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3, 2007

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自從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石破天驚地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紛紛加入討論,筆者也不揣淺陋在「觀察」網站上發表了「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現將筆者有關觀點論述如下,請廣大海內外讀者批評。

一,「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

謝韜先生費了很大篇幅論証「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並將「瑞典模式」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典範,大聲疾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共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今天,不得已打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號,提出全新的理論,為中國社會尋找發展路向,「耿耿救黨之心」(其實是救國家救民族),用心良苦。但是,竊以為無論從政治意義上還是經濟意義上都行不通。

首先,從政治意義上說,「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儘管祇是排列不同,其實質卻南轅北轍。據筆者理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上加上某些民主的內容,本質還是社會主義。若果如謝韜先生所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都算作是「民主」,那麼這個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更不值得我們憧憬了。而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本質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主義,發展至今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毫不相關。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多黨制),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在在都適得其反,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不知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其次,「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不成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蓋因民主和社會主義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共存於一體。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執政黨及其領袖擁有無限擴張和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進行「專政」。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切都是「黨」說了算,連政府都不過是一個擺設,談何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民眾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必須依附「黨」和國家才能生存,一旦喪失了經濟權利,必然喪失政治權利,包括人權,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因此,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偽命題。

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阻礙經濟發展

再從經濟意義上說,居住在瑞典的茉莉小姐和親自到北歐考察的許行先生均認為,與其稱瑞典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不如稱為「人道資本主義」或「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更合適。之不過曾經長期由起源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執政,執政期間又實行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而被中國的知識分子善意地誤讀成「社會民主主義」而已。茉莉小姐說:「儘管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會,但是瑞典從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據許行先生考察,瑞典人若月入22000港元,薪俸稅率已達到45%,最高稅階竟高達88%,同為發達地區,香港人若月入22000港元,稅率僅為瑞典人的1/4(香港薪俸稅率從2%25%,標準稅率僅16%,利得稅率僅17.5%)2005年瑞典總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高達52.1%,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說明國家主要財政收入不是依賴工農業生產及進出口貿易,而是靠從人民的口袋裏掏錢。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本國人為了避稅,提前退休或曠工:據瑞典統計局公布,2005年有49.5萬人提前退休(瑞典全國人口僅900),企業常年曠工率超過20%。而且因為稅率採取累進制,收入越多則要按越高的稅率繳稅,為了逃避高一級的稅率,人們不想晉升,不願意加班工作。據曹長青先生「保守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一文說,瑞典付薪假期居歐洲之冠,全國有幾乎一半的人口(400萬人)不是「休病假」就是領取各種福利,造成了一種毛澤東中國時代特有的懶人現象,「只要說身體不適,醫生就開假條」。同時,另一方面外國移民紛紛湧入,僅2006年就有9.7萬人,佔全國人口1%多,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由於徵稅太高,企業及個人辛勞所得,一大半要上繳國家,嚴重挫傷了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企業不願投資,就業機會自然匱乏;個人不願工作,生產效率自然降低。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5.9%,全民失業率近40%,結果造成惡性循環,經濟嚴重萎縮。

結果在全球自由化市場浪潮的衝擊下,五個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的四個執政黨下了台,其中包括在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由主張改革福利制度的保守派取而代之。年輕的瑞典右翼聯盟新首相費尔德去年9月上台後,就開始實踐他的競選諾言,先是在今年3月底承諾取消對個人除房產以外的其他資產徵收財富稅,緊接著43日就宣布將於0811日取消對房產徵收財富稅。同時減少向失業人口發放福利金,下調所得稅稅率,降低新公司創立門檻等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希望能夠用漸進的方式改變長期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重上世界自由經濟的軌道。瑞典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克隆指出:「稅率已到極限,國家效率必須改進」,他表示,北歐國家逐漸融入「歐洲主流」,獨有的特色必將淡化。法新社稱瑞典與「福利國家」漸行漸遠,自由主義經濟正在復活;新加坡「聯合早報」528日以「民主社會主義破產——北歐四國逐步廢除福利制度」為題,對此作了詳細報道。

三,「瑞典模式」不適合現階段中國

很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信息閉塞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將「瑞典模式」視作挽救中國的首選良藥,無異是開錯了藥方。

謝韜先生說「瑞典模式」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段話,其實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什麼區別,只說對了一半,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毛澤東式的普遍貧窮。可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無論是過去的蘇聯和中國,或者今天的瑞典,都祇是烏托邦,根本實現不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失敗就不用說了,他們扭盡六壬都從來未能真正調動過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去有效地增加生產,發展經濟,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極端貧窮和匱乏的困境。為了實現他們「平等」「共產」的理想,唯有劫富濟貧,將本來就十分脆弱的資本主義經濟扼殺於搖籃之中,將本來就不富裕的資產階級有限資產充公,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他們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去解放生產力,讓「生產得到極大的發展,思想覺悟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被他們「解放」了的工人農民不但一無所得,反而失去了原來僅有的個人財富,他們名義上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不過是國家的奴隸,真正的國家主人卻是掌握了一切資源的各級官僚,民眾的生產積極性被徹底窒息,整個社會經濟大倒退,陷入崩潰邊緣。

在貧窮的國家如此,在富裕的國家瑞典也未能實現謝韜先生上面所說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原因何在?原因在於要想讓窮人變成富人,必須極大釋放社會生產力,極大地發展經濟,讓「社會財產總量不斷增加」。即是首先要把國家經濟這塊餅盡可能地做大,而不是在這塊餅很小,或者初具規模的時候,就忙於去平分這塊餅。人生來智力、體力、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各人命運際遇也千差萬別,因而各人對社會的貢獻勢必有大有小。可是,高稅收高福利這種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共產主義政策,卻無視這種差別,企圖用「二次分配」的辦法達到「平等」的目的,其結果只會獎懶罰勤,極大地挫傷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事實証明,這種政策正是發展生產力的天敵,凡是採用了的國家,無論貧富,統統都會令到國家經濟陷入困境。

筆者在「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一文中說過:「(瑞典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在瑞典這樣人均GDP高達兩萬多美元,全國僅900多萬人口的富裕國家內,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尚且招至經濟停滯的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佔80%,人均GDP僅一千多美元的13億人口大國裏,如果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有何後果?可想而知。即使將最富有的10%人口的90%財產都徵了稅,平分給其餘的90%人口,每人也分不到多少,這樣做,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嗎?國家經濟能夠向前發展嗎?筆者不是籠統地反對福利政策,只是反對高稅收高福利,主張在國家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效仿香港設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廉租屋、政府醫院、綜合援助金),而不是摹仿瑞典大手筆的,結果勢必被濫用的全民高福利。

四,中國的出路在於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中,除了19261936年僅有短暫十年,從來沒有過一段完整的穩定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在共產黨叛亂,國內戰爭不斷,外敵入侵的惡劣情況下,由於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家經濟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惜這段黃金時期祇是曇花一現,一去不返。現在中國名義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壞的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的高速增長,建立在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濫用資源,破壞環境之上,少數官僚資產階級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普羅大眾面對居住、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卻生活艱難,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好的資本主義,可以極大地發展生產力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筆者在上述的同一篇文章裏說過:「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正公開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公平競爭,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在這方面,同是華人社區的香港和台灣提供了最好的範例。特別是香港,繼承了英國殖民統治良好的法治基礎,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以低稅率和自由港政策聞名於世: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免稅進出口;稅制簡單,稅率僅高於愛爾蘭的12.5%,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居倒數第二位,所以能夠連續13年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第一名,和連續多年被評為最具競爭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達近三萬美元,佔世界第15位;人均財富達20多萬美元,為世界第一。以一個僅1000平方公里的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蕞爾小島,能夠取得如許成就,被世界經濟學界譽為「香港奇蹟」,實在堪稱華人經濟發展的典範,與其遠道取經並不成功的「瑞典模式」,不如就近學習舉世公認的「香港奇蹟」。!恨易卜卜沃得哥捉蟲督波而家前日一於前日一一啖郁卜卜側邊督

以上僅一孔之見,恭請諸位學者專家及廣大讀者指正。

(14,Aug,20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921日刋於「新紀元」周刊第38)


  

Saturday, September 15, 2007

中國足球,永遠的夢

在萬眾期待之中,中國足球隊在第十四屆亞洲盃上一敗塗地,招來了國人的痛罵,有球迷喊出「中國隊,不要臉!」有球迷要求永遠解散男子足球隊。相比之下,來自戰火中的伊拉克隊卻憑著強大的精神力量勇奪冠軍,舉國上下不分地區、民族和教派一致歡慶,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感到羞愧。04年上屆亞洲盃後,筆者在貴刊發表文章批評中國隊,想不到三年過後,依然如故,實在令人痛心。

現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體育運動像足球一樣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像足球一樣全面地體現國家民族的體育水準和民族精神,在中國大陸,觀看足球成為數億城鄉勞動大軍工餘消遣和娛樂的大眾工具,因而也就成了幾億人談論和關注的焦點,而他無數次丟臉的潰敗,給中共政權長期向人民灌輸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迎頭潑了冷水,水火之間很可能就成為憤青們宣洩民族情感的誘因,而且極可能演變成對社會的不滿,危害胡溫政權的所謂「和諧社會」,或許還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幾十年來,中國足球無數次的失敗,讓國人憤怒,事到如今,失敗的原因已經再清楚不過了,絕對不是甚麼技術、戰術、體能、氣候、教練等等藉口可以搪塞和解釋的,國家隊前教練米路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隊敗在精神上,敗在鬥志上,而球員的鬥志和精神問題則出在體制上,體制問題則出在社會制度上。

祇要對照一下中國隊和其他國家球隊在足球場上的表現就可一目瞭然,每逢大賽,中國隊往往祇有在首場或者上半場,甚至祇是上半場首段打出一些氣勢,其餘的時間,特別在比分落後的時候,給人的印象就是精神頹喪,毫無鬥志,因此屢屢獲得「最沒有進取心」球隊的獎項。比如本屆亞洲盃,祇有對馬來西亞以及對伊朗的上半場還可以看得過去,到了對伊朗隊的下半場以及對烏茲別克全場,不單毫無章法,更毫無鬥志。隊員的心理素質極差,領先時不懂得去擴大勝果,摧毀對方的意志,卻反而束手束腳,患得患失,毫無進取之心,處處被動挨打,領先伊朗2:0,卻活像一個失敗者,越是企圖保住勝果,就越是保不住。落後時就更是失魂落魄,無論還有多少時間,一點反敗為勝的信心和鬥志都沒有,要麼就只會千篇一律長傳吊衝,要麼就活像在那裏捱時間等完場。被烏茲別克攻進一球後,整個球隊的意志就馬上被徹底摧毀,無異於早早就舉手投降。看看人家日本、南韓、沙地、澳洲等外國隊,無論領先或落後,都頑強拚搏到最後一秒鐘,哨聲不響,拼搏不息,憑著這種頑強的鬥志,冷靜的頭腦,往往就能在最後幾分鐘反敗為勝,而這種場面,幾十年來記憶所及,中國隊絕無僅有。

其實,凡是球賽必有勝敗,球迷們除了欣賞球員賞心悅目的技術和意識外,還需要欣賞他們頑強的意志和拚搏精神;球迷是理性的,他們不是絕對不能接受失敗,而是不能接受毫無鬥志的失敗。試想想,如果中國隊像日本對沙地阿拉伯那樣失去一球,抖擻精神迅即扳回一球;再失一球,又再努力拚搏扳回一球,全場奔跑不止,拼搏不息,最終雖以一球小敗,但已拚盡全力,這樣的失敗雖敗猶榮。又或者像韓國隊對伊拉克一樣,連續幾場踢足120分鐘,卻毫無倦意,毫不鬆懈,表現出頑強的意志力,雖然最後點球落敗,也是雖敗猶榮。如果中國球迷能夠看到自己的球隊有這樣頑強的鬥志、強烈的進取心,他們一定不會責怪自己的球隊,可惜中國隊沒有,從來都沒有,因此,球迷怎樣指責他們都不為過。

最可恨的是中國隊的球員不但沒有進取心,更毫無自尊心,亞洲盃小組都出不了線,海歸球員孫繼海還嬉皮笑臉的對著鏡頭說:「輸了球不代表什麼,不是世界末日!」另一個隊員張耀坤給教練,給同伴及自己評功擺好,活像一個勝利者。球員之間互不服氣,互不團結,有記者在洗手間暗處聽到兩個主力球員對話說,要把xx「搞下去」,「窩裏鬥」竟然鬥到了亞洲盃球場上!這樣素質低下的球員能有取勝的希望嗎?不但球員的文化素質低下,中國隊歷任教練員,除了蘇永舜之外,沒有一個大學生,沒有一個受過正規的教育,執教全憑「經驗」,對現代運動學、心理學等一無所知,祇知道長期集訓,把隊員管得死死的,無休止地訓練、開會,隊員們全變成祇知道執行命令,不懂得隨機應變,沒有頭腦、沒有個性更從來不會自由發揮的機器。看中國隊的比賽,不但看不到球星,甚至看不到隊員的個性,絕對找不出一個好像外國球星一樣揮洒自如的球員,彷彿個個都是一樣的「螺絲釘」。米路說,小組決賽那天,他看見烏茲別克隊員們輕輕鬆鬆有說有笑,中國隊員們神情緊張,說還要訓練,還要開會,他就知道了中國隊必敗無疑。

筆者是一個足球愛好者,以前曾經在貴刊多次掇寫文章指出過中國足球長期落後的根源是不合理的體制,眾所周知,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足球協會都是民間組織,都是由足球界從業員,包括俱樂部經理、教練、管理人員、球員等等自己組織起來管理自己的民間組織。偏偏祇有在中國這樣的共產專制國家才會將足球協會當做一個官方組織,最搞笑的是派一個排球教練出身的官僚袁偉民當足協主席,派一些完全不懂足球的官僚幹部「閻掌門」、「龍王」當副主席,統管足球運動。更可笑的是還動不動就發出所謂「必殺令」,如果靠「必殺令」可以贏球的話,中國隊早就成世界冠軍了!足球從業員沒有自己的組織,他們的訴求得不到理解,他們的願望得不到滿足,卻不得不服從外行官僚的主觀領導和盲目指揮,球員沒有一點自主精神,足球事業怎麼可能成功呢?

「教練委員會」委員徐根寶辯解說,中國足球失敗在於「急功近利」,與體制無關。他舉例說同是在共產黨的體育局領導下,為什麼乒乓球、羽毛球取得好成績?田徑和游泳也大有進步?中共管治大陸五十多年了,球迷們要求足球在亞洲取得好成績難道也算「急功近利」嗎?他根本不明白,他所列舉的這些運動,都是個人項目,而足球項目是最典型最激烈的集體項目。個人項目因人而異,出賽者個人的天賦、技術和意志,往往可以掩蓋了體制上的缺陷;足球運動則不然,是個人技術自由發揮和互相配合團隊精神完美結合的集體項目,要求最高的技術素養、意志品質和戰略戰術,也最能體現一個國家民族的整體運動水準,體制缺陷在一支隊伍的集體表現中只能暴露無遺。徐根寶還叫朱廣滬「認命」,他的意思是朱廣滬輸球和他以前執教國奧隊慘敗一樣都衹是運氣不好,像徐根寶這樣永遠脫離不了共產思維的土教練,經歷過無數的失敗,還不懂得從制度上找問題,總以為運氣不好,讓這樣的人盤踞足協,中國足球有什麼辦法不失敗?

現時中國足球的失敗還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有關,中國告別了靠「政治思想」對體育界實行恐怖統治的毛澤東時代,國內聯賽走向了職業化,但是卻不是真正的市場化,足球運動員拿著比歐洲運動員還要高的薪水,卻踢出連人家業餘隊都不如的水準。整個足球體制的運作如同其他經濟領域一樣,陷入了官僚資本主義的罪惡深淵,於是,假球黑哨、虛報年齡、拉幫結派、嫖娼殺人等等什麼醜聞都出現了,而且屢禁不止,就說明運作的機制有問題。筆者曾經在貴刊掇文就04年雅典奧運會批評過中國大陸的「官辦體育」、「尖子體育」、「小圈子體育」,中國大陸的金牌只能代表一小撮耗用人民膏血囤養的精英運動員,並不代表全民的體育成績。足球運動同樣如此,中國大陸足球運動本來就缺乏群眾基礎,他們不去想辦法擴大這個基礎,開展群眾足球運動,反而藉口「從娃娃抓起」,把小部分尖子與群眾和社會隔離開來,放在溫室裏培養,最終只能成為經不起風雨考驗的綠豆芽。大家都承認,雖然香港足球無論在體質和人才方面都比不上大陸,但是很明顯,港隊的鬥志和自由發揮優於大陸,因此才可能出現85年世界盃外圍賽淘汰中國隊的戰績。香港報紙報道「香港新一代首席中鋒」陳肇麒就是送貨工人出身,工餘時間喜歡「踢衛生波」,由於香港開放的足球市場,個人天賦得到了發揮的機會,受到職業隊教練的賞識,成了職業足球運動員,他「特別珍惜今天得到的足球場上的一切」。讀者不妨想想看,讓這樣的球員上場比賽,和讓中國大陸那些「唔憂食」的球員上場比賽,會表現出怎樣不同的精神面貌?會導致怎樣不同的比賽結果?

足球運動史上,靠政治高壓和思想奴役也確曾取得過一剎那的輝煌,比如66年北朝鮮打入世界盃前八名,八十年代初中國隊也曾在亞洲風光一時,現在兩個人喝一支礦泉水的北朝鮮女隊成了足壇勁旅,可是畢竟曇花一現,不可能長久。而且只會在世界球壇上出醜,她們取勝了就說成是xx思想的偉大勝利,一但戰敗了,「完不成任務」,就追打裁判,屢屢受到處罰。唯有讓足球機制與世界接軌,在正確的人性化的軌道上運作,每個俱樂部經理、教練和球員的積極性都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足球水準才有可能極大地提高。現時的中國機制是兩頭不到岸,這種「中國特色」的惡果已經陸續浮現,如果不徹底地解決體制問題,就勢必如國內評論所說的:「中國隊輸球的日子還在後頭。」

我看中國廣大球迷最好不要再對你們深愛的足球運動有任何指望了,無論足協官僚誰上誰下,無論請土帥洋帥,都無濟於事,祇會惡性循環,一次又一次地毀滅你們的期望,難怪不少球迷都發誓永遠不再看中國隊的比賽了!祇有到了中國人民都有了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那一天,廣大足球從業員能夠把握自己命運的那一天,足球教練、球員有了思想自由,形成自己正確的思維方法;有了行動自由,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有了平等的社會地位,不再需要屈從亂指揮的官僚,有了自己的國家民族榮譽感,從而自發地形成頑強的意志力和強烈的求勝慾望,中國足球才能改觀,才有希望在國際大賽中取得一個大國應該取得的成績,才能滿足你們對足球的期望,除此以外,絕無他途。如果廣大球迷集體抵制低劣的中國足球,讓國內超級聯賽和國際比賽的場地上空無一人,這也許是你們唯一能做的「維權」,是促成這一天早日到來的唯一希望。

(2, Aug, 20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原載「動向」雜誌079月號,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