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報」08年12月15日第385期發表張三一言先生「黨內民主可能導致國家民主」一文(以下簡稱「張文」)，是和筆者討論拙文「質疑黨內民主推動國家民主論」的(見08年11月27日「民主中國」，以下簡稱「質文」)，反覆拜讀後，又經「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咏梅小姐介紹，在電話中和張先生暢談，受益匪淺，有些感想，想在此向張先生請教，及與廣大讀者分享和討論。
張文提要說：「本文主要討論如下兩個問題：1，一黨專政的共產黨提出要黨內民主，有可能嗎？2，如果可能，它可否導致國家民主？對這兩個問題，我都給出可能的回答。」但是看畢全文，特別是結尾，張先生說：「最可怕的是另一種可能：所謂黨內民主的政改，最終極可能是空穴來風。現權力層對異己的壓制比過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封報之風空前激烈；對維權民運的民眾打壓之強和殘酷是空前的。這些事實都和民主政改相抵觸的。可見這個權力絕不可能自願進行民主政改。」又似乎和張先生「可能的回答」相矛盾。不幸的是，張先生最希望的可能並沒有出現；反而是最可怕的可能成了眾所周知的事實。
如果問「黨內民主好不好？」相信沒有人說「不好」；如果進一步問「黨內民主能不能推動國家民主？」相信也沒有人說「不能」。但問題是「黨內民主」在現實中根本看不到可能的希望，只剩下理論上可能性，正如張先生自己說的「這個權力絕不可能自願進行民主政改」，拿一個沒有多少現實意義的問題來討論，筆者擔心只會浪費時間，甚或會影響中國的民主進程。可能張先生會說這個權力還有可能「不自願」地進行民主改革，所以張文說「不能寄望於現執政層願意民主政改，而是寄望於民眾力量的獨立壯大，寄望於逼迫現權力層不得不違背意願進行民主政改的民眾壓力。」筆者認為，如果人民群眾對共產黨施壓，那就不是要求他實現什麼「黨內民主」了，我們需要的是國家民主！
現想就拙文「質疑黨內民主推動國家民主論」的主要觀點，進一步闡明如下：
一，黨內利益集團派別鬥爭不等於黨內民主
張先生的觀點是「從歷史現實思想理論推論，黨內不可能出現民主，……但是，如果從民主內在的邏輯來看則有可能。」「當兩個或以上的魔鬼爭奪權力或利益時，若他們不能互相吞併而採取協商妥協手段時，就可能出現民主(程序、制度)這就是民主內在發展邏輯。」
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正好是共產黨自己的寫照)；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說明了即使是毛澤東，也意識到同在一個黨內，不同的人總有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思想就必然會有派別、有鬥爭。
共產黨一成立就有黨內鬥爭，成立之初，也有過黨內民主。比如中共的一大到六大，都可暢所欲言，都有民主選舉，可以通過選舉罷免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相繼下台。可是，一到了毛澤東手裏，就只剩下黨內鬥爭而無黨內民主了。毛澤東所津津樂道的「黨內十一次路線鬥爭」，前面幾次確是通過民主選舉更換領導人，特別是所謂「挽救黨和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就是毛澤東利用躺在擔架上「長征」的機會，和因傷躺擔架的王稼祥、失意落魄的張聞天、加上一些井岡山舊部彭德懷等暗中串聯，在遵義會議上發難，看風使舵的周恩來賣身投靠，迫使書生博古和共產國際代表軍事顧問李德下台交權的。但從此之後所有的黨內鬥爭，王明、張国燾、高饒、彭黃張周、劉鄧陶、林彪、四人幫、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都是當權者(毛、鄧等)利用職權，沒有經過任何黨內討論選舉表決，甚至是通過宮廷政變罷免領導人的，完全違背黨內民主的原則，所以說有黨內鬥爭不等於有黨內民主。
歷史在發展，毛澤東時代那種高壓下的表面「高度一致」一去不返了。共產黨傳到第四代，隨著打天下的一輩「痞子」、「泥腿子」壽終正寢，已經從毛澤東一手遮天演變到群龍無首，加上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共產黨已經從一個政治團體演變成利益集團，黨內派別重重：團派、太子派、上海幫、廣東幫……，經常表現出不同的意見，各行其是。比如先前的陳良宇、現在的汪洋……黨內鬥爭有增無減，有目共睹。解決黨內矛盾的辦法，也從毛澤東的一言九鼎到鄧小平、陳雲以及「八老」的私下協商，到現在胡溫的各派討價還價。張先生所說的「當兩個或以上的魔鬼爭奪權力或利益」，「不能互相吞併而採取協商妥協手段」已經出現，但是，張先生說的「就可能出現民主(程序、制度)這就是民主內在發展邏輯。」則並沒有出現。比如說，鄧小平罷免前後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後，江澤民的上台就是鄧小平、陳雲私下協商，八老首肯而決定的；中共十七大胡錦濤想安插團派嫡系李克強接班，遭遇到江澤民上海幫、太子黨的激烈反對，於是各派密謀協商，折衷推出習近平、李克強「雙接班」。毛澤東的一錘定音固然是獨裁專制，鄧陳、胡江的私下協商也絕對不是「黨內民主」，因為都是少數幾個人的意志凌駕於數千萬黨員之上。
二，怎樣才算「黨內民主」？
筆者在「質文」中說「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黨內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權勢利益集團，近年來黨內(特別是高層)就各項方針政策產生不同意見」這是事實。問題是所有這些黨內鬥爭，都不是通過全體黨員、黨代表大會的充分討論、自由表達意見、民主表決選舉解決，而是通過不正當的權力手段解決的。比如胡耀邦、趙紫陽、陳希同、陳良宇……有像「遵義會議」那樣允許他們發表意見嗎？有允許黨代表自由發表意見嗎？有通過真正的黨內討論和表決嗎？對待黨內領導人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有關黨的方針路線了，所有這些關乎國家民族人民大眾命運的重要決定，都是一個人或者少數人說了算。迄今為止，中共的所謂「黨內民主」也僅僅是停留在少數名額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上，連越南共產黨的兩人競選總書記都做不到(即使如此，也不能算做「黨內民主」，越共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獨裁專制黨，不過比中共稍好一些而已——筆者註)；按照黨章，各省市的黨委書記均應由黨代會民主選舉產生，可是我們黨的欽差大臣滿天飛，汪洋、薄熙來、俞正聲等等地方大員，說放在哪裏就放在那裏，空降部隊，當地的省市黨委會毫無發言權，形同虛設，談何「黨內民主」？
上世紀四十年代胡適先生著文比較西方歐美式民主政黨和蘇聯中共德意納粹法西斯黨的區別，列出了民主政黨的四個要點是：
1.黨員可以隨時參加和退出，沒有固定的黨藉和人數可考；
2.黨員言論自由，投票採用無記名制；
3.黨內採取少數服從多數，同時尊重少數意見；
4.與其他政黨公平競爭，選舉失敗須和平移交政權。
對照中共，以上四條民主政黨基本標準，有哪一條做得到？既然一條都做不到，他根本就不配稱為「民主政黨」，換言之就是他根本就沒有「黨內民主」。哪一天他能做到好像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一樣，敞開大門，隨時進出，黨員暢所欲言，集體制定黨的方針路線、自由選舉黨領導人，總統候選人，那一天才能算有了「黨內民主」。
話說回來，如果中共真能做到以上四點，那就不單是黨內民主，而是國家民主了。因為一個如此開放民主的政黨，不可能有黨禁言禁，亦即一定會容許其他政黨存在，平等競爭，容許言論自由，這就已經是國家民主化了。退一步講，如果中共不惠澤其他政黨，既然中共的大門敞開，隨便進出，我們大家都可以進去，既然黨員言論自由，我們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既然民主選舉，大家都可以去投票，那不就是國家民主了嗎？筆者在「質文」裏說過：「一旦實現國家民主，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勢和地位就會完全喪失，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所謂黨內民主寄予什麼奢望。」
三，為什麼中共不可能民主化？
前面說過中共成立之初，確曾有過短暫的「黨內民主」，因為那時候整個中國的政治環境處於民主初升狀態，五四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共自然會受其影響，難以反其道而行之。但是，自從毛澤東上台以後中共就日益變成一個法西斯黨，當然也有他的外因和內因。外因主要是斯大林蘇共的壞榜樣，加上國內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缺乏實現民主憲政的客觀條件，國民黨也逐漸從一個民主政黨墮落成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黨。內因是中共黨員素質普遍低下，即使是領導層也不過是一些邊緣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人權憲政似懂非懂。特別是毛澤東出身於窮鄉僻壤的農家，本身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大半生戎馬生涯，根本沒有機會接觸中外現代文明，加上個人品質的嚴重缺陷，因此中共在他的領導下演變成一個空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黨，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現今中國已經傳到第四代，儘管黨員構成有了很大的變化，文化教育水準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畢竟和現代文明仍然相距甚遠。比如他們的領導層胡溫等等，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生，比起毛劉周朱這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邊緣知識分子，知識水準要高一些，但畢竟是國內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前輩一樣，對現代西方文明和民主憲政缺乏感性認識；相反，由於他們從懂事開始，就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之下，喝了太多的狼奶，中毒太深，時時事事而他的前輩作楷模、作準則，所以指望他們來實現黨內民主化、國家民主化是不現實的。
筆者在「質文」裏面提到的鄰國不丹，只有七十萬人口和四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近幾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封建王朝統治之下。他的新國王旺楚克在西方受教育，在西方國家生活了很長時間，親身體驗到民主憲政的優越，回國繼承皇位後，就決心放棄權力，實現國家民主化。可是國內連政黨都沒有，為了開展普選，設立議會，實現多黨競爭，才鼓勵人民成立政黨。如果要說民主化的客觀條件，中國比不丹不知要好多少倍了，不過要說主觀條件，領導人的素質，對民主憲政的認識，就比不上人家了。所以筆者認為，在胡溫這一代或者習李下一代，中共都沒有實現「黨內民主」的希望，等到受西方教育的新新一代上台，或許還有希望。
四，千萬不要寄希望於黨內民主
如前所述，既然中國現在和可見的將來，都沒有「黨內民主」的可能，我們為什麼還要一廂情願地望梅止渴呢？筆者在「質文」說過：黨內民主不等於國家民主、黨內民主不是實現國家民主的必經階段、反而是國家民主可以催生黨內民主，筆者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在該文裏，筆者舉出了同是中國人的台灣民主化為例。台灣之所以能夠實現國家民主化，並非因為執政的國民黨首先實現黨內民主化了，而是因為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形勢比人強。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對國民黨大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迫於島內民主訴求空前高漲，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得不順應時勢，開放黨禁言禁，舉行普選，先實現了國家民主化，國民黨在普選中落敗了，才知道痛改前非，對黨內厲行改革。在馬英九手上，將老邁的、習慣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台灣的民主進程表明，並不如大陸有些人提出的那樣，必須先實現「黨內民主」，才能實現國家民主。台灣人民更沒有讓國民黨長期享有政治特權，而是要求國民黨和其他政黨一起平等地參加普選，在敗選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實行黨內民主化。
所以大陸中國人也要集中力量推動國家民主化，千萬不要寄望於中共黨內民主，正如張三一言先生所說的：「不能寄望於現執政層願意民主政改，而是寄望於民眾力量的獨立壯大，寄望於逼迫現權力層不得不違背意願進行民主政改的民眾壓力。」從這一點上來說，筆者和張先生並無分歧。我希望中國人民明確目標，團結奮鬥，學習台灣人民，早日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化。
(寫於08年12月26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31日「民主中國」)
Wednesday, December 31, 2008
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完善自己——兼致余傑先生
前幾天(12月16日)在「議報」第385期看到了張三一言先生兩篇好文章：「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和「黨內民主可能導致國家民主」，前者很簡短，闡述對人對事的客觀多元分析的正確態度，與中國大陸數十年來主觀化、絕對化、非黑即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思維方法及態度完全不同，我非常同意也非常讚賞，在此談談我的看法。後者是對拙文「質疑黨內民主推動國家民主論」(見11月27日「民主中國」)的討論，儘管觀點有些不同，但我贊同張先生的理論分析。因為屬於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系列，因此將在「民主中國」「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和前瞻徵文」作答。鑒於很欣賞張先生的這兩篇文章，即時通過「開放」雜誌執行編輯蔡咏梅小姐，聯絡上張先生，電話中相談甚歡，受益匪淺，有些心得很願意在這裏和讀者分享。
張先生「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一文說：
……
当刘晓波以原始正义贬低杨佳时，我反对这个贬低；当他发起08宪章时，我支持他的正确做法。
当余杰把杨佳视作纳粹时，我反对这种歪曲行为；当他作一些有益自由民主的事时，我支持他的努力。
……
我支持的是他们的正当行为，反对的是他们的恶行。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和民主进程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个人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所以，我认为杨佳们有杨佳们的作用，刘晓波们（在反专制不反民众时）有刘晓波们的作用，都应该支持。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把杨佳和刘晓波对立起来；有此无彼。
我主张，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踩台、互不干预；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
这是我支持杨佳义行和刘晓波与他人一齐发起08宪章运动的理由。
我覺得張先生說得很對，筆者也有些話早就想說，一直沒有說出來。前幾天(12月19日)看到了余傑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見海外各大網站)：劉曉波先生這次發起「零八憲章」簽名、余傑先生從美國趕回、很多大陸人士真名簽署都很令人感佩。我也不應該怕得罪人，像張先生一樣，看到了民主運動的缺點就要指出來，供大家參考，希望有助於民主運動。
筆者一直很喜歡看余傑先生的文章，觀點鮮明、分析透徹、有理有據、特別是文字水準很高。但最近看到余先生「莫將罪犯當英雄」一文(見「開放」１１月號)，感到余先生是有些走火入魔「聰明反被聰明誤」了。余傑先生用西方現代的法律和道德標準以及基督教義衡量楊佳案，認為「不可殺人」是上帝的意旨，「楊佳也沒有殺人的權利，在此意義上，那些讚美殺人行為的人，與殺人者同一類了。」筆者不敢苟同。竊以為楊佳案與其說是一般的刑事案，不如說是政治案。他和中國大陸無日無之的殺人案不同的地方，就是案發的原因不是一般的經濟糾紛，矛盾衝突，更不是情殺、劫殺、謀殺……，他是由國家公器濫用公權力侵犯人身，而國家公民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產生的，案發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公器已經淪為惡器。在西方民主法治國家，公民尚且有「公民抗命」的權利抵抗惡法；在專制人治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容許楊佳「公民抗命」？如果要追究刑責，首先要追究的就是這些惡器惡法，其次才是追究楊佳；而在追究的過程中，必須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維護楊佳楊母的權益。可是，中國大陸對這兩點根本就做不到，完全本末倒置，這才是引起廣泛激烈民憤原因。關於此案，筆者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在此不贅，余先生有興趣討論的話，請查閱。筆者建議余先生不妨考慮一下，楊佳案發生後，網上數萬條跟貼、上海法院前近千人的集會、知名人士的聯名上書、海內外學者艾未未、何清漣、龍應台等的分析評論，難道都錯了嗎？人們譴責司法不公，不等於「讚美殺人」。令人驚喜的是，昨天(12月21日)看到余傑先生的新作「探訪劉霞受阻記」，文內說：「這些傢伙還算是人嗎？有這樣的警察，便會有楊佳那樣的反抗者。」如此看來，余傑先生是完全改變看法了。以余先生的聰明才智，本來不需要非要有切身之痛，才會有這樣的認識和感慨，若是真正的「人民的兒子」，想想中共統治六十年來死於無辜的數千萬寃魂，早就應該有此覺悟和認識了。
余傑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本來寫得十分正氣感人，可惜畫蛇添足地添了一段：「我在美國舊金山和洛杉磯地區訪問了若干華人教會……我認為憲章的最後定稿對於信仰與人權、憲政的關係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清晰的厘定，從而使得憲章“先天不足”」。「遺憾的是，在零八憲章中只有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建言與未來的政治格局的期望，而沒有對民主、憲政、人權、自由的根源作進一步探求，…….用無神論來反對無神論是不可能成功的。」「基督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因被造而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奴役其他人；而唯物主義認為，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因此可以被當作實現某一偉大理念的工具，甚至被作為犧牲品。」「要徹底改變由人的罪性帶來的專制與暴虐，便需要從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泥沼中抬起頭來仰望蒼穹以及創造蒼穹的上帝。」
竊以為余先生又一次為宗教信仰走火入魔了，照余先生的說法，零八憲章就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基督教義了。沒錯，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能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除了有法治之外，法律管制不到的地方，全靠人民大眾行善除惡的宗教信仰維持秩序，這正是中國大陸最缺乏的，也是現在毒貨泛濫的道德根源。但是，不能反過來說，只有全民都信仰基督教，才可以實現民主自由和人權。因為他們是普世價值，意思就是不分民族、階級、信仰……都普遍認同的，不是基督教徒的專利。人類社會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就會秩序大亂。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惡例，他批判數千年來人類共同認為好的善行，宣揚人類共同認為不好的惡行，價值觀道德觀的混亂，造成了共產中國六十年來的社會混亂，至今不但仍未得到平息，反而越演越烈。事實上，人類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很多宗教信仰：天主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猶太教、佛教……他們所信仰的神聖、他們的教義各不相同，但都是教人行善除惡的正教。有很多以這些宗教為主、為國教的國家和民族也都享有民主自由，並非只有基督教國家才有權享有民主自由。
共產黨之所以不把人當人看待，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人是猴子進化而來，而是因為他們信奉所謂「階級鬥爭」，把人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給某一些階級的人背上「原罪」，要從精神上肉體上消滅這些「敵人」。雖然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說：「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可是列寧毛澤東將「解放全人類」的過程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才上演了余傑先生所說的「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勞改營」這樣的人奴役人、人消滅人的慘劇。至於余先生說的「納粹德國奧斯威辛集中營」，筆者認為那也是因為希特勒奉行類似共產主義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實質是極端民族主義所做成的悲劇。而這些人間悲劇產生的原因，似乎與基督教認為上帝造人以及唯物主義認為猴子進化成人的分歧無關。竊以為民主自由人權屬於社會科學問題、人類起源則屬於自然科學問題，「零八憲章」是一篇中國人的政治宣言，余傑先生指責他沒有解決無神論這個「根本問題」，實在有些強人所難，更有些風牛馬不相及。憲章指出要有宗教信仰自由已經足夠，本身已經包括了有神論和無神論的信仰自由，而有神論者的信仰也包括各種不同的宗教，余傑先生以基督教為「大一統」，無形中就已經從另一個方向重復了共產黨的宗教專制。
余傑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另一個更大的錯誤之處是將法輪功置於對立面，余先生說：「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零八憲章”與海外法輪功群體所炮製的“九評共產黨”形成兩極狀態。……“九評共產黨”是毛時代語言方式與鬥爭哲學的殘留，是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儘管筆者完全理解余先生對“九評共產黨”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的批評，但是余先生使用了「炮製」一詞，表露了一種敵對的情緒，如同將楊佳比作希特勒一樣，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所說的「謙卑」嗎？(筆者揣測余先生的所謂「謙卑」僅僅是對耶蘇基督而言，對同樣是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就變成「驕橫」了)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站錯了立場」，這也是余傑先生經常與大多數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意見相左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對余傑先生提出批評，同時也是為什麼非常贊同張三一言先生所說的：「中國社會進步和民主進程不是任何一個派別或任何一個人的專利，而是全民的事業。……我主張，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踩台、互不干預；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因為筆者認為，這才是對待民主事業的正確態度。
以上所說的其實都是不同觀點的討論，余傑先生有不同的觀點很正常，大家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找出正確的答案，為中國民主化出一份力。可是如果付諸行動，特別是代表一個組織，就會給民主化進程帶來了危害。一位香港作家曾經和我談起有朋友鼓勵和介紹他參加「獨立中文筆會」，但是他對余先生白宮拒郭行為非常不滿，所以婉拒參加；無獨有偶，前兩年我也遇到過同樣的事情，也是因為對余先生的行為很不認同，所以也婉拒參加，而選擇了「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前身是蔡元培、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先生在中國大陸創辦的「國際筆會中國筆會」)。因為我覺得，如果參加一個組織，不但意味著認同這個組織的章程，而且意味著認同其領導人的作法。竊以為布殊總統在白宮會見在華盛頓的大陸民運人士，是表達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是送給全中國人民的禮物，不是給余先生一個人的榮耀，余先生當時的行為以及事後文過飾非的強辯，給人的印象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紅衛兵作風，「窩裏鬥」居然鬥到美國白宮，太丟臉了！令我覺得無法接受。當時一個美國朋友對我說：「They know what is undemocratic,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democracy is.」(他們知道什麼是不民主，但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可見，余先生的行為已經影響到「獨立中文筆會」的信譽，如果有機會像毛澤東一樣處於權力頂峰，這種毛澤東式的作派就勢必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禍害。
劉曉波、余傑先生等國內青年才俊，代表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和未來，任重而道遠，所以筆者才不揣冒昧提出以上的個人看法，衷心希望中國民主化少走彎路，早日成功。無論如何，筆者十分贊同今天曾節明先生在「議報」第386期上「劉曉波的可貴精神和自我超越」一文所說：「余傑有些行為雖然很不好，但他畢竟是反專制的，他能夠在國內吸引大批粉絲，其啟蒙作用是不能抹殺的。」更加同意曾先生說的：「國內反對派才是反專制的主力軍。」筆者衷心希望余傑先生吸取深刻的教訓，大家一起共同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學習民主，完善自己，不知余傑先生以為然否？
(寫於08年12月2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8年12月30日「縱覽中國」)
張先生「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一文說：
……
当刘晓波以原始正义贬低杨佳时，我反对这个贬低；当他发起08宪章时，我支持他的正确做法。
当余杰把杨佳视作纳粹时，我反对这种歪曲行为；当他作一些有益自由民主的事时，我支持他的努力。
……
我支持的是他们的正当行为，反对的是他们的恶行。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和民主进程不是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个人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所以，我认为杨佳们有杨佳们的作用，刘晓波们（在反专制不反民众时）有刘晓波们的作用，都应该支持。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把杨佳和刘晓波对立起来；有此无彼。
我主张，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踩台、互不干预；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
这是我支持杨佳义行和刘晓波与他人一齐发起08宪章运动的理由。
我覺得張先生說得很對，筆者也有些話早就想說，一直沒有說出來。前幾天(12月19日)看到了余傑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見海外各大網站)：劉曉波先生這次發起「零八憲章」簽名、余傑先生從美國趕回、很多大陸人士真名簽署都很令人感佩。我也不應該怕得罪人，像張先生一樣，看到了民主運動的缺點就要指出來，供大家參考，希望有助於民主運動。
筆者一直很喜歡看余傑先生的文章，觀點鮮明、分析透徹、有理有據、特別是文字水準很高。但最近看到余先生「莫將罪犯當英雄」一文(見「開放」１１月號)，感到余先生是有些走火入魔「聰明反被聰明誤」了。余傑先生用西方現代的法律和道德標準以及基督教義衡量楊佳案，認為「不可殺人」是上帝的意旨，「楊佳也沒有殺人的權利，在此意義上，那些讚美殺人行為的人，與殺人者同一類了。」筆者不敢苟同。竊以為楊佳案與其說是一般的刑事案，不如說是政治案。他和中國大陸無日無之的殺人案不同的地方，就是案發的原因不是一般的經濟糾紛，矛盾衝突，更不是情殺、劫殺、謀殺……，他是由國家公器濫用公權力侵犯人身，而國家公民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產生的，案發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公器已經淪為惡器。在西方民主法治國家，公民尚且有「公民抗命」的權利抵抗惡法；在專制人治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不容許楊佳「公民抗命」？如果要追究刑責，首先要追究的就是這些惡器惡法，其次才是追究楊佳；而在追究的過程中，必須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維護楊佳楊母的權益。可是，中國大陸對這兩點根本就做不到，完全本末倒置，這才是引起廣泛激烈民憤原因。關於此案，筆者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在此不贅，余先生有興趣討論的話，請查閱。筆者建議余先生不妨考慮一下，楊佳案發生後，網上數萬條跟貼、上海法院前近千人的集會、知名人士的聯名上書、海內外學者艾未未、何清漣、龍應台等的分析評論，難道都錯了嗎？人們譴責司法不公，不等於「讚美殺人」。令人驚喜的是，昨天(12月21日)看到余傑先生的新作「探訪劉霞受阻記」，文內說：「這些傢伙還算是人嗎？有這樣的警察，便會有楊佳那樣的反抗者。」如此看來，余傑先生是完全改變看法了。以余先生的聰明才智，本來不需要非要有切身之痛，才會有這樣的認識和感慨，若是真正的「人民的兒子」，想想中共統治六十年來死於無辜的數千萬寃魂，早就應該有此覺悟和認識了。
余傑先生「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一文，本來寫得十分正氣感人，可惜畫蛇添足地添了一段：「我在美國舊金山和洛杉磯地區訪問了若干華人教會……我認為憲章的最後定稿對於信仰與人權、憲政的關係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清晰的厘定，從而使得憲章“先天不足”」。「遺憾的是，在零八憲章中只有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建言與未來的政治格局的期望，而沒有對民主、憲政、人權、自由的根源作進一步探求，…….用無神論來反對無神論是不可能成功的。」「基督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因被造而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奴役其他人；而唯物主義認為，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因此可以被當作實現某一偉大理念的工具，甚至被作為犧牲品。」「要徹底改變由人的罪性帶來的專制與暴虐，便需要從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泥沼中抬起頭來仰望蒼穹以及創造蒼穹的上帝。」
竊以為余先生又一次為宗教信仰走火入魔了，照余先生的說法，零八憲章就不是政治宣言而是基督教義了。沒錯，西方民主國家之所以能政治穩定、經濟繁榮，除了有法治之外，法律管制不到的地方，全靠人民大眾行善除惡的宗教信仰維持秩序，這正是中國大陸最缺乏的，也是現在毒貨泛濫的道德根源。但是，不能反過來說，只有全民都信仰基督教，才可以實現民主自由和人權。因為他們是普世價值，意思就是不分民族、階級、信仰……都普遍認同的，不是基督教徒的專利。人類社會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就會秩序大亂。毛澤東就是一個典型的惡例，他批判數千年來人類共同認為好的善行，宣揚人類共同認為不好的惡行，價值觀道德觀的混亂，造成了共產中國六十年來的社會混亂，至今不但仍未得到平息，反而越演越烈。事實上，人類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很多宗教信仰：天主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猶太教、佛教……他們所信仰的神聖、他們的教義各不相同，但都是教人行善除惡的正教。有很多以這些宗教為主、為國教的國家和民族也都享有民主自由，並非只有基督教國家才有權享有民主自由。
共產黨之所以不把人當人看待，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人是猴子進化而來，而是因為他們信奉所謂「階級鬥爭」，把人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給某一些階級的人背上「原罪」，要從精神上肉體上消滅這些「敵人」。雖然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也說：「無產階級要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可是列寧毛澤東將「解放全人類」的過程發展成「無產階級專政」，於是才上演了余傑先生所說的「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和中國的勞改營」這樣的人奴役人、人消滅人的慘劇。至於余先生說的「納粹德國奧斯威辛集中營」，筆者認為那也是因為希特勒奉行類似共產主義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實質是極端民族主義所做成的悲劇。而這些人間悲劇產生的原因，似乎與基督教認為上帝造人以及唯物主義認為猴子進化成人的分歧無關。竊以為民主自由人權屬於社會科學問題、人類起源則屬於自然科學問題，「零八憲章」是一篇中國人的政治宣言，余傑先生指責他沒有解決無神論這個「根本問題」，實在有些強人所難，更有些風牛馬不相及。憲章指出要有宗教信仰自由已經足夠，本身已經包括了有神論和無神論的信仰自由，而有神論者的信仰也包括各種不同的宗教，余傑先生以基督教為「大一統」，無形中就已經從另一個方向重復了共產黨的宗教專制。
余傑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另一個更大的錯誤之處是將法輪功置於對立面，余先生說：「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零八憲章”與海外法輪功群體所炮製的“九評共產黨”形成兩極狀態。……“九評共產黨”是毛時代語言方式與鬥爭哲學的殘留，是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儘管筆者完全理解余先生對“九評共產黨”在文體、文風及思維方式上的批評，但是余先生使用了「炮製」一詞，表露了一種敵對的情緒，如同將楊佳比作希特勒一樣，難道這就是余先生所說的「謙卑」嗎？(筆者揣測余先生的所謂「謙卑」僅僅是對耶蘇基督而言，對同樣是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就變成「驕橫」了)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站錯了立場」，這也是余傑先生經常與大多數反專制爭民主的朋友意見相左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對余傑先生提出批評，同時也是為什麼非常贊同張三一言先生所說的：「中國社會進步和民主進程不是任何一個派別或任何一個人的專利，而是全民的事業。……我主張，最低限度大家各做各的互不踩台、互不干預；最佳的是各方互相配合。」，因為筆者認為，這才是對待民主事業的正確態度。
以上所說的其實都是不同觀點的討論，余傑先生有不同的觀點很正常，大家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找出正確的答案，為中國民主化出一份力。可是如果付諸行動，特別是代表一個組織，就會給民主化進程帶來了危害。一位香港作家曾經和我談起有朋友鼓勵和介紹他參加「獨立中文筆會」，但是他對余先生白宮拒郭行為非常不滿，所以婉拒參加；無獨有偶，前兩年我也遇到過同樣的事情，也是因為對余先生的行為很不認同，所以也婉拒參加，而選擇了「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前身是蔡元培、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先生在中國大陸創辦的「國際筆會中國筆會」)。因為我覺得，如果參加一個組織，不但意味著認同這個組織的章程，而且意味著認同其領導人的作法。竊以為布殊總統在白宮會見在華盛頓的大陸民運人士，是表達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是送給全中國人民的禮物，不是給余先生一個人的榮耀，余先生當時的行為以及事後文過飾非的強辯，給人的印象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紅衛兵作風，「窩裏鬥」居然鬥到美國白宮，太丟臉了！令我覺得無法接受。當時一個美國朋友對我說：「They know what is undemocratic,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democracy is.」(他們知道什麼是不民主，但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可見，余先生的行為已經影響到「獨立中文筆會」的信譽，如果有機會像毛澤東一樣處於權力頂峰，這種毛澤東式的作派就勢必會給中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禍害。
劉曉波、余傑先生等國內青年才俊，代表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和未來，任重而道遠，所以筆者才不揣冒昧提出以上的個人看法，衷心希望中國民主化少走彎路，早日成功。無論如何，筆者十分贊同今天曾節明先生在「議報」第386期上「劉曉波的可貴精神和自我超越」一文所說：「余傑有些行為雖然很不好，但他畢竟是反專制的，他能夠在國內吸引大批粉絲，其啟蒙作用是不能抹殺的。」更加同意曾先生說的：「國內反對派才是反專制的主力軍。」筆者衷心希望余傑先生吸取深刻的教訓，大家一起共同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學習民主，完善自己，不知余傑先生以為然否？
(寫於08年12月2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8年12月30日「縱覽中國」)
也說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
(廣州)回頭
(這是我幫朋友歐先生改寫的文章，他在「爭鳴」等雜誌發表過多篇文章——李大立註)
時至今日，民主自由已是普世價值，連不丹這樣的小王國都民主化了。鑒於國內外要求民主的呼聲高漲，溫家寶不得不承認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可是，中共黨刋「求是」雜誌隨即發表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權不是“普世价值”」的文章，語氣強硬地聲稱「宣揚普世價值不是什麼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目的」、「既然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贊成或沒有實行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怎麼能說是普世的呢？」他們實在太不知羞恥了！事實上，今天在中國大陸不罵共產黨的人幾乎沒有，起碼已經很少；不要民主自由的人也幾乎沒有，起碼已經很少。所以中共「求是」雜誌所說的「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贊成……」完全是胡扯！但他說「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沒有實行」倒是事實，這恰恰說明了中共權力集團與民意為敵。
在中國，你一說民主、自由，就會有人站出來教訓你，「民主、自由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誰說過民主自由由是絕對的了？他們相對什麼？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前，為了爭取民心，打出民主自由的旗號，那時他們可從來沒有說過「民主自由是相對的」。一旦奪得政權以後，就強調「民主自由不是絕對的」，其用心就是要收回他們曾經對億萬群眾的莊嚴承諾，剝奪人民大眾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做他們獨裁專制政權的順民。
關於民主和自由，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有一段經典的說法：「民主集中制是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指導原則，要創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按照共產黨的說法：民主相對集中而言，名為「民主集中制」。為了集中才要民主，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連中共特務頭子康生都說過：「民主集中制，關鍵在集中。」言下之意，民主不過是招牌，集中才是實質。什麼是集中？集中就是共產黨領導。共產黨說他們「三個代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可以為民作主，所以，共產黨執政就已經「體現了最大的民主」。在這種共產黨包辦一切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共產黨統治近六十年的歷史事實証明了這一點，毛澤東的說詞不過是自相矛盾和白日做夢。他們冠冕堂皇地說：走群眾路線，聽取群眾意見，集思廣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然后把正確意見集中起來，形成一股力量，由共產黨領導人民去作戰和建設。根據他們的理解，這就是他們的所謂「民主」了，就如同他們恬不知恥地宣稱「吃飯就是最大的人權」一樣無知無恥，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什麼是民主！
同時，共產黨認為，自由是相對紀律而言。紀律是目的，自由是手段。什麼是紀律？紀律就是「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在黨內有「鐵的紀律」，一旦加入共產黨，就等於簽了「生死契約」，就算是不再認同黨的主張，也不可以退出，否則就成了「革命叛徒」，惹來殺身之禍。當年周恩來康生指揮「紅隊」殘忍地殺害顧順章全家大小連保姆在內十三口，就是例證。林彪有句名言：誰要是反對毛澤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總之，在共產黨看來，全體共產黨員，甚至全國人民都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馴服工具」，完全沒有個人思想和自由。共產黨執政後，剝奪了幾乎全體公民所有的個人自由：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自由……，甚至擇偶自由都受到了嚴重的干預，幾十年來，造成了一個全世界最大最殘酷最黑暗的奴隸社會。
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民主憲政與專制獨裁之間有著根本的，截然不同的立場和觀點。
民主憲政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也和對世間其他所有事物一樣，認為都是相對的，從來沒有認為民主和自由是絕對的。在民主國家裏雖然沒有「集中」和「紀律」這樣的名詞和概念。但是他們的民主自由也是通過「相對」的機制和法制實現的：
一，民主不但是一種政治理念，更是一種管治國家的方法，它需要通過一定的機制來體現：比如定期普選總統、議會和地方政府，通過立法司法機關制衡他們的權力、通過輿論監督他們的運作。因為以民為主來管治國家，不等於說每個公民都執政，於是須要集中一下，普選出一位執政者為大家服務，讓這位執政者貫徹人民的意志，既有發揮個人天才的權限又同時受大家嚴格監督，如果大眾不滿意，就讓他下台，這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實現民主的方法。
二，個人自由也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它必須以不侵害別人的自由為原則。為了社會公眾都享有自由的權利，需要有合理的約束，於是需要集中公民的意志訂立公正嚴明的法律。為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必須人人服從法律（紀律），所以，只有法治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從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民主憲政對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關係的看法，和獨裁專制完全相反。正確的看法應該是：集中是相對民主而言，為了民主才要集中，民主是目的，集中為手段；紀律相對自由而言，為了自由才要紀律，自由是目的，紀律為自由服務。
在中國，說起民主自由，還有一些人會這樣教訓你：「民主自由是西方的東西，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獨裁專制的共產黨，除了玩弄什麼「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個人自由服從集體」這種偷換概念，愚弄民眾，實質上扼殺民主自由的卑鄙手段之外，他們還一直宣稱民主自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是虛偽的；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才是真實的，「西方民主」成了獨裁者否認民主最常用的說法。其實，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他們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是全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人為地把他分為西方東方，既無知又無聊。
民主自由並不僅僅屬於西方國家，東方國家中也有很多民主國家：日本、韓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中國人的台灣、前共產國家蒙古、甚至連小國不丹都已紛紛走上民主之途。只不過是因為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相比，政治經濟發展比較晚，很多國家曾經長期被封建王朝統治，有些國家和地區曾經是殖民地，所以產生一種錯覺而已。西方國家也不全都是民主國家，其中經濟落後的蘇聯、東歐都曾經被共產專制長期統治過，西半球的古巴至今仍然是專制國家，並且是唯一被孤立在美洲經濟共同體外的國家。所以說，共產黨將民主自由分成東方西方與世界現實也不相符。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中你聽不到任何「爭取民主」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公民都自由地充分地行使著他們法定的權利，他們可以定期選舉，他們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可以監督政府，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只要不影響別人。相反，從蘇聯東歐到中國朝鮮、古巴越南，雖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憲法」也明文載有各種自由，可是，那裏的人民沒有一丁點民主自由權利，他們遭受著思想和行為的奴役，這些國家都成了臭名昭著的專制極權國家。
在我們這樣年齡的人都知道，在中國這叫「人民民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全體公民分為「人民」和「敵人」兩種，地富反壞右資……都帶有「原罪」，都屬於「敵人」，被「人民」實行專政，被剝奪一切權利。而所謂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權利，也不過是在官辦的「選舉」中扮演選舉機器的角色，他們的個人自由則同樣被剝奪殆盡。毛澤東想當然地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最廣泛的民主」。可惜，歷史的發展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蒙古的人民都把「自己的政權」給推翻了，他們都不願意要這種「真民主」了、都不願意再當這樣的「國家主人」了；而寧願接受西方國家的「假民主」、寧願當一個普通的「國家公民」。趙紫陽曾經說過：「西方國家也沒有絕對的自由，美國總統在交通紅燈面前也要停車。」可見這些土共連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法律？都搞不清楚，他們以為只有好像在中國大陸，大官出巡，空中禁飛，火車汽車停駛，前呼後擁，一路綠燈才是「絕對自由」！？和這些土包子討論民主和自由簡直是對牛彈琴！
共產黨的本質就是一個流氓武裝集團，他們暴力奪取政權的歷史，注定了他們必然會使用一切包括武力的和非武力的手段，去維護他們的專制極權。事實勝於雄辯 ，共產黨敵視民主自由，不過是為了維持他們搖搖欲墜的專制極權，任何狡辯都欺騙不了人民。共產黨最失敗的地方，就是視億萬民眾為阿斗，以為可以隨便欺騙，隨便指使，他們忘記了祖師爺毛澤東的教訓：「人民群眾才是真正英雄。」
(2008年11月20日廣州)
(首刋於08年12月15日第385期「議報」)
(這是我幫朋友歐先生改寫的文章，他在「爭鳴」等雜誌發表過多篇文章——李大立註)
時至今日，民主自由已是普世價值，連不丹這樣的小王國都民主化了。鑒於國內外要求民主的呼聲高漲，溫家寶不得不承認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可是，中共黨刋「求是」雜誌隨即發表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權不是“普世价值”」的文章，語氣強硬地聲稱「宣揚普世價值不是什麼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目的」、「既然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贊成或沒有實行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怎麼能說是普世的呢？」他們實在太不知羞恥了！事實上，今天在中國大陸不罵共產黨的人幾乎沒有，起碼已經很少；不要民主自由的人也幾乎沒有，起碼已經很少。所以中共「求是」雜誌所說的「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不贊成……」完全是胡扯！但他說「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沒有實行」倒是事實，這恰恰說明了中共權力集團與民意為敵。
在中國，你一說民主、自由，就會有人站出來教訓你，「民主、自由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誰說過民主自由由是絕對的了？他們相對什麼？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前，為了爭取民心，打出民主自由的旗號，那時他們可從來沒有說過「民主自由是相對的」。一旦奪得政權以後，就強調「民主自由不是絕對的」，其用心就是要收回他們曾經對億萬群眾的莊嚴承諾，剝奪人民大眾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做他們獨裁專制政權的順民。
關於民主和自由，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有一段經典的說法：「民主集中制是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重要指導原則，要創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按照共產黨的說法：民主相對集中而言，名為「民主集中制」。為了集中才要民主，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連中共特務頭子康生都說過：「民主集中制，關鍵在集中。」言下之意，民主不過是招牌，集中才是實質。什麼是集中？集中就是共產黨領導。共產黨說他們「三個代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可以為民作主，所以，共產黨執政就已經「體現了最大的民主」。在這種共產黨包辦一切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共產黨統治近六十年的歷史事實証明了這一點，毛澤東的說詞不過是自相矛盾和白日做夢。他們冠冕堂皇地說：走群眾路線，聽取群眾意見，集思廣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然后把正確意見集中起來，形成一股力量，由共產黨領導人民去作戰和建設。根據他們的理解，這就是他們的所謂「民主」了，就如同他們恬不知恥地宣稱「吃飯就是最大的人權」一樣無知無恥，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什麼是民主！
同時，共產黨認為，自由是相對紀律而言。紀律是目的，自由是手段。什麼是紀律？紀律就是「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在黨內有「鐵的紀律」，一旦加入共產黨，就等於簽了「生死契約」，就算是不再認同黨的主張，也不可以退出，否則就成了「革命叛徒」，惹來殺身之禍。當年周恩來康生指揮「紅隊」殘忍地殺害顧順章全家大小連保姆在內十三口，就是例證。林彪有句名言：誰要是反對毛澤東，「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總之，在共產黨看來，全體共產黨員，甚至全國人民都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馴服工具」，完全沒有個人思想和自由。共產黨執政後，剝奪了幾乎全體公民所有的個人自由：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自由……，甚至擇偶自由都受到了嚴重的干預，幾十年來，造成了一個全世界最大最殘酷最黑暗的奴隸社會。
對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民主憲政與專制獨裁之間有著根本的，截然不同的立場和觀點。
民主憲政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也和對世間其他所有事物一樣，認為都是相對的，從來沒有認為民主和自由是絕對的。在民主國家裏雖然沒有「集中」和「紀律」這樣的名詞和概念。但是他們的民主自由也是通過「相對」的機制和法制實現的：
一，民主不但是一種政治理念，更是一種管治國家的方法，它需要通過一定的機制來體現：比如定期普選總統、議會和地方政府，通過立法司法機關制衡他們的權力、通過輿論監督他們的運作。因為以民為主來管治國家，不等於說每個公民都執政，於是須要集中一下，普選出一位執政者為大家服務，讓這位執政者貫徹人民的意志，既有發揮個人天才的權限又同時受大家嚴格監督，如果大眾不滿意，就讓他下台，這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實現民主的方法。
二，個人自由也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它必須以不侵害別人的自由為原則。為了社會公眾都享有自由的權利，需要有合理的約束，於是需要集中公民的意志訂立公正嚴明的法律。為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必須人人服從法律（紀律），所以，只有法治社會，才會有真正的自由。
從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民主憲政對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關係的看法，和獨裁專制完全相反。正確的看法應該是：集中是相對民主而言，為了民主才要集中，民主是目的，集中為手段；紀律相對自由而言，為了自由才要紀律，自由是目的，紀律為自由服務。
在中國，說起民主自由，還有一些人會這樣教訓你：「民主自由是西方的東西，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獨裁專制的共產黨，除了玩弄什麼「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個人自由服從集體」這種偷換概念，愚弄民眾，實質上扼殺民主自由的卑鄙手段之外，他們還一直宣稱民主自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是虛偽的；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才是真實的，「西方民主」成了獨裁者否認民主最常用的說法。其實，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他們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是全人類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人為地把他分為西方東方，既無知又無聊。
民主自由並不僅僅屬於西方國家，東方國家中也有很多民主國家：日本、韓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中國人的台灣、前共產國家蒙古、甚至連小國不丹都已紛紛走上民主之途。只不過是因為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相比，政治經濟發展比較晚，很多國家曾經長期被封建王朝統治，有些國家和地區曾經是殖民地，所以產生一種錯覺而已。西方國家也不全都是民主國家，其中經濟落後的蘇聯、東歐都曾經被共產專制長期統治過，西半球的古巴至今仍然是專制國家，並且是唯一被孤立在美洲經濟共同體外的國家。所以說，共產黨將民主自由分成東方西方與世界現實也不相符。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中你聽不到任何「爭取民主」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公民都自由地充分地行使著他們法定的權利，他們可以定期選舉，他們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可以監督政府，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只要不影響別人。相反，從蘇聯東歐到中國朝鮮、古巴越南，雖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憲法」也明文載有各種自由，可是，那裏的人民沒有一丁點民主自由權利，他們遭受著思想和行為的奴役，這些國家都成了臭名昭著的專制極權國家。
在我們這樣年齡的人都知道，在中國這叫「人民民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將全體公民分為「人民」和「敵人」兩種，地富反壞右資……都帶有「原罪」，都屬於「敵人」，被「人民」實行專政，被剝奪一切權利。而所謂的「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權利，也不過是在官辦的「選舉」中扮演選舉機器的角色，他們的個人自由則同樣被剝奪殆盡。毛澤東想當然地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最廣泛的民主」。可惜，歷史的發展打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蒙古的人民都把「自己的政權」給推翻了，他們都不願意要這種「真民主」了、都不願意再當這樣的「國家主人」了；而寧願接受西方國家的「假民主」、寧願當一個普通的「國家公民」。趙紫陽曾經說過：「西方國家也沒有絕對的自由，美國總統在交通紅燈面前也要停車。」可見這些土共連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法律？都搞不清楚，他們以為只有好像在中國大陸，大官出巡，空中禁飛，火車汽車停駛，前呼後擁，一路綠燈才是「絕對自由」！？和這些土包子討論民主和自由簡直是對牛彈琴！
共產黨的本質就是一個流氓武裝集團，他們暴力奪取政權的歷史，注定了他們必然會使用一切包括武力的和非武力的手段，去維護他們的專制極權。事實勝於雄辯 ，共產黨敵視民主自由，不過是為了維持他們搖搖欲墜的專制極權，任何狡辯都欺騙不了人民。共產黨最失敗的地方，就是視億萬民眾為阿斗，以為可以隨便欺騙，隨便指使，他們忘記了祖師爺毛澤東的教訓：「人民群眾才是真正英雄。」
(2008年11月20日廣州)
(首刋於08年12月15日第385期「議報」)
Sunday, December 21, 2008
我們每個人都欠下了他一份人情
楊佳案發生後，筆者不揣拙劣寫了幾篇文章，發表於香港「爭鳴」雜誌及海外網站，想為楊佳及楊母討個公道。數十名知名學者教授聯名上書，呼龥特赦楊佳，大家都希望中共當局能聽到民眾的呼聲，考慮民意，將此案作為特殊案件處理(該案集中地突顯了當今大陸激烈的社會矛盾，屬於典型案例，具廣泛的代表性，其政治含意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著名學者何清漣認為：「楊佳案承載了太多的民意，民意希望當局通過此案認真檢討政府罔顧民生，迷信暴力的過錯。」該案辯護律師劉原引述「某著名法學專家」的話說：「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分析以及在制度層面進行推敲的典型事件。」可惜，胡溫政權不改以往毛澤東時代那種無法無天「從快從嚴」的法外手段，匆匆處死楊佳，留下了許多永遠無法解釋的疑點污點，對此當局連一個「說法」都沒有，何以服人？中共這樣做，不但自摑「依法執政」的耳光，更激起了新的民憤。別看一時半會似乎風平浪靜，其實，仇恨的種子已經深深地埋在廣大民眾的心中，用陳毅的話來說就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條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中共當局簽過字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不久前，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先生還說：「判不判死刑的三條標準，其中一條是“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那麼，上海法院前近千人的集會、網絡上數萬條跟貼、知名人士的聯名上書、海內外輿論清楚表達的意向，難道還不代表「人民群眾的感覺」？！
據海外消息報道，楊佳26日被祕密處死，中國大陸各主要網站被全面封鎖消息，只有騰訊網在當天11時登出消息，網友評論隨即一發不可收拾，僅一小時，飊升超過九萬一千條，被官方刪剩七十一條，可是就在這區區七十一條裏，也不完全是為官方說話。網友搶救下來的跟貼有：「楊佳死，中國亡」、「今天為楊佳送行，明天為中共送葬」、「楊佳為民族覺醒拉開了鐵幕」、「一個楊佳倒下了，千萬個楊佳站起來」、「楊佳不愧為時代英雄」……。其中最令筆者感動的一條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欠下他一份人情。」
是的，在今天中國特殊的環境下，發生了特殊的楊佳案，正如中國大陸劉水先生在「楊佳撬動了制度轉型的歷史車輪」一文中所說：「中國制度轉型已經和將有許多推動者，推動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楊佳無意間將中國制度轉型的急迫性重重地推了一把，非常悲壯！」上海訪民們在楊佳被處死之後，發起一連串的相關活動。曾經遭受過員警暴行的訪民中，有的為他籌錢募捐，有的打算發起遊行請願，要求北京當局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撤職。 訪民徐潔琴、張雪琴向海外傳媒表示：「我們上海好多訪民為他抱不平，所以都捐了款，會送到他母親手中，儘管錢不多，代表了我們上海人民的心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同情楊佳？是因為大陸警察對人民群眾太凶殘，太不講道理。不要說國內同胞了，筆者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警方的無能無禮也有親身的體會。
前幾年，筆者在紐約因文字來往，認識了一位來自湖南，在紐約辦華文雜誌的劉姓大陸朋友。筆者因事回香港，委託他代為收取餐館買賣尾款四萬多美金。誰知他竟將委託書交給其弟冒名收取款項並在賭場全部輸光，騙我說將長沙的祖屋賣掉以後還款給我。可是兩年多過去了，他弟弟居然躲在長沙逃避美國法律追究。我在香港找到國際刑警中心要求協助，雖然該案犯事人及犯案地點均與香港無關，但仍然得到該中心的幫助。發出公函與北京公安部及湖南省公安廳聯絡，可惜石沉大海。幾個月後他們建議我以受害人名義寫信給北京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廳，同樣杳無音訊。近年來不少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犯罪分子「著草」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一方面對遵紀守法的老百姓如狼似虎，一面又成了這些海外犯罪分子避難的天堂。美國及香港與中國大陸完全相反，在這些法治之區，所有的政府機構均自視人民公僕，如果你給政府部門去信，無論結果如何，總能得到禮貌的答覆。就算有平民寫信給美國總統，一定會得到總統祕書的回覆，甚至有時候會得到美國總統親筆簽名的覆信。可是在中國大陸，所有的政府機構都把自己看作是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老爺。甚至以為香港已經回歸了，變成了中央政府的下屬，所以連香港政府機構的公函都可以置之不理。對海外機構和海外華人尚且如此，連最起碼禮貌都不懂，連最起碼的尊重都沒有，那就更不用說他們是怎樣對待大陸的老百姓了。單是上海一地，被強迫拆遷而打死的老百姓，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多個，有些在住所掛出了白布造的「寃」字旗。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和他們的合理要求，在這些人眼裏一錢不值，這就是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楊佳案，將來還會不斷發生更多的楊佳案的根本原因。中共一黨專制的社會制度一天不變，「國家機器」公安警察對人民群眾的惡劣態度一天不變，這樣的警民衝突案就一天都不會平息，所謂「和諧社會」永遠都只是一句空話。
楊佳父母親的公開信，特別是說到「代表楊佳在天之靈，跪謝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楊佳的人……」閱之催人淚下。其實，應該是我們全體中國人感謝楊佳才對，正如大陸作者彭嘉睦說：「虽然杨佳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影响并没有消 失。杨佳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在对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绝望后选择用暴力反抗专制统治者一个象征。」又如石家莊一個遭受監視的異議人士對海外傳媒說：「楊佳真好，他殺了警察以後，警察對我客氣多了」。楊佳代表了全中國受歧視、虐待和壓迫的老百姓，向極權政府發出生命的警告，為全中國人民的人權獻出了生命，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感謝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欠下了他的一份人情。
(寫於08年12月1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20日「縱覽中國」)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條規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中共當局簽過字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不偏不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不久前，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先生還說：「判不判死刑的三條標準，其中一條是“要以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感覺為依據”。」那麼，上海法院前近千人的集會、網絡上數萬條跟貼、知名人士的聯名上書、海內外輿論清楚表達的意向，難道還不代表「人民群眾的感覺」？！
據海外消息報道，楊佳26日被祕密處死，中國大陸各主要網站被全面封鎖消息，只有騰訊網在當天11時登出消息，網友評論隨即一發不可收拾，僅一小時，飊升超過九萬一千條，被官方刪剩七十一條，可是就在這區區七十一條裏，也不完全是為官方說話。網友搶救下來的跟貼有：「楊佳死，中國亡」、「今天為楊佳送行，明天為中共送葬」、「楊佳為民族覺醒拉開了鐵幕」、「一個楊佳倒下了，千萬個楊佳站起來」、「楊佳不愧為時代英雄」……。其中最令筆者感動的一條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欠下他一份人情。」
是的，在今天中國特殊的環境下，發生了特殊的楊佳案，正如中國大陸劉水先生在「楊佳撬動了制度轉型的歷史車輪」一文中所說：「中國制度轉型已經和將有許多推動者，推動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楊佳無意間將中國制度轉型的急迫性重重地推了一把，非常悲壯！」上海訪民們在楊佳被處死之後，發起一連串的相關活動。曾經遭受過員警暴行的訪民中，有的為他籌錢募捐，有的打算發起遊行請願，要求北京當局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撤職。 訪民徐潔琴、張雪琴向海外傳媒表示：「我們上海好多訪民為他抱不平，所以都捐了款，會送到他母親手中，儘管錢不多，代表了我們上海人民的心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同情楊佳？是因為大陸警察對人民群眾太凶殘，太不講道理。不要說國內同胞了，筆者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警方的無能無禮也有親身的體會。
前幾年，筆者在紐約因文字來往，認識了一位來自湖南，在紐約辦華文雜誌的劉姓大陸朋友。筆者因事回香港，委託他代為收取餐館買賣尾款四萬多美金。誰知他竟將委託書交給其弟冒名收取款項並在賭場全部輸光，騙我說將長沙的祖屋賣掉以後還款給我。可是兩年多過去了，他弟弟居然躲在長沙逃避美國法律追究。我在香港找到國際刑警中心要求協助，雖然該案犯事人及犯案地點均與香港無關，但仍然得到該中心的幫助。發出公函與北京公安部及湖南省公安廳聯絡，可惜石沉大海。幾個月後他們建議我以受害人名義寫信給北京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廳，同樣杳無音訊。近年來不少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犯罪分子「著草」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一方面對遵紀守法的老百姓如狼似虎，一面又成了這些海外犯罪分子避難的天堂。美國及香港與中國大陸完全相反，在這些法治之區，所有的政府機構均自視人民公僕，如果你給政府部門去信，無論結果如何，總能得到禮貌的答覆。就算有平民寫信給美國總統，一定會得到總統祕書的回覆，甚至有時候會得到美國總統親筆簽名的覆信。可是在中國大陸，所有的政府機構都把自己看作是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老爺。甚至以為香港已經回歸了，變成了中央政府的下屬，所以連香港政府機構的公函都可以置之不理。對海外機構和海外華人尚且如此，連最起碼禮貌都不懂，連最起碼的尊重都沒有，那就更不用說他們是怎樣對待大陸的老百姓了。單是上海一地，被強迫拆遷而打死的老百姓，有名有姓的就有好多個，有些在住所掛出了白布造的「寃」字旗。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和他們的合理要求，在這些人眼裏一錢不值，這就是在中國大陸發生了楊佳案，將來還會不斷發生更多的楊佳案的根本原因。中共一黨專制的社會制度一天不變，「國家機器」公安警察對人民群眾的惡劣態度一天不變，這樣的警民衝突案就一天都不會平息，所謂「和諧社會」永遠都只是一句空話。
楊佳父母親的公開信，特別是說到「代表楊佳在天之靈，跪謝所有關心和幫助過楊佳的人……」閱之催人淚下。其實，應該是我們全體中國人感謝楊佳才對，正如大陸作者彭嘉睦說：「虽然杨佳已经死了，可是他的影响并没有消 失。杨佳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在对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绝望后选择用暴力反抗专制统治者一个象征。」又如石家莊一個遭受監視的異議人士對海外傳媒說：「楊佳真好，他殺了警察以後，警察對我客氣多了」。楊佳代表了全中國受歧視、虐待和壓迫的老百姓，向極權政府發出生命的警告，為全中國人民的人權獻出了生命，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感謝他，我們每一個人都欠下了他的一份人情。
(寫於08年12月1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20日「縱覽中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徹底破產
經歷毛澤東二十七年社會主義試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中國社會到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為救黨國，不得不改弦更張，放棄計畫經濟，實行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效仿西方國家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和毛澤東時代相比，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確實巨大地改變了經濟面貌和提高了生活水平；可是，與此同時，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特別是商業道德蕩然無存，毒米(農藥達馬松)、毒麵(滑石粉)、毒蛋(蘇丹紅)、毒肉(哮喘藥)、毒魚(孔雀石綠)、毒菜(滴滴畏)…….直至嬰幼兒的毒奶(三聚氰胺)泛濫成災，真可謂「無毒不丈夫」，至使「中國人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到底吃什麼是安全的？！」甚至殃及全世界，受到世界輿論普遍譴責。胡錦濤責怪「有些幹部對人民大眾的疾苦麻木不仁」、溫家寶責怪「企業家沒有良心」，執政黨根本不明白問題出在哪裏？問題就出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本來，西方國家經過幾個世紀的摸索實驗，形成了今天漸趨完善的民主制度，從而帶來了強盛的經濟。人家在前頭試驗成功了，你在後面照瓢畫葫蘆就是了，可是，中共為了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犧牲了上億中國人的性命，面子上下不來，就非要另搞一套，藉口國情特殊，什麼事情前面都要加上「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的」形容詞，以示和西方有所區別。殊不知這樣一來，就什麼事情都變了質，變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成了一個怪胎。既想效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又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獨裁，硬是將互不相容的兩者共冶一爐，結果出來的怎能不是一個怪胎！因而，中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壞的資本主義」歧途，三十年來發展至今，社會道德整體淪喪，假貨毒貨充斥市場，人民群眾怨聲載道，統治集團風雨飄搖，就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下結論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徹底破產。
因為中共不明白西方國家的自由經濟體系無疑建基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使到每一個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發揮，也使到商品價格和流通符合自然規律，從而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但是它們的存在有賴於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後二者其實是前二者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就無法運作。在中國大陸，由於沒有司法公正，所以一切商業行為都陷入末世掠奪模式，能搶就搶，能騙就騙，加上全民族沒有任何宗教道德信仰，幹起來心安理得，於是互相摻毒造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恐慌。古語有云：「君子求財，取之有道」，而今的中國大陸是「小人求財，取之無道。」問題就出在這裏！這才是摻毒假貨的根源！
如果進一步深究，為什麼中國沒有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民主憲政。一黨獨裁的結果，為了追求私利，只有以權謀私，必然導致所有制混亂，私有制虛有其名，國家企業被變相私吞、國家財物被貪污盜窃、農民土地被隨意圈佔、城市居民被隨意迫遷；市場經濟也因貪污腐敗而變質，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甚至強買強賣，根本談不上公平競爭。因此，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狀況實質上不過是封建官僚資本主義，或稱權貴資本主義，根本就談不上健康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
其實，如果執政黨稍為有些人才，稍為有些頭腦，都應該明白：雖然半遮半掩地效仿西方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跛腳鴨總歸比社會主義蝸牛走得快，對比一下今天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清楚了，由此舉國上下無不感到自由經濟的巨大威力，遺憾的是，這種自由經濟的巨大威力，受制於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而發揮得極其有限。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相信科學，順從民意，「全盤西化」百分之百學足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中國不知道要比今天的現實繁榮富強多少倍！可惜的是，中共衹學別人的皮毛，學不到別人實質。西方民主國家自由經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有民主制度作保証。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權力都受到制衡和監督，從而在制度上保証了公平競爭的進行，而這種競爭建基於尊重自我和別人的「道德價值」之上，受制於獨立嚴明公正的司法體制；在這種制度下，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單有言論自由監督政府、有普選可以選擇政府；而且有蓬勃發展的多元文化，使得道德價值通過宗教信仰深深地根植於人民大眾的心中。誰要是膽敢摻毒作假，不但要面對嚴峻的法律制裁(判長期監禁)，還要面對天文數字傾家蕩產的罰款(如美國一煙草公司未按法律要求在香煙包裝上註明警告字句和尼古丁含量，被長期吸食者告上法庭，被判罰款數百億美元)。在法律未能監督到的，全憑自覺的角落，由於人民普遍具有行善除惡的宗教信仰，他們相信上帝看到一切，好有好報，惡有惡報，所以他們不但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樂於慈善捐輸(美國和香港的慈善捐款和中國大陸相比天淵之別)。
中國大陸之所以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腐敗、畸形、恐怖的社會，根本原因就在於效仿西方國家自由經濟的同時，既沒有民主制度確保自由經濟長期健康的發展，又沒有獨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更沒有多元文化養成全民的信仰。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缺失的結果，必然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從建立，使整個社會向著一個錯誤的方向演變，就造成了今天這種無貨不毒，人人恐慌，國已不國的局面，發展下去結果必然是無可避免的最後崩潰。
一百年前，晚清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下，仍然死要面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一命嗚呼！一百年後，今天的中共政權，比晚清好不了多少，一脈相承，仍舊要用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去閹割西方文明普世價值，結果必然殊途同歸！可惜的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和勤勞的民族被耽誤了整整一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能找到出路，和其他民族的理性和睿智相比，我們確實應該感到羞愧。但願國人早日認識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荒謬的本質，摒棄禍國殃民的共產黨，虛心大膽地全盤西化，走上國家民族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天祐中華！
(寫於08年10月6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16日「縱覽中國」)
本來，西方國家經過幾個世紀的摸索實驗，形成了今天漸趨完善的民主制度，從而帶來了強盛的經濟。人家在前頭試驗成功了，你在後面照瓢畫葫蘆就是了，可是，中共為了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犧牲了上億中國人的性命，面子上下不來，就非要另搞一套，藉口國情特殊，什麼事情前面都要加上「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的」形容詞，以示和西方有所區別。殊不知這樣一來，就什麼事情都變了質，變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成了一個怪胎。既想效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又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一黨獨裁，硬是將互不相容的兩者共冶一爐，結果出來的怎能不是一個怪胎！因而，中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一條「壞的資本主義」歧途，三十年來發展至今，社會道德整體淪喪，假貨毒貨充斥市場，人民群眾怨聲載道，統治集團風雨飄搖，就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下結論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徹底破產。
因為中共不明白西方國家的自由經濟體系無疑建基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使到每一個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發揮，也使到商品價格和流通符合自然規律，從而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但是它們的存在有賴於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後二者其實是前二者的基礎，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就無法運作。在中國大陸，由於沒有司法公正，所以一切商業行為都陷入末世掠奪模式，能搶就搶，能騙就騙，加上全民族沒有任何宗教道德信仰，幹起來心安理得，於是互相摻毒造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恐慌。古語有云：「君子求財，取之有道」，而今的中國大陸是「小人求財，取之無道。」問題就出在這裏！這才是摻毒假貨的根源！
如果進一步深究，為什麼中國沒有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民主憲政。一黨獨裁的結果，為了追求私利，只有以權謀私，必然導致所有制混亂，私有制虛有其名，國家企業被變相私吞、國家財物被貪污盜窃、農民土地被隨意圈佔、城市居民被隨意迫遷；市場經濟也因貪污腐敗而變質，錢權交易，黑箱作業，甚至強買強賣，根本談不上公平競爭。因此，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狀況實質上不過是封建官僚資本主義，或稱權貴資本主義，根本就談不上健康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
其實，如果執政黨稍為有些人才，稍為有些頭腦，都應該明白：雖然半遮半掩地效仿西方自由經濟，資本主義跛腳鴨總歸比社會主義蝸牛走得快，對比一下今天的中國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清楚了，由此舉國上下無不感到自由經濟的巨大威力，遺憾的是，這種自由經濟的巨大威力，受制於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而發揮得極其有限。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相信科學，順從民意，「全盤西化」百分之百學足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中國不知道要比今天的現實繁榮富強多少倍！可惜的是，中共衹學別人的皮毛，學不到別人實質。西方民主國家自由經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有民主制度作保証。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權力都受到制衡和監督，從而在制度上保証了公平競爭的進行，而這種競爭建基於尊重自我和別人的「道德價值」之上，受制於獨立嚴明公正的司法體制；在這種制度下，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單有言論自由監督政府、有普選可以選擇政府；而且有蓬勃發展的多元文化，使得道德價值通過宗教信仰深深地根植於人民大眾的心中。誰要是膽敢摻毒作假，不但要面對嚴峻的法律制裁(判長期監禁)，還要面對天文數字傾家蕩產的罰款(如美國一煙草公司未按法律要求在香煙包裝上註明警告字句和尼古丁含量，被長期吸食者告上法庭，被判罰款數百億美元)。在法律未能監督到的，全憑自覺的角落，由於人民普遍具有行善除惡的宗教信仰，他們相信上帝看到一切，好有好報，惡有惡報，所以他們不但不會做傷天害理的事情，而且樂於慈善捐輸(美國和香港的慈善捐款和中國大陸相比天淵之別)。
中國大陸之所以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腐敗、畸形、恐怖的社會，根本原因就在於效仿西方國家自由經濟的同時，既沒有民主制度確保自由經濟長期健康的發展，又沒有獨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更沒有多元文化養成全民的信仰。司法公正和道德價值缺失的結果，必然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從建立，使整個社會向著一個錯誤的方向演變，就造成了今天這種無貨不毒，人人恐慌，國已不國的局面，發展下去結果必然是無可避免的最後崩潰。
一百年前，晚清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下，仍然死要面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一命嗚呼！一百年後，今天的中共政權，比晚清好不了多少，一脈相承，仍舊要用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去閹割西方文明普世價值，結果必然殊途同歸！可惜的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和勤勞的民族被耽誤了整整一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能找到出路，和其他民族的理性和睿智相比，我們確實應該感到羞愧。但願國人早日認識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荒謬的本質，摒棄禍國殃民的共產黨，虛心大膽地全盤西化，走上國家民族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天祐中華！
(寫於08年10月6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16日「縱覽中國」)
Wednesday, December 17, 2008
希臘人、泰國人給我們上了一課
據說數千年來，中國之所以自稱「中國」，是因為自認是「世界的中心」。儘管近百年來屈辱的歷史驚醒了許多國人，可是，毛澤東狼奶餵養了一代紅衛兵，延續至今變成了一代憤青。他們在中共鋪天蓋地的虛假「盛世」宣傳下，睜眼不看現實，時時沉浸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大國」美夢中，以為中國已經「崛起」了，不可一世。殊不知中共治下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都不過是一個畸形的怪胎，隨時都會夭亡。只須簡單地動腦筋想一想，如果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發生在外國，結果會怎樣？如果在外國發生的事情發生在中國，結果又會怎樣？就會明白「世界的中心」和外面世界的差距了，就會明白「和世界接軌」與世界是如何的格格不入了，就會明白這樣的「例外」還能撐多久了。
比如說，不久前希臘首都雅典發生了一起警察誤殺少年案，隨即引發全國性騷亂，至今已超過十天，演變成要求總理下台的持續性街頭抗爭運動，群眾要求改造政府，改革教育、醫療和養老金制度。無論表面引發的導火線是公職人員濫用警權，傷害生命；還是實質性深層的內在原因，金融風暴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總之，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得到了充分地表達，事件發展下去，迫於人民力量的強大和不妥協，很可能像泰國一樣，以政府接受民意提前大選改造政府告終。請注意，無論是希臘還是泰國，他們都是民選政府，當年他們上台執政，經過廣大選民的授權，今天人民要他們下台了，照樣不得異議。儘管在民主國家，為了尊重多數人的選擇，訂有「顛覆國家罪」，不可以暴力推翻民選政府。人民若對政府及其首腦的執政不滿，有合法的法律途徑可循：比如國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彈劾總統、中期國會選舉、地方政府選舉，或等到下一次大選時把他們趕下台等等。但是當人民群眾通過和平集會的方式表達強烈的不滿，執政府仍然只有順從民意，而絕不是開槍鎮壓。新聞報導雅典犯案的兩名警員早已被拘捕，並且被以「謀殺罪」起訴，電視所見警方極其克制，示威群眾不斷地投擲石塊汽油瓶，警方打不還手，商店、汽車遭到焚毀，亦無人被捕…...。之前的泰國民眾佔據機場，造成巨大的國際影響和經濟損失，泰國政府也沒有動武，反而遵從最高法院的判決，自動下台。
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呢？其實這種事情早已發生過了，有些還在天天不斷地發生，結果眾所周知。
比如說，八九年北京六四民主運動，學生青年和平集會，要求懲辦官倒，實行改革，當時他們的行為比今天的雅典群眾，和平理性多了。赤手空拳，沒有扔石塊、擲汽油彈；比起泰國民眾佔據國際機場所造成的國際影響和經濟損失也小得多了，雅典和曼谷的群眾毫髮無損；可是中國人卻遭到了坦克機關槍的無情鎮壓，死傷無數。又比如說，北京青年楊佳在上海被警方誤判盜窃，被帶回派出所毆打，他在憤憤不平申寃無路的情況下，闖入警局殺死數名警察。在其精神狀態未得到合法鑒定、聘請律師辯護權被剝奪、知情人被逮捕監禁、親人被送往精神病院、証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被祕密審判。在社會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上海法院門口上千名群眾為其鳴不平的情況下，事情的起因經過還未搞清楚，就被「從快從重」處死了。而這種警察及執法人員打死打傷上訪群眾、被迫遷群眾的事情，在中國幾乎無日無之。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群起反抗在哪裏？人家希臘雅典人民可以為了一個十五歲被誤殺的少年舉國一致反對暴力，我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有多少人為楊佳抱不平勇敢地站出來？人家希臘政府立即將肇事的兩個警員拘捕，可是我們中國毆打楊佳的警員受到什麼處罰？人家騷亂持續了一周以上，有誰被捕了？我們上海人僅僅在法院門口表達了一些不滿，就有多少人立即被拘捕了？同樣是天災，美國新奧爾良決堤，布殊總統五次親自赴災區指揮搶救，有關官員包括聯邦緊急事件處理署長、新奧爾良州警察局長等被撤職，規劃委員會官員、承建商被起訴……可是我們四川大地震，過萬學童死亡，政府做了什麼？貪官污吏黑心商人受到過追究嗎？人家美國人對總統口誅筆伐，我們四川大地震受難學童家長幾萬人連公開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憤怒都受到禁止；人家的貓狗吃了中國的三聚氰胺飼料死了，演變成外交事件，我們成千上萬的嬰兒喝了毒奶粉大頭了、結石了、甚至死亡了，奸商受到懲罰了嗎？政府有賠償嗎？數萬名數十萬名受害兒童家長有過什麼集體抗議嗎？
再問深一層：人家泰國政府是經大多數選民投票選舉，合法上台執政的，一旦人民群眾不滿了，控訴政府選舉舞弊，最高法院司法獨立，判決選舉舞弊，政府就要下台重選。我們中共執政黨，什麼時候經過人民選舉了？我們什麼時候授權他執政了？他們執政了六十年，數千萬人被打死、鬥死、餓死和迫死，當年人民群眾才稍稍表達了一點不滿，還衹是要求他改革開放，根本還不敢要他下台，就已經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屍橫遍地……。雖然筆者並不贊同泰國民眾這種激烈的做法，在民主國家，人民有很多表達意見和行使民主權利的渠道。但是，無論如何，泰國民眾容不下任何貪污腐敗、面對強大的軍方仍然團結一致不怕犧牲的群體奮鬥精神，正是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品質和精神，希臘人、泰國人給我們上了一課。
對比之下，無論是政府還是人民，我們和世界的差距不是很清楚了嗎？所以，筆者認為，我們不要再單純地指摘共產黨的邪惡殘暴，我們還應該問一下自己，和希臘、泰國、東歐和前蘇聯的人民將比，我們差在哪裏？一個被統治者人為的錯誤餓死了幾千萬人、一個眼看著殘暴的統治者殺害自己的同胞、一個任由貪婪的統治者瘋狂地掠奪人民財富、一個被統治者愚弄和奴役了數十年之久，而逆來順受、默不作聲和甘當順民的民族、一個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族、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的民族正是孕育和滋生這樣的暴君和暴政的溫床。怯懦和愚昧是暴政生存的基礎，自私和冷漠是暴政得逞的條件，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人至今仍然被專制被奴役，也是活該！試想一下，在中國發生的這些事情，能在美國發生嗎？絕不可能！因為美國人民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像我們這樣的民族沒有資格和其他民族相比，實在不應該自我陶醉自我炫耀。說得再重一些，這樣的民族是不配得享有民主自由的，因為，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一樣，民主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要靠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萬眾一心去奮鬥去爭取的。如果沒有全民族的決心和團結，何來的民主和自由？美國從解放農奴、婦女權益、人權運動直到今天的奧巴馬當選，走過了漫長的一個多世紀，他們享有今天空前自由民主是應得的，是他們全體努力奮鬥爭取的結果。同為中國人的台灣人，他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是他們的「黨外」先行者團結廣大人民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從專制的國民黨手裏爭取得來的，和他們相比，大陸中國人至今沒有民主自由，只能怪自己了。
「零八憲章」給我們帶來一線曙光，中國人民不再像二十年前的六四運動那樣幼稚和膽怯了，我們提出了全面的明確的民主要求。幾天之內，已經有過千海內外社會各界人士簽名聯署，讓全世界看到我們不再是一盤散沙，讓全世界看到我們中國人同樣渴望民主和自由，這就是中國民主自由的新起點。要想和別的民族一樣享有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中國人唯一的道路就是團結奮鬥，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像希臘人、泰國人、東歐人蘇聯人、美國人、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一樣，不畏強暴，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為民主自由獻出一份力量，則無論統治者如何蠻橫如何殘暴，都必將垮台。正如美國國務卿賴斯所說：「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
(寫於08年12月1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8年12月17日「觀察」雜誌)
比如說，不久前希臘首都雅典發生了一起警察誤殺少年案，隨即引發全國性騷亂，至今已超過十天，演變成要求總理下台的持續性街頭抗爭運動，群眾要求改造政府，改革教育、醫療和養老金制度。無論表面引發的導火線是公職人員濫用警權，傷害生命；還是實質性深層的內在原因，金融風暴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準下降。總之，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得到了充分地表達，事件發展下去，迫於人民力量的強大和不妥協，很可能像泰國一樣，以政府接受民意提前大選改造政府告終。請注意，無論是希臘還是泰國，他們都是民選政府，當年他們上台執政，經過廣大選民的授權，今天人民要他們下台了，照樣不得異議。儘管在民主國家，為了尊重多數人的選擇，訂有「顛覆國家罪」，不可以暴力推翻民選政府。人民若對政府及其首腦的執政不滿，有合法的法律途徑可循：比如國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彈劾總統、中期國會選舉、地方政府選舉，或等到下一次大選時把他們趕下台等等。但是當人民群眾通過和平集會的方式表達強烈的不滿，執政府仍然只有順從民意，而絕不是開槍鎮壓。新聞報導雅典犯案的兩名警員早已被拘捕，並且被以「謀殺罪」起訴，電視所見警方極其克制，示威群眾不斷地投擲石塊汽油瓶，警方打不還手，商店、汽車遭到焚毀，亦無人被捕…...。之前的泰國民眾佔據機場，造成巨大的國際影響和經濟損失，泰國政府也沒有動武，反而遵從最高法院的判決，自動下台。
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呢？其實這種事情早已發生過了，有些還在天天不斷地發生，結果眾所周知。
比如說，八九年北京六四民主運動，學生青年和平集會，要求懲辦官倒，實行改革，當時他們的行為比今天的雅典群眾，和平理性多了。赤手空拳，沒有扔石塊、擲汽油彈；比起泰國民眾佔據國際機場所造成的國際影響和經濟損失也小得多了，雅典和曼谷的群眾毫髮無損；可是中國人卻遭到了坦克機關槍的無情鎮壓，死傷無數。又比如說，北京青年楊佳在上海被警方誤判盜窃，被帶回派出所毆打，他在憤憤不平申寃無路的情況下，闖入警局殺死數名警察。在其精神狀態未得到合法鑒定、聘請律師辯護權被剝奪、知情人被逮捕監禁、親人被送往精神病院、証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情況下，被祕密審判。在社會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上海法院門口上千名群眾為其鳴不平的情況下，事情的起因經過還未搞清楚，就被「從快從重」處死了。而這種警察及執法人員打死打傷上訪群眾、被迫遷群眾的事情，在中國幾乎無日無之。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群起反抗在哪裏？人家希臘雅典人民可以為了一個十五歲被誤殺的少年舉國一致反對暴力，我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有多少人為楊佳抱不平勇敢地站出來？人家希臘政府立即將肇事的兩個警員拘捕，可是我們中國毆打楊佳的警員受到什麼處罰？人家騷亂持續了一周以上，有誰被捕了？我們上海人僅僅在法院門口表達了一些不滿，就有多少人立即被拘捕了？同樣是天災，美國新奧爾良決堤，布殊總統五次親自赴災區指揮搶救，有關官員包括聯邦緊急事件處理署長、新奧爾良州警察局長等被撤職，規劃委員會官員、承建商被起訴……可是我們四川大地震，過萬學童死亡，政府做了什麼？貪官污吏黑心商人受到過追究嗎？人家美國人對總統口誅筆伐，我們四川大地震受難學童家長幾萬人連公開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憤怒都受到禁止；人家的貓狗吃了中國的三聚氰胺飼料死了，演變成外交事件，我們成千上萬的嬰兒喝了毒奶粉大頭了、結石了、甚至死亡了，奸商受到懲罰了嗎？政府有賠償嗎？數萬名數十萬名受害兒童家長有過什麼集體抗議嗎？
再問深一層：人家泰國政府是經大多數選民投票選舉，合法上台執政的，一旦人民群眾不滿了，控訴政府選舉舞弊，最高法院司法獨立，判決選舉舞弊，政府就要下台重選。我們中共執政黨，什麼時候經過人民選舉了？我們什麼時候授權他執政了？他們執政了六十年，數千萬人被打死、鬥死、餓死和迫死，當年人民群眾才稍稍表達了一點不滿，還衹是要求他改革開放，根本還不敢要他下台，就已經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屍橫遍地……。雖然筆者並不贊同泰國民眾這種激烈的做法，在民主國家，人民有很多表達意見和行使民主權利的渠道。但是，無論如何，泰國民眾容不下任何貪污腐敗、面對強大的軍方仍然團結一致不怕犧牲的群體奮鬥精神，正是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品質和精神，希臘人、泰國人給我們上了一課。
對比之下，無論是政府還是人民，我們和世界的差距不是很清楚了嗎？所以，筆者認為，我們不要再單純地指摘共產黨的邪惡殘暴，我們還應該問一下自己，和希臘、泰國、東歐和前蘇聯的人民將比，我們差在哪裏？一個被統治者人為的錯誤餓死了幾千萬人、一個眼看著殘暴的統治者殺害自己的同胞、一個任由貪婪的統治者瘋狂地掠奪人民財富、一個被統治者愚弄和奴役了數十年之久，而逆來順受、默不作聲和甘當順民的民族、一個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民族、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正義感的民族正是孕育和滋生這樣的暴君和暴政的溫床。怯懦和愚昧是暴政生存的基礎，自私和冷漠是暴政得逞的條件，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中國人至今仍然被專制被奴役，也是活該！試想一下，在中國發生的這些事情，能在美國發生嗎？絕不可能！因為美國人民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像我們這樣的民族沒有資格和其他民族相比，實在不應該自我陶醉自我炫耀。說得再重一些，這樣的民族是不配得享有民主自由的，因為，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一樣，民主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要靠人民群眾團結起來萬眾一心去奮鬥去爭取的。如果沒有全民族的決心和團結，何來的民主和自由？美國從解放農奴、婦女權益、人權運動直到今天的奧巴馬當選，走過了漫長的一個多世紀，他們享有今天空前自由民主是應得的，是他們全體努力奮鬥爭取的結果。同為中國人的台灣人，他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是他們的「黨外」先行者團結廣大人民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從專制的國民黨手裏爭取得來的，和他們相比，大陸中國人至今沒有民主自由，只能怪自己了。
「零八憲章」給我們帶來一線曙光，中國人民不再像二十年前的六四運動那樣幼稚和膽怯了，我們提出了全面的明確的民主要求。幾天之內，已經有過千海內外社會各界人士簽名聯署，讓全世界看到我們不再是一盤散沙，讓全世界看到我們中國人同樣渴望民主和自由，這就是中國民主自由的新起點。要想和別的民族一樣享有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中國人唯一的道路就是團結奮鬥，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像希臘人、泰國人、東歐人蘇聯人、美國人、猶太人、和其他各民族一樣，不畏強暴，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為民主自由獻出一份力量，則無論統治者如何蠻橫如何殘暴，都必將垮台。正如美國國務卿賴斯所說：「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
(寫於08年12月1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8年12月17日「觀察」雜誌)
Wednesday, December 10, 2008
中共連滿清政府都不如
中共為保政權，不惜花費數億民脂民膏「重修清史」，電影電視報紙雜誌連番宣揚「康乾盛世」，自比滿清，殊不知自摑耳光，中共極權政府連滿清王朝都不如。
試以楊佳案為例，筆者在「殺楊佳易，平民憤難」一文中說過：「楊佳一案極有可能像當年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樣成為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而傳之萬世。」(見08年10月5日「新世紀新聞」)
清末浙江余杭書生楊乃武，因前租戶小白菜夫葛某暴死，被其夫家寃屈與楊通姦殺人而告官。此前楊因為民請命，得罪官府；小白菜又年輕美貌，縣衙內調戲未遂，官府藉此公報私仇，酷刑之下，雙雙被屈打成招，判為死罪。楊家不服，屢判屢告，歷經余杭知縣初審、杭州知府覆審、以及浙江巡撫衙門、布政使藩台衙門、按察使臬台衙門「三司會審」，鐵案已定，刑部回文處斬。楊家千里赴京告御狀，誰知被都察院發回浙江重審，維持原判。兩浙士林不滿判決，十八位同科舉人聯名上書，控告浙江大小官員官官相護、草菅人命，要求全案提京覆審。幸得刑部侍郎翁同龢詳細研究案情，發現疑點多多，專為此事奏本，慈禧太后從善如流，下旨重審，並派出監察御史王昕微服私訪余杭。王按實呈報，慈禧令禮部侍郎胡瑞瀾到杭覆審。地方勢力再三要脅，如果翻案，地方官將顏面盡失，無法駕馭百姓。於是，胡瑞瀾再次刑訊逼供，維持原判。浙江士林二十餘人再次聯名上書，在翁同龢等清官多方還請下，慈禧下旨全案提京審訊。所有涉案件人員、官員、証人以及殮葬已三年的葛某棺木分批運京，慈禧明示不得用刑，開棺驗屍，當面對質，該案終得公正的審訊，各種疑點一一解開，真相大白，成了千古奇案，百餘年來流傳極廣，成了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
與此極其相似的是今天的楊佳案，其案中的疑點重重、士林的聯名上書、親屬的上訴及民意的同情均有可比性，唯一不同的是清末慈禧太后尚且懂得人命關天，體察民情，不惜代價要找出案件真相，客觀結果卻是弱勢社群得以平反昭雪，而貪官污吏得到應有的惩處；而一百多年後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極權，連一百多年前的專制王朝都比不上，不但全案疑點污點多多、犯案的原因、動機和經過都不明不白，被告的精神狀況未經合法鑒定；而且祕密審判黑箱作業、被告及其親屬被剝奪了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被告被剝奪了答辯的權利、證明人拒不出庭作證，知情人被逮捕監禁、被告人親屬被關進精神病院……甚至行刑前夕安排被告人母子相見，仍然隱瞞死刑核准的消息，在在都表明今天的中共極權，體察民意連一百多年前的滿清都不如；滿頇蠻橫則遠過之，因此，可以預見，中共極權將來的下場，一定比滿清政府更可悲。
近見台灣知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對比楊佳，大清為何不殺汪精衛？」大作(08年12月1日各海外網站)，裏面說到：「有道是“時勢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衛的，用今天的術語，應該歸結為兩個字——民意。」龍女士寫道：「汪被抓後，連革命黨人也以為必死，但當汪的絕命詩傳出，特別是陳璧君自投監獄與汪同生死的消息傳出後，民間輿論陡然為之一變，呼龥釋放汪精衛的聲音不絕於耳，並演變為對革命黨人的同情和支持，……對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大清統治者肯定還知道，殺掉汪精衛雖然能夠增加民眾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眾對清政府的厭惡，在這個歷史的關頭，我們還是要感謝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明智選擇……。」筆者籲請中共領導層，仔細地讀一下龍應台女士的這段文字，將來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一定會證實龍女士的預見：「從此以後，凡是經歷過這一歷史的人，在他心底裏肯定知道：有一個算術符號(抗暴英雄——筆者註)從此有了姓氏(楊佳——筆者註)。」
順便一提，筆者在「民主中國」舉辦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中發表了幾篇探討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文章，主張結束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以暴易暴的歷史，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以台灣民主改革為榜樣，以顏色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去對抗中共的暴力統治，才有希望從此走上民主憲政之途。今天仍然堅持這種看法，這和筆者在楊佳一案所表達的觀點並不矛盾。筆者同情楊佳和他的父母，以及所有受到中共惡警殘害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被無端剝奪了人權，沒能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是因為對中共的無法無天感到極大的憤慨。並不等於贊同楊佳以極端的方式抗爭，更不鼓勵大家這樣做。因為筆者認為如果楊佳和廣大民眾團結起來，像台灣人民一樣，用集體的力量向專制極權抗爭，效果一定會比同歸於盡的個人抗爭更有效，一個個像楊佳一樣死都不怕的勇士投身民主運動，一定會讓中共極權恐懼萬分。
筆者認為，楊佳案不是一件單純的孤立的刑事案，它是一件特殊的政治案，因為他只會發生在中國大陸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裏，它的發生有它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原因。既然發生了，與其道貌岸然地橫加指責，不如多些看到它的正面意義。而且，數萬平民百姓和知名學者強烈反應，不可能都錯了，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民主國家警察濫權受到嚴密監督，不會發生殺警報復案件，如有發生，殺警者也不可能受到廣泛的同情和聲援)，因此，對楊佳不可以民主國家的標準進行譴責，因為他首先是受害者，然後才是犯案者。著名學者何清漣認為：「那些為所欲為，以虐待平民為樂的警察才是真正的罪犯。」我贊同中國大陸劉水先生在「楊佳撬動了制度轉型的歷史車輪」一文中所說：「中國制度轉型已經和將有許多推動者，推動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楊佳無意間將中國制度轉型的急迫性重重地推了一把，非常悲壯！」
(寫於08年12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10日「觀察」雜誌網站)
試以楊佳案為例，筆者在「殺楊佳易，平民憤難」一文中說過：「楊佳一案極有可能像當年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樣成為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而傳之萬世。」(見08年10月5日「新世紀新聞」)
清末浙江余杭書生楊乃武，因前租戶小白菜夫葛某暴死，被其夫家寃屈與楊通姦殺人而告官。此前楊因為民請命，得罪官府；小白菜又年輕美貌，縣衙內調戲未遂，官府藉此公報私仇，酷刑之下，雙雙被屈打成招，判為死罪。楊家不服，屢判屢告，歷經余杭知縣初審、杭州知府覆審、以及浙江巡撫衙門、布政使藩台衙門、按察使臬台衙門「三司會審」，鐵案已定，刑部回文處斬。楊家千里赴京告御狀，誰知被都察院發回浙江重審，維持原判。兩浙士林不滿判決，十八位同科舉人聯名上書，控告浙江大小官員官官相護、草菅人命，要求全案提京覆審。幸得刑部侍郎翁同龢詳細研究案情，發現疑點多多，專為此事奏本，慈禧太后從善如流，下旨重審，並派出監察御史王昕微服私訪余杭。王按實呈報，慈禧令禮部侍郎胡瑞瀾到杭覆審。地方勢力再三要脅，如果翻案，地方官將顏面盡失，無法駕馭百姓。於是，胡瑞瀾再次刑訊逼供，維持原判。浙江士林二十餘人再次聯名上書，在翁同龢等清官多方還請下，慈禧下旨全案提京審訊。所有涉案件人員、官員、証人以及殮葬已三年的葛某棺木分批運京，慈禧明示不得用刑，開棺驗屍，當面對質，該案終得公正的審訊，各種疑點一一解開，真相大白，成了千古奇案，百餘年來流傳極廣，成了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
與此極其相似的是今天的楊佳案，其案中的疑點重重、士林的聯名上書、親屬的上訴及民意的同情均有可比性，唯一不同的是清末慈禧太后尚且懂得人命關天，體察民情，不惜代價要找出案件真相，客觀結果卻是弱勢社群得以平反昭雪，而貪官污吏得到應有的惩處；而一百多年後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極權，連一百多年前的專制王朝都比不上，不但全案疑點污點多多、犯案的原因、動機和經過都不明不白，被告的精神狀況未經合法鑒定；而且祕密審判黑箱作業、被告及其親屬被剝奪了自行聘請律師的權利、被告被剝奪了答辯的權利、證明人拒不出庭作證，知情人被逮捕監禁、被告人親屬被關進精神病院……甚至行刑前夕安排被告人母子相見，仍然隱瞞死刑核准的消息，在在都表明今天的中共極權，體察民意連一百多年前的滿清都不如；滿頇蠻橫則遠過之，因此，可以預見，中共極權將來的下場，一定比滿清政府更可悲。
近見台灣知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對比楊佳，大清為何不殺汪精衛？」大作(08年12月1日各海外網站)，裏面說到：「有道是“時勢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衛的，用今天的術語，應該歸結為兩個字——民意。」龍女士寫道：「汪被抓後，連革命黨人也以為必死，但當汪的絕命詩傳出，特別是陳璧君自投監獄與汪同生死的消息傳出後，民間輿論陡然為之一變，呼龥釋放汪精衛的聲音不絕於耳，並演變為對革命黨人的同情和支持，……對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顧忌，大清統治者肯定還知道，殺掉汪精衛雖然能夠增加民眾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眾對清政府的厭惡，在這個歷史的關頭，我們還是要感謝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明智選擇……。」筆者籲請中共領導層，仔細地讀一下龍應台女士的這段文字，將來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一定會證實龍女士的預見：「從此以後，凡是經歷過這一歷史的人，在他心底裏肯定知道：有一個算術符號(抗暴英雄——筆者註)從此有了姓氏(楊佳——筆者註)。」
順便一提，筆者在「民主中國」舉辦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中發表了幾篇探討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文章，主張結束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以暴易暴的歷史，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以台灣民主改革為榜樣，以顏色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去對抗中共的暴力統治，才有希望從此走上民主憲政之途。今天仍然堅持這種看法，這和筆者在楊佳一案所表達的觀點並不矛盾。筆者同情楊佳和他的父母，以及所有受到中共惡警殘害的老百姓，是因為他們被無端剝奪了人權，沒能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是因為對中共的無法無天感到極大的憤慨。並不等於贊同楊佳以極端的方式抗爭，更不鼓勵大家這樣做。因為筆者認為如果楊佳和廣大民眾團結起來，像台灣人民一樣，用集體的力量向專制極權抗爭，效果一定會比同歸於盡的個人抗爭更有效，一個個像楊佳一樣死都不怕的勇士投身民主運動，一定會讓中共極權恐懼萬分。
筆者認為，楊佳案不是一件單純的孤立的刑事案，它是一件特殊的政治案，因為他只會發生在中國大陸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裏，它的發生有它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原因。既然發生了，與其道貌岸然地橫加指責，不如多些看到它的正面意義。而且，數萬平民百姓和知名學者強烈反應，不可能都錯了，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民主國家警察濫權受到嚴密監督，不會發生殺警報復案件，如有發生，殺警者也不可能受到廣泛的同情和聲援)，因此，對楊佳不可以民主國家的標準進行譴責，因為他首先是受害者，然後才是犯案者。著名學者何清漣認為：「那些為所欲為，以虐待平民為樂的警察才是真正的罪犯。」我贊同中國大陸劉水先生在「楊佳撬動了制度轉型的歷史車輪」一文中所說：「中國制度轉型已經和將有許多推動者，推動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楊佳無意間將中國制度轉型的急迫性重重地推了一把，非常悲壯！」
(寫於08年12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10日「觀察」雜誌網站)
Wednesday, December 3, 2008
廣東話趣談
政治評論文章看多了也寫多了，偶然在貴刋看到了北京章立凡先生「頂你個肺何解？」饒有趣味。筆者是廣東人，接觸過多種方言，比較之下有些感想，想和章先生和讀者們交流一下。
一，廣東話較接近古漢語，毛澤東徹底毀滅傳統文化
據考証廣東人(不衹是客家人)祖先從中原遷來，查「中國姓氏起源」敝姓「容」除了聚居廣東外，還有另外一支在甘肅敦煌，一小支在江浙，中間地帶都沒有，這就說明了史上曾經發生過整體長距離遷移，因此廣東話裏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因子並不奇怪。又據考証說，廣東雖然遠離皇城，地處一隅，但廣東話卻最接近古漢語。學者的証據是普通話僅有四個聲調，而廣東話卻有九個聲調，類似古漢語有較多的樂韻。在此筆者試舉數例：比如吳儂軟語(蘇州話)裏的「藍棉紗線到咧！」相似樂韻「唻咪梭斯憜唻」；而廣東話裏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粵語「越秀山邊，有間學校」就極似樂韻「咪梭啦啦，梭啦咪咪」，原因是這兩種方言擁有比普通話更多的聲調，更容易音樂化，因而更接近古漢語。
廣東話裏面除了保留有較多的古漢語聲調外，還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用詞，比如常用的「唔該」(對不起)、「是但」(隨便)、「求其」(隨便)……古色古香。另外，本來中國大陸作為中華文化發源地，比起海外，應該是最有條件保留中華文化，包括古漢語遺產的地方，可是，毛澤東大破四舊，焚書坑儒，令中華傳統包括語言文化遭受到極大的破壞，現時在中國大陸已經很難找到傳統語言文化遺跡了。反而在海外，因為沒有戰亂，沒有文化專制，因而較多地保留了一些古漢語的用詞。比如說在香港常用的「差餉」(物業稅)、「差人」(警察)、「郵差」(郵遞員)、「薪俸」(工資)、「出糧」(發工資)、「長俸」(退休金)、「書院」(學院)、「姑娘」(護士)、「惹官非」(犯法)、「官判」(裁決)……，想必都是古漢語流傳下來的，而這些常用語即使在毗鄰的使用同一方言的廣州也早已絕跡了。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破壞，還體現在中國大陸接受中文教育的學生的中文水準，反而比不上在香港接受英文教育的老一輩學生，曾經一度使我十分驚訝。筆者「解放後」隨父母從香港回廣州，中學就讀於著名的廣雅中學，大學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接受中文教育。筆者母親三十年代畢業於香港聖保羅女子書院，接受英文教育，但是我的中文水準竟然比不上老母親。記得六十年代我讀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和母親在廣州上街，那時候到處都是簡體字、異體字和錯別字，因此我就把「針灸」讀成「針炎」，被母親即時糾正；讀大學了，有一次講起「紈絝子弟」我讀成「淑誇」的音，因為是從同學那裏聽來的，被母親取笑說：「你這算什麼大學生啊？」後來，我明白到在中國大陸雖然是中文教育，但因為早已被政治化，完全忽略了中文基礎訓練和優秀古典文學繼承；而在殖民地香港，學術完全不受政治影響，非常重視古典文學和基礎訓練，因此反而優勝。
二，「頂你個肺」和「塞你個胃」
很佩服作為外省人的章立凡先生，有興趣深入研究廣東話，可惜，章先生對口頭語「頂你個肺」的解釋錯了。
章先生考證說粵語「頂你個肺」意即「屌你個塊(門西)」(合成一字，女陰)，相當於普通話的「日你的B」(請原諒不雅——筆者註)，章先生根據近似的發音、以及粗口文明化的推測，得出上述的結論，據筆者對廣東話的理解，結論是錯誤的。
首先，「頂你個肺」是一句新興的俗語，流行於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之中，並往往與「塞你個胃」同用，足見青年人的反叛性，上了年紀的人很少會這樣說。它用於表示反對、抗辯，其憤怒和粗俗的程度低於「丟那媽」(日你媽)。而章先生根據「肺」粵語發音fai與「塊(門西)」fai-hai相近，推測粵語「頂你個肺」等同「屌你塊(門西)」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如何快讀和併讀，fai-hai都不可能變成fai,，除非有意誤讀。另外，除非極端憤怒，一般人罵粗口，都只會是問候人家的母親，比如普通話的「日你媽」和粵語的「屌你老母」；很少直接問候本人，比如普通話的「日你B」和粵語的「屌你塊(門西)」，因為被罵的人很可能是男性，所以說章先生的推測是錯誤的。
同樣的道理，有關粵語「州」、「戲」，章先生引用魯迅糾正章太炎的說法，以及章立凡先生的結論：粵語「州戲」(據筆者所知，粵語文字和口語中都根本沒有「州戲」這個詞)等於「屌(門西)」(性交)，筆者認為三者都錯得離譜，到底是外省人，僅憑對粵語發音的某些類比推測，不可能會有正確的結論，在此不贅。章先生不妨多問幾個有文化的廣東人，恐怕大多數和我一樣莫名其妙。
三，「埋單」和「買單」
隨著改革開放，港澳台海外文化湧入大陸，出現了有趣的「文化北伐」現象，包括粵式「飲茶」、粵語卡拉OK等等……，其中筆者發現大陸傳媒存在許多對粵語的誤解，僅舉出兩例：買單(實應為埋單)、搞定(實應為搞掂)。
廣東開化比較早，飲食界一直流行有別於北方「先付後吃」的「先吃後付」習俗，即使是最貧窮落後的毛澤東時代，也是如此。筆者看到廣州文化大革命回憶文章，其中有一篇就說到當年北京紅衛兵來廣州串聯，既囊中羞怯，又想充好漢，仗著自己是天子腳下來的天兵天將，竟然到飯館大快朵頤，然後一齊衝出飯館，企圖吃免費午餐，結果被飯館店員痛毆一頓。廣東人在酒樓飯館用餐後，招呼侍應結帳，稱為「埋單」，可是大陸傳媒又根據同音同義推測，解作「買單」其實是錯的。
粵語裏「埋」這個助動詞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做埋佢」(做完它)、「等埋佢」(等他一起)……此處的「埋」有「完成」、「不要剩下」等意思。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另外一個意思了，比如說：「埋門」(接近球門)、「埋身」(接近某人)、「行埋」(靠近)、「住埋一齊」(住在一起)、「埋堆」(合群)……，此處的「埋」就不是「完成、結束」的意思了，而是「接近」、「在一起」的意思。
「埋單」裏的「埋」，如同「埋尾」(收尾，尤指收尾工程，或其他事物的結束階段)裏的「埋」字，用的是第一種意思，意即「完成」、「結束」的意思，「埋單」意即「結帳」，(完成、結算帳單的意思)，而並非「買帳單」的意思。
四，「搞掂」和「搞定」
同樣，大陸傳媒搞錯比較多的另一個粵語詞是「搞定」，實為「搞掂」( 讀ding音)之誤。在廣東話裏，「掂」(垂直)是相對於「橫」(水平)而言的，比如說：「打掂」意即「沿垂直方向」、「打橫」意即與「沿水平方向」，如果是「橫掂」則表示「反正」，比如「橫掂都是……」意思即是「反正都如此……」
可能古代中國人認為沿著垂直方向，即順著紋路做事情較易成功，所以單獨一個「掂」字的意思是：「完成」、「成功」、「順利」等意思……比如說：「掂唔掂？」(行不行？)、「唔掂」(不行、不成功)、「掂咗」(完成了)、「搞掂未？」(完成了嗎？)甚至有青少年說「掂過碌蔗」(比甘蔗的紋路還要順利)……所以，「搞掂」是「完成、順利結束」的意思，而不是根據同音同意推測的「搞定」。不過，也和「買單」一樣，雖然錯了，但無傷大雅，廣東人和外省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於是就將錯就錯了，既然說到對粵語的誤解，筆者在此一併提出而已。語言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東西，說不定將來會以假亂真，成為語言學家研究的話題。
(寫於08年11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於08年12月1日「議報」第383期)
附錄： “顶你个肺”何解？
-- 兼谈章太炎、鲁迅对“州戏”的误读
章立凡（北京）
我有一个困扰已久的疑问，网络流行语“顶你个肺”到底作何解？
方言最易记住的是粗口，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深圳，有一朋友说过这句话，但他把“肺”念成“fai”（拉长音）。我一直搞不清“fai”是啥东东，但怀疑与性器官有关。
粗口化为网语：“肺”字原为“块閪”
勾起这个疑问后，连夜上网搜索，又向广东朋友请教。有的人认为是很“憋屈”的意思，类似于“顶心顶肺”，也有人说这是句恶毒的粗口。我检索了《广州音字典》，反复对比例证，确认“顶你个肺”源于“丢你个化閪”。粤语“丢”与“屌”同音，意为射精，“閪”则专指女阴。
“化閪（fa-hei）”是“块閪（fai-hei）”之切音（粤语“化”读“fa”，“块”读“fai”）。香港已故歌词作家黄沾在《广东粗口最劲》一 文中考证：“我顶你个肺”即“我顶你个块系”。按“顶”当为“丢”或“屌”之音转，“块”当指“部位”，“系”则是“閪”字的音读。整个句子按粤语正常读 音当为：“偶顶耐果块閪（ngo-ding-nei-go-fai-hei）”。
粤语口语中能用一个字的地方，一般都不会讲两个字。例如“乜嘢”（mie-ye）合成一个“咩”字（意为“什么”），类似网络语言的“表”表示“不要”“ 酱紫”表示“这样子”。“化”和“块”字声母都是“f”，“閪”的韵母是“ei”，我当年听到的拉长音“fai”相当于“fa-hei”或“fai- hei”的连读，两个音节合一后，读音近于“肺（fei）”，“顶你个肺”即从这句粗口转来。
至于“顶你个肺”在网络上流行，当是针对“顶帖”而借用的粗口成语。推想起来应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出现了对帖子的支持用语——“顶”、“顶帖”，相当于 “好得很”。于是另一部分反对者，就把这句成语搬出来，转作“反对顶帖”之用，相当于“好个屁”（与“文革”中某省的“好派”与“屁派”相似）。
顶你个“块閪”原义是很粗的，顶你个“肺”就不像粗口了，类似于“操”与“靠”的区别。由于意义暧昧，又常常被误作顶帖用语。这句话被电影《疯狂的石头》用作台词后流行全国，则应当是最近两年的事。
太炎鲁迅误读：“州戏”实为“丢閪”
鲁迅在《在钟楼上》一文中，曾谈到自己对广东话的感受：“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 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 已。”后面还有一段对“丢那妈”的考证：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 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 动词，非名词也。（鲁迅：《三闲集》）
“其州在尾上”，当是“其阳窍长在尾巴上”之意。典出《山海经•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麋，其州在尾上，其名曰罴”。郭璞注云：“州，窍”。但郭氏未说明是阴窍还是阳窍，导致太炎先生望文生义，误以为是阴窍，忽略了该窍长在一条长物件上。
鲁迅注音用的是韦氏音标，所谓“州戏”（Tiuhei），当为粤语“丢閪”或“屌閪”（diu-hei）之文雅表达，即男女交媾之谓也。如前所述，粤语“ 丢”“屌”同音，此处可指器官，亦可指射精动作；“戏”为女性生殖器“閪”之音变（粤语中另有“宾州”一词，专指男根）。
太炎鲁迅同为浙人，于粤语皆未通晓，老师太炎误指“州”为女性生殖器，被学生鲁迅纠正，认为这个字是动词。而实际上作为名词、动词均可成立，惟专属于男性 而已。鲁迅未解释“戏”字，他以初来乍到的“外江佬”，显然不知道粤语中有“閪”字，同样难免望文生义，直接将“戏”理解为床戏了。
粗口变俚语，乃至变文言，此皆中国语言之精妙处。在网络充斥着语言暴力的今日，用“字儿话”叙事和表达情绪，或许算得上是一种委婉。
2007年7月风雨读书楼
--------------------------
原载《博客》
一，廣東話較接近古漢語，毛澤東徹底毀滅傳統文化
據考証廣東人(不衹是客家人)祖先從中原遷來，查「中國姓氏起源」敝姓「容」除了聚居廣東外，還有另外一支在甘肅敦煌，一小支在江浙，中間地帶都沒有，這就說明了史上曾經發生過整體長距離遷移，因此廣東話裏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因子並不奇怪。又據考証說，廣東雖然遠離皇城，地處一隅，但廣東話卻最接近古漢語。學者的証據是普通話僅有四個聲調，而廣東話卻有九個聲調，類似古漢語有較多的樂韻。在此筆者試舉數例：比如吳儂軟語(蘇州話)裏的「藍棉紗線到咧！」相似樂韻「唻咪梭斯憜唻」；而廣東話裏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說粵語「越秀山邊，有間學校」就極似樂韻「咪梭啦啦，梭啦咪咪」，原因是這兩種方言擁有比普通話更多的聲調，更容易音樂化，因而更接近古漢語。
廣東話裏面除了保留有較多的古漢語聲調外，還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用詞，比如常用的「唔該」(對不起)、「是但」(隨便)、「求其」(隨便)……古色古香。另外，本來中國大陸作為中華文化發源地，比起海外，應該是最有條件保留中華文化，包括古漢語遺產的地方，可是，毛澤東大破四舊，焚書坑儒，令中華傳統包括語言文化遭受到極大的破壞，現時在中國大陸已經很難找到傳統語言文化遺跡了。反而在海外，因為沒有戰亂，沒有文化專制，因而較多地保留了一些古漢語的用詞。比如說在香港常用的「差餉」(物業稅)、「差人」(警察)、「郵差」(郵遞員)、「薪俸」(工資)、「出糧」(發工資)、「長俸」(退休金)、「書院」(學院)、「姑娘」(護士)、「惹官非」(犯法)、「官判」(裁決)……，想必都是古漢語流傳下來的，而這些常用語即使在毗鄰的使用同一方言的廣州也早已絕跡了。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破壞，還體現在中國大陸接受中文教育的學生的中文水準，反而比不上在香港接受英文教育的老一輩學生，曾經一度使我十分驚訝。筆者「解放後」隨父母從香港回廣州，中學就讀於著名的廣雅中學，大學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接受中文教育。筆者母親三十年代畢業於香港聖保羅女子書院，接受英文教育，但是我的中文水準竟然比不上老母親。記得六十年代我讀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和母親在廣州上街，那時候到處都是簡體字、異體字和錯別字，因此我就把「針灸」讀成「針炎」，被母親即時糾正；讀大學了，有一次講起「紈絝子弟」我讀成「淑誇」的音，因為是從同學那裏聽來的，被母親取笑說：「你這算什麼大學生啊？」後來，我明白到在中國大陸雖然是中文教育，但因為早已被政治化，完全忽略了中文基礎訓練和優秀古典文學繼承；而在殖民地香港，學術完全不受政治影響，非常重視古典文學和基礎訓練，因此反而優勝。
二，「頂你個肺」和「塞你個胃」
很佩服作為外省人的章立凡先生，有興趣深入研究廣東話，可惜，章先生對口頭語「頂你個肺」的解釋錯了。
章先生考證說粵語「頂你個肺」意即「屌你個塊(門西)」(合成一字，女陰)，相當於普通話的「日你的B」(請原諒不雅——筆者註)，章先生根據近似的發音、以及粗口文明化的推測，得出上述的結論，據筆者對廣東話的理解，結論是錯誤的。
首先，「頂你個肺」是一句新興的俗語，流行於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之中，並往往與「塞你個胃」同用，足見青年人的反叛性，上了年紀的人很少會這樣說。它用於表示反對、抗辯，其憤怒和粗俗的程度低於「丟那媽」(日你媽)。而章先生根據「肺」粵語發音fai與「塊(門西)」fai-hai相近，推測粵語「頂你個肺」等同「屌你塊(門西)」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如何快讀和併讀，fai-hai都不可能變成fai,，除非有意誤讀。另外，除非極端憤怒，一般人罵粗口，都只會是問候人家的母親，比如普通話的「日你媽」和粵語的「屌你老母」；很少直接問候本人，比如普通話的「日你B」和粵語的「屌你塊(門西)」，因為被罵的人很可能是男性，所以說章先生的推測是錯誤的。
同樣的道理，有關粵語「州」、「戲」，章先生引用魯迅糾正章太炎的說法，以及章立凡先生的結論：粵語「州戲」(據筆者所知，粵語文字和口語中都根本沒有「州戲」這個詞)等於「屌(門西)」(性交)，筆者認為三者都錯得離譜，到底是外省人，僅憑對粵語發音的某些類比推測，不可能會有正確的結論，在此不贅。章先生不妨多問幾個有文化的廣東人，恐怕大多數和我一樣莫名其妙。
三，「埋單」和「買單」
隨著改革開放，港澳台海外文化湧入大陸，出現了有趣的「文化北伐」現象，包括粵式「飲茶」、粵語卡拉OK等等……，其中筆者發現大陸傳媒存在許多對粵語的誤解，僅舉出兩例：買單(實應為埋單)、搞定(實應為搞掂)。
廣東開化比較早，飲食界一直流行有別於北方「先付後吃」的「先吃後付」習俗，即使是最貧窮落後的毛澤東時代，也是如此。筆者看到廣州文化大革命回憶文章，其中有一篇就說到當年北京紅衛兵來廣州串聯，既囊中羞怯，又想充好漢，仗著自己是天子腳下來的天兵天將，竟然到飯館大快朵頤，然後一齊衝出飯館，企圖吃免費午餐，結果被飯館店員痛毆一頓。廣東人在酒樓飯館用餐後，招呼侍應結帳，稱為「埋單」，可是大陸傳媒又根據同音同義推測，解作「買單」其實是錯的。
粵語裏「埋」這個助動詞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比如說：「做埋佢」(做完它)、「等埋佢」(等他一起)……此處的「埋」有「完成」、「不要剩下」等意思。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另外一個意思了，比如說：「埋門」(接近球門)、「埋身」(接近某人)、「行埋」(靠近)、「住埋一齊」(住在一起)、「埋堆」(合群)……，此處的「埋」就不是「完成、結束」的意思了，而是「接近」、「在一起」的意思。
「埋單」裏的「埋」，如同「埋尾」(收尾，尤指收尾工程，或其他事物的結束階段)裏的「埋」字，用的是第一種意思，意即「完成」、「結束」的意思，「埋單」意即「結帳」，(完成、結算帳單的意思)，而並非「買帳單」的意思。
四，「搞掂」和「搞定」
同樣，大陸傳媒搞錯比較多的另一個粵語詞是「搞定」，實為「搞掂」( 讀ding音)之誤。在廣東話裏，「掂」(垂直)是相對於「橫」(水平)而言的，比如說：「打掂」意即「沿垂直方向」、「打橫」意即與「沿水平方向」，如果是「橫掂」則表示「反正」，比如「橫掂都是……」意思即是「反正都如此……」
可能古代中國人認為沿著垂直方向，即順著紋路做事情較易成功，所以單獨一個「掂」字的意思是：「完成」、「成功」、「順利」等意思……比如說：「掂唔掂？」(行不行？)、「唔掂」(不行、不成功)、「掂咗」(完成了)、「搞掂未？」(完成了嗎？)甚至有青少年說「掂過碌蔗」(比甘蔗的紋路還要順利)……所以，「搞掂」是「完成、順利結束」的意思，而不是根據同音同意推測的「搞定」。不過，也和「買單」一樣，雖然錯了，但無傷大雅，廣東人和外省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於是就將錯就錯了，既然說到對粵語的誤解，筆者在此一併提出而已。語言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東西，說不定將來會以假亂真，成為語言學家研究的話題。
(寫於08年11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於08年12月1日「議報」第383期)
附錄： “顶你个肺”何解？
-- 兼谈章太炎、鲁迅对“州戏”的误读
章立凡（北京）
我有一个困扰已久的疑问，网络流行语“顶你个肺”到底作何解？
方言最易记住的是粗口，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在深圳，有一朋友说过这句话，但他把“肺”念成“fai”（拉长音）。我一直搞不清“fai”是啥东东，但怀疑与性器官有关。
粗口化为网语：“肺”字原为“块閪”
勾起这个疑问后，连夜上网搜索，又向广东朋友请教。有的人认为是很“憋屈”的意思，类似于“顶心顶肺”，也有人说这是句恶毒的粗口。我检索了《广州音字典》，反复对比例证，确认“顶你个肺”源于“丢你个化閪”。粤语“丢”与“屌”同音，意为射精，“閪”则专指女阴。
“化閪（fa-hei）”是“块閪（fai-hei）”之切音（粤语“化”读“fa”，“块”读“fai”）。香港已故歌词作家黄沾在《广东粗口最劲》一 文中考证：“我顶你个肺”即“我顶你个块系”。按“顶”当为“丢”或“屌”之音转，“块”当指“部位”，“系”则是“閪”字的音读。整个句子按粤语正常读 音当为：“偶顶耐果块閪（ngo-ding-nei-go-fai-hei）”。
粤语口语中能用一个字的地方，一般都不会讲两个字。例如“乜嘢”（mie-ye）合成一个“咩”字（意为“什么”），类似网络语言的“表”表示“不要”“ 酱紫”表示“这样子”。“化”和“块”字声母都是“f”，“閪”的韵母是“ei”，我当年听到的拉长音“fai”相当于“fa-hei”或“fai- hei”的连读，两个音节合一后，读音近于“肺（fei）”，“顶你个肺”即从这句粗口转来。
至于“顶你个肺”在网络上流行，当是针对“顶帖”而借用的粗口成语。推想起来应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出现了对帖子的支持用语——“顶”、“顶帖”，相当于 “好得很”。于是另一部分反对者，就把这句成语搬出来，转作“反对顶帖”之用，相当于“好个屁”（与“文革”中某省的“好派”与“屁派”相似）。
顶你个“块閪”原义是很粗的，顶你个“肺”就不像粗口了，类似于“操”与“靠”的区别。由于意义暧昧，又常常被误作顶帖用语。这句话被电影《疯狂的石头》用作台词后流行全国，则应当是最近两年的事。
太炎鲁迅误读：“州戏”实为“丢閪”
鲁迅在《在钟楼上》一文中，曾谈到自己对广东话的感受：“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 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 已。”后面还有一段对“丢那妈”的考证：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 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 动词，非名词也。（鲁迅：《三闲集》）
“其州在尾上”，当是“其阳窍长在尾巴上”之意。典出《山海经•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麋，其州在尾上，其名曰罴”。郭璞注云：“州，窍”。但郭氏未说明是阴窍还是阳窍，导致太炎先生望文生义，误以为是阴窍，忽略了该窍长在一条长物件上。
鲁迅注音用的是韦氏音标，所谓“州戏”（Tiuhei），当为粤语“丢閪”或“屌閪”（diu-hei）之文雅表达，即男女交媾之谓也。如前所述，粤语“ 丢”“屌”同音，此处可指器官，亦可指射精动作；“戏”为女性生殖器“閪”之音变（粤语中另有“宾州”一词，专指男根）。
太炎鲁迅同为浙人，于粤语皆未通晓，老师太炎误指“州”为女性生殖器，被学生鲁迅纠正，认为这个字是动词。而实际上作为名词、动词均可成立，惟专属于男性 而已。鲁迅未解释“戏”字，他以初来乍到的“外江佬”，显然不知道粤语中有“閪”字，同样难免望文生义，直接将“戏”理解为床戏了。
粗口变俚语，乃至变文言，此皆中国语言之精妙处。在网络充斥着语言暴力的今日，用“字儿话”叙事和表达情绪，或许算得上是一种委婉。
2007年7月风雨读书楼
--------------------------
原载《博客》
Thursday, November 27, 2008
質疑「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論」
「民主中國」在中國民主化呼聲高漲的今天，舉辦「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集合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智慧，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功在千秋。我覺得，這些論文收集起來即使不敢奢言對中國民主化有什麼重大影響，起碼會成為將來史學家研究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資料。承編輯同仁錯愛，筆者已經在其上發表了五篇拙文探討中國民主化道路，希望能夠和廣大作者讀者共同討論。筆者的出發點對事不對人，單純就某些理論發表自己的看法，當然，在引用這些理論的時候，不得不提及出處，冒犯之處，敬請原諒。
近來，看到不少有關「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的理論，有些甚至認為中國民主化必須經過長期的「黨內民主」階段，才能達至「國家民主」的最終目的，筆者不敢苟同，在此發表討論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一，黨內提出民主的要求，只是為了小集團利益
據說，近年來黨內(特別是高層)就各項方針政策產生不同意見，因而提出了「黨內民主」的要求。不過，依筆者看來，黨內的這些民主要求大多並非為了國家民主，而是為了小集團利益，因此大可不必為他們唱讚歌。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黨內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權勢利益集團。我們可以從胡溫自言「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重大貪腐案件以及重大事故辦案困難重重、中央審計發現違規而不見法律懲罰、地方腐敗，群體事件和各種惡性事故要異地報道等等一系列社會現象中看出權勢利益集團的強大和瘋狂，看出地方勢力割據的膽大妄為。我們甚至可以從開放改革說得多，做得少；聽得多，見得少，以及一些中央大員各說各話的新聞信息中對上層的政治態勢有一個粗略估識。貪婪無恥的權勢利益集團，為了在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上討價還價，需要黨內民主，他們不想黨內再出現一個強人說了算或一個利益集團主宰的局面。他們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表進入上層，希望利用黨內民主盡可能地影響中央的各項決策，維護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這才是黨內民主提出的緣由和實質。他們的出發點絕不是為了國家民主，因為一旦實現國家民主，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勢和地位就會完全喪失，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所謂黨內民主寄予什麼奢望。
二，黨外提出「黨內民主」，是因為黨國不分
照道理，在任何國家，政黨都不過是一些少數人的政治團體，是政治目標相同者的自願組合。他們願意成為一個現代民主組織也好，一個封建幫會組織也好，那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與其他人無關。在中國，即使是共產黨執政已近一個甲子了，黨員也不過號稱六千萬，佔全國人口二十二分之一，就算這六千萬人內部民主了，怎麼能說十三億人口都民主了呢？
在民主國家， 黨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他們那裏的政黨，都是一些鬆散的組織，只要認同黨的政治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一旦不認同了，隨時都可以離開。它們的合法存在和運作的前提條件是不違反國家法律，不對其他人造成傷害。同時，它們的存在和運作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議會政治、多黨競爭。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政黨不民主，根本得不到選民的擁護，根本就不可能生存，所以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根本不存在什麼「黨內民主」的問題。
共產黨就不同了，他們一般都產生於落後的農業國家，產生於閉塞的封建社會，由此造成了它們封建的、家長式的和專制獨裁的組織結構，形同封建幫會組織。一旦加入了就等於簽了「生死契約」，要把自己的一切連同生命都交出來，黨員完全沒有個人思想和意志，衹是一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馴服工具」；此後如果意見不合，想離開都不成，會被當作叛徒處死，所以實質上是一個法西斯恐怖組織。而一旦讓這樣的組織上了台，他們用管理黨員的那一套家長式和恐怖手段管理國家，整個國家和民族必然陷於被恐怖統治的狀態，給國家民族帶來極大的傷害。因此，凡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無一不是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
六十年前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共，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他們視黎民社稷為私產，予取予攜。正因為如此，正因為這樣的「中國特色」，因而造成了黨就是國、國就是黨的錯覺。至使有一些人認為實現「黨內民主」就等於「國家民主」了，實不足為奇。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就會覺得這樣的理論實在荒謬無比。
三，黨內民主與國家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黨內民主不民主是共產黨自己的事，我們需要的是國家民主。
退一萬步而言，就算如這些人所願，黨內實行民主了：可以黨內有派，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民主選舉黨魁了。如果仍然堅持一黨專制，國家沒有普選，所有的官員都由黨任命，黨法大於國法，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選，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 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黨內民主」有什麼意義呢？充其量也不過六千萬共產黨員有民主了，可是，十三億人民的民主在哪裏？
如前所述，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否則他根本就無法生存，更遑論參加競選；而他們的存在和發展，也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國家裏的政黨不存在「黨內民主」的問題。
相反地，在共產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都是獨裁專制的政黨，因而他們統治的國家都是獨裁專制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就有什麼樣的國家)。而只有在這樣的國家中，這樣的政黨才可能生存。試想一下，如果像中共這樣的法西斯黨在美國，在台灣，在日本，在歐洲會有市場嗎？能生存下去嗎？美國共產黨和新近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他們都比中共「黨內民主」多了，可是就因為政治綱領帶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色彩，或者甚至僅僅因為黨的名稱帶有「共產」兩個字，就根本在當地形同虛設，沒有任何政治意義。
因此，怎麼能想像在一個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執政黨反而會實現「黨內民主」呢？這純屬一種政治幻想，世界歷史上找不出任何先例。
四，「黨內民主」絕非「國家民主」必經階段，相反，國家民主反會催生黨內民主。
相反地，只有首先實現國家民主，才反而催生政黨民主。讓我們看看周圍的政治現實，很多例子証明了這一點。比如說，在台灣的國民黨，也是一個有着獨裁專制傳統的政黨，他執政的國家政府也長期屬於一黨專制。可是，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形勢比人強。蔣經國、李登輝迫於島內民主訴求空前高漲，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得不順應時勢，交出政權，參加普選。先實現了國家民主化，在普選中落敗了，才知道痛改前非，對黨內厲行改革。在馬英九手上，將老邁的、習慣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台灣的民主進程表明，並不如大陸有些人提出的那樣，必須先實現「黨內民主」，才能實現國家民主。台灣人民更沒有讓國民黨長期享有政治特權，而是要求國民黨和其他政黨一起平等地參加普選，在敗選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實行黨內民主化。
再看看我們的小鄰國不丹，受西方教育的國王旺楚克決心放棄權力，實現國家民主化，而國內連政黨都沒有。為了開展普選，設立議會，實現多黨競爭，才鼓勵人民成立政黨。在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大氣候下，怎麼可能會出現像中共一樣的反民主政黨呢？所以說，反過來國家民主化會催生政黨民主化。
國民黨的經驗值得共產黨好好借鑑和學習：台灣人民不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要求首先國民黨民主化，同時長期給予國民黨政治特權，無限期地等待他民主化了，然後才實現國家民主化。而是相反，集中力量推動國家民主化，國民黨要參加競選，就不得不實現黨內民主化，從而一步到位地，最終實現了國家和政黨都民主化的目標，尤其值得大陸人民借鑑和學習。
(寫於08年11月1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27日「民主中國」)
近來，看到不少有關「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的理論，有些甚至認為中國民主化必須經過長期的「黨內民主」階段，才能達至「國家民主」的最終目的，筆者不敢苟同，在此發表討論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一，黨內提出民主的要求，只是為了小集團利益
據說，近年來黨內(特別是高層)就各項方針政策產生不同意見，因而提出了「黨內民主」的要求。不過，依筆者看來，黨內的這些民主要求大多並非為了國家民主，而是為了小集團利益，因此大可不必為他們唱讚歌。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黨內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權勢利益集團。我們可以從胡溫自言「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重大貪腐案件以及重大事故辦案困難重重、中央審計發現違規而不見法律懲罰、地方腐敗，群體事件和各種惡性事故要異地報道等等一系列社會現象中看出權勢利益集團的強大和瘋狂，看出地方勢力割據的膽大妄為。我們甚至可以從開放改革說得多，做得少；聽得多，見得少，以及一些中央大員各說各話的新聞信息中對上層的政治態勢有一個粗略估識。貪婪無恥的權勢利益集團，為了在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上討價還價，需要黨內民主，他們不想黨內再出現一個強人說了算或一個利益集團主宰的局面。他們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表進入上層，希望利用黨內民主盡可能地影響中央的各項決策，維護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這才是黨內民主提出的緣由和實質。他們的出發點絕不是為了國家民主，因為一旦實現國家民主，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勢和地位就會完全喪失，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所謂黨內民主寄予什麼奢望。
二，黨外提出「黨內民主」，是因為黨國不分
照道理，在任何國家，政黨都不過是一些少數人的政治團體，是政治目標相同者的自願組合。他們願意成為一個現代民主組織也好，一個封建幫會組織也好，那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與其他人無關。在中國，即使是共產黨執政已近一個甲子了，黨員也不過號稱六千萬，佔全國人口二十二分之一，就算這六千萬人內部民主了，怎麼能說十三億人口都民主了呢？
在民主國家， 黨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他們那裏的政黨，都是一些鬆散的組織，只要認同黨的政治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一旦不認同了，隨時都可以離開。它們的合法存在和運作的前提條件是不違反國家法律，不對其他人造成傷害。同時，它們的存在和運作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議會政治、多黨競爭。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政黨不民主，根本得不到選民的擁護，根本就不可能生存，所以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根本不存在什麼「黨內民主」的問題。
共產黨就不同了，他們一般都產生於落後的農業國家，產生於閉塞的封建社會，由此造成了它們封建的、家長式的和專制獨裁的組織結構，形同封建幫會組織。一旦加入了就等於簽了「生死契約」，要把自己的一切連同生命都交出來，黨員完全沒有個人思想和意志，衹是一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馴服工具」；此後如果意見不合，想離開都不成，會被當作叛徒處死，所以實質上是一個法西斯恐怖組織。而一旦讓這樣的組織上了台，他們用管理黨員的那一套家長式和恐怖手段管理國家，整個國家和民族必然陷於被恐怖統治的狀態，給國家民族帶來極大的傷害。因此，凡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無一不是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
六十年前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共，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他們視黎民社稷為私產，予取予攜。正因為如此，正因為這樣的「中國特色」，因而造成了黨就是國、國就是黨的錯覺。至使有一些人認為實現「黨內民主」就等於「國家民主」了，實不足為奇。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就會覺得這樣的理論實在荒謬無比。
三，黨內民主與國家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黨內民主不民主是共產黨自己的事，我們需要的是國家民主。
退一萬步而言，就算如這些人所願，黨內實行民主了：可以黨內有派，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民主選舉黨魁了。如果仍然堅持一黨專制，國家沒有普選，所有的官員都由黨任命，黨法大於國法，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選，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 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黨內民主」有什麼意義呢？充其量也不過六千萬共產黨員有民主了，可是，十三億人民的民主在哪裏？
如前所述，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否則他根本就無法生存，更遑論參加競選；而他們的存在和發展，也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國家裏的政黨不存在「黨內民主」的問題。
相反地，在共產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都是獨裁專制的政黨，因而他們統治的國家都是獨裁專制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就有什麼樣的國家)。而只有在這樣的國家中，這樣的政黨才可能生存。試想一下，如果像中共這樣的法西斯黨在美國，在台灣，在日本，在歐洲會有市場嗎？能生存下去嗎？美國共產黨和新近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他們都比中共「黨內民主」多了，可是就因為政治綱領帶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色彩，或者甚至僅僅因為黨的名稱帶有「共產」兩個字，就根本在當地形同虛設，沒有任何政治意義。
因此，怎麼能想像在一個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執政黨反而會實現「黨內民主」呢？這純屬一種政治幻想，世界歷史上找不出任何先例。
四，「黨內民主」絕非「國家民主」必經階段，相反，國家民主反會催生黨內民主。
相反地，只有首先實現國家民主，才反而催生政黨民主。讓我們看看周圍的政治現實，很多例子証明了這一點。比如說，在台灣的國民黨，也是一個有着獨裁專制傳統的政黨，他執政的國家政府也長期屬於一黨專制。可是，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形勢比人強。蔣經國、李登輝迫於島內民主訴求空前高漲，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得不順應時勢，交出政權，參加普選。先實現了國家民主化，在普選中落敗了，才知道痛改前非，對黨內厲行改革。在馬英九手上，將老邁的、習慣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台灣的民主進程表明，並不如大陸有些人提出的那樣，必須先實現「黨內民主」，才能實現國家民主。台灣人民更沒有讓國民黨長期享有政治特權，而是要求國民黨和其他政黨一起平等地參加普選，在敗選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實行黨內民主化。
再看看我們的小鄰國不丹，受西方教育的國王旺楚克決心放棄權力，實現國家民主化，而國內連政黨都沒有。為了開展普選，設立議會，實現多黨競爭，才鼓勵人民成立政黨。在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大氣候下，怎麼可能會出現像中共一樣的反民主政黨呢？所以說，反過來國家民主化會催生政黨民主化。
國民黨的經驗值得共產黨好好借鑑和學習：台灣人民不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要求首先國民黨民主化，同時長期給予國民黨政治特權，無限期地等待他民主化了，然後才實現國家民主化。而是相反，集中力量推動國家民主化，國民黨要參加競選，就不得不實現黨內民主化，從而一步到位地，最終實現了國家和政黨都民主化的目標，尤其值得大陸人民借鑑和學習。
(寫於08年11月1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27日「民主中國」)
Tuesday, November 11, 2008
台灣模式是最佳選擇
自從一九零八年清政府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到今天，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世界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連不丹這樣的小國)都已實現了民主。可是，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只有少數人有幸走出了專制統治怪圈：台灣實現了民主憲政，雖然遠未成熟，但總算是踏上了民主之途；港澳在中共的施捨下只有半吊子民主，正在抗爭之中；而人口眾多的大陸至今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還在苦苦探求實現民主憲政之路。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體中國人借鑒別國的成敗，特別是參照港澳台的經驗和教訓，共同探索一條中國民主之路，十分有益和必要。貴刋舉辦「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為中國民主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眾所公認，知識分子走在這一探索的前端，理論探索更是實踐的前哨。筆者注意到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前者有衛子游先生「中國民主化現實道路」提出的：「黨委會議公開化、人大會議制度化」以及「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後者有張鶴慈先生「中國：自由先於民主」主張：「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請參閱「民主中國」2008年5月22日「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再和衛子游先生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和07年11月18日「民主論壇」「民主和自由一樣重要——致張鶴慈先生」。
近閱香港「開放」雜誌08年10月號蘆笛先生「趙紫陽：中共絕無僅有的人材」，提出類似的民主化方案，筆者感到驚訝之餘，才覺這種想法在中國知識界可能已形成一種思潮，因此更有必要大家討論。蘆文說：「把中國先改成個古羅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國(只聽說過古羅馬有奴隸和奴隸主之分、南非有黑人和白人之分，從未聽說過有黨員和非黨員之分——筆者註)。在這種國家中，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具體的做法是，撤銷現有各級人大，以各級黨代會代替之，各級政府就是黨代會選舉出來的內閣。國家主席也由全國黨代會選出……黨內實行英式民主，選舉必須是嚴格的西式競選，黨代會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級黨委會則予以撤銷，軍警憲特內的黨組織一律撤銷，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機構內的黨組織也予以解散，完全獨立於立法與行政系統。」蘆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先在堅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將中國改造為自由的國家，它照顧了共產黨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構成了向全民民主的平滑過渡階段。不難想見，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共產黨就會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一黨專政就能平滑過渡為多黨競爭，而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有趣的是，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認為香港是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範例，可作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渡階段。
筆者不敢苟同，其理由見上述兩篇文章，現補充簡要說明如下，請蘆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中國民主化是否一定要分兩步走，先黨內民主，後國家民主？是否一定要長期保留中共政治特權？
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民主潮流洶湧澎湃、普世價值(特別是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被廣泛認可的今天，提出剝奪佔人口大多數的非黨員政治權利，簡直是匪夷所思！這說明蘆先生對政治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缺乏認識，而覺得政治權利不過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老百姓有了「其他公民權利」就足夠了。無論蘆先生出於何種誠意，顯而易見，這樣的方案不但未能促進民主，反而是民主大倒退。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沒有民主，但共產黨起碼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公開反對民主，不得不使用假民主來掩蓋專政本質，他們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至少名義上涵蓋各黨派各階層。我們爭取民主就是要將人大正名化，爭取人大代表真正由普選產生，成為將來民主憲政下的議會；而不是像蘆先生所建議的那樣將其黨派化，把人大變成共產黨的「黨大」。
況且，即使蘆先生的本意是指過渡階段，卻並沒有提出時間表，我們需要耐心等待共產黨「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如果他們不分裂、或者假分裂，我們怎麼辦？難道永遠等待下去嗎？比起衛先生提出的「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還不如。筆者在與衛先生討論的文章中說過：「這是一張無期支票，所謂「逐步」和中共硬塞進香港基本法中「循序漸進」一樣，都是沒有法律意義的遁詞……須知中國人民為民主憲政已經奮鬥犧牲了一百多年，他們對民主憲政的強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勢不可擋，刻不容緩，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這種過程被不合理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就必然會被人民視作毫無誠意，只是對他們的推搪和敷衍，達到延續其獨裁專制政權的目的，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清末的行憲改制失敗引發辛亥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例証和教訓，中共當局及衛先生們不可不引以為戒。」
蘆先生說「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將共產黨的黨代會視作「精英民主」，將共產黨員視作「精英」，簡直讓人笑掉大牙！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許多人不但不以黨員為榮，反以為恥。筆者在大陸遇見許多老同學老朋友，不少羞於承認自己是黨員；有些主動退黨、有的不交黨費，不參加黨的活動。蓋因今天的中共成了貪污腐敗、雞鳴狗盜的代名詞。同篇文章裏筆者說過：「中共的政權本來就是暴力取得的，將近六十年了，他們享盡了特權，我們也受夠了。如今請他們交出政權，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有甚麼好客氣的？憑什麼還要為他們特設一個享有否決權的「參議院」，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筆者堅持這種看法。
蘆先生和衛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出要給中共保留政治特權和既得利益，似乎非如此中共就不會交出政權。筆者不這樣認為。在國內強大的民主訴求和國際壓力下，有可能共產黨不得不交出政權，就像當年面對辛亥革命的滿清政府，也像顏色革命下的蘇聯和東歐。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對國民黨大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退一步講，即使台灣不出蔣經國、也必然會出一個張經國、王經國；蘇聯不出戈巴卓夫，也必然會出一個戈巴洛夫。意思就是說歷史的潮流誰也阻擋不住，阻礙歷史前進的人必被淘汰，順應歷史潮流的新領袖必會應運而生。中共既然出不了蔣經國，但是被世界民主潮流衝擊，國內民主運動高漲所迫，不得已走向民主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胡錦濤不改革，難保黨內不會出現一個張錦濤、王錦濤？當然，如果他們冥頑不化，再向人民動手，也有可能當中國的壽西斯古。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若再發生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了。
台灣李登輝總統任上開放普選，他和國民黨都沒有要求像蘆先生衛先生給中共設計的那樣：國民黨黨代會變成最高權力機構，國民黨中央全體組成「參議院」，李登輝擔任「參議院院長」。蘇共瓦解和下台的時候，也沒有專門設置一個「參議院」來安置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當然，這需要政治家的民主視野和寬闊胸襟，以中共的素質不一定能做得到，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將死攬權力不放，所以我說他們不會領你們的情。反之，如果人民群眾的民主力量強大，包括中共黨內軍內都有支持民主的力量，幾個執政者再頑固不化，也不可能保留政治特權。清朝皇帝的退位也可看作是改良或是顏色革命的結果(因為辛亥革命並不像「解放戰爭」)，並無保留政治特權，後來連經濟特權都取消了。所以筆者認為和平改良不等於一定不徹底，有可能爭取到完全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共產黨唯一的出路是效法國民黨：交出政權，參加普選。
所以筆者認為，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民主革命一步到位，並不需要蘆先生和衛先生設想的「過渡期」，分兩階段完成，台灣模式就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擇。
二，所謂「有自由無民主」(或稱「先自由後民主」)的香港模式是否最佳選項？
筆者同樣認為否。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筆者認為，香港目前這種社會狀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外，而這種畸形的狀況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所以不可以作為自由先於民主的例証，更不可以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範例。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是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留給香港人最好的禮物之一。雖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計想削弱和取消它，不斷地通過陰暗的手段企圖達到目的，但礙於自由人權已經成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況且在世界輿論監督之下，而一時難以辦到。 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雖然沒有多少民主權利，由於殖民地地位，總督不可能由普選產生，只能由宗主國委派。但是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老牌西方民主國家，宗主國有民主，殖民地也間接有民主。港府所有官員議員的任命任人唯賢；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輿論監督之下，沒有任何個人特權；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開始，當香港回歸中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英國才意識到民主對於香港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性，開始引入民主選舉，並試圖在一九八八年直選立法會，一九九二年進行政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被北京視為「陰謀論」，遭到其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這種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尷尬局面。
為什麼這種半吊子民主社會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因為七百萬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數明白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眼前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必然會被不斷侵蝕，以致最後喪失殆盡。於是，回歸十年來，勇敢的香港人面對一個強橫的專制政權，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爭取雙普選的抗爭。二００三年、二００四年兩次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實現普選，明確地表達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迫使北京讓步，擱置強迫港府就 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回歸十年來的現實，最清楚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沒有保障，最後必然落空。這十年來，北京不斷地暗中蠶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權，拒不兌現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莊嚴承諾，至今民主普選仍遙遙無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四次強行「釋法」，動搖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基礎；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勢力、滲透傳媒影響輿論、發動言論圍剿、敵視民主派、用經濟手段收買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為，無不告訴我們大家：沒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權隨時都會被剝奪。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毋須向選民負責，只需取得北京的歡心，就可以穩坐特首寶座，怎麼可能指望這樣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權呢？而立法會迄今為止只有半數議員是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他們雖然竭力代表民眾發聲，但未能取得絕對多數，有心無力。香港人擁有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實有賴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模式不是中國民主化的範例，更不是必經過程；只有台灣模式才最適合中國，才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項。
(寫於08年10月1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12日「民主中國」)
眾所公認，知識分子走在這一探索的前端，理論探索更是實踐的前哨。筆者注意到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前者有衛子游先生「中國民主化現實道路」提出的：「黨委會議公開化、人大會議制度化」以及「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後者有張鶴慈先生「中國：自由先於民主」主張：「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請參閱「民主中國」2008年5月22日「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再和衛子游先生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和07年11月18日「民主論壇」「民主和自由一樣重要——致張鶴慈先生」。
近閱香港「開放」雜誌08年10月號蘆笛先生「趙紫陽：中共絕無僅有的人材」，提出類似的民主化方案，筆者感到驚訝之餘，才覺這種想法在中國知識界可能已形成一種思潮，因此更有必要大家討論。蘆文說：「把中國先改成個古羅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國(只聽說過古羅馬有奴隸和奴隸主之分、南非有黑人和白人之分，從未聽說過有黨員和非黨員之分——筆者註)。在這種國家中，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具體的做法是，撤銷現有各級人大，以各級黨代會代替之，各級政府就是黨代會選舉出來的內閣。國家主席也由全國黨代會選出……黨內實行英式民主，選舉必須是嚴格的西式競選，黨代會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級黨委會則予以撤銷，軍警憲特內的黨組織一律撤銷，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機構內的黨組織也予以解散，完全獨立於立法與行政系統。」蘆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先在堅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將中國改造為自由的國家，它照顧了共產黨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構成了向全民民主的平滑過渡階段。不難想見，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共產黨就會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一黨專政就能平滑過渡為多黨競爭，而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有趣的是，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認為香港是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範例，可作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渡階段。
筆者不敢苟同，其理由見上述兩篇文章，現補充簡要說明如下，請蘆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中國民主化是否一定要分兩步走，先黨內民主，後國家民主？是否一定要長期保留中共政治特權？
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民主潮流洶湧澎湃、普世價值(特別是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被廣泛認可的今天，提出剝奪佔人口大多數的非黨員政治權利，簡直是匪夷所思！這說明蘆先生對政治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缺乏認識，而覺得政治權利不過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老百姓有了「其他公民權利」就足夠了。無論蘆先生出於何種誠意，顯而易見，這樣的方案不但未能促進民主，反而是民主大倒退。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沒有民主，但共產黨起碼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公開反對民主，不得不使用假民主來掩蓋專政本質，他們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至少名義上涵蓋各黨派各階層。我們爭取民主就是要將人大正名化，爭取人大代表真正由普選產生，成為將來民主憲政下的議會；而不是像蘆先生所建議的那樣將其黨派化，把人大變成共產黨的「黨大」。
況且，即使蘆先生的本意是指過渡階段，卻並沒有提出時間表，我們需要耐心等待共產黨「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如果他們不分裂、或者假分裂，我們怎麼辦？難道永遠等待下去嗎？比起衛先生提出的「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還不如。筆者在與衛先生討論的文章中說過：「這是一張無期支票，所謂「逐步」和中共硬塞進香港基本法中「循序漸進」一樣，都是沒有法律意義的遁詞……須知中國人民為民主憲政已經奮鬥犧牲了一百多年，他們對民主憲政的強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勢不可擋，刻不容緩，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這種過程被不合理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就必然會被人民視作毫無誠意，只是對他們的推搪和敷衍，達到延續其獨裁專制政權的目的，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清末的行憲改制失敗引發辛亥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例証和教訓，中共當局及衛先生們不可不引以為戒。」
蘆先生說「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將共產黨的黨代會視作「精英民主」，將共產黨員視作「精英」，簡直讓人笑掉大牙！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許多人不但不以黨員為榮，反以為恥。筆者在大陸遇見許多老同學老朋友，不少羞於承認自己是黨員；有些主動退黨、有的不交黨費，不參加黨的活動。蓋因今天的中共成了貪污腐敗、雞鳴狗盜的代名詞。同篇文章裏筆者說過：「中共的政權本來就是暴力取得的，將近六十年了，他們享盡了特權，我們也受夠了。如今請他們交出政權，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有甚麼好客氣的？憑什麼還要為他們特設一個享有否決權的「參議院」，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筆者堅持這種看法。
蘆先生和衛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出要給中共保留政治特權和既得利益，似乎非如此中共就不會交出政權。筆者不這樣認為。在國內強大的民主訴求和國際壓力下，有可能共產黨不得不交出政權，就像當年面對辛亥革命的滿清政府，也像顏色革命下的蘇聯和東歐。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對國民黨大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退一步講，即使台灣不出蔣經國、也必然會出一個張經國、王經國；蘇聯不出戈巴卓夫，也必然會出一個戈巴洛夫。意思就是說歷史的潮流誰也阻擋不住，阻礙歷史前進的人必被淘汰，順應歷史潮流的新領袖必會應運而生。中共既然出不了蔣經國，但是被世界民主潮流衝擊，國內民主運動高漲所迫，不得已走向民主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胡錦濤不改革，難保黨內不會出現一個張錦濤、王錦濤？當然，如果他們冥頑不化，再向人民動手，也有可能當中國的壽西斯古。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若再發生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了。
台灣李登輝總統任上開放普選，他和國民黨都沒有要求像蘆先生衛先生給中共設計的那樣：國民黨黨代會變成最高權力機構，國民黨中央全體組成「參議院」，李登輝擔任「參議院院長」。蘇共瓦解和下台的時候，也沒有專門設置一個「參議院」來安置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當然，這需要政治家的民主視野和寬闊胸襟，以中共的素質不一定能做得到，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將死攬權力不放，所以我說他們不會領你們的情。反之，如果人民群眾的民主力量強大，包括中共黨內軍內都有支持民主的力量，幾個執政者再頑固不化，也不可能保留政治特權。清朝皇帝的退位也可看作是改良或是顏色革命的結果(因為辛亥革命並不像「解放戰爭」)，並無保留政治特權，後來連經濟特權都取消了。所以筆者認為和平改良不等於一定不徹底，有可能爭取到完全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共產黨唯一的出路是效法國民黨：交出政權，參加普選。
所以筆者認為，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民主革命一步到位，並不需要蘆先生和衛先生設想的「過渡期」，分兩階段完成，台灣模式就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擇。
二，所謂「有自由無民主」(或稱「先自由後民主」)的香港模式是否最佳選項？
筆者同樣認為否。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筆者認為，香港目前這種社會狀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外，而這種畸形的狀況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所以不可以作為自由先於民主的例証，更不可以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範例。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是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留給香港人最好的禮物之一。雖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計想削弱和取消它，不斷地通過陰暗的手段企圖達到目的，但礙於自由人權已經成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況且在世界輿論監督之下，而一時難以辦到。 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雖然沒有多少民主權利，由於殖民地地位，總督不可能由普選產生，只能由宗主國委派。但是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老牌西方民主國家，宗主國有民主，殖民地也間接有民主。港府所有官員議員的任命任人唯賢；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輿論監督之下，沒有任何個人特權；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開始，當香港回歸中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英國才意識到民主對於香港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性，開始引入民主選舉，並試圖在一九八八年直選立法會，一九九二年進行政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被北京視為「陰謀論」，遭到其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這種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尷尬局面。
為什麼這種半吊子民主社會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因為七百萬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數明白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眼前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必然會被不斷侵蝕，以致最後喪失殆盡。於是，回歸十年來，勇敢的香港人面對一個強橫的專制政權，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爭取雙普選的抗爭。二００三年、二００四年兩次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實現普選，明確地表達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迫使北京讓步，擱置強迫港府就 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回歸十年來的現實，最清楚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沒有保障，最後必然落空。這十年來，北京不斷地暗中蠶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權，拒不兌現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莊嚴承諾，至今民主普選仍遙遙無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四次強行「釋法」，動搖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基礎；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勢力、滲透傳媒影響輿論、發動言論圍剿、敵視民主派、用經濟手段收買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為，無不告訴我們大家：沒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權隨時都會被剝奪。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毋須向選民負責，只需取得北京的歡心，就可以穩坐特首寶座，怎麼可能指望這樣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權呢？而立法會迄今為止只有半數議員是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他們雖然竭力代表民眾發聲，但未能取得絕對多數，有心無力。香港人擁有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實有賴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模式不是中國民主化的範例，更不是必經過程；只有台灣模式才最適合中國，才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項。
(寫於08年10月1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12日「民主中國」)
Thursday, November 6, 2008
鳥盡弓藏，卸磨殺驢——推介齊彧「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
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去年在香港出版後，美國紐約有幾個素未謀面的讀者與我聯絡，或是同齡、同鄉、或是同經歷、同學的同學……，他們想和我分享心得。可是其中一位傅建中(筆名齊彧)先生非以上情況，他說他也寫了一本回憶錄：「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找我幫助在香港出版，讀者在這裏看到的是筆者對這本書的評論。
傅先生是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先生的曾外孫，其外祖父黃一歐是黃興先生的長子，其母是黃一歐先生的獨女，所以雖然傅先生是黃一歐的外孫，但卻是唯一的孫子。自從出生後六十天，就被外祖父母從唐山開灤煤礦接回湖南長沙撫養，此後一直跟隨外祖父母成長，數十年來耳聞目睹很多歷史故事和人物，為不使歷史真相被湮沒，他下決心克服重重困難寫出這本書，我為他高興，也為自己能夠幫助他出版開心。
傅先生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本人寫的不是歷史書，也不是小說，完全是作者同外祖父同餐共寢、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聽來和親身經歷的故事。」因此筆者看，這本書介乎回憶錄和歷史通俗讀物之間。由於其外祖父所說均是一些零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要把它寫成一本書，難度較大，於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很多歷史背景、人物介紹和作者的評述，輔以眾多的歷史圖片，甚至在書後附錄了若干歷史人物介紹供參考。以作者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年紀，自言因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關門，「未能像正常社會裏的正常人一樣受到完整的系統的基礎教育」，能寫出這本書已經很不簡單。因為該書不但文筆簡潔流暢，敘事清楚，而且具有大多數同齡的大陸人，特別是那些被共產黨招安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那些狂熱狹隘愛國憤青所沒有的政治見解。誠如作者所言，海外有些高幹子女出版了一些著名的著作，也不過是「反毛不反共」，而他自己本人則是既反毛又反共更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比如書中說到毛澤東，文革前毛去湖南，召見作者外祖父黃一歐，後者拒見龍顏，因而作者也失去了瞻仰當朝聖上的機會(其外祖父曾帶他去政協見過末代皇帝溥儀)，但從外祖父和毛澤東的交往，對他的評價，從諸多毛澤東舊相識所寫的回憶錄中，傅先生對毛澤東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和很恰當的評價。書中說：「如果不是歷史的巧合，比如日本人入侵中國及隨之而來的西安事變(筆者認為應加上：蘇聯將東北整個交給中共——筆者註)，那麼毛澤東頂多不過是洪秀全第二。」這句話說得太精采太精闢了！一言概括了毛澤東的本領能耐和他得天下的箇中因由。
此外，作者還通過對二十多年來跟隨外祖父母在長沙生活的描述，讓讀者看到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對非共民主人士的摧殘。一九一０年冬，作者的外祖父黃一歐先生還在日本留學，其父黃興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想到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不但寫下遺書，還急電他從日本趕來參加。該次震驚世界並且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根基的壯烈革命，犧牲了海內外各界七十二名優秀的中華兒女，領導人黃興也被打斷兩隻手指，父子兩人同上戰場成為歷史佳話。革命成功後，黃一歐先生曾經官拜少將司令官，由於和蔣介石政見不合，逐漸退出軍界政壇，但也為國家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一九二九年代表國民黨去東北和把兄弟張學良談判統一、一九四九年勸喻兄弟親家程潛「和平解放湖南」(程潛為其四弟的岳父)，拯蒼生水火之中，免百姓生靈塗炭……。因而「解放後」被中共聘為政府顧問、政協委員。可是不久後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作為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的後代，也未能倖免，私人房產被沒收，一步步從城市趕去鄉下，十幾戶人擠在一屋，工資也一減再減，最後剩下每月三十五元勉強維持祖孫三人的生活，文革中外祖母還被當作地主分子抓去關起來批鬥……。總之，就像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共產黨就像一頭怪獸，先是吃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作者祖孫三代在中共統治下幾十年的生活，就是中共吃朋友的寫照，也就是本文標題「鳥盡弓藏，卸磨殺驢」的含義。
筆者對該書作者最欣賞的地方，除了上面所述對中共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之外，就是佩服作者的勇氣。作者大膽地寫道：「我母親中學畢業後，響應共青團的號召，與家庭劃清界線，分配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工作，隨便找一個成份好的男人結婚，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現像，這件事讓外祖父母非常痛心……門不當，戶不對，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悲劇。」作者不懼通過自己父母不幸的政治婚姻來剖釋毛共所建立的極度扭曲畸型的階級社會，這樣的認識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樣的勇氣更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他讓我想起了我妹妹同樣的，但更不幸的婚姻。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不但迫於無奈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嫁入一個外省的工人家庭，而且還天生麗質英年早逝，實際上是被毛共所謂的「階級路線」軟刀子殺死的，令活著的親人含恨終生，其間揪心的苦痛真不足為外人道。(請讀者參閱拙作「中國—— 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該書除了敘述很多從外祖父口裏聽說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外，對日常生活還有很多生動風趣的細節描寫，言詞簡樸，真情流露。比如說，在中共統治下，作為民主人士和一家支柱的外祖父收入每況愈下，抽不起盒裝煙了，自己買了個卷煙機，將香煙屁股收集起來拆開重捲。作者年少頑皮，將火柴頭捲入香煙中，外祖父拿來敬客，差點闖出大禍。又有一次，作者外祖父去平民醫院看病，晚上醫院要關門了，還未輪到他。原來作者將病歷簿上「黃一歐」的「一」字上加了一畫，當時大陸的病歷簿本來就字體潦草，湖南話黃王不分，結果護士唸成：「王二麼子區欠」，害得外祖父在醫院裏白等一天。閱之令人生笑之餘，也同時品嚐了生活的沉重和見証了社會的黑暗。最令人感到苦澀的是，作者寫道：
「外祖父回憶起他的艷遇來(其外祖父曾在美國火車上遇見一位金髮少女——筆者註)，總是眉飛色舞，哪怕是在文革期間最艱難的日子裏。有一次我沒好氣地說：“你那時要是找了那個外國女人就好了。”他說：“那就不會有你麼。”我頂撞他說：“你要生我們出來幹什麼？你一個人受苦還不夠嗎？”我見他臉色突然凝重起來，眼眶也紅了，長久沉默不語，我吃了一驚，知道話說重了。……」
作者從一個平常的、不經意的生活細節裏，讓讀者看到了時代轉變的沉重痕跡，更讓讀者透悟出那個黑暗年代裏政治株連的可怕，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小小的年紀，已經幾次想到自殺。」
這本書曾經國共兩黨馬英九、李銳等過目，他的成功就在於他重現了真實的歷史，無論是外祖父口述的歷史，還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歷史。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只有以史為鑒，才能澤披未來。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文學作品也一樣。該書美中不足之處是由於牽涉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太多，親屬關係又太複雜，時空跨度很大，無論寫作和閱讀都很難抓住重心。由此會給人一種東拉西扯的感覺，但如果將其看作一種新的文學嘗試，反而會在這種自然而然的閑聊中認識歷史，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
(寫於2008年9月23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08年11月號「爭鳴」雜誌)
傅先生是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先生的曾外孫，其外祖父黃一歐是黃興先生的長子，其母是黃一歐先生的獨女，所以雖然傅先生是黃一歐的外孫，但卻是唯一的孫子。自從出生後六十天，就被外祖父母從唐山開灤煤礦接回湖南長沙撫養，此後一直跟隨外祖父母成長，數十年來耳聞目睹很多歷史故事和人物，為不使歷史真相被湮沒，他下決心克服重重困難寫出這本書，我為他高興，也為自己能夠幫助他出版開心。
傅先生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本人寫的不是歷史書，也不是小說，完全是作者同外祖父同餐共寢、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聽來和親身經歷的故事。」因此筆者看，這本書介乎回憶錄和歷史通俗讀物之間。由於其外祖父所說均是一些零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要把它寫成一本書，難度較大，於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很多歷史背景、人物介紹和作者的評述，輔以眾多的歷史圖片，甚至在書後附錄了若干歷史人物介紹供參考。以作者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年紀，自言因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關門，「未能像正常社會裏的正常人一樣受到完整的系統的基礎教育」，能寫出這本書已經很不簡單。因為該書不但文筆簡潔流暢，敘事清楚，而且具有大多數同齡的大陸人，特別是那些被共產黨招安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那些狂熱狹隘愛國憤青所沒有的政治見解。誠如作者所言，海外有些高幹子女出版了一些著名的著作，也不過是「反毛不反共」，而他自己本人則是既反毛又反共更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比如書中說到毛澤東，文革前毛去湖南，召見作者外祖父黃一歐，後者拒見龍顏，因而作者也失去了瞻仰當朝聖上的機會(其外祖父曾帶他去政協見過末代皇帝溥儀)，但從外祖父和毛澤東的交往，對他的評價，從諸多毛澤東舊相識所寫的回憶錄中，傅先生對毛澤東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和很恰當的評價。書中說：「如果不是歷史的巧合，比如日本人入侵中國及隨之而來的西安事變(筆者認為應加上：蘇聯將東北整個交給中共——筆者註)，那麼毛澤東頂多不過是洪秀全第二。」這句話說得太精采太精闢了！一言概括了毛澤東的本領能耐和他得天下的箇中因由。
此外，作者還通過對二十多年來跟隨外祖父母在長沙生活的描述，讓讀者看到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對非共民主人士的摧殘。一九一０年冬，作者的外祖父黃一歐先生還在日本留學，其父黃興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想到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不但寫下遺書，還急電他從日本趕來參加。該次震驚世界並且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根基的壯烈革命，犧牲了海內外各界七十二名優秀的中華兒女，領導人黃興也被打斷兩隻手指，父子兩人同上戰場成為歷史佳話。革命成功後，黃一歐先生曾經官拜少將司令官，由於和蔣介石政見不合，逐漸退出軍界政壇，但也為國家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一九二九年代表國民黨去東北和把兄弟張學良談判統一、一九四九年勸喻兄弟親家程潛「和平解放湖南」(程潛為其四弟的岳父)，拯蒼生水火之中，免百姓生靈塗炭……。因而「解放後」被中共聘為政府顧問、政協委員。可是不久後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作為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的後代，也未能倖免，私人房產被沒收，一步步從城市趕去鄉下，十幾戶人擠在一屋，工資也一減再減，最後剩下每月三十五元勉強維持祖孫三人的生活，文革中外祖母還被當作地主分子抓去關起來批鬥……。總之，就像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共產黨就像一頭怪獸，先是吃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作者祖孫三代在中共統治下幾十年的生活，就是中共吃朋友的寫照，也就是本文標題「鳥盡弓藏，卸磨殺驢」的含義。
筆者對該書作者最欣賞的地方，除了上面所述對中共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之外，就是佩服作者的勇氣。作者大膽地寫道：「我母親中學畢業後，響應共青團的號召，與家庭劃清界線，分配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工作，隨便找一個成份好的男人結婚，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現像，這件事讓外祖父母非常痛心……門不當，戶不對，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悲劇。」作者不懼通過自己父母不幸的政治婚姻來剖釋毛共所建立的極度扭曲畸型的階級社會，這樣的認識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樣的勇氣更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他讓我想起了我妹妹同樣的，但更不幸的婚姻。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不但迫於無奈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嫁入一個外省的工人家庭，而且還天生麗質英年早逝，實際上是被毛共所謂的「階級路線」軟刀子殺死的，令活著的親人含恨終生，其間揪心的苦痛真不足為外人道。(請讀者參閱拙作「中國—— 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該書除了敘述很多從外祖父口裏聽說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外，對日常生活還有很多生動風趣的細節描寫，言詞簡樸，真情流露。比如說，在中共統治下，作為民主人士和一家支柱的外祖父收入每況愈下，抽不起盒裝煙了，自己買了個卷煙機，將香煙屁股收集起來拆開重捲。作者年少頑皮，將火柴頭捲入香煙中，外祖父拿來敬客，差點闖出大禍。又有一次，作者外祖父去平民醫院看病，晚上醫院要關門了，還未輪到他。原來作者將病歷簿上「黃一歐」的「一」字上加了一畫，當時大陸的病歷簿本來就字體潦草，湖南話黃王不分，結果護士唸成：「王二麼子區欠」，害得外祖父在醫院裏白等一天。閱之令人生笑之餘，也同時品嚐了生活的沉重和見証了社會的黑暗。最令人感到苦澀的是，作者寫道：
「外祖父回憶起他的艷遇來(其外祖父曾在美國火車上遇見一位金髮少女——筆者註)，總是眉飛色舞，哪怕是在文革期間最艱難的日子裏。有一次我沒好氣地說：“你那時要是找了那個外國女人就好了。”他說：“那就不會有你麼。”我頂撞他說：“你要生我們出來幹什麼？你一個人受苦還不夠嗎？”我見他臉色突然凝重起來，眼眶也紅了，長久沉默不語，我吃了一驚，知道話說重了。……」
作者從一個平常的、不經意的生活細節裏，讓讀者看到了時代轉變的沉重痕跡，更讓讀者透悟出那個黑暗年代裏政治株連的可怕，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小小的年紀，已經幾次想到自殺。」
這本書曾經國共兩黨馬英九、李銳等過目，他的成功就在於他重現了真實的歷史，無論是外祖父口述的歷史，還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歷史。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只有以史為鑒，才能澤披未來。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文學作品也一樣。該書美中不足之處是由於牽涉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太多，親屬關係又太複雜，時空跨度很大，無論寫作和閱讀都很難抓住重心。由此會給人一種東拉西扯的感覺，但如果將其看作一種新的文學嘗試，反而會在這種自然而然的閑聊中認識歷史，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
(寫於2008年9月23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08年11月號「爭鳴」雜誌)
「一舉粉碎四人幫」有什麼好誇耀的？
近日藉華國鋒去世及三中全會召開，大陸傳媒大肆宣傳三十二年前「一舉粉碎四人幫」宮廷政變，官方說詞是：「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果斷行動，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連續一星期播放「驚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紀事」歷史回顧節目，反覆宣傳華國鋒如何英明決策，葉劍英、汪東興等如何周密籌劃，中南海御林軍8341部隊如何勇敢機智，王、江、張、姚四人幫又是如何醜態百出……。讓人覺得中共黨內鬥爭反反覆覆和翻雲覆雨之餘(胡錦濤間接為華國鋒、汪東興平了反，搧了鄧小平耳光)，也為他們的幼稚無知和恬不知恥感到噁心。
沒錯，經過篡改歷史專家的篩選，經過中宣部的嚴格審批，拿出來給大陸民眾洗腦的全是「正面材料」；而「負面材料」則永遠沒有機會和大陸民眾見面。直到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他們還只能看到天安門前青年男女扭秧歌、游行、呼口號……看不到背後的無恥、骯髒和弔詭。現時，關於這場宮廷政變，當事人的後代比如葉劍英女婿劉詩昆、熊向暉的女兒熊蕾文、耿颷兒子等的採訪錄或回憶錄，披露了許多歷史細節，海外史學家更有許多研究成果，都說明了所謂「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近代史大事件其實不過是一場典型的宮廷政變。無論從他的過程、法理依據和結果都完全違反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誇耀的，更不值得什麼隆重紀念；反而應該冷靜客觀地加以分析和檢討，從中汲取有益的歷史教訓。
首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過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自古以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演過無數次，史學家曾經擇其典型，歸納成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十大宮廷政變」：李斯矯昭、周勃誅呂、王莽篡位、司馬除曹、楊廣弒父、玄武門之變、張崔復唐、陳橋兵變、靖難之變、戊戌政變。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因之一就是林彪在軍委會上一次危言聳聽的「提防軍事政變」的講話。而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用非常手段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實質上也是一場宮廷政變，只不過沒有像「一舉粉碎四人幫」那樣在紫禁城裏動用武裝力量而已，但其不正常不正當的實質是一樣的。可怕的是這一場政變後來演變成一場大浩劫，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一舉粉碎四人幫」和以上這些宮廷政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使用不正當不正常的陰謀手段來對付政敵，和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正相反，也正好說明毛澤東不過一個講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而且，「一舉粉碎」的事實過程，根本就不像中共後來幾經篡改的那樣，華國鋒、汪東興下台了，就把一切功勞記在葉劍英、李先念等頭上。現在披露的資料表明，葉劍英親口說過「逮捕四人幫這件事，我不敢幹，鄧小平也不敢幹。」李先念甚至說過：「這種事情幹不得，要殺頭的。」現在華國鋒死了，又重新把這一項殊榮放回他的頭上。中共一貫善於篡改歷史，在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斯大林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就中共而言，不但國家民族的歷史是由中共寫的；就算是他自己的黨史，也是由在台上掌權的黨棍寫的。
其次，「一舉粉碎四人幫」完全缺乏法理基礎。我們不能奢望中共這個靠暴力上台的政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還政於民實現民主憲政，但可以期望他在黨內有起碼的民主，讓不同的意見有發表、商討和表決的可能，重大決定由集體作出，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獨裁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減少人民大眾所受到的傷害。而中共這兩次宮廷政變連最起碼的廬山會議那樣的開會表決都付之闕如，連裝樣子的表面黨內民主都沒有，因而，用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來衡量，根本就是惡行，根本就應該聲討！怪不得陳雲說：「用這種手段來搞黨內鬥爭下不為例」。並非陳雲同情四人幫，而是他深謀遠慮地感覺到，此例一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將走向武裝化、陰謀化，加速這個邪惡政黨的滅亡。人們很自然會問：你代表黨意民意，真理在握，何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通過表決來解決爭端？(你們攻擊詆毀的蘇共，人家讓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下台，都是通過中央全會表決，起碼比中共文明一些)你用軍事手段搞宮廷政變，「一舉粉碎xxx」，改天人家也能用同樣的手段來「一舉粉碎」你，如此這般，國無寧日，於蒼生百姓何益？胡錦濤如果聰明一些就不應該人云亦云唱讚歌，這樣做等於為將來可能針對你的宮廷政變背書，到時就啞口無言了。再說，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生活在隨時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的陰影下，活得這麼累，這麼恐怖，值得嗎？
事後，鄧小平曾主張判江青、張春橋死刑，陳雲力主「不可殺」。他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以後不好辦。」還說：「如果你們堅持要殺，須在會議記錄上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那時候，不是提出要「依法治國」嗎？不是剛剛出爐「刑法」、「民法」等毛澤東時代完全缺失的法律嗎？怎麼人的生命可以由幾個當權者在背後作私下交易呢？法理依據何在？那不是等於說中共的所謂「依法治國」不過一場兒戲？且根據現在所有的資料，除了說王洪文曾經去部隊學開坦克車(為什麼不可能是他的娛樂？)，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發武器給民兵(民兵怎能和正規軍對抗？)之外，找不出任何証據証實上海幫要搞「武裝叛亂」。看來對四人幫的審判很多是先入為主，就像布殊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結果卻什麼也沒有找到一樣，完全缺乏法理依據。但是，民主國家是知錯能改，布殊總統在國會承認錯誤，國防部長拉姆斯菲尔德為此下台，美國正在落實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而獨裁專制政權無論犯了多大的錯誤 ，即使是餓死了數千萬人，用毛澤東的話說：「我不會下罪己詔」。不但不認錯，而且還恬不知恥地大肆宣揚，這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區別。
最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並沒有給我們帶來我們想要的結果，有人說至少發展了經濟，改善了生活。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上一黨專制而人民處於無權狀態的局面並沒有根本的改變，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走了一個暴君毛澤東，來了一個昏君鄧小平。雖說鄧小平為了挽救黨國，迫於無奈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澤東時代貧窮落後的經濟面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錢權交易、道德淪喪等等壞風氣，走上了一條封建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稱壞的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新的痛苦和災難，令他們面對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而無奈哀嘆、令到他們不得不面對毒米、毒麵、毒肉、毒菜、毒奶…….而徬徨無助。這樣的「一舉粉碎」對中國歷史進步有多大的益處？對廣大人民大眾有多大的益處？一旦走上這條邪路，而且一走就是三十多年，積重難返，要回過頭來重上正途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對照現代文明社會民主憲政的普世價值，所謂「一舉粉碎」就更不值一提，只能作為以暴易暴的典型案例，給世人留下反面的教訓。只有跟上世界潮流，和現代文明接軌，徹底實現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實行全面普選，開放黨禁報禁，讓人民大眾真正做國家的主人，軍隊國家化(不再是某個黨的黨軍、不再是某個人的御林軍)，才能從根本上永遠杜絕這種見不得人的宮廷政變，一切政治活動都在陽光下、在全國人民的監督下進行，這才是值得我們驕傲和誇耀的事情。
(寫於08年10月9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3日「議報」第379期)
沒錯，經過篡改歷史專家的篩選，經過中宣部的嚴格審批，拿出來給大陸民眾洗腦的全是「正面材料」；而「負面材料」則永遠沒有機會和大陸民眾見面。直到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他們還只能看到天安門前青年男女扭秧歌、游行、呼口號……看不到背後的無恥、骯髒和弔詭。現時，關於這場宮廷政變，當事人的後代比如葉劍英女婿劉詩昆、熊向暉的女兒熊蕾文、耿颷兒子等的採訪錄或回憶錄，披露了許多歷史細節，海外史學家更有許多研究成果，都說明了所謂「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近代史大事件其實不過是一場典型的宮廷政變。無論從他的過程、法理依據和結果都完全違反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誇耀的，更不值得什麼隆重紀念；反而應該冷靜客觀地加以分析和檢討，從中汲取有益的歷史教訓。
首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過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自古以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演過無數次，史學家曾經擇其典型，歸納成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十大宮廷政變」：李斯矯昭、周勃誅呂、王莽篡位、司馬除曹、楊廣弒父、玄武門之變、張崔復唐、陳橋兵變、靖難之變、戊戌政變。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因之一就是林彪在軍委會上一次危言聳聽的「提防軍事政變」的講話。而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用非常手段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實質上也是一場宮廷政變，只不過沒有像「一舉粉碎四人幫」那樣在紫禁城裏動用武裝力量而已，但其不正常不正當的實質是一樣的。可怕的是這一場政變後來演變成一場大浩劫，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一舉粉碎四人幫」和以上這些宮廷政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使用不正當不正常的陰謀手段來對付政敵，和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正相反，也正好說明毛澤東不過一個講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而且，「一舉粉碎」的事實過程，根本就不像中共後來幾經篡改的那樣，華國鋒、汪東興下台了，就把一切功勞記在葉劍英、李先念等頭上。現在披露的資料表明，葉劍英親口說過「逮捕四人幫這件事，我不敢幹，鄧小平也不敢幹。」李先念甚至說過：「這種事情幹不得，要殺頭的。」現在華國鋒死了，又重新把這一項殊榮放回他的頭上。中共一貫善於篡改歷史，在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斯大林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就中共而言，不但國家民族的歷史是由中共寫的；就算是他自己的黨史，也是由在台上掌權的黨棍寫的。
其次，「一舉粉碎四人幫」完全缺乏法理基礎。我們不能奢望中共這個靠暴力上台的政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還政於民實現民主憲政，但可以期望他在黨內有起碼的民主，讓不同的意見有發表、商討和表決的可能，重大決定由集體作出，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獨裁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減少人民大眾所受到的傷害。而中共這兩次宮廷政變連最起碼的廬山會議那樣的開會表決都付之闕如，連裝樣子的表面黨內民主都沒有，因而，用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來衡量，根本就是惡行，根本就應該聲討！怪不得陳雲說：「用這種手段來搞黨內鬥爭下不為例」。並非陳雲同情四人幫，而是他深謀遠慮地感覺到，此例一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將走向武裝化、陰謀化，加速這個邪惡政黨的滅亡。人們很自然會問：你代表黨意民意，真理在握，何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通過表決來解決爭端？(你們攻擊詆毀的蘇共，人家讓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下台，都是通過中央全會表決，起碼比中共文明一些)你用軍事手段搞宮廷政變，「一舉粉碎xxx」，改天人家也能用同樣的手段來「一舉粉碎」你，如此這般，國無寧日，於蒼生百姓何益？胡錦濤如果聰明一些就不應該人云亦云唱讚歌，這樣做等於為將來可能針對你的宮廷政變背書，到時就啞口無言了。再說，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生活在隨時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的陰影下，活得這麼累，這麼恐怖，值得嗎？
事後，鄧小平曾主張判江青、張春橋死刑，陳雲力主「不可殺」。他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以後不好辦。」還說：「如果你們堅持要殺，須在會議記錄上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那時候，不是提出要「依法治國」嗎？不是剛剛出爐「刑法」、「民法」等毛澤東時代完全缺失的法律嗎？怎麼人的生命可以由幾個當權者在背後作私下交易呢？法理依據何在？那不是等於說中共的所謂「依法治國」不過一場兒戲？且根據現在所有的資料，除了說王洪文曾經去部隊學開坦克車(為什麼不可能是他的娛樂？)，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發武器給民兵(民兵怎能和正規軍對抗？)之外，找不出任何証據証實上海幫要搞「武裝叛亂」。看來對四人幫的審判很多是先入為主，就像布殊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結果卻什麼也沒有找到一樣，完全缺乏法理依據。但是，民主國家是知錯能改，布殊總統在國會承認錯誤，國防部長拉姆斯菲尔德為此下台，美國正在落實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而獨裁專制政權無論犯了多大的錯誤 ，即使是餓死了數千萬人，用毛澤東的話說：「我不會下罪己詔」。不但不認錯，而且還恬不知恥地大肆宣揚，這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區別。
最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並沒有給我們帶來我們想要的結果，有人說至少發展了經濟，改善了生活。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上一黨專制而人民處於無權狀態的局面並沒有根本的改變，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走了一個暴君毛澤東，來了一個昏君鄧小平。雖說鄧小平為了挽救黨國，迫於無奈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澤東時代貧窮落後的經濟面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錢權交易、道德淪喪等等壞風氣，走上了一條封建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稱壞的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新的痛苦和災難，令他們面對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而無奈哀嘆、令到他們不得不面對毒米、毒麵、毒肉、毒菜、毒奶…….而徬徨無助。這樣的「一舉粉碎」對中國歷史進步有多大的益處？對廣大人民大眾有多大的益處？一旦走上這條邪路，而且一走就是三十多年，積重難返，要回過頭來重上正途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對照現代文明社會民主憲政的普世價值，所謂「一舉粉碎」就更不值一提，只能作為以暴易暴的典型案例，給世人留下反面的教訓。只有跟上世界潮流，和現代文明接軌，徹底實現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實行全面普選，開放黨禁報禁，讓人民大眾真正做國家的主人，軍隊國家化(不再是某個黨的黨軍、不再是某個人的御林軍)，才能從根本上永遠杜絕這種見不得人的宮廷政變，一切政治活動都在陽光下、在全國人民的監督下進行，這才是值得我們驕傲和誇耀的事情。
(寫於08年10月9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3日「議報」第379期)
呼龥世人關注楊佳案中案
楊佳案發生後，筆者先後在8月號「爭鳴」雜誌和10月15日「新世紀新聞」發表兩篇文章：「楊佳案考驗中共法治」、「殺楊佳易，平民憤難」，希望能為救人一命和司法公正出點力。可惜滿頇橫蠻的中共政權對清晰表露的民意仍然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地黑箱作業，草菅人命，所謂「依法治國」再次淪為世界笑柄。其中最野蠻最惡劣的莫過於公然綁架楊母的案中案。筆者呼龥一切正直有良知的國人、一切愛好和平法治的外國友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民主國家人權組織都應該給予高度關注和聲援。
據海內外傳媒廣泛報道，7月1日楊佳案發生後，當日楊母王靜梅即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帶去大屯派出所，接受來自上海的公安人員調查，從此人間蒸發。她的父親、親妹妹王靜榮及前夫楊福生均無法與她聯絡。兒子已被判死刑，來日無多，母親卻失蹤一百多天，未能和兒子見上一面，這真是世界奇聞！王靜榮等當事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卻被推到上海警方身上，說要求楊母協助調查的是上海警方，北京公安無能為力(這就奇怪了：中共不是一貫宣揚政令高度統一，反對地方主義嗎？)而上海警方一面表示「不知情」，一面又可以公佈說判決書已送達楊母，又可以出示楊母簽署的聘請律師委託書！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政府的執法機構可以這樣自相矛盾和恬不知恥，真是匪夷所思，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眾所周知，在民主文明國家，「綁架罪」或者「非法禁錮罪」都屬嚴重刑事罪行，罪犯將被處以重刑，直至終身監禁；而政府的職責之一就是防止這種罪行發生，怎麼能想像世上竟然會有犯這種罪行的政府？！因為民主政府由普選產生，他必須對每一個公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負責。在他管轄的範圍內，如果有任何一個公民失蹤了，他的執法機構必然會盡全力去尋找、偵查和破案，在最短時間內，向被害人家屬交代，向國人交代。就美國而言，甚至對半個世紀以前，在二戰期間以及其後在韓戰越戰中失蹤的軍人，即使已經死亡，都力求找出遺骸，運回母國 安葬，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在香港，五個總警區均設有獨立的失蹤人口調查組，只要懷疑有人失蹤，即可報案，並無失蹤時間限制。比如有些小朋友賭氣離家出走，家長可即時報案；男女戀人激烈爭吵後一方不知所終，也可即時報案，因為有即時發生危險的可能。其後如有發現有人，包括死傷者與之特徵相符，均會立即通知親屬前往辨認。另外，如果失蹤人口超過十八歲，警局查到下落，為保障隱私，衹會通知報案人對方安全，而不會告知對方所在的地點。這些條例，無疑從各方面保障了公民的安全和隱私，對公民的生命財產高度負責。
相比之下，在中國這樣一個靠暴力上台的極權政府，不但完全沒有失蹤人口調查處理的法例，失蹤人口的親屬完全處於孤立無助的困境，從而造成了大規模拐賣兒童的駭人聽聞的社會現象；而且從楊母失蹤一事完全有理由懷疑是政府機構參與綁架禁錮，換言之，就是政府犯罪行為！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有如此明目張膽知法犯法的政府？有如此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府？因為從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開始，就從來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和尊嚴放在眼裏。戰爭時期不用說了，為了奪取一城一池(比如長春)，可以下令將已經斷糧多月，跪在陣地面前苦苦哀求放生的老百姓趕回去，甚至就地槍殺，以致餓死打死了幾十萬人。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強迫老百姓頂著鐵鍋衝在前面，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連機槍手都不忍心再打了。這幫土匪上台以後，肅反鎮反、反右、大饑荒、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餓死、打死、鬥死數千萬人，他們可曾向老百姓說過一句「對不起」嗎？相反，毛澤東說：「我是不會下罪己詔的。」在他們眼裏，老百姓的生命尊嚴一文不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死多少人不過一堆數字。所以，他們認為綁架禁錮一個小蟻民，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可是，時代不同了，面對瀕臨破產的社會，鄧小平不得不「改革開放」。現代科技一日千里，網絡通訊、人員交往打破了共產黨數十年的鐵幕封鎖，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老百姓知道了真相，認識了民主文明，毛澤東自稱的「無法無天」行不通了，共產黨不得不宣稱「依法治國」。而人民則學會了用普世價值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執政者。表現在楊佳一案上，網絡民意一面倒為楊佳喊寃，強烈要求公開公平審訊；數十名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楊佳；上海人民甚至喊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的口號。在這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居然還敢於公開綁架和非法禁錮一個重要的證人，而且長時間不對其親人及公眾作任何交代，公然知法犯法，對於這樣一種政府行為，國際社會怎麼能坐視不理？怎麼能不對受害人伸出援手？
退一萬步講，就算如中共政府所說，你們沒有綁架和禁錮楊母(？！)在你們管轄的區域裏，有公民不明不白地失蹤了，作為一個政府，難道沒有責任去進行立案、偵查、破案，並且向其親人及公眾交代嗎？難道可以對當事人親屬的報案和投訴置之不理嗎？難道可以長時間裝聾作啞嗎？即使是對一個犯人，你們也無權侵犯他的人權，他有權選擇律師為自己辯護，他有權要求會見自己的親人，憲法什麼時候容許你們剝奪犯人的權利了？再退一萬步講，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奉行「人道主義」嗎？難道你們就如此鐵石心腸，眼看著一個青年將要被你們處死，都忍心不讓他臨死前和他的父母見一面嗎？即使是法西斯，也不該這麼殘忍吧？！
最後，請看诗人江雪之作：
妈妈，你在哪里？——为失踪的母亲而作 （节选）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愤怒
……
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
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
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我想不通，妈妈，这是个什么世代，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害怕
我感觉到处都很黑，天黑，地黑，心也黑
我想回家，妈妈，
……
我梦到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流氓的国家
到处都是流氓的盛宴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悲壮
我马上要上路了，一个人在路上
我将要继续我的旅行，
……
您别离开我，妈妈
我舍不得离开您，我不能没有您，妈妈
我们一起去天国吧，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别了，妈妈
别了，我的亲人
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别了，那些恨我爱我的人们！
(寫於08年10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1日「觀察」雜誌)
據海內外傳媒廣泛報道，7月1日楊佳案發生後，當日楊母王靜梅即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帶去大屯派出所，接受來自上海的公安人員調查，從此人間蒸發。她的父親、親妹妹王靜榮及前夫楊福生均無法與她聯絡。兒子已被判死刑，來日無多，母親卻失蹤一百多天，未能和兒子見上一面，這真是世界奇聞！王靜榮等當事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卻被推到上海警方身上，說要求楊母協助調查的是上海警方，北京公安無能為力(這就奇怪了：中共不是一貫宣揚政令高度統一，反對地方主義嗎？)而上海警方一面表示「不知情」，一面又可以公佈說判決書已送達楊母，又可以出示楊母簽署的聘請律師委託書！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政府的執法機構可以這樣自相矛盾和恬不知恥，真是匪夷所思，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眾所周知，在民主文明國家，「綁架罪」或者「非法禁錮罪」都屬嚴重刑事罪行，罪犯將被處以重刑，直至終身監禁；而政府的職責之一就是防止這種罪行發生，怎麼能想像世上竟然會有犯這種罪行的政府？！因為民主政府由普選產生，他必須對每一個公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負責。在他管轄的範圍內，如果有任何一個公民失蹤了，他的執法機構必然會盡全力去尋找、偵查和破案，在最短時間內，向被害人家屬交代，向國人交代。就美國而言，甚至對半個世紀以前，在二戰期間以及其後在韓戰越戰中失蹤的軍人，即使已經死亡，都力求找出遺骸，運回母國 安葬，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在香港，五個總警區均設有獨立的失蹤人口調查組，只要懷疑有人失蹤，即可報案，並無失蹤時間限制。比如有些小朋友賭氣離家出走，家長可即時報案；男女戀人激烈爭吵後一方不知所終，也可即時報案，因為有即時發生危險的可能。其後如有發現有人，包括死傷者與之特徵相符，均會立即通知親屬前往辨認。另外，如果失蹤人口超過十八歲，警局查到下落，為保障隱私，衹會通知報案人對方安全，而不會告知對方所在的地點。這些條例，無疑從各方面保障了公民的安全和隱私，對公民的生命財產高度負責。
相比之下，在中國這樣一個靠暴力上台的極權政府，不但完全沒有失蹤人口調查處理的法例，失蹤人口的親屬完全處於孤立無助的困境，從而造成了大規模拐賣兒童的駭人聽聞的社會現象；而且從楊母失蹤一事完全有理由懷疑是政府機構參與綁架禁錮，換言之，就是政府犯罪行為！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有如此明目張膽知法犯法的政府？有如此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府？因為從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開始，就從來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和尊嚴放在眼裏。戰爭時期不用說了，為了奪取一城一池(比如長春)，可以下令將已經斷糧多月，跪在陣地面前苦苦哀求放生的老百姓趕回去，甚至就地槍殺，以致餓死打死了幾十萬人。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強迫老百姓頂著鐵鍋衝在前面，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連機槍手都不忍心再打了。這幫土匪上台以後，肅反鎮反、反右、大饑荒、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餓死、打死、鬥死數千萬人，他們可曾向老百姓說過一句「對不起」嗎？相反，毛澤東說：「我是不會下罪己詔的。」在他們眼裏，老百姓的生命尊嚴一文不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死多少人不過一堆數字。所以，他們認為綁架禁錮一個小蟻民，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可是，時代不同了，面對瀕臨破產的社會，鄧小平不得不「改革開放」。現代科技一日千里，網絡通訊、人員交往打破了共產黨數十年的鐵幕封鎖，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老百姓知道了真相，認識了民主文明，毛澤東自稱的「無法無天」行不通了，共產黨不得不宣稱「依法治國」。而人民則學會了用普世價值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執政者。表現在楊佳一案上，網絡民意一面倒為楊佳喊寃，強烈要求公開公平審訊；數十名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楊佳；上海人民甚至喊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的口號。在這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居然還敢於公開綁架和非法禁錮一個重要的證人，而且長時間不對其親人及公眾作任何交代，公然知法犯法，對於這樣一種政府行為，國際社會怎麼能坐視不理？怎麼能不對受害人伸出援手？
退一萬步講，就算如中共政府所說，你們沒有綁架和禁錮楊母(？！)在你們管轄的區域裏，有公民不明不白地失蹤了，作為一個政府，難道沒有責任去進行立案、偵查、破案，並且向其親人及公眾交代嗎？難道可以對當事人親屬的報案和投訴置之不理嗎？難道可以長時間裝聾作啞嗎？即使是對一個犯人，你們也無權侵犯他的人權，他有權選擇律師為自己辯護，他有權要求會見自己的親人，憲法什麼時候容許你們剝奪犯人的權利了？再退一萬步講，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奉行「人道主義」嗎？難道你們就如此鐵石心腸，眼看著一個青年將要被你們處死，都忍心不讓他臨死前和他的父母見一面嗎？即使是法西斯，也不該這麼殘忍吧？！
最後，請看诗人江雪之作：
妈妈，你在哪里？——为失踪的母亲而作 （节选）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愤怒
……
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
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
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我想不通，妈妈，这是个什么世代，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害怕
我感觉到处都很黑，天黑，地黑，心也黑
我想回家，妈妈，
……
我梦到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流氓的国家
到处都是流氓的盛宴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悲壮
我马上要上路了，一个人在路上
我将要继续我的旅行，
……
您别离开我，妈妈
我舍不得离开您，我不能没有您，妈妈
我们一起去天国吧，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别了，妈妈
别了，我的亲人
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别了，那些恨我爱我的人们！
(寫於08年10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1月1日「觀察」雜誌)
Saturday, October 18, 2008
愛護香港的法治——簡評雷曼迷債事件
正當新一屆立法會宣誓就職之際，國際金融風暴席捲全球，香港爆發了雷曼迷你債券事件，據說有四萬多人購買了美國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因該公司倒閉而血本無歸。其中數千名聲稱遭銀行職員欺騙，批評政府監察不力，要求政府賠償損失。不少政黨及議員主動地為苦主出頭，組織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壓，他們認為這是獲取選民好感的好機會。今天，財政司長曾俊華表示，政府要求分銷銀行根據抵押品的估值回購債券，可令百分之八十的人盡快取回六七成的本金，而不需等待冗長的清盤結果，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不可能要求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去為投資者的損失埋單，因為這樣對納稅人不公平，也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
這是一個牽涉到複雜的銀行投資衍生物商業運作問題，筆者不敢置評。最大的罪魁禍首是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其CEO坐領數億美元的年薪，卻將一家投資公司管理成倒閉公司，在美國會受到議員們嚴厲質詢，還死不認錯，反咬一口說「至死都不明白為什麼政府救其他公司，不救雷曼？」而銀行和投資者都是受害者：分銷銀行其實祇是中介人，賺取幾個巴仙的手續費，現在不得不接受香港政府的解決方案，按估值回購：若果將來價值比估值低，則銀行要承擔巨大的損失；若將來價值比估值高，則利益歸於投資者。而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投資者可以取回部分資金，意味著其他人將血本無歸，因此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香港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監管不力，為什麼雷曼公司所在的美國或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沒有造成這麼多的個體投資者損失，是因為他們沒有將這種高風險的投資衍生物向個體推銷，他們的客戶全都是大公司。唯有香港和新加坡推銷給個體戶，香港的經濟規模比新加坡大，所以香港雷曼迷你債券造成的個體戶損失全球最大。立法會議員余若微指出，香港法例規定凡是高風險的投資都不可單獨向老年人、退休者或失業者推銷，除非他們在充分明白風險的情況下自願購買。而這次受害的投資者中，有許多是上述人士，因此有關銀行已觸犯條例，這些人加上被蓄意欺騙和誤導的投資者有權利向法院起訴。因此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認真嚴肅地檢討監管不力的錯誤，失職的官員應被免職以向市民交代。但是，我同意曾司長的講法，因為香港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社會，有足夠的法律條文規範制約所有商業行為，一切應該遵循法律條文解決，而不是依靠街頭政治。如果銀行職員確有誤導投資者，保証過「保本」而完全沒有解釋過投資風險，投資者應提供証據供金管局調查；但如果事前已向投資者說明風險，或投資者自行購買，則不應該要求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去賠償自己的投資損失，香港的社會和諧有賴於全體市民的遵紀守法。
這個事件中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市民投訴竟以中國銀行為主，該行佔分銷總額三成以上，而本地華人銀行巨擘匯豐和恆生都沒有參加分銷。再看到傳媒對中銀職員的採訪，她們表示由於日常業務電腦化自動化，櫃台員工已減至三成左右，其餘的人除管理層外，全部用於推銷，甚至規定每個人的推銷額，連續兩年未能完成者將遭解雇。高壓之下，必有少數害群之馬採用不正當的手法去欺騙客戶，這令我想起大陸「大躍進」時期的「放衛星」、反右運動的「百分之五指標」……，我們有理由懷疑共產黨這一套已通過中銀入侵香港，腐蝕香港的道德標準和法治基礎。
筆者在香港居住二十多年，從不光顧中國銀行，因為我不想將自己的辛苦錢拿去支助一個反人性的專制極權政府，不想看到他們用人民的血汗錢去壓迫人民。對於中國銀行，筆者有一個小小的經歷可供讀者分享：前兩年有一個朋友移民美國，他將香港中銀行戶口交給我代理，不久前接到中銀通知，說戶口已經兩年未有存取，將要收取額外費用。於是我帶著銀行信件、銀行提款卡、公司公章去辦理取消戶口手續。記憶中這是我第一次踏入中銀，在西區一家分行，三四十人排成長隊，四個櫃台窗戶，只有一個辦理。其餘三個一為「理財」客戶專用、一為証券交易專用、一為保險箱服務。這間分行二三十職員出出進進，對此熟視無睹。足足排了近一小時，輪到我了，正巧「理財」專用櫃台小姐離座停止服務，普通服務櫃台小姐招呼「理財」客戶過來，優先給他們服務；我讓了一個，誰知她竟然繼續招呼第二個，對我們這一長列客戶置之不理。這家銀行的作風和其他香港銀行截然不同，我終於忍不住向他們經理投訴，質問他為什麼把中國大陸的一套搬來香港？引起群情激昂……當時的情景，就像今天中國大陸的形勢，人民早已積怨重重，只等待一點火星，就會總爆發。由此我奉勸所有香港市民，在大陸民主化以前，不要再光顧極權政府的銀行，不要用金錢支持他們，更不要上他們的當，直至中國實現民主化為止。
(寫於08年10月8日)
(首刋於08年10月15日「動向」雜誌，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這是一個牽涉到複雜的銀行投資衍生物商業運作問題，筆者不敢置評。最大的罪魁禍首是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其CEO坐領數億美元的年薪，卻將一家投資公司管理成倒閉公司，在美國會受到議員們嚴厲質詢，還死不認錯，反咬一口說「至死都不明白為什麼政府救其他公司，不救雷曼？」而銀行和投資者都是受害者：分銷銀行其實祇是中介人，賺取幾個巴仙的手續費，現在不得不接受香港政府的解決方案，按估值回購：若果將來價值比估值低，則銀行要承擔巨大的損失；若將來價值比估值高，則利益歸於投資者。而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投資者可以取回部分資金，意味著其他人將血本無歸，因此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香港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監管不力，為什麼雷曼公司所在的美國或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沒有造成這麼多的個體投資者損失，是因為他們沒有將這種高風險的投資衍生物向個體推銷，他們的客戶全都是大公司。唯有香港和新加坡推銷給個體戶，香港的經濟規模比新加坡大，所以香港雷曼迷你債券造成的個體戶損失全球最大。立法會議員余若微指出，香港法例規定凡是高風險的投資都不可單獨向老年人、退休者或失業者推銷，除非他們在充分明白風險的情況下自願購買。而這次受害的投資者中，有許多是上述人士，因此有關銀行已觸犯條例，這些人加上被蓄意欺騙和誤導的投資者有權利向法院起訴。因此我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認真嚴肅地檢討監管不力的錯誤，失職的官員應被免職以向市民交代。但是，我同意曾司長的講法，因為香港是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法治社會，有足夠的法律條文規範制約所有商業行為，一切應該遵循法律條文解決，而不是依靠街頭政治。如果銀行職員確有誤導投資者，保証過「保本」而完全沒有解釋過投資風險，投資者應提供証據供金管局調查；但如果事前已向投資者說明風險，或投資者自行購買，則不應該要求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去賠償自己的投資損失，香港的社會和諧有賴於全體市民的遵紀守法。
這個事件中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市民投訴竟以中國銀行為主，該行佔分銷總額三成以上，而本地華人銀行巨擘匯豐和恆生都沒有參加分銷。再看到傳媒對中銀職員的採訪，她們表示由於日常業務電腦化自動化，櫃台員工已減至三成左右，其餘的人除管理層外，全部用於推銷，甚至規定每個人的推銷額，連續兩年未能完成者將遭解雇。高壓之下，必有少數害群之馬採用不正當的手法去欺騙客戶，這令我想起大陸「大躍進」時期的「放衛星」、反右運動的「百分之五指標」……，我們有理由懷疑共產黨這一套已通過中銀入侵香港，腐蝕香港的道德標準和法治基礎。
筆者在香港居住二十多年，從不光顧中國銀行，因為我不想將自己的辛苦錢拿去支助一個反人性的專制極權政府，不想看到他們用人民的血汗錢去壓迫人民。對於中國銀行，筆者有一個小小的經歷可供讀者分享：前兩年有一個朋友移民美國，他將香港中銀行戶口交給我代理，不久前接到中銀通知，說戶口已經兩年未有存取，將要收取額外費用。於是我帶著銀行信件、銀行提款卡、公司公章去辦理取消戶口手續。記憶中這是我第一次踏入中銀，在西區一家分行，三四十人排成長隊，四個櫃台窗戶，只有一個辦理。其餘三個一為「理財」客戶專用、一為証券交易專用、一為保險箱服務。這間分行二三十職員出出進進，對此熟視無睹。足足排了近一小時，輪到我了，正巧「理財」專用櫃台小姐離座停止服務，普通服務櫃台小姐招呼「理財」客戶過來，優先給他們服務；我讓了一個，誰知她竟然繼續招呼第二個，對我們這一長列客戶置之不理。這家銀行的作風和其他香港銀行截然不同，我終於忍不住向他們經理投訴，質問他為什麼把中國大陸的一套搬來香港？引起群情激昂……當時的情景，就像今天中國大陸的形勢，人民早已積怨重重，只等待一點火星，就會總爆發。由此我奉勸所有香港市民，在大陸民主化以前，不要再光顧極權政府的銀行，不要用金錢支持他們，更不要上他們的當，直至中國實現民主化為止。
(寫於08年10月8日)
(首刋於08年10月15日「動向」雜誌，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Tuesday, October 14, 2008
殺田文華，判胡春華李長江高強以謝天下
根據海外傳媒報道，有三億中國人為了「平安奧運」多喝了兩個多月的毒奶，其中六百多萬為青少年和嬰幼兒，五萬多名兩歲以下的嬰兒患腎結石，數千名需留醫或動手術，至少四名嬰兒已經死亡；中國毒奶甚至殃及港澳台外國，單是香港就有一萬多嬰兒掛號驗腎，其中兩千多人需要跟進，四名確診腎結石；筆者及家人在香港也未能倖免，雀巢奶粉、咖啡、麵包、糕點等都被禍及，引起社會整體恐慌；外國輿論紛紛譴責，連半島電視台(Aljazeera)都不斷地播出有關新聞，三十個國家和地區禁止銷售和入口中國奶類製品……這場毒奶風波不可謂不大矣！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這一次引起的國際公憤，真有點像當年八國聯軍聯合聲討清政府慫恿義和團殺傳教士，之不過這一次是軟刀子殺人，並且主要殺自己的國民，特別是嬰幼兒而已。就算是滿頇蠻橫自以為是的中共政權，也無法迴避，溫家寶在紐約不得不面對外國傳媒承認錯誤，並且話中有話地說什麼希望死後能得到公正評價(簡直是驢頭不對馬嘴！)。中共為平息民怨，派調查組去三鹿公司已有近一個月了，卻無聲無息，看來胡錦濤打算又一次大事化小，抓幾個奶農和奶霸做替罪羊充數。可是，胡錦濤太小看了十三億中國人的智慧了，人民大眾受的苦太多了，上的當太多了；也太小看了國際輿論的分析能力了，誰都知道問題不僅僅在這幾個人身上，在整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美國總統林肯說過：「你不可能長久地欺騙所有的人。」弄得不好，受害兒童家長很可能和地震受難學生家長走到一起，為自己的子女討回一個公道，成為掀翻中共獨裁統治的發起力量。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9月23日「冷暖人生」專題節目播出「門診一日」，記者在「蘭州解放軍第一醫院」住院部採訪了車彥軍、石長東和雷發進等多個受害兒童家庭。他們都是貧苦的甘肅農民，因為家貧長期給自家的嬰幼兒服食「三鹿奶粉」。車彥軍的小孩不足周歲，嬰兒不停地哭喊，尿血，到醫院檢查已經患上腎結石，需要留院，但是又因為嬰兒太小，不宜動手術，令他徬徨無計，兩夫妻哭著說：「三鹿奶粉」不是國家「免檢」的優質產品嗎？我們不信他，還能相信誰？沒想到令這麼小的嬰兒活受罪，上天啊，開開眼吧！.......聞之令人落淚。石長東在甘南耕種兩畝多地，妻子生了雙胞胎：大寶和二寶，本來一家生活雖苦，希望兩個小孩將來有出息，還有個奔頭，如今雙胞胎都患了腎結石，向鄉親鄰居借了錢才能到蘭州治病，醫生告訴他們蘭州沒有辦法醫治，叫他們想辦法去北京大醫院，或許還有一點希望。石長東一個六尺男兒大丈夫，在鏡頭前不禁淚流滿面，他說：「去北京醫病，最少要六萬元，我借人家的錢還未還，怎麼好意思再問人家借？你叫我怎麼辦啊！……」雷發進三十六歲才得一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獨生子身上，如今也患上腎結石，而且腹部腫脹，雷妻哭著說：「我什麼都不想，我只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我雖然每天勞累十幾個鐘頭，只要回家看見兒子，我就什麼苦和累都忘記了！現在兒子變成這個樣子，你叫我怎麼活啊！如果兒子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同一家電視台，9月28日晚上「財經點對點」節目播出對石家莊郊區幾家奶農的採訪，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是按時按候把奶牛趕到「奶廳」(收奶站)擠奶的，據說大部分奶廳都是電動擠奶。鏡頭所見，真空吸奶器直接將牛奶抽入計量瓶，然後從管道內輸入罐車。正如這些老實巴交的奶農所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到牛奶，他們說知道有奶站做假，經過一手摻些假，再經一手再摻些假，怎麼不害死人？現在我們也成了受害者，許多奶農破了產，賣牛的賣牛、殺牛的殺牛、其餘的人，牛奶沒人要，往地上倒。……
海外傳媒根據三鹿奶粉總銷量推算出三聚氰胺總含量超過三百噸，而三聚氰胺祇是「微溶於水」，要它完全溶解，必須加進其他化學原料；但摻水摻三聚氰胺後，其他指標如脂肪等就會失衡，於是又往裏面添加其他化學原料如乳清粉、雙氧水、脂肪油甚至尿素等化工原料，以求通過檢查，如此這般，奶已非奶，簡直成了化學混合物。而且中國大陸食品生產企業原材料供應極不規範，不講信用，不講合作，奶站和企業之間沒有固定的聯繫，任何一間奶站收集的牛奶都可以送往任何一家廠家，這就給不法奶霸留下了更多的摻假而不被追究的機會。比如說，某奶站把摻了假的牛奶送往甲廠，檢驗某項指標不合格，奶站就針對性地添加某種化學品，再送往乙廠……如此循環下去，直到牛奶脫手為止。除此之外，奶站更用金錢攪掂了廠家檢驗部門，連化驗員都可以分到紅包。更誇張的是，偶然被廠方發現，廠方居然自行進行「技術性處理」，加入其他中和劑達標後投入生產線。
這就不可能是個體奶農可以做的了。現經查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遠高於其他品牌，令人懷疑是否在奶粉裏面直接加入固體三聚氰胺。今天(10月2日)據香港明報報導，三鹿牌高鐵高鋅配方成人奶粉含三聚氰胺竟然高達6196毫克/公斤，超過安全標準2500倍！若飲下一杯就會損害腎臟，若飲完一罐腎功能已徹底損壞！中國大陸「刑法」第141及144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此說來，如果查有實據，三鹿董事長田文華明知或者默許甚至指示該企業職工往奶粉裏面添加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原料，明知及默許奶霸往牛奶裏面添加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原料，就已經完全符合該條法律條文重判直至死刑的規定(個別奶霸同罪)。另根據刑法第130條規定：「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國家質量監督檢驗總局局長李長江、衛生部副部長高強、河北省委書記胡春華、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国都應該不但撤職，還應判刑。根據「行賄受賄罪」、「玩忽職守罪」、「偽造文件罪」都應該將檢驗部門負責人直至收了紅包的化驗員送上法庭！自古以來，凡是引起巨大民怨民變的始作俑者無不被當權者殺雞警以平民憤，即使因為制度性缺陷，最終仍然王朝覆沒，但他們起碼懂得殺罪魁禍首以謝天下，對民眾有一個交代。再看當今中共王朝，他們連這一條都做不到，還比不上封建老祖宗！因為隱瞞「非典」疫情而下台的孟學農，放放長假，休息一段時日，調個單位照樣當官；「非典」一役中漏網的高強，無論死多少老百姓，也照樣官腔十足不負責任；因為親近胡錦濤，三鹿毒奶粉已經在全國全世界造成廣泛的災難，負直接責任的地方官河北省委書記胡春華仍然穩坐釣魚台……這樣的官僚王朝不滅亡才怪哩！
最諷刺的是：頭戴一百項光環、身兼一百項官職的「三鹿」黨委書記董事長田文華被拘留後，還可以利用職權緊急安排其女兒出國；女兒則大稱其母「寃枉」：「各家奶粉廠都用同一配方製造奶粉，三鹿祇不過是不走運，撞到了槍口上」又揭露說：「國家衛生部、省衛生廳經常來人，吃吃喝喝，還拿紅包，來一次就相當於敲詐一次，就是不幹活，從來不檢查……。」更令人震驚的是某生產廠家的一句話，據大陸媒體披露：迫於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國家質檢總局抽查過百家工廠，結果驗出二十二家產品含有三聚氰胺。某廠家表示，這次突擊抽檢，「太狠了，完全沒有準備，措手不及。」廠家一句話，驚醒夢中人：原來過去的所謂質檢，全部都是預先打招呼，讓廠家做好準備的假檢查！怪不得「三鹿奶粉」號稱共1100道檢查全部通過！怪不得「三鹿奶粉」可以獲得「免檢」的榮耀，堂而皇之地毒害全國的嬰幼兒！
再看看出事以後李長江和高強的惡劣表演，李長江去年七月說：「美國寵物三聚氰胺事件引發了境外媒體對中國出口食品乃至進口商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炒作，製造中國商品威脅論，把中國商品妖魔化。」還說：「這次炒作不同尋常，不僅來勢兇猛，而且充滿敵意，惡意攻擊誹謗，大有不達目的不肯罷休之勢。」看他的說話，似乎是人民日報社論，彷彿毛澤東再生！他在丟官前最後一次講話，居然十數次重複「僅」、「僅僅」、「僅為」 …….沒有比這更無恥的人了！我問你：難道「僅僅」多少毫克三聚氰胺就可以吃下去嗎？！「僅為」多少百分比的企業出產了毒奶粉就可以引以為傲嗎？！「非典」漏網之魚高強同樣無恥，更加狡猾。三鹿毒奶粉隱瞞了大半年，到了新西蘭總理親自出面交涉隱無可隱，9月11日晚上中央政府才公布消息。才過了兩天，事件還未調查清楚，9月13日下午６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高強就已經高調宣布：「三鹿奶粉裏面含三聚氰胺，是因為個別奶農為了提高蛋白質含量，往奶源裏投放的。」公然為「三鹿奶粉」企業開脫罪行。並且言之無愧地答覆記者說，三鹿瞞報和奧運會無關。最不堪的是作為衛生部長，完全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廣泛性和嚴重性，不去關心人民的疾病和醫療，居然反過來輕描淡寫地說：「三聚氰胺是一種低毒性化工產品，嬰幼兒大量攝入才會引起泌尿系統疾患。多數嬰幼兒通過多飲水勤排尿的方法，結石可以自行排出，即使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如及時治療，患兒也可以恢復。」這是什麼狗官？中國人民憑什麼要餵養這些狗官！誰人夠膽問一聲人民大眾，該不該殺？該不該判？你看人民大眾是怎樣回答的吧 ！
鄧小平說過：制度比人強，好制度能限制壞人做壞事，壞制度使好人無法做好事。溫家寶說是因為企業家沒有良心，胡錦濤說是因為幹部不關心群眾疾苦，錯了！這根本就不單單是良心和關心的問題，毛病出在你們堅持的一黨專制社會制度！如果這個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各級官員實行問責制，會如此腐敗嗎？如果人民有民主自由，有輿論監督，毒奶粉會被隱瞞大半年禍害數億人嗎？如果有嚴厲公正的司法制度，像美國一樣迫使那些侵害人體健康的公司(例如僅是因為在包裝上沒有按法例規定註明尼古丁含量和警告字句的香煙公司)賠償天文數字(數百億美元)，將犯罪分子繩之於法(長期監禁)，「三鹿」等等黑心公司敢以身試法嗎？現在中共政權面臨全世界輿論譴責，面對著數百萬受害的人民，絕不能光是革幾個人的職，甚至殺幾個替罪羊了事，而是必須從制度入手：如果這種貪污腐敗草菅人命的壞制度不改變，說到底，如果不觸動一黨專制這個腐朽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摻毒事件將陸續有來。胡溫所說的「確保不再出現類似事件……」不過是白日作夢，勢必成為一句空話大話，全世界的笑話！中國大陸勢必反覆出現惡性社會毒害事件，引起人民越來越大的公憤。不要想耍小聰明將事件敷衍過去，即使一時敷衍過去了，並不等於說人民大眾好欺負，「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蒼天難欺。」人民的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勢必總爆發，掀翻你們這個靠暴力得來的不義政權，勿謂言之不預也，何去何從？當所抉擇！唯有徹底地揭露毒奶粉和一切有毒食品犯罪的各個環節，嚴厲地惩處一切犯罪分子，該殺的殺，該判的判，徹底廢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才是出路。只有實現民主化，還政於民，中華民族才能得到救贖，獲得新生。
(寫於08年9月24日，修改於08年10月2日)
(首刋於08年10月13日「議報」)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9月23日「冷暖人生」專題節目播出「門診一日」，記者在「蘭州解放軍第一醫院」住院部採訪了車彥軍、石長東和雷發進等多個受害兒童家庭。他們都是貧苦的甘肅農民，因為家貧長期給自家的嬰幼兒服食「三鹿奶粉」。車彥軍的小孩不足周歲，嬰兒不停地哭喊，尿血，到醫院檢查已經患上腎結石，需要留院，但是又因為嬰兒太小，不宜動手術，令他徬徨無計，兩夫妻哭著說：「三鹿奶粉」不是國家「免檢」的優質產品嗎？我們不信他，還能相信誰？沒想到令這麼小的嬰兒活受罪，上天啊，開開眼吧！.......聞之令人落淚。石長東在甘南耕種兩畝多地，妻子生了雙胞胎：大寶和二寶，本來一家生活雖苦，希望兩個小孩將來有出息，還有個奔頭，如今雙胞胎都患了腎結石，向鄉親鄰居借了錢才能到蘭州治病，醫生告訴他們蘭州沒有辦法醫治，叫他們想辦法去北京大醫院，或許還有一點希望。石長東一個六尺男兒大丈夫，在鏡頭前不禁淚流滿面，他說：「去北京醫病，最少要六萬元，我借人家的錢還未還，怎麼好意思再問人家借？你叫我怎麼辦啊！……」雷發進三十六歲才得一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獨生子身上，如今也患上腎結石，而且腹部腫脹，雷妻哭著說：「我什麼都不想，我只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我雖然每天勞累十幾個鐘頭，只要回家看見兒子，我就什麼苦和累都忘記了！現在兒子變成這個樣子，你叫我怎麼活啊！如果兒子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同一家電視台，9月28日晚上「財經點對點」節目播出對石家莊郊區幾家奶農的採訪，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是按時按候把奶牛趕到「奶廳」(收奶站)擠奶的，據說大部分奶廳都是電動擠奶。鏡頭所見，真空吸奶器直接將牛奶抽入計量瓶，然後從管道內輸入罐車。正如這些老實巴交的奶農所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接觸到牛奶，他們說知道有奶站做假，經過一手摻些假，再經一手再摻些假，怎麼不害死人？現在我們也成了受害者，許多奶農破了產，賣牛的賣牛、殺牛的殺牛、其餘的人，牛奶沒人要，往地上倒。……
海外傳媒根據三鹿奶粉總銷量推算出三聚氰胺總含量超過三百噸，而三聚氰胺祇是「微溶於水」，要它完全溶解，必須加進其他化學原料；但摻水摻三聚氰胺後，其他指標如脂肪等就會失衡，於是又往裏面添加其他化學原料如乳清粉、雙氧水、脂肪油甚至尿素等化工原料，以求通過檢查，如此這般，奶已非奶，簡直成了化學混合物。而且中國大陸食品生產企業原材料供應極不規範，不講信用，不講合作，奶站和企業之間沒有固定的聯繫，任何一間奶站收集的牛奶都可以送往任何一家廠家，這就給不法奶霸留下了更多的摻假而不被追究的機會。比如說，某奶站把摻了假的牛奶送往甲廠，檢驗某項指標不合格，奶站就針對性地添加某種化學品，再送往乙廠……如此循環下去，直到牛奶脫手為止。除此之外，奶站更用金錢攪掂了廠家檢驗部門，連化驗員都可以分到紅包。更誇張的是，偶然被廠方發現，廠方居然自行進行「技術性處理」，加入其他中和劑達標後投入生產線。
這就不可能是個體奶農可以做的了。現經查出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遠高於其他品牌，令人懷疑是否在奶粉裏面直接加入固體三聚氰胺。今天(10月2日)據香港明報報導，三鹿牌高鐵高鋅配方成人奶粉含三聚氰胺竟然高達6196毫克/公斤，超過安全標準2500倍！若飲下一杯就會損害腎臟，若飲完一罐腎功能已徹底損壞！中國大陸「刑法」第141及144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有毒有害食品，……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如此說來，如果查有實據，三鹿董事長田文華明知或者默許甚至指示該企業職工往奶粉裏面添加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原料，明知及默許奶霸往牛奶裏面添加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原料，就已經完全符合該條法律條文重判直至死刑的規定(個別奶霸同罪)。另根據刑法第130條規定：「公務員廢弛職務，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國家質量監督檢驗總局局長李長江、衛生部副部長高強、河北省委書記胡春華、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国都應該不但撤職，還應判刑。根據「行賄受賄罪」、「玩忽職守罪」、「偽造文件罪」都應該將檢驗部門負責人直至收了紅包的化驗員送上法庭！自古以來，凡是引起巨大民怨民變的始作俑者無不被當權者殺雞警以平民憤，即使因為制度性缺陷，最終仍然王朝覆沒，但他們起碼懂得殺罪魁禍首以謝天下，對民眾有一個交代。再看當今中共王朝，他們連這一條都做不到，還比不上封建老祖宗！因為隱瞞「非典」疫情而下台的孟學農，放放長假，休息一段時日，調個單位照樣當官；「非典」一役中漏網的高強，無論死多少老百姓，也照樣官腔十足不負責任；因為親近胡錦濤，三鹿毒奶粉已經在全國全世界造成廣泛的災難，負直接責任的地方官河北省委書記胡春華仍然穩坐釣魚台……這樣的官僚王朝不滅亡才怪哩！
最諷刺的是：頭戴一百項光環、身兼一百項官職的「三鹿」黨委書記董事長田文華被拘留後，還可以利用職權緊急安排其女兒出國；女兒則大稱其母「寃枉」：「各家奶粉廠都用同一配方製造奶粉，三鹿祇不過是不走運，撞到了槍口上」又揭露說：「國家衛生部、省衛生廳經常來人，吃吃喝喝，還拿紅包，來一次就相當於敲詐一次，就是不幹活，從來不檢查……。」更令人震驚的是某生產廠家的一句話，據大陸媒體披露：迫於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國家質檢總局抽查過百家工廠，結果驗出二十二家產品含有三聚氰胺。某廠家表示，這次突擊抽檢，「太狠了，完全沒有準備，措手不及。」廠家一句話，驚醒夢中人：原來過去的所謂質檢，全部都是預先打招呼，讓廠家做好準備的假檢查！怪不得「三鹿奶粉」號稱共1100道檢查全部通過！怪不得「三鹿奶粉」可以獲得「免檢」的榮耀，堂而皇之地毒害全國的嬰幼兒！
再看看出事以後李長江和高強的惡劣表演，李長江去年七月說：「美國寵物三聚氰胺事件引發了境外媒體對中國出口食品乃至進口商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炒作，製造中國商品威脅論，把中國商品妖魔化。」還說：「這次炒作不同尋常，不僅來勢兇猛，而且充滿敵意，惡意攻擊誹謗，大有不達目的不肯罷休之勢。」看他的說話，似乎是人民日報社論，彷彿毛澤東再生！他在丟官前最後一次講話，居然十數次重複「僅」、「僅僅」、「僅為」 …….沒有比這更無恥的人了！我問你：難道「僅僅」多少毫克三聚氰胺就可以吃下去嗎？！「僅為」多少百分比的企業出產了毒奶粉就可以引以為傲嗎？！「非典」漏網之魚高強同樣無恥，更加狡猾。三鹿毒奶粉隱瞞了大半年，到了新西蘭總理親自出面交涉隱無可隱，9月11日晚上中央政府才公布消息。才過了兩天，事件還未調查清楚，9月13日下午６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高強就已經高調宣布：「三鹿奶粉裏面含三聚氰胺，是因為個別奶農為了提高蛋白質含量，往奶源裏投放的。」公然為「三鹿奶粉」企業開脫罪行。並且言之無愧地答覆記者說，三鹿瞞報和奧運會無關。最不堪的是作為衛生部長，完全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廣泛性和嚴重性，不去關心人民的疾病和醫療，居然反過來輕描淡寫地說：「三聚氰胺是一種低毒性化工產品，嬰幼兒大量攝入才會引起泌尿系統疾患。多數嬰幼兒通過多飲水勤排尿的方法，結石可以自行排出，即使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如及時治療，患兒也可以恢復。」這是什麼狗官？中國人民憑什麼要餵養這些狗官！誰人夠膽問一聲人民大眾，該不該殺？該不該判？你看人民大眾是怎樣回答的吧 ！
鄧小平說過：制度比人強，好制度能限制壞人做壞事，壞制度使好人無法做好事。溫家寶說是因為企業家沒有良心，胡錦濤說是因為幹部不關心群眾疾苦，錯了！這根本就不單單是良心和關心的問題，毛病出在你們堅持的一黨專制社會制度！如果這個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各級官員實行問責制，會如此腐敗嗎？如果人民有民主自由，有輿論監督，毒奶粉會被隱瞞大半年禍害數億人嗎？如果有嚴厲公正的司法制度，像美國一樣迫使那些侵害人體健康的公司(例如僅是因為在包裝上沒有按法例規定註明尼古丁含量和警告字句的香煙公司)賠償天文數字(數百億美元)，將犯罪分子繩之於法(長期監禁)，「三鹿」等等黑心公司敢以身試法嗎？現在中共政權面臨全世界輿論譴責，面對著數百萬受害的人民，絕不能光是革幾個人的職，甚至殺幾個替罪羊了事，而是必須從制度入手：如果這種貪污腐敗草菅人命的壞制度不改變，說到底，如果不觸動一黨專制這個腐朽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摻毒事件將陸續有來。胡溫所說的「確保不再出現類似事件……」不過是白日作夢，勢必成為一句空話大話，全世界的笑話！中國大陸勢必反覆出現惡性社會毒害事件，引起人民越來越大的公憤。不要想耍小聰明將事件敷衍過去，即使一時敷衍過去了，並不等於說人民大眾好欺負，「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蒼天難欺。」人民的憤怒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勢必總爆發，掀翻你們這個靠暴力得來的不義政權，勿謂言之不預也，何去何從？當所抉擇！唯有徹底地揭露毒奶粉和一切有毒食品犯罪的各個環節，嚴厲地惩處一切犯罪分子，該殺的殺，該判的判，徹底廢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才是出路。只有實現民主化，還政於民，中華民族才能得到救贖，獲得新生。
(寫於08年9月24日，修改於08年10月2日)
(首刋於08年10月13日「議報」)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Monday, October 6, 2008
殺楊佳易，平民憤難
楊佳案發生後，筆者在「爭鳴」雜誌８月號發表了「楊佳案考驗中共法治」一文，提出：「此案應分為兩個案件審理：先審理楊佳作為原告控訴警方濫用權力毆打其至殘案，對犯罪的警員判罪後再行審理楊佳襲警案。請允許楊佳自行選擇辯護律師、請辯護律師公布楊佳生殖器受損的醫生証明、請法庭傳召上海訪民許正清、朱東輝等上庭指証上海警察專揀生殖器打、請允許楊佳及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公開陳詞、請將法庭審理全過程向全國人民實況轉播、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人民陪審團、請容許海外法律專家旁聽顧問……如此這般，只要中共政權能夠做到這些，相信無論如何判決，只要是有根有據，公平合理，符合國際慣例，人民群眾會理性接受；相反，如果中共繼續冥頑不化，用過去毛澤東對待階級敵人和異見分子黑箱作業無法無天的做法，對楊佳實行「從快從嚴」，殺人滅口，在群情激昂的情況下，很可能成為導火索，引發全國性騷亂，甚至導致中共政權的覆滅。」
只可惜不幸被筆者言中，中共極權選擇了與人民為敵。９月１日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楊佳案實行祕密審判。上午十點，法庭外早已聚集了從四面八方趕來旁聽的人們，但都被以「旁聽證已發完」為由拒之門外，遭到現場群眾起哄，法院工作人員才不得不准許部分群眾到二樓四號廳收看電視。案件宣判後，人們忿忿不平聚集在法院門外不肯散去，有記者將現場情況和群眾議論拍攝下來，該視頻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
「(宣判結果你覺得怎麼樣？)不可思議吧！當事人沒有說一句話，辯護人也沒有說一句話，都成啞巴了。」
「(原來預想會怎樣呢？)比我預料的情況還要慘，我想總要問他幾句話吧？一句話都不問，直接就判死刑了。整個審判就是在那裏宣讀起訴書，什麼幾幾層樓是誰誰的血跡，長度多少多少米，全是廢話，像老太婆包腳布一樣。」
「這裏面的疑問很多，比如說楊佳在派出所六個小時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不讓他說出來？案件都宣判了，還不知道他的犯罪動機是什麼？連父母都不准見面？」
「你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不是說人民當家作主嗎？為什麼怕人民？人民是會講道理的。」
「從這個案件你可以看出，現在中國是怎麼樣的警民關係？要不要找一找社會根源？」
「你來民意測一下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評價，不是我瞎說，百分之九十九對共產黨評價差啊！共產黨講一套做一套，講得比誰都好聽，做得比誰都難看。」
「這就是強權！他們從上台那一天開始，就是強權，直到今天。」
「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我們現在的法律是兒戲！我們感到很失望，中國人太可悲了！」
「對楊佳的不公，就是對全中國人的不公！」。
「我們是螞蟻撼大樹，推動歷史車輪前進，希望中國有民主法治。」
……。
再加上網絡上數萬條跟貼，百分之九十以上為楊佳抱不平，稱他為「大俠」、「英雄」、「為民除害」、「為我們出了一口氣」……，有人發起為楊母捐款。
夠了！難道民意還不夠清晰嗎？今時今日楊佳案已經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他成了全球數億華人甚至全世界關注中國司法是否公正的標誌，胡溫政權難道就真的願意為了袒護幾個上海閘北區違法幹警，將整個中國的司法公正，甚至你們自己政權的安危押上賭注？值得嗎？
胡溫不是口口聲聲說建設和諧社會，和世界文明接軌嗎？看看人家是怎樣判案的吧！在楊佳殺警案件前後，加拿大發生了一起華裔李偉光巴士殺人案。楊是受到暴力對待後申寃無門才殺虐打自己的警員；李是無緣無故地殺害與他素不相識的白人青年，可是人家加拿大如何人道地對待李偉光？如何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作為一個犯人的權利？如何給他公正公平的審判？美國也有殺人案，但是很多案件發生後，受害者家屬反而為犯人求情，要求法官看在上帝的面上寬恕他。因為在文明社會，人的生命重於一切，他們明白悲劇已經發生了，無論怎樣處理犯人都於事無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另外毀滅一個生命呢？「辛德勒的名單」裏有一句名言：「救一個人等於救了一個世界」。結果很多殺人犯為此深深懺悔，重新做人，美國人寬大的胸懷既有益於社會，也有益於個人。當然，筆者明白以中國現時的文明水準，很難要求我們的同胞有如此的寬容和器量，數千年來中國人就生活在「殺人償命」、「血債血償」的法律道德標準下，更何況毛澤東共產黨幾十年來，給幾代中國人灌輸了數不清殺、殺、殺的階級鬥爭觀念，不是一時半日可以扭轉的。但是，我們在西方人的理性和寬容面前，起碼總應該感到一絲半點的羞愧吧！我們不能學到十足，最起碼的尊重人權，公開公平審訊應該不難做到吧？
要和文明社會接軌，首先必須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邪惡的階級鬥爭觀念和一元化極端的思維方法，俞正聲一面代表上海市委去閘北區公安局慰問員警，為他們打氣，一面對楊佳案公然進行祕密審判，「從快從嚴」判處死刑，以為這樣才是「旗幟鮮明」，這樣才能「以正壓邪」，以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寬恕了楊佳就會引出更多的楊佳……。錯了！中共建政以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國家民族所受到的嚴重傷害、甚至中共本身所遭受到的嚴重挫折，無不與這種簡單幼稚的一元化思維方法有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往往和幼稚愚蠢的統治者所想的正相反。楊佳案群情洶湧，很可能是「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反可平民憤」。須知，民心只能說服，不能壓服，毛澤東說過：「壓迫越甚，反抗越烈」。更何況時代不同了，人民大眾認識水準已經今非昔比，越是極端越是偏執的做法，人們越難接受；越是遮遮掩掩越是不許別人說話，人們越是懷疑越是抱不平。比如說，楊佳案不作異地審判，人們越覺得上海警方有利益衝突，審判不公平；上海警方宣稱楊母失蹤，卻又能從她那裏取得律師委託書，人們越會覺得楊母被非法禁錮；越是將楊母禁錮，逮捕楊佳的朋友郟嘯寅，人們越會覺得上海警方唯恐知情人說出真相；上海警方拒絕楊父聘請的律師，卻有權為楊佳指定官方顧問作律師，人們越是覺得強加於人；上海法庭對楊佳及辯護人不問一句，當事人一言不發，人們就越質疑楊佳被割斷聲帶，越覺得有見不得人的祕密……。相反，如果將案件發生的詳情如實公布，允許楊佳聘請自己選擇的律師，允許楊佳說話，通過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陳詞，通過雙方律師的互相質疑，真相只會越辯越明。當人民大眾都清楚整件事情，再對照有關的法律條文，自然會對楊佳案的判決是否公平公正有自己的判斷。正如法庭外一名受訪者所說的，應該相信人民是講道理的。也只有讓人民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才能順民心平民怨，官民才能夠共同汲取教訓，全民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普法教育，避免同類的悲劇重演。同時，對虐待和毆打楊佳的員警，必須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濫用公權罪」、「非法禁錮罪」、「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罪」、「毆打他人至傷殘罪」、「瀆職罪」等依法判刑，該抓的抓、該判的判，甚至該殺的殺，絕不能因其為「公務員」或者「執行公務」就可以逍遙法外。只有這樣，才能剎住公安隨意侵犯公民的歪風，才能讓廣大民眾相信法律的公平，恢復對法治的信心，才能平息該案引起的廣泛民憤。
其實，楊佳案的受害者除了是楊佳本人和被殺的警員以外，最大的受害者應該說是整個社會。如果處理不當，社會的創傷和裂痕得不到及時地治療和修補，必將激起更大的動盪。胡溫不是捧毛澤東為師嗎？確實毛澤東比你們兩個敏感和聰明，他臨死的時候說：「民心不在我們這一邊，你們不信，反正我信。」你們這樣處理楊佳案，即使暫時風平浪靜，並不等於說民心已服，更大的風暴可能還在後面。無論如何，至少可以肯定，這件世紀奇案已經廣泛地在人民心裏積下了新的憤懣，極有可能像當年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樣成為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而傳之萬世。毛澤東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從這個意義上說，楊佳刀下那六個上海閘北區員警，也不過是替代了毒打楊佳的同僚成了寃魂而已。孟子說：「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倖也。」(統治者不顧道義，民眾不顧刑法，國家能夠存在下去僥倖而已。)不管你們是否承認，事實上你們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已經到了孟子所說的「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的危險境地。奉勸你們兩位：千萬別被奧運會花天巧地的和諧假像麻痺了，往往洶湧而來的民變就隱藏在一片歌舞升平之後。今天的中國大陸已是乾柴遍地，只要一點火星就可變成燎原大火，萬勿玩火自焚啊！別忘了你們的老朋友羅馬尼亞的寿西斯古倒台前幾天還在黨代會上接受數千人的山呼萬歲，幾天後就被憤怒的軍人送了幾百顆子彈。多行不義必自斃，到時四面楚歌，悔之晚矣。
(寫於08年9月6日)
(首刋於08年10月5日「新世紀新聞」)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只可惜不幸被筆者言中，中共極權選擇了與人民為敵。９月１日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楊佳案實行祕密審判。上午十點，法庭外早已聚集了從四面八方趕來旁聽的人們，但都被以「旁聽證已發完」為由拒之門外，遭到現場群眾起哄，法院工作人員才不得不准許部分群眾到二樓四號廳收看電視。案件宣判後，人們忿忿不平聚集在法院門外不肯散去，有記者將現場情況和群眾議論拍攝下來，該視頻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
「(宣判結果你覺得怎麼樣？)不可思議吧！當事人沒有說一句話，辯護人也沒有說一句話，都成啞巴了。」
「(原來預想會怎樣呢？)比我預料的情況還要慘，我想總要問他幾句話吧？一句話都不問，直接就判死刑了。整個審判就是在那裏宣讀起訴書，什麼幾幾層樓是誰誰的血跡，長度多少多少米，全是廢話，像老太婆包腳布一樣。」
「這裏面的疑問很多，比如說楊佳在派出所六個小時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不讓他說出來？案件都宣判了，還不知道他的犯罪動機是什麼？連父母都不准見面？」
「你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不是說人民當家作主嗎？為什麼怕人民？人民是會講道理的。」
「從這個案件你可以看出，現在中國是怎麼樣的警民關係？要不要找一找社會根源？」
「你來民意測一下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評價，不是我瞎說，百分之九十九對共產黨評價差啊！共產黨講一套做一套，講得比誰都好聽，做得比誰都難看。」
「這就是強權！他們從上台那一天開始，就是強權，直到今天。」
「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
「我們現在的法律是兒戲！我們感到很失望，中國人太可悲了！」
「對楊佳的不公，就是對全中國人的不公！」。
「我們是螞蟻撼大樹，推動歷史車輪前進，希望中國有民主法治。」
……。
再加上網絡上數萬條跟貼，百分之九十以上為楊佳抱不平，稱他為「大俠」、「英雄」、「為民除害」、「為我們出了一口氣」……，有人發起為楊母捐款。
夠了！難道民意還不夠清晰嗎？今時今日楊佳案已經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他成了全球數億華人甚至全世界關注中國司法是否公正的標誌，胡溫政權難道就真的願意為了袒護幾個上海閘北區違法幹警，將整個中國的司法公正，甚至你們自己政權的安危押上賭注？值得嗎？
胡溫不是口口聲聲說建設和諧社會，和世界文明接軌嗎？看看人家是怎樣判案的吧！在楊佳殺警案件前後，加拿大發生了一起華裔李偉光巴士殺人案。楊是受到暴力對待後申寃無門才殺虐打自己的警員；李是無緣無故地殺害與他素不相識的白人青年，可是人家加拿大如何人道地對待李偉光？如何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作為一個犯人的權利？如何給他公正公平的審判？美國也有殺人案，但是很多案件發生後，受害者家屬反而為犯人求情，要求法官看在上帝的面上寬恕他。因為在文明社會，人的生命重於一切，他們明白悲劇已經發生了，無論怎樣處理犯人都於事無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另外毀滅一個生命呢？「辛德勒的名單」裏有一句名言：「救一個人等於救了一個世界」。結果很多殺人犯為此深深懺悔，重新做人，美國人寬大的胸懷既有益於社會，也有益於個人。當然，筆者明白以中國現時的文明水準，很難要求我們的同胞有如此的寬容和器量，數千年來中國人就生活在「殺人償命」、「血債血償」的法律道德標準下，更何況毛澤東共產黨幾十年來，給幾代中國人灌輸了數不清殺、殺、殺的階級鬥爭觀念，不是一時半日可以扭轉的。但是，我們在西方人的理性和寬容面前，起碼總應該感到一絲半點的羞愧吧！我們不能學到十足，最起碼的尊重人權，公開公平審訊應該不難做到吧？
要和文明社會接軌，首先必須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邪惡的階級鬥爭觀念和一元化極端的思維方法，俞正聲一面代表上海市委去閘北區公安局慰問員警，為他們打氣，一面對楊佳案公然進行祕密審判，「從快從嚴」判處死刑，以為這樣才是「旗幟鮮明」，這樣才能「以正壓邪」，以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寬恕了楊佳就會引出更多的楊佳……。錯了！中共建政以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國家民族所受到的嚴重傷害、甚至中共本身所遭受到的嚴重挫折，無不與這種簡單幼稚的一元化思維方法有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往往和幼稚愚蠢的統治者所想的正相反。楊佳案群情洶湧，很可能是「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反可平民憤」。須知，民心只能說服，不能壓服，毛澤東說過：「壓迫越甚，反抗越烈」。更何況時代不同了，人民大眾認識水準已經今非昔比，越是極端越是偏執的做法，人們越難接受；越是遮遮掩掩越是不許別人說話，人們越是懷疑越是抱不平。比如說，楊佳案不作異地審判，人們越覺得上海警方有利益衝突，審判不公平；上海警方宣稱楊母失蹤，卻又能從她那裏取得律師委託書，人們越會覺得楊母被非法禁錮；越是將楊母禁錮，逮捕楊佳的朋友郟嘯寅，人們越會覺得上海警方唯恐知情人說出真相；上海警方拒絕楊父聘請的律師，卻有權為楊佳指定官方顧問作律師，人們越是覺得強加於人；上海法庭對楊佳及辯護人不問一句，當事人一言不發，人們就越質疑楊佳被割斷聲帶，越覺得有見不得人的祕密……。相反，如果將案件發生的詳情如實公布，允許楊佳聘請自己選擇的律師，允許楊佳說話，通過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陳詞，通過雙方律師的互相質疑，真相只會越辯越明。當人民大眾都清楚整件事情，再對照有關的法律條文，自然會對楊佳案的判決是否公平公正有自己的判斷。正如法庭外一名受訪者所說的，應該相信人民是講道理的。也只有讓人民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才能順民心平民怨，官民才能夠共同汲取教訓，全民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普法教育，避免同類的悲劇重演。同時，對虐待和毆打楊佳的員警，必須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濫用公權罪」、「非法禁錮罪」、「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罪」、「毆打他人至傷殘罪」、「瀆職罪」等依法判刑，該抓的抓、該判的判，甚至該殺的殺，絕不能因其為「公務員」或者「執行公務」就可以逍遙法外。只有這樣，才能剎住公安隨意侵犯公民的歪風，才能讓廣大民眾相信法律的公平，恢復對法治的信心，才能平息該案引起的廣泛民憤。
其實，楊佳案的受害者除了是楊佳本人和被殺的警員以外，最大的受害者應該說是整個社會。如果處理不當，社會的創傷和裂痕得不到及時地治療和修補，必將激起更大的動盪。胡溫不是捧毛澤東為師嗎？確實毛澤東比你們兩個敏感和聰明，他臨死的時候說：「民心不在我們這一邊，你們不信，反正我信。」你們這樣處理楊佳案，即使暫時風平浪靜，並不等於說民心已服，更大的風暴可能還在後面。無論如何，至少可以肯定，這件世紀奇案已經廣泛地在人民心裏積下了新的憤懣，極有可能像當年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樣成為一個朝代法治的表徵，而傳之萬世。毛澤東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從這個意義上說，楊佳刀下那六個上海閘北區員警，也不過是替代了毒打楊佳的同僚成了寃魂而已。孟子說：「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倖也。」(統治者不顧道義，民眾不顧刑法，國家能夠存在下去僥倖而已。)不管你們是否承認，事實上你們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已經到了孟子所說的「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的危險境地。奉勸你們兩位：千萬別被奧運會花天巧地的和諧假像麻痺了，往往洶湧而來的民變就隱藏在一片歌舞升平之後。今天的中國大陸已是乾柴遍地，只要一點火星就可變成燎原大火，萬勿玩火自焚啊！別忘了你們的老朋友羅馬尼亞的寿西斯古倒台前幾天還在黨代會上接受數千人的山呼萬歲，幾天後就被憤怒的軍人送了幾百顆子彈。多行不義必自斃，到時四面楚歌，悔之晚矣。
(寫於08年9月6日)
(首刋於08年10月5日「新世紀新聞」)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Thursday, October 2, 2008
「舉國體制」下的小童工
舉世公認，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有沒有地位？是否受到別人的尊敬？並不完全取決於硬實力(GDP、外匯儲備等)，更多地取決於他的軟實力(文明程度、國民素質等)，特別是對待少年兒童的態度。中共和憤青攻擊美國的諸多說法之一就是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成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墓」，其實正說明了美國人多麼重視兒童：不但國家對未來的一代傾盡全力，十二年全民免費教育、包括學生的伙食和交通、黃色的校車受到特別的保護，其他車輛不可接近……；父母親對兒童的身心健康負有完全的責任，如果疏忽照顧或者虐待兒童，都會被刑事檢控。而所有這些，在中國大陸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神話，我們還有什麼臉去嘲笑別人呢？相反，中國大陸正是世界上少有的虐待兒童的國家，甚至已經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遠的山西磚窰黑童工不說，近的北京奧運會女子體操隊幾個隊員虛報年齡，被外國傳媒找到了根據，受到廣泛質疑，政府居然出面提供偽証，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國際奧運會和體操協會規定參加體操比賽的運動員必須年滿十六周歲，就是為了保護少年兒童免受傷害，而中國政府卻以政府行為公然對抗，這樣的政府是如何看待和對待自己的下一代已經不言而喻。
在中國大陸舉國歡騰慶賀金牌第一，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宣稱「舉國體制」取得了偉大成績，以後更要堅持下去之際，8月29日晚 香港無線電視英文台播放了外國MDA電視台製作的「A little big dream」(小小奧運夢)節目，對中國大陸「舉國體制」下的體育小童工作了真實詳盡的報道。
湖北省襄樊市有一間「李小雙體操學校」，當地許多貧窮的家庭，為了讓自己的獨生子女將來像李小雙一樣，當世界冠軍，擺脫貧困、光宗耀祖，東拼西凑了九千元作為一年的學費，將自己三至六歲的獨生子女送進這間學校，程澤陽、梦涵和許瑞等就是其中之一。可是鏡頭所見，這些可憐的孩子終日生活在恐懼和無助之中，不但完全沒有個人自由，從天還未亮開始直到晚上熄燈睡覺，都像一個機器人一樣機械地運轉著。在日復一日長時間的體操訓練中，一個好像黑社會分子的「教練」，非常粗暴地對待這些未成年的小孩：他嫌小孩子們做後彎腰雙手觸地沒有收腹，一掌用力在孩子們的肚皮上壓下去；他嫌小孩子的弓步跨度不夠大，一腳將孩子們的小腿向外踢……，稚嫩的孩子們見到他像見到魔鬼，一雙雙純潔的童眸裏充滿了恐懼。程澤陽在墊子上做大分腿劈叉的時候，雙腿雙臂到了極限，這個教練還在使勁地按下他的頭，許瑞做虎卧撐的時候，一邊流淚一邊艱難地數著：「一、二、三……」，一個個原本天真無邪的孩子們靠牆倒立的時候，窺準了惡教練走開了，才腳朝天頭向地互相開開玩笑，顯露出一瞬間的童真。他們真是可憐啊！本來，每一個人的童年都應該是最無憂最快樂的年代，可是，他們小小年紀就要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像成年人一樣在體操場上翻騰魚躍，落地時站不穩被扣了分，天真的面孔上流露出無限的沮喪。湖北省第十二屆省運會「天健杯」體操比賽中，有一個家長偷偷地來看兒子比賽，比賽完畢了，小孩子撲到母親的懷裏淚流滿面，母親問他：「你過得好嗎？為什麼不開心？」小兒子什麼也不敢說，祇是語無倫次地連連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他們小小年紀還未來得及享受一下家庭的溫暖，父母的愛，就被大人將他們送入一個陌生恐怖的地方而毫無選擇的權利，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無異是童年的地獄。在那裏不但每天過著呆板刻苦的生活，接受非人的訓練，而且還要肩負著父母過早過重的期望，挑起全家轉運的重擔，面對激烈的競爭，承受著種種精神壓力。這家體操學校每隔一兩年都要淘汰一批被認為沒有培養前途的孩子，程澤陽在艱苦訓練一年以後被淘汰了，回到了農村的家中。他父母向別人借的九千元學費還未還清，小小的年紀已經知道大人的期望和失望，深深地低著頭，完全失去了一個兒童應有的快樂和童真。而成功留下來的梦涵，則天真地充滿期待地對記者說：「我離冠軍很近了，還有幾天就能拿到了，拿到了就不練了，太累了！……」使我想起了北京奧運會上，中國女子體操隊在獲得金牌後，其中江钰源第一句話就說：「這下好了，媽媽不用去討飯了！」
在中國大陸現時的社會現實和教育制度下，許許多多的父母望子成龍，為了獨生子女將來出人頭地，不惜押上自家全部財產作賭注，而且還把孩子們的童年、健康和快樂都全部押上去。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魯豫有約」以前曾經播出過一個節目，講的是江西省一個小地方，一個固執地望子成龍的父親，每天天還未亮就強迫他的獨生女起床跟他一起練馬拉松長跑，甚至不惜與持反對態度的妻子離婚。幾年下來，可憐的小女孩已經跑爛了數十雙跑鞋。鏡頭所見，這對可憐的父女住在一間破爛的小屋裏，父親用微薄的收入為女兒調製自創的「營養劑」，天天強迫女兒喝下去，女兒則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勉為其難地開始大人強加給她的超負荷運動……。看著那瘦骨粼粼的小女孩，那個蠻橫固執的父親，你會覺得既可笑、可憐又可悲。
不僅僅體育界如此，其他藝術界也如此，該節目近日播出採訪青年鋼琴家郎朗及其父母，就是這種中國特色不顧一切迫子成龍的典型事例。其父母根據郎朗未滿一歲的時候能夠含糊地跟著廣播哼出「大海啊，就像媽媽一樣……」的調子，就斷定了他的兒子是個音樂天才。於是，傾盡積蓄買了一架鋼琴，從三歲開始就要他練琴；五歲以後每天早上五點半鐘，天還未亮就叫醒他起床跑步，六點到七點練琴，然後再去上學；九歲時其父就辭職帶著郎朗去北京趕考音樂學院附中，對他說：「我們只有一條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從此，夫妻分居北京瀋陽兩地，父親當全職爸爸，在北京租用 一間廉價的小屋，父子過著簡樸的生活，卻滿懷著望子成龍的強烈願望。郎朗在電視節目中透露說：從初中到大學、留學，其父都是陪讀父親。那間小屋牆壁上還留著一雙大鞋印，是他不好好練琴，被他父親摔皮鞋打他留下的。因為未能取得僅兩個公費去德國參加比賽的名額，其父近乎孤注一擲地東借西凑了六萬元，自己帶著兒子遠赴德國參賽，可想而知小郎朗心裏的壓力有多大！其母則在瀋陽坐立不安，為兒子的成敗在家裏求籤。好在孩子爭氣，得了個第一名，用郎朗的話說，不但還清了五萬元借款還有賺。以後考到獎學金去美國留學，也是父親陪讀。到了美國，其父對他說：「這裏是美國不假，可是我還是你父親，是你的老闆！」這句話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下一代完全相反教育觀。父母不管孩子的先天素質、興趣愛好，主觀地單方面地為他們選擇發展方向，從小強迫他們學音樂、學繪畫、學體育…….；替他們設計一條人生道路，強迫他們負重前行，完全不顧他們的個人愛好和意願。正如台灣學者劉墉先生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答覆學生提出的「什麼是成功？我為什麼要成功？」問題所說的：「中國大陸獨生子女的父母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主觀地單方面地為兒女設計發展前途的時候，犧牲了孩子們童年的快樂和幸福。」比如鳳凰電視台拿郎朗作為成功的榜樣，用歐美民主國家對待下一代的標準看則完全是失敗的，因為他的所謂成功是以犧牲童年的快樂和幸福為代價的，這樣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根本不值得讚揚；只有讓兒童有一個幸福的童年，身心健康地成長，將來能在社會裏發揮自己所有的潛能，貢獻社會和人類，才是真正的成功。同一鳳凰電視台的節目也曾播出過對頭號美女明星范冰冰的採訪，無獨有偶，她小時候也曾經被父母強迫關在小房子裏練琴，可是她爬窗出去玩去了，小伙伴為她站崗，看見她爹媽下班回來了，就通知她爬進房間裏裝樣練琴。結果父母強加於她的鋼琴家理想並沒有實現，倒是在她自己最有興趣的演藝事業上取得成功。這說明了強迫兒童去實現父母一輩未能實現的理想，在中國大陸已是普遍的現象。如果不顧小孩自己的意願和興趣，即使像郎朗一樣強迫成功了，也是偶然的，更是勉強的，對他本人品質的成長並沒有什麼好處。只要看一下他平時在鋼琴演奏中那種誇張和生硬的肢體動作和表情(令人想起劉翔一步跳上奧運領獎台那種膚淺輕薄)，看看他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後答記者問說，不知道鋼琴是真是假，不認識和他一起演奏小姑娘(據揭露是他的學生，令人想起劉翔的假傷退賽)就知道專業成就不等於品格完美。
行文至此，適聞中國大陸三鹿奶粉毒害了兩萬多名嬰兒，而三月份已經有人向質檢總局反映問題，八月初已確認含有三聚氰胺，可是卻遲至九月八日才公布，為的是「怕破壞奧運會氣氛」！在中共極權政府眼裏，數萬中國嬰兒國家下一代的生命健康，居然還不如所謂的「奧運會氣氛」重要。看來，如果設一個全球虐待兒童金牌，中共極權政府絕對是眾望所歸，難怪很多中國人都選擇「來生不做中國人」！一個連自己國家民族的下一代都毫不關心，甚至虐待的政權，有什麼臉自稱「人民政府」？自稱「執政為民」？！
(寫於08年9月14日)
(刋於「爭鳴」雜誌08年9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在中國大陸舉國歡騰慶賀金牌第一，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宣稱「舉國體制」取得了偉大成績，以後更要堅持下去之際，8月29日晚 香港無線電視英文台播放了外國MDA電視台製作的「A little big dream」(小小奧運夢)節目，對中國大陸「舉國體制」下的體育小童工作了真實詳盡的報道。
湖北省襄樊市有一間「李小雙體操學校」，當地許多貧窮的家庭，為了讓自己的獨生子女將來像李小雙一樣，當世界冠軍，擺脫貧困、光宗耀祖，東拼西凑了九千元作為一年的學費，將自己三至六歲的獨生子女送進這間學校，程澤陽、梦涵和許瑞等就是其中之一。可是鏡頭所見，這些可憐的孩子終日生活在恐懼和無助之中，不但完全沒有個人自由，從天還未亮開始直到晚上熄燈睡覺，都像一個機器人一樣機械地運轉著。在日復一日長時間的體操訓練中，一個好像黑社會分子的「教練」，非常粗暴地對待這些未成年的小孩：他嫌小孩子們做後彎腰雙手觸地沒有收腹，一掌用力在孩子們的肚皮上壓下去；他嫌小孩子的弓步跨度不夠大，一腳將孩子們的小腿向外踢……，稚嫩的孩子們見到他像見到魔鬼，一雙雙純潔的童眸裏充滿了恐懼。程澤陽在墊子上做大分腿劈叉的時候，雙腿雙臂到了極限，這個教練還在使勁地按下他的頭，許瑞做虎卧撐的時候，一邊流淚一邊艱難地數著：「一、二、三……」，一個個原本天真無邪的孩子們靠牆倒立的時候，窺準了惡教練走開了，才腳朝天頭向地互相開開玩笑，顯露出一瞬間的童真。他們真是可憐啊！本來，每一個人的童年都應該是最無憂最快樂的年代，可是，他們小小年紀就要不斷地參加各種比賽，像成年人一樣在體操場上翻騰魚躍，落地時站不穩被扣了分，天真的面孔上流露出無限的沮喪。湖北省第十二屆省運會「天健杯」體操比賽中，有一個家長偷偷地來看兒子比賽，比賽完畢了，小孩子撲到母親的懷裏淚流滿面，母親問他：「你過得好嗎？為什麼不開心？」小兒子什麼也不敢說，祇是語無倫次地連連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他們小小年紀還未來得及享受一下家庭的溫暖，父母的愛，就被大人將他們送入一個陌生恐怖的地方而毫無選擇的權利，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無異是童年的地獄。在那裏不但每天過著呆板刻苦的生活，接受非人的訓練，而且還要肩負著父母過早過重的期望，挑起全家轉運的重擔，面對激烈的競爭，承受著種種精神壓力。這家體操學校每隔一兩年都要淘汰一批被認為沒有培養前途的孩子，程澤陽在艱苦訓練一年以後被淘汰了，回到了農村的家中。他父母向別人借的九千元學費還未還清，小小的年紀已經知道大人的期望和失望，深深地低著頭，完全失去了一個兒童應有的快樂和童真。而成功留下來的梦涵，則天真地充滿期待地對記者說：「我離冠軍很近了，還有幾天就能拿到了，拿到了就不練了，太累了！……」使我想起了北京奧運會上，中國女子體操隊在獲得金牌後，其中江钰源第一句話就說：「這下好了，媽媽不用去討飯了！」
在中國大陸現時的社會現實和教育制度下，許許多多的父母望子成龍，為了獨生子女將來出人頭地，不惜押上自家全部財產作賭注，而且還把孩子們的童年、健康和快樂都全部押上去。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魯豫有約」以前曾經播出過一個節目，講的是江西省一個小地方，一個固執地望子成龍的父親，每天天還未亮就強迫他的獨生女起床跟他一起練馬拉松長跑，甚至不惜與持反對態度的妻子離婚。幾年下來，可憐的小女孩已經跑爛了數十雙跑鞋。鏡頭所見，這對可憐的父女住在一間破爛的小屋裏，父親用微薄的收入為女兒調製自創的「營養劑」，天天強迫女兒喝下去，女兒則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勉為其難地開始大人強加給她的超負荷運動……。看著那瘦骨粼粼的小女孩，那個蠻橫固執的父親，你會覺得既可笑、可憐又可悲。
不僅僅體育界如此，其他藝術界也如此，該節目近日播出採訪青年鋼琴家郎朗及其父母，就是這種中國特色不顧一切迫子成龍的典型事例。其父母根據郎朗未滿一歲的時候能夠含糊地跟著廣播哼出「大海啊，就像媽媽一樣……」的調子，就斷定了他的兒子是個音樂天才。於是，傾盡積蓄買了一架鋼琴，從三歲開始就要他練琴；五歲以後每天早上五點半鐘，天還未亮就叫醒他起床跑步，六點到七點練琴，然後再去上學；九歲時其父就辭職帶著郎朗去北京趕考音樂學院附中，對他說：「我們只有一條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從此，夫妻分居北京瀋陽兩地，父親當全職爸爸，在北京租用 一間廉價的小屋，父子過著簡樸的生活，卻滿懷著望子成龍的強烈願望。郎朗在電視節目中透露說：從初中到大學、留學，其父都是陪讀父親。那間小屋牆壁上還留著一雙大鞋印，是他不好好練琴，被他父親摔皮鞋打他留下的。因為未能取得僅兩個公費去德國參加比賽的名額，其父近乎孤注一擲地東借西凑了六萬元，自己帶著兒子遠赴德國參賽，可想而知小郎朗心裏的壓力有多大！其母則在瀋陽坐立不安，為兒子的成敗在家裏求籤。好在孩子爭氣，得了個第一名，用郎朗的話說，不但還清了五萬元借款還有賺。以後考到獎學金去美國留學，也是父親陪讀。到了美國，其父對他說：「這裏是美國不假，可是我還是你父親，是你的老闆！」這句話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下一代完全相反教育觀。父母不管孩子的先天素質、興趣愛好，主觀地單方面地為他們選擇發展方向，從小強迫他們學音樂、學繪畫、學體育…….；替他們設計一條人生道路，強迫他們負重前行，完全不顧他們的個人愛好和意願。正如台灣學者劉墉先生在北京大學演講時，答覆學生提出的「什麼是成功？我為什麼要成功？」問題所說的：「中國大陸獨生子女的父母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主觀地單方面地為兒女設計發展前途的時候，犧牲了孩子們童年的快樂和幸福。」比如鳳凰電視台拿郎朗作為成功的榜樣，用歐美民主國家對待下一代的標準看則完全是失敗的，因為他的所謂成功是以犧牲童年的快樂和幸福為代價的，這樣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根本不值得讚揚；只有讓兒童有一個幸福的童年，身心健康地成長，將來能在社會裏發揮自己所有的潛能，貢獻社會和人類，才是真正的成功。同一鳳凰電視台的節目也曾播出過對頭號美女明星范冰冰的採訪，無獨有偶，她小時候也曾經被父母強迫關在小房子裏練琴，可是她爬窗出去玩去了，小伙伴為她站崗，看見她爹媽下班回來了，就通知她爬進房間裏裝樣練琴。結果父母強加於她的鋼琴家理想並沒有實現，倒是在她自己最有興趣的演藝事業上取得成功。這說明了強迫兒童去實現父母一輩未能實現的理想，在中國大陸已是普遍的現象。如果不顧小孩自己的意願和興趣，即使像郎朗一樣強迫成功了，也是偶然的，更是勉強的，對他本人品質的成長並沒有什麼好處。只要看一下他平時在鋼琴演奏中那種誇張和生硬的肢體動作和表情(令人想起劉翔一步跳上奧運領獎台那種膚淺輕薄)，看看他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後答記者問說，不知道鋼琴是真是假，不認識和他一起演奏小姑娘(據揭露是他的學生，令人想起劉翔的假傷退賽)就知道專業成就不等於品格完美。
行文至此，適聞中國大陸三鹿奶粉毒害了兩萬多名嬰兒，而三月份已經有人向質檢總局反映問題，八月初已確認含有三聚氰胺，可是卻遲至九月八日才公布，為的是「怕破壞奧運會氣氛」！在中共極權政府眼裏，數萬中國嬰兒國家下一代的生命健康，居然還不如所謂的「奧運會氣氛」重要。看來，如果設一個全球虐待兒童金牌，中共極權政府絕對是眾望所歸，難怪很多中國人都選擇「來生不做中國人」！一個連自己國家民族的下一代都毫不關心，甚至虐待的政權，有什麼臉自稱「人民政府」？自稱「執政為民」？！
(寫於08年9月14日)
(刋於「爭鳴」雜誌08年9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Monday, September 22, 2008
奧運金牌和香港
北京奧運方才落幕，金牌運動員們還未來得及喘一口氣，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被「舉國體制」禁閉了很長時間未能與親人相見；如今金牌辛苦到手了，還未來得及回家見上父母一面，或者對戀人訴一下衷情，就被悉數驅趕來香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為兩週後的立法會選舉建制派造勢。試問他們六十幾個人當中有幾個是此時自願來香港的呢？香港人裏面又有多少真心認同這種刻意安排的「愛國主義教育」呢？香港報紙把他們形容成「年初一一大早被父母叫醒去茶樓拜見姨媽姑姐的睡眼惺忪的稚童。」中央這樣做，無非是讓香港人有機會又一次見識何謂「政治壓倒一切」的「中國特色」，所得的結果，很可能弄巧反拙，兩周後的立法會選舉便可見分曉了。
運動員在港期間，奉令大演親民騷，把擦過汗的毛巾、打過的球…….扔上看台，體操運動員故意赤膊上陣，演出假倒地、跳水運動員故意在空中做搞笑動作……所有這些無異是一場場滑稽劇，一個個刻意搞笑的小丑。短短三天時間，運動員要出席十九個場合，結果在奧運賽場上無可匹敵的金牌選手昏到了三個！放眼世界，有這樣的金牌運動員巡迴騷嗎？身為奧運金牌得主，不覺得這樣的政治騷太廉價太丟面嗎？有記者問程菲和隊友何可欣在港期間會否去購物或進行其他活動，她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一切聽組織的安排。」至此，香港人應該明白何謂「個人服從集體」、何謂「馴服工具」了。有腦筋的香港人自然會想一想，五十年以後一國一制了，七百萬香港人都要變成這樣的馴服工具，上街購物會客都要經過「組織」批准，吃得消嗎？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形勢比人強。記者會上這邊廂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那裏花了半個多小時官腔十足地照本宣科，全是空話大話，那邊廂趕早機來港的運動員已是疲累不堪。香港記者錄得乒壇一姐張怡寧、羽毛球女雙杜婧和于洋都敵不過睡魔，當場打瞌睡，體操運動員楊伊琳更累得伏在台上……。憋了四十五分鐘的香港記者終於在記者會結束前十八分鐘等到了提問的機會，第一個問題由香港無線電視記者提出：「我是香港無線電視記者，奧運期間，有外國媒體報道說體操運動員何可欣年齡不夠十六歲。可否請她本人回應一下，這個傳聞會不會對她造成一些困擾？……」儘管這個問題記者明確地請何本人回答，可是，代表團副團長崔大林卻公然越俎代疱，以何可欣監護人？代言人？領導人？的身分給出一個答非所問的官方答覆：「……在這裏我可以告訴大家，何可欣出生的日期是1992年1月1日，符合參加奧運會的年齡規定。」又是一個「可以」！相信七百萬香港人沒有忘記年前喬陽的名言：「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可以」兩個字，盡顯北大人對香港的居高臨下，「可以」和「不可以」揑在我手中。
其實這個問題，無線電視記者不須追問。奧運期間看過奧運專題節目的觀眾一定都會記得，香港一家主要中文電視台一位男主持，在轉播奧運體操比賽時，曾經高聲說過如下一段話：「參加比賽的國家體操隊幾個女運動員，年齡都很小，有些未滿十六歲，不符合國際體操協會限制未成年兒童參加體操比賽的規定，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國際體操協會這條新規定要待明年，亦即2009年才開始實施，換言之，不包括這一屆奧運會……。」有心人可翻閱奧運期間該台所有體操比賽轉播節目的錄影帶，就可為國際社會提供旁證。若果國際奧委會和國際體操協會認真查究，以作假聞名於世的中共政府提供的偽證「出國護照」自然無效，唯有運用檢測牙齒、骨骼以及DNA等現代科學手段來取證。若果確是偽造年齡，應毫不客氣地褫奪所得的獎牌，有關的個人及奧委會應受到嚴厲的處罰，才能維護國際奧委會的威信以及奧運會公平競技的神聖原則。
(李大立寫於2008年8月3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9月21日「觀察」雜誌)
運動員在港期間，奉令大演親民騷，把擦過汗的毛巾、打過的球…….扔上看台，體操運動員故意赤膊上陣，演出假倒地、跳水運動員故意在空中做搞笑動作……所有這些無異是一場場滑稽劇，一個個刻意搞笑的小丑。短短三天時間，運動員要出席十九個場合，結果在奧運賽場上無可匹敵的金牌選手昏到了三個！放眼世界，有這樣的金牌運動員巡迴騷嗎？身為奧運金牌得主，不覺得這樣的政治騷太廉價太丟面嗎？有記者問程菲和隊友何可欣在港期間會否去購物或進行其他活動，她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一切聽組織的安排。」至此，香港人應該明白何謂「個人服從集體」、何謂「馴服工具」了。有腦筋的香港人自然會想一想，五十年以後一國一制了，七百萬香港人都要變成這樣的馴服工具，上街購物會客都要經過「組織」批准，吃得消嗎？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形勢比人強。記者會上這邊廂代表團團長、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那裏花了半個多小時官腔十足地照本宣科，全是空話大話，那邊廂趕早機來港的運動員已是疲累不堪。香港記者錄得乒壇一姐張怡寧、羽毛球女雙杜婧和于洋都敵不過睡魔，當場打瞌睡，體操運動員楊伊琳更累得伏在台上……。憋了四十五分鐘的香港記者終於在記者會結束前十八分鐘等到了提問的機會，第一個問題由香港無線電視記者提出：「我是香港無線電視記者，奧運期間，有外國媒體報道說體操運動員何可欣年齡不夠十六歲。可否請她本人回應一下，這個傳聞會不會對她造成一些困擾？……」儘管這個問題記者明確地請何本人回答，可是，代表團副團長崔大林卻公然越俎代疱，以何可欣監護人？代言人？領導人？的身分給出一個答非所問的官方答覆：「……在這裏我可以告訴大家，何可欣出生的日期是1992年1月1日，符合參加奧運會的年齡規定。」又是一個「可以」！相信七百萬香港人沒有忘記年前喬陽的名言：「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可以」兩個字，盡顯北大人對香港的居高臨下，「可以」和「不可以」揑在我手中。
其實這個問題，無線電視記者不須追問。奧運期間看過奧運專題節目的觀眾一定都會記得，香港一家主要中文電視台一位男主持，在轉播奧運體操比賽時，曾經高聲說過如下一段話：「參加比賽的國家體操隊幾個女運動員，年齡都很小，有些未滿十六歲，不符合國際體操協會限制未成年兒童參加體操比賽的規定，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國際體操協會這條新規定要待明年，亦即2009年才開始實施，換言之，不包括這一屆奧運會……。」有心人可翻閱奧運期間該台所有體操比賽轉播節目的錄影帶，就可為國際社會提供旁證。若果國際奧委會和國際體操協會認真查究，以作假聞名於世的中共政府提供的偽證「出國護照」自然無效，唯有運用檢測牙齒、骨骼以及DNA等現代科學手段來取證。若果確是偽造年齡，應毫不客氣地褫奪所得的獎牌，有關的個人及奧委會應受到嚴厲的處罰，才能維護國際奧委會的威信以及奧運會公平競技的神聖原則。
(李大立寫於2008年8月3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9月21日「觀察」雜誌)
Wednesday, September 3, 2008
體育界裏的獨立王國、黨閥和家長式統治
在中共極權政府不惜傾全國之力，運用「舉國體制」，勞命傷財地用巨額金錢換來的奧運金牌背後，其貌似強大的體育界，其實就和這個政府的大小衙門以及各地的地方政權一樣，隱藏著數不清的獨立王國、黨閥和家長式統治，近日海外傳媒揭露出來的「羽毛球王國」及其土皇帝李永波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鄧小平復出後，1983年提出幹部隊伍「革命化、專業化、年輕化」的方針，此後，老朽的泥腿子共幹開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些技術官僚取而代之。但只要細心觀察一下，就會發現被提拔重用的大多是中國特色的逆淘汰規則下的劣者，因為只有這些專注於逢迎拍馬而無心向學的專業敗類，才會得到上級的賞識，而大多數正直善良的專業人士卻不得其門而入。在中國大陸你會發現很多有「學歷」的官員，他們的行為舉止找不到半點知識和文化氣味，更遑論學者的素養，他們有限的或者虛假的「學歷」或「技術」不過是官場上的敲門磚，與其說他們是「專業人士」，不如說是投機商人或職業政客，羽毛球「總教練」李永波就是其中之一。
據「華商晨報」報道，1992年曾經輝煌一時的中國羽毛球跌落谷底，根據鄧小平的「三化」方針，需要更換年老的教練班子。羽毛球界人才濟濟，李永波不過是一屆世錦賽男雙冠軍之一，若論技術水準、比賽成績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可就是因為他熟悉官場潛規則，精於為官之道而被選中，接過了老一代教練王文教、陳福壽的帥印，成了「羽毛球王國」新一代的土皇帝。
又據「博訊」網站「國家羽球大教頭李永波的性醜聞」、「李永波和李矛十五年恩怨」等文報導：李永波上任初期，還能和當年一起奮鬥過的戰友田秉毅、李矛和李玲蔚等名將同舟共濟，為中國羽毛球的翻身共同努力過，也取得過一些成績。特別是其中男單主教練李矛，培養出羅毅剛、孫俊、董炯和陳剛等優秀運動員，第一次奪得男團冠軍蘇迪曼杯，並且獲得三連冠。可是在成績面前，李永波長期喝狼奶所造就的中國特色官僚作風和黨閥霸氣開始逐漸暴露，權力慾和控制慾無限膨脹。於是，貪天之功為己有，利用職權玩弄姘居女隊員，導致其夫人大鬧羽毛球隊；把球隊的飲料供應和球拍穿線等生意批給自己的連襟，導致訓練場上連奧運冠軍都捨不得花錢買水喝；官癮大、好表現，「天天外出應酬，幾乎不來隊裏」，可是每逢電視轉播，例必坐在主管教練旁邊，比賽暫停時指手劃腳作指導，將主管教練扔到一邊；好出風頭，不但千方百計和娛樂圈拉關係，慷公家之概給娛樂明星們送球衣球拍，還迫令男女隊員陪明星們打球……等等，凡是大陸官員種種「中國特色」在李永波身上都找得到。他的劣行引起了大多數羽毛球界的教練和隊員的不滿。
中國特殊的政治和吏治制度，催生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滋長貪腐的先天缺陷和官場惡鬥爭的潛規則，李永波也不能例外，他的以權謀私，最後必然發展到經濟不清；他的嗜權如命，必然發展到不擇手段的權力鬥爭。
當年，連林丹都親口對記者說不想打了，記者問他為什麼？他說「沒意思，你看人家乒乓球隊國際比賽獎金幾個月就到了隊員手上，而我們一年多都沒有影子，到手上時都被扣得差不多了。」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結束後，得獎羽毛球隊員遲遲沒有拿到獎金，終於在1998年3月爆發了一場「宮廷政變」：除當年李永波男雙奪冠的拍檔田秉毅外，國家隊所有的教練員集體簽名上書體育總局彈劾李永波。上級派人來調查了幾個月後，在副局長李富榮(據聞與李永波夫人有私交)力撐下，李永波安然度過危機。李永波坐穩權位後，藉口「制度改革」實行教練員聘任制，開始大報復大清洗，所有的叛將不得不離開，其中包括李矛、李玲蔚、林詩銓、陳躍、周金燦等功勛教練。其中「宮廷政變」的發起人李矛首當其衝，不得不第一個遞上辭職信。李矛顯然是一個有性格有能力的教練，他到韓國後，不少羽球小將在他的指點下短期內實力驟昇，其中孫升模和李炫一先後打敗多國名將，包括中國的選手，2002年釜山亞運會以四面金牌成為羽毛球大贏家，韓國總統金大中親函李矛感謝。李矛到馬來西亞後，很短時間內就把一個身體瘦弱、不被看好的李宗偉培養成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李矛被迫去國，不帶家屬，不學當地語言，一心想有朝一日李永波倒台後歸國效力，可是在中國大陸腐敗的政治制度下和黑暗的官場上，他願望的實現還遙遙無期。這次北京奧運會上，聽說同樣因為被排擠離開國家隊的跳水名教練于芬有海歸的念頭，李矛嘆氣說：「她的阻力沒有我大……。」
李永波的官場惡鬥劣根性還表現官癮極大，不斷地向上爬，一旦受挫就不顧一切地發洩。05年夏和乒乓球總教練蔡振華爭當總局長助理失敗，為了顯示自己管理能力不在蔡振華之下，聽說蔡振華以談戀愛影響奧運備戰為由 ，處理了幾個 隊員 ，李永波高調宣布不干涉男女隊員戀愛，在李永波的縱容下 ，羽毛球隊出現了多達十二對鴛鴦，結果三角戀、墮胎等不斷出現，嚴重影響了運動員的情緒和身體。一個湖南藉的國家隊員把空姐的肚子搞大了，李永波不但不責備他，還給他出餿主意。林丹在訓練場比賽場上摔球拍、打隊友、打教練，發展到韓國公開賽在全世界電視鏡頭面前與外國運動員及教練衝突，完全是李永波寵愛的結果。
現代中國官員的另一劣質是濫用權力。眾所週知，中國羽毛球的重鎮一向在中國南方，廣東福建和江浙群眾基礎較為雄厚，這大概也和地域的身體素質和靈巧度有關。可是，國家隊裏人數最多的竟然遼寧，多達十六人，然而大多數都不具備進入國家隊的技術水準。來自江蘇的一名男隊員對記者說：「你猜這些人是以什麼名義進國家隊的？代培！太有意思了！」「他骨子裏就是一個農民，鄉土觀念很強。」相反，有個性「難管理」的隊員，不管多麼有潛質有能力，都成了李永波不斷清洗的對象，比如2000悉尼奧運會女子雙打亞軍廣西黃楠燕、上海王晨、湖南周蜜等優秀運動員都被李永波逐出國家隊。
李永波等中共體育官僚離開現代文明普世價值最遙遠、最令西方國家和人民反感的是既明目張膽又毫無悔意的作假，這次北京奧運會上的假唱、假年齡、假少數民族、假煙花……不但成了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而且成了世界笑柄。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做錯事，而是做錯了還不知道錯，還要強詞奪理，這個人、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就必然會一直錯下去。乒乓球羽毛球界的「假打讓球」舉世皆知。比如說，奧運會前結束的全英公開賽，陳金讓球林丹、2000年悉尼奧運會叶釗穎讓球龔智超，叶要求說：「我能不能不要任何待遇，只讓我真正地打球？」……。最典型的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荷蘭張海麗在半決賽中出乎意料地打敗了中國龔睿娜，打亂了中國女單奪金的計劃。在隨後舉行的另一場半決賽第一局張寧勝了周蜜，局間休息時，李永波對周蜜說了幾句話，拍拍她的肩膀，隨後的比賽周蜜判若兩人，完全不在狀態，假打讓球給張寧。四年以後，李永波在接受央視奧運節目採訪時終於親口承認：「從當時的比賽看，張寧的狀態比周蜜好，而且以前對陣張海麗的戰績也比較好，所以決定讓張寧進決賽。第一局結束後就對周蜜說不要拚了，保証你拿到銅牌會得到金牌一樣的待遇。」
奧運會的精神是公平競爭，更快、更高、更強，「中國特色」的假打讓球公然欺騙全世界，無異是對全人類的侮辱。可是，我們英明的領導人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李永波說：「羽毛球隊讓球是為了國家榮譽，作為我來說，只要金牌是中國的，誰拿都不重要。我們當年打球時也有這種情況，只要最後的金牌是我們拿了，同樣是為中國人爭光，我們同樣應該感到自豪。」由此可以看出李永波這類人和現代文明的距離有多麼遠！由於毛共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用「集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所以從這個邪黨成立的那一天開始，他們的黨員就徹底地喪了個性。他們統治中國後更要求全體中國人都徹底地放棄自我，變成一個「馴服工具」和「革命螺絲釘」。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尊重生命尊重個人，所以才會出現這種「中國特色」的假比賽。他們這樣做除了彰顯了他們的滿頇橫蠻之外，還暴露了他們的愚蠢！他們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你們強令周蜜讓給張寧，萬一決賽時張寧打不過張海麗又如何收場？如何解釋？怪不得那麼多乒乓球羽毛球優秀運動員滿懷憤怒地離開這個令他們傷心失望的祖國：何智麗、唐娜、周蜜、王晨……。對於李永波上述這種恬不知恥的言論，廣大球迷和網友都表示了極大的不解和憤怒，不少評論將批判矛頭直指總教練李永波本人。一位來自杭州的網友說：「隊員獲勝，你李永波升官發財就有資本了，你工於心計的為人早已被國人所知和不齒。你有沒有考慮過周蜜的感受？練了這麼多年就因為您一句全泡湯了！」一位來自寶雞的網友總結為：「變態的制度、變態的教練、變態的思想」。
筆者與李永波素不相識，但看完了海外的這些報道，一個活脫脫的中共黨閥、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一個不學無術只會向上爬的官場混混形象就清晰地浮現在眼前，相信廣大讀者讀後也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可以想像，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會有多少個這樣的獨立王國？有多少個這樣的黨閥土皇帝？有多少這樣的家長式統治？有多少富有潛能的天才運動員被埋沒？又有多少有個性有能力的教練員被迫出走？被你們捧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又將會受到多大的損失？——這裏所揭示的一切，就是中共表面風光金牌大國背後所不為人知、最骯髒最黑暗的一面。將來只有國家民主了，將這些魑魅魍魎一掃而光，廣大的教練員、運動員和人民大眾才能夠自由自主地健身和比賽。筆者曾經多次著文指出中國足球的落後完全是制度不良的原因，這次北京奧運會慘敗後，筆者欣喜地看到了官方報紙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當權者開始認識到應該讓中國足協，進而讓所有的體育協會、文藝團體脫離官僚體制，回到民間，回到從業員手中。若真能如此，李永波之類就無可立足、優秀教練員運動員就不會被迫出走、所有從業人員就會心情愉快，那時候，中國就會成為一個足球強國、體育強國，所得到的金牌才是真正的金牌。
(李大立寫於08年8月2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9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鄧小平復出後，1983年提出幹部隊伍「革命化、專業化、年輕化」的方針，此後，老朽的泥腿子共幹開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這些技術官僚取而代之。但只要細心觀察一下，就會發現被提拔重用的大多是中國特色的逆淘汰規則下的劣者，因為只有這些專注於逢迎拍馬而無心向學的專業敗類，才會得到上級的賞識，而大多數正直善良的專業人士卻不得其門而入。在中國大陸你會發現很多有「學歷」的官員，他們的行為舉止找不到半點知識和文化氣味，更遑論學者的素養，他們有限的或者虛假的「學歷」或「技術」不過是官場上的敲門磚，與其說他們是「專業人士」，不如說是投機商人或職業政客，羽毛球「總教練」李永波就是其中之一。
據「華商晨報」報道，1992年曾經輝煌一時的中國羽毛球跌落谷底，根據鄧小平的「三化」方針，需要更換年老的教練班子。羽毛球界人才濟濟，李永波不過是一屆世錦賽男雙冠軍之一，若論技術水準、比賽成績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可就是因為他熟悉官場潛規則，精於為官之道而被選中，接過了老一代教練王文教、陳福壽的帥印，成了「羽毛球王國」新一代的土皇帝。
又據「博訊」網站「國家羽球大教頭李永波的性醜聞」、「李永波和李矛十五年恩怨」等文報導：李永波上任初期，還能和當年一起奮鬥過的戰友田秉毅、李矛和李玲蔚等名將同舟共濟，為中國羽毛球的翻身共同努力過，也取得過一些成績。特別是其中男單主教練李矛，培養出羅毅剛、孫俊、董炯和陳剛等優秀運動員，第一次奪得男團冠軍蘇迪曼杯，並且獲得三連冠。可是在成績面前，李永波長期喝狼奶所造就的中國特色官僚作風和黨閥霸氣開始逐漸暴露，權力慾和控制慾無限膨脹。於是，貪天之功為己有，利用職權玩弄姘居女隊員，導致其夫人大鬧羽毛球隊；把球隊的飲料供應和球拍穿線等生意批給自己的連襟，導致訓練場上連奧運冠軍都捨不得花錢買水喝；官癮大、好表現，「天天外出應酬，幾乎不來隊裏」，可是每逢電視轉播，例必坐在主管教練旁邊，比賽暫停時指手劃腳作指導，將主管教練扔到一邊；好出風頭，不但千方百計和娛樂圈拉關係，慷公家之概給娛樂明星們送球衣球拍，還迫令男女隊員陪明星們打球……等等，凡是大陸官員種種「中國特色」在李永波身上都找得到。他的劣行引起了大多數羽毛球界的教練和隊員的不滿。
中國特殊的政治和吏治制度，催生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滋長貪腐的先天缺陷和官場惡鬥爭的潛規則，李永波也不能例外，他的以權謀私，最後必然發展到經濟不清；他的嗜權如命，必然發展到不擇手段的權力鬥爭。
當年，連林丹都親口對記者說不想打了，記者問他為什麼？他說「沒意思，你看人家乒乓球隊國際比賽獎金幾個月就到了隊員手上，而我們一年多都沒有影子，到手上時都被扣得差不多了。」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結束後，得獎羽毛球隊員遲遲沒有拿到獎金，終於在1998年3月爆發了一場「宮廷政變」：除當年李永波男雙奪冠的拍檔田秉毅外，國家隊所有的教練員集體簽名上書體育總局彈劾李永波。上級派人來調查了幾個月後，在副局長李富榮(據聞與李永波夫人有私交)力撐下，李永波安然度過危機。李永波坐穩權位後，藉口「制度改革」實行教練員聘任制，開始大報復大清洗，所有的叛將不得不離開，其中包括李矛、李玲蔚、林詩銓、陳躍、周金燦等功勛教練。其中「宮廷政變」的發起人李矛首當其衝，不得不第一個遞上辭職信。李矛顯然是一個有性格有能力的教練，他到韓國後，不少羽球小將在他的指點下短期內實力驟昇，其中孫升模和李炫一先後打敗多國名將，包括中國的選手，2002年釜山亞運會以四面金牌成為羽毛球大贏家，韓國總統金大中親函李矛感謝。李矛到馬來西亞後，很短時間內就把一個身體瘦弱、不被看好的李宗偉培養成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李矛被迫去國，不帶家屬，不學當地語言，一心想有朝一日李永波倒台後歸國效力，可是在中國大陸腐敗的政治制度下和黑暗的官場上，他願望的實現還遙遙無期。這次北京奧運會上，聽說同樣因為被排擠離開國家隊的跳水名教練于芬有海歸的念頭，李矛嘆氣說：「她的阻力沒有我大……。」
李永波的官場惡鬥劣根性還表現官癮極大，不斷地向上爬，一旦受挫就不顧一切地發洩。05年夏和乒乓球總教練蔡振華爭當總局長助理失敗，為了顯示自己管理能力不在蔡振華之下，聽說蔡振華以談戀愛影響奧運備戰為由 ，處理了幾個 隊員 ，李永波高調宣布不干涉男女隊員戀愛，在李永波的縱容下 ，羽毛球隊出現了多達十二對鴛鴦，結果三角戀、墮胎等不斷出現，嚴重影響了運動員的情緒和身體。一個湖南藉的國家隊員把空姐的肚子搞大了，李永波不但不責備他，還給他出餿主意。林丹在訓練場比賽場上摔球拍、打隊友、打教練，發展到韓國公開賽在全世界電視鏡頭面前與外國運動員及教練衝突，完全是李永波寵愛的結果。
現代中國官員的另一劣質是濫用權力。眾所週知，中國羽毛球的重鎮一向在中國南方，廣東福建和江浙群眾基礎較為雄厚，這大概也和地域的身體素質和靈巧度有關。可是，國家隊裏人數最多的竟然遼寧，多達十六人，然而大多數都不具備進入國家隊的技術水準。來自江蘇的一名男隊員對記者說：「你猜這些人是以什麼名義進國家隊的？代培！太有意思了！」「他骨子裏就是一個農民，鄉土觀念很強。」相反，有個性「難管理」的隊員，不管多麼有潛質有能力，都成了李永波不斷清洗的對象，比如2000悉尼奧運會女子雙打亞軍廣西黃楠燕、上海王晨、湖南周蜜等優秀運動員都被李永波逐出國家隊。
李永波等中共體育官僚離開現代文明普世價值最遙遠、最令西方國家和人民反感的是既明目張膽又毫無悔意的作假，這次北京奧運會上的假唱、假年齡、假少數民族、假煙花……不但成了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而且成了世界笑柄。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可怕的不是做錯事，而是做錯了還不知道錯，還要強詞奪理，這個人、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就必然會一直錯下去。乒乓球羽毛球界的「假打讓球」舉世皆知。比如說，奧運會前結束的全英公開賽，陳金讓球林丹、2000年悉尼奧運會叶釗穎讓球龔智超，叶要求說：「我能不能不要任何待遇，只讓我真正地打球？」……。最典型的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荷蘭張海麗在半決賽中出乎意料地打敗了中國龔睿娜，打亂了中國女單奪金的計劃。在隨後舉行的另一場半決賽第一局張寧勝了周蜜，局間休息時，李永波對周蜜說了幾句話，拍拍她的肩膀，隨後的比賽周蜜判若兩人，完全不在狀態，假打讓球給張寧。四年以後，李永波在接受央視奧運節目採訪時終於親口承認：「從當時的比賽看，張寧的狀態比周蜜好，而且以前對陣張海麗的戰績也比較好，所以決定讓張寧進決賽。第一局結束後就對周蜜說不要拚了，保証你拿到銅牌會得到金牌一樣的待遇。」
奧運會的精神是公平競爭，更快、更高、更強，「中國特色」的假打讓球公然欺騙全世界，無異是對全人類的侮辱。可是，我們英明的領導人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李永波說：「羽毛球隊讓球是為了國家榮譽，作為我來說，只要金牌是中國的，誰拿都不重要。我們當年打球時也有這種情況，只要最後的金牌是我們拿了，同樣是為中國人爭光，我們同樣應該感到自豪。」由此可以看出李永波這類人和現代文明的距離有多麼遠！由於毛共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用「集體主義」取代「個人主義」，所以從這個邪黨成立的那一天開始，他們的黨員就徹底地喪了個性。他們統治中國後更要求全體中國人都徹底地放棄自我，變成一個「馴服工具」和「革命螺絲釘」。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尊重生命尊重個人，所以才會出現這種「中國特色」的假比賽。他們這樣做除了彰顯了他們的滿頇橫蠻之外，還暴露了他們的愚蠢！他們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你們強令周蜜讓給張寧，萬一決賽時張寧打不過張海麗又如何收場？如何解釋？怪不得那麼多乒乓球羽毛球優秀運動員滿懷憤怒地離開這個令他們傷心失望的祖國：何智麗、唐娜、周蜜、王晨……。對於李永波上述這種恬不知恥的言論，廣大球迷和網友都表示了極大的不解和憤怒，不少評論將批判矛頭直指總教練李永波本人。一位來自杭州的網友說：「隊員獲勝，你李永波升官發財就有資本了，你工於心計的為人早已被國人所知和不齒。你有沒有考慮過周蜜的感受？練了這麼多年就因為您一句全泡湯了！」一位來自寶雞的網友總結為：「變態的制度、變態的教練、變態的思想」。
筆者與李永波素不相識，但看完了海外的這些報道，一個活脫脫的中共黨閥、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一個不學無術只會向上爬的官場混混形象就清晰地浮現在眼前，相信廣大讀者讀後也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可以想像，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會有多少個這樣的獨立王國？有多少個這樣的黨閥土皇帝？有多少這樣的家長式統治？有多少富有潛能的天才運動員被埋沒？又有多少有個性有能力的教練員被迫出走？被你們捧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又將會受到多大的損失？——這裏所揭示的一切，就是中共表面風光金牌大國背後所不為人知、最骯髒最黑暗的一面。將來只有國家民主了，將這些魑魅魍魎一掃而光，廣大的教練員、運動員和人民大眾才能夠自由自主地健身和比賽。筆者曾經多次著文指出中國足球的落後完全是制度不良的原因，這次北京奧運會慘敗後，筆者欣喜地看到了官方報紙表達了同樣的看法，當權者開始認識到應該讓中國足協，進而讓所有的體育協會、文藝團體脫離官僚體制，回到民間，回到從業員手中。若真能如此，李永波之類就無可立足、優秀教練員運動員就不會被迫出走、所有從業人員就會心情愉快，那時候，中國就會成為一個足球強國、體育強國，所得到的金牌才是真正的金牌。
(李大立寫於08年8月20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9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September 2, 2008
狼奶遺害人間——評唐永明殺人自殺案
北京八八八八八奧運開幕第二天，八月九日在離鳥巢體育場不遠的古跡遊覽地鼓樓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凶殺自殺案(連美國總統布殊都親自向死者親屬表示慰問致哀)，刺客唐永明在殺死一名美國遊客殺傷他的妻子和一名中國女導遊後跳樓自殺。
唐先生此舉令人慨嘆不已，他並不認識這對受害者外國夫婦，甚至不知道他們來自美國，為什麼要殘忍地刺殺兩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為什麼選擇在北京奧運開幕第二天？為什麼選擇在離奧運場館不遠的鼓樓？唯一的解釋就是期望借這種捨命殺人的極端行動，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表達他對中國大陸社會現實的嚴重不滿，表達他對中共極權耗盡民脂民膏舉辦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奧運會的強烈譴責。據此推測，唐先生肯定有極大的苦衷：或者受到官商勾結的強制迫遷，以至無家可歸；或者寃假錯案令他飽受精神折磨；或者像楊佳一樣受到政權機構的暴力對待…….總之，他「以死明志」，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去表達對社會對現實的不滿、對現政權的不滿。可惜他的思想和方法完全錯了！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觀背道而馳，究其原因，就是毛澤東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給幾代中國人灌輸了太多的狼奶和毒液，使他們甚至在認識到共產黨的反動本質，奮起反對共產黨的時候，還是不知不覺地中了共產黨的毒，上了共產黨的當，使用錯誤的共產黨式的方法去反對共產黨，鑄成大錯。筆者為毛澤東共產狼奶遺毒之深，不但斷送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禮儀之邦的美名，毀滅了數千年來仁義道德的民族文化，同時也毒害了幾代中國人的思想，扭曲了他們的行為準則而感嘆！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尊重生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之一，而毛澤東共產黨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本身是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在其「革命」過程中毀滅了數百萬同胞的生命，武力奪取政權後在和平的環境下還殘忍地殺害數百萬放下武器的「敵人」及其家屬，其後的幾十年血腥統治中，不斷地向人民灌輸暴力、鬥爭和殺人的思想和理論，導致幾代中國人不知不覺地喝了太多好鬥的狼奶，血液裏流淌著太多殺人的毒素而不自知，唐永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唐先生之所以選擇蓄意殺害外國遊客，是為了用這種極端方式，提醒世界輿論，關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痛苦。筆者只可以說唐先生的出發點是對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來的統治，確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也需要引起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更多的關注和對中國民主更多的聲援，但是，唐先生所選擇的方法則是完全錯誤的！首先，如前所述，尊重生命是現代文明普世價值之一，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極其寶貴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剝奪其他人的生命，何況這位美國遊客更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其次，美國政府和人民一貫關注中國人民的人權和民主自由，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同情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中國人民，支持他們的民主抗爭，你這樣殺害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不是等於幫助了你自己的反對者嗎？真是愚不可及。此外，一個國家的民主進程主要靠本國人民自己的努力爭取，甚至奮鬥和犧牲，外國政府和人民只能在道義上給予聲援和支持，從外部促進他的成功。以殺害別國的遊客以換取人家的關注和支持，不但蠻橫無理，而且豈非適得其反？最後，唐先生若想用自己的「行為藝術」表達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你大可選擇在天安門廣場甚至在鳥巢奧運開幕式中點火自焚，所起到的正面的作用比你濫殺無辜的負面作用大得多。當然，如果唐先生能夠珍惜生命，投身大陸人民波瀾壯闊的維權、反暴政爭自由的抗爭中，這才是正途。一個不畏死的勇士，一定會令到共產黨恐懼不已，一定會對國家民族的民主前途作出極大的貢獻。
毛澤東共產黨狼奶的遺害還表現在導致幾代中國人基本是非觀念和正常思辯方式的嚴重缺失，歷史証明暴力和殺人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從這個邪惡的黨成立那一天開始，就宣稱暴力革命是他們的手段，消滅一切「階級敵人」是他們的目標。他們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後，數十年來，八千萬同胞就死在他們的手裏。唐先生一方面是中共的殘暴統治的受害者，奮起反抗他的暴政，一方面又不自覺地深深地沾染了中共這種不良的殺人「黨性」，實在可悲。唐先生選擇殺害外國無辜遊客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政治訴求，為了製造國際事件，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就採取這種極端的方式，完全是典型的共產黨「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荒謬的思維方法。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為了「革命」為了維護政權，可以六親不認、可以濫殺無辜、可以弄虛作假、可以指鹿為馬……，總之，為了革命勝利，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的。唐先生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就已經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共產黨的毒。明明知道即將發生的是一場悲劇，卻硬是要去製造這個悲劇，你在為減少中國人民悲劇的同時，卻已經在製造了另一場美國人民的悲劇。這樣的行為方式絕不可以原諒，如果中國人原諒了殺人，只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離開現代文明還太遠。
唐永明的悲劇不但給我們全體中國人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而且還給胡溫敲響了警鐘：你們為了維護極權統治，聲稱要辦一屆「有史以來最大最成功」的奧運會，結果卻辦成有史以來「最奢侈最政治化」的奧運會。其所作所為，在全世界範圍內遭到了強烈的抵制和反對，國內災難連連，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一再退縮只求「平安奧運」，結果開幕第二天就發生了血案，辦成了歷史上「最恐怖最血腥」的奧運會。你們出動了二十萬軍隊，數百萬保安、封路、關廠、趕民工、禁外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保安不可謂不嚴密矣，結果還是發生血案，原因是什麼？一是你們共產黨六十年來的獨裁統治，積累下來的民怨已經到了臨界點，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一旦爆發出來是什麼保安都阻止不了的。二是當今的中國社會黑暗無比，沒有法治、沒有公正、人民受到天大的冤屈也無從伸寃，普遍對法律途徑失去信心，官迫民反，唯有訴諸暴力一途。其實，一個現代社會發展到暴力事件頻頻發生的地步，已經說明了這個社會處於大變動的前夜，祇是迷信權力和暴力的胡溫「春江水暖鴨不知」而已。西藏、瓮安、喀什、庫車、楊佳、唐永明……，可以預見，胡溫政權一意孤行下去，暴力抗爭和群體事件必將一發不可收拾，中國大陸將從此進入多事之秋。胡溫政權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昔日的敵人國民黨，放棄一黨獨裁，還政於民，讓中國從此走上民主憲政的坦途，徹底清除暴力和階級鬥爭的思想意識，才是國家民族長治久安之道。
李大立(寫於08年8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爭鳴」雜誌08年9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唐先生此舉令人慨嘆不已，他並不認識這對受害者外國夫婦，甚至不知道他們來自美國，為什麼要殘忍地刺殺兩個素不相識的外國人？為什麼選擇在北京奧運開幕第二天？為什麼選擇在離奧運場館不遠的鼓樓？唯一的解釋就是期望借這種捨命殺人的極端行動，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表達他對中國大陸社會現實的嚴重不滿，表達他對中共極權耗盡民脂民膏舉辦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奧運會的強烈譴責。據此推測，唐先生肯定有極大的苦衷：或者受到官商勾結的強制迫遷，以至無家可歸；或者寃假錯案令他飽受精神折磨；或者像楊佳一樣受到政權機構的暴力對待…….總之，他「以死明志」，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去表達對社會對現實的不滿、對現政權的不滿。可惜他的思想和方法完全錯了！和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觀背道而馳，究其原因，就是毛澤東共產黨幾十年的統治給幾代中國人灌輸了太多的狼奶和毒液，使他們甚至在認識到共產黨的反動本質，奮起反對共產黨的時候，還是不知不覺地中了共產黨的毒，上了共產黨的當，使用錯誤的共產黨式的方法去反對共產黨，鑄成大錯。筆者為毛澤東共產狼奶遺毒之深，不但斷送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禮儀之邦的美名，毀滅了數千年來仁義道德的民族文化，同時也毒害了幾代中國人的思想，扭曲了他們的行為準則而感嘆！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尊重生命是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之一，而毛澤東共產黨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本身是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在其「革命」過程中毀滅了數百萬同胞的生命，武力奪取政權後在和平的環境下還殘忍地殺害數百萬放下武器的「敵人」及其家屬，其後的幾十年血腥統治中，不斷地向人民灌輸暴力、鬥爭和殺人的思想和理論，導致幾代中國人不知不覺地喝了太多好鬥的狼奶，血液裏流淌著太多殺人的毒素而不自知，唐永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唐先生之所以選擇蓄意殺害外國遊客，是為了用這種極端方式，提醒世界輿論，關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痛苦。筆者只可以說唐先生的出發點是對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來的統治，確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也需要引起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更多的關注和對中國民主更多的聲援，但是，唐先生所選擇的方法則是完全錯誤的！首先，如前所述，尊重生命是現代文明普世價值之一，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極其寶貴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剝奪其他人的生命，何況這位美國遊客更是一個無辜受害者；其次，美國政府和人民一貫關注中國人民的人權和民主自由，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同情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中國人民，支持他們的民主抗爭，你這樣殺害了一個自己的支持者，不是等於幫助了你自己的反對者嗎？真是愚不可及。此外，一個國家的民主進程主要靠本國人民自己的努力爭取，甚至奮鬥和犧牲，外國政府和人民只能在道義上給予聲援和支持，從外部促進他的成功。以殺害別國的遊客以換取人家的關注和支持，不但蠻橫無理，而且豈非適得其反？最後，唐先生若想用自己的「行為藝術」表達對中共統治的強烈不滿，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你大可選擇在天安門廣場甚至在鳥巢奧運開幕式中點火自焚，所起到的正面的作用比你濫殺無辜的負面作用大得多。當然，如果唐先生能夠珍惜生命，投身大陸人民波瀾壯闊的維權、反暴政爭自由的抗爭中，這才是正途。一個不畏死的勇士，一定會令到共產黨恐懼不已，一定會對國家民族的民主前途作出極大的貢獻。
毛澤東共產黨狼奶的遺害還表現在導致幾代中國人基本是非觀念和正常思辯方式的嚴重缺失，歷史証明暴力和殺人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從這個邪惡的黨成立那一天開始，就宣稱暴力革命是他們的手段，消滅一切「階級敵人」是他們的目標。他們用暴力手段奪取國家政權後，數十年來，八千萬同胞就死在他們的手裏。唐先生一方面是中共的殘暴統治的受害者，奮起反抗他的暴政，一方面又不自覺地深深地沾染了中共這種不良的殺人「黨性」，實在可悲。唐先生選擇殺害外國無辜遊客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政治訴求，為了製造國際事件，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就採取這種極端的方式，完全是典型的共產黨「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荒謬的思維方法。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為了「革命」為了維護政權，可以六親不認、可以濫殺無辜、可以弄虛作假、可以指鹿為馬……，總之，為了革命勝利，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的。唐先生這樣做的時候，其實就已經上了共產黨的當，中了共產黨的毒。明明知道即將發生的是一場悲劇，卻硬是要去製造這個悲劇，你在為減少中國人民悲劇的同時，卻已經在製造了另一場美國人民的悲劇。這樣的行為方式絕不可以原諒，如果中國人原諒了殺人，只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離開現代文明還太遠。
唐永明的悲劇不但給我們全體中國人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而且還給胡溫敲響了警鐘：你們為了維護極權統治，聲稱要辦一屆「有史以來最大最成功」的奧運會，結果卻辦成有史以來「最奢侈最政治化」的奧運會。其所作所為，在全世界範圍內遭到了強烈的抵制和反對，國內災難連連，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一再退縮只求「平安奧運」，結果開幕第二天就發生了血案，辦成了歷史上「最恐怖最血腥」的奧運會。你們出動了二十萬軍隊，數百萬保安、封路、關廠、趕民工、禁外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保安不可謂不嚴密矣，結果還是發生血案，原因是什麼？一是你們共產黨六十年來的獨裁統治，積累下來的民怨已經到了臨界點，人民已經忍無可忍，一旦爆發出來是什麼保安都阻止不了的。二是當今的中國社會黑暗無比，沒有法治、沒有公正、人民受到天大的冤屈也無從伸寃，普遍對法律途徑失去信心，官迫民反，唯有訴諸暴力一途。其實，一個現代社會發展到暴力事件頻頻發生的地步，已經說明了這個社會處於大變動的前夜，祇是迷信權力和暴力的胡溫「春江水暖鴨不知」而已。西藏、瓮安、喀什、庫車、楊佳、唐永明……，可以預見，胡溫政權一意孤行下去，暴力抗爭和群體事件必將一發不可收拾，中國大陸將從此進入多事之秋。胡溫政權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昔日的敵人國民黨，放棄一黨獨裁，還政於民，讓中國從此走上民主憲政的坦途，徹底清除暴力和階級鬥爭的思想意識，才是國家民族長治久安之道。
李大立(寫於08年8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爭鳴」雜誌08年9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Saturday, August 16, 2008
喪事辦成喜事，喜事辦成喪事
上世紀中共的暴力革命實質是一場土匪流氓的內亂，從那時的毛周到今天的胡溫，盡是一些未見過世面的土包子，因為他們沒有親身體驗過西方民主，沒有參照物，根本不懂得如何治理一個國家？所以什麼東西到了他們手裏，都會變得面目全非，令人哭笑不得：四川大地震對國家民族來說，本是一件大喪事，中共卻把它辦成一件大喜事；奧運會在北京舉行，本來是一件大喜事，中共卻把它辦成一件大喪事。
數月前四川一場山崩地裂的大地震，死了近十萬人，轉頭來他們卻在那裏大張旗鼓地「表彰先進」，一個個「救災英雄」、「救災志願者」披紅戴掛，手捧什麼獎狀証書之類，在歡樂的樂曲聲中，排隊魚貫上台受獎，台下觀眾鼓掌如儀，將一件喪事辦成喜事！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胡溫本身就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除了祖宗之法他們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唯有沿襲六十年來的法寶，凡事大轟大嗡，以為開幾次轟轟烈烈的大會「表先進，樹標兵」，就可以給全國人民洗腦，十幾億人就快快地忘記了這一場大災難，乖乖地去「建設和諧社會」了。如果這場大地震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莫說是死了幾萬人，就算死了幾百人，人家或許早就放棄舉辦奧運了！
因為西方國家視人的生命為第一重要，同胞的慘死必然影響整體社會的情緒，那裏還有心思來辦一場世界運動會？可是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祖國不同，不但要辦，而且還辦一屆「有史以來最大、最出色的」奧運會。可是，拚了老命爭回來了主辦權，又不懂應該怎麼來辦？奧運會原本除了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會之外，還是一個世界各國家和民族的代表團聚在一起的歡樂節日，可是到了中共手上，卻將一場喜事辦成喪事，也太具「中國特色」了！一場普通的世界運動會，到了他們手裏，就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切都要為奧運讓路；到了他們手裏，就變得「神聖化」，一枝普通火炬也要命名「聖火」。臨近開幕，更是如臨大敵，草木皆兵，不但將為奧運場館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的外省民工統統趕出北京，不讓他們有機會親眼觀看一下他們曾經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奧運會；而且攔截一切進京的國民，一車人裏面只要有一個証件不全，全車遣返。新聞圖片所見，鳥巢體育館附近飛彈嚴陣以待，全副武裝的軍人持衝鋒槍巡邏，簡直就像一個軍事管制的大集中營。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竟然藉口反恐，收緊外國遊客簽証，連有些購買了奧運入場券的外國遊客都不得其門而入，不得不退票，令酒店空置率大增。看來胡溫為了「確保奧運安全」不惜一切代價，效法毛澤東「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本來，為了一場兩個星期的運動會，不顧民生，不惜工本，花去了420億美元巨款(雅典奧運僅140億，悉尼奧運會僅15億)，已經受到西方輿論普遍譴責，現在竟然把大量國內外客人拒諸門外，更令西方輿論莫名其妙。就算是持有隨時可以往返大陸的回鄉証的港澳同胞，近日在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過關，大小行李全都要過X光機，幾乎要搜身，令人卻步。胡溫人為地製造緊張氣氛，不知有甚麼好處？外國客人來到北京，看到到處緊張兮兮的氣氛，看到一座空城死城，怎能歡樂得起來？相反，若有恐怖分子破壞，自然會激發全世界對他們的公憤，對北京有什麼損失？
北京市民周 女士7月15日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北京满街都是警察、保安、和一些所谓“志愿者”，但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志愿者，都是从各个街道居委会，以及平时拿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要求必须要去的，在街上巡逻。」周女士说：「我親眼看过一份小册 子，对这些 “志愿者”有许多要求，比如 说，看见法轮功学员要汇报、看见上访人员要汇报、看见外国人进社区要汇报、看见宗教人士、宗教活动要汇报、如果看见有人散发宣传品，要冒充成群众，尽量多 领取，然后迅速交給派出所、发现外国记者采访，就得装成群众的模样出现，然后監察被採訪者，同時報告派出所等等，太多了。」周女士還说：「市民出行肯定非常不方便，交通管制分单双号，上下班要错开时间，学生放假，物价上涨，出门都要检查，坐公交车、地铁不能带液体，包括香水这些……奥运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个喜庆的节日，许多北京市民现在都人心惶惶，如临大敌似的，希望奥运赶紧结束。我接触的普通市民都是怨声载道，都是觉得赶紧把这段时间熬过去，根本就不像一个歡樂的节日，知覺得活受罪……。」
中共之所以將喪事辦成喜事，將喜事辦成喪事，根本原因在於極權制度。極權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凡事走極端，「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是違背人性的，所以就喪失了人性中的「平常心」。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就要凡事「政治掛帥」，於是乎什麼弄虛作假、什麼粉飾門面……統統都成了愛國主義。其實，你越是這樣愚弄人家，人家越是反感。胡溫出於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完全摸錯了用神，人家千里迢迢來北京，是想看到一個真實的自然的北京，而不是一個偽裝的虛假的北京。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說：「西方人并非不欣赏中国为筹备奥运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是我们更关心中国为那些肤浅的炫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北京城不是真正的北京城。正是这样的“清理”自己國民的工作让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虛偽感到憤怒。」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人家祇花了很少的錢，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讓全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美國。即使有人在公園裏放一個小炸彈，So what?(那又怎樣？)不但無損於奧運會，反而為他增添了真實的色彩。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北京，不知要鬧成多大的事了？說不定又有多少人頭落地。
未知這種將喪事辦成喜事，將喜事辦成喪事的怪現象，還能持續多久？瓮安群眾火燒政府大樓、楊佳的捨命殺警……，說明民眾和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臨界點；西藏騷亂和近日新疆喀什疆獨分子自殺式襲警武警，說明民族矛盾也已經發展到極限。所有這些無不給胡溫敲響警鐘，你們「不問民生問奧運」，已經大大地增添了新的民怨，大大地加深了這種矛盾，如果還不知道幡然改悔，遲早中共政權要為自己辦一場喪事。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8/7/2008紐約，修改於6/8/2008)
(刋於「動向」雜誌08年8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數月前四川一場山崩地裂的大地震，死了近十萬人，轉頭來他們卻在那裏大張旗鼓地「表彰先進」，一個個「救災英雄」、「救災志願者」披紅戴掛，手捧什麼獎狀証書之類，在歡樂的樂曲聲中，排隊魚貫上台受獎，台下觀眾鼓掌如儀，將一件喪事辦成喜事！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胡溫本身就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除了祖宗之法他們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唯有沿襲六十年來的法寶，凡事大轟大嗡，以為開幾次轟轟烈烈的大會「表先進，樹標兵」，就可以給全國人民洗腦，十幾億人就快快地忘記了這一場大災難，乖乖地去「建設和諧社會」了。如果這場大地震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莫說是死了幾萬人，就算死了幾百人，人家或許早就放棄舉辦奧運了！
因為西方國家視人的生命為第一重要，同胞的慘死必然影響整體社會的情緒，那裏還有心思來辦一場世界運動會？可是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祖國不同，不但要辦，而且還辦一屆「有史以來最大、最出色的」奧運會。可是，拚了老命爭回來了主辦權，又不懂應該怎麼來辦？奧運會原本除了是一個世界性運動會之外，還是一個世界各國家和民族的代表團聚在一起的歡樂節日，可是到了中共手上，卻將一場喜事辦成喪事，也太具「中國特色」了！一場普通的世界運動會，到了他們手裏，就變成了「最大的政治」，一切都要為奧運讓路；到了他們手裏，就變得「神聖化」，一枝普通火炬也要命名「聖火」。臨近開幕，更是如臨大敵，草木皆兵，不但將為奧運場館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的外省民工統統趕出北京，不讓他們有機會親眼觀看一下他們曾經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奧運會；而且攔截一切進京的國民，一車人裏面只要有一個証件不全，全車遣返。新聞圖片所見，鳥巢體育館附近飛彈嚴陣以待，全副武裝的軍人持衝鋒槍巡邏，簡直就像一個軍事管制的大集中營。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竟然藉口反恐，收緊外國遊客簽証，連有些購買了奧運入場券的外國遊客都不得其門而入，不得不退票，令酒店空置率大增。看來胡溫為了「確保奧運安全」不惜一切代價，效法毛澤東「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本來，為了一場兩個星期的運動會，不顧民生，不惜工本，花去了420億美元巨款(雅典奧運僅140億，悉尼奧運會僅15億)，已經受到西方輿論普遍譴責，現在竟然把大量國內外客人拒諸門外，更令西方輿論莫名其妙。就算是持有隨時可以往返大陸的回鄉証的港澳同胞，近日在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過關，大小行李全都要過X光機，幾乎要搜身，令人卻步。胡溫人為地製造緊張氣氛，不知有甚麼好處？外國客人來到北京，看到到處緊張兮兮的氣氛，看到一座空城死城，怎能歡樂得起來？相反，若有恐怖分子破壞，自然會激發全世界對他們的公憤，對北京有什麼損失？
北京市民周 女士7月15日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北京满街都是警察、保安、和一些所谓“志愿者”，但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志愿者，都是从各个街道居委会，以及平时拿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要求必须要去的，在街上巡逻。」周女士说：「我親眼看过一份小册 子，对这些 “志愿者”有许多要求，比如 说，看见法轮功学员要汇报、看见上访人员要汇报、看见外国人进社区要汇报、看见宗教人士、宗教活动要汇报、如果看见有人散发宣传品，要冒充成群众，尽量多 领取，然后迅速交給派出所、发现外国记者采访，就得装成群众的模样出现，然后監察被採訪者，同時報告派出所等等，太多了。」周女士還说：「市民出行肯定非常不方便，交通管制分单双号，上下班要错开时间，学生放假，物价上涨，出门都要检查，坐公交车、地铁不能带液体，包括香水这些……奥运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个喜庆的节日，许多北京市民现在都人心惶惶，如临大敌似的，希望奥运赶紧结束。我接触的普通市民都是怨声载道，都是觉得赶紧把这段时间熬过去，根本就不像一个歡樂的节日，知覺得活受罪……。」
中共之所以將喪事辦成喜事，將喜事辦成喪事，根本原因在於極權制度。極權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凡事走極端，「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是違背人性的，所以就喪失了人性中的「平常心」。為了維護專制政權，他們就要凡事「政治掛帥」，於是乎什麼弄虛作假、什麼粉飾門面……統統都成了愛國主義。其實，你越是這樣愚弄人家，人家越是反感。胡溫出於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完全摸錯了用神，人家千里迢迢來北京，是想看到一個真實的自然的北京，而不是一個偽裝的虛假的北京。美國國際事務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說：「西方人并非不欣赏中国为筹备奥运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是我们更关心中国为那些肤浅的炫耀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北京城不是真正的北京城。正是这样的“清理”自己國民的工作让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虛偽感到憤怒。」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人家祇花了很少的錢，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讓全世界看到一個真實的美國。即使有人在公園裏放一個小炸彈，So what?(那又怎樣？)不但無損於奧運會，反而為他增添了真實的色彩。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北京，不知要鬧成多大的事了？說不定又有多少人頭落地。
未知這種將喪事辦成喜事，將喜事辦成喪事的怪現象，還能持續多久？瓮安群眾火燒政府大樓、楊佳的捨命殺警……，說明民眾和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臨界點；西藏騷亂和近日新疆喀什疆獨分子自殺式襲警武警，說明民族矛盾也已經發展到極限。所有這些無不給胡溫敲響警鐘，你們「不問民生問奧運」，已經大大地增添了新的民怨，大大地加深了這種矛盾，如果還不知道幡然改悔，遲早中共政權要為自己辦一場喪事。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8/7/2008紐約，修改於6/8/2008)
(刋於「動向」雜誌08年8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Saturday, August 2, 2008
愚蠢的騙子，拙劣的謊言
聰明的騙子在騙人之前總是要先關起門來，製造一個自以為滴水不漏的謊言，然後再拿出來騙人；愚蠢的騙子居然連這一準備工作都不做，信口開河就出來騙人了，由於事前未能自圓其說，事後肯定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質疑，連自己都下不了台，徒成笑柄。
中共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在最近連續發生的民怨大爆發事件中的表現，就屬於後者，網民譏笑說：共產黨現在連騙人都不會騙了。比如說：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楊佳在上海馬路上被截查是正當的例行公務，當值警員態度很好，將楊帶往派出所是為了「進一步調查」。這裏就有疑問了：如果警方截查時態度良好，怎麼會發生爭執？為什麼還要「進一步調查」？那不是浪費警力嗎？為什麼楊佳要在派出所逗留六個小時？難道是他自願的嗎？(別忘了他租車是有時間限制的)如果單是將事情來龍去脈講清楚，不消三言兩語，最多一兩分鐘就夠了，為何花去六個小時？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楊佳在派出所被扣留期間，沒有受到任何不正當不禮貌的對待，更沒有受到任何毆打。那麼又有疑問了：楊佳在派出所長達六小時裏到底幹了些甚麼？是在派出所睡覺嗎？如果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楊佳又受到非常有禮貌的對待，為何上海警方兩次派人到北京找楊佳「解釋協調」(甚至賠償)？那不是巧立名目公費旅遊嗎？再說，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上海警方不但在上海對楊佳愛護備至，視為貴客，還特意派人兩度前往北京探訪問候，待為上賓，楊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恩將仇報去上海殺六傷四，唯一的解釋就是楊佳神經錯亂了，而在民主國家犯人若有醫生証明其犯罪時神智不清，則可免遭刑事檢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無異給楊佳提供了精神病患的官方証明。
楊佳襲警案發生後，令中共政權震驚的是：中國大陸唯一能夠多少觀察民意的網絡輿論群情激昂，數萬條跟貼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為楊佳叫好抱不平。作為回應，上海警方迅速逮捕蘇州青年郟嘯寅。指他故意在網絡上編撰「楊佳被閘北區公安毆打至生殖器受損，無法生育，故殺人報復」的謊言。並安排官方記者採訪和舉行「新聞發佈會」，企圖將網絡民意壓下去，讓郟公開承認這個謠言是他編造出來的，目的祇是想「出出風頭」。這又有疑問了：據中共政府自己的統計，中國大陸網民高達2.3億，居世界第二位。互聯網上的網站多不勝數，每個網站上議論紛紜，每條議論的跟貼又成千上萬，上海警方怎麼能如此迅速查出郟嘯寅是「始作俑者」？根據什麼事實作出的判斷？為何沒有公開的審訊？沒有經過任何審訊，怎麼得出結論？郟又為何與警方配合如此默契？有什麼証據可以証實真有郟嘯寅其人，而不是一個道具？上海警方能夠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大海撈針將第一個發佈謠言的人迅速抓獲，是否從反面說明了2.3億網民的一言一行都在嚴密的監督之下？這樣又怎樣解釋官方宣稱的「中國網絡完全自由」？
又比如說貴州瓮安縣發生了萬人火燒政府大褸和公安局事件，照貴州省政府公安廳事發幾小時後的官方說法：「據初步調查，此群體事件是黑社會背後操縱……」，那又奇怪了：事件發生時，面對洶湧澎湃的群情，幾百個公安龜縮一角，但求自保，事件過後僅幾小時就查清楚了黑社會「背後操縱」？既然「黑社會」可以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調動成千上萬的民眾，那麼當地政府在規管黑社會方面是否嚴重失職？而且僅僅「初步調查」就可以得出結論？既然已經得出結論，還要「深入調查」幹什麼？更可笑的是，在所謂「新聞發佈會」上，縣公安局副局長王興正照本宣科，當讀到其中「王某……」時，居然突然停頓下來長達一分多鐘，將講稿翻來翻去不知所措，最後只有脫離講稿用「這個那個，後來……」收場。連一場騙人的「新聞發佈會」都不事先排練好就公開演出，不但愚蠢到家了，臉皮也厚到家了，全世界只有中共政府好意思這樣做，不介意一再出醜！無獨有偶，瓮安事件發生後也通過官方傳媒推出兩個「污點証人」，用兩個幼稚的「自首」中學生充當道具，與上述上海警方推出的郟嘯寅如出一轍。之不過貴州的導演比上海更差：兩個中學生在鏡頭面前毫無表情，簡直像背台詞，官記問：「是誰叫你們參加游行和破壞公物的？(請注意不提「打砸搶」了)學生答：「是某某同學叫我們去的。」官記問：「如果不去怎麼辦？」學生答：「那就打。」……這齣戲演得實在太蹩脚了！編劇可能完全忘記了劇情所在的時間地點，更不論人物性格行為是否合乎常理？從下半夜李樹芬意外身亡到第二天上午中學生遊行抗議只有短短幾個鐘頭，而且中學生們從發起到走出校門，僅僅是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有必要要脅這兩個小同學非參加不可嗎？來得及做這些要脅的劇情嗎？看來貴州公安廳的編劇和導演只有大山溝水準，兩個演員連鏡頭都不敢直視，如此急匆匆地拿到全國甚至全世界放映，只有得個「笑」字！令人想起「黔轤技窮」的故事。
又再比如昆明汽車爆炸案，事發後公安照例自我吹噓「迅速掌握重要線索」，另一面卻又懸賞十萬元人民幣，獎勵「提供重要和導致破案線索」的線民，不久旋即增加到三十萬元。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已經掌握重要線索」，為何還要花巨款徵求群眾提供「重要和導致破案線索」，那不是濫用公款嗎？再者，事發後不久，昆明公安就高調宣布「汽車爆炸案與奧運無關」。請問：疑犯還未抓到，更未經過任何審訊，你怎麼知道「與奧運無關」？如果將來疑犯抓到了，在法庭上公開承認就是為了破壞奧運，你又如何解釋？
筆者印象最深的，更可笑更露骨的是西藏政府安排境外傳媒兩次參觀採訪大昭寺喇嘛的經過，猶如看了一齣真假戲劇：三月二十七日西藏騷亂後首批獲官方批准和組織十七家境外媒體採訪團三十多名記者，到大昭寺參觀訪問時，三十多名喇嘛突然湧出向境外記者哭訴：「那些來朝拜的全都是假的」、「他們是幹部，都是幹部……都是騙人的……」，並高喊「我們要講出真相，我們要自由！」「我 們要達賴喇嘛回西藏。」「求求你們，把我們的真實情況告訴全世界！」一個喇嘛用漢語說：「我希望其他國家支持藏族人民。」喇嘛們充滿期待和擔心地對外國記者說：「你們會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嗎？」隨團採訪的美聯社記者表示，一些喇嘛高喊口號後，就流淚啜泣。喇嘛們你一言我一句地哭訴了十多分鐘，愣在一旁的當地官員才回過神來，向境外媒體大喊：「走了！走了！要往下一站。」一名喇嘛在媒體要走時，說了一句：「你們走後，他們就會逮捕我們。」最後，境外媒體被「勸離」現場。這一幕，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都有轉播，相信每一個看到這條新聞的人都印象深刻。
可是，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六月三日西藏政府再次安排境外記者採訪大昭寺的時候，就把當時有份向境外記者哭訴的一個名叫洛傑的青年喇嘛推了出來向記者「認錯」，說是 聽到「謠言」才於當日「說了不該說的話」。他自稱已改變態度，感到後悔。他在被訪問期間，神情漠然，不時低頭不語。記者追問洛杰如何判別那些是謠言時，他表示透過印度語廣播得知，但在何時可離開寺廟等問題，他都未能回答，當被問及是否自願出來講話，洛杰說﹕「不是這回事。」至此，幕後策劃的編劇和導演發覺劇情的演變已經超出了預先設定的劇本範圍，再演下去肯定要露出馬腳了，於是急急煞車，小喇嘛洛杰終受驚而語塞，哽咽欲哭，倉卒離開。很顯然西藏政府精心安排了一場假戲，企圖用來彌補和修正兩個多月前的真戲，可惜卻欲蓋彌彰。不知其他看了這兩幕真假演出的觀眾有何感想？筆者只覺得連一個「笑」字都找不著了，只剩下一聲長嘆「唉！」我為中華民族感到悲哀。中共政權墮落到如此地步，而我們善良的人民還在容忍他！一個可以容忍數千萬同胞餓死，可以容忍當政者公然撒謊的民族，有什麼希望？有什麼前途？
中共政權之所以公然向全世界撒謊而不知羞恥，源自於他們邪惡的本質。斯大林、毛澤東和劉少奇說「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這話沒錯！這種「特殊材料」硬是夠硬了，可惜缺乏腦細胞，因而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讓人感到不合情理，應該說「共產黨員都是最愚蠢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們太一廂情願了，以為只許我說，不許你說，謊言重複千萬次，就會變成事實，十幾億人的腦袋就會被洗得乾乾淨淨；全世界人民都會被騙得一楞一楞的。於是乎，明明餓死了幾千萬人，還要說「形勢大好」，明明是「三面紅旗」闖下的人禍，卻推說「三年自然災害」；明明劉少奇、林彪都是毛澤東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一旦意見不合反了臉，不但將其打入地獄，還說幾十年以前就早已洞察其奸……，三歲小孩都會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既然如此，你為何還挑選他作接班人？八十幾歲偉大領袖的智商還不如三歲頑童，毫不奇怪，因為他們都喪失了人性。
眾所周知，事實勝於雄辯，謊言儘管有千種萬種，但事實只有一個。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民主法治國家無論怎樣撲朔迷離的案件，通過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互相質問、出示証據、加上科學鑑証、隨機選拔陪審團、利益迴避、不服上訴、申請司法覆核等等法治程序，最後總能水落石出，真象大白，得到公平公正的裁決。可是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祖國，卻偏不信邪，無論什麼案件，只有「官字兩個口」，民眾根本就沒有發言權，未審先知，甚至不審也知。既然如此，還要那些律師、法庭等等裝樣子幹什麼？不如乾脆回復毛澤東的「和尚撐傘，無法無天」好了，假戲都不用演了，豈不省事？何必自找麻煩？說謊的目的，無非想騙人，目的是要令人相信，如果你的謊言拙劣到了一眼可以看穿，以致無人相信的地步，還拿這樣的謊言說事有什麼用？索性連騙都不要騙了，武力強壓算了！可是，時代不同了，毛澤東以暴力殺人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形勢比人強，共產黨六十年來禍國殃民，積累下來的民怨已接近飽和點，瓮安楊佳等等就是這種民怨大規模爆發的先兆，強壓下去，總有一天大爆發，到處陳勝吳廣，遍地瓮安楊佳；若是欺騙下去，人民受騙上當多了，有了教訓，不會再受騙了。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此起彼伏，來勢兇猛，迫使中共政權慌不擇路，於是就演出了以上的種種可笑的假戲。共產黨現在已經到了左右為難，左支右絀的困境，可以相信，離被人民趕下台的日子不遠了。
李大立(28/7/20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8月2日「觀察」雜誌)
中共統治下的地方政府在最近連續發生的民怨大爆發事件中的表現，就屬於後者，網民譏笑說：共產黨現在連騙人都不會騙了。比如說：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楊佳在上海馬路上被截查是正當的例行公務，當值警員態度很好，將楊帶往派出所是為了「進一步調查」。這裏就有疑問了：如果警方截查時態度良好，怎麼會發生爭執？為什麼還要「進一步調查」？那不是浪費警力嗎？為什麼楊佳要在派出所逗留六個小時？難道是他自願的嗎？(別忘了他租車是有時間限制的)如果單是將事情來龍去脈講清楚，不消三言兩語，最多一兩分鐘就夠了，為何花去六個小時？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楊佳在派出所被扣留期間，沒有受到任何不正當不禮貌的對待，更沒有受到任何毆打。那麼又有疑問了：楊佳在派出所長達六小時裏到底幹了些甚麼？是在派出所睡覺嗎？如果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楊佳又受到非常有禮貌的對待，為何上海警方兩次派人到北京找楊佳「解釋協調」(甚至賠償)？那不是巧立名目公費旅遊嗎？再說，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上海警方不但在上海對楊佳愛護備至，視為貴客，還特意派人兩度前往北京探訪問候，待為上賓，楊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恩將仇報去上海殺六傷四，唯一的解釋就是楊佳神經錯亂了，而在民主國家犯人若有醫生証明其犯罪時神智不清，則可免遭刑事檢控，上海公安局的官方說法無異給楊佳提供了精神病患的官方証明。
楊佳襲警案發生後，令中共政權震驚的是：中國大陸唯一能夠多少觀察民意的網絡輿論群情激昂，數萬條跟貼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為楊佳叫好抱不平。作為回應，上海警方迅速逮捕蘇州青年郟嘯寅。指他故意在網絡上編撰「楊佳被閘北區公安毆打至生殖器受損，無法生育，故殺人報復」的謊言。並安排官方記者採訪和舉行「新聞發佈會」，企圖將網絡民意壓下去，讓郟公開承認這個謠言是他編造出來的，目的祇是想「出出風頭」。這又有疑問了：據中共政府自己的統計，中國大陸網民高達2.3億，居世界第二位。互聯網上的網站多不勝數，每個網站上議論紛紜，每條議論的跟貼又成千上萬，上海警方怎麼能如此迅速查出郟嘯寅是「始作俑者」？根據什麼事實作出的判斷？為何沒有公開的審訊？沒有經過任何審訊，怎麼得出結論？郟又為何與警方配合如此默契？有什麼証據可以証實真有郟嘯寅其人，而不是一個道具？上海警方能夠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大海撈針將第一個發佈謠言的人迅速抓獲，是否從反面說明了2.3億網民的一言一行都在嚴密的監督之下？這樣又怎樣解釋官方宣稱的「中國網絡完全自由」？
又比如說貴州瓮安縣發生了萬人火燒政府大褸和公安局事件，照貴州省政府公安廳事發幾小時後的官方說法：「據初步調查，此群體事件是黑社會背後操縱……」，那又奇怪了：事件發生時，面對洶湧澎湃的群情，幾百個公安龜縮一角，但求自保，事件過後僅幾小時就查清楚了黑社會「背後操縱」？既然「黑社會」可以在如此短促的時間內，調動成千上萬的民眾，那麼當地政府在規管黑社會方面是否嚴重失職？而且僅僅「初步調查」就可以得出結論？既然已經得出結論，還要「深入調查」幹什麼？更可笑的是，在所謂「新聞發佈會」上，縣公安局副局長王興正照本宣科，當讀到其中「王某……」時，居然突然停頓下來長達一分多鐘，將講稿翻來翻去不知所措，最後只有脫離講稿用「這個那個，後來……」收場。連一場騙人的「新聞發佈會」都不事先排練好就公開演出，不但愚蠢到家了，臉皮也厚到家了，全世界只有中共政府好意思這樣做，不介意一再出醜！無獨有偶，瓮安事件發生後也通過官方傳媒推出兩個「污點証人」，用兩個幼稚的「自首」中學生充當道具，與上述上海警方推出的郟嘯寅如出一轍。之不過貴州的導演比上海更差：兩個中學生在鏡頭面前毫無表情，簡直像背台詞，官記問：「是誰叫你們參加游行和破壞公物的？(請注意不提「打砸搶」了)學生答：「是某某同學叫我們去的。」官記問：「如果不去怎麼辦？」學生答：「那就打。」……這齣戲演得實在太蹩脚了！編劇可能完全忘記了劇情所在的時間地點，更不論人物性格行為是否合乎常理？從下半夜李樹芬意外身亡到第二天上午中學生遊行抗議只有短短幾個鐘頭，而且中學生們從發起到走出校門，僅僅是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有必要要脅這兩個小同學非參加不可嗎？來得及做這些要脅的劇情嗎？看來貴州公安廳的編劇和導演只有大山溝水準，兩個演員連鏡頭都不敢直視，如此急匆匆地拿到全國甚至全世界放映，只有得個「笑」字！令人想起「黔轤技窮」的故事。
又再比如昆明汽車爆炸案，事發後公安照例自我吹噓「迅速掌握重要線索」，另一面卻又懸賞十萬元人民幣，獎勵「提供重要和導致破案線索」的線民，不久旋即增加到三十萬元。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已經掌握重要線索」，為何還要花巨款徵求群眾提供「重要和導致破案線索」，那不是濫用公款嗎？再者，事發後不久，昆明公安就高調宣布「汽車爆炸案與奧運無關」。請問：疑犯還未抓到，更未經過任何審訊，你怎麼知道「與奧運無關」？如果將來疑犯抓到了，在法庭上公開承認就是為了破壞奧運，你又如何解釋？
筆者印象最深的，更可笑更露骨的是西藏政府安排境外傳媒兩次參觀採訪大昭寺喇嘛的經過，猶如看了一齣真假戲劇：三月二十七日西藏騷亂後首批獲官方批准和組織十七家境外媒體採訪團三十多名記者，到大昭寺參觀訪問時，三十多名喇嘛突然湧出向境外記者哭訴：「那些來朝拜的全都是假的」、「他們是幹部，都是幹部……都是騙人的……」，並高喊「我們要講出真相，我們要自由！」「我 們要達賴喇嘛回西藏。」「求求你們，把我們的真實情況告訴全世界！」一個喇嘛用漢語說：「我希望其他國家支持藏族人民。」喇嘛們充滿期待和擔心地對外國記者說：「你們會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嗎？」隨團採訪的美聯社記者表示，一些喇嘛高喊口號後，就流淚啜泣。喇嘛們你一言我一句地哭訴了十多分鐘，愣在一旁的當地官員才回過神來，向境外媒體大喊：「走了！走了！要往下一站。」一名喇嘛在媒體要走時，說了一句：「你們走後，他們就會逮捕我們。」最後，境外媒體被「勸離」現場。這一幕，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都有轉播，相信每一個看到這條新聞的人都印象深刻。
可是，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六月三日西藏政府再次安排境外記者採訪大昭寺的時候，就把當時有份向境外記者哭訴的一個名叫洛傑的青年喇嘛推了出來向記者「認錯」，說是 聽到「謠言」才於當日「說了不該說的話」。他自稱已改變態度，感到後悔。他在被訪問期間，神情漠然，不時低頭不語。記者追問洛杰如何判別那些是謠言時，他表示透過印度語廣播得知，但在何時可離開寺廟等問題，他都未能回答，當被問及是否自願出來講話，洛杰說﹕「不是這回事。」至此，幕後策劃的編劇和導演發覺劇情的演變已經超出了預先設定的劇本範圍，再演下去肯定要露出馬腳了，於是急急煞車，小喇嘛洛杰終受驚而語塞，哽咽欲哭，倉卒離開。很顯然西藏政府精心安排了一場假戲，企圖用來彌補和修正兩個多月前的真戲，可惜卻欲蓋彌彰。不知其他看了這兩幕真假演出的觀眾有何感想？筆者只覺得連一個「笑」字都找不著了，只剩下一聲長嘆「唉！」我為中華民族感到悲哀。中共政權墮落到如此地步，而我們善良的人民還在容忍他！一個可以容忍數千萬同胞餓死，可以容忍當政者公然撒謊的民族，有什麼希望？有什麼前途？
中共政權之所以公然向全世界撒謊而不知羞恥，源自於他們邪惡的本質。斯大林、毛澤東和劉少奇說「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這話沒錯！這種「特殊材料」硬是夠硬了，可惜缺乏腦細胞，因而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讓人感到不合情理，應該說「共產黨員都是最愚蠢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他們太一廂情願了，以為只許我說，不許你說，謊言重複千萬次，就會變成事實，十幾億人的腦袋就會被洗得乾乾淨淨；全世界人民都會被騙得一楞一楞的。於是乎，明明餓死了幾千萬人，還要說「形勢大好」，明明是「三面紅旗」闖下的人禍，卻推說「三年自然災害」；明明劉少奇、林彪都是毛澤東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一旦意見不合反了臉，不但將其打入地獄，還說幾十年以前就早已洞察其奸……，三歲小孩都會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既然如此，你為何還挑選他作接班人？八十幾歲偉大領袖的智商還不如三歲頑童，毫不奇怪，因為他們都喪失了人性。
眾所周知，事實勝於雄辯，謊言儘管有千種萬種，但事實只有一個。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民主法治國家無論怎樣撲朔迷離的案件，通過控辯雙方在法庭上的慷慨陳詞、互相質問、出示証據、加上科學鑑証、隨機選拔陪審團、利益迴避、不服上訴、申請司法覆核等等法治程序，最後總能水落石出，真象大白，得到公平公正的裁決。可是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的」祖國，卻偏不信邪，無論什麼案件，只有「官字兩個口」，民眾根本就沒有發言權，未審先知，甚至不審也知。既然如此，還要那些律師、法庭等等裝樣子幹什麼？不如乾脆回復毛澤東的「和尚撐傘，無法無天」好了，假戲都不用演了，豈不省事？何必自找麻煩？說謊的目的，無非想騙人，目的是要令人相信，如果你的謊言拙劣到了一眼可以看穿，以致無人相信的地步，還拿這樣的謊言說事有什麼用？索性連騙都不要騙了，武力強壓算了！可是，時代不同了，毛澤東以暴力殺人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形勢比人強，共產黨六十年來禍國殃民，積累下來的民怨已接近飽和點，瓮安楊佳等等就是這種民怨大規模爆發的先兆，強壓下去，總有一天大爆發，到處陳勝吳廣，遍地瓮安楊佳；若是欺騙下去，人民受騙上當多了，有了教訓，不會再受騙了。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此起彼伏，來勢兇猛，迫使中共政權慌不擇路，於是就演出了以上的種種可笑的假戲。共產黨現在已經到了左右為難，左支右絀的困境，可以相信，離被人民趕下台的日子不遠了。
李大立(28/7/20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8月2日「觀察」雜誌)
Friday, August 1, 2008
楊佳案考驗中共法治
當我告訴一個美國朋友，在某個國家有人闖入警局連殺數名警員，卻有成千上萬的同胞為他歡呼，稱他為英雄，呼籲為他籌款。這個朋友的第一反應就是說：「要麼這個人瘋了，要麼這個國家瘋了！」我告訴他這件事剛剛發生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這個人沒有瘋，這個國家也沒有瘋，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瘋了！
因為，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是一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警察無權隨意侵犯民眾，若有違反，必會遭到輿論的揭露和法律的追究。因此，官侵民的事就在源頭上被消除或起碼被最大限度地遏止了，產生警民衝突誘因的社會條件不復存在，偶爾發生警民衝突理論上純屬個別事件。中國大陸就不同了，其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是矛盾的，公務員包括警察沒有任何法律制約和輿論監督，因而各級大小官員貪污腐化，警察國安(還有莫名其妙的城管)隨意侵犯民眾司空見慣；可是同時他們卻用法律公義單方面地制約民眾：受到不公正對待，只許忍聲吞氣，不准抗議，更不許反抗；民眾受到天大的寃屈也上訴無門，有些甚至到了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地步。官迫民反，鋌而走險自行報復就在所難免了，因此說中國的警民衝突是必然的社會現象。世界上，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才會造成如此深層的警民矛盾，會造成如此的深仇大恨；也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才會出現成千上萬人「上訪」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可是，中國統治者對自己一手造成的惡果視而不見，寧願眼看著「上訪」的民眾驅之不散，前撲後繼，寧願眼看著官民衝突一次次地發生：西藏騷亂、四川地震受難學生家長靜坐示威、瓮安縣過萬民眾火燒政府及公安大樓、楊佳閘北公安局襲警……，也不願意將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統一起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企圖用強硬的手段將群眾的怒火壓下去，勢必適得其反，群眾的怒火必然越燒越旺，所以我對這個美國朋友說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瘋了(他們喜歡玩火)。
中共政權有一個壞習慣，好的事情不敢和西方國家比，壞的事情往往就把西方國家推出來做擋箭牌，振振有詞地說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他們根本不明白，由於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社會生活根本不同，發生警民衝突事件的背景原因以及處理後果都完全不同，彼此之間沒有可比性。不錯，美國也發生過警察粗暴對待公民的事例，曾經有黑人被警察群毆，有赴宴途中的新郎被誤殺……須知美國是一個容許公民攜帶槍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的移民國家，在一個人人可以攜槍，種族民族矛盾先天存在的國家裏，警察有較高的警惕性不難理解。在美所見，警察對付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擁而上將其按倒在地戴上手銬(最近對付法拉盛暴力侵犯法輪功的中共特務就是如此)，旁人看來似乎有些神經過敏，其實他們是出於自衛；由於民族種族語言和生活習慣龐雜，因為聽不懂警察的命令，或舉手拖泥帶水有被誤為掏槍的動作，就很容易產生誤會，甚至被誤殺。問題是：美國所有的公務員包括警察全都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一舉一動都隨時會被錄影公之於眾，若有違規，必受譴責和審訊。中國大陸民間絕無槍械，大部分地區更是單一民族和種族，語言統一，如果社會生活正常的話，應該說中國警察日常面臨的危險性要比美國警察低得多。可是結果卻相反，中國的警民關係要比美國緊張得多，中國警察隨意欺負老百姓和由此引起的老百姓報復也比美國嚴重得多，在美國還未有聽說過萬人火燒政府公安大樓、有人衝進警局連殺數名警察的報復案件。很明顯，中國大陸的民怨經過近六十年的積累，已經從隱性階段轉為顯性階段，官民關係、警民關係已經到了全面爆發的臨界點，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中共拿美國洛杉磯騷亂說事，但他從不敢將真相告訴中國人民，大多數中國人不明真相，事實的真相是：91年3月3日晚，一名叫羅德尼．金的二十五歲黑人青年違章駕駛，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攔截，可是他不但不停車反而高速逃跑，上演了美國典型的「警匪追逐」片。羅被截停後被拖出車厢，四個白人警察對他亂棒侍候，打得他在地上打滾。這個場面卻正巧被路經附近的一個白人攝錄下來，並被立即送到當地一家電視台。第二天一早，全洛杉磯市民都在電視裏看到了這一暴力畫面，幾分鐘後，幾乎全美國的電視都中斷了正常的廣播，插播這一新聞，全國一片嘩然，紛紛譴責這四個白人警察的暴力行徑，要求法辦。一年後，92年4月29日，當人們以為事件已經平息過去，當地一家地方法院在遠離洛杉磯的一個小鎮開庭審理，十二個陪審員沒有一個黑人，竟然宣布黑人青年違規在先，逃跑拒捕在後，妨礙警員執行公務，判四個白人警察無罪釋放。消息一出，不到一小時，數百人走上洛杉磯街頭抗議，隨即引起騷亂。文字、畫面、電話、電郵迅速傳遍全美，不足二十四小時十九個州發生騷亂，導致58人死亡、2300多人受傷、5000多座建築物被毀，經濟損失數十億美元。此時的美國政府，不是忙於宣布「一小撮暴徒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不是忙於武力鎮壓抓捕「打砸搶分子」；而是一面宣布加州進入緊急狀態，相應實施緊急法令，派國民警衛隊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另一方面呼籲群眾回復理性，一切循法律途徑解決，維護國家安全。最後，案件被發回重審，四名白人警察被判有罪入獄。
對比楊佳襲警案：首先，楊佳被截停的時候並沒有高速逃跑，和警方展開追逐戰，只可能產生一些言語衝突，警方就已將他拘留長達六小時，期間對他進行毆打，至其生殖器受損。其次，中國沒有群眾監督，沒有言論自由，楊佳被毆打的實情以至襲警案發的成因、經過……統統都只有警方一面之詞，不像美國案發經過全程公之於衆，讓人們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除了愚蠢滿頇的中共政權，有誰會相信憑一面之詞就可以有公正的裁判？最後，中國沒有一個人人平等的法律，沒有一個人民信賴的法庭，讓楊佳襲警案能得到公開公正的審判......面對所有這些根本不同，中美之間有何可比性？中共拿美國洛杉磯警民衝突引發騷亂比照楊佳襲警案毫無意義，只有更加彰顯中國大陸法治的嚴重缺失。同時，也看到中國人民對公權力濫權的容忍程度遠超美國，不愧為最善良最易於管治的國民，現在，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了。
若是中共政權願意向美國的法治學習，請從楊佳襲警案開始，筆者愚見，此案應分為兩個案件審理：先審理楊佳作為原告控訴警方濫用權力毆打其至殘案，對犯罪的警員判罪後再行審理楊佳襲警案。請允許楊佳自行選擇辯護律師、請辯護律師公布楊佳生殖器受損的醫生証明、請法庭傳召上海訪民許正清、朱東輝等上庭指証上海警察專揀生殖器毆打、請允許楊佳及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公開陳詞、請將法庭審理全過程向全國人民實況轉播、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人民陪審團、請容許海外法律專家旁聽顧問……如此這般，只要中共政權能夠做到這些，相信無論如何判決，只要是有根有據，公平合理，符合國際慣例，人民群眾會理性接受；相反，如果中共繼續冥頑不化，用過去毛澤東對待階級敵人和異見分子黑箱作業無法無天的做法，對楊佳實行「從快從嚴」，殺人滅口，在群情激昂的情況下，很可能成為導火索，引發全國性騷亂，甚至導致中共政權的覆滅。
楊佳襲警案發生在中共視為「最大的政治」的奧運召開前夕，已經不是一件單純的刑事案件了，更大程度上演變成一件舉國矚目的政治案件。胡溫若是聰明人，就應該明白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唯一能夠直接觀察民意的只有網站上的跟貼，只要看一看數萬條跟貼裏面95%以上同情楊佳，為楊佳叫好抱不平，就應該明白民意所在了！但胡溫若失去清醒，相信地方官員「形勢大好」的假大空報告，錯誤地判斷形勢，那就非常危險了！辛亥革命槍響之前，奴才們向宣統皇帝的報告肯定無不是「小皇爺英明偉大，大清朝固若金湯！」可是一覺醒來，已經四面楚歌了！胡溫不可不記取教訓。
須知，在中共現行的制度下，楊佳襲警案可能是第一個，但絕不會是最後一個。民怨的積累就像溫家寶關心過的堰塞湖，如果沒有有效的疏導，水位越積越高，最終必將爆發，一潰千里。唯有改弦更張，放棄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才可能有社會公平，才可以消除警民衝突，才可以有和諧社會。若是諱疾忌醫、執迷不悟，一條死路走到底，到時遍地陳勝吳廣，到處楊佳李佳，最後落得個寿西斯古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2/7/2008，修改於17/7/2008，紐約)
(首刊於08年8月號「爭鳴」雜誌)
因為，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是一致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警察無權隨意侵犯民眾，若有違反，必會遭到輿論的揭露和法律的追究。因此，官侵民的事就在源頭上被消除或起碼被最大限度地遏止了，產生警民衝突誘因的社會條件不復存在，偶爾發生警民衝突理論上純屬個別事件。中國大陸就不同了，其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是矛盾的，公務員包括警察沒有任何法律制約和輿論監督，因而各級大小官員貪污腐化，警察國安(還有莫名其妙的城管)隨意侵犯民眾司空見慣；可是同時他們卻用法律公義單方面地制約民眾：受到不公正對待，只許忍聲吞氣，不准抗議，更不許反抗；民眾受到天大的寃屈也上訴無門，有些甚至到了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地步。官迫民反，鋌而走險自行報復就在所難免了，因此說中國的警民衝突是必然的社會現象。世界上，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才會造成如此深層的警民矛盾，會造成如此的深仇大恨；也只有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才會出現成千上萬人「上訪」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可是，中國統治者對自己一手造成的惡果視而不見，寧願眼看著「上訪」的民眾驅之不散，前撲後繼，寧願眼看著官民衝突一次次地發生：西藏騷亂、四川地震受難學生家長靜坐示威、瓮安縣過萬民眾火燒政府及公安大樓、楊佳閘北公安局襲警……，也不願意將社會公義和法律公義統一起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企圖用強硬的手段將群眾的怒火壓下去，勢必適得其反，群眾的怒火必然越燒越旺，所以我對這個美國朋友說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瘋了(他們喜歡玩火)。
中共政權有一個壞習慣，好的事情不敢和西方國家比，壞的事情往往就把西方國家推出來做擋箭牌，振振有詞地說西方國家也是如此！他們根本不明白，由於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社會生活根本不同，發生警民衝突事件的背景原因以及處理後果都完全不同，彼此之間沒有可比性。不錯，美國也發生過警察粗暴對待公民的事例，曾經有黑人被警察群毆，有赴宴途中的新郎被誤殺……須知美國是一個容許公民攜帶槍械的國家，而且是一個多民族多種族的移民國家，在一個人人可以攜槍，種族民族矛盾先天存在的國家裏，警察有較高的警惕性不難理解。在美所見，警察對付犯罪嫌疑人，往往一擁而上將其按倒在地戴上手銬(最近對付法拉盛暴力侵犯法輪功的中共特務就是如此)，旁人看來似乎有些神經過敏，其實他們是出於自衛；由於民族種族語言和生活習慣龐雜，因為聽不懂警察的命令，或舉手拖泥帶水有被誤為掏槍的動作，就很容易產生誤會，甚至被誤殺。問題是：美國所有的公務員包括警察全都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一舉一動都隨時會被錄影公之於眾，若有違規，必受譴責和審訊。中國大陸民間絕無槍械，大部分地區更是單一民族和種族，語言統一，如果社會生活正常的話，應該說中國警察日常面臨的危險性要比美國警察低得多。可是結果卻相反，中國的警民關係要比美國緊張得多，中國警察隨意欺負老百姓和由此引起的老百姓報復也比美國嚴重得多，在美國還未有聽說過萬人火燒政府公安大樓、有人衝進警局連殺數名警察的報復案件。很明顯，中國大陸的民怨經過近六十年的積累，已經從隱性階段轉為顯性階段，官民關係、警民關係已經到了全面爆發的臨界點，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中共拿美國洛杉磯騷亂說事，但他從不敢將真相告訴中國人民，大多數中國人不明真相，事實的真相是：91年3月3日晚，一名叫羅德尼．金的二十五歲黑人青年違章駕駛，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攔截，可是他不但不停車反而高速逃跑，上演了美國典型的「警匪追逐」片。羅被截停後被拖出車厢，四個白人警察對他亂棒侍候，打得他在地上打滾。這個場面卻正巧被路經附近的一個白人攝錄下來，並被立即送到當地一家電視台。第二天一早，全洛杉磯市民都在電視裏看到了這一暴力畫面，幾分鐘後，幾乎全美國的電視都中斷了正常的廣播，插播這一新聞，全國一片嘩然，紛紛譴責這四個白人警察的暴力行徑，要求法辦。一年後，92年4月29日，當人們以為事件已經平息過去，當地一家地方法院在遠離洛杉磯的一個小鎮開庭審理，十二個陪審員沒有一個黑人，竟然宣布黑人青年違規在先，逃跑拒捕在後，妨礙警員執行公務，判四個白人警察無罪釋放。消息一出，不到一小時，數百人走上洛杉磯街頭抗議，隨即引起騷亂。文字、畫面、電話、電郵迅速傳遍全美，不足二十四小時十九個州發生騷亂，導致58人死亡、2300多人受傷、5000多座建築物被毀，經濟損失數十億美元。此時的美國政府，不是忙於宣布「一小撮暴徒蒙蔽不明真相的群眾」，不是忙於武力鎮壓抓捕「打砸搶分子」；而是一面宣布加州進入緊急狀態，相應實施緊急法令，派國民警衛隊維持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另一方面呼籲群眾回復理性，一切循法律途徑解決，維護國家安全。最後，案件被發回重審，四名白人警察被判有罪入獄。
對比楊佳襲警案：首先，楊佳被截停的時候並沒有高速逃跑，和警方展開追逐戰，只可能產生一些言語衝突，警方就已將他拘留長達六小時，期間對他進行毆打，至其生殖器受損。其次，中國沒有群眾監督，沒有言論自由，楊佳被毆打的實情以至襲警案發的成因、經過……統統都只有警方一面之詞，不像美國案發經過全程公之於衆，讓人們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除了愚蠢滿頇的中共政權，有誰會相信憑一面之詞就可以有公正的裁判？最後，中國沒有一個人人平等的法律，沒有一個人民信賴的法庭，讓楊佳襲警案能得到公開公正的審判......面對所有這些根本不同，中美之間有何可比性？中共拿美國洛杉磯警民衝突引發騷亂比照楊佳襲警案毫無意義，只有更加彰顯中國大陸法治的嚴重缺失。同時，也看到中國人民對公權力濫權的容忍程度遠超美國，不愧為最善良最易於管治的國民，現在，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了。
若是中共政權願意向美國的法治學習，請從楊佳襲警案開始，筆者愚見，此案應分為兩個案件審理：先審理楊佳作為原告控訴警方濫用權力毆打其至殘案，對犯罪的警員判罪後再行審理楊佳襲警案。請允許楊佳自行選擇辯護律師、請辯護律師公布楊佳生殖器受損的醫生証明、請法庭傳召上海訪民許正清、朱東輝等上庭指証上海警察專揀生殖器毆打、請允許楊佳及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公開陳詞、請將法庭審理全過程向全國人民實況轉播、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人民陪審團、請容許海外法律專家旁聽顧問……如此這般，只要中共政權能夠做到這些，相信無論如何判決，只要是有根有據，公平合理，符合國際慣例，人民群眾會理性接受；相反，如果中共繼續冥頑不化，用過去毛澤東對待階級敵人和異見分子黑箱作業無法無天的做法，對楊佳實行「從快從嚴」，殺人滅口，在群情激昂的情況下，很可能成為導火索，引發全國性騷亂，甚至導致中共政權的覆滅。
楊佳襲警案發生在中共視為「最大的政治」的奧運召開前夕，已經不是一件單純的刑事案件了，更大程度上演變成一件舉國矚目的政治案件。胡溫若是聰明人，就應該明白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唯一能夠直接觀察民意的只有網站上的跟貼，只要看一看數萬條跟貼裏面95%以上同情楊佳，為楊佳叫好抱不平，就應該明白民意所在了！但胡溫若失去清醒，相信地方官員「形勢大好」的假大空報告，錯誤地判斷形勢，那就非常危險了！辛亥革命槍響之前，奴才們向宣統皇帝的報告肯定無不是「小皇爺英明偉大，大清朝固若金湯！」可是一覺醒來，已經四面楚歌了！胡溫不可不記取教訓。
須知，在中共現行的制度下，楊佳襲警案可能是第一個，但絕不會是最後一個。民怨的積累就像溫家寶關心過的堰塞湖，如果沒有有效的疏導，水位越積越高，最終必將爆發，一潰千里。唯有改弦更張，放棄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才可能有社會公平，才可以消除警民衝突，才可以有和諧社會。若是諱疾忌醫、執迷不悟，一條死路走到底，到時遍地陳勝吳廣，到處楊佳李佳，最後落得個寿西斯古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2/7/2008，修改於17/7/2008，紐約)
(首刊於08年8月號「爭鳴」雜誌)
Monday, July 21, 2008
「小聰明」誤國亡黨
當今的中國社會，因為特權橫行和法治缺失，已經到了一個極端畸形和危險的地步，中共政權的存亡也已到了一個臨界點：表現在全國上下各級官員一方面特權泛濫，不但本身貪污腐化，連親屬都杖勢欺人(比如貴州瓮安縣幾個小縣官親屬涉嫌姦殺案)、軍警法(包括莫名其妙的城管)虐待百姓，到了迫上梁山的地步(比如上海閘北警察毆打引至楊佳襲警案)；一方面又屍位素餐，佔著位置不做事，凡事等「指示」。每每地方發生什麼事，先是面面相覷、推卸責任，誰都不願意出頭作主，甚至到了中央，都要等胡錦濤拍板。一旦「中央」批示下來，這些地方官員就像吃了鴉片，精神立時亢奮，譴責「敵對分子」一個比一個高調，動手鎮壓群眾一個比一個賣力(如西藏騷亂)。種種不正常的現象說明這個社會已經異化到了瀕臨崩潰的程度，這種畸形的社會還能維持多久？
這次貴州瓮安萬人火燒政府公安大樓，據說胡錦濤做了三點批示：一，為什麼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會演變成衝擊政府的群體性事件？二，防止事態擴大。三，不要封鎖消息，要引導輿論。表面看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符合胡錦濤四平八穩的處事原則：無論查出案件真相如何，無論事態如何發展，他都不需負上任何責任。胡錦濤在這裏耍了個「小聰明」，他深知：中國社會習慣性「一窩蜂、一刀切」，他的指示如果偏向任何一方，「下必有甚焉」，必會一發不可收拾。如果明確批示嚴懲殘害百姓的地方官，一大批省市地縣官員必受牽連紛紛落馬下台，其中會有無辜受累者，變相鼓勵各地更多更大的群體抗爭，局面一亂他怎麼承擔得了？但若果批示採用鐵腕手段嚴懲群眾鬧事者，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勢必瘋狂報複，胡明知此案很可能是大寃案，官迫民反，更有可能激起更大規模的騷亂。所以，他只能採取這種貌似公正的「中間取向」。誰知，在中國現時這種誰都不想負責任，又誰都可以「奉旨殺人」的弔詭局面下，所有的社會責任必然最後歸結到最高領導者胡錦濤身上，胡自以為聰明的這種模糊批示更危險，因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也就是說事態演變的走向只能聽天由命，如果完全失控，也只能是自作自受。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胡錦濤的三點批示內有何玄機？第一點，胡錦濤似乎在問責地方官員，其實這是多餘的，胡錦濤心裏很清楚，在當今中國這樣特權橫行又缺失法治的社會，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發生類似的事件，並非瓮安一縣的專利，根本原因在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沒有民主，何來法治？沒有法治，何來公正？結果必然遍地寃案。若要問，應該首先問自己，因為你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造成一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的總根源。瓮安縣民眾倒是可以抓住胡錦濤這一批示中的「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群體性事件」的「最高定性」去對抗任何將他們打成「打砸搶分子」、將他們的正義抗爭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的陰謀和企圖。第二點，這是胡錦濤三點批示中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共當權者眼下最迫切的需要。各地諸候都在暗暗祈禱千萬別在我的轄地出事，壞了我的烏紗帽。今年春運雪災時廣東省長黃華華一語道出了他們的心聲：「不出事是本事，出了事就大事！」因為奧運舉辦在即，中共不惜花費超逾歷屆奧運會舉辦費總和的大量金錢，渴望借舉辦奧運的機會向老百姓顯示萬方來朝的和諧盛世假象，延續他們的獨裁統治，很害怕在這關鍵時刻節外生枝，毀了他們的美夢。於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共慣用的兩面手法：一方面不問情由地撤幾個官員的職，給老百姓消消氣；另一方面又調動軍隊到瓮安戒嚴，搜捕參加群體抗爭的老百姓，禁止媒體採訪，甚至將受害人家屬祕密轉移……不過，這種兩面手法使用得太多了，已經愈來愈不起作用了，網民們已經給中共總結出處理群體事件的五個步驟，網上一片嘲笑聲叫罵聲，如此不得人心做法恐怕也難以為繼了。第三點批示其實是告訴中宣部要加倍控制輿論，同時警告異見分子不可亂說亂動，之不過爭取奧運舉辦權承諾言猶在耳，胡錦濤不能像毛澤東那樣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赤裸裸的上陣而已。儘管如此，胡錦濤的孤陋寡聞還是露出了尾巴，世界上有可以「引導」的輿論嗎？如果「輿論」可以引導，這還叫輿論嗎？
於是，就出爐了這三條平庸的，誰也抓不到小辮子的「批示」。其實，胡錦濤聰明反被聰明誤，三條不明不白的批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勢必造成更大的混亂。聰明如胡錦濤者，理應明白，靠批示治國，危險萬分，即使你耍小聰明，來個模糊批示，企圖逃避責任，也不濟事，反會越弄越糟。唯一的辦法就是痛下決心，效仿台灣國民黨放棄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司法系統才能獨立，只有司法系統不受干預，才有條件實行嚴格的法治，一切刑事民事案件均有法可依，由獨立的司法系統處置，更有言論自由的監督，根本就用不著事事勞煩到你閣下，何樂而不為？若堅持依靠批示治國，就算你是神童，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料事如神，事事作出正確的判斷，在你們自己造成的社會安定繫於一人身上惡劣環境下，你就很可能「一言喪幫」了！做人處事「聰明反被聰明誤」歷史上的教訓還少嗎？紅樓夢脂批有雲：「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生命」，胡主席別要耍小聰明誤國亡黨啊！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0/7/2008紐約)
(首刋於7月21日「觀察」雜誌)
這次貴州瓮安萬人火燒政府公安大樓，據說胡錦濤做了三點批示：一，為什麼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會演變成衝擊政府的群體性事件？二，防止事態擴大。三，不要封鎖消息，要引導輿論。表面看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符合胡錦濤四平八穩的處事原則：無論查出案件真相如何，無論事態如何發展，他都不需負上任何責任。胡錦濤在這裏耍了個「小聰明」，他深知：中國社會習慣性「一窩蜂、一刀切」，他的指示如果偏向任何一方，「下必有甚焉」，必會一發不可收拾。如果明確批示嚴懲殘害百姓的地方官，一大批省市地縣官員必受牽連紛紛落馬下台，其中會有無辜受累者，變相鼓勵各地更多更大的群體抗爭，局面一亂他怎麼承擔得了？但若果批示採用鐵腕手段嚴懲群眾鬧事者，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勢必瘋狂報複，胡明知此案很可能是大寃案，官迫民反，更有可能激起更大規模的騷亂。所以，他只能採取這種貌似公正的「中間取向」。誰知，在中國現時這種誰都不想負責任，又誰都可以「奉旨殺人」的弔詭局面下，所有的社會責任必然最後歸結到最高領導者胡錦濤身上，胡自以為聰明的這種模糊批示更危險，因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也就是說事態演變的走向只能聽天由命，如果完全失控，也只能是自作自受。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胡錦濤的三點批示內有何玄機？第一點，胡錦濤似乎在問責地方官員，其實這是多餘的，胡錦濤心裏很清楚，在當今中國這樣特權橫行又缺失法治的社會，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發生類似的事件，並非瓮安一縣的專利，根本原因在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沒有民主，何來法治？沒有法治，何來公正？結果必然遍地寃案。若要問，應該首先問自己，因為你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造成一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的總根源。瓮安縣民眾倒是可以抓住胡錦濤這一批示中的「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群體性事件」的「最高定性」去對抗任何將他們打成「打砸搶分子」、將他們的正義抗爭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的陰謀和企圖。第二點，這是胡錦濤三點批示中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共當權者眼下最迫切的需要。各地諸候都在暗暗祈禱千萬別在我的轄地出事，壞了我的烏紗帽。今年春運雪災時廣東省長黃華華一語道出了他們的心聲：「不出事是本事，出了事就大事！」因為奧運舉辦在即，中共不惜花費超逾歷屆奧運會舉辦費總和的大量金錢，渴望借舉辦奧運的機會向老百姓顯示萬方來朝的和諧盛世假象，延續他們的獨裁統治，很害怕在這關鍵時刻節外生枝，毀了他們的美夢。於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共慣用的兩面手法：一方面不問情由地撤幾個官員的職，給老百姓消消氣；另一方面又調動軍隊到瓮安戒嚴，搜捕參加群體抗爭的老百姓，禁止媒體採訪，甚至將受害人家屬祕密轉移……不過，這種兩面手法使用得太多了，已經愈來愈不起作用了，網民們已經給中共總結出處理群體事件的五個步驟，網上一片嘲笑聲叫罵聲，如此不得人心做法恐怕也難以為繼了。第三點批示其實是告訴中宣部要加倍控制輿論，同時警告異見分子不可亂說亂動，之不過爭取奧運舉辦權承諾言猶在耳，胡錦濤不能像毛澤東那樣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赤裸裸的上陣而已。儘管如此，胡錦濤的孤陋寡聞還是露出了尾巴，世界上有可以「引導」的輿論嗎？如果「輿論」可以引導，這還叫輿論嗎？
於是，就出爐了這三條平庸的，誰也抓不到小辮子的「批示」。其實，胡錦濤聰明反被聰明誤，三條不明不白的批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勢必造成更大的混亂。聰明如胡錦濤者，理應明白，靠批示治國，危險萬分，即使你耍小聰明，來個模糊批示，企圖逃避責任，也不濟事，反會越弄越糟。唯一的辦法就是痛下決心，效仿台灣國民黨放棄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司法系統才能獨立，只有司法系統不受干預，才有條件實行嚴格的法治，一切刑事民事案件均有法可依，由獨立的司法系統處置，更有言論自由的監督，根本就用不著事事勞煩到你閣下，何樂而不為？若堅持依靠批示治國，就算你是神童，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料事如神，事事作出正確的判斷，在你們自己造成的社會安定繫於一人身上惡劣環境下，你就很可能「一言喪幫」了！做人處事「聰明反被聰明誤」歷史上的教訓還少嗎？紅樓夢脂批有雲：「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生命」，胡主席別要耍小聰明誤國亡黨啊！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0/7/2008紐約)
(首刋於7月21日「觀察」雜誌)
Wednesday, July 16, 2008
世紀輪迴啟示錄——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毛共王朝三世祖江澤民在位時，據說花了數億元「重修清史」，大陸傳媒從電視、廣播、電影到報紙、雜誌無不充斥著康熙、乾隆、雍正皇帝的身影；中共大肆宣傳今天中國人民在偉光正的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康乾盛世」，宋祖英唱道「天天都是好日子」。四世祖胡溫上台後，一面接過江澤民的「太平盛世」調子高叫「大國崛起」，另一面卻頑固地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導致國內外各種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銳。中國今天的情勢，像極了一個世紀前的清末，真可謂世紀輪迴，很有可能重演百年前的一幕。在這個意義上說，全民和中共統治者一起重溫晚清史既有益又諷刺。
十九世紀晚清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日俄戰爭、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內憂外患早已風雨飄搖。當時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主張推翻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也分成兩派，慈禧太后反對一切改革，堅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輕的光緒皇帝認識到再不改革，只有滅亡，決心效法日本「明治維新」。1898年的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強力鎮壓，他們錯誤地利用義和團殘殺外國人，導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她倉惶出逃西安。歷史現實的教訓，促使頑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開始意識到再不變法圖強，就只有王朝覆滅一途。於是，就在「西狩」途中，驚魂未定即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鴻慈等人在《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預備立憲」。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設立議會；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仿行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
體制改革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牽涉到所有官員和集團的利益，面臨政權的得失，國家前途的重大改變，自然從上到下都有兩派對立的意見。改革派認為：立憲有利無弊，符合民意，應從速宣佈。保守派提出：民智未開，一旦開放權力，實行自治，君權潛移，非常危險。 改革派認為：國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實行預備立憲，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9月4日《南方報》報導 「國民奔走相慶， 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與歡呼的同時，全國許多地方召開了慶祝會，四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慶賀。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佈，在本年內各省成立諮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同年開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地方「諮議局」選舉、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雖然這是一個充滿了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矛盾態度的政綱，但是無論如何，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延續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否定。
但是，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統制張紹曾和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了《政綱十二條》，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清廷震驚之下，對《政綱十二條》全部接受，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佈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宣誓太廟，於11月3日正式公佈。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權。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竊國，國會為免袁搞專制獨裁，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內閣制。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從此，中國民主化走上了一條大彎路。後來，國民政府雖然有心尊從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現民主，但是統一以後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戰爭狀態之中，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條件。敗退台灣以後，又要面對中共強大的武力威脅，不得不長期實行戒嚴，讓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個世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經濟迅速起飛，人民的民主訴求強烈，才開始推行民主化進程。至今雖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灣的民主憲政已經逐步走上正軌。反觀中國大陸，自從共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後，就將他當年對全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拋棄得一乾二淨，至今大陸人民仍然生活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雖然，近一百年前發生的中國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廢，至今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大陸人民仍然未能實現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這一個世紀並沒有白過，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教訓，無論是執政者還是人民群眾，都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時期，使當時的國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訓練，從輿論宣傳、集會結社、議員選舉，議會活動等方面，人們從不同層次第一次親身體驗了民主的政治生活，這有助於他們民主政治素質的提高，其中包括許多封建官吏。如資政院總裁博倫，開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組織開會，「每事必問秘書長處決」，過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往往傾向議員，以致軍機大臣「盛怒」。許多封疆大吏，也逐漸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見解與前漸異」。這種民主政治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又從另一角度反映了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質。
其次，思想文化界開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庶政公諸輿論」之後，「民氣日益發舒」，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專制出現了鬆動，「庶人不議」的禁令解除了。人們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陳時政，議論國事，闡發民主思想。而且，還可以利用這種自由揭露腐敗，抨擊政府。為了開啟民智，立憲派翻譯編輯出版了上百種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學、財政、政黨、歷史、教育等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中國對建立最初的立憲體制起了積極作用，中國的學術思想也開始繁榮起來。除立憲派已創辦的《東方雜誌》，《新民叢報》等外，革命派也創辦的許多新的雜誌和報刊，如《中華新報》、《大同報》、《時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憲政日報》、《中央日報》等。這些報刊，大張旗鼓的介紹西方國家新的政治學說，民主學說，宣傳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對於促進當時中國的民主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人類歷史往往展現其巨大的慣性，因而也就常出現歷史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後，歷經肅反鎮反、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騰了大半個世紀，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以後，政治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始皇帝毛澤東死後，二世祖鄧小平面臨如此嚴峻的局勢，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這一點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諷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項堅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酷似當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權不可損、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辮髮不可剃、四曰典禮不可廢」。說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樣都是迫不得已才進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專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權「傳之萬世」。相比之下，鄧小平還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從政制入手，有明確的行憲目標；但是鄧小平卻祇改經濟，不改政治。隨著生產力的解放，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無遺：錢權交易、貪污腐敗、道德淪喪、民怨沸騰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改革開放」走進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趙紫陽則有點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看到了祇改經濟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滅亡，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慈禧太后撲滅了戊戌變法，軟禁光緒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紀後，鄧小平也先後廢黜了胡耀邦、趙紫陽，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再度受阻。其後，慈禧太后立了三歲的宣統皇帝，企圖在她的保守路線下苟延清廷殘喘，可是僅僅三年後就被推翻了；而鄧小平則立了江澤民，坐穩了十二年龍庭，還傳到了下一代胡錦濤，和清廷對比，這是中共王朝幸運之處。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現在四川地震出現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導，水位越積越高，就總有一天山洪爆發，傾瀉而下。
雖然當權者大力營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比清末和緩，人民群眾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呼喚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人們普遍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中共統治集團雖然歇盡全力禁錮人民的言論自由，撲滅人民群眾維權行動的火種，名不副實的所謂鄉村選舉遠不如清末的諮議局和資政局選舉，文化新聞界也遠不如清末那樣自由開放。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強力地衝擊著世上僅餘的幾個為數不多的獨裁政權，特別是網絡通訊突破了專制的疆界，民主憲政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中共不讓人民談論民主，但人們通過新聞報道詳細了解台灣的民主進程，學到了如何實踐民主，找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當海內外輿論強烈要求中共交出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中共卻放出口風要我們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還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諾，只是通過幾個御用文人之口測試民意而已。就算是對於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開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全面普選則隻字不提，引起社會輿論群情洶湧，喬陽才不得不口頭補充「2020年以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中共塞進「香港基本法」中所謂「循序漸進」實質已變成「循序不進」！看來胡溫的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開放黨禁報禁，開放選舉，釋放政治犯，全面學習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溫卻頑固地拒絕學習西方的三權分立，至今連一個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欠奉，對人民的民主訴求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2001年有一個叫辛旗的青年共幹在紐約大放厥詞，氣勢洶洶地咆哮：「拖即獨、獨則打、打必勝」，他這裏所指的「獨」是指「台獨」；如果將他的這句話改成：「拖即獨、獨則反、反必勝」，回贈給他偉光正的共產黨，最合適不過，這裏的「獨」是指「獨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對」和「造反」。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中國「走向共和」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紀。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5月4日，修改於5月14日，紐約)
(首刋於7月15日「民主中國」)
十九世紀晚清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日俄戰爭、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內憂外患早已風雨飄搖。當時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主張推翻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也分成兩派，慈禧太后反對一切改革，堅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輕的光緒皇帝認識到再不改革，只有滅亡，決心效法日本「明治維新」。1898年的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強力鎮壓，他們錯誤地利用義和團殘殺外國人，導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她倉惶出逃西安。歷史現實的教訓，促使頑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開始意識到再不變法圖強，就只有王朝覆滅一途。於是，就在「西狩」途中，驚魂未定即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鴻慈等人在《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預備立憲」。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設立議會；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仿行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
體制改革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牽涉到所有官員和集團的利益，面臨政權的得失，國家前途的重大改變，自然從上到下都有兩派對立的意見。改革派認為：立憲有利無弊，符合民意，應從速宣佈。保守派提出：民智未開，一旦開放權力，實行自治，君權潛移，非常危險。 改革派認為：國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實行預備立憲，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9月4日《南方報》報導 「國民奔走相慶， 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與歡呼的同時，全國許多地方召開了慶祝會，四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慶賀。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佈，在本年內各省成立諮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同年開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地方「諮議局」選舉、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雖然這是一個充滿了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矛盾態度的政綱，但是無論如何，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延續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否定。
但是，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統制張紹曾和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了《政綱十二條》，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清廷震驚之下，對《政綱十二條》全部接受，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佈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宣誓太廟，於11月3日正式公佈。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權。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竊國，國會為免袁搞專制獨裁，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內閣制。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從此，中國民主化走上了一條大彎路。後來，國民政府雖然有心尊從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現民主，但是統一以後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戰爭狀態之中，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條件。敗退台灣以後，又要面對中共強大的武力威脅，不得不長期實行戒嚴，讓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個世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經濟迅速起飛，人民的民主訴求強烈，才開始推行民主化進程。至今雖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灣的民主憲政已經逐步走上正軌。反觀中國大陸，自從共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後，就將他當年對全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拋棄得一乾二淨，至今大陸人民仍然生活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雖然，近一百年前發生的中國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廢，至今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大陸人民仍然未能實現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這一個世紀並沒有白過，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教訓，無論是執政者還是人民群眾，都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時期，使當時的國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訓練，從輿論宣傳、集會結社、議員選舉，議會活動等方面，人們從不同層次第一次親身體驗了民主的政治生活，這有助於他們民主政治素質的提高，其中包括許多封建官吏。如資政院總裁博倫，開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組織開會，「每事必問秘書長處決」，過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往往傾向議員，以致軍機大臣「盛怒」。許多封疆大吏，也逐漸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見解與前漸異」。這種民主政治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又從另一角度反映了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質。
其次，思想文化界開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庶政公諸輿論」之後，「民氣日益發舒」，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專制出現了鬆動，「庶人不議」的禁令解除了。人們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陳時政，議論國事，闡發民主思想。而且，還可以利用這種自由揭露腐敗，抨擊政府。為了開啟民智，立憲派翻譯編輯出版了上百種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學、財政、政黨、歷史、教育等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中國對建立最初的立憲體制起了積極作用，中國的學術思想也開始繁榮起來。除立憲派已創辦的《東方雜誌》，《新民叢報》等外，革命派也創辦的許多新的雜誌和報刊，如《中華新報》、《大同報》、《時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憲政日報》、《中央日報》等。這些報刊，大張旗鼓的介紹西方國家新的政治學說，民主學說，宣傳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對於促進當時中國的民主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人類歷史往往展現其巨大的慣性，因而也就常出現歷史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後，歷經肅反鎮反、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騰了大半個世紀，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以後，政治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始皇帝毛澤東死後，二世祖鄧小平面臨如此嚴峻的局勢，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這一點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諷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項堅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酷似當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權不可損、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辮髮不可剃、四曰典禮不可廢」。說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樣都是迫不得已才進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專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權「傳之萬世」。相比之下，鄧小平還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從政制入手，有明確的行憲目標；但是鄧小平卻祇改經濟，不改政治。隨著生產力的解放，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無遺：錢權交易、貪污腐敗、道德淪喪、民怨沸騰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改革開放」走進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趙紫陽則有點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看到了祇改經濟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滅亡，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慈禧太后撲滅了戊戌變法，軟禁光緒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紀後，鄧小平也先後廢黜了胡耀邦、趙紫陽，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再度受阻。其後，慈禧太后立了三歲的宣統皇帝，企圖在她的保守路線下苟延清廷殘喘，可是僅僅三年後就被推翻了；而鄧小平則立了江澤民，坐穩了十二年龍庭，還傳到了下一代胡錦濤，和清廷對比，這是中共王朝幸運之處。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現在四川地震出現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導，水位越積越高，就總有一天山洪爆發，傾瀉而下。
雖然當權者大力營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比清末和緩，人民群眾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呼喚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人們普遍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中共統治集團雖然歇盡全力禁錮人民的言論自由，撲滅人民群眾維權行動的火種，名不副實的所謂鄉村選舉遠不如清末的諮議局和資政局選舉，文化新聞界也遠不如清末那樣自由開放。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強力地衝擊著世上僅餘的幾個為數不多的獨裁政權，特別是網絡通訊突破了專制的疆界，民主憲政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中共不讓人民談論民主，但人們通過新聞報道詳細了解台灣的民主進程，學到了如何實踐民主，找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當海內外輿論強烈要求中共交出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中共卻放出口風要我們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還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諾，只是通過幾個御用文人之口測試民意而已。就算是對於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開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全面普選則隻字不提，引起社會輿論群情洶湧，喬陽才不得不口頭補充「2020年以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中共塞進「香港基本法」中所謂「循序漸進」實質已變成「循序不進」！看來胡溫的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開放黨禁報禁，開放選舉，釋放政治犯，全面學習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溫卻頑固地拒絕學習西方的三權分立，至今連一個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欠奉，對人民的民主訴求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2001年有一個叫辛旗的青年共幹在紐約大放厥詞，氣勢洶洶地咆哮：「拖即獨、獨則打、打必勝」，他這裏所指的「獨」是指「台獨」；如果將他的這句話改成：「拖即獨、獨則反、反必勝」，回贈給他偉光正的共產黨，最合適不過，這裏的「獨」是指「獨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對」和「造反」。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中國「走向共和」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紀。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5月4日，修改於5月14日，紐約)
(首刋於7月15日「民主中國」)
Friday, July 4, 2008
看好俞正聲——讀余杰「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有感
讀「觀察」5月27日余傑先生「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一文後，有些感想，想與余先生及廣大讀者討論。本來，筆者一直覺得我們這些遠離權力中心的平民百姓，沒有必要也沒有資格去談論「中央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因為太不了解，僅憑他們有限的公開亮相，根本不可能了解其內心世界。當今，世界民主潮流一日千里，猛烈地衝擊著大小專制政體，暴力革命時代已一去不返，顏色革命逐漸成了大勢所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不但可能，而且屢屢成功。除了余先生所說的南非，從前蘇聯東歐各國到亞洲的南韓、台灣、菲律賓、印尼直至最近的不丹、尼泊爾都已和平轉制。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如台灣蔣經國、李登輝、蘇聯戈巴卓夫、葉利欽以及不丹和尼泊爾國王等，都說明了當權者的民主理念和個人品質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因而中國人開始議論誰將會是大陸的蔣經國也就在情理之中。我們大家都希望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能認清唯有將國家帶上民主憲政之路才是長治久安之途，希望他們當中出現一個蔣經國或者戈巴卓夫，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憲政最大的勝利，名留史冊，那麼這個人將會是誰呢？筆者看好俞正聲。
要領導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幅員廣大、多民族、貧窮落後、具有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歷史恩怨複雜的大國，實非易事，狂妄不羈卻又才疏學淺的毛澤東提供了反面的教訓。更何況要將一個被搞成極端獨裁專制的國家引向民主憲政，積重難返，其難度可想而知。沒有一定的學識膽量、道德勇氣、政治抱負和魄力智慧談何容易？一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事方式的形成，完全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成長過程和社會環境。筆者同意余傑先生的看法，表面看來，至少迄今為止胡錦濤主席還未具備這些條件(是否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則不得而知，但願如此)。筆者六十年代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比胡主席小三四歲低三屆；與俞正聲先生年齡相仿高一屆，深知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當年大學裏的「政治輔導員」，幾乎全是本校畢業生留任，一是高幹子弟或紅五類出身、「自來紅」；二是普通家庭出身(非黑五類)、但必須是黨團員、十分聽話的「馴服工具」、「政治表現」佼佼者。兩類相比，第一類是「含著金鎖匙出世」全靠父蔭，自視高人一等，因此比較開朗活躍，甚至有點放任無忌；第二類則全靠自己長期努力脫穎而出，難度大得多，但從此養成一種察言觀色謹小慎微的性格，看來胡錦濤屬於第二類。但胡先生能從外省考入清華大學，且屬同級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可以肯定地說讀書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優秀，可惜成長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自己渾然不覺。再加上中共的官制純屬上司提拔，與群眾選舉及公信力無關，自有一整套獨特的公開和潛在的官場規則。胡先生離校後能夠在一個西北偏遠省份，從一個普通技術員步步高升爬上黨國最高位，不深諳此道絕不可能成功。胡主席浸淫於此凡數十年，已經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反而對世界文明民主制度所知甚少，又怎能期望他能帶領中國人民「出埃及」呢？他上任後帶領眾官朝拜西栢坡、指戈巴卓夫背叛革命、號召學習北朝鮮古巴……，都說明了他還未具備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
再者，即使胡錦濤從自己父母輩的經歷，能反省到共產專制制度的荒謬性，人性尚未完全被黨性泯滅，就算願意做大陸的蔣經國，恐怕也有心無力。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靠武力征服和統治的國家，共產黨以武力奪取政權，軍隊所起的作用更非同小可。毛澤東貴為開國皇帝尚且時時擔心「反革命政變」，胡錦濤雖然身為軍委主席，但與軍隊毫無淵源，在老一輩軍頭以及江澤民還在世的情況下，能否指揮軍隊護航實現民主理想，就更成疑問了。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平民家庭而且非軍人出身的戈巴卓夫、葉利欽、李登輝等同樣未能絕對控制軍隊，但他們的政治智慧起碼能使軍隊不至於反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葉利欽還有爬上坦克登高一呼的膽量，這就考驗胡錦濤主席了。
此外，筆者曾經生活在共產黨新政府的「機關大院」裏，接觸到各種不同的高幹子弟，對他們的性格特點和思想行為有一定的認識。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造成了他們的特權意識和高人一等的優越感，由於高度倚賴父蔭，又造成了他們對政治的敏感和狂熱，表現在對所謂「路線鬥爭」的熱衷和投入。對比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可能拙於聰明才藝，但卻長於組織能力；對比工農家庭子弟，他們更具使命感，敢想敢做。而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子弟比泥腿子幹部家庭子弟，他們又頗具正義感，不隨便杖勢欺人，反會同情弱者，容易看出社會弊病。因為他們受到家庭的薰陶，多具知識教養，卻又多因父輩受衝擊排擠，形成反叛心理。父輩們晚年往往痛感當今的社會現實，遠非當年投身革命所抱的理想，因而真誠地反省和懺悔，必然影響到下一代，使他們具備「大老粗」家庭出身的高幹子弟所沒有的理智冷靜和辨別是非的能力。這些人中的一分子，如果身處權力中心，又能對世界文明和民主憲政有一定的認識，相比於來自平民階層謹小慎微的胡錦濤，就更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因為蔣經國本身就是國民黨的「高幹子弟」。在中國大陸，林立果和鄧撲方都是最有膽量魄力和見識的高幹子弟，雖然他們未必具備充分的民主憲政思想，依筆者的觀察，俞正聲有條件和可能成為大陸蔣經國。
俞正聲出身於真正的名門世家，父母雙方的家族成員牽涉到中國近代史國共兩方，或學術界諸多著名人物，絕非那些自戴光環的「之子之孫」可比。其父黃敬(俞啓威)雖是公子哥兒，但卻熱心革命，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國立青島大學讀書時，就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引導江青參與進步戲劇活動，介紹江青入黨，並與之同居，成為江青的首任「前夫」，後因家庭背景懸殊分手。其後轉學北京大學，領導名震中外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歷任中共地下黨要職，一九三七年帶美國名記者史諾去延安。有考証說江青之所以投奔延安，原因之一也是打聽到「小俞」去了延安，舊情復熾尾隨而去的，不想這一去，卻改寫了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黃敬也因為是江青的前夫，毛執政後竟被活活嚇死，可能不是虛構。有考証說，江青成为毛夫人并随丈夫进城后,可能在枕边对丈夫说过,年青时在青岛大学的種種，不知说没说她当时同黃敬关系?但青岛大学是毛执政后唯一去过的一所大学,中南海同当年北大图书馆仅一牆之隔,毛自己曾經在那裏任過職，又在北大旁聽過，卻始終沒有回去过。
又有史料說，黃敬任「解放後」天津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不像其他工農幹部，和資本家知識分子相處如魚得水，任上揮洒自如。中共进城“趕考”不久,黨内首行惩治腐败,就是拿黄敬的下属刘青山、张子善開刀。黄曾托薄一波向毛求情，薄說，中央已決定，不宜再提了。黃堅持要求薄反映，薄說，你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見毛主席，黃不敢去。薄對毛說了黃敬的意見，毛不聽黃敬二字猶可，一聽之下，立時龍顏大怒，殺無赦。當年這兩個楞頭青不過各貪污萬餘元，比起今天招搖過市的巨貪，不過小巫一個。
1958年1月11日,中共在广西南寧召開中央各部及省委书记会，周恩来、陈云遭毛严厉痛斥，遭毛痛斥的还有一人：黄敬，時任中央委員、第一機械工業部長。 2月10日會議還未结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見黃敬不大对劲，医生将情况报告给杨尚昆,杨安排黃第二天立即去广州住院治疗，班機上還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祕书长习仲勛。途中，黄敬突然跪在李富春脚前叩头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黄被送进广州军区总医院后,还曾跳楼跌断了腿,不久就死了，年僅46歲。其夫人范謹，歷史學家范文瀾之妹，同是中共高幹，文革前任北京市副市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有這些，不可能不對黃敬的子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致使俞家大公子，俞正聲的哥哥，時任国家安全局北美情报司长，国安部外事局長的俞強聲1985年叛逃美国，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的间谍金无怠被捕。有消息說邓小平为此大怒，两年后，俞强声被中国特工暗杀于南美。每一個正常的人，家庭遭此巨變，悲痛之餘，必然會思索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俞正聲是個聰明人，怎會不想到家破人亡背後的社會政治原因？當年鄧小平幾次被廢黜挨整，尚且能悟出必須廢除終身制的道理，時代在不斷的進步，一代勝過一代，有理由相信他們的下一代一定會更進一步，悟出必須廢除一黨專制的道理。
俞正声1963年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文革后担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他是邓朴方的铁哥们，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89民運期間，反貪腐群情洶湧，雖然康華成了過街老鼠，不得不悄然解散，俞仍得万里赏识，送烟台、青岛历练，先后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1997年上调中央任建设部副部长、部长；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次年进政治局。其妻张志凯，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的女儿。俞在湖北做封疆大吏時，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鐵腕治貪，民望甚佳；以至調滬後，鄂省貪腐之風捲土重來，不少民眾寫信到中央要求俞正聲回鄂，這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甚為少見，由此亦可見俞正聲此人非同小可。加上這些高幹子弟之間以及他們父輩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要支配軍隊，可能比名義上的軍委主席胡錦濤還要容易。
家庭背景，父母兄弟的遭遇必然會對一個人影響至深，客觀地塑造了他的深層思想，形成他獨特的思維方式，甚至在關鍵時刻，左右了他的重大決策。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相信，俞正聲受知識分子家庭影響，受到家庭傳統的教育和薰陶，他必然有別於其他高幹子弟，即使在其他知識分子家庭的高幹子弟當中，也是佼佼者。黃敬的入黨介紹人數十年的患難之交王林(原名王韜)之子，星星畫展創辦人王克平說：「前些日子香港雜誌分析中共高層時，談到俞正聲「口碑不錯」，讓我感到欣喜。這年頭在中國當官而沒有惡名是太難得了。我父親曾說：「小三（正聲）最像黃敬」。我想黃敬之子是不會忘記「一二九」是甚麼日子。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又何其相似。 天迴地轉，如今三郎也站在了歷史舞台上，是進是退，是上是下，是舉旗高歌還是走個過場，也是一念之差。復興昔日上海「東方明珠」，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民主與文化。知否、是否、可否？父母英氣不可棄，三兄彈冠三思。」
歷史的機遇已經擺在他的面前，就看他如何選擇了，須知中共篡權近六十年來，禍國殃民，早已天怒人怨，民心已失，氣數已盡，亡黨不過是遲早的事。若能把握時機成就偉業，必然名垂青史；如若玩物喪志坐失良機，就只有遺臭萬年。筆者相信俞正聲正是在中國權力中心極少數具有民主意識和勇氣魄力的人物之一，俞正聲有可能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摩西，中國大陸的蔣經國，但願如此，天佑中華！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2,June,2008，紐約)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7月號，編輯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要領導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幅員廣大、多民族、貧窮落後、具有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歷史恩怨複雜的大國，實非易事，狂妄不羈卻又才疏學淺的毛澤東提供了反面的教訓。更何況要將一個被搞成極端獨裁專制的國家引向民主憲政，積重難返，其難度可想而知。沒有一定的學識膽量、道德勇氣、政治抱負和魄力智慧談何容易？一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事方式的形成，完全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成長過程和社會環境。筆者同意余傑先生的看法，表面看來，至少迄今為止胡錦濤主席還未具備這些條件(是否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則不得而知，但願如此)。筆者六十年代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比胡主席小三四歲低三屆；與俞正聲先生年齡相仿高一屆，深知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當年大學裏的「政治輔導員」，幾乎全是本校畢業生留任，一是高幹子弟或紅五類出身、「自來紅」；二是普通家庭出身(非黑五類)、但必須是黨團員、十分聽話的「馴服工具」、「政治表現」佼佼者。兩類相比，第一類是「含著金鎖匙出世」全靠父蔭，自視高人一等，因此比較開朗活躍，甚至有點放任無忌；第二類則全靠自己長期努力脫穎而出，難度大得多，但從此養成一種察言觀色謹小慎微的性格，看來胡錦濤屬於第二類。但胡先生能從外省考入清華大學，且屬同級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可以肯定地說讀書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優秀，可惜成長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自己渾然不覺。再加上中共的官制純屬上司提拔，與群眾選舉及公信力無關，自有一整套獨特的公開和潛在的官場規則。胡先生離校後能夠在一個西北偏遠省份，從一個普通技術員步步高升爬上黨國最高位，不深諳此道絕不可能成功。胡主席浸淫於此凡數十年，已經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反而對世界文明民主制度所知甚少，又怎能期望他能帶領中國人民「出埃及」呢？他上任後帶領眾官朝拜西栢坡、指戈巴卓夫背叛革命、號召學習北朝鮮古巴……，都說明了他還未具備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
再者，即使胡錦濤從自己父母輩的經歷，能反省到共產專制制度的荒謬性，人性尚未完全被黨性泯滅，就算願意做大陸的蔣經國，恐怕也有心無力。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靠武力征服和統治的國家，共產黨以武力奪取政權，軍隊所起的作用更非同小可。毛澤東貴為開國皇帝尚且時時擔心「反革命政變」，胡錦濤雖然身為軍委主席，但與軍隊毫無淵源，在老一輩軍頭以及江澤民還在世的情況下，能否指揮軍隊護航實現民主理想，就更成疑問了。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平民家庭而且非軍人出身的戈巴卓夫、葉利欽、李登輝等同樣未能絕對控制軍隊，但他們的政治智慧起碼能使軍隊不至於反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葉利欽還有爬上坦克登高一呼的膽量，這就考驗胡錦濤主席了。
此外，筆者曾經生活在共產黨新政府的「機關大院」裏，接觸到各種不同的高幹子弟，對他們的性格特點和思想行為有一定的認識。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造成了他們的特權意識和高人一等的優越感，由於高度倚賴父蔭，又造成了他們對政治的敏感和狂熱，表現在對所謂「路線鬥爭」的熱衷和投入。對比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可能拙於聰明才藝，但卻長於組織能力；對比工農家庭子弟，他們更具使命感，敢想敢做。而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子弟比泥腿子幹部家庭子弟，他們又頗具正義感，不隨便杖勢欺人，反會同情弱者，容易看出社會弊病。因為他們受到家庭的薰陶，多具知識教養，卻又多因父輩受衝擊排擠，形成反叛心理。父輩們晚年往往痛感當今的社會現實，遠非當年投身革命所抱的理想，因而真誠地反省和懺悔，必然影響到下一代，使他們具備「大老粗」家庭出身的高幹子弟所沒有的理智冷靜和辨別是非的能力。這些人中的一分子，如果身處權力中心，又能對世界文明和民主憲政有一定的認識，相比於來自平民階層謹小慎微的胡錦濤，就更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因為蔣經國本身就是國民黨的「高幹子弟」。在中國大陸，林立果和鄧撲方都是最有膽量魄力和見識的高幹子弟，雖然他們未必具備充分的民主憲政思想，依筆者的觀察，俞正聲有條件和可能成為大陸蔣經國。
俞正聲出身於真正的名門世家，父母雙方的家族成員牽涉到中國近代史國共兩方，或學術界諸多著名人物，絕非那些自戴光環的「之子之孫」可比。其父黃敬(俞啓威)雖是公子哥兒，但卻熱心革命，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國立青島大學讀書時，就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引導江青參與進步戲劇活動，介紹江青入黨，並與之同居，成為江青的首任「前夫」，後因家庭背景懸殊分手。其後轉學北京大學，領導名震中外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歷任中共地下黨要職，一九三七年帶美國名記者史諾去延安。有考証說江青之所以投奔延安，原因之一也是打聽到「小俞」去了延安，舊情復熾尾隨而去的，不想這一去，卻改寫了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黃敬也因為是江青的前夫，毛執政後竟被活活嚇死，可能不是虛構。有考証說，江青成为毛夫人并随丈夫进城后,可能在枕边对丈夫说过,年青时在青岛大学的種種，不知说没说她当时同黃敬关系?但青岛大学是毛执政后唯一去过的一所大学,中南海同当年北大图书馆仅一牆之隔,毛自己曾經在那裏任過職，又在北大旁聽過，卻始終沒有回去过。
又有史料說，黃敬任「解放後」天津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不像其他工農幹部，和資本家知識分子相處如魚得水，任上揮洒自如。中共进城“趕考”不久,黨内首行惩治腐败,就是拿黄敬的下属刘青山、张子善開刀。黄曾托薄一波向毛求情，薄說，中央已決定，不宜再提了。黃堅持要求薄反映，薄說，你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見毛主席，黃不敢去。薄對毛說了黃敬的意見，毛不聽黃敬二字猶可，一聽之下，立時龍顏大怒，殺無赦。當年這兩個楞頭青不過各貪污萬餘元，比起今天招搖過市的巨貪，不過小巫一個。
1958年1月11日,中共在广西南寧召開中央各部及省委书记会，周恩来、陈云遭毛严厉痛斥，遭毛痛斥的还有一人：黄敬，時任中央委員、第一機械工業部長。 2月10日會議還未结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見黃敬不大对劲，医生将情况报告给杨尚昆,杨安排黃第二天立即去广州住院治疗，班機上還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祕书长习仲勛。途中，黄敬突然跪在李富春脚前叩头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黄被送进广州军区总医院后,还曾跳楼跌断了腿,不久就死了，年僅46歲。其夫人范謹，歷史學家范文瀾之妹，同是中共高幹，文革前任北京市副市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有這些，不可能不對黃敬的子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致使俞家大公子，俞正聲的哥哥，時任国家安全局北美情报司长，国安部外事局長的俞強聲1985年叛逃美国，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的间谍金无怠被捕。有消息說邓小平为此大怒，两年后，俞强声被中国特工暗杀于南美。每一個正常的人，家庭遭此巨變，悲痛之餘，必然會思索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俞正聲是個聰明人，怎會不想到家破人亡背後的社會政治原因？當年鄧小平幾次被廢黜挨整，尚且能悟出必須廢除終身制的道理，時代在不斷的進步，一代勝過一代，有理由相信他們的下一代一定會更進一步，悟出必須廢除一黨專制的道理。
俞正声1963年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文革后担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他是邓朴方的铁哥们，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89民運期間，反貪腐群情洶湧，雖然康華成了過街老鼠，不得不悄然解散，俞仍得万里赏识，送烟台、青岛历练，先后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1997年上调中央任建设部副部长、部长；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次年进政治局。其妻张志凯，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的女儿。俞在湖北做封疆大吏時，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鐵腕治貪，民望甚佳；以至調滬後，鄂省貪腐之風捲土重來，不少民眾寫信到中央要求俞正聲回鄂，這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甚為少見，由此亦可見俞正聲此人非同小可。加上這些高幹子弟之間以及他們父輩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要支配軍隊，可能比名義上的軍委主席胡錦濤還要容易。
家庭背景，父母兄弟的遭遇必然會對一個人影響至深，客觀地塑造了他的深層思想，形成他獨特的思維方式，甚至在關鍵時刻，左右了他的重大決策。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相信，俞正聲受知識分子家庭影響，受到家庭傳統的教育和薰陶，他必然有別於其他高幹子弟，即使在其他知識分子家庭的高幹子弟當中，也是佼佼者。黃敬的入黨介紹人數十年的患難之交王林(原名王韜)之子，星星畫展創辦人王克平說：「前些日子香港雜誌分析中共高層時，談到俞正聲「口碑不錯」，讓我感到欣喜。這年頭在中國當官而沒有惡名是太難得了。我父親曾說：「小三（正聲）最像黃敬」。我想黃敬之子是不會忘記「一二九」是甚麼日子。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又何其相似。 天迴地轉，如今三郎也站在了歷史舞台上，是進是退，是上是下，是舉旗高歌還是走個過場，也是一念之差。復興昔日上海「東方明珠」，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民主與文化。知否、是否、可否？父母英氣不可棄，三兄彈冠三思。」
歷史的機遇已經擺在他的面前，就看他如何選擇了，須知中共篡權近六十年來，禍國殃民，早已天怒人怨，民心已失，氣數已盡，亡黨不過是遲早的事。若能把握時機成就偉業，必然名垂青史；如若玩物喪志坐失良機，就只有遺臭萬年。筆者相信俞正聲正是在中國權力中心極少數具有民主意識和勇氣魄力的人物之一，俞正聲有可能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摩西，中國大陸的蔣經國，但願如此，天佑中華！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2,June,2008，紐約)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7月號，編輯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hursday, July 3, 2008
慧眼辨真偽，毅然早抽身——評中共第一叛將龔楚
(題解：引自于浩成先生賀司馬璐八十大壽詩)讀了龔楚先生1954年「我與紅軍」和1978年「龔楚回憶錄」後，感懷人生，浮想聯翩，有些感想希望與讀者分享。
龔楚，字福昌，又名龔鶴村，1901年11月生於廣東樂昌縣長鎮長村。自幼聰明好學，七歲讀私塾，十四歲高小畢業考入廣州市立一中，翌年孫中山回廣州組織軍政府，他即投筆從戎參加革命。行伍期間，受幾個樂昌籍進步青年的影響，閱讀馬列書籍，祕密加入共青團，1924年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親自接納轉為共產黨，屬於中共早期的黨員之一。後來不但與中共領導集團朱德、周恩來、項英、博古和張聞天等共事，而且一生中與中共前後兩代首領毛澤東鄧小平都有過極密切的關係，如是者恐怕沒有第二人了。正如張國燾先生在龔書序言中所說：「(像龔先生這樣的人)即使現在中共內部也不多了」。他1927年率「北江工農討逆軍」千餘人到南昌參加「八一起義」，失敗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歷任紅四軍團長師長軍長、軍團參謀長以及代總參謀長，跟著朱毛在湘贛轉戰多年。他被調任長沙市委書記時，毛澤東親自為他餞行並送他六十塊大洋；中央蘇區毛被排擠時，曾在龔駐守的酃都住了兩個多月，經常和龔談心，大吐受到三次開除中央委員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苦水。1929年12月又和鄧小平在廣西一起發動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鄧小平任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在長期戰爭中，歷次負傷，轉輾到香港辦報，到上海療傷，無論受到多少困難挫折，始終革命初衷不改。然而重返中央蘇區後親眼目睹毛澤東主持的肅反，大殺革命同志，過激的土地改革，殘害百姓，他未泯滅的人性促使他同情幫助這些受迫害的同志和群眾，自己因而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屢受批判，至使他感到有心革命，無力回天，1935年5月，終於下決心脫離中共。
脫離中共後，用龔自己的話說：「為了協助同志走出這個罪惡深淵」，他反過來參加了國民黨的剿共，曾誘捕項英和陳毅等而未成功。抗戰爆發後，在第七戰區任少將參謀。日軍侵犯廣東時，曾與日軍激戰於從化木殼嶺，殲敵甚多，為國立功。抗戰勝利後曾任徐州市長，在任期間很得民心。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員，1947年任北江專員保安司令。1949年10月解放軍兵臨城下，龔率部投降，舊相識葉劍英派他經香港去海南島策反樂昌同鄉薛岳。龔到香港後，深知政治的險惡，既拒絕為共產黨做說客，又拒絕蔣介石的委任，留港經商，一住四十多年，其間出版了「我與紅軍」和「龔楚回憶錄」(1984年7月9日楊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說，他和陳毅看過這兩本書，基本屬實)。八十年代後期，中共宣布不再追究前國民黨人員，樂昌縣政府極力邀請龔楚回鄉投資，花了七萬元巨款為他重建祖屋。1990年10月年屆九旬的龔楚攜夫人回鄉定居，到達韶關當天，發出三封致舊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的信以及致鄧小平電報，感謝容許回鄉養老。其後以樂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為家鄉引進四億港元的投資，1995年7月病逝，結束了傳奇一生。
筆者無意深究龔楚的是非功過，因為如果各人所站的立場和所取的觀點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結論：比如說，站在中共的立場一定會認為龔楚是一個大叛徒，罪該萬死；但是如果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龔楚當年能認識到中共的所作所為違背人性，掉轉槍頭拯救人民免於可預見的災難，他就是一個英雄。本文僅就龔楚所揭示出來的早期共產黨的種種作為，分析其取得政權後的倒行逆施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必然性。每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真正為國為民的人，都應該像龔楚一樣早晚脫離他反對他。如果說張國燾出走多少帶有內部權鬥的因素，那麼龔楚、司馬璐等人的背叛，則更多地出於對共產黨反人性邪惡本質的清醒認識。
有關中共江西時期大殺AB團，自相殘殺的紅色恐怖；以及過激的土地革命對社會經濟的極大破壞，無不在龔楚書中以及現今許多體制外的歷史研究中得到証實，從而也証明了中共的本質從來就是一個反人性反文明的邪惡集團。
先說濫殺同志：龔楚書中舉出很多實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楊際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及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和紅軍，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江西蘇區，毛澤東卻藉口肅清「改組派」大開殺戒，殺了許多廣西來的同志。李明瑞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佈置好的警衛員所殺。最殘忍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洩祕，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
林野福建人，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來江西蘇區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祕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同志革命意志不堅定……又出身反動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裏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為的革命同志，並沒有犯過什麼錯誤，為什麼要把他殺掉？為救林野，我找到項英問他，項英說在這革命嚴重關頭，為了革命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感情了……。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林野，……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你的意見很對，不過我們現在都不便說話了。”阮嘯仙接著說：“我和瞿秋白很快就要離開這裏，你和譚震林還要長期共事，何必得罪他呢？……”我知道林野已經無法挽救了。就在這天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當教務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我明知他們吃的是最後的晚餐，再沒有辦法救他們了！眼見這一對恩愛夫妻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感到好似有萬把利刃刺我心房，無法下嚥！我忽然一想，既然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這裏有空房，不如讓你太太在此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知我意思，附和著說……。可是林野夫婦兩人不知道我的用意，婉言謝絕了。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
「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
聯想起中共高官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長征將要開始時，他才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鬼」，奉命將祕密文件沉於水塘，上岸時已有兩個特務員守候著殺人滅口，幸得正巧一個指揮官路過，問明情由，說讓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
讀者看到這裏，不用筆者多說，或許都會明白共產黨是多麼血腥殘忍，多麼冷酷無情的邪惡組織了！看一個組織的性質，只要看其領導層的個人品質，必八九不離十。從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殺一事，讀者不難看出項英、陳毅和譚震林的凶殘和偽善。此外，龔楚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陰險奸狡、爾虞我詐的品質描述活龍活現，就算是被龔楚一直稱為老實人的朱德，入了共產黨也失去了人性。書中說到南昌暴動失敗後，朱德走投無路，是駐守廣東韶關的雲南講武堂舊同學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獨立編制，還給他補充了糧食服裝槍支彈藥。消息走漏後，李濟深密令將朱德繳械，范石生又冒著危險差人送密信叫朱德離開，朱德連夜拉隊出走，發動湘南暴動上井岡山。半年後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襲范石生，擊斃其副官，可谓以怨报德。龔楚說：「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聽了，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那句话。」看看從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始各級共黨領袖官員六親不認的「革命本質」，就不難明白他們的革命勝利以後，為何數千萬平民百姓，甚至和他們一起打江山的同志都慘死於他們手裏了！
再說殘害百姓：1933年7月，正是蘇區展開聲勢浩大的「查田運動」期間，有一天龔楚「經過離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裏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住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裏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裏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婦，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走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
……她們聽見了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特務員我姓什麼？當他們知道我姓龔，知道是同宗，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們的性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家裏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都在家裏耕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三人，可是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交五百光洋，否則老少六個都要坐牢。司令員啊，我們飯都沒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姓龔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說罷，不斷地磕頭流淚。這時候，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都替他們說情……。」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明白出面說情反會害了她們。數月前他率部經過福建長汀，有一位替他看過病的老中醫來找過他，求他幫忙說，行醫數十年在家鄉買了七畝田早被沒收了，兩個藥店伙記投了紅軍，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糧給他們家屬，還要繳一大筆捐款，繳不出來就要坐牢殺頭。龔楚鼓起勇氣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回長汀，他已被殺，藥店被沒收，孤兒寡婦已經淪為乞丐了！」
由此可見，共產黨殘害百姓不是從解放後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開始的，早在他成立初期，就是靠打家劫舍、殘害老百姓為生的，它本質就是一個殘民以逞邪惡的組織。中國原本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中共的暴力把它徹底破壞了。關於此，龔楚書中有極真實生動地描述：「廣東韓江各縣…..，在紅軍未來之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間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悠閒自得的生活。1927年8月南昌暴動失敗後南進途中，我隨大軍經過時，常在鄉村的茶寮裏、路邊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他們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羨慕。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以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中國農民在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共產黨激烈的階級鬥爭政策，並不感興趣，因而大多數人都採取觀望迴避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些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喜歡跟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不勞而獲。」
中共搞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革命，死了幾千萬人，弄到國弱民窮，幾乎被開除「球籍」，才知道過去天天講鬥爭是何其錯誤，才知道改口說要和諧了，真是諷刺之極！可惜橫蠻滿頇自大無知的中共領袖，至今仍然執迷不悟，用當年的暴力手段對付要民主要自由的人民大眾，武力鎮壓西藏人民要求民族自治宗教自由的合理要求，一條死路走到底。筆者想，他們若能靜下心來，看看龔楚先生等前輩的回憶錄，或許可以頓悟於萬一，改弦更張，像龔楚先生一樣迷途知返，為民族國家做點好事，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6/4/08紐約)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7月號，編輯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