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26, 2005

邱实:恭答李大立先生



李大立先生23日答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一文指出:我们都是共同的受害者,并就此陈述了几点意见权当引玉之砖,向广大读者请教。但篇末又称不想再花时间讨论下去了。似乎实说不再希望听到笔者的声音。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如鲠在喉,不吐不恭。敢请《新世纪》编者将下述意见直接转达李先生,可不占用网上篇幅发表。

() 李先生答文最后指出的《论语》上说的有耻且格论,很对。早在文革期间,在下就曾大力宣扬过此说,但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因为当时正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施行的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岂容你唱反调?党提倡的就是民免无耻;因而斥孔子的学说为封建余毒。后来批林批孔,不再有人敢提这条真理。现在看来,孔夫子两千多年前的教诲是对的。

() 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点也不错。思想上就中毒太深,作为贱民 ,只求而顾不得。李大立先生自称早年对大陆就有经历,1964年已是上海大三学生,由此推断正赶上大陆闹饥荒刚过,文革风暴上尚未揭开序幕那段喘息时期。此前此后的情况,则未必有幸躬逢其盛,难得切身体验。例如,李说五类分子全属敌我矛盾,这就不对。口头上说与实际对待是两码事。实际上,凡政治问题均属敌我矛盾;思想问题的介乎两者之间;一般刑事犯如流氓盗窃则被认为内部矛盾。在执法者眼里是有区别的。他们利用这种区别对被监管人员分化瓦解,挑动后者(站在人民立场)对前者(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和施暴。这一策略非常奏效,屡试不爽。这点则未必为李先生所洞察。

() 关于罪魁是毛泽东的说法,也不完整。难道别人就没责任?毛力量再大,不过孤家寡人,若无众星捧月,大搞个人迷信的吹鼓手们帮衬,能呼风唤雨、一呼天下诺?毛搞文化革命,旨在倒刘,是谁神化了毛,又违心地阿谀逢迎、卑躬屈膝,而对同事革命战友的刘少奇落井下石?够朋友,讲义气么?更不用说讲真理,讲原则,讲事实了!揭穿来看,钩心斗角,争权夺势,哪有一点道德良心?更奇怪的是,拨乱反正之后,却都成了受害者,找不到了害人者;连当初助纣为虐者都摇身一变成为受过迫害的人。怪哉!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要求人们恪守道德标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的思维瞬息万变,可能连父母妻子都不认,只认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

() 说实在的,姚之叛逃(实为出走)在当时必死无疑。他不属饥民的离乡背井逃荒求生,而是在专政铁拳下被监管的对象。林某建议目的在于挽救他,同时为刘免遭株连。其实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年是并不鲜见的。设若林出于恶意出卖朋友,他大可隐讳不说,何必坦然写出来亮丑?

() 李先生提倡的两者不可得兼,古往今来舍生取义者能有几人?共产党宣传的也仅有江姐等少数英烈,岂知甫志高类人物有几多?

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对事不对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有道是:尽管我未必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本人一向恪守的准则。谢谢《新世纪》为我们的交流提供平台。这种坦诚的交换意见,目前在中国大陆是难得的。谢谢李大立先生耐心劳神审读我的拙见,占用了你的宝贵时间。

邱实2005/3/24 北京


(由于两位前面已经在网上公开讨论了,此信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故将其也公开了,请作者见谅。——新世纪编者注)(3/24/2005 0:46)

Friday, March 25, 2005

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



322日《新世纪》发表了(香港)李大立先生《读林孟熹先生<误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中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有感》,对林文颇有微辞,认定林孟熹指认姚某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罪该万死,至今引为自豪”“无忏悔之意云云。笔者颇不以为然,请允许在下为林孟熹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人们看到,林孟熹在文中叙述此段经历时,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所想、所做,是真实的写照,也恰符合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和氛围。正如他在文中袒露的,他们(包括刘光华)虽屡遭迫害受辱,但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即对祖国的热爱之心未泯,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忠心(或曰痴心)不改——就像大陆传媒舆论导向屡有描述的那种心态: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会记恨母亲吗?那时候,人们把祖国比作母亲。人民的觉悟程度就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你说他是愚忠也罢。

其次,林之所以建议刘: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的行动。因为林已准确地预料到姚绝不会听你的。他若被扑,你必被牵连。后来果然被言中。不仅姚被抓,刘也遭知情不报之灾。假如,当初刘听了林的建议,实际上可挽救姚免遭送命之祸——预谋未遂,没有行动后果,总不会被杀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林孟熹并无恶意落井投石”“出卖朋友的动机,而是深知姚的为人,口头勉强听劝,并不可靠。为挽救其冒险后果并避免刘被牵连,不得已而为之提出唯一选择的权宜之计,但未被采纳。至今,留下的只能是遗憾,有甚么可引为自豪忏悔的必要呢?

再次,姚某当年企图越境,并非政治避难行为。因为他既非右派,又不是反革命,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是贪污腐败,其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唯一可能的条件是被认定为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是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解除教养后,他对劳动就业不满,又不谙时事形势,盲目南下越境,纯属个人冒险的愚蠢行径,与今日之寻求政治避难,实不可同日而语也。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当年的世态人情与人际关系。以今日之眼光审视上个世纪的人物和世态,难免失之偏颇。若果如先生所云,林某在撰写该文时,大可隐去那段细节,何必自我暴露真情,而被后人戳脊梁骨

林孟熹,祖籍广东,早年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自港负笈北上,入上海大同大学,1947年转入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政治系,主修国际法。他在燕大就读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迎来新中国诞生。1951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调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曾为多家媒体撰写国际评论。如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不同意组织结论,自行挂冠,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从事体力劳动,遭受苦难20余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举家返回香港投身工商界。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率先回内地投资,在广州兴建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之民用建设项目。1986年退休后他移居加拿大,闲来以收藏中国书画及鉴赏物自娱。曾任加拿大安大略省工艺美术学院之中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应约克大学之邀讲授中国法律;还被聘为全加武术团体联合会总会武术顾问。近年著有《神州梦碎录——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一段历史。《误把冯京作马凉》一文是他20044月在加拿大写的,投给《校友通讯》内部刊载,昔日同窗读后,并无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多身临其境者,均能理解当年人们的思想处境,而该文叙述朴实无华,真情可信,旨在匡正此前世间对刘光华同学的不实传闻,以正视听而已。

也许,李大立先生以今日之思维模式,来审视历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们的心态失衡,得出道德沦丧,令人痛心疾首!的结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亦苛求当年处于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的不幸知识分子们渴望求生的本能理念么?

2005/3/23北京)

Wednesday, March 23, 2005

我們都是共同的受害者——答邱實先生「為林孟熹說幾句話」


(香港)李大立

感謝邱實先生對拙作「為中華民族道德淪喪痛心」一文的關注,並且撥冗發表「為林孟熹說幾句話」一文,筆者細閱大作,受益匪淺,在此謹表謝意。我認為,我們大家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中國大陸幾十年來道德淪喪,其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共產黨。無論林孟熹先生也好,姚祖彝先生也好,他們當年出賣朋友的建議和行動,當然裏面有共產暴政的客觀因素。但是無論客觀環境多麼嚴苛,都不應該成為「出賣朋友」的藉口。這就是我和邱實先生的原則分歧,本不欲再費時間為此爭論,然而筆者覺得有必要引起全體中國人對傳統道德的重視,對將來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同時又恢復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新中國有好處,故仍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權當引玉之磚,向邱實先生及廣大讀者請教。

林孟熹先生文章故事梗概是,1964年饒邀請劉一起偷渡,劉不允且勸姚,姚表面答應,實則倖倖而去。林知道後,極力勸劉先發制人,立即舉報,以免被牽連。劉以「不符自己一貫待人原則」拒絕,後姚獨自冒險偷渡,結果被抓,還供出劉「知情不報」,結果劉被送往東北強迫勞動,捱了十二年的苦。

邱文的主要論點是:如果劉聽了林的建議,立即舉報姚,不但可以挽回姚的性命,而且還可以避免自己受到牽連,所以林的建議立即舉報是對的,邱先生說:「有什麼可“引為自豪”和“懺悔”的必要呢?」(筆者原文衹認為應該懺悔,不應該引為自豪,邱實先生這句話顯然誤解了筆者的意思,而且自相矛盾)。

筆者的看法是:

一,即使姚不聽劉的勸告,甚至明知有生命危險,仍然堅持獨自偷渡國境,也完全無可厚非,這是他個人的選擇,其他人即使是父母都無權阻止,作為朋友,劉可以勸告,但絕不可以先下手為強,「立即舉報」,出賣朋友,讓「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傳統道德毀於一旦。

二,姚被捕後,供出劉「知情不報」更是不應該,一人做事一人當,何況劉不但沒有參與偷渡,而且還再三勸說姚,姚這樣做,比之林先生「立即舉報」的建議更加無恥。

三,劉林姚三人之中,劉是唯一能夠堅守自己做人的原則,堅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 準則的人,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驕傲,值得大家欽佩。

四,筆者認為,堅守道德準則是無條件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如此,絕不能有例 外。如果你也例外,我也例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傳統道德將蕩然無存。 這裏不存在筆者「苛求當年的知識分子渴望求生的本能」,孟子曰:「生亦 我所慾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 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的道德傳統。

五,邱文最後一大段的內容,全部是介紹林孟熹先生的出身、學歷、經歷、著 作等等,筆者認為與討論他的立即舉報」是否道德無關,不能因為 一個人學識豐富,著作等身,或者受過打擊,回國投資等等就可以出賣朋 友,就可以將當年立即舉報」的建議合理化。

六,邱文還說到姚可能被認定「壞分子」,又說「壞分子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這是不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的,根據共產黨的標準,地富反壞右「五類份 子」全是「敵我矛盾」。

七,林文沒有提到姚被抓後的結局,邱實先生這篇文章裏,隱約披露姚「遭送命之 禍」,如果姚祖彝的結局真是這樣,那只能說明中共暴政的殘忍。據筆者所 知,早於姚偷渡兩三年的1962年困難時期,廣東已經有大規模的偷渡香港 潮,陶鑄趙紫陽甚至下令開放邊界數天,數萬難民湧港,其後七八十年 代,也有大批廣東知青和當地農民偷渡去港,但未聞被槍斃者。

八,邱文說:「姚當年企圖越境,並非政治避難行為」,「今日之政治避難不可 同日而語」,言下之意,只有政治避難才有資格偷渡,為了生活幸福自由就 沒有資格偷渡,這是什麼邏輯?嚮往生活自由和嚮往政治民主一樣都是基本 人權,不應受到剝奪,共產黨更無權因此奪去別人的性命。

九,邱文還說到:當年大陸「人們把祖國比作母親,“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會記 恨母親嗎?”人民的覺悟程度就停留在這樣的水準上」。這樣的現象絲毫不 值得諒解和同情,這只能說明中國傳統封建意識中最壞的一面,就是父母有 權打孩子,共產黨正是繼承了這最壞的一面;而在西方國家這是犯法的行 為。共產黨無權代表「祖國」,更無權作我們的「母親」。

十,邱實先生的文章說:「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當年的世態人情與人際關係以今 日之眼光審視上個世紀的人物和世態,難免失之偏頗」。其實筆者的經歷和 林孟熹先生大同小異,五十年代從香港回大陸讀書,文革後重返香港移居美 國。1964年筆者已經是上海某著名大學三年級學生,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 代,不至於是一個像邱實先生想像的那樣不了解大陸情況的香港人。

十一,筆者強調,無論是劉光華先生,林孟熹先生,姚祖彝先生這些當事人,還是 邱實先生和筆者這些局外人,以及幾代中國青年,全部都是毛澤東共產黨摧 殘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受害者。今天,筆者寫這兩篇短文,出發點對事 不對人,大家一起探討中華民族的道德標準,我覺得是值得的。

十二,近期筆者看到海外雜誌網站上不少體制內思維的文章,筆者不忍心眼看著中 國的民主運動被誤導,忍不住寫了若干篇批駁的文章,供讀者討論批評,請 邱實先生查閱「新世紀」和「大紀元」筆者的專欄,歡迎批評指正。但請邱 先生諒解,筆者不想再花時間討論下去,請轉達向劉林兩位先生致意。

十三,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無論時間長短,都無可避免感染共產黨宣傳的 病毒,習慣了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包括筆者在內,雖然在自由世界生活了二 十多年,仍然很難保證已經完全根除了這些影響,有待於自覺地「與時俱 進」,願以此與所有被共產黨毒害過的人共勉。

十四,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孔子說:「用政治手段來治理他們,用刑罰來整頓他們,人民就只 求免於犯罪,而不會有廉耻之心;用道德來治理他們,用禮教來整頓他們, 人民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還會人心歸順」)。

(23/03/05香港)

(刊於「新世紀」網站)

應該如何評價趙紫陽 ——讀郭羅基先生「論趙紫陽的意義」一文 有感

(紐約)李大立

看了郭羅基先生「論趙紫陽的意義」一文,筆者有不敢笱同之處。祈借貴刋一角發表,以期引起廣大讀者的思考和討論,希望有益於中國未來的民主事業。

首先,郭先生認為趙紫陽早在「六四」運動之前,就已經大力推行「民主法制」。郭先生在該文中說:趙紫陽在「十三大」前後進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如下三條:1,「黨政分開」,郭先生代趙紫陽觧釋說,「趙紫陽卻認為,……剝離共產黨權力的黨政分開是一個起點,歷史的車輪一旦啟動,就不會停頓,最終必將瓦解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衹是郭先生一廂情願的觧釋,非趙紫陽的本意,趙紫陽的本意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請看下文分析——筆者註)2,「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內容是「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衹是讓人民「知道」和「討論」,而不是「決定」,遠非還政於民!);3,「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內容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遠非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在這裏,看不出任何民主政治的因素。如果改革來改革去,仍然是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選,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政治改革」有什麼意義呢?如果郭先生們和趙紫陽一樣認為這就是所謂「政治改革」,筆者在此不客氣地套用郭先生在該文中的句子講一句:今後在未搞清楚何謂「政治改革」、何謂「體制改革」之前,請幸勿輕言「政治改革」 對於趙紫陽如何「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我們首先得要分析一下趙紫陽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指望一個對民主政治毫無認識的人去「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無異是天方夜譚。 趙紫陽回應八六年民運時對學生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是假民主」;「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對的,美國總統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嗎?他也沒有絕對的民主嘛!」(這句話最能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趙紫陽之類的土八路連民主、自由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也許他們以為像他們一樣警車開道百姓迴避才是正常的,才是「絕對民主」——筆者註);「中國不能實行代議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議會去討論,就會誤事,影響效率」;「中國不能實行普選,中國農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據說,趙紫陽在被軟禁多年以後,從自己身上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以後,對來訪的人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黨的領導不能取消……」(見美國之音:「宗鳳鳴新書談訪問趙紫陽」)。 無名氏「叩訪富強胡同6號」一文說:老爺子(趙紫陽)思索著說:「我會搞開明政治,我想過讓民主黨派發展,我說過,為什麼衹在政協裏有民主黨派的活動?人大代表是按地區組團的,為什麼人大沒有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還佔多數嘛!我想過像觧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從這裏,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出,在趙紫陽先生心目中的所謂「政治改革」是甚麼內容?趙紫陽先生要維護的是「共產黨佔多數」,絕非多黨政治;趙紫陽先生自認會搞「開明政治」、絕非「民主政治」! 對於郭羅基先生們大肆吹捧的趙紫陽先生的「政治改革」,同一篇訪問記說:「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趙紫陽)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為什麼”?他好一陣沒有回答……,最後緩緩地說:“我沒有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趙紫陽先生如是說,可是我們的前朝舊臣們非要說如果沒有六四,趙紫陽會完成「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

體制內人仕反覆地為趙紫陽先生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5月,趙紫陽在北京會見戈巴卓夫說到:「一黨執政能否解決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如果不能,就需要考慮多黨制」,從而肯定趙紫陽「有高度的民主思想」。錯了!趙紫陽在這裏所說的多黨制,正是本文下面提到的「共產黨佔多數」,「起領導和定向作用」;民主黨派衹是一個配襯的所謂「多黨制」。趙紫陽同時對戈巴卓夫說:「我們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與西方類似的政黨制度,在那種制度下,各政黨可以輪替執政,我們的歷史條件和實踐與西方不同,現在中國的無論哪一個黨,都不可能代替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另外一些民主黨派,我們與他們進行協商,互相監督,但領導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國共產黨」(戈巴卓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39章第4節)。趙紫陽的這一段話,不是比體制內人士反覆吹捧趙紫陽關於所謂「多黨制」的那一段話更加清楚地反映了趙紫陽對民主政治和多黨制的認識嗎? 體制內人士稱趙紫陽是中國的戈巴卓夫。錯了!不但趙紫陽不是中國的戈巴卓夫;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也不可能是中國的戈巴卓夫!因為他們根本不具備戈巴卓夫對西方民主自由的深刻認識,同時多了戈巴卓夫所沒有的對共產主義的奴性和對等級制度的依戀,所以他們都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戈巴卓夫。筆者認為,無論是一九八九之前還是之後,趙紫陽根本就沒有實行過民主法制,在共產黨極權統治下,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過民主和法制 趙紫陽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如此,思想僵化如此,我們能期望他「鋪設民主與法制的軌道」嗎?奇怪的是他的前朝舊部不顧一切往他臉上貼金,連他自己都消受不了。最好還是請他們聽一聽同樣曾經追隨過共產黨,同樣是85歲高齡的司馬璐先生在紐約公祭趙紫陽時所說的話:「我不願說他太偉大,做過共產黨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犯罪就爬不上去,這是歷史的事實」。

其次,關於「六四」期間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郭先生說:「趙紫陽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強調“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具有強烈的典型意義……,他的意義在於為前驅指路,為後世垂範」。郭先生強調,「六四」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雙方都沒有嚮應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 那麼,這個得到了郭先生高度肯定,並且指為「運動成敗關鍵」的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到底是什麼內容呢?用趙紫陽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 「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六四」期間,趙紫陽在分析學生們為什麼意見這麼大的原因時,指出:「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確實存在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措施結合進行……」。(見胡績偉「回憶趙紫陽——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的終結」) 在這裏,趙紫陽沒有半個字提到一黨獨裁,而正是這個一黨獨裁才是造成法制不完善、沒有民主監督、沒有透明度的根源;也正是無法撲滅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趙先生連問題的根源在哪裏都搞不清楚,或者搞清楚了不敢說,又怎麼能治本呢?治標不治本,到頭來連標也治不了! 試問,如果不觸動一黨獨裁這個問題的核心,光是「對話」、「交換意見」能解決問題嗎?郭先生和趙紫陽先生這樣的「民主和法制軌道」,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標準相去實在太遠了!由此,筆者懷疑郭先生和趙紫陽是否真正懂得什麼叫「民主和法制」? 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大眾自己當家作主,人民大眾有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什麼是法制?法制就是法律神聖不可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年趙紫陽的所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根據郭先生的觧釋,無非是學生們停止絕食、停止對抗,離開廣場,全部回到學校上課,然後派代表和政府開座談會對話。根據當年學生運動領袖人物對民主政治的無知,可以想像,他們在座談會上提出唯一的要求無非是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他們是愛國民主運動,避免秋後算帳而已。共產黨一黨獨裁專政體制不會受到任何觸動,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沒有絲毫改善,最多衹不過令當時明目張膽的「官倒」稍有收斂罷了。這裏面,雙方的哪一點言論行為體現了「人民大眾有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這一民主最基本的內容?又有哪一點體現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法治精髓?直至今天,如果專業研究政治學問的學者郭羅基先生,對「民主和法制」的認識也僅此而已,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郭先生及一眾趙紫陽舊部如果不是有意為前上司趙紫陽塗脂抹粉,就是睜眼不看實。事實上,四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委會」上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趙紫陽在朝鮮復電:「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對當前動亂所作出的決策」。這是關乎國家民族前途,關乎數十萬參與運動的群眾生死的大事,郭先生們如果認為如此重大的政治取捨,都可以用「違心」、「轁晦」等來為趙紫陽詭辯的話,筆者覺得已經失去了大家在事實的基礎上討論分析的必要。 就算在趙紫陽遭受到長期的軟禁以後,仍然認為:「上街的學生有兩部分人,絕大部分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情況(為胡耀邦鳴不平);一部分是對我們工作不滿,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有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故意把事情鬧大(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趙紫陽對待不受共產黨操控的群眾運動,認為總是有「一小撮」在背後煽動,並且一定要「秋後算帳」的看法和態度,和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等中共首領,在觧放後所有的政治運動中「抓一小撮」有何區別?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所謂「一小撮」的政治含意是什麼,幾千萬善良無辜的人被整死罪名就是「一小撮」! 至於郭先生等說到趙紫陽在「六四」運動期間的豐功偉績,無非就是反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對此筆者也不敢笱同。趙紫陽從在朝鮮同意四二六社論,到朝鮮回國後「否定」四二六社論,並不是因為他認為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衹是因為他認為社論「激怒了學生」,「把中間狀態的學生也趕到激進派那邊」。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學生,不是因為這是殘忍暴戾的行為,甚至不是愛惜學生的生命,而衹是「對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就正如古代封建王朝對待叛亂,有些謀臣主張「撫」、有些主張「剿」一樣,趙紫陽在維護共產獨裁專制政權這一出發點上,和鄧小平、李鵬沒有本質的區別 其實,退一步說,就算是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學生,不希望學生流血,在其位謀其政,也只不過做了一個正常的負責任的政府官員、甚至僅僅是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並不說明行為本身有多偉大;烏克蘭幾個月以前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佔領廣場紮營示威,沒有人開槍也沒有領導人被監禁。趙紫陽先生為此得到舊臣們過份的的頌揚,只因為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反常的國家,從反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的不正常,說明他們的反常達到了瘋狂和暴戾的地步!說明了在對待學生運動這一點上,愚蠢的鄧小平比不上他的前輩毛澤東,甚至比不上北洋軍閥 郭先生們也許會說:趙紫陽這樣做都不算「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怎樣才算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筆者認為,當年如果趙紫陽真的能夠「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應該宣布開放黨禁,容許人民自由集會結社組黨;就應該宣布開放報禁,容許民間辦報,讓人民真正擁有言論出版自由;就應該宣佈結果共產黨一黨專制,容許多黨競爭,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就應該宣布法律獨立,不受任何政黨操控;宣布軍隊實現國家化……,總而言之,應該宣布放棄共產專制主義,實施孫中山先生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平等、自由、博愛」……。這才是真正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而且是從根本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但是趙紫陽先生對民主和法制根本就沒有這個認識,更遑論膽色和勇氣。他至死都沒有放棄對共產黨的幻想,沒有勇氣脫離共產黨,更沒有在漫長的十五年軟禁生活中說過一句與共產黨決裂的話,更遑論向共產黨的獨裁專制作過任何一點鬥爭。他根本就沒有葉利欽站在坦克車上發表演說,號召軍隊和人民大眾向專制制度復辟勢力進攻的勇氣!民運人士魏京生先生說:「當時中央的很多人覺得應該把鄧小平轟下台,徹底推行政治改革,後果可能和蘇聯一樣,共產黨垮台了,但一個新的制度產生了。他完全有能力這樣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他的選擇的代價就是老百姓被屠殺,整個中國走了回頭路」(見魏京生台北民主論壇發言)。 對此郭先生卻在文章中說:「不料,他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尚未鋪設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變的進程為之夭折……。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歷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和平演變的連續性出現中斷。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歷史,偏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政治上出現了倒退……」。上面引述的郭先生的一段話,意思很清楚,就是說,如果沒有爆發八九民運,趙紫陽就會成功地將中國和平演變到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這種演變未能實現,全是因為八九民運。郭先生文章中說:「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客觀上,他的歷史作用是消極的、他的歷史責任則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錯上之錯!筆者認為,「六四」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他的歷史作用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如果將世界各國致力於國家進步,人民幸福比作是在競技場上賽跑的話,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和少數專制獨裁國家實際上是背道而馳;到了鄧小平接棒的時候,發覺不對頭,調轉方向,但是由於衹改經濟,不改政治,所以像跛足者在後面一顛一顛滿姍而行;趙紫陽想跑得快一些,無奈鄧小平衹給他一條腿,還在後面牽著繩子;人民大眾不滿意了,八九民運在趙紫陽背後推了一把,不想他卻倒下了。於是,郭先生們就責怪民主運動,如果不是你們在背後推了一把,讓趙紫陽慢慢地跑,總有一天也會跑到終點。郭先生們為什麼就不想一想,與其責怪人民大眾在背後推了趙紫陽一把,為何不轉而責怪鄧小平為什麼不讓他兩條腿跑,還要在背後用繩子牽着?又或者為何不轉而責怪趙紫陽不敢放開兩條腿跑,又沒有勇氣割斷這根繩子?中國人民並沒有錯,民主運動並沒有錯,一來趙紫陽沒有這個膽量勇氣,沒有這個學識能力帶領中國向前跑;二來等他慢吞吞地跑,等他慢慢地「和平演變」,早已大大落後於世界各國了。

筆者對於趙紫陽先生被長期軟禁的不公正遭遇深感同情,也對他的逝世深表哀悼。趙紫陽先生的遭遇充分地暴露了中共暴政的殘忍,同時也証明了趙紫陽先生的改良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筆者不贊同將趙紫陽先生的改良主義作為中國爭取民主的方向,不希望中國人民被誤導走一條向專制獨裁政權乞求民主的歧路。趙紫陽先生逝世了,我們都應該記住他為人民做過的好事,不管對趙紫陽先生,對中國民主道路有什麼不同的認識和看法,都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為民主而鬥爭!

(22/03/05修改)

(該文略有刪節發表於「觀察」雜誌網站,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Friday, March 18, 2005

鄰有喪,居不歌——評中共政權為何難以融入世界


(香港)李大立

不久前在南亞發生大海嘯,逾十五萬人罹難,是全人類的巨大傷痛,整個國際社會不分東西南北,富裕貧窮,一致對受災國家和地區伸出援手。中國大陸政府也一改以往關起門來自絕於國際社會的做法,開始參與全球性的賑災救援行動,繼幾次增加援助金額之外,總理溫家寶赴印尼參加多邊會議,還提出「七點建議」。 當今科學技術日益昌明,全球經濟趨向一體化,中共政府已經不可能再像毛澤東時代一樣,置身於世界大家庭之外,從中共政府極力要求加入WTO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可見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自我隔絕,只會加速滅亡。但是,由於中國大陸曾經長時間被錯誤的意識形態統治,長時間的脫離世界潮流,要想真正融入國際大家庭並不容易,這次他們在南亞海嘯賑災活動中的表現可見一斑。

他們與國際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不是捐款額的多少。雖然外國有評論說中國的捐款數字與他崛起的經濟不相稱,遠遠落後於日本、美國等經濟大國,然而筆者認為,在中國大陸仍然有數億人處於貧困狀態的情況下,量力而出不失明智的選擇,不應該太苛求大陸政府。反之,如果他們不顧國內的貧困狀況,打腫面充胖子,硬是要和日本美國比高低,反而令人噁心。

他們與國際社會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嚴重缺乏民主社會的人道精神,大陸的所謂援助,不是根據受災程度,而是根據和中國的政治關係去分配和使用,用來搞官方的外交關係,而不是真正同情和援助受災的老百姓;堂堂一個大國,僅派出35人組成的醫療隊,連一個貧窮的非洲國家都比不上;溫家寶衹帶去了16頓救援物資,卻表現得神氣活現。可是這樣,大陸傳媒的新聞報道,全都是對這種極其有限的援助歌功頌德,將人道救援政治化,隻字不提災區人民的苦痛,以致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被人懷疑是一場政治騷。

南亞海嘯災情逐漸明確以後,西方國家以其固有的人道精神,不但經濟上大力援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鳴。美國總統布殊迅即下令全國政府機構為死難者下半旗致哀,紐約市長彭博在時代廣塲迎新年集會上提議近百萬人為死難者默哀,並且說:「南亞的災難提醒我們,所有人都是地球一分子」。歐盟25個國家舉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默哀紀念儀式,在1月5日中午12時,全球1/4人口共同為南亞海嘯死難者默哀三分鐘,所有政府部門下半旗致哀,電視廣播停播,巴士汽車火車地鐵停駛,行人停步,全體國民停止所有工作……。英國、瑞典、加拿大等國紛紛宣布取消元旦慶祝活動,連小小的紐約僑社「中華公所」都宣告取消05年春宴,將12000美元舉辦費捐給南亞災民……。而在中國大陸,12月30和31日,胡錦濤、江澤民、賈慶林、曾慶紅、李長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卻在北京舉行連場晚會,高歌熱舞,「和6000多首都群眾一起歡慶元旦」,中共的「元旦社論」隻字不提南亞海嘯,卻氣勢洶洶地向台灣要脅。「鄰有喪,居不歌,這些寡廉鮮恥的中共「領導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領袖相比,素質實在差得太多!

再看看共產黨灌輸了半個多世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理想的中國大陸,人民大眾的世界公民意識和民主世界相差有多遠。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他們的社會意識和道德觀念也隨之不斷提升。據筆者所知,美國每年來自各種慈善捐款的數目,居然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大約相當於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美國首富比爾.蓋茲在過去五年中共捐出220億美元,平均每年達44億美元之多。筆者在美國所見,很多窮人不但享有醫療福利,而且還有政府發放的「粮食券」,用在超級市場購買任何食品,這裏除了政府的撥款之外,很多是來自民間捐款。這次南亞海嘯,美國除了政府捐出3.5億美元的巨額費用之外,民間亦捐出了巨額數字。總統布殊邀請兩位前總統老布殊和克林頓共同主持民間賑災活動,呼龥國民慷慨捐輸,自己也帶頭捐出一萬美元。就算和中國大陸相連的香港,民眾捐款的人均比例堪稱世界第一,據報道截至1月8日,香港民間籌款已達6億5千萬港元。電視所見,香港一個普通街坊師奶,在菜市場義賣捐款活動中以1200元買了兩棵菜,記者採訪她時還有意躲避,謙稱自己現時失業,沒有什麼收入,不過盡一份綿力而已。在香港還舉行了兩岸三地藝人共同參與的「愛心無國界南亞海嘯賑災演唱會」,共設有100多條捐款熱線,筆者著撥電話捐款,連續撥了七八次都打不進去,二十多分鐘以後才打通,可見香港人的愛心所言非;那幾天,有一次筆者在路邊提款機提款,看見前面一個鬼佬手上拿著一張報紙,按照報紙上的號碼轉帳,事後筆者才想起,這個鬼佬肯定是按報紙上的慈善捐款帳戶號碼捐款,……筆者的親身經,深感香港人富有愛心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除了人民大眾普具善心之外,商賈富豪、藝人明星大多懂得取之於民,回饋社會的道理,遇有需要伸出援手的時候,大多樂善好施,鮮見被公眾輿論指為為富不仁者。這次南亞海嘯賑災活動中,香港首富李嘉誠基金捐出2400萬港元,電影明星成龍大哥捐出100萬港元,各大機構,社會名流紛紛慷慨解囊 ……;筆者記得1991年在香港時,港人為大陸華東水災也捐出逾6億港元,可見港人的善心不是偶然的,而且不分國家民族,相信這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普遍現象。孔子:「德不孤,必有鄰」,香港人的愛心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遠遠早於大陸成為了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

反觀中國大陸至今傳媒疏於報道和呼龥,民間反應冷冷清清,大眾顯得漠不關心。香港台灣滿街都是慈善機構,偌大的一個中國,慈善機構少得可憐。據大陸公佈的資料,中國每年的慈善捐款超過75%來自港澳台和海外,和美國的民間巨額捐款相比,足可見兩個社會道德標準的巨大差異。大陸官方的「國際紅十字會」,受累於大陸普遍的貪污腐敗,香港左派鳳凰衛視播出港台大陸三地聯播賑災募捐新聞節目,該會的官員直認大陸群眾向他們捐款的時候,再三詢問是否「專款專用」?是否會被貪污挪用?作為一個「慈善機構」,毫無公信力,被捐款人如此貭問,真該無地自容啊!可是這位官員卻毫不覺得羞恥,侃侃而談,再三「保證」,看著令人噁心。反反覆覆就是幾句說了數十年的話,什麼「從幾歲的小朋友到八十幾歲的老人都……」,但是閉口不提偌大一個中國大陸,到底收到了多少捐款數字?連老百姓捐獻出來的錢到底有多少,都不敢讓老百姓自己知道,怪不得老百姓不會相信他們。而且至今未見富豪捐款的新聞,每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十大富豪,居然無一人為災民捐款!可見這兩個社會道德標準的反差何其巨大!由是想到數十年來,毛澤東共產黨傾盡全力教育灌輸他的十幾億臣民,如何「為革命獻出一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卻造成了一個冷冰冰的寡情薄義的社會;反而,他們口口聲聲說要「觧放」的「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人民」,不需要他們的任何「偉大教導」,卻自然地成為了富有同情心和博愛精神的世界公民,世界上沒有比這更諷刺的事情了!

21/02/05修改

(「動向」3月號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Saturday, March 12, 2005

「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中國人的道德淪喪令人痛心

(香港)李大立

無恥而不自知,標誌著一個人,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道德淪喪到了極點。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在中國大陸造就了無數這樣的人,有些甚至到了海外,仍然不改初衷。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傳統道德文化被破壞殆盡,遺害幾代國民,真是令人痛心疾首,這就是筆者看了貴刋林孟熹先生「誤把馮京作馬凉——略談“往事並不如煙”有關劉光華的不實傳聞及其他」一文後最大的感想。

請讀者先看一看林孟熹先生一段原文:

「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個周末,光華又回到東四十一條的家中,同級校友姚祖彝突然來訪。姚來自上海,46學號經濟系,父親是中興輪船公司總經理,觧放前在校園裏屬公子哥兒類型,觧放後轉變很快,曾任學生會副主席,1950畢業後分配到外貿部海運公司。姚於1958年初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時已解除教養,在京郊一個勞改農場就業。姚告訴劉,他決定南下偷越邊境並邀劉同行。劉聞言大驚,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捨此已別無他途。劉則坦言,姚此舉太冒險,自己迭遭磨難,含冤莫白,「但我對這個黨,這個制度仍沒有完全喪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捨母涉險?而且我認為你也不應該這樣孤注一擲」。在劉的一再勸說之下,姚勉強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來北京,光華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說:「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絕對不會聽你的,到時他邊境被捕,你必被牽連進去,後果不堪設想」。劉問我該當如何?我說唯一的辦法是立即舉報,以阻止他這個愚蠢的冒險行動。光華長嘆一聲:「唉!姚三目前處境已經夠慘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腳?况且人家對我這樣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義舉報?這有違反我一向做人的原則……」。「那你自己怎麼辦?姚三肯定會被抓回來 」。我十分焦急,光華無意再爭辯,只淡淡地說了句:「反正姚三已答應打消偷渡之想了」。不過看來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話。人類能思維,有理性,人類也有感情,有所謂「人性」,也許這正是人類最可貴和難能之處,但人性有時是與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時甚至與個人利益相抵觸。我不能不被光華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蒼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預料,姚祖彝邊境被捕,光華因知情不報被發配到黑龍江絕塞苦寒之地,從此開始了他一生最為磨難和艱辛的十二年。……

看罷這一段,不知讀者作何感想?筆者倒是感到十分痛心!

一,縱觀林孟熹先生文章的語氣,至今林先生還為當年建議劉光華先生「立即舉報」姚祖彝而自豪,感到理所當然,全文找不到一句對此懺悔的話。

二,林孟熹先生全文亦再無提起姚祖彝,彷彿這個人當年偷越國境,並且牽連朋友,罪有應得,罪該萬死。

三,林孟熹先生說「我不能不被光華的人性所感染」,衹是一句空話,實際上林先生是在重複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來對「人性論」的批判。林先生說:「人類有所謂“人性”,……但人性有時是與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時甚至與個人利益相抵觸」。這才是林先生至今對人性論的認識。

四,林先生另一段文中說:「光華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摯友,可謂“刎頸之交”……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壓下,彼此也從未出賣過對方……」。是否林先生認為「刎頸之交」的朋友不可出賣,非「刎頸之交」的朋友就可以出賣?

對此,筆者有如下的疑問請教林孟熹先生:

一, 當朋友無奈的選擇可能會危害到自己的時候,選擇「立即舉報」這樣的「先下手為強」和「從背後插一刀」,一切從自己利益出發,不顧朋友安危,出賣朋友的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林孟熹先生引以自豪嗎?林先生當年的價值觀,至今仍然感到理所當然嗎?

二, 還是劉光華先生寧願自己被牽連在內,也不出賣朋友,不願意「違反我一向做人的原則」,比之林孟熹先生出賣朋友的「建議」更值得欽佩呢?

三, 劉光華先生不但沒有參與姚祖彝的偷渡行動,反而事前再三勸說姚祖彝取消這個念頭,為何姚祖彝被捕後,仍然牽涉到劉光華先生,罪名是「知情不報」,看來不但林先生建議劉光華出賣姚祖彝,而且姚祖彝被捕後事實上反而出賣了劉光華,是否當年毛澤東時代,整個中國大陸都是一個人出賣人的社會?

四,既然林先生文章中說::「光華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摯友,可謂“刎頸之交”……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壓下,彼此也從未出賣過對方……」。那麼為何林先生又建議劉光華出賣姚祖彝呢?是否可以認為,林孟熹先生在對待朋友方面存在著雙重標準?

綜觀林孟熹先生全文,顯然林先生屬於「無恥而不自知」那一類,甚至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才會這樣毫無愧意地憶述當年自己出賣朋友的建議,並且洋洋自得地公之於眾。看完林先生的文章,令筆者更深刻的感覺到,幾十年來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對傳統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對人性的摧殘,已經造成了遺害幾代人的禍害,不是短時間可以改正過來的。最令筆者感到痛心疾首的是,甚至已經移居海外多年的林孟熹先生仍然有著如是的賣友求榮價值觀,對人性的認識仍然和共產黨如出一轍,留在中國大陸繼續被共產黨毒害的同胞,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從道德價值觀念上看,共產中國早已滅亡了!如果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連羞恥都不知道,這個人,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別人別的民族別的國家誰願意和一個不知道羞恥的對象來往呢?「知恥近乎勇」,看來,中華民族在走向民主政治和世界大家庭之前,首先必須要求每一個國民都知道什麼叫羞恥。

(12/03/05)

(刊於「新世紀」網站)

林孟熹:误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



友人推荐一本《往事并不如烟》,据说目前在国内极为热火。作者章诒和是曾经显赫一时后又被打成全国头号右派的章伯钧先生的次女。该书内容主要展示1957年开始的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罗隆基、张伯驹等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以及他们的人格力量。通过作者亲身或间接的见闻,提供了不少官史上看不到的历史真相,弥足珍贵,但也有个别传闻失实之处。例如:该书《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笔者按:刘王立明有两子,长子刘光升一直在海外;此传言中所指,当为次子刘光华。)

作者接着进一步补充:由于不久前彭真曾当面询问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否有意移居海外,中共愿玉成其事。章伯钧一下子感到这四个莫非是指他夫妇二人再加上罗隆基和刘王立明,怵然大惊。

莫非真有此惊人内幕?其实刘光华根本未到过边境,更未被捕,又何来为章罗探路?不过此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谓事出有因,容我慢慢道来。

因《北大的民主墙》一文而闯下弥天大祸的刘光华,于一九五八年初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押送京中令人闻名色变的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春解除教养后留场就业,一番辗转被调到北京东郊清河化工厂。这其实也是劳改单位,尽管此时他的身份已易为就业人员,但无时无刻仍处身周围一片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不过每当周末总算能回家探望一下老母亲。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46学号经济系,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于1958年初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已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迭遭磨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幺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和我再争辩,只淡淡地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人类能思维,有理性,人类也有感情,有所谓人性,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可贵和难能之处,但人性有时是与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时甚至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我不能不被光华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苍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最初是在人烟绝迹的新辟的音河劳改农场开荒,虽说生活和劳动极端艰苦,但还算有个农场作依靠,后文革一来干脆被遣送到当地乡村生产队监管劳动,成为全靠挣工分糊口,但比地富反坏身份还低一等的二劳改

记得幼读《李陵答苏武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之句如现眼前。近人余秋雨《山居笔记》集中的《流放者的土地》一文这样写道: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据悉,光华流放之地尤在宁古塔之北。当时光华已年逾四十,加以南方人骨骼单薄,个子细小,体力连一个普通农妇都不如,他两手空空,无亲无友,更无从事农村生产和生活经验,却除了和农民一样干活外,还要搭盖自己的窝棚,修炕抹墙,割草打柴,种菜浇园,更要打理一日三餐以及洗涮缝补,一切全仗自己动手,比一般农民更为艰难得多。十多年里,由于修水利高架失足和放马坠骑两度重创断脚,居然挺了下来,尽管撑着双拐,毕竟还是从漆黑的深渊”“再泅得出来,真可谓异数。当年纳兰容若寄顾梁汾《金镂曲》,有云绝塞生还吴季子(指放逐宁古塔之吴汉槎),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光华吾兄,其亦然乎?

光华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挚友,可谓刎颈之交。我们都是1947年从上海转学到燕京的,都读政治系(次年他转新闻系),又同住男生宿舍一楼的二层,正好斜对门。可是头一年恐怕没说上过十句话,互相印象淡薄,不过我倒是无意中几度冒犯过他。那时我和我的同屋小上海冯永祥都是馋嘴鬼,合伙买了个煤油炉,不时炖牛肉,用以宵夜,阵阵诱人的扑鼻牛肉浓香,从门缝钻进光华的寝室,令他馋涎欲滴,而我却从不分给半羹,后来他对我说:如果换了今天,我整锅都把它端过来!

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回港省亲,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有一天出门没走多远,猛然发现对面来人竟是光华。原来1947年民主同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刘王立明,潜赴香港重建民盟临时中央,所以光华也趁暑假来港探母。由于我赶着要去办事,只匆匆告诉他,我就住在这条街。第二天上午忽然传来凉台上祖母的声音:街上有人大喊林孟熹!林孟熹!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光华。他也住在同一条街,为了找我,从街头喊到街尾。从此开始了我们超逾半个世纪的情同手足的友谊。我们曾分沐春光明媚的欢愉,也曾经历风雷雨电的考验,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压下,彼此也从未出卖过对方。有一时期,他放逐绝塞北疆,而我身处岭南一隅,天南地北,万里关山,却无碍灵犀一点通。刘伯母一向待我如自家子侄,光华的三个外甥女都从小称我舅舅,令我这只海外归来的孤雁,居然在陌生的北国找到一个温暖的栖所。此情此景只道如日昨,又谁曾料到当年那位慈祥、优雅、高贵、满腔爱国热情的著名国际妇女活动家刘伯母,日后竟被硬栽上美帝特务的罪名受尽折磨,以古稀高龄魂断祖国囹圄,遗骸至今下落不明。

光华的父亲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现长眠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是陵园里唯一因抗日而牺牲的非党人士。刘博士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由于领导全市性群众抗日组织,坚主抗日,曾多次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胁。遇害当日,光华陪伴父亲到公共汽车站候车,敌特凶徒竟于光天化日下开枪行刺,眼见父亲中弹倒卧血海,光华奋不顾身穷追凶徒,凶徒摆脱不得,回身拔枪向光华发射,幸而子弹被卡。在巡警和路人协助下,光华亲手擒获杀父仇人,时年仅十二,成为当时全上海小朋友们心目中崇拜的小英雄。

一九四二年,为报父仇雪国恨,年方十六的光华考入由南京迁成都的中央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十九期,1945年毕业,日本投降了,被分发到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任见习官,还不到二十岁。

赶不上报国,卻被派去同室操戈,19461月,这支国民党皇牌军登陆秦皇岛,挥师北上,一路杀到长春以北,其中尤以与林彪麾下劲旅四野十三纵狭路,遭遇于沈北铁嶺的一仗最为惨烈,从拂晓血战到入夜,遍地死骸全都是骨肉同胞,子弹射向自己的亲人,战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光华再也无法承受良心的压力,于六月请准长假离军南下返沪。半年戎马生涯,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呢?灾难和仇恨?血腥和痛心?但有两位东瀛少女却会永怀感激之情。一夕,光华独自驻守一个大仓库,忽然两位东瀛少女款款前来自愿许身作伴。那时候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跌下成了落水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为了换取战胜者的格外开恩,他们不惜献上同胞少女的贞操与柔情,而这又似乎又是战胜者应有的权利。但眼下这位少年军官却正襟危坐,长夜漫漫,一直守候到东方吐白。这时候他们三人都同时获得解救,东瀛少女的肉体和少年军官的道德良心。

1946年光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很快投入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校方无奈开除了他这个渊源深厚的沪江子弟。幸而燕京大学的校门向受政治迫害的爱国青年敞开。光华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19513月调入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19576月风云突变,反右开始,7月停止工作接受批判。但这三个多月却是他一生最为才情奔放、意气风发的日子,当然也是尔后数十年苦难坎坷岁月的肇因。说实在,他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文思敏捷、个性活络、见识和兴趣广泛、笔底生动多采,尤其难得的是有极度敏锐的新闻触觉。君不见大鸣大放的日子,多少新闻界精英云集京华,唯独初出茅炉的光华一下子捕捉住最敏感和最牵动全局的北大民主墙,寥寥二千字的一篇报道,震撼了京师和全国,并惹得老人家龙颜大怒。在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中,他又遭《人民日报》社论单挑点名。于此前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来华访问,各大报莫不派出强大探访阵容,光华单骑赴会,竟当著作陪的贺龙副总理面索得西伦凯维茨为《文汇报》的一纸亲笔题词,在西氏抵沪之日独家刊出,京沪同行无不惊服。那阵子的光华可谓春风得意之至!当时我住在六部口附近的小独院,一天下午忽闻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推门一看,原来刚采访归来大记者光临寒舍。他神采飞扬告诉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毛主席破例亲往机场迎接,等待专机降落之际,光华居然凑到老人家身旁,老人家向贴身警卫员要了一支纸烟,却无人点火,他手急眼快,掏出打火机,想不到连按三下都冒不出火焰,还是另一位在旁人士用火柴给点的烟。我们(包括梅绍武校友在内)闻言起哄曰:阁下的朗臣打火机乃进口名牌,向例百发百中,奈何今番失手?天子马屁拍不成,不祥之兆,祸不旋踵矣!言罢哈哈大笑。想不到竟是一语成籖!

在当记者之前,光华曾编过三年极具特色的《国际展望》月刊中文版,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颇具专业水平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甚至还跨行写了部电影文学剧本《球场一少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已具拍摄水平),著名导演岑范曾有意执导。但后来光华被扣上右派帽子,一切遂成泡影!

昙花一现,彗星破空,烂丽至极,只可惜太短暂了!

毕业那年,五0级出了一本纪念刊,郑天增学长谑称光华为袖珍小生。在文人笔下小生一词往往与风流二字结下不解缘,光华自不例外。在燕园的岁月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他确曾交过几个不错的女朋友,奈何只开花不结果。1978年光华终于挥别北疆回老家上海。不久右派改正重返编辑桌,居然宝刀未老,犹堪独当一面。时前辈报人、当年《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曾为文介绍刘氏一门三杰(刘湛恩、刘王立明和刘光华),文末捎上一句:历尽苦难灾劫的光华,至今犹单身未娶。不料徐铸老文章见报,顿时好心的媒婆”“媒公几乎踩平门坎,弄得小生手足无措,真是应了俗语那句:一是怕饿,二是怕撑。辛稼轩千古名句有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最后迎入门的新娘竟是我们燕京经济系裘祖赉学长的亲妹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老两口卜居纽约曼哈顿上东城,嫂夫人大方、体贴、极有奋斗进取心,至今仍在上班。但对我来说更欣赏的还是她烧得一手好菜,地道的江南风味,尤其是那款蟹粉狮子头,堪称一绝。最近又承告知,新购入上好鲍鱼,只待我来临,一展厨艺。粤人有句夸赞家中贤妇的老话: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守着如此一位伴侣,光华更复何求?自是宠护有加。昔人张敞画眉传为美谈,刘兄效法前贤,闺中为夫人修剪秀发,真乃天下男儿的好榜样!惜乎手艺稍欠,差点儿把耳垂剪去一小块。至于嫂夫人娇嗔之下,有无高举拷郎鞭,就无从考证了。她现服务于著名的外交关系学会图书资料部门,为我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每年我都到光华处小住数日,有时不止一次。两个老人斗室相对,回首前尘。三千法界,一霎华蔓,悠悠往事,似梦非梦,如烟非烟!无论如何,看到老朋友坎坷大半生,晚年终于享得如此美满的生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然也微微泛起点妒意。

20044月之初春雪乍降之日

于安大略湖畔半空精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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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188 http://www.chinaeweekly.com
(3/8/2005 4:16)

Saturday, March 5, 2005

可愛的學究遺風——讀郭羅基先生「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一文有感


(香港)李大立

近期經常看到所謂前「體制」人士洋洋萬言大作,有關「胡溫新政」、「趙紫陽評價」、「鄧小平是世紀偉人」、「美國戰爭崛起」等等,拜讀之後,不但失望而回,失望之餘還為這些可愛的老學究感到好笑。為此筆者不端冒昧,發表過幾篇拙作向他們討教,近日又看到郭羅基先生的大作「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想再奉陪討論了,看了夏雲先生「可悲的辮帥情結————和郭羅基先生商榷」,深有同感,特仿照夏先生的題目寫下這篇短文,向郭先生請教。

首先,筆者聲明,個人對馬克思主義毫無興趣,所有對此的認識僅限於學生時代被共產黨強迫灌輸的有限知識,本來沒有資格和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業,並自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郭先生饒舌,但是:一,討論評價一種理論,不一定要讀完其全部代表著作,「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弋陽女士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和失敗」,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証偽」馬克思主義。二,所謂馬克思著作浩如煙海,相信郭先生也未必全部讀完,就算讀完了,能否理觧原意還是一個問題,郭先生大作中自相矛盾處就是証明(請看下例)。三,僅憑筆者對馬克思主義極有限的所知,已經與郭先生的權威理論相左,覺得還是有必要提出來向郭先生請教,同時讓讀者評議;四,實在不忍心看著中國民主運動被這些體制內人士誤導,希望提出一些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供廣大讀者討論,共同提高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有助於中國的民主運動,故有此文,歡迎批評。

綜觀郭先生全文,一方面批評現今中共常委「不懂馬克思主義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那就對他們普及馬克思主義教育吧」;另一方面批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輕薄態度,以中國人為多,尤以民運人士為甚」。並且自豪地告訴讀者,1987年郭先生曾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的身份列席當年鄧小平李先念等為中共常委時的「政治局常委會」,並就所謂「科學的科學」問題直接答覆總書記趙紫陽的詢問,與有榮焉。看來真像夏雲先生文章所說,郭先生為中共被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把持,而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他卻被流放海外而忿忿不平。言下之意,如果郭先生協助趙紫陽當政,中國早就實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了。

我勸郭先生還是歇歇吧!睜眼看看現實,現今世界上自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還剩下多少?小貓兩三隻,一個巴掌都數得過來,說不定等郭先生將馬克思主義鑽研透了,連這幾隻小貓都不在了,何苦呢?到時就算郭先生滿腹馬克思主義經論,又到哪裏去派用場呢?對一種已經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而且行將就木的理論還如此熱衷,更以自稱正統為榮,郭先生的勇氣和執著真令人佩服!

據說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就是歷史唯物論,該理論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都有一個產生、發展、滅亡的過程,沒有任何例外,包括馬克思主義本身。郭先生引經據典,不知是否知道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求讀者「自己思考」,反對把他的著作「觧釋為體系,觧釋為新哲學」,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致康德拉.施朱特的信1890.8.5恩格斯全集39卷432頁)?倫敦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碑上刻著他自己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衹是用不同的方法觧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意思就是,他的理論衹是企圖「解釋世界」,不要將之作為「改變世界」的萬應良方。

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郭先生指責中共領導人「不懂馬克思主義」,我看正相反,中共領導人比你懂得多!江澤民去年七一講話:「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已經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被海外輿論稱為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反思的產物」。中共理論界已經提出:不應該用「僵化」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他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是「普通平凡的思想」,可以「質疑、討論、揚棄」(燕南學術「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錯在哪裏?」) ;可見中共實際上都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了,只有郭先生一個人還在死抱馬克思片言隻語不放,所以如此孤單,如此忿忿不平,真是連江澤民都不如。

郭先生文章的中心,就是引經據典地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必須推翻,產階級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執政者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而現今的中共「一旦執政就成了永遠執政,不可能是民主共和制」,因此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這裏就有兩個問題:

一,不錯,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甚至說如果沒有民主共和制,必須二十四小時內建立。但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說過:「無產階級必須徹底一切舊國家機器」,而「民主共和制」必然要通過議會等「國家機器」去實現,議會等國家機器都掉了,又如何保留民主共和制?

二,既然郭先生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用民主共和制執政,而且可以上台落台。那麼請問:根據什麼決定上台落台呢?顯然只有通過普選,而通過全民選舉決定執政者上台落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還活著的時候已實現了,既然已經是現實,馬克思又何必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呢?

如果郭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就是這麼簡單,那麼,我們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早就表達了這種思想,何須捨近求遠?馬克思主義遠非如此簡單,他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短期」無產階級專政,然後,一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讓「物質極大豐富」;另一方面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改造人的靈魂,讓「覺悟極大提高」,最後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切,列寧、史大林、毛澤東哪一樣沒有照做過?不但不折不扣地做過,而且變本加厲地實行過了,不過以失敗告終而已。可是郭先生還中共「不懂馬克思主義」!怪不得夏雲先生郭先生「只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皮毛,中共才懂得精髓」。

最令筆者覺得可愛的是,郭先生等精英份子流亡美國恐怕也有十多年了,是否因為整天泡在「體制」人士的小圈子裏而對外面世界疏於了解,竟然將BBC每月舉行一次的網上「民意調當真!如今資訊科技爆棚,連小孩子都知道網站五花八門,不可輕易上當,郭先生自己也「千年偉大思想家」選舉,兩次結果只差一票,就足以令馬克思和愛因斯坦互換位置。可想而知這種網上選舉有多少人參加?有多少嚴肅性?想不到七老八十的老學究還會如此幼稚,居然拿這種網上選舉作為理論文章的依據,同一網站曾經選舉希特勒為「最偉大領袖」之一,郭先生是否也準備為希特勒著文立論?

看來郭先生太熱衷於引經據典了,以至於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不但令讀者迷惑,也令郭先生的英名蒙羞。比如郭先生:馬克思提出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的發明,但是就在郭先生自己這篇文章卻引用:「馬克思將階級統治定義為專政」,這不是自相矛盾

郭先生文章中:「科學的科學是一種哲學,專指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同一篇文章又:「區別十分簡單明瞭,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官方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如此推理,豈不是「官方馬克思主義」(郭先生指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莫名其妙。

郭先生文章中說:「任何科學都需要,凡是可以被証實的,也可以被證偽;要是不能被證偽,就須証實了」。郭先生在這裏玩弄邏輯語言太不高明了!第一句既然說「任何」,就不應該有例外,怎麼最後一句又變成「無須」呢?短短一段話就前後矛盾,還是趁早別再在廣大讀者面前耍弄了!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現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中國民主運動方興未猶,共產主義試驗已經失敗,証明了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標誌著中共已經變質,不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只剩下一句空話,只有郭先生這樣的老學究才會將這句話當真,並且在那裏喋喋不休地討論誰是「正統」,於民主運動何益?中華民族當務之急不是討論應該實行哪一種馬克思主義,而是從根本上「驅除馬列異端邪,恢復中華傳統文化」!筆者建議郭先生少花一些精神泡在故紙堆鑽牛角尖,多花一些精神去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實際問題,如是者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可限量,希望郭先生能接受筆者善意的建議,大家一起共同為中國民主運動出力

不當之處,請郭先生不吝指教。

05/03/05

(刊於「新世紀」、「大紀元」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