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 读李大立《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武宜三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 八十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 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於作者人生阅歷丰富、读书面 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歷：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 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 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中 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眾，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 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 的歷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著政治贱民的生活。」共產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 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岁 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著蓝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弹带，背著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 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乡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 直委託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穀子给租户。不过，在共產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 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於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 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倖。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 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產阶级思想」。讽刺的是，像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 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 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上海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 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產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麼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 至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廣州廣雅中學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 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 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接濟廣州的親人，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简直 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 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 (十六两为一市斤) 米，以致年届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產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轆轆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毛 泽东共產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在大学入讀的是城市建设系，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 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於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歷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渡过多 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 1968年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 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著、提著行李从瀋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 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提心吊膽。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 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 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分子、工作调动，甚至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 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 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隻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十三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 份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1980年第二次加薪就难於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 又要让党团员、积极分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 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著日记了。《故事》对當年的情景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產 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做过广 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產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 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 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著共產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產，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 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著「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 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6年被撤職降級、1958年，被 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而在「罪恶黑暗的旧社会」裏，反而能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產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 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 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產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 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麼冷酷，多麼荒诞！

作者的舅父 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 收大员身份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分子。像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恆等为数几万 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產党的兇 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產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 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像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產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 盲目地充当共產党的拥躉，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產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麼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 言！其实岂止共產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產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兇的角色， 有愧於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歷史成因和每个人的歷史责任，吸取歷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於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四二二」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 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熬夜排队买火车 票飛機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劵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 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迴肠盪气，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 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 原载 《新世纪新闻网》，《觀察》轉載。
Tuesday, July 10, 2007

宣樹錚：編者的話

近年來對小說（Fiction）的興趣日益轉淡，都不記得有哪本小說是從頭讀到尾的了；反而對Non-fiction的回憶錄添了幾分情愫。走在小說的字裏行間常有踏空踩虛的感覺；而我喜歡腳下是厚實的土層。讀回憶錄，你能感到腳下泥土的沉實和厚重。

開始還以為閱讀興趣的轉移僅止於個人，後來發現不少像我這樣攀越了花甲的人，都愛讀回憶錄。而且豈止愛讀，朋友中間就有好幾位正在埋頭寫作，視之為“這輩子的最後心願”。也就是去年吧，和一位退休教授談起，文章也好書也好，現在寫回憶錄的很多。對方突然悄悄告訴我：“我也在寫，不寫心裏不安。希特勒達豪集中營的囚犯死前都囑託身旁的難友：‘如果你能活下去，請告訴人們這裏的真相。’我也衹是想告訴人們真相，歷史的真相。不然對不起前人，對不起後人……，也——”他淺淺一笑，似在解嘲，“也對不起自己。”朋友曾遭政治迫害幾至家破人亡。

歷史真相，這本該見諸歷史學家乃至文學家的筆端，但在現在的中國不行，官方獨霸著話語權，於是文學家失語，歷史學家噤聲。在歷史教科書裏，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歷史輕描淡寫，一閃而過。我問過好些四十開外的中年人：知道什麼是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饑荒……乃至文化革命？要就搖頭，要就說上幾句想當然的皮毛話。而對年青一代來說，這段歷史恐怕比了秦皇漢武、康熙雍正都遙遠而渺茫了。

歷史的話語權在官方，但歷史的真實在民間。存活者有責任將真實的歷史告訴後人。抹煞歷史也就是抹煞一代人的存在，連同他們的苦難與屈辱、做奴隸而不可得的卑賤生涯，這不公正。倖存者們都垂垂老矣，他們是無奈的弱者，但他們也是強者，捍衛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勇士，這也是捍衛自已曾經的存在，捍衛歷史的本真，讓後來者知道卸了妝的新社會的真面目，有所憬悟和長進。

李大立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主要回憶了一個普通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遭遇，從一個普通家庭切入，回憶的細流汩汩湧出漫及社會，這既是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也是一個社會的實錄。

我長李大立五歲，應該說是同一代人。讀完《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的書稿，有差不多四五天時間我的思想一直盤桓其中，出不來了。李大立回憶錄中的成員，作者的父母、妹妹、伯父、堂妹、表姐……，還有作者的那些同學，竟然毫不陌生，彷佛也是從我記憶中走出來的人物似的。我想這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經受著同樣的痛苦、屈辱、折磨、恐懼，都同樣無奈，或隱忍、或屈服……，都同樣感到窒息的緣故吧。

李大立的回憶往往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傷痛和反思，而就在這水一般流淌的思緒中卻绽放出火一般熾烈的對中華民族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心。李大立稱自己的回憶錄是不同於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的“平民回憶錄”：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是為自己寫，“平民回憶錄”是為民族、為歷史、為後代寫。找回記憶，找回真實，也就找回了希望。魯迅說：“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萌芽的時候。”

「彼岸」雜誌總編輯

宣樹錚

2006年10月24日於紐約

自序一

興起寫一本平民回憶錄，並以自己一個普通中國人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為素材的想法，祇是最近這一兩個月的事情，以前從來沒想過。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寫回憶錄都是些大人物、大明星的事情，鮮見有平民回憶錄。事緣在紐約剛剛結束了一項生意，賣掉了自九一一以來生意不斷下跌的，在曼哈頓中城的一間頗具規模的中餐館，辛苦了幾年，得以喘一口氣。閒時，我常常跑到我家附近的布碌侖 (Brooklyn，大陸譯作布魯克林——筆者註) 圖書館。美國真不愧為世界移民的大家庭，紐約尤為世界各民族、人種的大熔爐；美國同時也不愧為文化發達的國家，圖書館除極其豐富的英文藏書外，還有數十種語言的書籍，中文書則來自「兩岸三地」, 以滿足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讀者的需要。

在此期間，我看了好些大陸的平民回憶錄，同情弱者是人類的本性，我想看看他們是怎樣熬過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那個年代的。他們在「解放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前後後的經歷，令我想起自己和我們一家，想起了身邊許多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喚起了許多痛苦的回憶。這些回憶錄，因是真人真事，秉筆直書，大多十分感人，根據我在那個年代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我十分同情他們是因為自己的一家和身邊的親友都有過相似的經歷，千千萬萬普通中國老百姓都有過相似的經歷，而所有這些，就構成了和官修正史迥然不同的「新中國」五十多年真實的歷史。

加上在美國認識了一些台灣朋友，在平時的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很感興趣，於是就在朦朧中開始產生了何不將自己在大陸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告訴更多台灣朋友和海外華人的想法。由此我也喜歡看台灣的平民回憶錄，因為很想知道當年台灣社會是怎麼樣的情況，很想和同期的大陸社會作一比較。

至於那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早已是汗牛充棟，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於是看見什麼「我的父親XXX」、「XXX在XX年代」之類，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我覺得，歷史不僅僅是由幾個帝王將相，政治大人物寫成的。雖然他們主宰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尤以近五十年的超現代史為甚。他們的一念之差往往決定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死存亡，無疑他們對歷史有過巨大的影響，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是歷史的全部；真正的歷史應該是由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經歷寫成的，他們的生活環境、命運際遇、思想感情、人際關係才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他的意思是將來人民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其實，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所謂「路線鬥爭」，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爭、不過是互相傾軋而已，實質上全是一路貨色。因此，他這句話衹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更重要的應該是人民不但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人、某一條「路線」；人民還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執政黨、某一個政府。

歷史永遠在人民的心中，而不是在幾個御用文人的筆下！

我是學理工科出身的，以前對歷史從不感興趣，衹要是提到我出生以前的歷史，哪怕是發生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僅僅幾年，都會覺得遙不可及，無法想像當時的情景，我想，有這種感覺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人。當年我在大陸的建築設計院工作的時候，就曾經有一個六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對我說過，因為他從小受的教育都是「黑暗的舊社會」、「漫漫長夜」；而新社會則是「光芒萬丈」、「東方紅，太陽升」。他從小看到的電影是「壞人」出場天昏地暗；「好人」出場則大放光明。至使他竟以為「解放前」天上真的沒有太陽，天天都是黑夜；衹有「解放」了，天上才有了太陽，地下才有了光明……。可見要想像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不是易事，更何况去研究它；又可見如果人為地割斷歷史、隱瞞歷史； 片面地渲染歷史、歪曲歷史，又是有何結果。

及至後來年事漸高，五、六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才明白歷史從來沒有間斷過。五十多年的往事歷歷在目，從我出生懂事回溯五十年，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我在「解放後」所經歷的時間一樣長，並不遙遠；再回溯五十年，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也不過是一倍的時間。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在美國看到一張一九OO年上海外灘公園大門的俯視黑白照片，清晰可見如蟻的清代華人拖著長辮子優閒地在踱步和交談，陽光依然燦爛，春色同樣明媚，一瞬間令我彷彿親歷其境，歷史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切感覺。

因此我不再覺得研究歷史會是枯躁無味的事情，我明白了「以史為鑒」的意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懂得從歷史中判明是非、汲取教訓、反省自己、學習別人，就會重複歷史的錯誤，自絕於世界潮流之外，成為世界大家庭的棄兒。

於是就興起了寫一本平民回憶錄的想法，講述自己的故事、記錄真實的歷史。希望讀者能夠從我個人、我的父母兄妹、我的親戚朋友和我的同學同事以及周圍的人的遭遇和經歷中了解中國大陸「解放後」三十多年的社會面貌。看看在這三十多年裏，普通的大陸中國人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是怎樣生活的？我的一家衹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中國家庭，和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家沒有什麼分別，中國的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的家庭所組成。如果讀者對一個從香港回來投奔革命的小職員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有興趣，對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有興趣，不妨翻翻我的這本平民回憶錄，也許能勾起你們一些相似的回憶，喚起你們一些共同的感覺。更希望能讓我們的後輩知道一些在他們沒有經歷過的年代發生的事情，懂得如何避免歷史重演，從而去創造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我，一個普通中國人最大的心願。

希望你能喜歡，謝謝大家。

作者李大立

二OO二年十月十二日

於紐約。

自序二

前年十月在紐約寫下了序言(自序一)，給幾個同學朋友看過，對於我想撰寫回憶錄，他們都很表理解和支持，並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和鼓勵。 可是，不久後我又忙於生意和工作，正文一字未寫，就擱下了這個計畫。去年四月份突感下腹部不適，入院檢查，發現結腸癌，五月入院開刀，八月回港休養。半年後才又重拾舊梦，今天在香港執笔續寫「自序二」時，己是一年半後的○四年二月了。

在此期間，有幾件事令我決心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這個願望。其一當然是突如其來的疾病，幸好發現得早，並且及時施行手術，但已明確地響起了警號，令我思想大变，頓覺生命的無常，想到了許多從前從末想過的事。此刻重讀一年半前寫下的序言，恍若隔世；言為心声，當時的情懷和笔調已不復再現。人生越是走近終點，越是頻頻回首。我比以往更多地憶起和梦见我的父母和妹妹，他們在生之時受盡屈辱，含恨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有責任替他們把心裏的話說出來，讓全世界的華人都知道，在上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是怎樣生活的？從一個家庭的縮影折射出去，當時的大陸又是怎樣的一個社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這段歷史，避免悲劇重演，這是我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

其二是我去年回港時正值香港人民主意識高漲，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政治民主後不久。在香港見到我堂姐容美美，五十年代她當學生時是我曾就讀的廣州著名的廣雅中學的團委副書記(正書記是一名專職幹部)，被培養入党(上級末批)，及選送留蘇(末去成)，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我在廣雅中學讀書期間，她曾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樣。政治運動的狂熱中，她曾經和她的弟弟一起到她父親的單位去揭發「問題」，表示堅決和她父親「劃清界線」。总之，當年是個出名的緊跟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是個典型的共產黨「馴服工具」。如今，她到香港定居二十多年了，親歷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時頓覺往日非，為過去的幼稚行為悔疚不已。她告訴我，她雖然六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還是堅持參加了七一大遊行，她說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每個人都應對社會盡一份責任。對我要寫回憶錄並且提及她，她極表支持，不介意用真名實姓，更聯絡她的兄妹給我提供資料，令我大受感動。她的徹底改變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無論現實多麼殘酷，人性永遠不會泯滅；真理必然戰勝謬誤，正義一定戰勝邪惡。從她和她一家的經歷，可以清楚地看出時代的軌迹，於是，我更感到自己有責任寫出這本回憶錄。

其三是回港後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大學同學侯劭功先生從桂林打來的電話，原來大學同班同學約定每隔幾年在國內各地聚會一次。他們一個個地和我通話，男男女女叫我猜是誰？大學畢業分手三十多年了，許多我己猜不出來。其中有一個當年的學生黨員，团支部書記許雲林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持「清理階級隊伍」，把侯劭功等幾個「反动學生」斗得死去活來，為首的班長周文德還跳樓自殺(未死)，如今卻能共聚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真是時代變了，人性中的邪惡被埋葬了，良知复甦了。放下電話後，憶起往事，百感交集，心情久久未能平复，令我也想把這段歷史告訴世人。

其四是我回港之前，在紐約一間華人書店裏，偶然看到一本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寫的書，裡面多處提到我的祖父。 祖父死時，父親才八歲，連我的父母都知之不多。根據日本人在書中的註釋，我托人在廣州找到了許多近年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書藉，查到了更多的有關我祖父的資料，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反而在第三代的手中重見天日。後來，在google網站上不但查到了很多我祖父的資料，還查到了他的兩個連襟(父親的兩個姨丈)梁寒操和徐志道先生的資料(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保密局長)。雖然父親、伯父和梁寒操先生衹見過一面，但卻成了歷次政治運動挨整的禍根，甚至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對此也需要作出歷史的記敘。我的回憶錄主要是寫我自己和我父母弟妹這兩代人的經歷，祖父和兩個姨公的「發現」，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己。他們的歷史見証了近代中國革命史的暴力和血腥，也讓我的回憶錄得以記述我們祖孫三代在近代中國的经歷。

於是，我就勉為其難地執笔了。

本書是真正的平民回憶錄，我是在真實地記錄下幾十年來我的親見親歷，書中所錄全是些凡人瑣事，毫不起眼轟動。但我想，正是這些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才是歷史真正的主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是一本書，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用各種方式講出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千萬本這样的書就組成了誰也無法否認的活生生的歷史。胡適先生提倡傳記文學時說，不一定公卿名流才可以寫傳記，凡忠於生活、忠於生命的人，寫自己的故事，由「殊相」看「共相」，更具歷史價值。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說：「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時代的光明與黑暗、社會的正義和邪惡，往往就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身上展露無遺。

余生也晚，適逢「開國大典」，卻目睹殺人如麻。我是學理工科出身，對文學僅有興趣而無訓練，基於以上的原因，我才不揣冒味地代我們這一代的同學、朋友執筆，希望能夠表達出大家的心聲。本書唯一的目的是讓歷史真貌昭之于世； 唯一的宗旨是忠於歷史，即以太史公所言「不虛美，不隱惡」。 為此，不可避免地會提到許多我認識的同學同事親戚朋友各式人等，我都將如實地記錄下當時發生的一切及自己的觀感，未能一一征得他們的同意，其中的褒貶衹是我個人的感覺，失敬之處，還望得到他們的原諒。

書中除了詳述筆者及親友同學在大陸各項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之外，還加插了少量議論，好在我移居香港和美國已二十年，思想早已沒有什麼束縛，超然物外，希望能為讀者接受，這也是本書和其他回憶錄不同之處。當然，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祈望讀者指正。

此外，筆者打算將十多年來散於發表在香港和美國報紙雜誌和網站上的生活短文及政治評論，特別是近年來以「李大立」為筆名發表過的文章整理出版，這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與認識，讀者如感興趣, 敬請參閱。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回望來路，無限蒼黃；痛哭故人， 留贈來者；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作者李大立

二OO四年二月十八日

於香港。

後記

首先感謝所有閱讀本書的讀者，我們這一代不幸曾經生活在一個最黑暗最血腥的社會，成長在一個最沒有自由最沒有希望的年代，如果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從我和書中其他人身上多少認識那段歷史 (但願它永不再來)；而和我一樣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能夠喚起一些似曾相識的回憶，已經是我最大的期望了！

在這幾年時間裏，我在紐約香港兩地飛行，處理房屋汽車搬家裝修等雜務，還為兩地的報紙雜誌寫下了二、三十篇政論文章(【大紀元】、【新世紀】匯總)，其餘的時間全身心投入寫作這本書，還未寫完，我在香港已經接受第二次手術，並且開始化療，本書的最後一些章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對我來說，真可謂嘔心瀝血，每一個字裏面都有我的血和淚。

從前，我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曾經為書中的人和事流過淚；如今，當我首次嘗試執筆書寫自己和父母妹妹、親友同學的時候，憶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寫到傷心之處，仍難免數度哽咽，淚流滿面，情難自已，不得不停下筆來。往事歷歷，如泣如訴，我才知道一個作者重履心路歷程的艱辛和苦痛。感謝上帝讓我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寫畢全書，如釋重負，說出了心裏想說的話，感到無比舒坦！我可以放心去見我的父母和妹妹了。若然果能在天堂相見，我一定會告訴他們，我代他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又未能說的話；同時，我還會告訴他們，如果真有來世，我願再做他們的兒子和兄長！

平心而論，我們一家遠遠不是最悲慘的，我們所受到的痛苦和災難，和國家民族的痛苦和災難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同時我也明白，這些痛苦和災難絕不僅僅屬於我們一家，它屬於整個國家和全民族，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有益於國家民族。歷史無法追悔，然而歷史可以創造；反思是前進的動力，苦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難中委頓沉淪。一個國家和民族唯有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過去，以史為鑒，才能澤被未來，讓民族的生命在苦難中開花，浴火重生。筆者深信偉大的中華民族無論歷盡多少劫難，必將有一個美好的將來。

百年滄桑歲月，既有英雄豪傑叱咤風雲，也有芸芸眾生悲歡離合。書中所述全是些凡人瑣事，我的本意是希望廣大讀者除了在英雄偉人身上認識歷史之外，多一條從凡夫俗子身上認識歷史的途徑。所以，從一開始我就立意為它取一個和它的內容一樣平凡的書名——【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你可以解讀成：「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也可以解讀成：「從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看中國」。因為書中全是真人真事，所以使用的大多是真名實姓；書中對有些人和事，包括我自己在內，持批評的態度，是為了保全歷史的真實，以及說明今天的進步，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其實，書中的你和我，都是過去的你和我，舊時代已經過去，新時代即將來臨，讓你和我一起告別舊我，一同迎接新生！

人生苦短，彷彿才剛剛開始，就已經步向終結。我還有許多話想說，許多事想做，祇是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我多麼希望真有來世啊！寫完這本書，讓我感到我得到了重生，有了兩次生命，有了兩個人生。因為在美國和香港兩次手術，完全失去知覺，猶如在地獄裏轉了一圈，能醒過來已是重生，等於有了第二次生命；隨著寫作的思路，我又從出生懂事開始直到中年，細細地回味著人生的每一幕，等於重走了一遍人生路，得到了第二個人生。感謝上帝，我應該滿足了。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中國大陸官方失憶，人民噤聲，這本書不過是沉寂中的一聲叫鳴。天賦人權，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沒有誰可以隨意侵犯；人生來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能為數千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討個公道，讓大家不要忘記他們，我覺得自己已經做了應做的事，此生無憾了！

感謝所有鼓勵支持和幫助我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和編輯出版界的朋友，感謝芷芬女仕給我講述了很多祖輩的歷史；感謝張之逸先生為我蒐集了許多文獻資料；感謝陳浩然先生以及他的同學為我做了許多調查工作；感謝盧維穎先生細心保存了我給他的幾十封信；感謝侯劭功、劉偉嘉等同學給了我很多文字和照片資料；感謝羅果潔女士等告訴我許多妹妹的故事；感謝容美雯女仕給了我時代的素材；感謝蕭蔚彬先生給我許多專業意見；特別感謝前輩宣樹錚先生、關自生先生逐字逐句地校閱全書，他們豐富的經驗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讓拙作得以揚長避短，起碼不致於獻醜；感謝彼岸出版社讓本書得以問世……；感謝我的家人給了我無微不至的支持和照顧；還需要感謝蒙恬科技公司運用中國人的智慧，製造出中文聽寫軟件，如果沒有這些先進的科技，就算用鍵盤輸入法我也很難完成這本著作，更不用說鋼筆剪刀和漿糊了。

歡迎批評，但更希望你能喜歡，謝謝大家。

李大立

二OO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香港

「大政府」才是禍患無窮——商榷鐘祖康先生

閱鐘祖康先生「“小政府”主張禍患無窮」(「開放」六月號)，裏面提到很多香港的事例，以筆者前後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體驗，實在不敢苟同。相反，筆者贊同該刋同期曹長青先生引用美國學者「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的觀點，在此提出筆者的看法，供遠在挪威的鐘祖康先生參考，也請廣大讀者討論評議。

鍾先生文內一開首就說：「香港和中國這兩個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驚人相似之處是，都對所謂“福利社會”極其敵視，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竊以為，將香港和中國大陸這兩個社會制度完全不同，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相提並論本身就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長達數十年，毛澤東中國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窮福利社會，所有城市居民包括機關幹部、工人、教師、店員等等，住房、醫療、食堂、托兒所等等全都由工作單位包了下來；農村農民在「人民公社」也曾經吃大鍋飯，數十年來一直實行「工分制」，對老弱病殘實行「五保」(其實名存實亡，連青壯勞力都吃不飽，所謂「五保戶」能保什麼？可想而知)。毛澤東巴不得將所有有限的國家資源用之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衹不過中國實在太窮了，實行這種窮福利政策，收效甚微，不但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人民大眾也怨聲載道。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行不通了，鄧小平才不得已搞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過，他的改革開放並不徹底，一方面試圖改革過去統統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一方面又將有限的社會資源集中在城市裏一小撮特權階層身上：退休高幹享有特殊的福利，機關幹部還享用著公費醫療，住房津貼等等，普通市民就一概欠奉。

香港政府則是從人道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發，實行覆蓋全體市民的福利政策，包括公屋、居屋、政府醫院和綜合援助金、法律援助等等，政府福利機構很多，民辦的福利機構相輔相成。香港市民更極富同情心，每逢慈善募捐都紛紛解囊，捐款數名列世界前茅，所有這些，怎麼能說「香港和中國……都對福利社會極其敵視」呢？

當今的中國大陸，官商勾結，貪腐成風，普羅大眾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由於沒有法治，缺乏公開公正公平的商業運作機制，高幹子弟第一桶金來歷不明，很多暴發戶靠不正當的手段至富，所以連帶對一夜暴富的民營資本家都產生了一種仇富心理，怎麼能說中國「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呢？

這句話，用在香港倒是說對了，香港人普遍「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因為香港社會擁有完善的法治基礎，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完全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沒有任何人可以擁有特權。可是，由於各人智力、體力、能力和機遇不同，在自由競爭中勢必不斷地產生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時，兩者之間在不斷地轉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一時競爭不過人家，除了埋怨自己，還能埋怨誰？好在平等競爭的機會永遠存在，失敗了還可以捲土重來。香港有句俗話：「人無三代富，莫欺少年窮」就正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今天的巨富是經過幾十年或者幾代人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他們就像在波濤洶湧的商海上航行的大船舵手，每一項投資每一個決策都直接關乎商業王國的成敗。香港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交班給兒子後，就因為下一代缺乏經驗，投資失敗幾乎拖垮整個集團，鄭老先生復出重新掌舵，才力保不失；華人首富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投資加拿大等外國電訊、石油工業等領域，收購兼併外國公司，動輒數十億過百億元，如果沒有正確的決策，隨時都會招致失敗。他們相當於商戰中的總指揮，不但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勞動，供養成千上萬的員工，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所以香港人都不會妒忌他們，衹會尊重他們，認為他們享受富裕的生活理所當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確保向每一個人提供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相反，運用公權力削弱這種自由競爭；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過稅收有限地調節貧富差異，保障全體市民的基本福利。香港政府已經做到了，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筆者認為這是好現象，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鐘先生說：「只要得到適當酬金，絕大部分人不介意一輩子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這句話就說得更差了。在香港這樣高度成熟的商業社會裏，金錢作為一種回報，無疑是衡量每一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大小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裏，你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社會給你的回報也越多。如果像鐘先生所說的「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而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未能直接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沒有人會付給你「適當酬金」。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社會裏，才真正實現工作無分貴賤，彼此互相尊重的理想境界，而絕不是靠劉少奇和時傳祥握握手說：「我是國家主席，你是掏糞工人，衹是分工不同，我們是平等的。」一句話可以實現的。

鐘先生說香港經常發生「過勞死」的現象，「傳媒卻一味褒揚他們是為養家而犧牲的好爸爸好媽媽」、質問「何以一個有那麼多百億千億財富的社會會有那麼多人每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時也不能糊口？會有那麼多人被迫走上絕路？」這話和香港現實不符。香港勞工法例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任何僱主要求僱員超時工作都必須支付額外的薪金，但以筆者的經驗，很多老闆都親力親為，超時工作；雇員都自覺地加班加點，純粹出於自願。鐘先生提到過勞死的貨車司機、兼職母親和工業意外死的地盤工，並非因為「不能糊口」。因為上面提到，香港政府已經實行全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凡是符合條件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請綜合援助金，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僅僅是為了溫飽，他們都不需要如此拚命。筆者認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在自由經濟體系中，工業意外和「過勞死」現象一時難以避免，即或是日本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也常聞「過勞死」。但是這些悲劇產生的原因並不在於制度性的缺陷，與其說他們是為生活所迫，不如說不能正確對待工作壓力或者過份責任心追求完美所至。前兩年香港還發生過教師自殺事件，他們的月薪高達數萬元，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們悲劇的發生顯然更不是「不能糊口」，和中國大陸所產生的類似悲劇性質完全不同，不可相提並論。中國大陸的「黑磚窰童工」、「礦難頻發」、「賣血愛滋」等都是在民眾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為求活命而發生的。香港政府其實已經通過累進稅制進行「劫富濟貧」了，收入和利潤越多的個人和公司按照累進稅階繳稅，收入越多繳稅稅階越高；而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往往因收入未超免稅額而遊離稅網之外，或者只需要按低稅階繳納有限的稅款。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公權力的天平已經無疑傾向低收入階層，問題在於如何在確保公平競爭和「二次分配」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既保証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又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讓社會各階層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這樣就可以減少和避免鐘先生所提到的過勞死悲劇，把這種悲劇完全歸咎於「小政府」，期望走毛澤東無所不包窮福利「大政府」的回頭路，顯然只會重蹈失敗的覆轍。

而鐘先生文內所列舉的種種「小政府弊病」，很難看出是出自一種自由經濟社會的思維方法，因為如果問香港人，我相信大多數人不會有如鍾先生一樣的想法。比如鍾先生說：「小政府的第一大害處就是催生病態大家庭。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民眾自然不得不長期投向朋友特別是家人親戚之間求助。這令家人或朋友之間的關係趨於功利化，……金錢瓜葛長期互相糾纏不清的大家庭不僅往往於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訓練低眉順眼小奴才的溫床。」不知鐘先生有沒有在香港生活過？這樣形容香港社會的人際關係恐怕謬之千里！鍾先生所說的「令人為了得到親人的打救或長期照顧，而不惜放棄個人思想或性格之獨立，擔憂被終止援助而出賣靈魂…….而有能力接濟家人的成員往往因要承擔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提前衰竭。」在香港聞所未聞，或者衹是極個別的現象。現代香港社會小家庭的獨立性人所共知，年青人無論是否已經成家，都極少依賴家庭和親友，他們憑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公務員退休有養老金，其他老人家很多是倚靠多年的積蓄，沒有能力的倚靠政府救濟，甚少完全依靠子女供養。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公帑，維持一支龐大的社工隊伍，照顧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說到家庭親友之間的互相幫助，其實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不可能如鍾先生所說的「誘發在華人社會中常見的“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反社會行為」。鍾先生說「國民若主要從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濟，……這才是培養愛國心的健康途徑。」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要視乎能否從國家得到救濟？得到多少？來決定是否愛國？那麼這個民族本身就已經不可救藥，與其說他們愛「國」不如說他們愛錢。

鍾先生說「小政府另一個缺點是，每個人不論是否善於理財，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師。首先，這會令國民因孜孜於斂財掠富氣質趨於庸俗，並因而浪費大量時間荒廢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所以，這方面的理財工程最好還是盡量由政府的專業人員統理」這種說法就有點可笑了！自由社會和專制社會最根本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奉行個人主義，充份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自由；後者提倡「集體主義」，以「組織」和「集體」的名義否定個性剝奪自由。在自由社會裏，每一個人因勞動所得的財富，是社會對他的回報，一方面是對他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擴大再生產，進行各項投資的工具；既肯定他的能力，又考驗他的商業智慧，除了他本人，還有誰更應該成為他個人財產的主人？若果如鐘先生所說的大家都把所有個人積蓄交給政府打理，這個社會還存在任何商業投資、商業活動和擴大再生產嗎？還成其為商業社會嗎？即使大政府如毛澤東時代也沒有提出過為所有的人理財，鍾先生的想像力比慣於大一統的共產黨還要豐富。

筆者感到最不能接受的是鐘先生如下的一段話：「當人類自認已進化到離開了森林、不需要天天憂慮被獅子吃掉之後，人道主義就是終極真諦所在。否則，森林裏的野獸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競爭的精神麼？這也是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森林式經濟體制現在已絕不可能出現於民主國家，只可能在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即獨裁政體——中找到。」

筆者覺得這段話說得嚴重些簡直是對七百萬香港人的侮辱。香港之所以連續十三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是因為他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就是著名的「小政府、大社會」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前任財政司夏鼎基指出，「積極」僅相對於「消極」而言，關鍵詞是「不干預」，意思是指政府盡量少插手商業運作)。是因為香港有著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第二低稅率，是聞名全球的自由港，進出口商品幾乎全部免稅，沒有外匯管制，資金自由流動，人員自由往來，是因為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和高質素的公務員隊伍。與什麼「森林」、「野獸」毫不相干，須知自由競爭、優勝劣敗和壟斷市場、弱肉強食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香港「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確保了無數中小型企業和公司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其數目以及自僱人士的數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正因為如此，香港才能夠如佛利民所說的「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把香港推上一個又一個高峰，造就經濟神話。」鐘先生卻將其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就實在太過分了！

其實，早在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對大政府和小政府有了極其高明的見解，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最好的政府，人民覺察不到它的存在；其次的政府，人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人民畏懼他；最次，人民輕侮他。當誠信有缺損，人民對他的信任就崩潰。閒著點，少說話，當一切事情妥當了，老百姓都會說：「我們自己做到的。」)老子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實行「無為而治」。老子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說的就是「小政府」思想。

大政府和小政府誰優誰劣，不勞鐘先生長篇論証，人民群眾早已用腳投了一票。不久前香港記者訪問了一家新移民，一家大小八九口人擠住在一間二百餘呎的房間裏，記者問他們來港之前是否了解香港的生活環境？他們都說移民之前已來過探親，家鄉農村的房屋比香港大得多，但是香港勞動所得報酬比大陸多，子女教育比大陸好，醫療衛生水準也比大陸高，所以還是決定移民香港，相信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前景一片光明。像這樣的新移民家庭很多，相反，卻很少聽說香港人放棄居留權移民大陸。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大政府恐怕是世界少有的了，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想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都由政府包下來，可是卻民不聊生，大量民眾逃亡香港；即使是現在，如果開放移民限制，不知還有多少大陸人唾棄大政府投奔香港小政府？人民大眾的選擇就是最好的答案。

以上意見請教鐘祖康先生，也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筆者有關福利社會和自由主義經濟的觀點，請參閱拙作「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社會民主主義”」和「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謝謝。

(10/9/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10月12日「民主論壇」)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得梁寒操先生墨寶有感

不久前應約探訪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喻舲居先生，喻先生將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梁寒操先生親筆題贈的幾幅墨寶轉送給我。喻老先生說，梁先生的字幅是六十年代中，他在台灣「中國時報」總編輯任上獲贈送的，幾十年來伴陪著他從台灣到香港，一直珍藏在身邊。看了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後，得知我是梁寒操先生甥孫，考慮到自己的子女都不知道梁寒操先生是何人了，交給我保存更好，於是決定轉送給我。我非常感激，同時，不由得又想起了幾十年前的往事。

1949年大陸「解放」時我父親在鐵路廣州車站站長任上，解放後屬於留用的舊職員，卻因為母親工作的緣故，我們一家和共產黨的南下幹部同住一個機關大院。五十年代，我還是一個剛懂事的小學生，所處的環境已經讓我政治早熟，我知道自己和周圍根正苗紅的小朋友不同，父母親更是如履薄冰。但是，父親的謹言慎行始終未能保住他的小官，1956年反右之前就被撤職降級了。平時，父母親都很少在我們面前提及任何「有問題」的親友，不管是離開大陸的或者留在大陸的，即使是我的祖父，也祇是因為在學校裏要填寫無數的履歷表，才從父親口裏得知一二。直到幾十年後，父母都去世了，我在紐約一間華文書店裏偶然看見一本日本人寫的書，裏面多處提到我的祖父，我才根據這本書提供的資料，尋回了祖父的歷史。

關於父親的姨丈梁寒操先生，我最早聽說這個名字，大約在1956年，我堂姐姐在廣雅中學高中畢業，被批准加入共產黨，及推薦留蘇，都被上級半途腰斬。從大人們的議論中知道了是因為她在各種申請表的社會關係一欄中老老實實地填上了這個她從未見過的姨公，又隱約聽說這個姨公曾經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解放後到台灣去了。對梁寒操先生知道更多一些，是在此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後期，這一次輪到我們家了。當時我弟弟在農村被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學校調查父親的檔案，查到梁寒操等，以「社會關係複雜」為由不錄取；貧下中農改為推薦上中專，也因為同樣的理由遭否決。弟弟在農村認識了一個廣州女知青，談戀愛時，大隊支部書記將調查結果告訴她，並警告她說，你家庭出身好要小心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連弟媳婦都知道梁寒操先生等。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父母雙雙被隔離審查，大半年後釋放出來，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單位退回父母親的交代材料，我有便詳細閱讀，才知道父母親這些「社會關係」，梁寒操先生是其中之一。近年因為我執筆寫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又在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以及網站上查到了很多梁寒操先生的資料。

梁寒操先生，字君默，1899-1975，廣東高要人，生於佛山三水，四歲從父習字，六歲已能寫揮春及盈尺大字，十三歲即以縣考狀元入肇慶中學，二十四歲先後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及上海滬江大學，少負盛名，人稱「高要才子」，國民黨內「文壇三傑」之一。曾任教於廣州培正中學，我父親和伯父是他的學生。梁先生曾任職孫中山先生祕書，參加北伐，一生追隨國父，四十年代任國民黨中常委，宣傳部長、立法院祕書長、最高軍事委員會副祕書長和三民主義理論委員會主委等職，是國民黨內著名的三民主義理論家。一直住在南京和上海，解放前夕，出走香港和台灣。那時我祖母已經去世，他們一家路經廣州時，我伯父、伯母和我父親、母親見過他們一面，一起吃了一頓飯，他勸父親兩兄弟離開大陸，伯父和父親沒有聽從他的勸告，留了下來。解放後不久，開展「肅反、鎮反」運動時，伯父母和我父母對此已清楚交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填寫無數的履歷表，交代「社會關係」也一次不漏地再三重複交代，不料意想不到地成了運動挨整的禍根，甚至影響到下一代。

由於梁寒操先生所處的地位，有關他的歴史資料很多。尤其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舉行重慶和談，梁寒操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他和周恩來分別代表國共兩黨對外發布新聞，那段時間的見報率很高。1946年8月12日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通篇都是：「梁先生說……」；9月16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關於國共和談的報告，多處提到梁寒操先生；毛澤東也多次在他的來往書信電文裏提到梁寒操，並且收入「毛澤東選集」。比如8月6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梁寒操對外記者所談，我們決定暫時不理……」等。是指梁寒操先生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決問題的根本障礙在共產黨方面，希望中共覺悟……」。

此前，梁寒操先生為國家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情，比如寧漢分治時期，曾經和宋慶齡、何香凝、孫科、馮玉祥等聯名通電，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執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1938年3月16日參與九位國民黨知名人士在武漢「大公報」上發表聲援陳獨秀先生的公開信，痛斥共產黨毛澤東、王明等對陳獨秀先生「托派」、「漢奸」、「賣國賊」的誣蔑；1946年7月至到1948年7月，創辦「革新周刊」，嚴責國民黨內的腐敗，呼龥革新……。粱寒操先生無愧於國家民族，共產黨卻對衹見過他一面的姨甥，我的父親和伯父屢加迫害，甚至禍延到我們這一代，實在是天理難容。

梁寒操先生不單是一個國民黨的大官，而且是一個書畫家和詩人，不但留下了很多書畫傑作，而且還留下了三冊「梁寒操文集」，以及不少談詩論畫的文學著作。他的書畫作品在台灣、香港和洛杉磯等地舉行過個人展覽，佳士得等拍賣公司視為珍品。據湯念祺先生「中國文化大使」一文記載，張大千大師曾花巨資，由巴西2500隻3歲小牛耳上採集茸毛，委託日本著名的神田玉川堂製作了八枝畫筆，自己留兩枝，兩枝送給西方畢加索、兩枝送大陸謝稚柳、兩枝送台灣梁寒操，分送東西方和海峽兩岸，用心良苦。可惜兩枝畫筆送到台灣時，梁寒操先生已經故去，張囑咐在墳前燃燒，以表示他對梁寒操先生最後的敬意。

觧放時，梁寒操先生去了香港，在香港任教職和從事民主黨派活動。後來因陳誠力邀而赴台，梁先生赴台後，擔任「中廣電」董事長直至退休，贈送給喻舲居先生的墨寶，就是寫於此時。梁寒操先生的詩詞作品很多，其中著名的輓胡適聯入選古今中國百大名聯：

名既大謗亦隨焉學術之爭猶待千秋定論

健且行倦則睡矣哲人屨萎難消一代沉哀

此外，著名的「赴牯嶺途中」，也膾炙人口，廣為傳頌：

又溯長江控五老，依然多難作登臨，

沉舟東海當年恨，去楫中流此際心。

綠樹沿江成都勃，浮雲遮日幻晴陰，

風流且待明朝起，不耐長嘆萬馬瘖。

前幾年，我在寫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時，在網頁上查到了梁寒操先生的么女梁上元女士，極得乃父真傳，文學造詣不遑多讓。在台灣歷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等教職，除寫文章憶及其父梁寒操先生，集於「天下父母心」一書發表以外，還以「寒霧」為筆名，在「華副」上發表連篇佳作，編著者有「柏楊與我」等。今天，我應喻先生之約寫這篇短文時，喻先生告訴我，梁寒操夫人黎劍虹女士(我祖母黎翠妍的妹妹)是蔣夫人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擔任過中國婦女會祕書長，經常陪伴蔣夫人出席公開場合。我在網上查到了她的大作，包括「梁寒操和我」以及「昨夜夢魂中」(憶亡夫梁寒操)等散文，在其中一篇講述孫觀漢先生(旅美物理學家)的散文「這位仁兄」中，我才知道梁上元女士一如其父，也是一個少年才子，十幾歲的時候模仿柏楊的筆調寫了一篇文章寄給柏楊，柏楊把它轉給了孫觀漢，從此，孫先生從一個柏迷變成了一個梁(上元)迷，成了忘年的異性文友，「使我這個母親旁觀者大為驚奇」，他們一家都是出色的文人。

自從父親的這個姨丈觧放時離開大陸到台灣，彼此早已音書斷絕，至今已過去了五十多年了，筆者有幸在綱上看到了這個姨公生前的許多作為，以及今天他後人的消息，不勝感慨。同時，也希望我們這些後人有機會相見，特別是有機會向應該算是「表姑姐」的梁上元女士討教。經台灣知名人士江素惠、龍應台以及喻舲居會長等幫助，聯絡上香港中國筆會理事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張女士告訴我，梁上元女士因為婚姻失敗，遠嫁美國，在一個鄉村小鎮落戶，和幾十年的老朋友都失去了聯絡，大家都覺得很惋惜。無論結局如何，知道了這個表姑姐的下落，對我來說，總算了了一件心事。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年那些無可逃避的政治風雨過去了幾十年，父母一輩都不在了，一切都複趨平靜以後，居然在香港從喻舲居先生手中得到梁寒操先生的墨寶，一睹先人的風采，憶起許多國事、家事、往事，不勝唏噓。如今，國共已經第三次握手，這一次遲來的握手，是在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之後實現的：如果不是國民黨兵敗台灣，共產黨治國造成數千萬人無辜慘死，雙方都在深刻反省，就很難實現這種民族大義政黨和解。上世紀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北伐，那時全中國人民共同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不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如果不是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荒謬地取代陳獨秀先生的「革命階段論」，在後方搗亂搞「土地革命」，挑起內戰，而是國共合作推翻軍閥統治，共建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早就「站起來」了。四十年代，在取得全民族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後，全國人民熱切盼望和平民主建國，共產黨如能順從民意，聽從梁寒操先生的苦心相勸，放棄一黨之私，軍隊國家化，參與民主選舉，中國人民也早已實現民主自由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當我們中華民族覺醒了，徹底唾棄你死我活的政黨紛爭，學會和平共處共商民族振興大計的時候，才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開始。今天，我寫這篇短文記念梁寒操先生，是為了祖國能夠統一，兩岸同歸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共同走向繁榮富強，還所有上一輩中華民族有識之士，包括梁寒操先生的願望。

(25/8/2007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刊於「開放」雜誌07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