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自由一樣重要——致張鶴慈先生

貴刋張鶴慈先生「中國：自由先於民主」是一篇好文章，針對中國大陸民眾對民主自由，以及海外民運對中國民主之路認識的誤區，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和闡述，值得全體華人重視。唯其中張先生認為「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的觀點，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提出向張先生請教，也請廣大讀者討論。

張先生說：「英國著重以民主保障自由人權；美國則先透過保障人權的方法以求民主。……談英國、美國，不如談中國；談歷史，不如談現在。」筆者十分贊同，如果鑽理論牛角尖，爭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並沒有多大現實意義，而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為中國民主化探求一條最適合的道路。

筆者父母都是香港人，從小就從他們口裏知道香港，筆者在香港和美國居住超過二十年，因此很願意就張先生以香港和中國大陸為例的話題，和張先生交換意見。筆者認為：自由和民主同樣重要，他們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因此，也是不可分先後的。原因是：一，專制政權絕不可能給人民真正的自由和人權，因為如果人民有了自由和人權，他們的專制統治就維持不了，中國大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因此不可能先有自由後有民主；二，就算在特殊情況下，人民暫時有了自由和人權，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保証，也會隨時喪失，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三，只有民主才可以給人們帶來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因此，民主自由密不可分。

張先生說：「需要民主制度來保障香港人已經享有的人權和自由，……香港衹需要制度上的改進，只要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廢除由大陸干預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香港的民主化，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筆者非常同意，不但是「基本上大功告成了」，而且是「根本上大功告成了。」問題在於：香港目前這種有自由人權沒有民主的社會狀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外，而這種畸形的狀況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所以不可以作為自由可以先於民主的例証。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種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狀況？是因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是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所留給香港人最好的禮物之一，雖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計想削弱和取消他，不斷地通過陰暗的手段企圖達到目的，但礙於自由人權已經成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況且在世界輿論監督之下，而一時難以辦到。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雖然沒有多少民主權利，由於殖民地地位，總督不可能由普選產生，只能由宗主國委派。但是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港府所有官員議員的任命任人唯賢；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輿論監督之下，沒有任何個人特權；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開始，當香港回歸中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英國才意識到民主對於香港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性，開始引入民主選舉，並試圖在一九八八年直選立法會，一九九二年進行政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被北京視為「陰謀論」，遭到其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這種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尷尬局面。

為什麼這種半吊子民主社會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因為七百萬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數明白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眼前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必然會被不斷侵蝕，以致最後喪失殆盡。於是，回歸十年來，勇敢的香港人面對一個強橫的專制政權，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爭取雙普選的抗爭。二００三年、二００四年兩次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實現普選，明確地表達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迫使北京讓步，擱置強迫港府就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回歸十年來的現實，最清楚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沒有保障，最後必然落空。這十年來，北京不斷地暗中蠶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權，拒不兌現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莊嚴承諾，至今民主普選遙遙無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四次強行「釋法」，動搖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基礎；數月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居然蠻橫地宣稱：「香港擁有所有的權利，全部來自中央，中央授權多少，香港才擁有多少，不存在任何剩餘權力……」，完全漠視具普世價值的天賦人權準則，漠視愛好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視香港的自由人權為恩賜，他們根本不懂得所有的權力都來自人民。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勢力、滲透傳媒影響輿論、發動言論圍剿、敵視民主派、用經濟手段收買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為，無不告訴我們大家：沒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權隨時都會被剝奪。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毋須向選民負責，只需取得北京的歡心，就可以穩坐特首寶座，怎麼可能指望這樣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權呢？而立法會迄今為止只有半數議員是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他們雖然竭力代表民眾發聲，但未能取得絕對多數，有心無力。如果實現全民雙普選，讓香港率先實現民主政制，儘管香港仍然在北京專制政府的間接統治下，但衹要民選的政府和特首領頭抵制北京的干預，有了香港七百萬人民的支持，至少香港人已有的自由和人權會得到更多的保障。至於香港人擁有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則有賴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香港如此，大陸同胞也如此，大家都是中國人，民主自由對大家都一樣重要，衹不過香港有條件先行一步而已。現時大陸人民之所以還沒有自由和人權，就是因為他們在一個專制政權的直接統治下。張先生說：「大陸的人不應該是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這是不對的。大陸人民爭取的不是「民主的形式」和「選舉的形式」，他們爭取的是民主和普選，有了普選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有了普選來監督政府的運作，才會有自由和人權。張先生接著說：「如果胡錦濤今天敢放手搞全民直選國家領導人，而不給人民自由和人權，如不開放新聞媒體，司法不獨立等，當然會出現千奇百怪的事情，但仍然會是胡錦濤他們執政。」這句話也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胡錦濤今天敢放手搞全民直選國家領導人，」，搞「全民直選」就必須要有候選人，有競選，結果就不一定「仍然會是胡錦濤他們執政。」即使一次如此，再全民直選下去，以共產黨今天的不得人心，總有一天會被中國人民選下台，就像台灣的政黨輪替一樣。筆者相信，也請張先生相信，人生來愛自由，沒有人願意被人管制，大家一定會識別各黨各派的真面目，一定會選擇給人民自由人權的領導人！因此絕不能說即使全民直選也不能享有自由和人權。相反，只要有真正全民直選，就一定會有自由人權，暫時沒有也衹是時間問題。原因已如上述，因為有了民選的政府，就一定會對選民負責，一定會「開放新聞媒體、司法獨立等」，一定會給人民自由和人權，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被下一次全民直選選下台。

所以說，民主和自由就像一對孿生兄弟，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自然就不存在誰先誰後的問題。無論香港人民還是大陸人民，無論現在是否享有自由和人權，只要沒有民主，就一定不能放棄鬥爭，就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為實現民主自由奮勇抗爭，直至我們中國人也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享有民主和自由，實現我們中華民族一個世紀來的夢想。

以上僅一孔之見，請張鶴慈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正。

(16/11修改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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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07年11月18日「民主論壇」)

只許我做，不許你說

近日香港突然發生一場形同文革的大批判——左派口誅筆伐立法會議員李柱銘先生，除了他們硬是閉眼不看事實，給李先生亂扣帽子之外，還有一點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李先生一再聲明他不但沒有提出杯葛奧運，反而明確反對杯葛；不少專家學者也指出李先生在「華爾街日報」文內所用的「press for」意思是「促請」而不是「施壓」、「direct engagement」是「直接對話」而不是「干預」。於是，就引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新問題：如果真有人提出杯葛奧運，真有人要求美國政府向北京施壓，干預惡劣的人權狀況，是不是就等於「漢奸」、「賣國賊」呢？

雖然筆者也不贊成杯葛北京奧運，但筆者認為絕不等於。因為所謂「漢奸」、「賣國賊」是指勾結外國侵略者，出賣民族利益的人。而奧運會本身不過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會，不是任何政治集會，更談不上外國侵略，每一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包括中國人在內，即使是提出杯葛，又與「漢奸」、「賣國賊」何干？事實上，首先將奧運政治化的正是北京政府，為了爭取申辦成功，打造一個萬邦來朝的太平盛世虛假形象，自己莊嚴承諾改善人權促進民主，說了又做不到，才引起包括李柱銘先生在內的海內外民主人士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藉承諾參觀奧運之機，促請北京政府改善人權。而且杯葛奧運會的始作俑者又正是中共本身，中共立國後一直因為台灣使用「中國」名義參加奧運會，一直杯葛奧運到一九七六年；當年將台灣排擠出國際奧委會以後，一九八０年又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起杯葛莫斯科奧運，直至一九八四年才第一次參加奧運這個大家庭，以其杯葛次數之多，杯葛時間之長，均堪稱世界第一。你杯葛別人的奧運會就可以，如果有人說說杯葛你的奧運就是罪大惡極，這是什麼邏輯？此外，北京屢屢要求美國政府就「台獨」、「入聯公投」等問題對台灣施壓，干預台灣的內政就可以，別人說說都不行，就是「漢奸」、「賣國賊」！那不是「只許我做，不許你說」嗎？

事實上，因為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惡化，不久前記者無疆界組織第一次被中共官方邀請訪問中國，負責人萬桑．布魯塞爾(Vincent Brossel)就提出了要求釋放在押記者，開放互聯網等要求，否則將提出杯葛奧運。國際特赦組織9月21日發表「奧運倒數前一刻的人權改革」文章稱：「如果中國人權狀況在未來幾個月內沒有任何實質改善，國際社會將不可避免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就在中國大陸內，奧運倒數一周年時，劉曉波、丁子霖等數十名知識分子聯名發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也明確要求北京政府改善人權狀況；不久前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的上海市民承森先生說，上海市有數千居民在「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呼籲書上簽名；大陸網站上流傳著一首歌曲「奧他媽的運」，表達了廣大民眾對北京政府為舉辦奧運耗費大量民脂民膏、強行拆遷、限制自由，將奧運高度政治化，採用倒計時日夜大肆宣傳，將其看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的強烈不滿。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先生近日更提出「有條件杯葛奧運」，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提出各自認為合適人權改善條件。照香港左派土共的標準，是不是他們統統都是「漢奸」、「賣國賊」？

南韓因為舉辦一九八八年奧運會由軍人獨裁國家變成了民主國家，為什麼中國人不能期待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也成為中國走向民主的轉捩點？李柱銘先生憂國憂民，為大陸人民爭人權，同時也為香港人爭民主有什麼錯？那些為了一己之私，閉眼不看中國大陸惡劣的人權狀況，盲目地跟著指揮棒轉，參加圍剿李先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漢奸、賣國賊！

(30/10/2007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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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動向」雜誌07年11月號)

中央沒有揀錯人

香港政務司唐英年先生在北京答記者問重申不應將奧運政治化，香港言論自由比回歸前更進步，如果是退步了，李柱銘的許多言論就根本出不了街。聽見唐司長大言不慚地對公眾這樣說，使人想起他當政務司長前的一句名言：「我相信中央一定會揀出合適的人選。」他這句話說對了，中央沒有揀錯人。

作為一個政務司長，將言論自由的標準簡單地看成某某人的言論是否「可以出街」，實在是太淺薄了！如果一個社會對任何人的自由言論全面封殺，不准出街，那就不是言論自由有沒有退步的問題了，那已經是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了！如果一個社會有不同的意見不是平心靜氣地討論，而是有組織地發動言論圍剿，不看事實，顛倒黑白，語言暴力，強加罪名，動輒扣上「漢奸」、「賣國賊」、「民族罪人」等大帽子，還可以算作真正的言論自由嗎？這又算不算「政治化」？不知道這種語言暴力算不算曾蔭權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証過的絕不容許對言論自由有任何威脅和恐嚇的行為？面對這樣惡劣的輿論環境，連當年竭力推銷二十三條的葉劉都看不過眼，呼籲停止語言暴力，不要亂扣帽子。而政務司長卻一言不發，任由這種文革大批判式的暴力行為發展下去，實在是有辱職守，怪不得人家「華爾街日報」對他點名批評，在香港歷任政務司長中，恐怕只有唐司長得此殊榮。

唐司長說香港回歸十年來的言論自由不但沒有退步，反而進步了，這簡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今年初，香港記者協會一次調查發現，近六成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較回歸前倒退；世界無疆界記者2006年調查報告指香港言論自由度已由2002年全球第18位跌至2006年第39位。鄭宇碩等400名世界知名學者聯署聲明表達對香港言論自由倒退的憂慮。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回歸前，有這樣大規模的針對某個人的有組織的言論圍剿嗎？有這麼明目張膽的歪曲事實，強加罪名使用語言暴力的嗎？有這麼多「漢奸」、「賣國賊」、「民族罪人」的大帽子滿天飛嗎？有這麼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資金入股傳媒嗎？有這麼多的傳媒老闆被封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嗎？有這麼多傳媒為了某種經濟或者政治利益而自我審查嗎？有這麼多新聞工作者被迫改行嗎？有這麼多名嘴被迫封咪嗎？有這麼多大報同時對某一敏感事件隻字不提嗎？有那麼多商家為怕得罪北京甚至連廣告都不敢給某一傳媒嗎？……

唐司長也算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了，你可曾見過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像北京一樣，將舉辦奧運看作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會強力拆遷如此大面積的舊城區，強逼那麼多居民搬走？會攔截那麼多自己國家的公民不准他們進入首都嗎？會花費如此巨大的資金興辦如此眾多的體育場館？會做那麼多美化城市的門面功夫？會下達如此多的禁令限制人民的自由？會將那麼多對此有任何不同意見的人士投入監獄？會日夜不停宣傳一個運動會嗎？……，如果你確實見過，請告訴我們哪一個國家堪將媲美？如果你沒有見過，就請將「不要將奧運政治化」這句話轉贈給中國政府。

(31/10/2007香港) /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11月6日「蘋果日報」)

三十而立，初衷不改——祝賀「爭鳴」雜誌創刊三十周年

如果說有一個朋友，在他剛出生不久，你就通過父母認識了他，並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情，今天他已三十而立了，你也從一個中青年步入耳順之年，在他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你會怎樣祝賀他？自己又會有甚麼感想呢？那就是我這篇短文想要寫的，這個朋友就是海內外華人社區無人不知的政論雜誌「爭鳴」。

說起怎樣認識「爭鳴」，就勾起了很多遙遠的回憶。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時正是中國大陸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剛剛結束不久，他親手策動的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滿目瘡痍，鄧小平復出「撥亂反正」之初。封閉了三十年的共產鐵幕開始有了一絲鬆動，從外面的世界透進來了一線自由的陽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眾多隔絕了幾十年的親友開始敢於跨過羅湖橋來廣州探望我們了。那時候我還在貴州工作，正在等待調往昆明的調令，於是探親期間索性在廣州多住一些日子，幻想著拿到了調令就直接去新單位報到，就在這段時間裏，我第一次看見了「爭鳴」，認識了這個尚在襁褓之中的朋友。

我之所以能夠在這本政論雜誌剛問世不久，又在遠離他的出生地，特別是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認識他，全拜父母所賜，特別要感謝父母的親友們冒險犯難帶來。解放前，我父親在香港廣州兩地工作，母親香港出生，三十年代畢業於聖保羅女子書院，一九五O年帶著外婆和我們幼小的兄妹，隨中共接收大員身分的舅父從香港回廣州「參加祖國建設」，從此開始了我們一家飽經風雨摧殘的命運。父親屬於留用的舊職員，反右前已經被撤職，五八年大躍進年代父母雙雙被下放勞動，丟下年逾六旬的外婆和我們五個年幼的小孩；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更是雙雙被監禁審查，再次丟下了老少婆孫兩代。父母兩人捱不住殘酷的批鬥，都想到了自殺了斷，幸而有我們五個孝順子女和一個溫暖家庭的信念支撐他們，才讓他們逃過了這一劫。劫後餘生，他們一定很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的人間悲劇？一定很想知道他們年青時代生活過的香港現在變得怎樣了？

父母親在香港和海外的許多親戚朋友一直關懷和注視著我們，我的姑母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都不辭勞苦地以六十高齡揹一鋁鍋紅燒肉回來解救我們的饑荒；文化大革命大亂時期，到處剪喇叭褲剃陰陽頭，香港人都不敢回來，我姑母仍然不離不棄地回來探望我們。鄧小平上台搞改革開放，允許海外華僑帶電器回來了，親友們給我們帶來了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還有我們小孩子學習用的計算機，周圍的鄰居都很羨慕我們。這時候，我卻聽見母親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破費帶這些昂貴的東西回來，我們在大陸生活苦慣了，用不用這些東西都無所謂，你們一定要送東西給我們，不如就帶些書籍和幾本「爭鳴」雜誌回來就好了。母親還說，你們不要特別花錢去買新的，如果有別人看過的書和過期雜誌，帶回來也好。

親友們都知道母親喜歡看書，加上那時候，鄧小平剛復出，利用北京民主牆的民意打倒華國鋒凡是派，「爭鳴」等雜誌支持改革開放，有一段時間放鬆了進口。我記得當時中共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轉載了「爭鳴」雜誌上一篇印尼歸國華僑寫的文章，題目叫「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在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時，香港所謂左派書店的某些書也容許帶進來了，從此，只要有親戚來往，總會給我父母帶來一些香港出版的書籍，如：「偉大的道路」、「西行漫記」、「延安十日」、「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等以及新舊「爭鳴」、「七十年代」等雜誌，我就如飢如渴一字不漏地從頭看到尾。我記得看了一本「周恩來傳」才知道了原來周恩來曾經是毛澤東的上司，並且撤過毛澤東的職，在那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時代，著實令我吃驚不小。「爭鳴」雜誌不但報導了很多被大陸封鎖的消息，還深刻分析大陸社會種種弊病產生的原因，令人折服。父母親總是叮囑我們，不准借給任何人，也不要對外人亂說，免得惹來無妄之災。我們兄妹幾人歷經家庭磨難，也很懂事，「爭鳴」雜誌裏面講的道理我們都明白，也很有同感，祇是為免給父母以及自己惹麻煩，憋在心裏不敢隨便對別人說。

不久後，我在大山溝裏呆了十幾年後，調到昆明和太太及三歲的孩子團聚。那時候，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一潭死水的大陸社會帶來了一些活力，然而，共產黨三十多年來殘酷整肅知識分子，把整個知識階層的脊梁骨都打斷了，令到他們對政治談虎色變。我所處的建築設計院正是共產黨所說的「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共產黨對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改造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個畸形的社會和一種畸形的人際關係，他們技術上各自為政，文人相輕；政治上互相防備，口是心非。後來，我手上不時有些從廣州帶來的「爭鳴」雜誌，衹是自己偷偷看了，不能與別人分享，覺得太可惜，於是慢慢地就大著膽子偷偷地借給幾個要好的同學和朋友看，交接的時候像地下黨接頭，用報紙將「爭鳴」捲得嚴嚴實實，還再三叮囑不得外傳，限時限刻要交還。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可能被洩露出去了，有幾個規劃局的廣東老鄉也來問我要。有一天，設計院院長祕書，相當於其他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神神祕祕地對我說，聽說你有幾本香港雜誌，能否借我看一下？我嚇了一跳，因為他是「摘帽右派」，而且就在院長身邊，一旦被人發覺，對我對他都非常危險，萬一他檢舉揭發我，後果更難想像。於是我別無選擇地一口否認，還對他解釋說，我家裏衹是帶些衣物食品和幾本書給我，沒有香港雜誌，可能別人傳錯了。後來我借給他一本讚揚朱德的「偉大的道路」，既滿足了他的好奇心，也掩蓋了我的罪行，這事才算不了了之，但已足以讓我虛驚一場了。

我經歷過長期的夫妻分居生活，調動到昆明夫妻團聚了兩三年，太太又被趕回她原來從上海來雲南下鄉插隊，然後被招工的單位一個軍用發電廠，遠在幾百公里外的楚雄，我們認識的時候，她正在昆明長期培訓。幾年前，一直是她來火車站接我，現在變成我到火車站去送她，那時我心裏一方面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共產黨總是要拆散家庭？另一方面，對共產黨總是不把人當人看憤怒不已，偷偷地下決心，有朝一日離開這個黑暗的國家，一定要像「爭鳴」雜誌上看到的文章一樣，把自己和親友的遭遇寫出來，告訴世人，控訴社會。

一九八六年母親帶領我們「出中國」後，才徹底擺脫這種思想被禁錮、言論不自由的社會羈絆，可以自由地閱讀和談論「爭鳴」雜誌了。自己和家庭以及周圍的親友同學在中國大陸的經歷，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到香港後，又親身體驗了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更覺得有責任說出自己心裏的話，於是很自然地就開始從一個讀者變成一個作者，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年來，在「爭鳴」雜誌上用各種筆名發表的文章有數十篇之多。說起來還挺有趣，那時候剛剛從一個恐怖的專政社會來到了自由天地，既渴望說出自己積鬱心中多年的話，又害怕共產黨無所不在的黑手，於是就不斷地變換筆名。我記得寫諷刺性的政論文，用過調侃式的「牛克思」、寫大陸房地產市場腐敗的，用過「項理言」(項目經理之言)等等，換得多了，甚至一時想不出好的筆名來，就拿比較欣賞的別人的名字改一兩個同音字。到美國後，當地的習慣把姓氏放在最後，就順手用別人按拼音錯譯出來自己的名字「郭偉榮」。一次偶然的機會，想起小時候很欣賞表哥李大立的名字，既簡單又有意義，心血來潮，就瞞著他拿來做筆名，不料正好那幾篇文章被海外報章雜誌和網站看上了，為我建立了個人專欄，騎虎難下，只有將錯再錯用下去，從這樣一個使用筆名的經過，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路歷程。說來可笑，八十年代和「爭鳴」雜誌社聯絡，也從不敢上他們寫字樓，也不敢留下地址，總是約在外面見面收取稿費，生怕共產黨在那棟大廈安裝了攝影機。可見，共產黨的恐怖統治給幾代人帶來的心理恐懼是多麼史無前例，即使是離開了中國大陸到了自由香港，還心有餘悸。

九十年代中期我移居美國後，離開「爭鳴」遠了，看到他的機會少了，又忙於自己的餐館生意，經常累得透不過氣。但我仍然關心他，就像關心一個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去唐人街，都要買一兩本回來大家看，我還經常抽空給他寫稿。剛開始那幾年，我還沒有學會用電腦打中文，就沿用老辦法，稿紙、原子筆、塗改液和剪刀膠水並用，塗塗改改，剪剪貼貼，「爭鳴」雜誌的編輯也不嫌棄，幾乎全都採用了，還把稿費用美金寄來，令我感到非常親切，覺得他同樣也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無論在美國還是在香港，每當有文章在「爭鳴」上發表過，很快就會收到贈刋和支票，收據上貼著目錄上剪下來的文章題目和作者姓名，他們這樣做就不會漏掉任何作者，從這樣的小事情身上，可以看到「爭鳴」編輯部辦事的嚴謹。我記得看過一篇劉曉波先生寫的文章，說他因為六四事件入獄幾年出來後，還收到了「爭鳴」雜誌寄來的一大筆稿費，因為在他入獄期間採用和轉載他的文章，令他感動不已。從這件事身上，又可看到「爭鳴」雜誌的人情味和對民主事業無私的奉獻。

O二年十一月，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爭鳴」雜誌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溫輝先生，我告訴他，我也來自香港，是「爭鳴」的長期讀者和作者。那時距離我第一次見到這本雜誌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了，世事變化很大，可是「爭鳴」雜誌初衷不改，我對他的愛護之情也不改。他叫我繼續關心和支持爭鳴，我也感到這是自己的一份責任；我請溫先生多保重身體，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前幾年，因為身體出了問題，回香港休養。突然之間面對生死抉擇，思想大變，我已經不再害怕共產黨的黑手了，因為我覺得人要活得有意義，就要為國家民族做些事情。我除了繼續閱讀「爭鳴」和為他寫稿之外，還不辭拙劣，寫下了一本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將「解放後」三十多年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妹以及周圍的同學親友種種遭遇告訴世人，讓大家永遠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讓悲劇重演，我完成了想做的事情，今生無悔。

「爭鳴」以反對獨裁專制，建立民主自由為己任，宣稱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那一天，就是「爭鳴」雜誌結束歷史使命的一天。我當然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但是我不希望「爭鳴」自動消失，因為即使是在民主社會裏，也需要輿論監督，也需要為民喉舌。今天的「爭鳴」雜誌就是六十年前的「觀察」雜誌，同樣會在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上留下自己光輝的一頁，你們並不孤單，海內外的民主鬥士和千千萬萬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與你們同行。

(6/9/07寫於紐約) (刋於「爭鳴雜誌創刊三十周年特刊」，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是誰使他們妻離子散？是誰使他們家破人亡？

國慶節翌日晚上在鳳凰衛視中文台「冷暖人間」節目裏，看到了一個對毛澤東共產黨血淚控訴的節目——「大饑荒年代失散兒童尋親團」的故事。其中有兩個現場採訪，講者痛哭失聲，聽者無不落淚，這是獻給中共「國慶節」最好的禮物！

話說四十七年前的1958年，毛澤東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給中華大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引發了全國大饑荒。當年，毛澤東共產黨實行嚴格的戶口政策，城市人口憑証供應僅可活命的口糧，農民則無論豐收欠收都要按定量交公糧。而正是毛澤東一方面驅趕九千萬農民上山砍樹「大煉鋼鐵」，田裏的莊稼被白白糟蹋了；另一方面又鼓勵公社幹部放衛星，虛報產量，使得農民交了公糧後，一無所剩。安徽、河南、江蘇等地為重災區，農民整村整村被餓死，引發逃荒潮。農村謠言流傳說到城市去能找到吃的，於是上海南京等城市一時之間，出現了大量的街頭棄兒，總計有五萬之多。周恩來急得團團轉，親自找內蒙古書記烏蘭夫談話，說內蒙古人口少，有草原有牛奶可以養活這批孤兒，下令將他們集體送往內蒙古，還要求一路上經過的北方省市都要盡力收養。於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後，就出現了鳳凰衛視節目標題的所謂「大饑荒年代失散兒童尋親團」的故事，當年被遺棄在北方的兒童自發地組織起來，回到江南故鄉尋找被大饑荒拆散的親人。

以前，衹聞說過戰爭年代有戰爭孤兒，抗日戰爭中很多日本兒童留在中國東北，中日建交後紛紛回日本尋找親生父母；從未聞說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內部也會出現幾萬名被遺棄的兒童，可是，這樣的世界奇聞就出現在我們自稱偉大的祖國！

安徽農民陳孝和和他的妻子、女兒面對採訪鏡頭痛哭失聲，痛苦地回憶四十七年前那段恐怖的時光：陳先生所在的生產隊一百多天沒有發放過一粒糧食！大人小孩饑餓難當，他的妻子半夜裏偷偷跑到公社田裏偷撿些稻穀，被人發現，嚇得連夜逃亡。他領著兩個兒子惶惶不可終日，兒子餓得只剩下皮包骨，野菜樹皮都被剝光了，村裏不斷餓死人，他唯有將大兒子交給老人家，自己帶著小兒子出外逃荒。於是，陳孝和帶著他的三歲小兒子和同村逃荒的鄉親一起來到南京。進南京城見到第一間麵店，陳孝和傾盡囊中所有，買了兩個包子給兒子。可憐的兒子在鄉下從未吃過包子，手捧兩個熱騰騰的包子狼吞虎嚥衹顧得吃，此時同鄉一邊一個迅速架走了陳孝和，陳孝和一步一回頭，淚如泉湧，幾番掙扎想奔回兒子身邊，同鄉半威脅半勸解地說：「走吧，你想給兒子一條生路就不要回頭，否則只有一齊餓死，求老天讓好心人修養他吧！」陳孝和無力地向蒼天伸出手，哽咽著乾嚎：「上天啊，為什麼要割掉我身上一塊肉啊！」

一家老小為了活命，走的走，散的散，四處流浪討飯為生，直到「三年困難時期」捱過了，才陸續回到家鄉，一間破茅屋早已蹤影全無，幸好大兒子還活著。妻子回來後，第一句話就問他：「我的小兒子呢？」陳孝和痛哭流涕，深深自責。形勢好轉後，陳孝和夫婦又生了兩個女兒，兩個女兒雖然從來未見過這個失散的哥哥，可是從父母平時的嘆氣和憂鬱的眼神中，知道了這是父母的一塊要命的心病。於是，待她們長大後和其他許多類似妻離子散的家庭一樣，到處求助，張貼廣告。一天終於從內蒙古來了一個來認親的男子，同是天涯苦命人，大家都渴望親情，儘管親子鑒定結果是否定的，兩個妹妹始終不忍心告訴父母和這個「哥哥」，雖然他們天各一方，彼此都願意以一家人相稱相處，以此來藉慰彼此數十年痛失親人的心靈。

大饑荒年代不只是農村餓死人，城市居民也吃不飽，也同樣上演著這種忍痛拋棄親生骨肉的人間悲劇。上海居民王海庚先生痛苦地憶述說，1958年大躍進，他父親受到政治迫害，被開除公職送青海勞改，母親帶著一子三女頓失依靠，毫無收入，二十五歲的母親竟然哭瞎了雙眼！跟著大饑荒席捲全國，共產黨傾全國之力保上海，憑著購糧簿僅有的糧食定量活命，可是，就算是這少得可憐的活命口糧，他們一家都無錢購買。一天，母親偷偷地把一歲大的小女兒遺棄在醫院走廊裏，王先生放學回來不見了小妹妹，問媽媽，母親痛哭失聲，王海庚猛然想起昨天晚上母親緊緊抱著小妹妹一夜不眠，小小的年紀明白了一切，抱著母親放聲大哭。是啊，人世間有什麼比親情更可貴呢？有什麼比骨肉分離更痛苦呢？

父親一去二十一年杳無音訊，生死不明。瞎眼的母親帶著三個小孩艱難度日。王海庚先生流著眼淚憶述說，當年兩個妹妹，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要起床，幫別人清倒馬桶，把沉重的馬桶提到公廁，倒掉髒物，清洗乾淨，天亮前放回各家門口。寒冬臘月，兩隻小手凍得通紅，長滿凍瘡，每月只賺取區區八角錢的工資。可憐的二妹辛勞過度，二十多歲就得重病死了。直到1979年，毛澤東死後落實政策，有一天，王海庚在家居路口遇到一個拖著行李的中年男子，操著西北口音普通話向他問路，打聽她母親的名字，他才猛然省悟：這就是我的父親啊！……父子相見不相識，真是人世間的悲劇啊！父母兩人劫後重逢，抱頭痛哭，王海庚呆呆地站在旁邊目睹著這一場發生在自己家裏的人間悲劇：父親問母親，還有兩個女兒呢？……王海庚親眼看見父親癱倒在地，捶足頓胸，嘶啞地哭叫著：「是我害了你們！是我害了你們！」

於是，除了已經逝去的女兒，當年被遺棄的女兒就成了兩個老人家擱不下的心頭大石，直至王老先生去世，彌留之間握著王海庚的手說不出話來，直到王海庚發誓一定要找到失散的妹妹，父親才瞑目。從此，王海庚先生積極地投身到群眾性自發的尋找大饑荒失散親人的活動中，他對每一個遭遇同樣不幸的人都深為同情。有一天遇見一個從大西北來上海尋親的中年人，衹隱約記得小時候家住的弄堂編號，王海庚陪著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可是已經面目全非，半世紀前忍痛拋棄自己的父母親人不知是生是死？王海庚看見中年人眼裏閃著淚花，這點閃光的淚花包含著活活被拆散一生一世的骨肉之情，包含著幾十年異鄉艱苦孤旅生涯，這是多麼撕人心肺的人間悲劇啊！

筆者想藉此文告訴更多的讀者曾經發生在我們祖國的人間悲劇，也想藉此文告訴陳孝和、王海庚以及所有大饑荒期間骨肉分離的、以及數十年來被共產暴政迫害的同胞，一定要認清楚是誰使你們妻離子散？是誰使你們家破人亡？陳孝和嚎哭問蒼天：：「上天啊，為什麼要割掉我身上一塊肉啊！」不是上天要割掉你身上一塊肉，是毛澤東共產黨割掉了你身上一塊肉！王海庚父痛心自責：「是我害了你們！是我害了你們！」不！請王老先生不要自責，這不是你的錯，不是你害了你的家人，是共產黨毛澤東害了你的家人！千千萬萬個陳孝和、王海庚們，不要自責，不要怨自己命苦，不要光懂得流淚，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命運都和社會息息相關。如果你們都希望這樣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不要再次發生，希望全中國的同胞都不再像你們一樣撕心裂肺痛失親人，就勇敢地團結起來挺直腰桿向獨裁專制的政權說不！團結起來向他們作鬥爭！有一天人民當家作主了，我願意再一次陪著你們落淚，但那是在公審判這些政治殺人犯的法庭上。

(3/10/07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爭鳴」雜誌07年11月 號 )

我們要民主自由，不要「崇高事業」

每次在電視裏看見胡錦濤主席，都令我想起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候的「政治指導員」。胡主席堪稱標準型：處事四平八穩，講話照本宣科，面面俱到，毫無新意。香港xx衛視中文台硬是送給胡主席一個「沉穩」的高度概括，據說「沉穩」也是一種美德！不過，若說海外會有人有興趣聽完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兩個多小時黨八股式的「政治報告」，恐怕沒有人會相信有這樣的傻瓜，除非專門吃政治飯的「政治評論員」。衹是昨天電視台播放胡主席帶領八個「常委」亮相時的簡短講話，筆者倒是耐著性子聽完了，當聽到結尾胡錦濤主席高聲亢調宣布：「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不覺笑出聲來！

如果你問一個普通美國人，你和你的國家有沒有「崇高事業」？或者什麼是你和你們國家的「崇高事業」？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個詞組！在這裏，傳媒沒有任何政治宣傳，大街上沒有任何政治口號，人們從來不談論什麼「偉大理想」、「崇高事業」…….；可是卻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珍惜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利，也自覺地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如果看過電影「拯救大兵萊恩」，一定會對大兵萊恩三兄弟同上戰場，兩兄弟犧牲了，美軍如何不惜犧牲，千難萬險在戰場上找到倖存的弟弟，把他送回母親身邊的真實情境感動。也一定會為美國人民如此自覺地遵守法紀，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凡是適齡的男女青年都自願參軍感到驚愕。他們不需要任何政治鼓動，不需要任何宣傳洗腦，更不需要任何強迫命令、任何說服動員，他們表現出理智的政治行動是發自內心的，是任何專制國家用強制手段所萬萬不能達到的；同樣，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經濟創造力，也是任何專制國家用什麼偉大理想去欺騙人民所望塵莫及的。

「人類和平與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如果世界上沒有為數不多的獨裁專制政權的阻撓，這個理想早就實現了！也正是因為有包括中共在內的阻撓，才會成為需要我們去為之奮鬥的「崇高事業」，所以胡主席這樣說，實在是一大諷刺！正如大陸網站調侃者所說：「會議沒有不勝利的，領袖沒有不英明的，黨沒有不偉大的，事業沒有不崇高的…….」總之，共產黨管治大陸五十八年，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黨文化，什麼形容詞搭配什麼名詞，數十年一貫制，平民百姓隨口都可以背出幾十個來，更不用說一直受黨栽培的「政治指導員」胡主席了！正如有些學者所說，他們是飲狼奶長大的一代，舉手投足總脫不了共產黨的黨味，幾乎成了一種本能，他們自己是不可能覺察得到的，因此我相信即使不用講稿，胡主席也會脫口而出，但是當他脫口而出的時候，他肯定沒有想過為何人類的這一共同理想會變成需要奮鬥犧牲的「崇高事業」？！

毛澤東時代以「大老粗」為榮，現今動不動就吹噓領導人中有幾多個「博士」，照理說，比起第一代領導人，第四、第五代領導人教育程度應說高得多了，可惜都是共產黨自己關起國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毫無認識，也就是說毫無國際視野，叫他們如何接受普世價值？如何與世界接軌？恐怕得等到在海外受過教育的海歸派接班的那一天了。更可怕的是，五十八年的黨文化造成了一種「逆選擇」的潛規則，只有那些毫無獨立思考、毫無雄心壯志、毫無社會責任感、毫無自我犧牲精神的人纔能夠一步一步地從底層爬上權力的金字塔尖，指望這些人裏面出一個戈巴契夫、葉利欽或者蔣經國、李登輝，主動放棄權力，從上到下推進民主憲政，中國大陸還缺乏這樣政治人物內在素質條件。當然，形勢比人強，如果廣大民眾的民主訴求極度高漲，或許會把他們逼上梁山也說不定。中共十七大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未來的五年十年，中國的政治改革只會繼續雷聲大雨點小，不可能有任何實質的改進；中國的民主與其寄希望於這些政治指導員和太子黨，還不如倚靠人民大眾的奮起力爭。從將近一世紀以前的五四運動起，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地盼望民主自由，可是他卻總是姍姍來遲，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爭氣。

(23/10/2007)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略有刪節刋於「爭鳴」雜誌07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