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李大立
看了「開放」雜誌九月號蔡詠梅「從家族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以及十月號王友琴「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兩篇文章(下簡稱蔡文、王文)，想起自己在中國大陸三十多年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感想連翩，不由得像王文中的美國記者潘文一樣慨嘆：「中國人的正義感都到哪裏去了」？
蔡文說：「上海有位著名音樂家陸洪恩因為反對毛澤東、反對文革，被當局槍殺在文革中，他的兒子文革後結婚生子，但他從來沒有把父親慘死於文革的事告訴妻兒，有關其父之死的資料悄悄地放在他的工作單位，害怕妻兒知道。
正是由於許多像陸洪恩兒子這樣的中國人怯懦地選擇了沉默和迴避，任由兒女被當局篡改的歷史教育洗腦，結果他們的子女竟認賊作父，將父輩的迫害者當作歷史偉人來崇拜，甚至肆意謾罵敢於披露歷史真相的勇者，中國現實的荒謬真是莫此為甚」！
關於原上海交響樂團總指揮陸洪恩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慘案，現在已經有不少回憶文章見諸報端，其中以劉文忠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最為詳盡。劉先生的哥哥劉文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槍殺的反文革勇士之一，劉先生本人曾經和陸洪恩先生關在一間牢房裏，親眼看見陸先生是如何公開抵制八個樣板戲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每次被拉出去批鬥，總是被打得遍體鱗傷，但他始終不屈不撓。最後，當局把他們牢房十四個犯人全體拉到訓導室，要陸洪恩先生抉擇生死，陸先生慷慨激昂演說了二十五分鐘，歷數毛澤東江青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陸洪恩先生知道以一己之力抗拒暴政，必遭沒頂。他告訴劉先生，妻子已離婚，在美國紐約演奏鋼琴，有一個兒子在上海，再三叮囑劉先生如能活著出去，一定要告訴他兒子，他是怎樣死的。數日後，陸洪恩被當局槍殺。後來，劉先生出獄後按址尋找他的兒子，不料大門緊閉人去樓空，向鄰居打聽，回說「他兒子好像也進去了」。如果所說屬實，陸先生的兒子也曾經因為父親的問題或者拒絕和當局合作，或者其他政治原因被關到監牢裏，照理說，他應該更明白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本質，更為自己父親堅持真理的英勇行為自豪，何以將英雄父親看作見不得人的醜類？是嚴酷無情的社會現實，還是自己怯懦的劣質？真叫人慨嘆。
王文則是說原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及其夫人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是文革中全國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中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師院學生衝進吳李的家，把他們拉到南京師院召開“批鬥黑幫分子大會”，有人動手打他們，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扣在李敬儀的頭上，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遊街示眾”。開始時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人架著走，不久李敬儀就昏迷過去了，被人從學校向鬧市區拖了一里來路，在遊街過程中就已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於八月五日死亡，兩人的年齡分別是五十三和五十六歲……。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文革後發表的自傳中提到，當時他曾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吳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顯，這種暴力迫害和殺戮是在文革最高領導人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南京師院的造反派就取名“八三革命造反師”，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高度八點三米，顯然是肯定那一天的行動所代表的暴力迫害思想……」。
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在最近出版的「中國課，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中寫道：「八月三日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他們的兒子吳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偶然聽到兩個中學生談論師範學院打死兩個人，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進城回家，那時他十五歲，他姐姐也是中學生，教他怎樣回應這件事，就說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兩個人都沒有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復職，給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吳天石也在其中，這樣吳晴得以離開農村參軍，在軍隊中加入共產黨。文革後成為南京大學七八級學生，畢業後到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書。文革中他父母就是在這所學校裏被人打死的，他常常和當年的行兇打人者擦肩而過」……。
王友琴說：「我曾經託幾個認識吳晴的人與他聯絡，希望了解關於他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至少請他把我已經寫好放入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特別是在我聽說吳晴現在是大學的歷史教師時，更覺得可以請他這樣做，因為不需要對一個歷史教師解釋書寫歷史的重要性，何況這歷史和他父母被害有關。可是，數年過去了，我的請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美國記者潘文說：「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復仇，來從事政治活動，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祕藏的証據都挖掘公佈出來，為什麼吳晴不這樣做？他的正義感(Justice)在哪裏？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自古以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傑為報父仇，卧薪嚐胆，矢志不忘，最後得以伸張正義。我真為陸洪恩的兒子、吳晴感到難過。筆者在這裏不是鼓勵陸先生、吳先生去報復私仇；而是希望他們盡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把自己父母慘死的經過公之於眾，讓大家知道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汲取深刻的教訓，避免災難重臨。請想想看，如果殺害自己父輩的不是個體行為，而是社會行為，罪魁禍首是整個專橫血腥、無法無天的社會；而這個萬惡的社會，不但殺害了自己的父母，還殺害了千千萬萬無辜的同胞，我們還能無動於衷嗎？如果採取沉默和迴避的態度，連一聲批判都不敢，實在枉為人子，更加愧對斯民！
由此，我想起了很多親身經歷的文革往事。文革期間，我中學的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也發生了血案，我們同級有一個考上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名叫丘成煜，出身自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大學畢業後我還在火車上遇見過他。1967年夏天，他在廣雅中學讀書的弟弟丘成昆，參加了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O」，在廣雅河邊被另一派主要由高幹軍幹子弟組成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廣雅河，年僅十七歲。近年看到廣東著名的散文作家秦牧先生回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人們咬著匕首，抬屍游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不知道秦牧先生在這裏所寫的是否就是指廣雅中學的丘成昆，我高中同學的弟弟。
我又想起了1968年上海「清理階級隊伍」的恐怖情景，那時候我是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在這場來勢洶洶的運動中，同濟大學包括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先生等近四十人被迫自殺(王友琴女仕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均有記載)。我們班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狀元，衹因為背後說了幾句對毛澤東江青不敬的話，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會小會批鬥，被打得鼻青臉腫，走投無路，年僅二十三歲，就被逼得跳樓自殺，從四樓跳下來翻了一個身，大難不死終生殘廢。即將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對此有詳細的記載，還附錄了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先生的文章「記文革中“上海高校暗殺毛主席小集團”案」，作者張潔華先生當年也是二十三歲青春年華，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也被迫跳樓自殺，自殺未遂後，同樣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當年，我在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的間縫中，就是張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他高中同學費叔子。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1968年9月到廣西南寧報到。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中央文革為廣西兩派大規模武鬥專門發出了著名的「七三佈告」，「聯指」一派得到軍隊的支持，將邕江河水灌入下水道和地下防空洞，將過千名「四二二」一派的人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令到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有腐屍的臭味。後來，我被分配到建築工地，隨車路經廣西省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裏曾經是一個殺人的屠場。「七三佈告」後，光是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就達到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滿門抄斬，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放過，其中許多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著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希特勒德國法西斯實行的是種族滅絕；毛澤東中共法西斯實行的是階級滅絕。多年後，我在香港看到一篇關於香港歷來扮演了大陸戰亂避難所角色的文章，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不但接受了數以萬計大陸偷渡來港的政治避難者，而且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著珠江河漂流下來的浮屍，題目是：「生者安居，死者安息」。
海外網站上有一篇鄭義先生寫的「廣西文革屠殺及吃人紀事」，作者親身到廣西各縣調查搜証，舉出很多調查實例，証實1968年7月份，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七三佈告」出籠後，廣西各縣各公社普遍活活殺死五類分子全家的慘劇，還出現很多吃活人心肝和皮肉的人間慘劇，情節慘不忍睹，令人不忍卒讀。究其原因，除了廣西自古以來一向民風慓悍，民智未開的因素之外；罪魁禍首毛澤東共產黨號召消滅階級敵人難辭其咎，各級渾渾噩噩的共產黨官員難逃罪責。該文透露，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居然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責任，如今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
後來，我在香港還看到資料，文化大革命中，廣西賓陽縣、湖南道縣和北京郊區大興縣是全國殺人最多的縣份。湖南道縣共有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未成年826人，最小的出生才十天。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鍘十六條命，直至刀刃捲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最不忍卒讀的是活埋婆孫兩人，當兇手揚起第一鍬泥土，黃髮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著說：「奶奶，瞇眼睛」。白髮老人悽傖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瞇了」。讀之令我無法不淚流滿面，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看到這裏，也會如此，也一定會和我一樣為這些苦難的同胞落淚。
以前，鄧小平尚且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浩劫」，容許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現今的當政者卻對此諱莫如深，自己獨霸話語權一聲不哼，還不准別人提起，彷彿這場震撼世界的民族大災難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王友琴女士窮多年精力收集資料、探訪文革受難者家屬寫出「文革受難者」一書；我們現在回憶四十年前血淋淋的歷史，都是為了讓後人知道，避免悲劇重演。筆者認為，為此目的必須「扶正黜邪」，除了用中華傳統道德教育下一代，重振民族之風；還必須讓罪惡得到應有的懲罰，使大家都知道惡有惡報，所有直接間接的殺人責任者都應該受到人民的審判、歷史的審判。
筆者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曾經雙雙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父親也曾經被罰跪和摳打，父母親都曾經想到自殺，而死了斷。每當想起無辜的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全世界民主正義的國家，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隨意侵犯，為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正如美國記者潘文先生所說的：「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公正嚴明的法律是民主自由的根基，也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希望所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數千萬同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應該追究「刑事殺人犯」和「政治殺人犯」的責任。比如說，直接摳打和殺害陸洪恩先生的獄卒、拖吳李遊街和殘害他們的紅衛兵、「紅八月」嘴吐髒話手揮銅頭皮帶在北京街頭打死一千多人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在廣雅河邊槍殺邱成昆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賓陽縣、道縣、大興縣殺害數萬人的劊子手，特別是賓陽縣那個指揮大屠殺的副師長和大興縣獨鍘十六條人命的貧協主席等等……，都是「刑事殺人犯」都應該追溯殺人責任。又比如說，發動無數政治運動，數十年來從「反AB團」、發動內戰、肅反鎮反、土改、反右直到策動「文化大革命」導致數千萬人被迫害致死的毛澤東、助紂為虐，主持土改殺害地主富農，為大躍進火上加油導致數千萬人餓死，四清運動整人無數的劉少奇、在各省市報告餓死人的情況下仍然批准出口大量糧食引至全國大饑荒的周恩來、八九民運中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全都是「政治殺人犯」，也都應該受到人民正義的審判！陸洪恩兒子、吳晴、全國文革受難者家屬、全國歷次運動中數千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的家屬、全中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為自己也為國家民族爭民主、爭自由，到了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把他們一個個都請出來接受全體人民正義的審判！
(寫於11月4日，紐約)
(刊於「觀察」雜誌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