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李大立
昨天連續觀看了十多個小時香港立法會辯論否決偽民主「許五政改方案」，大快人心。不但看清楚各式保皇黨的嘴臉，而且也看到泛民主派的不足，更看到了香港民主的新希望，祈借貴刋一角提出來供廣大市民評論。
筆者比較欣賞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他舉了一個非常生動和貼切的比喻，筆者認為這個比喻顯淺易懂，用來喚醒和教育為數不少的糊塗人很恰當，如果牛頭角順嫂和旺角金毛强都明白了個中的道理，人人起來奮力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大有希望的。
李先生說：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最終要達致全面普選，就好比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簽了一張契約，說好了要還市民100元錢(普選)；普選還未實現，董建華就將94年已經全部取消了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通過97臨時立法會借屍還魂，就好像100元錢未還，再多借了10元錢；香港市民要求O七、O八普選，催香港政府還錢；去年4.26被北京政府公然否決，等於強詞奪理說現在不還錢！二十五萬市民上街要求普選時間表，等於問你什麼時候還錢？逼得急了，香港政府為了矇蔽和誤導市民拋出偽「政改方案」，閉口不提普選，就好比說根本不提100元錢的事，額外多借的10元錢還要用十年時間分三四次償還，竟然還厚著臉皮說，到2016年是否能還清這10元錢還要看情況而定……！並且「發爛渣」地威脅說：你要不要？不要就「一蚊都唔還」！
天下有這樣無賴的人嗎？有！這就是曾蔭權、許仕仁、林瑞麟之流和他們背後的獨裁政權！
曾蔭權、許仕仁等惱羞成怒，公開指責偽「政改方案」被否決，責任在泛民主派。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不去責怪拋出這種爛貨的人，卻去責怪拒絕收貨的人，就算做生意也沒有這種道理吧！李卓人議員說，香港的民主未能前進一步，第一個責任是去年4.26人大否決O七、O八普選的幕後策劃人；第二個責任是拋出欺騙市民的偽「政改方案」的香港政府；第三個責任是為這個偽方案抬轎吹打的保皇黨。
筆者認為，李卓人先生還是太天真了！香港民主進程的半途夭折，其源頭禍首並非始自去年4.26人大釋法，往前追溯，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略和低估了共產黨玩弄文字遊戲的無賴技巧，才做成了今天共產黨對基本法予取予攜，扼殺香港民主進程於半途的不幸局面。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曾許等不過是幕前的「扯線公仔」，在背後扯線的是北京政府。基本法規定了O七O八香港政改如何發展由香港政府自行處理，衹需報北京「批准」和「備案」，而現實卻是曾許多次暗示連這個偽民主「許五方案」都「來之不易」，可見香港政制的每一微小改變，都必須執行北京的意旨，「一國兩制」不過是痴人說夢。為了說明中共歷來如何在談判中玩陰謀耍手段，請容許筆者引用拙作「棄台獨、爭民主」(見「議報」196期)中的一段話供貴刋讀者參考：
「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國民黨這樣做完全有理有據，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哄動一時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能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視政治談判為兒戲……」。
試想想，如果當年中英談判時在聯合公報上，或者民主派草委堅持在基本法上列明香港普選時間表，而不是使用什麼「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這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字句，共產黨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玩弄他們的鬼域伎倆有這麼容易嗎？換句話說，如果當年起草和通過的基本法不是說O七、O八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如需修改」，而是規定如何修改；不是僅規定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由20、24到30席，而是規定以後的各届立法會直選議席如何遞增直至全部60席，共產黨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嗎？英國政府和西方民主世界在此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對中共的「糢糊概念」和「綏靖政策」。其中作為世界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總統，民主理念的動搖背叛者克林頓難辭其咎，這種錯誤政策的結果，給美國人民帶來911的災難，也讓香港的民主進程波折重重。
曾蔭權、許仕仁背後的中共刻意迴避香港廣大市民的民主訴求，對全面普選一拖再拖，其藉口是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是一個政治城市，市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沒有達到普選的要求……。這簡直是對全體香港人極大的侮辱！
請問你們，全民普選到底需要什麼條件？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每人所得？香港已達25430美元，居全世界第15位，領先於德法加意等西方發達國家(見世界銀行公布2004年人均GDP排名)；國民平均教育水準？香港早已實行中小學(中三以下)全民免費強制教育，大學生佔人口之比例也位居前列；經濟自由度？香港連續十二年居世界之冠；經濟發達水平？香港是著名的國際大都市，亞洲的金融、航運、通訊中心；言論開放程度？香港擁有過百種報紙刊物、眾多電台電視傳媒，言論自由居亞洲第一(見「政經風險顧問」)；公務員廉記程度？香港歷來居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請你們告訴我，到底根據什麼標準說香港不具備普選條件？你們能够說得出來嗎？
你們說，香港人沒有普選的概念，難道你們沒有看見O四年九月直選三十名立法會議員的全民普選秩序井然而得到國際輿論一致好評嗎？選舉三十名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得到，難道選舉六十名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就做不到？
此次立法會辯論上有民主派議員說得好，香港中產階級說：我家裏的菲傭、印傭的母國都已有了普選，反而我們香港沒有，什麼道理？！可笑的是有保皇黨議員居然回應說：有民主不一定是好事情，台灣政壇亂糟糟、菲律賓、印尼經濟不景，女孩子都跑到香港做女傭，普選不一定能選出好政府，獨裁者「欽點」反而會選出好人才……。
真是虧他們說得出口，香港居然有這樣反智的議員真是令我們每一個香港人蒙羞！
是的，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經濟成就暫時還趕不上香港，但這絕非民主制度和普選的錯，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比如歷史背景、政局穩定、自然資源、甚至氣候天災……，筆者大膽斷言，如果台灣解除了中共的武力威脅，人心安定，資金回流，繼續走政治民主的道路，相反，香港繼續淪落在中共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統治下，沒有民主，很快台灣就會超過香港。
是的，有時候普選不一定每次都能產生最好的領導人，但是普選制度確保了能够及時地更換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讓國家永遠保持生機勃勃向上的動力，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是專制獨裁國家和地區所不能做到的。
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一下這些保皇黨議員，如果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沒有民主制度和普選，是否會比今天更好？最好請這些國家的人民來回答，我相信他們都不會忘記以前的獨裁統治者蔣介石、馬科斯和蘇哈托曾經給他們帶來過什麼？今天他們擁有什麼？儘管他們暫時還落在香港後面，但是他們的前途比香港更光明。
如果讀者們有興趣翻一翻笑蜀先生編寫的「歷史的先聲」一書，就一定會對中共的自私性狹隘性有進一步的認識。該書收集編輯了共產黨自1945年抗戰勝利到1949年武力奪取政權期間，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的社論，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向國民黨強力要求民主的言論，敦促共產黨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承諾。 單看部分標題就足以明白中共當時對民主的渴求是何等迫切了：
「沒有民主，一切都是粉飾」、「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在此再舉該書引用的毛澤東、周恩來言論數例如下，供保皇黨議員學習，也供民主派議員參考：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英國記者貝特蘭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我們一定要達到普選制」。
1944年毛澤東對美國人謝偉思(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筆者註)說：「我們的經驗証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的體驗、教育和“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則以及羅斯福所說的四大自由……」。
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講中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共產黨執政五十六年了，又如何呢？——筆者註)
從這裏大家可以看見，六十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國，共產黨已經說具備了民主和普選的一切條件；六十年以後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香港，共產黨反而說不具備民主和普選的條件！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難道社會倒退了嗎？不對，社會在不斷地進步著！唯一不同的是六十年前共產黨在野，現在在朝了，既然坐上了金鑾殿，就勢必死死攬住寶座，享用特權，「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了！
對付一個如此自私和狹隘的政黨和政權，唯一的辦法就是效法當年他們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方法，全體香港市民以及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顯示人民偉大的力量，從他們手裏把本應屬於人民的民主權力奪回來！
重新上路吧，勇敢的香港人，民主必勝！
(寫於22/12/05)
(刪節版發表於「爭鳴」雜誌06年2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