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李大立
筆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幹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不過，筆者認為豈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整個「共產革命」何嘗不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邪教大騷亂！
李普先生在該文中說：「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大騷亂……。」筆者認為，如果將李先生文章中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改為「共產革命」；將所有的「十年」改為「五、六十年」，李先生的文章不但仍然正確，而且更加準確。
什麼是「邪教」？什麼是「大騷亂」？
竊以為，邪教就是利用迷信的反科學的教義迷惑民眾將其引向災難的邪惡宗教，其特徵往往是盲目和狂熱的；大騷亂就是打破原有和諧秩序的群體性動亂，將社會引入無序狀態，同時企圖人為地取而代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迄今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完全符合這個定義的一場邪教大騷亂，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首先，領導這場邪教大騷亂的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邪教組織，它有嚴密的組織系統，鐵一般的紀律，後來更加上瘋狂的領袖崇拜，所有參加進去的人都變成了一個盲從的信徒，一個「馴服工具」，失去一切自由和人格，包括獨立思考的自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日本「真理教」一樣必須將個人的一切，包括靈魂和肉體都奉獻出來，無條件地被這個邪教組織支配，他們不但用沙林毒氣殺害無辜的同胞，最後還導致信徒本身的集體自殺。共產黨不但要黨員獻出個人，還要獻出自己的親屬：邪教黨內的老黨幹，地位高如彭德懷就曾經這樣對待過他的同志；而曾志也曾經被她的黨這樣對待過。「大革命」時期，彭德懷就曾經將他的同志兄弟黃公略之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私自灌醉然後殺害了，還將他的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裏交其隨員帶回去，「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原因是黃梅莊奉蔣介石令前來策反黃公略。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証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見「彭德懷自述」)。無獨有偶，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女共產黨員，曾志在福建廈門地下活動時，被自己的黨私自將剛出生的孩子賣掉，賣得一百大洋作為黨的活動經費。臨分別時兩夫妻抱著出世才四十多天的兒子前去中山公園玩了半天，從此生死訣別，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黨組織」還一直瞞著她(見「曾志回憶錄」)。「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
其次，凡邪教組織莫不以教主盲目崇拜和信眾迷信狂熱為特徵，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套欺騙信眾的教義，並為教主披上一件神祕的外衣。中國歷來的邪教組織還多了一個特點，就是既要引入外國的宗教來唬弄百姓，又要改頭換面為自己立威。太平天國洪秀全去廣州學基督教，改頭換面創立他的「拜上帝會」，自稱是「上帝之子」，傳揚他的「原道」教義，外國傳教士企圖向他講解基督教，反被他斥為異端。無獨有偶，中共先從蘇俄輸入「馬列主義」，毛澤東延安整風斥之為「教條主義」，其後索性改為「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是人民大眾的「救星」，將其至於神聖的地位，強迫全體中國人民每日數次對他頂禮膜拜，三呼萬歲，誰要是不小心塗污了他的神畫或者打破了他的神像，就得以命抵罪。共產黨要求全體人民為他的教義去死，像黃繼光那樣堵槍眼、像邱少雲那樣被烈火燒死、像董存瑞那樣舉炸藥包……，甚至要求女教徒自動獻身，教主毛澤東一生姦污女教徒無數，主管知青的各級共幹蹂躪女知青，這還不是十足的邪教組織嗎？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和近一世紀來劇烈動盪的社會相比，其實一向是安居樂業和諧共處的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人們默默耕耘、安貧樂道、息訟平爭，大家和睦相處，各階級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諧社會。所不和諧者衹是少數妄圖不勞而食的地痞流氓和無業游民，但是他們在強大的傳統道德和民間法統的群眾壓力下，幾千年來一直無所作為。即使期間不斷改朝換代，但是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一直得到維持。直至近代歷史上罕見地出現了一個以「痞子運動」為「革命先鋒」的異類毛澤東，引入外國的「馬列主義」，成立了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蠱惑人心，進行所謂「共產革命」才將中國數千年和諧共處的社會秩序徹底破壞，引致社會大動盪和大災難。毛澤東公然稱這些痞子流氓的不勞而獲、懶惰欺詐甚至嫖娼聚賭為「革命行為」，心理變態地為他們「爬上地主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叫好……，不幸的是適逢外敵入侵，內戰不止的亂世，給他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至使他們肆無忌憚地武裝叛亂，殺人放火，赤地千里，他們用武力了奪取政權，破壞了社會脈絡，毀滅了倫理道德。「舊社會」砸爛了，然而對自己要建立的「新社會」卻毫無準備毫無把握，結果就亂搞一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又那樣，到處碰壁，搞到國弱民窮，民不聊生，甚至餓殍千里。
共產黨武力奪得政權後，跟隨蘇俄在中國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和空前慘烈的社會主義試驗，徹底摧毀了固有的社會秩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聲言要「消滅階級差別」，結果卻導致全民徹底喪失生產積極性，社會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一潭死水，比例失衡，幾至崩潰邊緣；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試圖改造人的靈魂，使其「覺悟極大提高」，結果卻造成整個社會道德崩潰，貪污腐敗橫行。總之，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大試驗，在奪去了八千萬無辜同胞的生命，留下了滿目瘡痍的爛攤子以後，最終以失敗告終。所以說，不單止「文化大革命」，而且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迄今的整個「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實質上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
筆者同意李普先生所說的對於邪教大騷亂，最重要的教訓是：「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什麼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筆者認為，不但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人」，更加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黨」，希望全體中國人都從這場邪教大騷亂中，從這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大試驗中汲取慘痛的教訓，避免全民族的悲劇再次發生。
(16/3/07) (刊於3月24日「觀察」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