、教練和球員「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看來永遠都只能是一種奢望了。

數月前香港傳媒報道，國家足球隊出訪，乘搭香港國泰航空班機，守門員劉雲飛隔著一條過道和隊友打撲克，嚴重妨礙別的乘客和空中小姐通行，被規勸時，竟然出手推撞空中小姐，被告上法庭。劉雲飛還極不服氣，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冤屈，聲言反告空中小姐誹謗。筆者對劉雲飛毫無接觸認識，但是僅從去年亞洲盃他撲出伊朗隊一個軟射點球以後像公牛一樣狂點頭滿場飛奔、賽後對足球界對他五個點球全部軟綿綿地撲向左面的批評強調自己「就是要左傾」一事看來，此人的素質極有限。筆者穿梭美港兩地，從未聞說有人在飛機上打撲克牌的，凡是對大陸運動員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況，他們的行為是由他們低劣的素質所決定的。國內球員對外部法治社會一無所知，指望這樣的球員「走向世界」，只會丟中國人的醜。

由此，筆者覺得當今中國足球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僅僅在於技術、戰術上，更重要的在於球員素質上。西歐和日韓不少職業球員都是大學畢業生，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不但能够準確地領會教練的意圖和戰術部署，而且能夠迅速地貫徹在自己的行動上，無論個人能力如果超群，都能將自己融洽在戰鬥的集體之中；不但自己在塲上奮力拚搏，為球友創造機會，而且懂得尊重和服從裁判，因此絕不會出現像中國隊長李偉峰這樣不顧集體利益，毫無意義呈個人之勇的愚蠢行為。相比之下，中國球員的素質低劣多了，大多是從小踢球，文化教育水準很低。在筆者印象中，中國足球界裏只有八十年代初國家隊教練蘇永舜先生是唯一的一個正規大學生，其他的都是臨時進修的「突擊學歷」，和官場上的「官補學歷」並無區別。由於教練、球員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因此思維方法、行為準則很自然就出現了極大的局限性。無論平時訓練、場上比賽所表現出來的品貭意志就比別人差了一大截，再加上本身的技術粗糙、戰術模糊，所以輸多贏少是合理而且必然的結果。中國足球至今還處在亞洲二三流的水準，和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身分極不相稱，廣大球迷「恨鐵不成鋼」。

中國足球要想趕上亞洲和世界水平，首先必需放棄官辦足球，還原足球運動的民間性質，讓中國足協徹底地變成一個真正的足球從業員自己的民間組織，讓不懂足球的官僚走開。其次，必須學習先進國家的足球市場運作法則，將足球運動市場化、普及化，讓足球運動員和自由市場上其他所有行業一樣「按勞取酬」，這樣才不會出現所謂「天價球員」，剷除了滋生「球霸」的溫床。最後，必須像德國、日本等國的足球隊一樣，強調團隊精神，個人無論本事多大，如果不能和整體合作，則不能進入國家隊。像李偉峰這樣的人，1999年代表國家隊出賽時，已經有在球塲上動粗打架被紅牌罰出場的前科，現在又不顧整體利益，如此不智不雅地在球場上獻醜，就應該永遠開除出國家隊，須知，做為一個國家隊隊長，在塲上的一舉一動都代表著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廣大球迷和中國人甘願讓李偉峰這樣的「痞子行為」代表中國的形象嗎？國內的傳媒對此議論紛紛，比如說「李偉峰向裁判申請紅牌」、「大佬少了，成績好了」，不無道理。如果國家隊變成一個黑社會，年青球員都要看「大佬」臉色踢，肯定輸球。將這樣的大佬開除出去，讓年青球員放開手腳踢，反而有幾分取勝的希望。這就是辯証法，值得領隊教練三思，況且作為一個教練，更加應該表現出大公無私嚴以律己的精神，即使是自己的愛將，也絕對不能偏私，這樣才能得到大家的擁護。

中國足球弊端多多，積重難返，如果不徹底改革，絕無可能走向世界，即使取得一兩場勝利，也是偶然而已，值不得球迷高興，長期的成績只能是屢戰屢敗，因為球隊的整體素質必然和戰績成正比，如若不信，只管拭目以待，何去何從，值得中國球迷和所有足球從業員深思了。

(08/08/05)

(原載「動向」05年9月號)

兩岸三黨愧對民族先烈

(紐約)李大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五月份德國投降的日子，俄羅斯舉行盛大「衛國戰爭勝利日」大慶典，美英法中日等大國及數十個國家元首出席；今年同時是中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亞洲多個國家均舉行紀念集會，就算是日本，也隆重地集會紀念廣島原爆六十周年，祈求戰爭永不再來。互相敵對的南北韓在首爾聯合舉行「民族光復日」紀念大會，紀念戰勝日本擺脫殖民統治。可是，同樣是戰勝日本的中國大陸和擺脫殖民統治的台灣卻毫無動靜，我們中華民族到底怎麼了？難道犧牲3500萬同胞性命的一場世紀大戰，對我們全民族都不值一提嗎？

不！它永遠牢牢地記在我們全體中華民族子孫的心中！令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憤怒的衹是兩岸、三黨毫無民族責任感、毫無民族自尊心、毫無政治智慧的所謂「領導人」。

事前，胡錦濤指示全國傳媒「要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力量，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豐功偉績」。這一天，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標題是：「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卻遭到了數萬網民上貼無情嘲笑，海外網站摘錄了部分貼子，讓人們欣喜地看到了中國大陸民意的覺醒。有意思的是，該篇文章對中共的最高讚譽祇是「擔當了武裝抗日的先鋒隊」。須知，「先鋒隊」不等於「主力軍」，「先頭部隊」不等於「主力部隊」，等於間接承認了國民黨才是正面抗日的「主力軍」！費盡心機為自己涂脂抹粉的中共，一不小心就欲蓋彌彰，自爆其丑，歷史就是這麼奇妙！

當天晚上，中共在北京舉行了「抗日戰爭歌曲大聯唱」，過千的「順民」被裝扮成工人、農民、學生、機關幹部和解放軍，編成「XX方陣」輪流演唱抗戰歌曲，其中許多是解放後才編寫的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贊歌，也居然拿出來冒充抗戰歌曲。將一個嚴肅的歷史政治活動、一個戰爭勝利紀念集會搞成不倫不類的嘉年華，也只有像中共、北韓這樣的專制獨裁國家才做得出來。金正日在平壤驅迫十萬民眾表現集體操紀念朝鮮獨立和勞動黨成立六十周年，正是極權專制的所為。胡錦濤聲言要「向北韓學習」，在驅迫群眾、粉飾太平方面，確實是學到了；可是在民族大義、共同對外方面，卻還未學到。去年筆者曾經發表「兩韓能，兩岸孰不能」的文章(見「動向」04年9月號)，分析了兩岸和兩韓很多共同點，但是在全民族和解統一的進程中，中華民族就比大韓民族差遠了。在這點上，花崗岩腦袋的中共甚至還比不上他的流氓小兄弟金正日。

再看看海峽對岸台灣方面，官方沒有任何正式集會和活動，陳水扁競選總統時屢屢發動過百萬人「凍蒜」大集會的勁頭不知到哪裏去了？在他心目中台灣擺脫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還不如他競選總統重要，亦即是國家民族利益不如他一黨的利益重要。此外，他還在正式講話中居然使用日本用詞「終戰」來表述抗日戰爭勝利，真是不知羞恥！須知日本使用這個名詞，意思是日本僅僅是「終止戰爭」，而不是「無條件投降」！筆者早前曾經發表過拙作「棄台獨、爭民主」(見「議報」196期)，呼籲陳水扁在中共頑固堅持兩岸會談要承認「一個中國」為先決條件，這種蠻橫滿頇，不合世界潮流的態度下，毅然承認「一個中國」，但這個中國必須是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代表海內外各黨各派民主人士，前往北京在談判桌上和中共鬥智鬥勇，要求在全中國結束一黨專制，實行民主普選，狠狠地將他一軍。如是者，陳水扁先生完全有資格像南韓金大中一樣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現在看來，對陳水扁先生不但是期望過高，而且是估計過高了。從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的表現上，已經可以看出陳先生骨子裏是一個「媚日」和「台獨」分子，不但沒有勇氣和能力為全體中國人爭民主，而且不敢向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日本侵略者表示一絲一毫的民族氣節。

台灣在野黨國民黨在這一個莊嚴的歷史性大日子裏，作為當年中國大陸抗日戰爭的主力，居然也沒有任何表示，同樣也看不到他們在總統競選和槍擊案後抗爭集會的那種豪氣。相反，據香港傳媒報道，大陸有意在九月九日舉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大會」，邀請新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出席，馬先生通過助理答覆說，鑑於馬先生剛接任黨主席，需要處理很多公事，無暇出席。初聞之下，筆者簡直不相信馬英九會如此缺乏政治智慧！須知，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日本軍隊在南京正式向國民政府簽字投降的日子，遞交投降書的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接受投降書的是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中共選擇在這一天舉辦紀念大會，實際上是向全世界承認當年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才是抗戰的主力；承認日本軍隊是向國民黨投降，而不是向共產黨投降；也等於間接地承認了當年毛澤東、「朱總司令」電令八路軍、新四軍搶佔日本佔領區地盤，搶繳日本軍隊槍械是非法的行為。這正是一個向全世界宣示國民黨才是當年抗戰主力和受降政府的大好機會，馬英九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以當年抗戰主力代表的身份出席，而且必將受到中國大陸廣大民眾的歡迎，極有可能成為全體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大會主角；馬英九卻失之交臂，這不但是他個人聲望的巨大損失，國民黨的巨大損失，更加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

六十年前，日本之所以敢於侵略中國，是因為當年國共兩黨兵戎相見，國家民族「一盤散沙」；六十年後，中國人依然內鬥不已，在海峽兩岸窮兵黷武，在抗日戰爭歷史上，爭功邀寵。我想，日本當年的軍魂一定還會為這個不爭氣的民族恥笑！由此可見，兩岸三黨「領導人」全都是一群毫無民族責任感、毫無民族自尊心，又毫無政治智慧的庸才，不知道哪年哪月他們才懂得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六十年前日本侵略者不是哪一個黨派的敵人，是全中國的敵人、全體中華民族的敵人；六十年後，我們仍然面臨著許多國家民族需要解決的問題。以你們這樣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劣行，說不定哪一天又會再次被人利用，被人侵略了！

胡錦濤、馬英九和陳水扁，你們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這個莊嚴日子的所作所為，怎麼對得起你們的父輩？怎麼對得起當年三百多萬為國英勇捐軀的愛國將士？怎麼對得起三千五百萬在戰爭中被殘殺同胞的冤魂？指望這樣的「領導人」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實現政治民主化，國家現代化看來是奢望了！但是，「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筆者深信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我們這個民族有很多優秀人材，雖然目前仍在藏龍卧虎之中，隨著全民族奮勇爭取民主自由運動日益蓬勃開展，總有一天會湧現像西方國家一樣的，有智慧、有能力、有遠見和有國際水準的領頭人，帶領我們中華民族崛起，永遠團結在一起，不再容許任何人在我們的土地上殘殺我們的同胞！

(16/08/05)

(原載「議報」215期)

畫虎不成反類豬——贈朱成虎將軍

(紐約)李大立

近日在海外看到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７月１４日在香港對外國記者發表的談話和7月6日在國防大學內部會議上的講話，震驚之餘，頗為我們這個盛產戰爭狂人的中華民族而悲哀。先前獨夫民賊毛澤東不惜犧牲一半人口打核戰爭的狂言亂語已經讓全世界錯愕不已；現在，得毛賊真傳的另一個農民將軍朱成虎再次口出狂言，不惜犧牲「西安以東」十億中國人民的性命和美國西岸「百多個城市」同歸於盡，令全世界再次瞠目。筆者設想：為什麼我們自古以來以「禮儀之幫」聞名於世的中華民族，不幸淪落到共產黨手裏以後，卻一再冒出這種恬不知恥的戰爭狂人，在全世界面前丟人現眼？這是值得全世界華人在激憤之餘認真思考的問題。

先看看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出格言行吧： 1971年毛澤東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誰說中國人愛好和平？那是騙人的，事實上中國人很好鬥，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句話確實沒有錯，毛澤東生來就是一個生性好鬥的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一生與敵人鬥，與朋友鬥，與同志鬥，一直鬥到死的一天。他錯在把全體中國人民拉下水，以為中國人個個都像他這麼好鬥，讓五千年的禮儀之幫在全世界面前集體蒙羞。

他不但是一個生性好鬥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嗜殺成性的人。六十年前，正當中國人民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取得了八年艱苦抗戰最後勝利，大家都盼望和平建國的時候，毛澤東共產黨不顧人民的疾苦，悍然發動四年「解放戰爭」，殘殺了數百萬同胞，為的衹是一黨之利。其後數十年來，還不斷地通過電影電視各種手段無恥地宣揚這場中國人殺中國人，民族自戕之戰，不以為耻，反以為榮。在還未擁有原子彈的時候，毛澤東早已發表著名的「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論斷，因為在他眼裏人命向來一錢不值。1957年12月莫斯科六十四國共產黨會議上，毛澤東口出狂言：「我們可以算一下，戰爭爆發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死三分之一，或者說多一點，死一半還有一半，帝國主義消滅了，全世界成了社會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徹底消滅帝國主義」；1958年5月毛澤東致函赫魯曉夫：「為了我們最後的勝利，為了完全消滅帝國主義，我國人民願意承受美帝首次核打擊，不過是死一大堆人罷了」。

再看看他早在1955年對芬蘭駐華大使說的一番話：「要殺光中國人，美國原子彈太少，即使美國向中國扔原子彈，在地球上炸個洞，甚至把地球炸得粉碎，對太陽系是一件大事，但對於整個宇宙來說仍然無足輕重……」。你說他狂不狂？彷彿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站得高，望得遠」，他不是地球人，是來自外星的「地球領袖」，即使整個地球炸得粉碎，全人類毀滅了，他眼睛都不會眨一下！人命在他心裏還有什麼價值？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讓我們再看看今天的戰爭狂人朱成虎的言論，他兩次講話的核心內容是：到本世紀中葉，世界人口將達150億，特別是亞洲中國、印度、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人口危機將提早爆發。解決人口危機最好的辦法是核大戰，「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出擊」，一方面「全力發展核武器，爭取在十年之內，預備足夠消滅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核武器」，另一方面「有計畫向周邊國家滲透，鼓勵人民大量向外國偷渡，特別是俄國、蒙古和中亞國家，剩下的人口全部疏散到農村，時機成熟時，就果斷地迅猛發起對其他國家全面核打擊，消滅其大部分人口」。朱成虎在香港對外國記者說：「如果美國介入台海戰爭，中國將用核武器反擊美國，中國準備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地區，美國西岸百多個城市也將被中國摧毀」。

朱成虎的講話通篇都是夢囈，視人命為草芥，不值一駁。以前中共曾經嚴詞批判過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的「生存空間」和「優秀民族」論，現今卻不恥拾人牙慧，朱成虎的「生存空間」謬論比之當年的希特勒和東條英機大大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區別的只是中華民族被中共折騰了幾十年，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乏善可陳，實在不好意思自稱「優秀民族」而已。毛澤東當年揚言發動核戰爭，目的是消滅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原教旨主義中，還勉強稱得上是一種「政治理想」；今天的朱成虎純粹為了所謂「生存空間」揚言發動核戰爭，則更顯得狹隘自私，且更加愚蠢滿頇。人類既然能够創造今天的物質文明，就一定能夠通過節制生育、人口遷徙和環境保護等安排好自己的生存空間，用不著朱成虎這類人渣操心。聰明的人類也絕不會和朱成虎一般見識，用核戰爭來自相殘殺。只有像豬一樣愚蠢、像虎一樣凶殘的人，才會有這樣如此低能的思想和言論。

不過，朱成虎倒有幾句是真話：「我當然巴不得別人死掉，自己能够活下來，好繼續過幸福生活」。「我國黨軍政高層人員在西安以西的內陸有核防護隱蔽基地，我們能夠及時預先躲避，存活下來可能性很大……」。朱將軍原意可能是替主子出頭，嚇唬美國一下，可惜事與願違，以美國的軍事經濟實力，根本沒把這種狂人的叫囂放在眼裏。美國人知道你到底有多少份量，「豬」永遠不可能變成「虎」，立即指出朱成虎的言論「極端不負責任」，要求中國澄清是否代表政府立場，並要求撤除朱成虎的職務，對朱將軍來說，真可謂「畫虎不成反類豬」！

外電報導，中國擁有能射到美國的遠程導彈不到20枚，美國卻有超過10000枚，足夠毀滅地球數次！朱將軍的核訛詐豈非以卵擊石？20枚導彈怎麼能摧毀「數百個城市」？朱將軍有沒有真正在美國生活過？美國西岸有「數百個城市」嗎？你可知道美國東岸才是人口和城市密集的地方？或者朱將軍明知中共的導彈打不到美國東岸，就拿美國西岸「數百個城市」開涮？朱將軍可知道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已經研製開發「星球大戰」遠程導彈防禦系統，至今已經趨於完善，可以成功攔截任何飛向美國的導彈，連中國唯一的軍事武器輸出國俄羅斯都不得不甘拜下風？冷戰時期，俄羅斯曾經擁有和美國不相上下的遠程導彈，但是在古巴危機中仍然臨陣退縮，且從來不敢像朱成虎一樣瘋狂叫囂核大戰，因為赫魯曉夫比毛澤東和朱成虎之類清醒。

假設胡錦濤真的愚蠢到相信你的鬼話，帶著你一家老小躲進「西安以西」的「隱蔽基地」，下令按動核按鈕，你能保證所有的軍人都像你一樣瘋狂，沒有人抵制你們愚蠢的命令？你能保證你僅有的幾枚導彈能飛到美國西岸不被攔截下來？你能保證你僅有的幾枚導彈能準確命中美國西岸「數百個城市」？再假設美國按照你的設想用核武器摧毀了「西安以東」大半個中國，你可知道將會形成一個「核嚴冬」，整個地球大氣層充滿核粒子和核幅射？你敢從地下室躦出來嗎？

百分之八九十的中國人都死光了，留下你們幾個「龍種」，你還指揮誰「在將來人類重新進化過程中佔據有利位置」？指揮誰「得到整個世界」？

朱將軍，別做夢了！如果胡錦濤斗膽下令攻擊美國，從那一刻開始，他就已經立刻成了美國通緝的「黑桃A」了。胡錦濤同為安徽人，大概不會像你這頭豬那麼笨；至於你，對不起，朱將軍，你還挨不上邊，頂多算個「方塊6」罷了，別忘了薩達姆從地窖裏像小雞一樣被拎出來那個可憐相，可不像站在紅地氈上送往迎來那麼風光了！

假定真發生了朱將軍主張的先發制人核戰爭，我設想「美帝國主義」一定會比我們「偉光正」的共產黨更加珍惜愛護中國人的生命，因為他們遠比你們有人性，有良知，一向重視和珍惜人命，一定不會像朱將軍設想的那樣摧毀「西安以東」所有的城市，北京中南海共黨巢穴可能會例外；而「西安以西」所有的「隱蔽基地」，無論如何「隱蔽」，必將被美國最先進的科技加上中國人民的檢舉而揭露，到時候一隻隻小雞將會像薩達姆一樣被拎出來，我們則安坐「西安以東」的家中舉杯慶賀作惡逾半世紀的共產暴政一朝垮台。

幾十年前，從湖南湘潭窮山沖裏出了一個戰爭狂人毛澤東；幾十年後，從安徽當塗縣窮鄉僻壤又出來了一個跳樑小醜朱成虎，其實，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和中國這一片封建閉塞、貧窮落後的社會土壤有關。

心理學家論證毛澤東之所以落草為寇，是和他在自由競爭社會裏生存能力太差有關。論據是毛澤東出身自湖南內陸窮鄉僻壤一個農民家庭，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又不甘心於在農村當一個鄉村教師，跑到北大向楊開慧大獻殷勤，(據毛澤東湖南師範學校同學蕭瑜所著「我和毛澤東行乞記」載，楊父母及楊開慧本人均屬意蕭瑜先生，楊父曾託學生熊光祖詢問，惜蕭瑜已婚)，楊父介紹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當一個管理員，月薪八塊大洋，比之月薪過百的大學教授，心理自然不平衡。加上因為無學歷被人瞧不起，胡適就因為聽不懂他的湖南土話而拒絕他的請教；梁漱溟也因為毛澤東抄寫的圖書資料「龍飛鳳舞」而責令他重抄；楊父安排他住在家中的門房裏，至使經常到訪的梁漱溟一直以為他是楊教授的看門。所有這些，都令到毛澤東感到在自由競爭社會裏無法循正途達到出人頭地的個人目的，於是才聚眾造反，落草為寇，試圖推翻整個和諧的社會秩序，在混亂中達到卑劣的個人目的。心理學家認為，當某些人所處的環境劇烈改變時，很容易從極端的自卑一下跳躍到極端的自大，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他率領一幫農民造反者得天下，「坐上金鑾殿」後，其所作所為以及上面引述的言論足以証明他已經成了一個極端的自大狂。

從傳媒透露出來朱將軍的個人履歷看，他的心路歷程和毛澤東極為相似。朱將軍1952年1月出生於安徽省當塗縣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1969年當兵，80年代被選派到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和國防大學讀書，後來被選中作「訪問學者」，公費到英美短期訪問學習。他能從一個普通貧苦農民家庭子弟的出身背景，沒有過硬的後台，一路向上爬到今天的地位，如果不熟習共產黨的官場文化，沒有幾手奉迎拍馬或者告密邀寵的本領，是不可能的。這種社會最低層的人一旦爬上高位，「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很自然地就會從極端的自卑變成極端的自大，朱將軍狂妄的言論再次証明了心理學家的論證。

梁啟超先生曾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有四肢，未有四肢已斷而身猶能存者」。即便是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也說：「專制制度唯一的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在民主國家裏只要總統候選人流露出任何漠視個人生命的言論，哪怕只是對一個人，他都將會失去大量的選票而落選；可憐在我們中國，毛澤東、朱成虎這樣的農民將軍，竟然開口閉口就是「死一半人口」、「犧牲十億人」而毫無愧意！我們這些「西安以東」十億民眾，在他們眼裏不過是予取予棄的廢物，隨時可以棄之如敝履，我們什麼時候授權給他「準備犧牲」？他就自動替我們作主了！可見這個獨裁政權完全沒有把民意放在眼裏，他們唯一依靠的衹是武力，依靠武力上台，依靠武力執政，忘記了「水可覆舟」的古訓。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如商有妲玘、周有褒姒。朱成虎不惜玉石俱焚，犧牲「西安以東」十億中國人的言論，說明共產黨已經意識到多行不義的獨裁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企圖用一場核大戰來挽救垂死的命運。但是人民一定不會願意被綁在戰車上，他們的這種瘋狂的計劃必會落空。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孔子說：「喜歡逞勇而厭惡貧窮，是一種禍害」)。別看共產黨張牙舞爪，其實色厲內荏，中共不敢在國內公開朱成虎的講話就是一個例証。筆者請胡錦濤、朱將軍別忘記了薩達姆被美軍從地窖裏拎出來的教訓、別忘記了寿西斯古被人民公審，身中300多槍的下場，「西安以東」十億中國人，只要每個人伸出指頭戳你一下，您就會立刻變成一堆肉泥。

(寫於0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原爆60周年紀念日)

莫將政治游行變嘉年華

李大立

去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筆者全家從紐約回港參加，事後並在貴刋發表了「七一大游行有感」一文，為香港人團結一致和平表達政治訴求感到驕傲。今年七一，因為身體的原因(正在做化療)，沒有前往參加，兒子和女朋友照樣興致勃勃地去參加了，並且攜帶了我的身份証，必要時代我在「模擬公投」上投要求O七O八普選一票。但是，他們六時多就回到家裏來了，並且憤憤地說，如果再這樣組織游行，明年七一將不再參加。

我問他們緣由，他們說今年的游行和去年大不一樣，組織不得法，讓所謂「同志社群」帶頭，並且派發「同志E道」宣傳單張，讓人誤解參加遊行的都支持「同性戀」。各種各樣的團體提出五花八門的訴求，「最低工資」、「爛尾樓」、「英文教學」、「醫療費用」…..不一而足，不但人數少得多，而且氣氛不熱烈，像嘉年華多於像政治游行，完全失去了表達全港大多數人政治訴求的意義。事後，和幾個前兩年一直熱心參加七一大游行的同學同事聊起這次游行，他們都強烈地表示了同樣的意見，並且一致推舉我寫一篇短文表達他們共同的想法。

大家共同的想法是，政治游行不是嘉年華，負責組織的「民間人權陣線」嚴重缺乏政治智慧，強調包容性，卻沖淡了主題。提出五花八門的非政治訴求，結果「爭取全面普選、反對官商勾結」的政治訴求失去重心，嚴肅的政治游行變成不倫不類的嘉年華，因而嚴重缺乏凝聚力，得不到大多數港人的支持。游行人數不到前兩年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少於上午親北京團體粉飾太平的巡遊嘉年華，與民意調查逾70%港人要求O七O八全面普選的民意基礎大相逕庭。這樣，就給了北京一個錯誤的訊息，讓他們以為換湯不換藥的換一個特首，就可以平息港人全面普選的訴求；也讓世界輿論將港人誤解成一個政治短視的族群，只要有一個願意恢復港英舊制的特首，就不介意特首產生的不民主方式；(而這個特首閉口不提民主、甚至不敢提普選時間表，不敢見程翔太太、更不用說平反六四……)同時也讓曾蔭權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搞好經濟，港人就會放棄民主訴求。總之，今年的七一大游行，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沒有真實地反映港人普遍真正的政治訴求，在這一點意義上說，今年的七一大游行和前兩年相比，無疑是失敗了。

看一看土共們如何幸災樂禍就會明白了，去年七一XX衛視中文台用幾分鐘的長鏡頭對準「救救小灣鱷」、今年又專門將鏡頭對準五花八門的標語牌，幾個恬不知恥的主持人大談香港人訴求多元化，隻字不提「民主」和「全面普選」。就是因為組織不得法，讓他們抓到了小辮子，試想如果參加遊行的人都舉起民主和爭取全面普選的標語牌，他們會有空子鑽，還會這樣洋洋得意嗎？

我們希望「民間人權陣線」的組織者明白，政治游行不是嘉年華，政治游行應該有明確的統一的政治訴求，以表達大多數港人最迫切的願望。比如O三年的「反對二十三條立法」、O四年的「要求全面普選」，這樣才能凝聚力量，讓五十萬人齊聲發出怒吼，讓北京震顫，讓董建華下台。當然，香港是一個多元化自由社會，不同階層、不同族群的港人有不同的訴求。但是這種非政治(大多數是經濟上)的訴求，不應該在七月一日這個政治日子來湊熱鬧，他們完全可以在任何時候單獨地上街游行、在立法會前靜坐示威、或者到政府總部向曾蔭權遞交請願信，同樣可以表達他們對政府各式各樣的要求和期望。在七月一日這一天，大家應該放下小團體的利益，共同參加表達大多數港人要求全面普選、要求政治民主這個最迫切最重要的政治訴求，這樣才是組織政治游行和爭取民主的正路。

(03/07/05於香港)

(刊於「爭鳴」雜誌社05年8月號)

救救孩子！——痛斥高強「集體心理病」謬論無恥之尤

(紐約)李大立

上月筆者剛剛滿懷悲憤地為黑龍江省沙蘭中心小學發生103名學童因共黨官僚作風草菅人命，而被洪水奪去幼小生命的不幸事件寫下了「犧牲103條學生性命的“決定性勝利”」一文，(見「爭鳴」7月號及「新世紀」、「大紀元」等網站)；事隔不到十天，6月16、17日大陸安徽省泗縣大莊鎮又發生了2500多名學童注射甲肝疫苗集體中毒，304名學童出現頭暈、呼吸困難、四肢麻木、腹瀉等異常反應入院治療，其中260多人留院，20多人病情嚴重，六歲女童李威死亡的慘劇。應了筆者該文所說：「共產專制存在一日、共黨官場文化存在一日，天災人禍陸續有來」。姑且不提日前新疆省80多名礦工集體遇難的礦災，單單是大陸兒童的無助無奈，被大陸貪官污吏辣手摧殘的悲慘命運，已經令人聞之心酸了。

根據大陸傳媒揭發，6月中旬該鎮「衛生防疫保健所」為全鎮19所中小學2500多名學生接種「甲肝疫苗」發生感染，安徽省宿州市專家組作出「甲肝疫苗」不安全，需要進行化驗的結論。由於事態嚴重，總理溫家寶派「衛生部長」高強率領16名「醫療防疫專家」到安徽調查。誰知欽差大臣一到，隨即推翻宿州市專家組對疫苗持懷疑態度的結論，宣布300多名學童入院治療是由「集體心理作用」引起，李威死因是「痢疾」病，均與疫苗接種無關，相關的疫苗是「真疫苗」。這種未經調查研究、未經疫苗化驗就強行宣布的結論，令群情洶湧，學童家長憤憤不平，誓要討個公道；紛紛起來貭疑「衛生部長」高強：

你說300多名學童不適需入院治療是「集體心理作用」，為何他們大多數出現「心肌受損」？你說李威是死於痢疾，為何她生前嚴重腹瀉正是甲型肝炎病毒主要症狀？如果和接種疫苗無關，為何要給李威家長9萬元的賠償費？為何李威的屍體被急急埋葬，不作解剖，死無對証？你說甲肝疫苗是「真疫苗」，未經化驗怎麼先有結論？你敢不敢打一針試一試？

根據大陸傳媒報道，負責採購疫苗的周士凱交代，他是從滁州市個體戶張鵬那裏購得3000支疫苗，由阜陽市齊力醫藥有限公司開假發票，鎮「防保所」按每支25元向學生收取費用，而市場價不過是6元左右，鎮「防保所」給學校每支疫苗1元錢的回扣，這就是官商衛學互相勾結的祕密聯絡圖。據揭發自從2000年以來，河南、山東、江蘇、安徽四省交界處已發生多起假疫苗案，徐州地下疫苗市場交易活躍，造成假疫苗泛濫的原因，是基層衛生單位從不法商販手中購買不合格疫苗，從中抽取暴利。

難道沒有專業資格，沒有政府牌照經營藥物買賣都合法？難道開假發票、給回佣回扣都不犯罪？難道向學生家長收取高價保健費用中飽私囊也不犯法？難道未經檢查許可的藥物可以任其私下流通？人民大眾的生命安全有何保障？要你們這些人民公僕幹什麼用？

根據香港傳媒追蹤報道，事件跟蹤追查到既是甲肝疫苗的發明者，又是肇事疫苗生產商的「浙江普康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毛江森，毛氏強調該事件與其公司無關，其公司生產的是「百分之百真疫苗」，據報道，前人大委員長喬石和前副總理李嵐清均到過該廠視察，是否這就成了官官相護的擋箭牌？是否「院士」公司的產品就可以免檢？醫死人都無罪？！

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視少年兒童為國家的未來，無比珍惜和愛護天真爛漫的下一代，唯獨我們自稱「三個代表」的共產黨視稚童生命如草芥，這些共黨狗官面對眾多無辜被害的兒童竟然毫無人性，毫無憐愛之心，在全世界輿論面前毫無愧意自暴其醜！筆者在前文痛斥共黨狗官面對103條無辜而死的學童性命無動於衷，反而恬不知恥宣稱「救災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死了這麼多人，何來「勝利」？而且還是「決定性勝利」？在本文裏，筆者再次痛斥共黨狗官高強，世界上有這樣的「集體心理作用」，導致數百名學童身體不適需要入院醫治搶救的嗎？如果其中包括你的兒女，你還會說出這樣傷天害理的屁話嗎？你說是百分之百真疫苗，你敢伸出手臂來試一針嗎？！

快住嘴！共黨狗官們，多行不義必自斃，大陸人民從新疆克拉瑪依300多名被活活燒死的兒童、黑龍江沙蘭小學103名被活活淹死的兒童、近日又從安徽大莊鎮2500多名中毒兒童的身上，逐漸看清了共產黨無所敬畏、輕漠生命、殘忍邪惡的本質，人民大眾覺醒了，水可覆舟的日子就要來了。

總有一天人民大眾要你們跪地向無數被你們害死的稚童亡靈贖罪！這一天已經不再遙遠！

(04/07/05)

犧牲103條學生性命的「決定性勝利」

(紐約)李大立

昨晚(6月17日)鳳凰衛視竇文濤在其主持的節目中說：(由於共產官僚輕視人命作風造成103名小學生死亡，共產黨使出威逼利誘一手，同意48小時內火化的額外補貼5000元錢，送骨灰盒一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祕書長王同堂宣布，死亡學生已有16人火化，80多戶家長簽同意書接受賠償，救災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聞之令人作嘔！連中共喉舌都對此憤憤不平，其他有正義感的香港人、海外華人、和大陸人聽到之後不知作何感想？

中共腐敗透頂，別的本事沒有，粉飾太平工夫一流。駭人聽聞的103名小學生不幸遇難僅三天，倖存的100多名沙蘭鎮小學生就被強制去沙蘭鎮中學「復學」，獲派新書包文具，供記者採訪拍照。可憐的小學生們個個驚魂未定，就被強迫去演出政治騷，實在令人既可憐又可恨！中共為了政治目的，殘忍的對待這些死裏逃生的稚童，比其老大哥俄羅斯對待北塞別斯蘭從恐怖分子手裏逃出來的小學生還不如。大陸「大公網訊」居然以「災後沙蘭鎮再傳朗朗讀書聲」為題報道：「6月13日上午，……遭遇山洪突襲後第三天，在各項救災工作緊張進行的同時，一輛接載學生的客車駛到沙蘭鎮中學，八十多名沙蘭鎮中心小學學生背著新書包走下車來，在老師們的帶領下有序地進入教室，捧起嶄新的書本，專心致志地開始聽老師講課……」。香港文匯報6月15日以「沙蘭鎮中心小學復課第三日見聞」為題，厚顏無恥地吹噓政府如何關心這些倖存的小學生，醫生為他們作體檢，學校食堂六菜一湯……。該報同時不得不承認，當日只有147名小學生來上課，沙蘭鎮中心小學原有352名學生，其餘的205名學生到哪裏去了？香港文匯報敢向讀者交代嗎？！如果中共腐敗獨裁政府真的這麼關心這些兒童，會犧牲103條小生命嗎？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二字！

對於敢於揭露部份真相的「南方都市報」記者，則多方刁難，沒收他們的採訪筆記，在當地市面上強行禁止出售該報，共產黨企圖以封鎖新聞的惡劣傳統，不讓人民知道真相，不讓人民起來反對他。這種愚蠢的辦法，雖得逞一時，終非長久之計，現今世界已進入網絡通訊時代，當越來越多的人民通過各種途徑知道越來越多的災難真相，離中共滅亡之日就不遠了！

事情發生後，中共一貫作風將責任推給老天爺，什麼「200年一遇強暴雨」、什麼「小範圍強暴雨不可預測」……。總之，是老天爺的罪過，和我中共施政水平無關，和我各級官員施政作風無關，和黨培養的學校教師素質無關，事實是這樣嗎？

綜合各方報道，造成這次103個稚童喪生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因為中共數十年來所形成的貪污腐敗、官僚體制和習慣思維、行事作風；完全是因為中共對生命疏忽冷漠的本性。事發前，中共各級官僚腐敗政權已經為這次災難埋下了禍根：沙蘭鎮上游60年代建成的蓄水庫，一直沒有維修管理，上級撥來的維修款項，被安寧市政府挪用了121萬8千元購買了6輛上海「薩帕特」小汽車，供這些市、縣官員享用。沙蘭鎮一座四孔拱橋，被淤泥垃圾堵塞了三個孔，市、縣、鎮政府居然無人過問，使其成為奪命擋水橋。事發時，正值端午節前夕，鎮政府大小官員早已提前回家過節。上游水庫崩塌後，上游和勝村及王家村曾經三次打電話到鎮政府和派出所報警，鎮政府官員王慶濤居然說：「鎮政府只剩我一個人，管不了」！既不去報告上級，也不去通知學校和居民，撂下電話不再接聽。派出所接電話的人說所長李作玉「辦案」去了，無暇顧及。他們有暇顧及的是在街上抓「違法」摩托車，每抓一個罰款200元，有些家長開摩托車去接小孩的都被攔截下來，失去了救人的時機，直接導致子女的死亡。據報道，和勝水庫離沙蘭鎮20公里，洪水沖到沙蘭鎮至少要2小時，如果鎮政府或者派出所接報後，及時通知全鎮居民和學校疏散，完全可以避免這場災難；災難的造成完全是鎮政府和派出所的官僚作風以及草菅人命的共產黨黨風所造成，這些人吃人民，用人民，卻不為人民辦事情，如果這還不算瀆職罪，要怎麼樣才算瀆職罪？！

五十多年共黨邪惡統治，不但造就了千萬像王同堂、李新平這樣貪污腐敗的官員、王慶濤、李作玉這樣渾渾噩噩的基層幹部、還造就了大批素質低下的教師。據報道，當日下午2:15分洪水到達之前，趙國琴老太太聽到上游崩堤的消息，趕到學校接走了她的兩個孫女，並且對老師說：「老師啊，別上課了，水庫開口子了」！孩子們一聽，都「哇」一聲哭了。可是，教師李宗美既不問清楚怎麼回事；也不向校長報告，就敲著教鞭向孩子們吼：「坐下，坐下，家長沒來誰也不准走」！洪水過後，人們發現她坐在走廊的窗台上，另一個一年級班主任劉某抱著衣服爬到屋頂。這樣的人有資格為人師表嗎？恐怕全中國像她們這樣的班主任老師不在少數。

竇文濤這個節目還聯想到十年前發生在新疆克拉瑪依的慘劇。當地官員為了奉迎上級，在全市的中小學裏挑選了700多名能歌善舞的優秀學生，在歌劇院裏為這些貪官污吏演出歌舞。不幸因為舞台上的聚光燈離幕布太近，引燃布幕，一塊一塊著了火的幕布往下掉。這時候組織者大聲吆喝：「老師同學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這句話現在成了中國名言)。於是，26名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施施然地從最前排走向後門逃生，而700多名學生卻困身火場。儘管有老師極力營救，仍然有300多名師生被活活燒死！有些小朋友的身上還留有皮鞋、高跟鞋的腳印。其中有一個官員躲進可容三四十人的厠所，將門反鎖，任憑外面怎樣錘打門扇，這個鐵石心腸的官員硬是不開門，結果在廁所門口發現100多具燒焦的師生屍體！其中一個「高級官員」燒焦了幾根頭髮，一出門鑽進小汽車立刻開到醫院體檢，途經消防局連進去報案的舉手之勞也免了！……

筆者再聯想到共產邪黨的罪魁禍首毛澤東，有一次欣賞專場雜技演出，一個十幾歲的小演員因為太緊張，從高處墮下受重傷，生命垂危，舞台上的人亂作一團忙於搶救，毛澤東卻安坐台下談笑風生！

有怎樣的領袖，就有怎樣的下屬；共產黨最高領袖毛澤東一向好鬥成性，蔑視生命，怎能不孕育出千千萬萬像王同堂、李新平、王慶濤、李作玉和新疆克拉瑪依貪官污吏那樣的共產黨幹部呢？中共獨裁專制政權不改，各種各樣的人間災難肯定陸續有來，抓幾個替罪羊無補於事，全中國共黨幹部五十多年來形成的官場文化改變不了分毫，五十多年共產黨的黨文化已經滲入千萬基層幹部的骨髓，溫家寶總理有多少眼淚也衹是白流！

別哭了，你哭不過來，好好地尋根究底吧！「200年一遇的洪水」不是理由；「5000年一遇的獨裁專制」才是病根！

好在大陸人民已經開始覺醒，不再逆來順受了。有良知的輿論，紛紛揭發沙蘭鎮103名小學生不幸喪生的悲劇真相，報上登出了可憐的小學生們與死神搏鬥時最後留在牆壁上的手印，以此控訴數十年來共產黨一貫踐踏人民生命的罪行。中國青年報以「我的悲憤在水火無情之外」為題寫道：「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是至高無上的，自然力的無情固難抗拒，但人力的無情，更無法饒恕」。災難發生後，沙蘭鎮的民眾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不再容忍共產黨的謊言欺騙，紛紛向各地記者揭露真相，並且不害怕留下真姓名。他們喊出了：「天災抗拒不了，人禍必須追究」的口號。當日下午４時，沙蘭鎮政府及派出所、救災指揮部的十餘官方車輛被憤怒的群眾推翻和砸毀。安寧市副書記李新平在群眾面前用手機向上級匯報：「這裏沒事了」！對群眾說：「不就是死幾個人嗎？沒啥大不了的」！幾個村民聽見了，上去就打，這名聒不知恥貪官污吏被憤怒的群眾當場用鐵鍬打破了頭，真是活該！

忍耐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老百姓，是時候起來用行動反對邪惡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了。只有人民覺醒了，起來反抗，才能埋葬死不悔改的共產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他們「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吧」！

願一百多名可憐稚童的靈魂安息，願民主自由早日降臨祖國大地，從此根絕一切天災人禍，願同胞們從此生活在幸福自由之中！

(寫於18/06/05)

刊於「爭鳴」05年7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棄台獨，爭民主——陳水扁先生應該用新思維應對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

(香港)李大立

三年前，筆者於2001年6月在紐約的中文「世界日報」上發表過「民主之爭，非統獨之爭」和「民主統一中國」兩篇短文(筆名郭偉榮)，建議陳水扁先生運用新思維，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這「一個中國」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未來民主自由的「中國」) 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在談判桌上和中共獨裁政權展開爭取民主的鬥爭。

三年後，儘管大陸、台灣包括香港的民主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共產黨仇視打壓民主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不但仇恨和醜化台灣的民主選舉，而且蠻橫地扼殺香港人民要求0七0八年全民普選的民主訴求。近日，甚至通過所謂「反分裂國家法」，演出一場滑稽的法律戰，對台灣人民進行空前的戰爭威脅。並且邀請藍、橘黨主席訪問大陸，力圖孤立現台灣執政黨綠營陳水扁，由此，陳水扁先生作為現任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更加應該有新思維去應對邪惡奸狡的共產黨。筆者回顧三年前在紐約發表的這兩篇文章，仍然覺得其中的觀點至今對全體炎黃子孫有著值得參考的地方，故特在此補充闡述如下，望借貴刋一角發表。

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就連共產黨的台灣政策也在不斷變化。毛澤東時期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即是要用社會主義制度去統一台灣；鄧小平時代是「一個兩制」，即是允許台灣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到了江澤民時代，已經無力堅持以大欺小，表示「一個中國，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指中華民國，而是包括兩者在內的未來中國」；如今到了第四代胡錦濤手裏，已經黔驢技窮，為保住最後一點面子，退到底線「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麼都可以談」。

反觀台灣，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大陸政策也在不斷變化之中，蔣介石時代是「反攻大陸」、蔣經國時代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了李登輝、陳水扁手裏，就一心要走向台獨，大搞「去中國化」。但是卻得不到大多數台灣人的擁護和支持，大陸「反分裂法」公布後，台灣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贊成統一的佔15%；贊成獨立的佔21%；贊成維持現狀的佔52%。去年台灣立法會選舉藍營過半以及多年來台灣人蜂擁前往大陸投資和居住就是一個例証。同時，台獨也得不到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雖然說大陸的民意中摻雜了大量共產黨的宣傳和煽動，但是同時也不應該全盤否定大陸人民希望和台灣民主統一的願望。不久前香港「蘋果日報」一篇回應曹長青先生支持台灣獨立的文章說，香港也有74%的市民不贊成台灣獨立。當然，李少民先生的文章「中國無權決定台灣的地位」有他的道理，筆者也認同將來台灣的地位主要應該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但是在現時台灣人民自己本身都還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強行獨立其實也是另一種專制獨裁的表現；更何況大陸香港和台灣都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大陸和香港的民意也應該在執政者考慮之列。

民主和專制是一對概念；統一和獨立又是另一對概念，不要混淆，現時不少政論文章往往混為一談。民主不一定非要獨立；反之統一也不等於必然專制。討論政治問題不應該帶有任何偏激情緒，我們反對共產黨獨裁專制，不一定要用獨立的方式，為何不用民主統一的方式呢？

如上所述，在台灣贊成急統和急獨的民眾均屬少數，大多數人希望維持不統不獨現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民意呢？筆者認為，多數民眾不願意獨立，一來是害怕中國藉此攻台，二來不可否認大多數台灣人的祖先來自大陸，在血緣、地理、語言和文化等方面和大陸有著割不斷理還亂的連繫，多少有些歸宗認祖的觀念。同時，多數民眾又不願意統一，是因為台灣人民現在享有遠比大陸高得多的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生活富足，不願意放棄現有的一切，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由此可以推測，大多數台灣人民願意在將來和大陸統一成為一個新的「中國」，但是這個中國必須是民主自由和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絕對不是共產黨獨裁專制和貧窮落後的中國。

對於全體中國人民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兩岸統一在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之下，大陸人民同樣享有台灣人民的民主，同樣享有台灣人民一樣的富裕生活；其次的才是只有台灣人民能夠有民主，而大陸人民沒有；最不好的結果是大陸和台灣都沒有民主。

再看看現實情況，兩岸關係已經陷入危險的僵局，大陸強行通過所謂「反分裂法」，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為將來共產黨垮台前夕孤注一擲作輿論準備，正如陳水扁呂秀蓮所說，現今海峽兩岸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在此情況下，筆者希望陳水扁先生和支持台獨的人士，千萬不要高估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千萬不要低估共產黨喪失理智的可能性，以免給中華民族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美國一再表示不希望雙方片面改變現狀，美國賴斯國務卿譴責中共「反分裂法」的同時，和日本共同宣布將台灣海峽周邊的安全視為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明顯是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與此同時，美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也明確警告台灣說：「不要期待台灣一旦受到攻擊，美國一定會派兵參與防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無此規定，美國是否出兵，需由國會作出決定……」。

看來，由於美國的強力干預，共產黨想動武很困難；陳水扁想台獨也很困難，中共一再宣示戰爭的底線是台灣獨立，為什麼還要用「去中國化」刺激這頭瘋狗呢？既然這條死胡同走不通，為什麼不另外尋求一條走得通的路呢？而且這是一條符合兩岸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又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康莊大道！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共產黨最怕別人批評他獨裁，批評他不民主，這是共產黨最要害的地方。反之，最喜歡談論統一和分裂，因為他可以藉此挑起大陸無知民眾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轉移民眾的視線，忘記了對民主的追求。既然這樣，陳先生為什麼非要挑他最舒服的話題去接口，而不逆鱗他最怕觸動的地方，挑戰他最忌諱的話題呢？加上現在中共對台灣實行分化瓦觧的陰謀政策，陳水扁先生即將陷入孤立的地步，為何不改弦更張，效仿連宋訪問大陸，但是卻摒棄連宋衹敢和中共談和平，不敢談民主的綏靖政策，向中共叫板談民主統一中國呢？

有見及此，陳水扁先生對兩岸關係應該有新的認識和對策，應該把握時機，順應民意和中共獨裁政權展開新的民主鬥爭，當今的兩岸關係問題已非統獨之爭，乃是民主之爭。民進黨和陳水扁先生即使將台灣獨立作為最高目標，所得到也不過是上述的第二種結果；而且還要冒著戰爭的巨大風險，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是最不利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三種結果，屆時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罪人。陳水扁總統為什麼就沒有勇氣去為全體中國人爭取第一種最好的結果呢？

既然胡錦濤說：「什麼都可以談」，為什麼陳水扁先生不抓住這個機會去和胡錦濤談民主統一中國呢？因為以台灣現時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大聲宣稱自己是中國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但是這個中國必須是民主的中國。理直氣壯地代表全世界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海內外民主運動和獨裁專制的共產黨在談判桌上展開鬥爭，和他鬥智鬥勇。談判一旦開始，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必然獲得海內外各黨各派的支持和參與，必然有很多機會向兩地的民眾和全世界公開各自的立場和政治訴求，讓民主理念深入大陸民間，如此已經是民主的勝利。既然大陸表示「國名、國體、聯邦制都可以談」，陳水扁先生就可以要求和中共共同商議籌建新政府，起草新憲法；就可以要求結束一黨專制，開放黨禁，實行憲政，大陸和台灣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在兩岸自由活動，讓台灣的政黨到大陸宣揚民主，也讓大陸共產黨到台灣宣傳共產主義，看還有多少人相信它。同時要求首先實行聯邦制或者聯省自治，進行各省、市、縣、區等地方政府選舉，一如台灣已經進行的那樣，並且要求國際監督，作為統一的先決條件。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繼而在全中國實行全民普選，選舉中央政府 ，這就等於將了共產黨一軍，看他如何處置？迫使共產黨在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

如果能夠迫使他開放全民選舉，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台灣已經大勝，人民已經大勝，民主已經大勝。因為大陸人民一旦有了自由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以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的劣蹟，最終一定遭到大多數大陸人民的唾棄。儘管共產黨實行了超逾半個世紀的愚民灌輸，一旦開放選舉，共產黨絕無可能再次一統天下，蘇聯和東歐解體後的全民普選証實了這一點。即使因為大陸民眾對台灣政黨了解不多，一時台灣的政黨未能在大陸的選舉獲勝，起碼共產黨絕無可能在台灣的選舉獲勝，在聯邦制或者聯省自治制之下，台灣的民主和自由仍然可以得到保留。而且從長遠的觀點看，擁護民主的政黨必然會戰勝堅持獨裁的政黨，說不定將來民進黨、國民黨或者其他的民主政黨通過選舉成為全中國的執政黨，陳水扁先生成為全中國的民選總統。如果真能在大陸實現民主，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民主理想，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統一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之下，共同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有什麼不好？

毛澤東的共產黨是一個知識水準低下的農民黨，如今傳到第四代胡錦濤手裏，雖然胡溫名義上是個知識份子，但是衹是一個在毛澤東閉關鎖國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土知識分子，實際上對西方民主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甚至是對國際慣例都幾乎毫無認識。國際上所有的政治談判都沒有預設條件的先例，談判的舉行應該是無條件的，雙方任何條件都可以在談判桌上提出，這才叫政治談判。像大陸共產黨堅持至今以「承認一個中國」為談判先決條件，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和極端可笑的。你要堅持一個中國，完全可以在正式談判中提出來討論，但是你沒有權力把這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試問，如果台灣提出「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共產黨會答應嗎？如果非要對方承認你的先決條件，那還有什麼必要舉行談判呢？這麼簡單的道理，蠻橫滿頇的共產黨就是死也不懂，徒然貽笑四方。

問題是面對這樣的流氓對手，我們也要跟著他做流氓嗎？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文明的手段和這樣的流氓周旋呢？為什麼就不可以屈尊地同意「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在談判桌上和他鬥智鬥勇，提出民主統一中國的訴求呢？何況，民主的一個中國，也正是全體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共產黨別的本事沒有，但是他內戰期間在談判桌上將國民黨迫向死角的技倆不可不學。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有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時過境遷，今天共產黨已經盡失民心，視一黨專制為命根，陳水扁先生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先生完全可以代表全世界嚮往民主的中國人要求中共放棄一黨獨裁，民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追求，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他不肯，談判破裂的責任就在他。

退一步而言，承認「一個中國」，和大陸共產黨展開民主統一的談判，即使未能成功，對台灣也沒有任何害處。須知政治談判各有各的原則和立場，很可能曠日持久，當年中共和美國在華沙舉行的談判就談了十幾年，何不以靜制動，靜觀其變？台灣同意舉行談判，可以正式派代表去大陸談，也可以邀請大陸派人來台灣談，一輪一輪地談下去；談判若無共識，結果只能是維持現狀，大陸也無法強行宣布統一。談判一旦展開，等於為台灣買了保單，因為必然成為全世界共同注視的焦點，共產黨在談判中動武的可能性比台灣堅持不承認「一個中國」，堅持不和共產黨舉行談判的情況下要低。不久前有一個名叫辛旗的愚蠢滿頇的大陸官員在紐約蠻橫地宣稱：「拖即獨，獨必打，打必勝」，現在我不「拖」，和你談，你還有甚麼理由動武？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聞名世界的禮儀之邦，為什麼我們反而比不上周邊一些曾經依附過我們的小民族呢？北韓金正日封建法西斯政權，比之當今的中共更加蠻橫暴戾，但是南韓金大中早在五年前就已經屈尊前往北韓舉行和談，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讚揚。而我們中華民族兩岸領導人卻還死抱著所謂「漢賊不兩立」的陳舊觀念，誰都不願放下身段為國家富強，為民族大義走出第一步，伸出和平之手，反而長時間地隔海對罵。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在韓國人、德國人、加拿大人、甚至印尼人面前，真為兩岸冥頑不化的領導人感到羞愧！陳水扁如果真正能夠為民族大義，為什麼就不能效法金大中？金大中能夠取得諾貝爾和平獎，陳水扁若有此舉也必將當之無愧！

筆者一直認為國民黨的理念比之民進黨陳水扁接近本文上述的觀點，如果國民黨當選，還有機會用談判的手段為大陸人民爭民主。如今國民黨落敗了，希望只有寄託在民進黨陳水扁身上，可惜他們沒有這樣遠大的胸懷。三年後的今天，筆者再一次向陳水扁先生提出上述的建議，呼籲台灣民進黨和陳水扁先生能認識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樹立更加遠大的政治志向，施展更出色的政治才華，我們期望看到陳先生和民進黨的政治智慧和風度，不但堅守台灣的民主，更將民主帶向大陸。大陸和台灣的人民大眾都不希望發生戰爭，美國一再表示希望兩岸和平對話，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反對戰爭，陳水扁先生若有此舉，必然會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不但是全體中國人之福，世界和平之福，而且陳先生本人必將成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英雄，對中國的民主和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將名垂青史。

望陳水扁先生三思！

28/04/05修改

(本文首發刊於「議報」第19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邱实：恭答李大立先生

李大立先生23日答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一文指出：我们都是共同的受害者，并就此陈述了几点意见“权当引玉之砖，向广大读者请教”。但篇末又称“不想再花时间讨论下去了”。似乎实说不再希望听到笔者的声音。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如鲠在喉，不吐不恭。敢请《新世纪》编者将下述意见直接转达李先生，可不占用网上篇幅发表。

(一) 李先生答文最后指出的《论语》上说的“有耻且格”论，很对。早在“文革”期间，在下就曾大力宣扬过此说，但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因为当时正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施行的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岂容你唱反调？党提倡的就是“民免”而“无耻”；因而斥孔子的学说为封建余毒。后来“批林批孔”，不再有人敢提这条真理。现在看来，孔夫子两千多年前的教诲是对的。

(二) 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点也不错。思想上就中毒太深，作为贱民 ，只求“免”而顾不得“耻”。李大立先生自称早年对大陆就有经历，1964年已是上海大三学生，由此推断正赶上大陆闹饥荒刚过，文革风暴上尚未揭开序幕那段喘息时期。此前此后的情况，则未必“有幸”躬逢其盛，难得切身体验。例如，李说“五类分子”全属敌我矛盾，这就不对。口头上说与实际对待是两码事。实际上，凡政治问题均属敌我矛盾；思想问题的介乎两者之间；一般刑事犯如流氓盗窃则被认为“内部矛盾”。在执法者眼里是有区别的。他们利用这种区别对被监管人员分化瓦解，挑动后者（站在人民立场）对前者（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和施暴。这一策略非常奏效，屡试不爽。这点则未必为李先生所洞察。

(三) 关于罪魁是毛泽东的说法，也不完整。难道别人就没责任？毛力量再大，不过孤家寡人，若无众星捧月，大搞个人迷信的吹鼓手们帮衬，能呼风唤雨、一呼天下诺？毛搞文化革命，旨在倒刘，是谁神化了毛，又违心地阿谀逢迎、卑躬屈膝，而对同事革命战友的刘少奇落井下石？够朋友，讲义气么？更不用说讲真理，讲原则，讲事实了！揭穿来看，钩心斗角，争权夺势，哪有一点道德良心？更奇怪的是，拨乱反正之后，却都成了“受害者”，找不到了“害人者”；连当初助纣为虐者都摇身一变成为受过迫害的人。怪哉！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要求人们恪守道德标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的思维瞬息万变，可能连父母妻子都不认，只认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

(四) 说实在的，姚之叛逃（实为出走）在当时必死无疑。他不属饥民的离乡背井逃荒求生，而是在专政铁拳下被监管的对象。林某建议目的在于挽救他，同时为刘免遭株连。其实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年是并不鲜见的。设若林出于恶意出卖朋友，他大可隐讳不说，何必坦然写出来亮丑？

(五) 李先生提倡的“两者不可得兼”，古往今来“舍生取义”者能有几人？共产党宣传的也仅有“江姐”等少数英烈，岂知甫志高类人物有几多？

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对事不对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有道是：“尽管我未必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本人一向恪守的准则。谢谢《新世纪》为我们的交流提供平台。这种坦诚的交换意见，目前在中国大陆是难得的。谢谢李大立先生耐心劳神审读我的拙见，占用了你的宝贵时间。

邱实2005/3/24 北京

（由于两位前面已经在网上公开讨论了，此信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故将其也公开了，请作者见谅。——新世纪编者注）(3/24/2005 0:46)

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

3月22日《新世纪》发表了（香港）李大立先生《读林孟熹先生<误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中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有感》，对林文颇有微辞，认定林孟熹指认姚某的下场是“咎由自取”和“罪该万死”，至今“引为自豪”“无忏悔之意”云云。笔者颇不以为然，请允许在下为林孟熹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人们看到，林孟熹在文中叙述此段经历时，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所想、所做，是真实的写照，也恰符合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和氛围。正如他在文中袒露的，他们（包括刘光华）虽屡遭迫害受辱，但“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即对祖国的热爱之心未泯，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忠心(或曰痴心)不改——就像大陆传媒舆论导向屡有描述的那种心态：“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会记恨母亲吗？”那时候，人们把祖国比作母亲。人民的觉悟程度就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你说他是“愚忠”也罢。

其次，林之所以建议刘：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的行动”。因为林已准确地预料到姚“绝不会听你的。他若被扑，你必被牵连”。后来果然被言中。不仅姚被抓，刘也遭“知情不报”之灾。假如，当初刘听了林的建议，实际上可挽救姚免遭送命之祸——预谋未遂，没有行动后果，总不会被杀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林孟熹并无恶意“落井投石”“出卖朋友”的动机，而是深知姚的为人，口头勉强听劝，并不可靠。为挽救其冒险后果并避免刘被牵连，不得已而为之提出唯一选择的权宜之计，但未被采纳。至今，留下的只能是遗憾，有甚么可“引为自豪”和“忏悔”的必要呢?

再次，姚某当年企图越境，并非政治避难行为。因为他既非“右派”，又不是“反革命”，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是贪污腐败，其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唯一可能的条件是被认定为“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是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解除教养后，他对劳动就业不满，又不谙时事形势，盲目南下越境，纯属个人冒险的愚蠢行径，与今日之寻求政治避难，实不可同日而语也。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当年的世态人情与人际关系。以今日之眼光审视上个世纪的人物和世态，难免失之偏颇。若果如先生所云，林某在撰写该文时，大可隐去那段细节，何必自我暴露真情，而被后人“戳脊梁骨”？

林孟熹，祖籍广东，早年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自港负笈北上,入上海大同大学，1947年转入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政治系，主修国际法。他在燕大就读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迎来新中国诞生。1951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调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曾为多家媒体撰写国际评论。如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不同意组织结论，自行挂冠，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从事体力劳动，遭受苦难20余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举家返回香港投身工商界。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率先回内地投资，在广州兴建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之民用建设项目。1986年退休后他移居加拿大，闲来以收藏中国书画及鉴赏物自娱。曾任加拿大安大略省工艺美术学院之中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应约克大学之邀讲授中国法律；还被聘为全加武术团体联合会总会武术顾问。近年著有《神州梦碎录——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一段历史。《误把冯京作马凉》一文是他2004年4月在加拿大写的，投给《校友通讯》内部刊载，昔日同窗读后，并无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多身临其境者，均能理解当年人们的思想处境，而该文叙述朴实无华，真情可信，旨在匡正此前世间对刘光华同学的不实传闻，以正视听而已。

也许，李大立先生以今日之思维模式，来审视历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们的心态失衡，得出“道德沦丧，令人痛心疾首！”的结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亦苛求当年处于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的不幸知识分子们渴望“求生”的本能理念么？

（2005/3/23北京）

我們都是共同的受害者——答邱實先生「為林孟熹說幾句話」

(香港)李大立

感謝邱實先生對拙作「為中華民族道德淪喪痛心」一文的關注，並且撥冗發表「為林孟熹說幾句話」一文，筆者細閱大作，受益匪淺，在此謹表謝意。我認為，我們大家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中國大陸幾十年來道德淪喪，其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共產黨。無論林孟熹先生也好，姚祖彝先生也好，他們當年出賣朋友的建議和行動，當然裏面有共產暴政的客觀因素。但是無論客觀環境多麼嚴苛，都不應該成為「出賣朋友」的藉口。這就是我和邱實先生的原則分歧，本不欲再費時間為此爭論，然而筆者覺得有必要引起全體中國人對傳統道德的重視，對將來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同時又恢復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新中國有好處，故仍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權當引玉之磚，向邱實先生及廣大讀者請教。

林孟熹先生文章故事梗概是，1964年饒邀請劉一起偷渡，劉不允且勸姚，姚表面答應，實則倖倖而去。林知道後，極力勸劉先發制人，立即舉報，以免被牽連。劉以「不符自己一貫待人原則」拒絕，後姚獨自冒險偷渡，結果被抓，還供出劉「知情不報」，結果劉被送往東北強迫勞動，捱了十二年的苦。

邱文的主要論點是：如果劉聽了林的建議，立即舉報姚，不但可以挽回姚的性命，而且還可以避免自己受到牽連，所以林的建議立即舉報是對的，邱先生說：「有什麼可“引為自豪”和“懺悔”的必要呢？」(筆者原文衹認為應該懺悔，不應該引為自豪，邱實先生這句話顯然誤解了筆者的意思，而且自相矛盾)。

筆者的看法是：

一，即使姚不聽劉的勸告，甚至明知有生命危險，仍然堅持獨自偷渡國境，也完全無可厚非，這是他個人的選擇，其他人即使是父母都無權阻止，作為朋友，劉可以勸告，但絕不可以先下手為強，「立即舉報」，出賣朋友，讓「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傳統道德毀於一旦。

二，姚被捕後，供出劉「知情不報」更是不應該，一人做事一人當，何況劉不但沒有參與偷渡，而且還再三勸說姚，姚這樣做，比之林先生「立即舉報」的建議更加無恥。

三，劉林姚三人之中，劉是唯一能夠堅守自己做人的原則，堅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 準則的人，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驕傲，值得大家欽佩。

四，筆者認為，堅守道德準則是無條件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如此，絕不能有例 外。如果你也例外，我也例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傳統道德將蕩然無存。 這裏不存在筆者「苛求當年的知識分子渴望求生的本能」，孟子曰：「生亦 我所慾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 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的道德傳統。

五，邱文最後一大段的內容，全部是介紹林孟熹先生的出身、學歷、經歷、著 作等等，筆者認為與討論他的「立即舉報」是否道德無關，不能因為 一個人學識豐富，著作等身，或者受過打擊，回國投資等等就可以出賣朋 友，就可以將當年「立即舉報」的建議合理化。

六，邱文還說到姚可能被認定「壞分子」，又說「壞分子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這是不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的，根據共產黨的標準，地富反壞右「五類份 子」全是「敵我矛盾」。

七，林文沒有提到姚被抓後的結局，邱實先生這篇文章裏，隱約披露姚「遭送命之 禍」，如果姚祖彝的結局真是這樣，那只能說明中共暴政的殘忍。據筆者所 知，早於姚偷渡兩三年的1962年困難時期，廣東已經有大規模的偷渡香港 潮，陶鑄趙紫陽甚至下令開放邊界數天，數萬難民湧港，其後七八十年 代，也有大批廣東知青和當地農民偷渡去港，但未聞被槍斃者。

八，邱文說：「姚當年企圖越境，並非政治避難行為」，「與今日之政治避難不可 同日而語」，言下之意，只有政治避難才有資格偷渡，為了生活幸福自由就 沒有資格偷渡，這是什麼邏輯？嚮往生活自由和嚮往政治民主一樣都是基本 人權，不應受到剝奪，共產黨更無權因此奪去別人的性命。

九，邱文還說到：當年大陸「人們把祖國比作母親，“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會記 恨母親嗎？”人民的覺悟程度就停留在這樣的水準上」。這樣的現象絲毫不 值得諒解和同情，這只能說明中國傳統封建意識中最壞的一面，就是父母有 權打孩子，共產黨正是繼承了這最壞的一面；而在西方國家這是犯法的行 為。共產黨無權代表「祖國」，更無權作我們的「母親」。

十，邱實先生的文章說：「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當年的世態人情與人際關係。以今 日之眼光審視上個世紀的人物和世態，難免失之偏頗」。其實筆者的經歷和 林孟熹先生大同小異，五十年代從香港回大陸讀書，文革後重返香港移居美 國。1964年筆者已經是上海某著名大學三年級學生，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 代，不至於是一個像邱實先生想像的那樣不了解大陸情況的香港人。

十一，筆者強調，無論是劉光華先生，林孟熹先生，姚祖彝先生這些當事人，還是 邱實先生和筆者這些局外人，以及幾代中國青年，全部都是毛澤東共產黨摧 殘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受害者。今天，筆者寫這兩篇短文，出發點對事 不對人，大家一起探討中華民族的道德標準，我覺得是值得的。

十二，近期筆者看到海外雜誌網站上不少體制內思維的文章，筆者不忍心眼看著中 國的民主運動被誤導，忍不住寫了若干篇批駁的文章，供讀者討論批評，請 邱實先生查閱「新世紀」和「大紀元」筆者的專欄，歡迎批評指正。但請邱 先生諒解，筆者不想再花時間討論下去，請轉達向劉林兩位先生致意。

十三，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無論時間長短，都無可避免感染共產黨宣傳的 病毒，習慣了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包括筆者在內，雖然在自由世界生活了二 十多年，仍然很難保證已經完全根除了這些影響，有待於自覺地「與時俱 進」，願以此與所有被共產黨毒害過的人共勉。

十四，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孔子說：「用政治手段來治理他們，用刑罰來整頓他們，人民就只 求免於犯罪，而不會有廉耻之心；用道德來治理他們，用禮教來整頓他們， 人民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還會人心歸順」)。

(23/03/05香港)

(刊於「新世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