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論」

「民主中國」在中國民主化呼聲高漲的今天，舉辦「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集合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智慧，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功在千秋。我覺得，這些論文收集起來即使不敢奢言對中國民主化有什麼重大影響，起碼會成為將來史學家研究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歷史資料。承編輯同仁錯愛，筆者已經在其上發表了五篇拙文探討中國民主化道路，希望能夠和廣大作者讀者共同討論。筆者的出發點對事不對人，單純就某些理論發表自己的看法，當然，在引用這些理論的時候，不得不提及出處，冒犯之處，敬請原諒。
近來，看到不少有關「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的理論，有些甚至認為中國民主化必須經過長期的「黨內民主」階段，才能達至「國家民主」的最終目的，筆者不敢苟同，在此發表討論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一，黨內提出民主的要求，只是為了小集團利益

據說，近年來黨內(特別是高層)就各項方針政策產生不同意見，因而提出了「黨內民主」的要求。不過，依筆者看來，黨內的這些民主要求大多並非為了國家民主，而是為了小集團利益，因此大可不必為他們唱讚歌。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黨內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權勢利益集團。我們可以從胡溫自言「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重大貪腐案件以及重大事故辦案困難重重、中央審計發現違規而不見法律懲罰、地方腐敗，群體事件和各種惡性事故要異地報道等等一系列社會現象中看出權勢利益集團的強大和瘋狂，看出地方勢力割據的膽大妄為。我們甚至可以從開放改革說得多，做得少；聽得多，見得少，以及一些中央大員各說各話的新聞信息中對上層的政治態勢有一個粗略估識。貪婪無恥的權勢利益集團，為了在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上討價還價，需要黨內民主，他們不想黨內再出現一個強人說了算或一個利益集團主宰的局面。他們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表進入上層，希望利用黨內民主盡可能地影響中央的各項決策，維護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這才是黨內民主提出的緣由和實質。他們的出發點絕不是為了國家民主，因為一旦實現國家民主，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勢和地位就會完全喪失，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對所謂黨內民主寄予什麼奢望。


二，黨外提出「黨內民主」，是因為黨國不分

照道理，在任何國家，政黨都不過是一些少數人的政治團體，是政治目標相同者的自願組合。他們願意成為一個現代民主組織也好，一個封建幫會組織也好，那是他們自己內部的事情，與其他人無關。在中國，即使是共產黨執政已近一個甲子了，黨員也不過號稱六千萬，佔全國人口二十二分之一，就算這六千萬人內部民主了，怎麼能說十三億人口都民主了呢？

在民主國家， 黨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他們那裏的政黨，都是一些鬆散的組織，只要認同黨的政治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一旦不認同了，隨時都可以離開。它們的合法存在和運作的前提條件是不違反國家法律，不對其他人造成傷害。同時，它們的存在和運作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議會政治、多黨競爭。一般情況下，如果一個政黨不民主，根本得不到選民的擁護，根本就不可能生存，所以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根本不存在什麼「黨內民主」的問題。
共產黨就不同了，他們一般都產生於落後的農業國家，產生於閉塞的封建社會，由此造成了它們封建的、家長式的和專制獨裁的組織結構，形同封建幫會組織。一旦加入了就等於簽了「生死契約」，要把自己的一切連同生命都交出來，黨員完全沒有個人思想和意志，衹是一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馴服工具」；此後如果意見不合，想離開都不成，會被當作叛徒處死，所以實質上是一個法西斯恐怖組織。而一旦讓這樣的組織上了台，他們用管理黨員的那一套家長式和恐怖手段管理國家，整個國家和民族必然陷於被恐怖統治的狀態，給國家民族帶來極大的傷害。因此，凡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無一不是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
六十年前靠武力奪取政權的中共，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他們視黎民社稷為私產，予取予攜。正因為如此，正因為這樣的「中國特色」，因而造成了黨就是國、國就是黨的錯覺。至使有一些人認為實現「黨內民主」就等於「國家民主」了，實不足為奇。但是如果放眼世界，就會覺得這樣的理論實在荒謬無比。

三，黨內民主與國家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黨內民主不民主是共產黨自己的事，我們需要的是國家民主。

退一萬步而言，就算如這些人所願，黨內實行民主了：可以黨內有派，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民主選舉黨魁了。如果仍然堅持一黨專制，國家沒有普選，所有的官員都由黨任命，黨法大於國法，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非真正民選，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 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黨內民主」有什麼意義呢？充其量也不過六千萬共產黨員有民主了，可是，十三億人民的民主在哪裏？
如前所述，民主國家裏的政黨，大多是民主政黨，否則他根本就無法生存，更遑論參加競選；而他們的存在和發展，也有賴於國家的民主制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國家裏的政黨不存在「黨內民主」的問題。
相反地，在共產國家，執政的共產黨都是獨裁專制的政黨，因而他們統治的國家都是獨裁專制的國家(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就有什麼樣的國家)。而只有在這樣的國家中，這樣的政黨才可能生存。試想一下，如果像中共這樣的法西斯黨在美國，在台灣，在日本，在歐洲會有市場嗎？能生存下去嗎？美國共產黨和新近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他們都比中共「黨內民主」多了，可是就因為政治綱領帶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色彩，或者甚至僅僅因為黨的名稱帶有「共產」兩個字，就根本在當地形同虛設，沒有任何政治意義。
因此，怎麼能想像在一個獨裁專制的極權國家，執政黨反而會實現「黨內民主」呢？這純屬一種政治幻想，世界歷史上找不出任何先例。

四，「黨內民主」絕非「國家民主」必經階段，相反，國家民主反會催生黨內民主。

相反地，只有首先實現國家民主，才反而催生政黨民主。讓我們看看周圍的政治現實，很多例子証明了這一點。比如說，在台灣的國民黨，也是一個有着獨裁專制傳統的政黨，他執政的國家政府也長期屬於一黨專制。可是，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形勢比人強。蔣經國、李登輝迫於島內民主訴求空前高漲，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得不順應時勢，交出政權，參加普選。先實現了國家民主化，在普選中落敗了，才知道痛改前非，對黨內厲行改革。在馬英九手上，將老邁的、習慣了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改造成一個新生的民主政黨。台灣的民主進程表明，並不如大陸有些人提出的那樣，必須先實現「黨內民主」，才能實現國家民主。台灣人民更沒有讓國民黨長期享有政治特權，而是要求國民黨和其他政黨一起平等地參加普選，在敗選的壓力下，國民黨不得不實行黨內民主化。

再看看我們的小鄰國不丹，受西方教育的國王旺楚克決心放棄權力，實現國家民主化，而國內連政黨都沒有。為了開展普選，設立議會，實現多黨競爭，才鼓勵人民成立政黨。在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大氣候下，怎麼可能會出現像中共一樣的反民主政黨呢？所以說，反過來國家民主化會催生政黨民主化。

國民黨的經驗值得共產黨好好借鑑和學習：台灣人民不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要求首先國民黨民主化，同時長期給予國民黨政治特權，無限期地等待他民主化了，然後才實現國家民主化。而是相反，集中力量推動國家民主化，國民黨要參加競選，就不得不實現黨內民主化，從而一步到位地，最終實現了國家和政黨都民主化的目標，尤其值得大陸人民借鑑和學習。

(寫於0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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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8年11月27日「民主中國」)

台灣模式是最佳選擇

自從一九零八年清政府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到今天，整整一百年過去了，世界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連不丹這樣的小國)都已實現了民主。可是，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只有少數人有幸走出了專制統治怪圈：台灣實現了民主憲政，雖然遠未成熟，但總算是踏上了民主之途；港澳在中共的施捨下只有半吊子民主，正在抗爭之中；而人口眾多的大陸至今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還在苦苦探求實現民主憲政之路。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體中國人借鑒別國的成敗，特別是參照港澳台的經驗和教訓，共同探索一條中國民主之路，十分有益和必要。貴刋舉辦「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為中國民主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眾所公認，知識分子走在這一探索的前端，理論探索更是實踐的前哨。筆者注意到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前者有衛子游先生「中國民主化現實道路」提出的：「黨委會議公開化、人大會議制度化」以及「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後者有張鶴慈先生「中國：自由先於民主」主張：「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請參閱「民主中國」2008年5月22日「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再和衛子游先生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和07年11月18日「民主論壇」「民主和自由一樣重要——致張鶴慈先生」。
近閱香港「開放」雜誌08年10月號蘆笛先生「趙紫陽：中共絕無僅有的人材」，提出類似的民主化方案，筆者感到驚訝之餘，才覺這種想法在中國知識界可能已形成一種思潮，因此更有必要大家討論。蘆文說：「把中國先改成個古羅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國(只聽說過古羅馬有奴隸和奴隸主之分、南非有黑人和白人之分，從未聽說過有黨員和非黨員之分——筆者註)。在這種國家中，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具體的做法是，撤銷現有各級人大，以各級黨代會代替之，各級政府就是黨代會選舉出來的內閣。國家主席也由全國黨代會選出……黨內實行英式民主，選舉必須是嚴格的西式競選，黨代會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級黨委會則予以撤銷，軍警憲特內的黨組織一律撤銷，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機構內的黨組織也予以解散，完全獨立於立法與行政系統。」蘆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先在堅持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將中國改造為自由的國家，它照顧了共產黨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構成了向全民民主的平滑過渡階段。不難想見，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共產黨就會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一黨專政就能平滑過渡為多黨競爭，而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有趣的是，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認為香港是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範例，可作為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渡階段。
筆者不敢苟同，其理由見上述兩篇文章，現補充簡要說明如下，請蘆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中國民主化是否一定要分兩步走，先黨內民主，後國家民主？是否一定要長期保留中共政治特權？
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在民主潮流洶湧澎湃、普世價值(特別是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被廣泛認可的今天，提出剝奪佔人口大多數的非黨員政治權利，簡直是匪夷所思！這說明蘆先生對政治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缺乏認識，而覺得政治權利不過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老百姓有了「其他公民權利」就足夠了。無論蘆先生出於何種誠意，顯而易見，這樣的方案不但未能促進民主，反而是民主大倒退。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沒有民主，但共產黨起碼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公開反對民主，不得不使用假民主來掩蓋專政本質，他們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至少名義上涵蓋各黨派各階層。我們爭取民主就是要將人大正名化，爭取人大代表真正由普選產生，成為將來民主憲政下的議會；而不是像蘆先生所建議的那樣將其黨派化，把人大變成共產黨的「黨大」。
況且，即使蘆先生的本意是指過渡階段，卻並沒有提出時間表，我們需要耐心等待共產黨「逐漸分裂為代表不同利益的兩黨或多黨」，不知要等到猴年馬月？如果他們不分裂、或者假分裂，我們怎麼辦？難道永遠等待下去嗎？比起衛先生提出的「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還不如。筆者在與衛先生討論的文章中說過：「這是一張無期支票，所謂「逐步」和中共硬塞進香港基本法中「循序漸進」一樣，都是沒有法律意義的遁詞……須知中國人民為民主憲政已經奮鬥犧牲了一百多年，他們對民主憲政的強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勢不可擋，刻不容緩，他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這種過程被不合理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就必然會被人民視作毫無誠意，只是對他們的推搪和敷衍，達到延續其獨裁專制政權的目的，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清末的行憲改制失敗引發辛亥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歷史例証和教訓，中共當局及衛先生們不可不引以為戒。」
蘆先生說「倘若真的實行這個方案……精英民主將最終發展為全民民主。」將共產黨的黨代會視作「精英民主」，將共產黨員視作「精英」，簡直讓人笑掉大牙！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許多人不但不以黨員為榮，反以為恥。筆者在大陸遇見許多老同學老朋友，不少羞於承認自己是黨員；有些主動退黨、有的不交黨費，不參加黨的活動。蓋因今天的中共成了貪污腐敗、雞鳴狗盜的代名詞。同篇文章裏筆者說過：「中共的政權本來就是暴力取得的，將近六十年了，他們享盡了特權，我們也受夠了。如今請他們交出政權，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有甚麼好客氣的？憑什麼還要為他們特設一個享有否決權的「參議院」，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筆者堅持這種看法。
蘆先生和衛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出要給中共保留政治特權和既得利益，似乎非如此中共就不會交出政權。筆者不這樣認為。在國內強大的民主訴求和國際壓力下，有可能共產黨不得不交出政權，就像當年面對辛亥革命的滿清政府，也像顏色革命下的蘇聯和東歐。蔣經國坐在輪椅上對國民黨大會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退一步講，即使台灣不出蔣經國、也必然會出一個張經國、王經國；蘇聯不出戈巴卓夫，也必然會出一個戈巴洛夫。意思就是說歷史的潮流誰也阻擋不住，阻礙歷史前進的人必被淘汰，順應歷史潮流的新領袖必會應運而生。中共既然出不了蔣經國，但是被世界民主潮流衝擊，國內民主運動高漲所迫，不得已走向民主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胡錦濤不改革，難保黨內不會出現一個張錦濤、王錦濤？當然，如果他們冥頑不化，再向人民動手，也有可能當中國的壽西斯古。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若再發生八九年的六四慘案，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了。
台灣李登輝總統任上開放普選，他和國民黨都沒有要求像蘆先生衛先生給中共設計的那樣：國民黨黨代會變成最高權力機構，國民黨中央全體組成「參議院」，李登輝擔任「參議院院長」。蘇共瓦解和下台的時候，也沒有專門設置一個「參議院」來安置他們的中央委員會。當然，這需要政治家的民主視野和寬闊胸襟，以中共的素質不一定能做得到，他們的素質決定了將死攬權力不放，所以我說他們不會領你們的情。反之，如果人民群眾的民主力量強大，包括中共黨內軍內都有支持民主的力量，幾個執政者再頑固不化，也不可能保留政治特權。清朝皇帝的退位也可看作是改良或是顏色革命的結果(因為辛亥革命並不像「解放戰爭」)，並無保留政治特權，後來連經濟特權都取消了。所以筆者認為和平改良不等於一定不徹底，有可能爭取到完全實現民主憲政的目標。共產黨唯一的出路是效法國民黨：交出政權，參加普選。
所以筆者認為，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民主革命一步到位，並不需要蘆先生和衛先生設想的「過渡期」，分兩階段完成，台灣模式就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擇。
二，所謂「有自由無民主」(或稱「先自由後民主」)的香港模式是否最佳選項？
筆者同樣認為否。蘆先生和張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筆者認為，香港目前這種社會狀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外，而這種畸形的狀況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所以不可以作為自由先於民主的例証，更不可以作為中國民主化的範例。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是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留給香港人最好的禮物之一。雖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計想削弱和取消它，不斷地通過陰暗的手段企圖達到目的，但礙於自由人權已經成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況且在世界輿論監督之下，而一時難以辦到。 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雖然沒有多少民主權利，由於殖民地地位，總督不可能由普選產生，只能由宗主國委派。但是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老牌西方民主國家，宗主國有民主，殖民地也間接有民主。港府所有官員議員的任命任人唯賢；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輿論監督之下，沒有任何個人特權；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開始，當香港回歸中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英國才意識到民主對於香港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性，開始引入民主選舉，並試圖在一九八八年直選立法會，一九九二年進行政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被北京視為「陰謀論」，遭到其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這種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尷尬局面。
為什麼這種半吊子民主社會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因為七百萬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數明白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眼前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必然會被不斷侵蝕，以致最後喪失殆盡。於是，回歸十年來，勇敢的香港人面對一個強橫的專制政權，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爭取雙普選的抗爭。二００三年、二００四年兩次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實現普選，明確地表達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迫使北京讓步，擱置強迫港府就 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回歸十年來的現實，最清楚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沒有保障，最後必然落空。這十年來，北京不斷地暗中蠶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權，拒不兌現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莊嚴承諾，至今民主普選仍遙遙無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四次強行「釋法」，動搖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基礎；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勢力、滲透傳媒影響輿論、發動言論圍剿、敵視民主派、用經濟手段收買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為，無不告訴我們大家：沒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權隨時都會被剝奪。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毋須向選民負責，只需取得北京的歡心，就可以穩坐特首寶座，怎麼可能指望這樣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權呢？而立法會迄今為止只有半數議員是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他們雖然竭力代表民眾發聲，但未能取得絕對多數，有心無力。香港人擁有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實有賴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所以筆者認為，香港模式不是中國民主化的範例，更不是必經過程；只有台灣模式才最適合中國，才是中國民主化的最佳選項。
(寫於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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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8年11月12日「民主中國」)

鳥盡弓藏，卸磨殺驢——推介齊彧「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

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去年在香港出版後，美國紐約有幾個素未謀面的讀者與我聯絡，或是同齡、同鄉、或是同經歷、同學的同學……，他們想和我分享心得。可是其中一位傅建中(筆名齊彧)先生非以上情況，他說他也寫了一本回憶錄：「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找我幫助在香港出版，讀者在這裏看到的是筆者對這本書的評論。
傅先生是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先生的曾外孫，其外祖父黃一歐是黃興先生的長子，其母是黃一歐先生的獨女，所以雖然傅先生是黃一歐的外孫，但卻是唯一的孫子。自從出生後六十天，就被外祖父母從唐山開灤煤礦接回湖南長沙撫養，此後一直跟隨外祖父母成長，數十年來耳聞目睹很多歷史故事和人物，為不使歷史真相被湮沒，他下決心克服重重困難寫出這本書，我為他高興，也為自己能夠幫助他出版開心。
傅先生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本人寫的不是歷史書，也不是小說，完全是作者同外祖父同餐共寢、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聽來和親身經歷的故事。」因此筆者看，這本書介乎回憶錄和歷史通俗讀物之間。由於其外祖父所說均是一些零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要把它寫成一本書，難度較大，於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很多歷史背景、人物介紹和作者的評述，輔以眾多的歷史圖片，甚至在書後附錄了若干歷史人物介紹供參考。以作者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年紀，自言因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關門，「未能像正常社會裏的正常人一樣受到完整的系統的基礎教育」，能寫出這本書已經很不簡單。因為該書不但文筆簡潔流暢，敘事清楚，而且具有大多數同齡的大陸人，特別是那些被共產黨招安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那些狂熱狹隘愛國憤青所沒有的政治見解。誠如作者所言，海外有些高幹子女出版了一些著名的著作，也不過是「反毛不反共」，而他自己本人則是既反毛又反共更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比如書中說到毛澤東，文革前毛去湖南，召見作者外祖父黃一歐，後者拒見龍顏，因而作者也失去了瞻仰當朝聖上的機會(其外祖父曾帶他去政協見過末代皇帝溥儀)，但從外祖父和毛澤東的交往，對他的評價，從諸多毛澤東舊相識所寫的回憶錄中，傅先生對毛澤東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和很恰當的評價。書中說：「如果不是歷史的巧合，比如日本人入侵中國及隨之而來的西安事變(筆者認為應加上：蘇聯將東北整個交給中共——筆者註)，那麼毛澤東頂多不過是洪秀全第二。」這句話說得太精采太精闢了！一言概括了毛澤東的本領能耐和他得天下的箇中因由。
此外，作者還通過對二十多年來跟隨外祖父母在長沙生活的描述，讓讀者看到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對非共民主人士的摧殘。一九一０年冬，作者的外祖父黃一歐先生還在日本留學，其父黃興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想到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不但寫下遺書，還急電他從日本趕來參加。該次震驚世界並且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根基的壯烈革命，犧牲了海內外各界七十二名優秀的中華兒女，領導人黃興也被打斷兩隻手指，父子兩人同上戰場成為歷史佳話。革命成功後，黃一歐先生曾經官拜少將司令官，由於和蔣介石政見不合，逐漸退出軍界政壇，但也為國家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一九二九年代表國民黨去東北和把兄弟張學良談判統一、一九四九年勸喻兄弟親家程潛「和平解放湖南」(程潛為其四弟的岳父)，拯蒼生水火之中，免百姓生靈塗炭……。因而「解放後」被中共聘為政府顧問、政協委員。可是不久後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作為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的後代，也未能倖免，私人房產被沒收，一步步從城市趕去鄉下，十幾戶人擠在一屋，工資也一減再減，最後剩下每月三十五元勉強維持祖孫三人的生活，文革中外祖母還被當作地主分子抓去關起來批鬥……。總之，就像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共產黨就像一頭怪獸，先是吃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作者祖孫三代在中共統治下幾十年的生活，就是中共吃朋友的寫照，也就是本文標題「鳥盡弓藏，卸磨殺驢」的含義。
筆者對該書作者最欣賞的地方，除了上面所述對中共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之外，就是佩服作者的勇氣。作者大膽地寫道：「我母親中學畢業後，響應共青團的號召，與家庭劃清界線，分配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工作，隨便找一個成份好的男人結婚，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現像，這件事讓外祖父母非常痛心……門不當，戶不對，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悲劇。」作者不懼通過自己父母不幸的政治婚姻來剖釋毛共所建立的極度扭曲畸型的階級社會，這樣的認識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樣的勇氣更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他讓我想起了我妹妹同樣的，但更不幸的婚姻。為了逃避政治迫害，不但迫於無奈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嫁入一個外省的工人家庭，而且還天生麗質英年早逝，實際上是被毛共所謂的「階級路線」軟刀子殺死的，令活著的親人含恨終生，其間揪心的苦痛真不足為外人道。(請讀者參閱拙作「中國—— 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
該書除了敘述很多從外祖父口裏聽說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外，對日常生活還有很多生動風趣的細節描寫，言詞簡樸，真情流露。比如說，在中共統治下，作為民主人士和一家支柱的外祖父收入每況愈下，抽不起盒裝煙了，自己買了個卷煙機，將香煙屁股收集起來拆開重捲。作者年少頑皮，將火柴頭捲入香煙中，外祖父拿來敬客，差點闖出大禍。又有一次，作者外祖父去平民醫院看病，晚上醫院要關門了，還未輪到他。原來作者將病歷簿上「黃一歐」的「一」字上加了一畫，當時大陸的病歷簿本來就字體潦草，湖南話黃王不分，結果護士唸成：「王二麼子區欠」，害得外祖父在醫院裏白等一天。閱之令人生笑之餘，也同時品嚐了生活的沉重和見証了社會的黑暗。最令人感到苦澀的是，作者寫道：
「外祖父回憶起他的艷遇來(其外祖父曾在美國火車上遇見一位金髮少女——筆者註)，總是眉飛色舞，哪怕是在文革期間最艱難的日子裏。有一次我沒好氣地說：“你那時要是找了那個外國女人就好了。”他說：“那就不會有你麼。”我頂撞他說：“你要生我們出來幹什麼？你一個人受苦還不夠嗎？”我見他臉色突然凝重起來，眼眶也紅了，長久沉默不語，我吃了一驚，知道話說重了。……」
作者從一個平常的、不經意的生活細節裏，讓讀者看到了時代轉變的沉重痕跡，更讓讀者透悟出那個黑暗年代裏政治株連的可怕，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小小的年紀，已經幾次想到自殺。」
這本書曾經國共兩黨馬英九、李銳等過目，他的成功就在於他重現了真實的歷史，無論是外祖父口述的歷史，還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歷史。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只有以史為鑒，才能澤披未來。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文學作品也一樣。該書美中不足之處是由於牽涉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太多，親屬關係又太複雜，時空跨度很大，無論寫作和閱讀都很難抓住重心。由此會給人一種東拉西扯的感覺，但如果將其看作一種新的文學嘗試，反而會在這種自然而然的閑聊中認識歷史，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


(寫於2008年9月2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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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08年11月號「爭鳴」雜誌)

「一舉粉碎四人幫」有什麼好誇耀的？

近日藉華國鋒去世及三中全會召開，大陸傳媒大肆宣傳三十二年前「一舉粉碎四人幫」宮廷政變，官方說詞是：「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果斷行動，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連續一星期播放「驚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紀事」歷史回顧節目，反覆宣傳華國鋒如何英明決策，葉劍英、汪東興等如何周密籌劃，中南海御林軍8341部隊如何勇敢機智，王、江、張、姚四人幫又是如何醜態百出……。讓人覺得中共黨內鬥爭反反覆覆和翻雲覆雨之餘(胡錦濤間接為華國鋒、汪東興平了反，搧了鄧小平耳光)，也為他們的幼稚無知和恬不知恥感到噁心。
沒錯，經過篡改歷史專家的篩選，經過中宣部的嚴格審批，拿出來給大陸民眾洗腦的全是「正面材料」；而「負面材料」則永遠沒有機會和大陸民眾見面。直到三十二年後的今天，他們還只能看到天安門前青年男女扭秧歌、游行、呼口號……看不到背後的無恥、骯髒和弔詭。現時，關於這場宮廷政變，當事人的後代比如葉劍英女婿劉詩昆、熊向暉的女兒熊蕾文、耿颷兒子等的採訪錄或回憶錄，披露了許多歷史細節，海外史學家更有許多研究成果，都說明了所謂「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近代史大事件其實不過是一場典型的宮廷政變。無論從他的過程、法理依據和結果都完全違反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誇耀的，更不值得什麼隆重紀念；反而應該冷靜客觀地加以分析和檢討，從中汲取有益的歷史教訓。
首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過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自古以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演過無數次，史學家曾經擇其典型，歸納成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十大宮廷政變」：李斯矯昭、周勃誅呂、王莽篡位、司馬除曹、楊廣弒父、玄武門之變、張崔復唐、陳橋兵變、靖難之變、戊戌政變。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因之一就是林彪在軍委會上一次危言聳聽的「提防軍事政變」的講話。而毛澤東發動紅衛兵，用非常手段打倒劉少奇等黨內政敵，實質上也是一場宮廷政變，只不過沒有像「一舉粉碎四人幫」那樣在紫禁城裏動用武裝力量而已，但其不正常不正當的實質是一樣的。可怕的是這一場政變後來演變成一場大浩劫，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一舉粉碎四人幫」和以上這些宮廷政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使用不正當不正常的陰謀手段來對付政敵，和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正相反，也正好說明毛澤東不過一個講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而且，「一舉粉碎」的事實過程，根本就不像中共後來幾經篡改的那樣，華國鋒、汪東興下台了，就把一切功勞記在葉劍英、李先念等頭上。現在披露的資料表明，葉劍英親口說過「逮捕四人幫這件事，我不敢幹，鄧小平也不敢幹。」李先念甚至說過：「這種事情幹不得，要殺頭的。」現在華國鋒死了，又重新把這一項殊榮放回他的頭上。中共一貫善於篡改歷史，在這件事情上也不例外。斯大林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就中共而言，不但國家民族的歷史是由中共寫的；就算是他自己的黨史，也是由在台上掌權的黨棍寫的。

其次，「一舉粉碎四人幫」完全缺乏法理基礎。我們不能奢望中共這個靠暴力上台的政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還政於民實現民主憲政，但可以期望他在黨內有起碼的民主，讓不同的意見有發表、商討和表決的可能，重大決定由集體作出，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個人獨裁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減少人民大眾所受到的傷害。而中共這兩次宮廷政變連最起碼的廬山會議那樣的開會表決都付之闕如，連裝樣子的表面黨內民主都沒有，因而，用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來衡量，根本就是惡行，根本就應該聲討！怪不得陳雲說：「用這種手段來搞黨內鬥爭下不為例」。並非陳雲同情四人幫，而是他深謀遠慮地感覺到，此例一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將走向武裝化、陰謀化，加速這個邪惡政黨的滅亡。人們很自然會問：你代表黨意民意，真理在握，何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全會通過表決來解決爭端？(你們攻擊詆毀的蘇共，人家讓馬林科夫、赫魯曉夫下台，都是通過中央全會表決，起碼比中共文明一些)你用軍事手段搞宮廷政變，「一舉粉碎xxx」，改天人家也能用同樣的手段來「一舉粉碎」你，如此這般，國無寧日，於蒼生百姓何益？胡錦濤如果聰明一些就不應該人云亦云唱讚歌，這樣做等於為將來可能針對你的宮廷政變背書，到時就啞口無言了。再說，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生活在隨時有可能發生宮廷政變的陰影下，活得這麼累，這麼恐怖，值得嗎？
事後，鄧小平曾主張判江青、張春橋死刑，陳雲力主「不可殺」。他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以後不好辦。」還說：「如果你們堅持要殺，須在會議記錄上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那時候，不是提出要「依法治國」嗎？不是剛剛出爐「刑法」、「民法」等毛澤東時代完全缺失的法律嗎？怎麼人的生命可以由幾個當權者在背後作私下交易呢？法理依據何在？那不是等於說中共的所謂「依法治國」不過一場兒戲？且根據現在所有的資料，除了說王洪文曾經去部隊學開坦克車(為什麼不可能是他的娛樂？)，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發武器給民兵(民兵怎能和正規軍對抗？)之外，找不出任何証據証實上海幫要搞「武裝叛亂」。看來對四人幫的審判很多是先入為主，就像布殊以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結果卻什麼也沒有找到一樣，完全缺乏法理依據。但是，民主國家是知錯能改，布殊總統在國會承認錯誤，國防部長拉姆斯菲尔德為此下台，美國正在落實從伊拉克撤軍時間表；而獨裁專制政權無論犯了多大的錯誤 ，即使是餓死了數千萬人，用毛澤東的話說：「我不會下罪己詔」。不但不認錯，而且還恬不知恥地大肆宣揚，這就是文明和野蠻的區別。

最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並沒有給我們帶來我們想要的結果，有人說至少發展了經濟，改善了生活。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現象，實質上一黨專制而人民處於無權狀態的局面並沒有根本的改變，不過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走了一個暴君毛澤東，來了一個昏君鄧小平。雖說鄧小平為了挽救黨國，迫於無奈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毛澤東時代貧窮落後的經濟面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貪污腐敗、官商勾結、錢權交易、道德淪喪等等壞風氣，走上了一條封建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稱壞的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邪路，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新的痛苦和災難，令他們面對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而無奈哀嘆、令到他們不得不面對毒米、毒麵、毒肉、毒菜、毒奶…….而徬徨無助。這樣的「一舉粉碎」對中國歷史進步有多大的益處？對廣大人民大眾有多大的益處？一旦走上這條邪路，而且一走就是三十多年，積重難返，要回過頭來重上正途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如果對照現代文明社會民主憲政的普世價值，所謂「一舉粉碎」就更不值一提，只能作為以暴易暴的典型案例，給世人留下反面的教訓。只有跟上世界潮流，和現代文明接軌，徹底實現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實行全面普選，開放黨禁報禁，讓人民大眾真正做國家的主人，軍隊國家化(不再是某個黨的黨軍、不再是某個人的御林軍)，才能從根本上永遠杜絕這種見不得人的宮廷政變，一切政治活動都在陽光下、在全國人民的監督下進行，這才是值得我們驕傲和誇耀的事情。

(寫於0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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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8年11月3日「議報」第379期)

呼龥世人關注楊佳案中案

楊佳案發生後，筆者先後在8月號「爭鳴」雜誌和10月15日「新世紀新聞」發表兩篇文章：「楊佳案考驗中共法治」、「殺楊佳易，平民憤難」，希望能為救人一命和司法公正出點力。可惜滿頇橫蠻的中共政權對清晰表露的民意仍然置若罔聞，一意孤行地黑箱作業，草菅人命，所謂「依法治國」再次淪為世界笑柄。其中最野蠻最惡劣的莫過於公然綁架楊母的案中案。筆者呼龥一切正直有良知的國人、一切愛好和平法治的外國友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民主國家人權組織都應該給予高度關注和聲援。
據海內外傳媒廣泛報道，7月1日楊佳案發生後，當日楊母王靜梅即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帶去大屯派出所，接受來自上海的公安人員調查，從此人間蒸發。她的父親、親妹妹王靜榮及前夫楊福生均無法與她聯絡。兒子已被判死刑，來日無多，母親卻失蹤一百多天，未能和兒子見上一面，這真是世界奇聞！王靜榮等當事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報案，卻被推到上海警方身上，說要求楊母協助調查的是上海警方，北京公安無能為力(這就奇怪了：中共不是一貫宣揚政令高度統一，反對地方主義嗎？)而上海警方一面表示「不知情」，一面又可以公佈說判決書已送達楊母，又可以出示楊母簽署的聘請律師委託書！ 光天化日之下，一個政府的執法機構可以這樣自相矛盾和恬不知恥，真是匪夷所思，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眾所周知，在民主文明國家，「綁架罪」或者「非法禁錮罪」都屬嚴重刑事罪行，罪犯將被處以重刑，直至終身監禁；而政府的職責之一就是防止這種罪行發生，怎麼能想像世上竟然會有犯這種罪行的政府？！因為民主政府由普選產生，他必須對每一個公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負責。在他管轄的範圍內，如果有任何一個公民失蹤了，他的執法機構必然會盡全力去尋找、偵查和破案，在最短時間內，向被害人家屬交代，向國人交代。就美國而言，甚至對半個世紀以前，在二戰期間以及其後在韓戰越戰中失蹤的軍人，即使已經死亡，都力求找出遺骸，運回母國 安葬，以表示對他們的尊敬。在香港，五個總警區均設有獨立的失蹤人口調查組，只要懷疑有人失蹤，即可報案，並無失蹤時間限制。比如有些小朋友賭氣離家出走，家長可即時報案；男女戀人激烈爭吵後一方不知所終，也可即時報案，因為有即時發生危險的可能。其後如有發現有人，包括死傷者與之特徵相符，均會立即通知親屬前往辨認。另外，如果失蹤人口超過十八歲，警局查到下落，為保障隱私，衹會通知報案人對方安全，而不會告知對方所在的地點。這些條例，無疑從各方面保障了公民的安全和隱私，對公民的生命財產高度負責。

相比之下，在中國這樣一個靠暴力上台的極權政府，不但完全沒有失蹤人口調查處理的法例，失蹤人口的親屬完全處於孤立無助的困境，從而造成了大規模拐賣兒童的駭人聽聞的社會現象；而且從楊母失蹤一事完全有理由懷疑是政府機構參與綁架禁錮，換言之，就是政府犯罪行為！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有如此明目張膽知法犯法的政府？有如此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府？因為從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開始，就從來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和尊嚴放在眼裏。戰爭時期不用說了，為了奪取一城一池(比如長春)，可以下令將已經斷糧多月，跪在陣地面前苦苦哀求放生的老百姓趕回去，甚至就地槍殺，以致餓死打死了幾十萬人。黃泛區會戰的時候，共軍用人海戰術，強迫老百姓頂著鐵鍋衝在前面，死傷太多，國軍打到手軟，連機槍手都不忍心再打了。這幫土匪上台以後，肅反鎮反、反右、大饑荒、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餓死、打死、鬥死數千萬人，他們可曾向老百姓說過一句「對不起」嗎？相反，毛澤東說：「我是不會下罪己詔的。」在他們眼裏，老百姓的生命尊嚴一文不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死多少人不過一堆數字。所以，他們認為綁架禁錮一個小蟻民，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可是，時代不同了，面對瀕臨破產的社會，鄧小平不得不「改革開放」。現代科技一日千里，網絡通訊、人員交往打破了共產黨數十年的鐵幕封鎖，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老百姓知道了真相，認識了民主文明，毛澤東自稱的「無法無天」行不通了，共產黨不得不宣稱「依法治國」。而人民則學會了用普世價值的標準來衡量和要求執政者。表現在楊佳一案上，網絡民意一面倒為楊佳喊寃，強烈要求公開公平審訊；數十名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要求特赦楊佳；上海人民甚至喊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的口號。在這種群情激昂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居然還敢於公開綁架和非法禁錮一個重要的證人，而且長時間不對其親人及公眾作任何交代，公然知法犯法，對於這樣一種政府行為，國際社會怎麼能坐視不理？怎麼能不對受害人伸出援手？
退一萬步講，就算如中共政府所說，你們沒有綁架和禁錮楊母(？！)在你們管轄的區域裏，有公民不明不白地失蹤了，作為一個政府，難道沒有責任去進行立案、偵查、破案，並且向其親人及公眾交代嗎？難道可以對當事人親屬的報案和投訴置之不理嗎？難道可以長時間裝聾作啞嗎？即使是對一個犯人，你們也無權侵犯他的人權，他有權選擇律師為自己辯護，他有權要求會見自己的親人，憲法什麼時候容許你們剝奪犯人的權利了？再退一萬步講，你們不是口口聲聲說奉行「人道主義」嗎？難道你們就如此鐵石心腸，眼看著一個青年將要被你們處死，都忍心不讓他臨死前和他的父母見一面嗎？即使是法西斯，也不該這麼殘忍吧？！
最後，請看诗人江雪之作：
妈妈，你在哪里？——为失踪的母亲而作 （节选）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愤怒
　　……　　
我是无罪的，是他们违法，有罪的是他们
　　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
　　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
　　我想不通，妈妈，这是个什么世代，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害怕
　　我感觉到处都很黑，天黑，地黑，心也黑
　　我想回家，妈妈，
……
　　我梦到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流氓的国家
　　到处都是流氓的盛宴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妈妈，您在哪里？
　　我很孤独，也很悲壮
　　我马上要上路了，一个人在路上
　　我将要继续我的旅行，
……
　　您别离开我，妈妈
　　我舍不得离开您，我不能没有您，妈妈
　　我们一起去天国吧，妈妈
　　妈妈，您在哪里？

　　别了，妈妈
　　别了，我的亲人
　　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别了，那些恨我爱我的人们！

(寫於0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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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8年11月1日「觀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