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雜感

(香港)李大立

轉眼之間，香港回歸中國已經過了十年，回歸紀念日前後，中共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鋪天蓋地向大陸同胞宣傳香港如何「繁榮穩定」，「一國兩制」如何成功，筆者冷眼旁觀，頗有感想，願在此與大家分享。

首先是中共五十年一貫制的「大轟大嗡」宣傳手法不改，事實早已証明這種灌輸洗腦的思想奴役徹底失敗，五十多年來，中共提出無數的政治口號如「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三個代表」、「四個堅持」……，用盡了所有的數字排列；要人民學雷鋒、王傑、焦裕祿…….，學這個學那個，「鬥私批修」、「狠批私心一閃念」……，結果如何？中國大陸如今變成了一個物慾橫流，追逐金錢，道德淪喪和貪腐成災的國家。可是，共產黨一點都沒有汲取教訓，仍然以為「疲勞轟炸」就可以改變人的思想，看來只有「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馬克思」了！

大陸從中央到地方不但製作了許多香港回歸新聞片，「直通香港」、「聚焦香港」、「香港話你知」……等等，還製作及和香港合拍了幾個香港題材的電視連續劇「歲月風雲」、「榮歸」、「香港姊妹」…….等等，幾乎霸佔了電視黃金時段整整一個多月，全國十幾億人被迫天天「香港」、「香港」。再好的題材，再好的技巧，看得多也會生厭；更何況大陸製作帶有明顯的加工痕跡，報喜不報憂，大陸觀眾只看到香港的高樓大廈，富麗堂皇，看不到香港的窄街小巷，城市貧民；只看到香港人個個都是成功的企業家，看不到商場上大浪淘沙的失敗者。大陸編劇導演，牽強附會，與香港現實生活完全脫節；演員矯揉造作，沒有一點港味，港人看了暗暗偷笑。筆者父母和本人都是香港人，無論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自己是香港人為榮，然而面對中共這種過份造作和肉麻的宣傳，也感到難以接受，就更不用說對香港不了解的大陸同胞了。

大陸官方大力宣揚香港「一國兩制」如何成功，向大陸觀眾展示香港許多成功之道，還處處不忘提示香港的繁榮全賴中央政府的支持。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樣做是完全沒有法理依據的，大陸十三億民眾中的有識之士，必然會向中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國兩制，兩制之中，必有優劣，既然有優劣，為什麼不能一國一制，擇優實行？中共既然承認香港繁榮成功，就說明他的制度比大陸優越，為什麼大陸不能實行香港的制度？筆者看到已經有大陸人士在海外網站呼籲將香港的制度移植到上海，中共將無法答覆類似的要求，「一國兩制」無疑自己將自己置於極其尷尬的地位，自己給自己提出一個永遠無法自圓其說的難題。

說到香港的繁榮和成功全賴中國大陸的支持，更是天方夜譚。眾所周知，香港經濟起飛的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經濟崩潰的邊緣，自顧不暇，有何能力幫助香港經濟起飛？至於近年來簽訂的CEPA和自由行，一來其帶來的經濟效益絕非單方面的，大陸也同時受益；二來它在香港的GDP中只佔少數，根本不值得小題大做大吹大擂。依筆者看，它所帶來的效益還彌補不了中共所謂「一國兩制」給港人造成的信心危機所帶來的損失。因為香港居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或者和大陸的親友時有聯絡，中共五十多年來管治的劣績，有目共睹，港人心裏最清楚，正如立法局議員詹培忠先生所說，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對中共沒有好感；即使是魯平也哀嘆：「我們做的事情得不到香港人的理解，特別是與論不向著我們，報紙天天罵我們，越看越氣……。」香港居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經濟成就，全賴英國人給香港帶來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和法治基礎，以及全體聰明勤勞的香港人的辛勤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貪天之功，自我吹捧，實在不合時宜，只會令港人反感，被世人恥笑。

胡錦濤來香港慶祝回歸十周年，大陸人民看到全程直播，也許會從中有所感悟。香港的學生和舞台上的主持人，居然敢於請胡錦濤在心意卡上簽名和上台獻唱，這些在中國大陸都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中共領導人在大陸人民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偶爾走到民間做做親民騷，也沒有誰人敢如此大膽放肆。慶祝晚會上，香港藝員在台上大唱情啊愛啊，一定會令胡主席坐立不安。因為筆者想起了文革剛結束的時候，有一份電影雜誌登了一幅男女接吻的照片，就引起了全國大聲討。我們的胡主席多年受黨的正統教育，政治指導員出身，接班前親自前往拜謁革命聖地，此時也不得不一起情啊愛啊了，真是世事滄桑，形勢比人強。最後胡主席上台帶唱香港人極其生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感覺上和社會現實已經完全脫節，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在此期間，還看到了不少十年前香港回歸見証者的訪談錄，如英國前外相賀維、前港督彭定康，甚至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等，中國前中英談判團長周南、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前新華社長許家屯等。許多十年前的祕聞現已公之於世，其中有些令人震驚，有些令人憤慨。

其實，香港回歸中國除了是一個民族問題，同時還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十年前，作為當事人的香港人，面對回歸祖國遠遠沒有中央政府和大陸同胞所表現的高度熱情，就是因為他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中國人，當然希望香港能夠回歸祖國、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嚮往自由的人，又不願意回到專制統治之下。現今披露的長達十幾年過渡期中英談判出現的種種矛盾，蓋因雙方對民主自由的理念南轅北轍。中共政府上自決策人鄧小平，下至執行人周南魯平，視香港回歸在他們手上完成統一大業為榮，強調民族問題，完全忽視了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願望。直至今天的吳邦國「中央授權」論，無不顯示他們對天賦人權，民主自由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完全不懂；相反，他們認為民主自由是他們的恩賜，正如許家屯所說：「高度自治有多高？就看香港人愛國的程度有多高？」完全暴露了這一伙土共的滿頇愚蠢，與世界文明格格不入。

回歸紀念，周南和魯平爭相邀功，卻不經意獻了醜。周南回憶說戴卓爾夫人第一次來北京見鄧小平談香港問題時，提出「三個國際條約有效論」、「主權換治權」等，鄧小平卻「不耐煩，不讓她多講」，揚言「主權問題不能談」，「必要時考慮用非和平方式收回香港」。戴卓爾夫人提醒鄧小平說「你要怎麼做我們沒有辦法阻止你，但如果你這樣做，一定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鄧小平回答說：「即使是發生災難，也要勇敢面對。」就像抗戰勝利後，為了奪取政權，發動內戰，犧牲幾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也在所不惜一樣。因而會談結束後，戴卓爾夫人對柯利達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鄧小平這個人好冷酷無情(Cruel)啊！」可是周南卻擦鞋說「文王一怒安天下」。

中共的統治者從不把民意看在眼裏，放在心上，甚至人命關天的事情，他們都毫不憐憫，他們總認為手裏有槍桿子，可以「民可使由之」。即使是黨內同志，誰要是反映民意，都好像犯了罪一樣，輕則被認為「立場不穩」，重則被認為「叛徒」。比如說香港人反對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簽名人數達到五十萬了，許家屯向中央報告，鄧小平說：「他這麼一鬧，你就遷址，將來如果再搞個簽名運動反對回歸，你怎麼辦？你也讓？」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民心大亂，香港有人提出暫緩回歸，租借香港，每年向中央政府繳納幾十億稅款，組團去北京表達意見，經許家屯同意由新華社派人陪同。魯平緊急向江澤民匯報，江澤民指示魯平「頂住」，不准他們來。許家屯在內部說「這是一個大政策」，魯平假江澤民虎威說「中央很惱火。」中共專制政權從來聽不得不同意見，更從來漠視民意，一切從維護獨裁專制政權出發，從香港問題一直到六四，一聽見民意就說「頂住」，似乎一順從民意就是「退」，所謂「退無可退」就出動坦克！就算是對反映民意的自己同志，也視作仇敵，周南一接任就給臉色許家屯看，交接儀式上對許家屯過去的工作一字不提，甚至不容許許家屯離職後住在深圳，說會「影響」他的工作，迫使許家屯去國。

本來周南魯平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至少受過一些西方教育，比起土八路出身的農民黨官應該稍為明白事理一點，可是他們的實際表現，卻太令人失望了！

魯平對香港傳媒的運作一竅不通，居然評價「香港的報紙都找些女孩子做記者，這些小姑娘很難纏，有些還是奉令來摸底的，她們鑽到各種場所，出現在各種場合，隨便找到一位領導就問香港駐軍問題…….」。鄧小平龍顏大怒喚回記者大罵他的同志「胡說八道」之後，第二天一早，伊文思找周南，希望求證這件事，並希望中共重視香港民意，重新考慮駐軍問題。周南居然說：「鄧小平都發脾氣了，你還講什麼？……」在中共官員的眼裏，一個領導人的脾氣比千百萬人的民意還重要得多。

基於這樣的理念，周南魯平之類的共官，無不以所謂「強硬」為榮，於是就發生了魯平罔顧外交詞令大罵港督彭定康「千古罪人」的鬧劇。幾年後，彭定康變成了歐盟貿易大臣，江澤民也不得不以禮相待，不知魯平作何感想？又發生了大嶼山大佛開光典禮，彭定康伸手向周南求握，周南卻合十作答這種不合外交禮儀的劣舉。中華民族自古是禮儀之邦，自造反起義的共產黨武力上台以後，由於農民黨素質低下，國家民族的臉面實在被他們在全世界面前丟盡了。

魯平說「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形勢急轉直下，有些基本法起草委員改變了態度，不願意投票通過基本法，我一個個做工作，對有些香港朋友我就不客氣了，有個朋友被我訓得掉眼淚，說他父親都沒有這麼訓過他……。」魯平對記者說這話的時候完全是得意洋洋，引以為榮的模樣，可是他根本就沒有想到，香港人看在眼裏只會覺得他蠻橫和無禮，就正如鄧小平的痰罐(痰盂)，說話時手指亂比畫一樣，在世人面前獻醜而不自知。魯平還振振有詞地透露中共曾經兩次計劃用武力收回香港，言下之意，就是說你們得有今天，全是我們中共的恩賜，於是，香港有人譏笑「白頭佬」等於說「Your fate is at my Mercy(你的好運全憑我的恩賜)」，他自己覺得很得意，香港人卻覺得他很可憐。倒是他洩露了天機，他說基本法付諸表決時，在總共59人(港人佔23)基本法委員會中，出現了兩張特殊的「全程反對票」，在所有一百多條基本法條文的選項中，全部反對，他覺得「很愕然」。但凡有正義感的香港人卻一定會感到很光榮，在泰山壓頂的壓力下，在中共認為可以放心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中，仍然有勇士敢於反對這種強加於人，並不完全滿足香港人民主自由願望的「基本法」，這就是香港的希望所在，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希望所在！

(18/7/07)

(刊於8月28日「觀察」雜誌網站)

我為什麼選擇「香港中國筆會」？

說起參加香港中國筆會，對我來說既偶然又榮幸。今年初我在香港出版了處女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三月底應邀參加「開放」雜誌社舉辦的春茗酒會，經金鍾先生介紹認識了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喻聆居先生，順便奉上拙作一本，喻老也回贈了大作「故人故事」以及幾本香港中國筆會會刊，並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香港中國筆會。幾天後，喻老來電告訴我，他看了拙作，知道梁寒操先生和我家的淵源；知道我正想尋找聯絡我的表姑，梁寒操先生的么女、台灣著名作家梁上元女士。他說他在台灣認識梁寒操先生，梁老生前並有字幅相贈，請我到他家裏去看一下。到了喻老家裏，得到熱情接待，講起在台灣幾次晉見梁老的經過，也談論起梁上元「柏楊與我」等著作。同時，喻老向我簡單介紹了香港中國筆會的歷史和現狀，介紹了剛剛在香港舉辦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

香港中國筆會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是香港最老的中文筆會，國際筆會成員。他和台灣中華民國筆會一樣，前身都是1930年蔡元培、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和林語堂等先生建立的中國筆會。其中1975年林語堂先生還擔任過國際筆會副主席，是我們中華文化和全體炎黃子孫的光榮。現時香港許多著名的老作家、大報總編和名聲鵲起的青年作家都是該會會員。喻老親身經歷中國近代社會的巨大變遷，本身就是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老報人和資深作家，擔任過台灣「中國時報」副總編、「民族晚報」總編、香港「工商日報」總編、「香港時報」副社長及總主筆，任職期間親筆撰寫社論和主持副刊編輯。喻老謙謙君子的作風和熱心扶持後進的胸懷令我佩服，更令我贊同和嚮往的是筆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宗旨，於是我欣然應允申請參加香港中國筆會，有幸成為蔡元培、胡適先生等中國民主自由事業開創者的後繼，是我一生的榮幸。

後來，在和喻先生以及其他筆會同人的交往中，令我對筆會有了新的認識。隨著時光流逝，老一輩的筆會會員已逐漸凋零，隨著他們的遠去，帶走了一個時代的記憶，但是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理念團結奮鬥的精神，依然在鼓舞著我們新的一代。喻老先生年過八十，還安裝了心臟起搏器，但是他仍然親力親為為會務操勞，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捐資過萬元支撐會刊出版，理事蔡咏梅也自掏腰包代表筆會遠去非洲參加國際筆會會議，謝璐璐小姐工餘時間不辭勞苦編輯出版會刊，我除了寫寫稿幫忙打打字之外，別無貢獻，實在慚愧。

我是讀理工科出身，對文學僅有興趣而無訓練，是一種很必然又很偶然的原因促使我走上了寫作這一條路。我父母都是香港小知識份子，五十年代初期跟隨香港地下黨接收廣州海關的舅父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不想這一去卻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一生。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打擊折磨，雙雙被監禁，想到自殺，我們兄妹也未能倖免，天生麗質的大妹甚至死在大陸，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永難磨滅的慘痛回憶。八十年代母親帶領我們「出中國」後，我就忍不住寫文章揭露和批判大陸黑暗和不合理的社會，九十年代移居美國以後，也一直在當地的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2003年在紐約突然驗出腸癌，入院開刀，隨即回港休養。我的思想從此大變，深感人生苦短，自己為個人為家庭已經辛勞了大半輩子，很想在有生之年為國家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於是就不辭劣拙，執筆寫出一本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將我們一家以及身邊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在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來的遭遇記錄下來，留給後人作為借鑒，以免重蹈歷史的覆轍。如果不是親歷和親眼看見許多人間苦難，如果不是突然身患絕症，也許我永遠都不可能寫書做「作家」。

與此同時，生活的練歷和磨難，全新的理想和志向也養成了我一種大義敢言的作風，在海外報刊和網絡上看到有些原「體制內人士」為中共過去犯下的罪行辯解或者粉飾太平，招安民主運動的文章，就忍不住直言反駁，顧不上是否會得罪這些名人。此前，也有些香港朋友徵詢我是否有興趣參加其他作家組織？現時海內外有很多這樣的協會，有些很有名，有些很有錢，不過，很坦白地說，不是理念不合，就是作風不合，於是，我都婉言謝絕了。香港有些這樣的組織，不過是大陸的政治花瓶，而海外某些民運人士飲共產黨的狼奶長大，他們爭取民主，但有時候卻用共產黨的辦法反對共產黨，自己成了另一個共產黨而不自知。他們熱衷於自立山頭，內鬨內鬥，變成了「小毛澤東」。所有這些都不是中國人民所需要和所期待的，毛澤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災難，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出現一個新的毛澤東了！我認為，自從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國自由知識階層被毛澤東整個打斷了脊梁骨以後，最缺乏的是一個獨立的體制外的自由知識階層，代表民意監督執政者。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說：「作家的職責是批評，而政治家的職責是回應批評。」我申請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就是願意盡這樣的職責，為國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貢獻。

(26,July,2007,香港)

(香港中國筆會會刊2007年第4期)

上海廣州見聞錄

(紐約)李大立

廣州和上海是我讀中學和大學的地方，五月份應邀去上海同濟大學參加建校一百周年校慶和同學會，在上海和廣州小住，有些見聞很樂意與大家分享，讓海外讀者知道一些大陸的現狀。

五月二十號同濟大學百周年校慶那天，校園裏人山人海，大型電視屏幕播放溫家寶講話。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園面積大了很多，看到宣傳材料更嚇了一跳，現時在校師生竟達五萬餘眾！數倍於我們求學的年代，中國大陸的所謂「高校擴招」泛濫成災略見一斑。怪不得現在的人說，大學生滿街都是，博士碩士一籮籮。脫離了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科技水平和師資設備，競相擴大學校和招生規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發展並非好事，只能培養出名不副實的大學生，給國家和個人都帶來損失。當天舉行的許多學術報告會，很多都是變相的商業活動會，筆者見到的大多是海內外商家來推銷科學儀器產品，商家贊助學校系科教研組、學校給商家頒發榮譽証書，也夾雜給貧窮學生獎學金頒獎。中午土木工程學院、晚上測量系在學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擺筵席，筵開數十席，估計至少耗資十萬八萬，筆者想，如果拿這些錢真正辦些對發展高等教育有意義事情，或者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不是比吃進到肚子裏好得多嗎？堂堂一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都這樣大吃大喝，全國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錢被吃掉了！

毛澤東時代，全國保上海，上海的消費一直價廉物美，現在也「和世界接軌」了，高檔次的消費比比皆是，「老正興」等老牌本幫菜酒家，人均消費超過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學問一位歐洲歸來的同學，上海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也不避嫌，直說上海高樓大廈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質跟不上：他到上海的當天就被人偷了錢包；去商店儲存數碼影像又被人偷換了儲存卡。我則領教過上海地鐵的管理水準，我買了去江灣的地鐵票，按照地鐵指示圖在「火車站」轉車，雖然售票處註明要出站再進站，但並沒有註明要重新買票，在這個站轉車的時候，我特意詢問閘口職員，他指示我將車票放入驗票機，誰知車票就被吃掉了，同樣情況的還有好幾個人，他們在閘口大吵大鬧，站長不得已打電話通知數百米外的車站放我們這批人進站，但是車票吃掉了，到了終點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長說你們可以對該站的站長聲明……。短短時間內已經有一小批人上當了，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這樣的事情？既然這個車站轉車必須出站再進站，即是不能原票轉乘，為什麼售出超越該站的車票？為什麼在地鐵指示圖標註與其他轉乘站一樣的符號？他們寧願每天面對不勝其煩的投訴，也不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混亂的公共交通，談何「與世界接軌」？

毛澤東死後陸續從外地調回上海的同學，除了少部分當了官或經商者之外，大多數已是高級工程師了，可是退休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對高昂的醫療費教育費，僅能維持清貧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對男女同學成了夫妻，現在一家分兩地，男的帶一個女兒留在外地，太太帶一個兒子生活在上海，重過毛澤東時代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時是共青團員，女的是團支部組織委員，現在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退休前在單位裏都當了小官。大家圍坐在草坪上閒聊的時候，男的說他幾次要退黨，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問他為什麼？黨員不是高人一等嗎？他說，高個屁！現在是大款的世界，做個黨員反而被人瞧不起，因為貪污腐化的都是共產黨員，我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還說，現在他們一家分兩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憐，每個月還得白白交五十元黨費，真是花錢買罪受。五十元對他們已經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憶起四十年前的他們，恍若隔世。

同學活動會組織我們青浦一日遊，路經「世紀公園」，登上高處一望，萬頃良田變成了碩大無比的「旅遊勝地」，可是遊客卻寥寥無幾。公園內按照歐美各國的風格，各建造了別墅代表作，可是卻完全空置，其中有一兩棟變成了學生軍訓的營地。甚至還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艦」，開放讓遊客參觀，據導遊介紹說美國偵察衛星還將它當作真傢伙呢！中國大陸現在高叫和平崛起，為了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惜竭澤而漁，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寶貴的自然環境遭到了肆無忌憚的破壞，上海青浦當政者引以為傲的「世紀公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上海我還特意去淮海路和浦東看我在香港地產公司工作時跟進了五六年的兩座超高層大廈，設計階段規劃局嚴格要求的屋頂直升機停機坪、樓層內必須設置的開放空間、連接比鄰大廈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湊出來的達標綠化面積，許多均不見了蹤影，肯定是施工階段討價還價的結果，由此也可見中國大陸眾多所謂的設計規範形同虛設，全由當官一句話定奪，還停留在人治的階段。

為了解大陸的文化出版事業現狀，我去過「上海書城」和「三聯書店」，出版物比以前是豐富多了，不過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書城」的頂樓上設置了一個「港澳台專櫃」，我上去一看，數量不多的港澳台書籍全是外文版，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我問營業小姐，她說中文書籍不讓進口。「三聯書店」也一樣，全都是國內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書，香港出版的只有幾本烹飪書，看不出和其他國內書店有什麼不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鎖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廣州毗鄰港澳，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論城市面積擴張之速，恐居全國之首，現時包括番禺花縣等在內的市區面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廣州和上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來民工，而廣州則滿街都是，廣州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則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時我好奇問了一下，上海司機告訴我，上海市政府規定申請出租車駕駛執照必須有上海戶口，他說否則外地司機把你拉到郊外殺了也沒有人知道！真是聳人聽聞。從正面看廣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從負面看則是廣州市政府對保障本地人就業遠不如上海，或許是因為上海數十年來一貫奉行經濟保護主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外地司機都很努力去熟悉廣州的大街小巷，不過怎麼樣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裏面總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覺。上海廣州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地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向「掛靠」單位以昂貴的租金租車，終日兩班倒辛苦勞作所得無幾，而且永遠都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以至廣州本地人都不願意幹這行。

廣州城市建設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個全新的「大學城」，強令市內自中山大學起數十家大學和專業學院集中遷往新址，幾個正在讀大學的親友子女無奈地訴說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參觀過，與其說是一個大學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軍營：數十家高等學府整整齊齊並排而立，就像軍人列隊出操，校舍建築大同小異，毫無特色，如果說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徹底消滅個性，將世間一切都看作是沒有生命力的「螺絲釘」，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們，這就是最好的活樣板，將來應該像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一樣記載在人類文明教育史冊上！我真為歷史悠久，紅牆綠瓦的中山大學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為廣東這個經濟首善之區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遺憾。

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從童年時代開始的，並且會深刻地影響他的一生，我也有這樣的體會。解放初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和外婆從香港回來廣州，因為父親在廣州車站當站長，屬於留用的舊職員，而舅父則是從香港回來廣州接收海關的中共官員，介紹我母親入廣州海關「參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時候有幸住在所謂的「機關大院」裏面，和中共南下干部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的家庭為鄰。父親不是黨員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職降薪了；母親祇是一般的機關幹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顯然是歷史的誤會。雖然我和他們的孩子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們互相爭吵，偶爾地從他們嘴裏聽見「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幾棵星？」雖然說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請參閱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當我看到曹長青先生有關五六十年代台灣國民黨外來政權欺壓本地人，機關學校禁止講本地話，違者處罰……，由此產生嚴重的族群歧視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時候，在廣州當官的全是北方人，從北方扛槍南下大字不識一個的北方農民，到了廣州都當了官，他們總是喜歡說：「我是一個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說的，那是「一個喜歡炫耀粗卑的年代」。隨著年齡的成長，「土改鎮反」、「反右」、「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讓我逐漸地認清了這個農民造反的封建政權，對這些人愈來愈反感，連帶對所有在廣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一些政治暴發戶。五十年代，機關學校裏都以講普通話為榮，北方籍彷彿高人一等；隨著時間的流逝，武力南伐餘波漸息，幾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廣東一躍而成首屈一指的經濟大省，經濟北伐方興未艾，大批貧窮的北方人擁到廣東謀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已不多見了。就在這時候，我正小住廣州，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多，我在天河北路龍口東路站上了135號巴士，當時車上座位滿了，只有三四個人站著。車開出不久，我突然聽見司機位置旁有個大個子用普通話大聲地斥責司機，我見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還以為是巴士公司的職員，再聽下去：「我叫你調到多少度你就要調到多少度！」「你連冷氣都不會調，當什麼司機？！」「我開了十幾年冷氣車比你懂得多！」才知道這個人和我一樣是一個乘客。說話間，只見他動手伸過司機的背後到另一邊強行調節冷氣，全車人對這種危害駕駛安全的舉動竟然熟視無睹，當時我不知道哪裏來了一股勇氣，大喝一聲：「住手！你還顧不顧全車人的安全！」，這個北方人望了望我，嫌我多管閒事，我也瞪著他，大聲對司機說：「司機，停車！報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嚇了一跳，但還不甘示弱地回罵：「關你什麼事？這麼熱的天，你沒有看到我滿身是汗嗎？」急忙之中我反駁他：「無論你怎麼熱，你不可以干擾司機開車，全車人的性命都在司機手上，你擔當得起嗎？！」此時，瘦小的司機才開始回應他：「車內冷氣調到多少度是公司規定的，我沒有權隨便調，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負責的……」。聽口音好像是外縣人，可憐兮兮的。這時候，一種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從小就聚積在我內心對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地爆發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脫口而出就大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嗎？你以為你老子當官就可以欺負別人嗎？這是什麼地頭？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彩！此時，後座傳來一聲女普通話：「XX，回來！算了，別爭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經過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過後，站在我身邊一個知識分子對我說：「罵得好，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順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我已經不再是童年時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時期羨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紅遍半邊天」的少年學子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已經討厭這種靠武力打天下的外來政權，也討厭他們代代相傳的特權，憤恨他們欺負老百姓。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覺很痛快，幾十年的怨氣今天當著我的父老鄉親盡情地發洩出來，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讚賞和支持，可能這是我這一趟上海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最值得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紐約)

(略有刪節刊於「開放」雜誌07年8月號，此處是全文)

基本法的陷井

(紐約)李大立

月前的小圈子特首選舉，令絕大多數港人痛心，因為香港回歸快十年了，民主進程卻半途夭折，而且不容樂觀。究其原因，除了已在市民中廣泛議論的各種因素之外，筆者認為如果追究責任，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對手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略和低估了對手玩弄文字遊戲的無賴伎倆，才做成了今天被人對基本法予取予攜，扼殺香港民主進程於半途的不幸局面。

試想想，如果當年中英談判時在聯合公報上，或者民主派草委堅持在基本法上列明香港雙普選時間表：不是僅規定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由20、24到30席，而是規定以後的各届立法會直選議席如何遞增直至全部60席；不是說O七、O八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如需修改」，而是規定配合立法會全部議席直選，哪一年實行普選特首。更絕對不使用「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這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字句，對手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嗎？有那麼容易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玩弄他們的鬼域伎倆嗎？英國政府和西方民主世界在此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對北京的「糢糊概念」和「綏靖政策」。其中作為世界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總統，民主理念的動搖背叛者克林頓難辭其咎，這種錯誤政策的結果，給美國人民帶來911的災難，也讓香港的民主進程波折重重。

筆者至今不明白，當年他們之中這麼多中外法律專家都忽略了基本法裏一個嚴重的缺陷，也是法律史上罕見的謬誤，其自相矛盾之處著實令人吃驚：既然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明文規定：(特首選舉和立法會全部議席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請問為什麼「附件一」和「附件二」裏卻說O七O八年後(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辦法)「如需修改……」？！因為基本法裏規定的首三屆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都不是普選，很明顯，如果要「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就不是「如需修改」，而是「必須修改」，否則根本就不可能「最終達至」！

英美和香港都是高度成熟的商業化社會，合約條文周密嚴謹，為了防止中英文語意上的差別，甚至往往規定以英文文本為準，以堵塞一切可能出現的法律漏洞，何以在如此重大如此嚴肅的基本法條文上卻前後矛盾，以致被人利用？除了對手的奸狡以外，也應該自責。舉個例子說，如果貸借雙方簽定一份還款協議只規定了首三期還款額，以後就「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最終達致還清目標」……，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當年講民主和重承諾的英美政府，以及幼稚的香港基本法草委以為北京承諾O七O八後香港政制如何發展由香港政府自行處理，衹需報北京「批准」和「備案」，很明顯主動權在香港手裏，事實証明大錯特錯了！七百萬港人的民主權利被你們誤導跌落了基本法陷井，筆者相信聰明的香港人一定會經一事長一智，讓我們在七月一日回歸十周年的那天，一起走到街上向全世界表達我們大多數港人雙普選的民主訴求吧！

(1/4/07)

(刊於「新紀元」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