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海外網站披露出來的中共高層內鬥令人怵目驚心：十七屆四中全會習近平未能如期接任軍委副主席、江澤民以普通公民身份登上天安門檢閱「六十大慶」遊行隊伍、習近平向德國總理贈送江澤民著作、在日本強見天皇謀求外國承認王儲地位、李克強、劉雲山等爭相朝拜井岡山以示正統、特別是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大搞「紅色恐怖」(BBC廣播電台報道已超過2500人被捕)，１２月１日開展第二輪涉黑案审判前，胡錦濤三派調查組下重慶，董書民取代王立軍任武警總隊第一政委、黄奇帆取代王鸿举任市長、被羁押的原高等法院局長乌小青突然「被自殺」……全都被冠以「江胡鬥」，看似不無道理。
不久前流亡海外民運人士萬潤南先生稱：中國是否能進行改良？不取決於老百姓，而是取決於當權者，因為改良是自上而下進行的；而中國會否進行改良？則取決於當權者所面臨政治危機的嚴重程度，當他們自覺太平無事的時候，絕不會主動想到更不用說進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危機嚴重到威脅其統治的時候，才不得已而為之的。說得很對！這裏所說的政治危機，除了民間日漸高漲的民主呼聲、此起彼伏的維權群體事件外，共產黨從成立到滅亡伴隨終身、由其本性決定、激烈弔詭的黨內鬥爭更容易引爆。不過，凡事都有兩面，當政治危機一旦爆發，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到那時候才想起改革已經為時晚矣，晚清在辛亥革命爆發後頒佈的「重大信條十九條」就是前車之鑒。
說到黨內鬥爭，張軼東先生認為中共目前一如既往，黨內矛盾遠遠比黨外矛盾複雜、黨內鬥爭遠遠比黨群鬥爭激烈。中共掌權之後歷次所謂「路線鬥爭」，都是在黨內鬥個你死我活塵埃落定以後才讓群眾知道的，「高饒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林彪叛逃」、「一舉粉碎四人幫」……莫不如此。說得也很對！這是中共草莽反智本質以及絕對化極端化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只要共產黨的本質沒有變，這種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聞名於世的黨內鬥爭就永遠不會停止；基於執政黨地位，由黨內鬥爭導致政局劇變也永遠不會停止。眼下中國大陸的跛腳「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由此帶來的官商勾結貪污腐敗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也已經走向極限，貪官污吏前腐後繼、群體抗爭此起彼伏、政治改革呼聲日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次迫在眉睫，凡此種種必然會反映到黨內鬥爭中，中國大陸隨時會一夜之間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政治新聞。別看那些善於表演的最高領導人在鏡頭面前「高度團結」，但是往往「萬歲不離口，背後下毒手」，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共不但整個政權都坐在火山口上，胡溫等所有高級領導人個人的命運也可說朝不保夕。若是被黨內鬥爭鬥垮，隨時會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罪名關進秦城監獄；若是被革命推翻，下場可能更慘，君不見齊奧塞師庫剛剛在十萬人群眾大會上威武演說，四天後已經命送黃泉？
儘管掩掩飾飾，黨內鬥爭的劇烈複雜還是難以瞞天過海，相比之下，「太子黨」得其父兄輩殘留權勢人物江澤民、李鵬等鼎力支持、自命為「紅色接班人」、借人民大眾對錢權勾結貪污腐敗的憤怒、對「新三座大山」的不滿，「唱紅打黑」，重拾毛澤東左派旗幟，企圖佔領「道德高地」，且他們分居地方大員要津，眼看比胡錦濤「團派」強勢得多。相反，胡溫非中共高幹家庭出身，靠「逆向淘汰」層層爬升，靠鄧小平個人的「隔代指定」坐上高位，其政界軍界均無根底，勢單力薄，明顯處於劣勢，甚至岌岌可危。更致命的弱點是，胡錦濤政治指導員出身，「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早已融入體內血液裏，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理念，更沒有獨立的意識形態，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旗幟，面對左右兩派夾攻，唯有兩面封殺，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看來難免敗於「太子黨」。
海外很多評論都說胡錦濤庸材一個，思想保守、機械木吶，不會有所作為，筆者不這樣看。因為能夠在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裏，數以千萬計的基層幹部中步步爬升，得鄧小平垂青，以一個茶葉商之子能登上龍壇，絕非一般人；並且在如此複雜險惡的黨內鬥爭中至今屹立不倒，沒有兩手高招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筆者寧願相信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應該很清楚雙方的陣勢。海外傳媒紛傳他「團派」行兵布陣、前兩年拔掉了上海幫陳良宇、今年阻止習近平接班軍委副主席可略見一斑。同時海外傳媒說他可能還存在幻想，想平平穩穩地守完餘下的兩年任期，功成身退。須知人算不如天算，一如老毛所說「客觀形勢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以黨內鬥爭如此激烈複雜計，未必能守得完這兩年；即使退一步講，守完這兩年下台後，能保証不被清算嗎？若以民族大義說，將來歷史則祇會把你等同中國的勃列日湼夫一具僵屍。
須知兩軍對陣，非單純的軍力相比，更重要的是民意的力量，「太子黨」利用人民群眾對貪官污吏的仇恨，「唱紅打黑」博得一片喝采聲，已經先拔頭籌，如果胡錦濤還不省悟過來，很可能敗局已定。但「太子黨」聰明反被聰明誤，他們搶佔的「道德高地」，其實不過是一片沼澤。因為人民群眾痛恨貪官污吏不假，但卻沒有多少人願意再回到貧窮恐怖的毛澤東時代；真正的道德高地，億萬人民心中所嚮往的是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囿於陳舊的意識形態，至今中國還未能出現一個高舉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大旗，公開推行政治改革的戈巴卓夫或蔣經國，充其量祇是溫家寶不痛不癢地說兩句民主自由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黨校俞可平說兩句「民主是個好東西」，光打雷不下雨。兩軍對壘，旗幟並不鮮明，在老百姓眼中不過與太子黨一路貨色，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別，一場混戰，所以怎麼能期望老百姓會站在你的一邊？任你們兩派鬥個你死我活，老百姓也只會冷眼旁觀，鬥贏了，老百姓得不到什麼，不會高興；鬥輸了，老百姓也不會失去什麼，不會同情。因此，勝敗之間就更沒有定數，宮廷政變之類的突發事件隨時都可能發生，而一旦敗下陣來，個人命運就很難想像了。
但如果胡錦濤能清醒認識自己的處境，多少認清自己所中的狼毒，運用一下另類思維，嘗試走出一條新的路，順應世界民主潮流，與溫家寶一起「旗幟鮮明」地舉起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大旗，決心做中國的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做大陸的蔣經國，厲行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這才是真正的道德高地，誰先佔據了誰就勝券在握！因為它代表了絕大多數國人心中所想往。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站在你們一邊，軍隊會站在你們一邊。到那時候，「太子黨」及其背後的江澤民李鵬等無論有何特權，有何法寶，在人民的力量面前都必將敗下陣來；而你們不但不用天天擔驚受怕，國家民族得到大解放，個人也得到大解放，還必將像戈巴卓夫、葉利欽及蔣經國一樣，成為一個歷史和民族的大英雄。
世間事，窮則變，變則通。觀乎世界大勢，專政必亡，憲政必興，用前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話說「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再次走向共和民主，祗是遲早問題。既如此，何不順應世界潮流，站在時代的前列，做一個推動歷史前進的弄潮兒，名垂青史？而甘心情願做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被人民的力量沖得粉身碎骨，遺臭萬年？一念之差，天壤之別，何去何從，只有好自為之了。
(寫於2009年12月20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24日「自由聖火」，轉載請注明出處)
Tuesday, December 15, 2009
貌似公正，實則幫兇——評劉路先生兩篇大作
近日在網絡上看到劉路先生兩篇大作：「上海當局為何能“拒虎於國門之外”？」「劉曉波案定性不改量刑不會放衛星」，如吞蒼蠅，直想嘔吐。筆者與劉先生素不相識(僅知早前網絡上許多非議)，為中國民主大業計，對這種貌似中立公正，實則助紂為虐的言論，有些話不吐不快，得罪人在所不惜，請廣大讀者評論指教。
劉先生在「上」文中說：發生馮正虎被拒回國，滯留東京機場，是「因為上海警察機構撒謊欺騙了中央，……對慣於打小算盤的上海警方來說是一件劃不來的事，……上海圖了個清靜，影響臉面也是中央的臉面。」這首先就是罔顧事實的推測，實質將責任全部推給「上海警方」，為「中央」開脫！劉先生是大陸流亡人士，不會不知道中共一貫強調的「一元化領導」吧！試問，單是上海警方就有膽量有能力八次拒不讓馮入境，滯留東京機場長達一個多月？若沒有「中央」的默許甚至批准，上海警方敢如此不顧國際影響，抹黑中國形象？即使上海警方頭領吳志明是江澤民的外甥，諒他也不敢公開對抗北京，陳良宇都被北京拿掉了，吳還硬得過陳良宇？況且江胡鬥，也多為爭奪中央地方大權，不至於愚蠢到為拒一介草民馮正虎回國抹黑國家形象而被對方抓住辮子。退一步說，即使事件發生頭幾天上海警方可以「欺騙」中央，難道事件持續了一個多月，全球輿論沸沸揚揚，中央都不知道？如果一個「中央」可以被「地方」蒙騙一個多月不明真相，這樣的「中央」還有什麼屁用？之所以任由馮正虎滯留東京機場拖延多月未能解決，客觀上每天都在人來人往的國際旅客面前控訴了中共的蠻橫無恥，並非中共想往自己臉上抹黑，更非劉路先生所說的「上海警方欺騙中央」，完全是因為中共本身就缺乏理想信念，因而就沒有任何道德標準，更一貫無視國際準則，加上他們的黨內鬥爭白熱化，互不服氣，進退失據所造成的。
更錯誤更荒謬的是，劉文說：「中央不讓這些人回國雖然不人道、不合法，但根據他們定的惡法，還是有些依據的，那就是這些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他們的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此不讓他們回國，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馮正虎的情況跟老魏、小楊和二王都不一樣，……第一，他在國內也好，海外也罷，從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它最多祗是主張言論自由和維權，也從沒有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第二，他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第三，退一萬步說，即使馮正虎在海外對中國有犯罪行為，中國政府也應該讓他回國然後逮捕、審判他。……而老魏小杨二王諸輩，因為沒有有效護照，他們連飛機上不了，怕他援引馮正虎先例，根本沒有實際意義。」
筆者簡直被你雷倒了！在此請教劉先生：
一， 既然你說他們定的是「惡法」，也即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罪惡法律，這樣的法律有什麼合法性？有什麼好「依據」的？你這不是自摑嘴巴嗎？
二， 你說「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之所以不能回國，是因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請問他們從事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就是你下文所說的「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嗎？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請劉先生首先搞清楚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黨」？民運人士沒有任何人做漢奸，策動外國武力入侵中國，危害了國家什麼安全？「危害」一黨專制，不等於「危害」國家。相反，他們從事民主運動，要求結束一黨專制，還政於民，正是愛國的表現！前幾年筆者曾經發表「北京政府無權引用“顛覆罪”」一文，指出西方國家法律定明「顛覆政府罪」(Subversion Law)，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經過定期的全民選舉而合法產生，經人民授權而執政，既然大家參加選舉遊戲，就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少數人必須尊重多數人的選擇，無權推翻多數人的決定；你若對選舉結果不滿意，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說服多數人，下次選舉將政府趕下台。北京政府就不同了，他是靠武力上台執政的，從未經過真正的全民普選，根本就不具備合法性，自己本身都不合法，憑什麼給別人定「顛覆罪」？(真要追究的話，倒是中共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自己犯了顛覆罪)別人要求你開放普選，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正是為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政治團體謀求合法性，中共應當感謝別人才是。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經過全民選舉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才具有合法性，才有權運用「顛覆政府罪」。
三， 照你這樣說，海外民運人士回不了國，是因為「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根據北京政府1998年10月5日所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規定：(迄今十多年過去了，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還未正式批准，成世界條約史上的笑話)：「人人有權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其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在西方國家，每個公民都有權擁有護照，期滿後都可續簽，即使是刑事釋放犯，都享有同等權利。北京政府拒絕給本國公民發放護照或續簽護照本身就是違反該公約的行為，怎麼反倒成為不准本國公民回國的理由呢？劉先生這樣說，簡直是本末倒置！你說馮正虎「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中國政府無權拒他回國，說得很對！但是您所說的「老魏小杨二王諸輩」難道是偷渡出國的嗎？他們也是「合法正常出國」啊，之不過有些是被中共政府強制押上飛機而已。他們當中也沒有人「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啊，為什麼在你眼中，他們和馮正虎不一樣，理應被中共拒之國門之外呢？
……
眾所周知，劉曉波發動簽署的「零八憲章」內所說的全都是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是當今人類民主憲政的常識，根本沒有任何「顛覆政府」的言行，完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之內。中共卻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公然準備審訊判刑劉曉波，海內外華人為此齊聲抗議，日前筆者第一批聯署「我們與劉曉波負共同責任」聲明，正在此時，拜讀劉路先生「劉曉波案定性不改量刑不會放衛星」一文，心中真很不是滋味，我們大家正在不遺餘力地救援劉曉波，你卻在那裏議論劉曉波判多少年合理？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該文隻字不提「零八憲章」到底有沒有罪？到底犯了什麼罪？這些大是大非根本性原則性問題，通篇文章卻在津津有味地研究劉曉波判多少年才合理？推測劉曉波將會被判多少年？先是振振有詞引用所謂「刑法105条第2款中」(請問是否也屬於你所說的「惡法」？若果是，還「援引」什麼！)：「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xx年有期徒刑。」筆者認為，關於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成立，已如前述。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者，不正是中共自己嗎？如今中國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早已有名無實(請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批判鄧小平胡溫政權的檄文)，早已成了官僚資本主義。鄧小平、趙紫陽承認過「什麼是社會主義？你們說不清楚，我也說不清楚。」江澤民連共產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都改掉了，劉先生還在一本正經地引用這種所謂「刑法」，引用什麼「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名，真是讓人笑掉大牙！
最令人憤怒的是劉先生這一段話：「如果當局真要對08憲章下手，它完全可以改變定性，再抓幾個操作08憲章的骨干，然后以顛覆罪起訴，那樣順理成章可以在10以上判處，在那種情況下，曉波判12年甚至15年都不稀奇。」這段話雖然以假設性的「如果」開首，但句中的「完全可以」、「順理成章」……讓人感覺作者對零八憲章與中共當局同一立場，同一看法，簡直是為專制當局出謀劃策，自己已經撕破了貌似中立公正的偽裝。
劉路先生的錯誤在於：一，評判事物不是依據普世價值標準，而是依據「惡法」，結論自然荒謬。比如：你批評中共不讓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卻得出「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不准回國是「有依據」、「不是沒有道理」的結論，就是完全錯誤的。二，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關頭，你卻在枝節大作文章，為專制統治者獻計，極有轉移視線之嫌，令人不覺要問：你到底居心何在？比如：在舉世同聲抗議中共審判判刑劉曉波(即公認劉曉波無罪)，你卻在津津有味地援引惡法說，劉曉波應該判多少年合理？(即認為劉曉波有罪，只是不要判刑太重)甚至為專制統治者設計刑期，你這不是甘心與獨裁統治者為伍，與民主自由為敵嗎？
一己之見，如有不對，請劉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2009年12月14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16日「自由聖火」)
劉先生在「上」文中說：發生馮正虎被拒回國，滯留東京機場，是「因為上海警察機構撒謊欺騙了中央，……對慣於打小算盤的上海警方來說是一件劃不來的事，……上海圖了個清靜，影響臉面也是中央的臉面。」這首先就是罔顧事實的推測，實質將責任全部推給「上海警方」，為「中央」開脫！劉先生是大陸流亡人士，不會不知道中共一貫強調的「一元化領導」吧！試問，單是上海警方就有膽量有能力八次拒不讓馮入境，滯留東京機場長達一個多月？若沒有「中央」的默許甚至批准，上海警方敢如此不顧國際影響，抹黑中國形象？即使上海警方頭領吳志明是江澤民的外甥，諒他也不敢公開對抗北京，陳良宇都被北京拿掉了，吳還硬得過陳良宇？況且江胡鬥，也多為爭奪中央地方大權，不至於愚蠢到為拒一介草民馮正虎回國抹黑國家形象而被對方抓住辮子。退一步說，即使事件發生頭幾天上海警方可以「欺騙」中央，難道事件持續了一個多月，全球輿論沸沸揚揚，中央都不知道？如果一個「中央」可以被「地方」蒙騙一個多月不明真相，這樣的「中央」還有什麼屁用？之所以任由馮正虎滯留東京機場拖延多月未能解決，客觀上每天都在人來人往的國際旅客面前控訴了中共的蠻橫無恥，並非中共想往自己臉上抹黑，更非劉路先生所說的「上海警方欺騙中央」，完全是因為中共本身就缺乏理想信念，因而就沒有任何道德標準，更一貫無視國際準則，加上他們的黨內鬥爭白熱化，互不服氣，進退失據所造成的。
更錯誤更荒謬的是，劉文說：「中央不讓這些人回國雖然不人道、不合法，但根據他們定的惡法，還是有些依據的，那就是這些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他們的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此不讓他們回國，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馮正虎的情況跟老魏、小楊和二王都不一樣，……第一，他在國內也好，海外也罷，從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它最多祗是主張言論自由和維權，也從沒有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第二，他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第三，退一萬步說，即使馮正虎在海外對中國有犯罪行為，中國政府也應該讓他回國然後逮捕、審判他。……而老魏小杨二王諸輩，因為沒有有效護照，他們連飛機上不了，怕他援引馮正虎先例，根本沒有實際意義。」
筆者簡直被你雷倒了！在此請教劉先生：
一， 既然你說他們定的是「惡法」，也即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罪惡法律，這樣的法律有什麼合法性？有什麼好「依據」的？你這不是自摑嘴巴嗎？
二， 你說「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之所以不能回國，是因為「在海外從事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請問他們從事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就是你下文所說的「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嗎？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請劉先生首先搞清楚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黨」？民運人士沒有任何人做漢奸，策動外國武力入侵中國，危害了國家什麼安全？「危害」一黨專制，不等於「危害」國家。相反，他們從事民主運動，要求結束一黨專制，還政於民，正是愛國的表現！前幾年筆者曾經發表「北京政府無權引用“顛覆罪”」一文，指出西方國家法律定明「顛覆政府罪」(Subversion Law)，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經過定期的全民選舉而合法產生，經人民授權而執政，既然大家參加選舉遊戲，就必須遵守遊戲規則，少數人必須尊重多數人的選擇，無權推翻多數人的決定；你若對選舉結果不滿意，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說服多數人，下次選舉將政府趕下台。北京政府就不同了，他是靠武力上台執政的，從未經過真正的全民普選，根本就不具備合法性，自己本身都不合法，憑什麼給別人定「顛覆罪」？(真要追究的話，倒是中共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自己犯了顛覆罪)別人要求你開放普選，還政於民，天公地道，正是為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政治團體謀求合法性，中共應當感謝別人才是。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經過全民選舉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才具有合法性，才有權運用「顛覆政府罪」。
三， 照你這樣說，海外民運人士回不了國，是因為「護照過了期，理論上已經成為無國籍人」、「因參與政治、或者民主運動而被當局處罰的前科」。根據北京政府1998年10月5日所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規定：(迄今十多年過去了，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大」還未正式批准，成世界條約史上的笑話)：「人人有權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任何人進入其本國的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奪。」在西方國家，每個公民都有權擁有護照，期滿後都可續簽，即使是刑事釋放犯，都享有同等權利。北京政府拒絕給本國公民發放護照或續簽護照本身就是違反該公約的行為，怎麼反倒成為不准本國公民回國的理由呢？劉先生這樣說，簡直是本末倒置！你說馮正虎「是合法正常出國，至今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護照，在境外也沒有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中國政府無權拒他回國，說得很對！但是您所說的「老魏小杨二王諸輩」難道是偷渡出國的嗎？他們也是「合法正常出國」啊，之不過有些是被中共政府強制押上飛機而已。他們當中也沒有人「宣布放棄中國國籍或者申請政治庇護」」啊，為什麼在你眼中，他們和馮正虎不一樣，理應被中共拒之國門之外呢？
……
眾所周知，劉曉波發動簽署的「零八憲章」內所說的全都是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是當今人類民主憲政的常識，根本沒有任何「顛覆政府」的言行，完全屬於言論自由範圍之內。中共卻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公然準備審訊判刑劉曉波，海內外華人為此齊聲抗議，日前筆者第一批聯署「我們與劉曉波負共同責任」聲明，正在此時，拜讀劉路先生「劉曉波案定性不改量刑不會放衛星」一文，心中真很不是滋味，我們大家正在不遺餘力地救援劉曉波，你卻在那裏議論劉曉波判多少年合理？感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該文隻字不提「零八憲章」到底有沒有罪？到底犯了什麼罪？這些大是大非根本性原則性問題，通篇文章卻在津津有味地研究劉曉波判多少年才合理？推測劉曉波將會被判多少年？先是振振有詞引用所謂「刑法105条第2款中」(請問是否也屬於你所說的「惡法」？若果是，還「援引」什麼！)：「 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xx年有期徒刑。」筆者認為，關於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不成立，已如前述。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者，不正是中共自己嗎？如今中國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早已有名無實(請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批判鄧小平胡溫政權的檄文)，早已成了官僚資本主義。鄧小平、趙紫陽承認過「什麼是社會主義？你們說不清楚，我也說不清楚。」江澤民連共產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都改掉了，劉先生還在一本正經地引用這種所謂「刑法」，引用什麼「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名，真是讓人笑掉大牙！
最令人憤怒的是劉先生這一段話：「如果當局真要對08憲章下手，它完全可以改變定性，再抓幾個操作08憲章的骨干，然后以顛覆罪起訴，那樣順理成章可以在10以上判處，在那種情況下，曉波判12年甚至15年都不稀奇。」這段話雖然以假設性的「如果」開首，但句中的「完全可以」、「順理成章」……讓人感覺作者對零八憲章與中共當局同一立場，同一看法，簡直是為專制當局出謀劃策，自己已經撕破了貌似中立公正的偽裝。
劉路先生的錯誤在於：一，評判事物不是依據普世價值標準，而是依據「惡法」，結論自然荒謬。比如：你批評中共不讓馮正虎回國的同時，卻得出「老魏小杨二王諸輩」不准回國是「有依據」、「不是沒有道理」的結論，就是完全錯誤的。二，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關頭，你卻在枝節大作文章，為專制統治者獻計，極有轉移視線之嫌，令人不覺要問：你到底居心何在？比如：在舉世同聲抗議中共審判判刑劉曉波(即公認劉曉波無罪)，你卻在津津有味地援引惡法說，劉曉波應該判多少年合理？(即認為劉曉波有罪，只是不要判刑太重)甚至為專制統治者設計刑期，你這不是甘心與獨裁統治者為伍，與民主自由為敵嗎？
一己之見，如有不對，請劉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2009年12月14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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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2月16日「自由聖火」)
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繼北京政府2005年蓄意阻撓香港按基本法應達到的雙普選，曾蔭權拋出假民主「政改方案」，令雙普選「循序漸進」停步不前之後，四年後2012年兩項選舉又再次提到社會生活的議事日程。泛民主派提出「先談判、後公投、再總辭」，若北京政府繼續無視港人的民主訴求，泛民主派公民黨和社民連將實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最後迫不得已將「全體議員總辭」。
前兩天某報一篇勸阻「五區總辭」的社論以及張炳良問得好：如果五區總辭補選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堅持2012年選舉的所謂「區議會方案」，甚至在二十三名泛民主派議員總辭後，好像97回歸時「另起爐灶」怎麼辦？
他們本意是勸阻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可是無意中卻暴露了幕後操縱人與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橫蠻本質，也提醒了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要做好兩手準備，正如當年老毛所說的「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我們也「要用民主的兩手，對付反民主的兩手。」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若說中國人不甘做順民奴才，首推香港人。在長期議會激辯、民意調查、上街游行清晰表達民意均無效的情況下，採用新的表達民意激烈辦法不但別無選擇，而且合理合法。正如公民黨主席余若嶶所說：「如果我哋等中央給民主，永遠都等不到，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也正如陳方安生女士所說：「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市民採取任何形式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香港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面對不講理的專制政府，唯有向全世界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一定能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希望「政治震盪」能夠震醒曾蔭權和北京政府。
無論之前傳媒對「五區總辭」方案有多少懷疑和擔憂，筆者支持民主派的新構思，唯一期望泛民主派和香港人清楚認識北京專制政府嗜權如命的本質，橫蠻滿頇的流氓作風，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不按常規出牌」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要預備好應對他們繼續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到底。所以筆者建議，「雙辭方案」第三階段2011年7月1日，全體二十三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並要求曾蔭權下台之外，還要加上提前兩年約定的「百萬人大游行」以壯聲勢，紀念這一世界史上罕見的全民民主訴求大規模群體事件，給曾蔭權及背後的專制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不但如此，還要預備好他們繼續頑抗，推出親共政黨民建聯等「重新選舉」立法會，就好像九七回歸時強行推出「臨時立法會」一樣。這時候，就要抗爭到底，發動香港市民全面罷選，抵制他們的假選舉，給專制統治者創一個全世界最少選民投票的可恥記錄！若他們強行以少數選民(維園阿伯，民建聯蛇宴寵絡者，專車接送的公公婆婆之類)選出新「立法會」，全體香港市民就應該進一步考慮全面罷工罷課罷市，拒絕承認偽「立法會」，集體拒絕執行任何偽「立法會」通過的法令，響應何秀蘭議員的建議，拒交差餉，發起全民「不合作運動」，擴展到拒交一切稅項，來一個全體「公民抗命」，直至香港人有權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為止。
須知任何專制政府，都不會發善心給你民主，還政於民，因為他們嗜權如命，除非人民的力量強大到動搖到他的統治，才不得不擠牙膏一樣給你一點。民主從來都要靠自己爭取，而不是靠乞求能得到的。是時候向北京說不，向他們索取本來就應該屬於我們的民主了！既然北京政府不惜玉石俱焚也不讓香港人有民主，香港人也要有不惜玉石俱焚爭民主的決心；既然北京不珍惜天上掉下來給他的金鵝，香港人也有權不再為他下金蛋。
(寫於09年12月3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號「動向」雜誌)
繼北京政府2005年蓄意阻撓香港按基本法應達到的雙普選，曾蔭權拋出假民主「政改方案」，令雙普選「循序漸進」停步不前之後，四年後2012年兩項選舉又再次提到社會生活的議事日程。泛民主派提出「先談判、後公投、再總辭」，若北京政府繼續無視港人的民主訴求，泛民主派公民黨和社民連將實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最後迫不得已將「全體議員總辭」。
前兩天某報一篇勸阻「五區總辭」的社論以及張炳良問得好：如果五區總辭補選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堅持2012年選舉的所謂「區議會方案」，甚至在二十三名泛民主派議員總辭後，好像97回歸時「另起爐灶」怎麼辦？
他們本意是勸阻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可是無意中卻暴露了幕後操縱人與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橫蠻本質，也提醒了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要做好兩手準備，正如當年老毛所說的「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我們也「要用民主的兩手，對付反民主的兩手。」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若說中國人不甘做順民奴才，首推香港人。在長期議會激辯、民意調查、上街游行清晰表達民意均無效的情況下，採用新的表達民意激烈辦法不但別無選擇，而且合理合法。正如公民黨主席余若嶶所說：「如果我哋等中央給民主，永遠都等不到，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也正如陳方安生女士所說：「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市民採取任何形式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香港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面對不講理的專制政府，唯有向全世界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一定能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希望「政治震盪」能夠震醒曾蔭權和北京政府。
無論之前傳媒對「五區總辭」方案有多少懷疑和擔憂，筆者支持民主派的新構思，唯一期望泛民主派和香港人清楚認識北京專制政府嗜權如命的本質，橫蠻滿頇的流氓作風，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不按常規出牌」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要預備好應對他們繼續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到底。所以筆者建議，「雙辭方案」第三階段2011年7月1日，全體二十三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並要求曾蔭權下台之外，還要加上提前兩年約定的「百萬人大游行」以壯聲勢，紀念這一世界史上罕見的全民民主訴求大規模群體事件，給曾蔭權及背後的專制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不但如此，還要預備好他們繼續頑抗，推出親共政黨民建聯等「重新選舉」立法會，就好像九七回歸時強行推出「臨時立法會」一樣。這時候，就要抗爭到底，發動香港市民全面罷選，抵制他們的假選舉，給專制統治者創一個全世界最少選民投票的可恥記錄！若他們強行以少數選民(維園阿伯，民建聯蛇宴寵絡者，專車接送的公公婆婆之類)選出新「立法會」，全體香港市民就應該進一步考慮全面罷工罷課罷市，拒絕承認偽「立法會」，集體拒絕執行任何偽「立法會」通過的法令，響應何秀蘭議員的建議，拒交差餉，發起全民「不合作運動」，擴展到拒交一切稅項，來一個全體「公民抗命」，直至香港人有權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為止。
須知任何專制政府，都不會發善心給你民主，還政於民，因為他們嗜權如命，除非人民的力量強大到動搖到他的統治，才不得不擠牙膏一樣給你一點。民主從來都要靠自己爭取，而不是靠乞求能得到的。是時候向北京說不，向他們索取本來就應該屬於我們的民主了！既然北京政府不惜玉石俱焚也不讓香港人有民主，香港人也要有不惜玉石俱焚爭民主的決心；既然北京不珍惜天上掉下來給他的金鵝，香港人也有權不再為他下金蛋。
(寫於09年12月3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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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2月號「動向」雜誌)
Friday, December 4, 2009
別拿我們當傻瓜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可是卻偏有人要把七百萬香港人當傻瓜，北京政府和曾蔭權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無視香港人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一浪高於一浪的民主呼聲，悍然推出2012年選舉所謂的「區議員方案」，想用這個翻叮2005年被識破被否決的假民主方案欺騙香港人。這些人也不動腦筋想一想：如果香港人這麼容易上當受騙，這麼愚蠢，香港怎會有今天如此驕人的經濟成就？
首先，請問唐英年，你說「2012政改方案擴大民主因素表現在：特首選委會人數由 800人增至 1,200人，政界新增 100人，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新增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部撥歸有300多萬名選民基礎的區議會議員。換言之，立法會由地區選舉直接或間接產生的議席，會增加到接近6成。」正如李鵬飛先生所說：這個方案很陰毒，故意搞得那麼複雜，是想蒙騙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的中下層選民。
誰都知道，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選民在選擇區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地區工作，在選擇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政治傾向。而親共政黨民建聯等在區議會選舉中之所以能佔多數，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北京政府不惜耗用大陸人民血汗錢來支撐他們，囤養大批專職工作人員、花錢請公公婆婆吃蛇宴、公費補貼街坊旅遊、公車接送選民投票……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賄選」。這樣選出來的「區議員」難道可以代表廣大市民的政治取向？由他們之間互選也可以算作美國總統選舉那樣的「間接選舉」嗎？若果真有誠意讓六成立法會議席由全港選民選出，何不乾脆在保留六十席不變的前提下，將地區直選由三十席增至三十六席？
其次，唐英年說：「不是追求巨變、突變，否則，這個制度就會像一台缺乏磨合的機器，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損耗，代價是巨大的。」這樣說簡直是黑白顛倒罔顧事實，現在的不變或少變，必然造成將來的大變，所謂「追求巨變、突變」正是你自己！唐司長這樣做只能是向香港人表明自甘墮落。
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20席，佔全體60席33.3%；00年第二屆直選議席24席，佔40%；04年第三屆直選議席30席，佔50%；08年由於曾蔭權秉承北京意旨推出假民主方案被識破被否決，50%直選議席停滯不前。若中共向全世界承諾的「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當真，則只剩下2012和2016兩屆作過渡，按基本法所說的循序漸進，最簡單的數學方法計算，只能分別是66.7%的40席和83.4%的50席。而你所謂「2012年將近六成(其實58.5%)直選間選產生」，只增加了8.5%，剩下的41.5%要兩步走完，豈不是你所說的「巨變、突變」將於2016年或2020年出現？請你自圓其說。
最後，唐英年說政改方案「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爭取了最大的空間提升民主成份」。筆者看這句話倒是唐司長的真心話，卻不料洩了天機。
九七當年，中共只求香港順利回歸，不得不提出「一國兩制」，實質變相承認資本主義。在基本法中只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從20、24增至30席，那時候魯平說「十年以後的政制改革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了。」顯然，當時鄧小平及中共的心態：十年是很遙遠的事情，不需考慮太多，只求眼下不生枝節。誰知十年很快就風風雨雨中過去了，香港人民主意識空前高漲，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04年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05年北京不得不撤換老董。北京才驚覺香港民主化必將帶動大陸民主化，動搖他的專制統治。於是，千方百計地用「人大釋法」等野蠻手段阻擋香港雙普選按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2005年拋出假民主方案，使2008年選舉停步不前，現在又翻叮05年方案，加進「區議員互選」作為所謂「增加民主因素」欺騙市民，企圖再次阻止2012年政改。
從唐司長這句話推測，北京背後下達的指令呼之欲出，那就是：「特首提名比例不變、功能組別比例不變。」於是，曾當奴、唐唐和林公公絞盡腦汁，又要符合北京的指令，又要滿足香港人民主訴求，唯有就搞出這個不倫不類的「政改方案」：特首提名委員會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表面上看人數增加了，可以欺騙輿論說，「民主」一些了。另一面又可以向北京交差：提名門檻由100人增加到150人，比例沒有變；而且所增的400提名委員，300人委任，100人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北京盡可放心。
立法會選舉也如是：地區直選議席由30席增加到35席，功能組別也由由30席增加到35席，且拿出6席由所謂「間接選舉」產生。也可以用來欺騙港人說「民主成分增加了」。另一面同樣又可向北京交差：請放心，雖然地區直選增加了5席，但總席位增加了10席，一半對一半，比例沒有變。功能組別所增加的5席連同原來的區議會1席共6席，美其名曰「間接選舉」，不過是騙騙香港人，其實交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確保選舉結果，北京可以放心……。這就是唐司長這句話背後的如意算盤，如果猜錯了，請唐司長出來糾正，讓廣大市民評論。
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女士說得好：「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香港人採取任何方法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女士也說得好：「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我哋要相信市民智慧，要相信市民喺關鍵時刻，社會係企喺民主嗰面，我哋如果只係靠等，中央係唔會畀真正民主我哋。」香港人是時候站出來向全世界表明：「我們是精叻的香港人，別拿我們當傻瓜」了！
(寫於2009年11月2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開放」雜誌09年12月號)
首先，請問唐英年，你說「2012政改方案擴大民主因素表現在：特首選委會人數由 800人增至 1,200人，政界新增 100人，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新增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部撥歸有300多萬名選民基礎的區議會議員。換言之，立法會由地區選舉直接或間接產生的議席，會增加到接近6成。」正如李鵬飛先生所說：這個方案很陰毒，故意搞得那麼複雜，是想蒙騙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的中下層選民。
誰都知道，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選民在選擇區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地區工作，在選擇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政治傾向。而親共政黨民建聯等在區議會選舉中之所以能佔多數，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北京政府不惜耗用大陸人民血汗錢來支撐他們，囤養大批專職工作人員、花錢請公公婆婆吃蛇宴、公費補貼街坊旅遊、公車接送選民投票……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賄選」。這樣選出來的「區議員」難道可以代表廣大市民的政治取向？由他們之間互選也可以算作美國總統選舉那樣的「間接選舉」嗎？若果真有誠意讓六成立法會議席由全港選民選出，何不乾脆在保留六十席不變的前提下，將地區直選由三十席增至三十六席？
其次，唐英年說：「不是追求巨變、突變，否則，這個制度就會像一台缺乏磨合的機器，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損耗，代價是巨大的。」這樣說簡直是黑白顛倒罔顧事實，現在的不變或少變，必然造成將來的大變，所謂「追求巨變、突變」正是你自己！唐司長這樣做只能是向香港人表明自甘墮落。
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20席，佔全體60席33.3%；00年第二屆直選議席24席，佔40%；04年第三屆直選議席30席，佔50%；08年由於曾蔭權秉承北京意旨推出假民主方案被識破被否決，50%直選議席停滯不前。若中共向全世界承諾的「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當真，則只剩下2012和2016兩屆作過渡，按基本法所說的循序漸進，最簡單的數學方法計算，只能分別是66.7%的40席和83.4%的50席。而你所謂「2012年將近六成(其實58.5%)直選間選產生」，只增加了8.5%，剩下的41.5%要兩步走完，豈不是你所說的「巨變、突變」將於2016年或2020年出現？請你自圓其說。
最後，唐英年說政改方案「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爭取了最大的空間提升民主成份」。筆者看這句話倒是唐司長的真心話，卻不料洩了天機。
九七當年，中共只求香港順利回歸，不得不提出「一國兩制」，實質變相承認資本主義。在基本法中只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從20、24增至30席，那時候魯平說「十年以後的政制改革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了。」顯然，當時鄧小平及中共的心態：十年是很遙遠的事情，不需考慮太多，只求眼下不生枝節。誰知十年很快就風風雨雨中過去了，香港人民主意識空前高漲，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04年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05年北京不得不撤換老董。北京才驚覺香港民主化必將帶動大陸民主化，動搖他的專制統治。於是，千方百計地用「人大釋法」等野蠻手段阻擋香港雙普選按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2005年拋出假民主方案，使2008年選舉停步不前，現在又翻叮05年方案，加進「區議員互選」作為所謂「增加民主因素」欺騙市民，企圖再次阻止2012年政改。
從唐司長這句話推測，北京背後下達的指令呼之欲出，那就是：「特首提名比例不變、功能組別比例不變。」於是，曾當奴、唐唐和林公公絞盡腦汁，又要符合北京的指令，又要滿足香港人民主訴求，唯有就搞出這個不倫不類的「政改方案」：特首提名委員會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表面上看人數增加了，可以欺騙輿論說，「民主」一些了。另一面又可以向北京交差：提名門檻由100人增加到150人，比例沒有變；而且所增的400提名委員，300人委任，100人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北京盡可放心。
立法會選舉也如是：地區直選議席由30席增加到35席，功能組別也由由30席增加到35席，且拿出6席由所謂「間接選舉」產生。也可以用來欺騙港人說「民主成分增加了」。另一面同樣又可向北京交差：請放心，雖然地區直選增加了5席，但總席位增加了10席，一半對一半，比例沒有變。功能組別所增加的5席連同原來的區議會1席共6席，美其名曰「間接選舉」，不過是騙騙香港人，其實交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確保選舉結果，北京可以放心……。這就是唐司長這句話背後的如意算盤，如果猜錯了，請唐司長出來糾正，讓廣大市民評論。
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女士說得好：「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香港人採取任何方法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女士也說得好：「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我哋要相信市民智慧，要相信市民喺關鍵時刻，社會係企喺民主嗰面，我哋如果只係靠等，中央係唔會畀真正民主我哋。」香港人是時候站出來向全世界表明：「我們是精叻的香港人，別拿我們當傻瓜」了！
(寫於2009年11月2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開放」雜誌09年12月號)
Monday, November 9, 2009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3 更新时间：2009-10-11 3:38:37
武宜三(左起)谢璐璐杜家祈李大立等到喻先生灵前致祭
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不幸於9月28日因肺癌病逝，当时他在重庆至香港的飞机上，飞临维多利亚港上空，女儿等亲属陪伴在侧。10月7日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灵堂摆满香港、台湾文学团体和香港中国笔会各会员及亲友致送的花圈。
其中有武宜三书写的台湾嵌名联专家张佛千生前送给喻舲居先生一副嵌名联：
「舲」游画境诗情内；「居」在廉泉让水间。上下联均有典故可查。
喻舲居先生是香港、台湾两地资深报人，历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民族晚报总编辑，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辑，《香港时报》社长兼总主笔，所见所闻既博，所交所游亦广，一枝笔下也就多采多姿。
国际笔会成员中国笔会成立於一九三○年，为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等主办，1949年大陆沦陷后，一部分会员去了台湾，一部分来了香港，香港中國筆會成立於一九五五年，喻舲居先生是第十六位担任会长的人，已连任多届。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黄康显教授、女作家蒋芸、金虹，香港笔会理事、会员等多人出席追思会。香港笔会理事李大立代表笔会致悼词说，喻先生生前为笔会的存在和发展耗尽心力，在缺乏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变卖字画，支撑会刊出版，平衡各方意见，维持笔会的团结。他经常对我们说，香港中国笔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由老一辈坚守民主自由的作家、报人交到他的手上，他一定不能让笔会败在自己手里。他嘱咐我们坚持三不：不染红、不分裂、不解散，我们各位笔会会友一定会同心协力，实现喻舲居先生的遗愿，以文学作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还有喻先生的两位千金和其他亲属。
喻舲居先生的长女喻可欣小姐是港星刘德华的前女友，因此这次喻小姐与母亲妹妹等亲友从台湾美国来港主持追思会，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许多记者终日守候在外。喻舲居先生的葬礼得到广泛报道，香港市民有敬重喻先生的学问人品者，为香港文学界失去一个知识渊博的长者痛心。
(香港中国笔会，2009年10月9日)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3 更新时间：2009-10-11 3:38:37
武宜三(左起)谢璐璐杜家祈李大立等到喻先生灵前致祭
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不幸於9月28日因肺癌病逝，当时他在重庆至香港的飞机上，飞临维多利亚港上空，女儿等亲属陪伴在侧。10月7日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灵堂摆满香港、台湾文学团体和香港中国笔会各会员及亲友致送的花圈。
其中有武宜三书写的台湾嵌名联专家张佛千生前送给喻舲居先生一副嵌名联：
「舲」游画境诗情内；「居」在廉泉让水间。上下联均有典故可查。
喻舲居先生是香港、台湾两地资深报人，历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民族晚报总编辑，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辑，《香港时报》社长兼总主笔，所见所闻既博，所交所游亦广，一枝笔下也就多采多姿。
国际笔会成员中国笔会成立於一九三○年，为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等主办，1949年大陆沦陷后，一部分会员去了台湾，一部分来了香港，香港中國筆會成立於一九五五年，喻舲居先生是第十六位担任会长的人，已连任多届。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黄康显教授、女作家蒋芸、金虹，香港笔会理事、会员等多人出席追思会。香港笔会理事李大立代表笔会致悼词说，喻先生生前为笔会的存在和发展耗尽心力，在缺乏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变卖字画，支撑会刊出版，平衡各方意见，维持笔会的团结。他经常对我们说，香港中国笔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由老一辈坚守民主自由的作家、报人交到他的手上，他一定不能让笔会败在自己手里。他嘱咐我们坚持三不：不染红、不分裂、不解散，我们各位笔会会友一定会同心协力，实现喻舲居先生的遗愿，以文学作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还有喻先生的两位千金和其他亲属。
喻舲居先生的长女喻可欣小姐是港星刘德华的前女友，因此这次喻小姐与母亲妹妹等亲友从台湾美国来港主持追思会，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许多记者终日守候在外。喻舲居先生的葬礼得到广泛报道，香港市民有敬重喻先生的学问人品者，为香港文学界失去一个知识渊博的长者痛心。
(香港中国笔会，2009年10月9日)
Friday, October 2, 2009
新疆武警毆打香港記者事件的背後
繼月前香港記者在成都被以「懷疑走私毒品」為名禁錮，阻撓採訪維權鬥士譚作人一案後，九月四日又發生了香港三名電視台記者在新疆被武警圍毆、用繩索綑綁、被迫雙膝跪在街頭、砸爛攝影機，沒收錄影帶嚴重事件。這一次香港真正憤怒了，香港記者協會游行示威，各團體齊聲怒吼，連左派都一反常態，譴責新疆當局。細細想來，透過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想到中共專制政權的許多本質：
首先，令香港人奇怪的是，一貫唯北京之命是從的左派，包括港區人大、政協，親共權貴、建制政黨都突然眾口一詞，要求中央徹查，令港人覺得突兀和不解。可是，人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語調、用字驚人相似，這種一致性，顯然是異乎尋常的。香港左派公開集體批評北京，過往隻有在1989年北京民運期間才發生過一次。當時，香港不少親北京的政商要人，也跟香港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出錢出力支持民運，甚至擔任支聯會要職。可是，事過境遷，後來這些人都千方百計地淡化和洗脫自己和民運的干係。事後大家才明白，他們之所以前後判若兩人，是因為當時中共最高層對處理學潮，出現嚴重分歧。趙紫陽主張對話和用和平手段解決，而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及李鵬等則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當時的新華社香港社長許家屯支持趙紫陽，放任、暗中鼓勵香港左派，才出現罕見的集體支持學運、譴責北京當局屠殺學生的情況。後來趙紫陽失勢，周南來港整頓新華社，一度與香港主流社會走得很近的左派，就紛紛易幟歸隊了。
對比今次香港左派集體批評新疆當局，參與人數及批評力度雖然遠不及當年「六四」，兩份親北京報章也沒有加入譴責新疆行列。不過，事件的背後肯定同樣暗藏著中共高層內鬥的玄機，若非有來自北京的意旨，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公開唱衰中國。目前北京正舉行四中全會，為兩年後的中共十八大展開卡位戰，王樂泉作為政治局委員，其去留足以牽動全局。新疆當局對香港記者動粗及誣衊的愚蠢行為，引起港人強烈不滿，卻不意被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港人再上了寶貴的「中國特色政治」一課！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官員離開世界文明有多遠。新疆新聞辦主任侯漢敏指責香港記者「跟蹤拍攝」，「在人群中亂竄」……其實，這正是自由世界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敬業精神。「對聚集遊行人員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嫌疑」，事實那是香港記者採訪大型群體活動的習慣做法，不但有對整體場面的報道，還有對參與人士的個別採訪。游行示威在先，記者採訪在後，已經發生的事情還需要「煽動」嗎？侯漢敏怎能不顧事實先後顛倒？至於說三名記者「無證採訪」，更是天方夜譚！三名記者中的兩名，採訪証就掛在脖子上，另一名放在褲袋裏。被捆被打的時候再三表明身分，並出示採訪証，已經不起作用。若如新疆當局侯漢敏所說的「無證採訪」，為何三名記者回港後均出示大陸核發的採訪証？難道是假的嗎？
凡是專制獨裁政權，無不對外國人點頭哈腰，對自己的同胞拳打腳踢，這是他們本質決定的。這次事件讓我們又一次領教了中共政權媚外欺內的「中國特色」。人們發現，洋人記者被打被扣的相對較少，而港澳台還有日本記者則常被武警動粗。原因就是前者長著一副不同於中國老百姓的面孔，後者若不開腔就很容易與中國老百姓混淆。比如，去年８月北京奧運開幕前幾天，新疆喀什十多名公安遇襲喪生，日本兩家媒體記者到場採訪時也被打被扣，日本傳媒當即廣泛報道，日本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中國政府翌日迅即聲稱一場誤會，道歉賠償。
香港記者就沒有這份福氣了，看看我們曾特首的表現吧：事發後，我們的曾特首見民氣沸騰，反應算是夠快的了。在一個公開場合，講了以下的一番說話：「大家都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很關心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已經向國務院港澳辦，並通過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特首先生為怕出錯，照本宣科，絲毫感覺不出他對這三名香港記者的同情，感覺不出他對香港民意的感受。相反，給人一種官事官辦、應酬敷衍的感覺。再細聽他講話的內容，蒼白無力，根本就是裝樣子。例 如他說：「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是甚麼「遭遇」甚麼「事件」？連「毆打拘禁」這種客觀描述都不敢說出來。他還說：「留意到香港新聞界對新疆自治區新聞辦昨晚聲明之後作出的反應……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到底甚麼「反應」？甚麼「強烈意見」呢？是一致擁護，還是強烈抗議？連在香港這種安撫民情的公開講話，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且語焉不詳，隱晦難明，不難想像，當曾特首向大陸官員「反 映」「聯繫」時，會是如何低聲下氣了，這就是我們香港人一國兩制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
中共政權遠離世界文明還表現在他們對新聞開放的態度。眾所周知，民主國家傳媒和輿論是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力」，起著監督政府的作用。而新聞記者則是大眾傳媒的排頭兵，素有「無冕之王」美譽。民主自由社會裏，記者採訪不受任何限制，因為他們的公民享有知情權。可是在中國，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了六十年，已經和世界潮流嚴重脫節了，積重難返。一切國家大事政府行為他們都可黑箱作業，一切不利於他們「維穩」的群體抗爭，都不可「政治擴散」，人民群眾根本就沒有知情權。在他們眼中，凡是新聞採訪都是給「和諧社會」添亂，甚至是「和西方勢力勾結，顛覆政府」；這樣，凡是記者都是他們要嚴防的「階級敵人」。加上中共政權本身就是獨裁專制，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各地的「一把手」儼然已是當地的土皇帝，比如新疆王樂泉，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的轄地內出了事，自然不想讓外界知道。香港記者來自言論自由之地，向對新聞報導爭分奪秒，正撞在這些土皇帝槍口上，所以發生被打被扣的事件實屬必然。衹要中國一天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一天沒有新聞開放言論自由，一天沒有民主，他就不可能真正和世界文明接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文明與野蠻、開放與封閉在這個國家艱難地並存著，直到有一天民主勝利了，普世價值得到公認和接受，這種衝突才會真正停止，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期盼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09年9月19日寫於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0月「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首先，令香港人奇怪的是，一貫唯北京之命是從的左派，包括港區人大、政協，親共權貴、建制政黨都突然眾口一詞，要求中央徹查，令港人覺得突兀和不解。可是，人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語調、用字驚人相似，這種一致性，顯然是異乎尋常的。香港左派公開集體批評北京，過往隻有在1989年北京民運期間才發生過一次。當時，香港不少親北京的政商要人，也跟香港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出錢出力支持民運，甚至擔任支聯會要職。可是，事過境遷，後來這些人都千方百計地淡化和洗脫自己和民運的干係。事後大家才明白，他們之所以前後判若兩人，是因為當時中共最高層對處理學潮，出現嚴重分歧。趙紫陽主張對話和用和平手段解決，而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及李鵬等則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當時的新華社香港社長許家屯支持趙紫陽，放任、暗中鼓勵香港左派，才出現罕見的集體支持學運、譴責北京當局屠殺學生的情況。後來趙紫陽失勢，周南來港整頓新華社，一度與香港主流社會走得很近的左派，就紛紛易幟歸隊了。
對比今次香港左派集體批評新疆當局，參與人數及批評力度雖然遠不及當年「六四」，兩份親北京報章也沒有加入譴責新疆行列。不過，事件的背後肯定同樣暗藏著中共高層內鬥的玄機，若非有來自北京的意旨，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公開唱衰中國。目前北京正舉行四中全會，為兩年後的中共十八大展開卡位戰，王樂泉作為政治局委員，其去留足以牽動全局。新疆當局對香港記者動粗及誣衊的愚蠢行為，引起港人強烈不滿，卻不意被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港人再上了寶貴的「中國特色政治」一課！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官員離開世界文明有多遠。新疆新聞辦主任侯漢敏指責香港記者「跟蹤拍攝」，「在人群中亂竄」……其實，這正是自由世界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敬業精神。「對聚集遊行人員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嫌疑」，事實那是香港記者採訪大型群體活動的習慣做法，不但有對整體場面的報道，還有對參與人士的個別採訪。游行示威在先，記者採訪在後，已經發生的事情還需要「煽動」嗎？侯漢敏怎能不顧事實先後顛倒？至於說三名記者「無證採訪」，更是天方夜譚！三名記者中的兩名，採訪証就掛在脖子上，另一名放在褲袋裏。被捆被打的時候再三表明身分，並出示採訪証，已經不起作用。若如新疆當局侯漢敏所說的「無證採訪」，為何三名記者回港後均出示大陸核發的採訪証？難道是假的嗎？
凡是專制獨裁政權，無不對外國人點頭哈腰，對自己的同胞拳打腳踢，這是他們本質決定的。這次事件讓我們又一次領教了中共政權媚外欺內的「中國特色」。人們發現，洋人記者被打被扣的相對較少，而港澳台還有日本記者則常被武警動粗。原因就是前者長著一副不同於中國老百姓的面孔，後者若不開腔就很容易與中國老百姓混淆。比如，去年８月北京奧運開幕前幾天，新疆喀什十多名公安遇襲喪生，日本兩家媒體記者到場採訪時也被打被扣，日本傳媒當即廣泛報道，日本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中國政府翌日迅即聲稱一場誤會，道歉賠償。
香港記者就沒有這份福氣了，看看我們曾特首的表現吧：事發後，我們的曾特首見民氣沸騰，反應算是夠快的了。在一個公開場合，講了以下的一番說話：「大家都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很關心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已經向國務院港澳辦，並通過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特首先生為怕出錯，照本宣科，絲毫感覺不出他對這三名香港記者的同情，感覺不出他對香港民意的感受。相反，給人一種官事官辦、應酬敷衍的感覺。再細聽他講話的內容，蒼白無力，根本就是裝樣子。例 如他說：「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是甚麼「遭遇」甚麼「事件」？連「毆打拘禁」這種客觀描述都不敢說出來。他還說：「留意到香港新聞界對新疆自治區新聞辦昨晚聲明之後作出的反應……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到底甚麼「反應」？甚麼「強烈意見」呢？是一致擁護，還是強烈抗議？連在香港這種安撫民情的公開講話，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且語焉不詳，隱晦難明，不難想像，當曾特首向大陸官員「反 映」「聯繫」時，會是如何低聲下氣了，這就是我們香港人一國兩制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
中共政權遠離世界文明還表現在他們對新聞開放的態度。眾所周知，民主國家傳媒和輿論是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力」，起著監督政府的作用。而新聞記者則是大眾傳媒的排頭兵，素有「無冕之王」美譽。民主自由社會裏，記者採訪不受任何限制，因為他們的公民享有知情權。可是在中國，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了六十年，已經和世界潮流嚴重脫節了，積重難返。一切國家大事政府行為他們都可黑箱作業，一切不利於他們「維穩」的群體抗爭，都不可「政治擴散」，人民群眾根本就沒有知情權。在他們眼中，凡是新聞採訪都是給「和諧社會」添亂，甚至是「和西方勢力勾結，顛覆政府」；這樣，凡是記者都是他們要嚴防的「階級敵人」。加上中共政權本身就是獨裁專制，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各地的「一把手」儼然已是當地的土皇帝，比如新疆王樂泉，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的轄地內出了事，自然不想讓外界知道。香港記者來自言論自由之地，向對新聞報導爭分奪秒，正撞在這些土皇帝槍口上，所以發生被打被扣的事件實屬必然。衹要中國一天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一天沒有新聞開放言論自由，一天沒有民主，他就不可能真正和世界文明接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文明與野蠻、開放與封閉在這個國家艱難地並存著，直到有一天民主勝利了，普世價值得到公認和接受，這種衝突才會真正停止，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期盼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09年9月19日寫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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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0月「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hursday, October 1, 2009
革命在口哨聲中爆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啟示
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支持政府群眾大會，試圖平息蒂米什瓦拉市反政府示威被鎮壓後引起的不滿。當齊奧塞斯庫站在黨中央大樓陽台上向廣場上的群眾說：「感謝組織了這次群眾大會的同志，我認為…….」，廣場上的某一角落響起了口哨聲，很快就連成一片，並且變成噓聲。齊奧塞斯庫尷尬地揮揮手，他和夫人埃列娜叫道：「同志們，請安靜，原地不動！」可是叫喊聲卻匯成憤怒的洪流，齊奧塞斯庫等人衹得退入室內。
以上就是日本NHK電視台根據兩位羅馬尼亞人從不同的角度七天日夜拍攝的資料，製作成「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紀錄片開始的一段。據說，事後中共高層觀看了這個影片，王震說：「如果我們六四不堅決鎮壓，就會像他一樣下場。」鄧小平卻說：「不對，如果我們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像他一樣下場。」
借中國八九民運的東風，當年十二月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國家羅馬尼亞發生了顏色革命，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獨裁統治者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歷史驚人地相似，當年羅馬尼亞革命發生前的許多事情，二十年後竟如翻版一般在中國重現。共產制度注定了所有的共產國家都將重複同樣的錯誤，也將重複同樣的結果，聰明的讀者一定會在當年羅馬尼亞找出今天中國的影子。
1989年末，東歐大陸出現了空前的動蕩，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相繼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很快，便波及到了羅馬尼亞，國內人心惶惶。 11月29日，著名的奧運體操明星科馬內奇率先出逃，到美國後，她將出逃的恐怖經歷向西方新聞界公布， 這無疑是政治劇變的一個前兆。 12月15日，羅馬尼亞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少數族裔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察使用了武器，造成人員傷亡，全國性的政治動亂開始了。 開始之時，齊奧塞斯庫還相當沉得住氣。12月18日，他照常飛往伊朗，作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並同伊朗總統桑賈尼舉行了會 談。與以往唯一不同的是，總統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未隨同出訪，作為羅馬尼亞政府第一副總理，她坐鎮國內。 此時，在遙遠的德黑蘭，齊奧塞斯庫總統還一再宣稱：「我們的形勢是穩定的。」 12月20日，一個可怕的消息在羅馬尼亞不脛而走：國家保安部隊在蒂米什瓦拉實施大屠殺，幾千群眾喪生，上萬人被逮捕或失蹤。當晚，齊奧塞斯庫從德黑蘭迅即回國，立即趕往國家電視台，對全國發表緊急講話，嚴厲斥責蒂米什瓦拉動亂是「帝國主義和復仇主義集團以及外國間諜機構組織的」，是「企圖阻止社會主義發展，使國家倒退到外國的統治下的反革命行為。」 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總統在首都舉行「支持平息蒂米什瓦拉叛亂」群眾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剛剛講了兩句，廣場上噓聲四起，人們高呼：「要自由！要面包！不要齊奧塞斯庫！」群眾大會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人們沖進書店焚燒齊奧塞斯庫的著作，搗毀街上他的畫像。與此同時，以伊利埃斯庫為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齊奧塞斯庫的全部政權機構。 緊接著齊奧塞斯庫下令對「暴徒」開槍，「重建秩序」，國防部長米勒將軍抗命自殺，軍隊發生分裂，很多士兵站在人民一邊，支持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與反對他的國家軍隊在首都市區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第二天12月22日，數百萬人涌上街頭，示威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示威者翻墻衝入黨中央大樓。上午11點30分，齊氏夫婦和羅共高級領導人曼內斯庫的妻子及政治局委員博布，還有兩名保鏢乘直升機從黨中央大樓屋頂倉惶出逃。 「起義者」佔領了國家電台和電視台，宣告齊奧塞斯庫「下落不明」，並宣告封鎖領空。僅僅過了兩天，12月23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就被憤怒的群眾抓住了；再過了兩天，12月25日聖誕節，被臨時法庭控以「屠殺六萬人民、積蓄超過十億美元的不當財產」等罪名被處決，審訊及處決過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播出，中國鄧小平王震等也看到了這驚動魄的一幕。
二十年前，引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導火索發生在羅西部最大的城市蒂米什瓦拉，它距離匈牙利衹有40多公里。居民除了羅馬尼亞族人外，還有匈牙利族、日爾曼族和塞爾維亞族。在這裡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電視節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發生劇變，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社會黨，開始實行多黨制。 1989年12月間，匈牙利電視台多次播放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牧師特凱什•拉斯洛批評齊奧塞斯庫的言論。對此，齊奧塞斯庫十分惱火。12月15日晚，羅 馬尼亞警察打算強制他從這座城市遷走，結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強烈反對（匈族人佔羅馬尼亞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這個城市爆發了有上萬人參加的游行，其中多數是羅馬尼亞族人，他們的要求已從反對強迫拉斯洛牧師遷居變成反對齊奧塞斯庫專制。17日 齊奧塞斯庫指令軍警「可以開槍」，平息「騷亂」，數日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引發了革命。
二十年後，在中國西藏新疆相繼發生民族騷亂，胡錦濤下令鎮壓，兩地都有大量死傷。劉曉波領銜發表了「零八憲章」，被胡錦濤投入監獄。余傑先生在「胡錦濤為什麼拒絕救命稻草？」一文中勇敢地寫道：「胡錦濤難道不知道，作出這樣的決定衹能表明，他愚蠢地拒絕了《零八憲章》這根救命的稻草。胡錦濤將本來是救命恩人劉曉波當作仇敵，齊奧賽斯庫的命運將在不遠處等候他，到了那個時刻，他再想回頭請求劉曉波的幫助，已經來不及了。」相信有些讀者會覺得有些難以置信，甚至狂妄，但實際上卻是一片苦口婆心，或許將來某一天會証實余先生的預言。
歷史本來就是這樣，沒什麼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朝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想當年胡錦濤做政治輔導員的時候，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成為這個國家的領袖吧？況且，「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囚徒變總統大有先例，南非曼德拉、南韓金大中、捷克哈威爾……。胡錦濤是聰明人(否則怎麼能擊敗眾多對手步步高升直至問鼎？又怎能在政敵重重包圍之中屹立不倒？)他一定明白這個位置不好坐，危險不但來自沸騰的民怨，還來自身邊虎視眈眈的同志。他一定明白現在仍然是「提著腦袋幹革命」(齊奧塞斯庫就是例証之一)，他一定明白「有風不要駛盡裡」的道理，一定會給自己和家人留一條後路，做事不會做絕。若再聰明一些，應該記住「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記住齊奧塞斯庫血的教訓，趁早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一些「口碑」，比如體制內外普遍要求的那樣，開出實現民主化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取消黨禁報禁，開放言論自由，用社會輿論來監督那些「前腐後繼」抓之不盡殺之不完的貪官污吏，從鄉村縣鎮到省市中央逐步實行普選，變一黨專制為多黨制、議會政治，還政於民…….你若有本事在群眾的心目中洗脫共產黨負面形象，像國民黨一樣經過普選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那才是真英雄；即使做不成蔣經國，也千萬別做齊奧塞斯庫，莫像李鵬一樣國人皆曰應殺。若是頑固不化，哪一天突然之間落到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寫於09年8月20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0月2日「觀察」雜誌，轉載請註明出處)
以上就是日本NHK電視台根據兩位羅馬尼亞人從不同的角度七天日夜拍攝的資料，製作成「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紀錄片開始的一段。據說，事後中共高層觀看了這個影片，王震說：「如果我們六四不堅決鎮壓，就會像他一樣下場。」鄧小平卻說：「不對，如果我們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像他一樣下場。」
借中國八九民運的東風，當年十二月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國家羅馬尼亞發生了顏色革命，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獨裁統治者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歷史驚人地相似，當年羅馬尼亞革命發生前的許多事情，二十年後竟如翻版一般在中國重現。共產制度注定了所有的共產國家都將重複同樣的錯誤，也將重複同樣的結果，聰明的讀者一定會在當年羅馬尼亞找出今天中國的影子。
1989年末，東歐大陸出現了空前的動蕩，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相繼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很快，便波及到了羅馬尼亞，國內人心惶惶。 11月29日，著名的奧運體操明星科馬內奇率先出逃，到美國後，她將出逃的恐怖經歷向西方新聞界公布， 這無疑是政治劇變的一個前兆。 12月15日，羅馬尼亞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少數族裔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察使用了武器，造成人員傷亡，全國性的政治動亂開始了。 開始之時，齊奧塞斯庫還相當沉得住氣。12月18日，他照常飛往伊朗，作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並同伊朗總統桑賈尼舉行了會 談。與以往唯一不同的是，總統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未隨同出訪，作為羅馬尼亞政府第一副總理，她坐鎮國內。 此時，在遙遠的德黑蘭，齊奧塞斯庫總統還一再宣稱：「我們的形勢是穩定的。」 12月20日，一個可怕的消息在羅馬尼亞不脛而走：國家保安部隊在蒂米什瓦拉實施大屠殺，幾千群眾喪生，上萬人被逮捕或失蹤。當晚，齊奧塞斯庫從德黑蘭迅即回國，立即趕往國家電視台，對全國發表緊急講話，嚴厲斥責蒂米什瓦拉動亂是「帝國主義和復仇主義集團以及外國間諜機構組織的」，是「企圖阻止社會主義發展，使國家倒退到外國的統治下的反革命行為。」 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總統在首都舉行「支持平息蒂米什瓦拉叛亂」群眾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剛剛講了兩句，廣場上噓聲四起，人們高呼：「要自由！要面包！不要齊奧塞斯庫！」群眾大會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人們沖進書店焚燒齊奧塞斯庫的著作，搗毀街上他的畫像。與此同時，以伊利埃斯庫為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齊奧塞斯庫的全部政權機構。 緊接著齊奧塞斯庫下令對「暴徒」開槍，「重建秩序」，國防部長米勒將軍抗命自殺，軍隊發生分裂，很多士兵站在人民一邊，支持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與反對他的國家軍隊在首都市區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第二天12月22日，數百萬人涌上街頭，示威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示威者翻墻衝入黨中央大樓。上午11點30分，齊氏夫婦和羅共高級領導人曼內斯庫的妻子及政治局委員博布，還有兩名保鏢乘直升機從黨中央大樓屋頂倉惶出逃。 「起義者」佔領了國家電台和電視台，宣告齊奧塞斯庫「下落不明」，並宣告封鎖領空。僅僅過了兩天，12月23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就被憤怒的群眾抓住了；再過了兩天，12月25日聖誕節，被臨時法庭控以「屠殺六萬人民、積蓄超過十億美元的不當財產」等罪名被處決，審訊及處決過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播出，中國鄧小平王震等也看到了這驚動魄的一幕。
二十年前，引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導火索發生在羅西部最大的城市蒂米什瓦拉，它距離匈牙利衹有40多公里。居民除了羅馬尼亞族人外，還有匈牙利族、日爾曼族和塞爾維亞族。在這裡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電視節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發生劇變，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社會黨，開始實行多黨制。 1989年12月間，匈牙利電視台多次播放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牧師特凱什•拉斯洛批評齊奧塞斯庫的言論。對此，齊奧塞斯庫十分惱火。12月15日晚，羅 馬尼亞警察打算強制他從這座城市遷走，結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強烈反對（匈族人佔羅馬尼亞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這個城市爆發了有上萬人參加的游行，其中多數是羅馬尼亞族人，他們的要求已從反對強迫拉斯洛牧師遷居變成反對齊奧塞斯庫專制。17日 齊奧塞斯庫指令軍警「可以開槍」，平息「騷亂」，數日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引發了革命。
二十年後，在中國西藏新疆相繼發生民族騷亂，胡錦濤下令鎮壓，兩地都有大量死傷。劉曉波領銜發表了「零八憲章」，被胡錦濤投入監獄。余傑先生在「胡錦濤為什麼拒絕救命稻草？」一文中勇敢地寫道：「胡錦濤難道不知道，作出這樣的決定衹能表明，他愚蠢地拒絕了《零八憲章》這根救命的稻草。胡錦濤將本來是救命恩人劉曉波當作仇敵，齊奧賽斯庫的命運將在不遠處等候他，到了那個時刻，他再想回頭請求劉曉波的幫助，已經來不及了。」相信有些讀者會覺得有些難以置信，甚至狂妄，但實際上卻是一片苦口婆心，或許將來某一天會証實余先生的預言。
歷史本來就是這樣，沒什麼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朝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想當年胡錦濤做政治輔導員的時候，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成為這個國家的領袖吧？況且，「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囚徒變總統大有先例，南非曼德拉、南韓金大中、捷克哈威爾……。胡錦濤是聰明人(否則怎麼能擊敗眾多對手步步高升直至問鼎？又怎能在政敵重重包圍之中屹立不倒？)他一定明白這個位置不好坐，危險不但來自沸騰的民怨，還來自身邊虎視眈眈的同志。他一定明白現在仍然是「提著腦袋幹革命」(齊奧塞斯庫就是例証之一)，他一定明白「有風不要駛盡裡」的道理，一定會給自己和家人留一條後路，做事不會做絕。若再聰明一些，應該記住「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記住齊奧塞斯庫血的教訓，趁早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一些「口碑」，比如體制內外普遍要求的那樣，開出實現民主化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取消黨禁報禁，開放言論自由，用社會輿論來監督那些「前腐後繼」抓之不盡殺之不完的貪官污吏，從鄉村縣鎮到省市中央逐步實行普選，變一黨專制為多黨制、議會政治，還政於民…….你若有本事在群眾的心目中洗脫共產黨負面形象，像國民黨一樣經過普選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那才是真英雄；即使做不成蔣經國，也千萬別做齊奧塞斯庫，莫像李鵬一樣國人皆曰應殺。若是頑固不化，哪一天突然之間落到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寫於09年8月20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0月2日「觀察」雜誌，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09
當權力手裏拿著刀子
閱貴刋9月9日邵建先生「百年國運中的立憲與革命」一文，不得不出來再說幾句話。邵建先生認為百年來中國人走錯了路，捨立憲而行革命，所以至今不得民主自由。我看，邵先生完全搞錯了，立憲和革命不是一對矛盾，革命成功完全可以立憲，立憲不等於可以避免革命(請看拙文「改良主義誤區」)。改良和革命纔是一對矛盾，兩者都是指改造社會的辦法，而立憲祇是一種手段，改良可以用，革命也可以用。
邵文既然說「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立憲就衹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又何以抱怨「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是它成就了20世紀的歷史」？歷史事實已經証明一百年前，君主立憲行不通，所以才發生辛亥革命，這是民意的體現，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人之力可以挑起的，邵建先生們再責備孫中山，再否定辛亥革命也沒有用。
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告終，腐敗的清廷不思變法維新，反利用落後愚昧的義和拳殘殺外國傳教士，挑起國際事端。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倉惶出逃。就在「西狩」途中，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其後，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震驚之下，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11月3日正式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可是已經太遲了，人民已經不再相信他了。
邵建先生若有抱怨，也衹能怨恨滿清王朝對君主立憲沒有誠意，起初玩拖字訣，拖不下去了，繼而玩假立憲《欽定憲法大綱》，激怒了全國人民，到他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大大壓縮皇權，擴充民權，已經來不及了。反觀今天的中共，連滿清政府那一點願意政治改革的表示都沒有，連滿清政府那拖拖拉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一概欠奉，今天的中國人活在互聯網開放的訊息世界裏，民主意識難道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當年對滿清的口頭答應實則拖延不能忍耐，今天難道會對中共的把門關死一口回絕毫無怨言？
邵建先生提出用立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並引用布殊總統的說話，理論上很正確。問題是當權力手上拿著刀子的時候，你赤手空拳怎麼把他關進關進籠子裏？布殊總統說這段話的時候，美國人民早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兩百年了。當初，當英國殖民者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獨立戰爭，剝奪他手中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當南方奴隸主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南北戰爭，剝奪他手中的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今天的中共手裏拿著刀子，他們多次明確表示「絕不搞政治改革」，「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他們揮舞著刀子，把劉波、高智誠、胡佳、譚作人、許志永、謝長發、.......數不盡的民主鬥士、維權鬥士關進監獄裏。請問邵建先生，你有何辦法將他關進籠子裏？不妨將具體辦法提出來與大家分享，如果行得通的，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既能達到民主的目標，又「規避革命所造成的內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皆大歡喜。
筆者看，邵先生衹能空談理論，具體辦法是拿不出來的，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比起百年前的清末，統治者更缺乏政治改革的誠意，因而更缺乏自上而下改良的客觀條件，相反，官逼民反，群體抗爭此起彼伏，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但今天的革命主流已不再是以往的暴力革命，而是顏色革命了。過去毛澤東全面內戰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重演，而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台灣的改良加顏色革命則已成為世界民主運動的方向。執政者自動放下手中的刀子，走進憲法的籠子裏，不是絕對沒有，但衹是極少數，而且大多是在顏色革命的壓力下促成的。比如蘇聯的戈巴卓夫、台灣的蔣經國、李登輝、韓國的盧泰愚……。可惜我們中國大陸人沒有這樣的福氣，從毛澤東那一代土匪出身的領導人，直至今天共產黨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胡溫，都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民主普世價值思想，更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和風度，遠見和胸懷。所以說，邵建先生們的改良主張衹能是空想，毫無實際意義。不信請拭目以待，將來中國的大變動，絕不可能由改良產生，很大可能衹有通過顏色革命完成，而且中共這些嗜權如命，頑固抗拒民主的領導人，很可能重蹈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覆轍。
邵建先生們所擔心的「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因為，革命衹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並非絕對的。筆者同意香港評論家張三一言先生的看法，衹要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人物具有充分的民主素質，革命過程中不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通過革命建立民主政制，不是沒有可能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等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經過不同程度的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選擇永久地把民主制度留給美國人民，自己也名垂青史，讓我們大家一起期望中國也出現一個華盛頓吧！
(寫於09年9月18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30日「民主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邵文既然說「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立憲就衹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又何以抱怨「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是它成就了20世紀的歷史」？歷史事實已經証明一百年前，君主立憲行不通，所以才發生辛亥革命，這是民意的體現，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人之力可以挑起的，邵建先生們再責備孫中山，再否定辛亥革命也沒有用。
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告終，腐敗的清廷不思變法維新，反利用落後愚昧的義和拳殘殺外國傳教士，挑起國際事端。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倉惶出逃。就在「西狩」途中，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其後，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震驚之下，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11月3日正式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可是已經太遲了，人民已經不再相信他了。
邵建先生若有抱怨，也衹能怨恨滿清王朝對君主立憲沒有誠意，起初玩拖字訣，拖不下去了，繼而玩假立憲《欽定憲法大綱》，激怒了全國人民，到他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大大壓縮皇權，擴充民權，已經來不及了。反觀今天的中共，連滿清政府那一點願意政治改革的表示都沒有，連滿清政府那拖拖拉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一概欠奉，今天的中國人活在互聯網開放的訊息世界裏，民主意識難道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當年對滿清的口頭答應實則拖延不能忍耐，今天難道會對中共的把門關死一口回絕毫無怨言？
邵建先生提出用立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並引用布殊總統的說話，理論上很正確。問題是當權力手上拿著刀子的時候，你赤手空拳怎麼把他關進關進籠子裏？布殊總統說這段話的時候，美國人民早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兩百年了。當初，當英國殖民者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獨立戰爭，剝奪他手中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當南方奴隸主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南北戰爭，剝奪他手中的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今天的中共手裏拿著刀子，他們多次明確表示「絕不搞政治改革」，「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他們揮舞著刀子，把劉波、高智誠、胡佳、譚作人、許志永、謝長發、.......數不盡的民主鬥士、維權鬥士關進監獄裏。請問邵建先生，你有何辦法將他關進籠子裏？不妨將具體辦法提出來與大家分享，如果行得通的，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既能達到民主的目標，又「規避革命所造成的內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皆大歡喜。
筆者看，邵先生衹能空談理論，具體辦法是拿不出來的，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比起百年前的清末，統治者更缺乏政治改革的誠意，因而更缺乏自上而下改良的客觀條件，相反，官逼民反，群體抗爭此起彼伏，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但今天的革命主流已不再是以往的暴力革命，而是顏色革命了。過去毛澤東全面內戰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重演，而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台灣的改良加顏色革命則已成為世界民主運動的方向。執政者自動放下手中的刀子，走進憲法的籠子裏，不是絕對沒有，但衹是極少數，而且大多是在顏色革命的壓力下促成的。比如蘇聯的戈巴卓夫、台灣的蔣經國、李登輝、韓國的盧泰愚……。可惜我們中國大陸人沒有這樣的福氣，從毛澤東那一代土匪出身的領導人，直至今天共產黨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胡溫，都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民主普世價值思想，更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和風度，遠見和胸懷。所以說，邵建先生們的改良主張衹能是空想，毫無實際意義。不信請拭目以待，將來中國的大變動，絕不可能由改良產生，很大可能衹有通過顏色革命完成，而且中共這些嗜權如命，頑固抗拒民主的領導人，很可能重蹈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覆轍。
邵建先生們所擔心的「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因為，革命衹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並非絕對的。筆者同意香港評論家張三一言先生的看法，衹要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人物具有充分的民主素質，革命過程中不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通過革命建立民主政制，不是沒有可能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等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經過不同程度的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選擇永久地把民主制度留給美國人民，自己也名垂青史，讓我們大家一起期望中國也出現一個華盛頓吧！
(寫於09年9月18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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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30日「民主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Friday, September 18, 2009
中共可能亡於「硬道理」
9月13日星期天晚上無線電視中英文台「六十年家國」專題節目同時播出第二集「硬道理」，內容是有關上海「虹橋綜合交通樞紐」特大工程節目，引用從鄧小平、胡錦濤直至吳幫國、賈慶林的話異口同聲強調說：「發展是硬道理」。
上海市政府2006年決定投資1000億元趕在2010年世博會開幕前建成「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政績工程，包括航空、鐵路和高速公路三大交通立體連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一個巨無霸工程將出現在中國上海」。為此不但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比澳門面積還要大的26平方公裡拆遷，還要「邊鑽探、邊設計、邊施工」，工人24小時三班倒，1000部泥頭車、石屎車日夜不停，每月澆築超過90000立方米混凝土，「上海建總」工程師和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見過規模如此龐大的工程。鏡頭所見在抗議和哭聲中，拆屋機鑽頭野蠻地推倒房屋，碾過洋房土屋，夷平土地，整個閔行鎮瞬間一片廢墟。有原住民抗爭，被警察扭打推入警車，有屋主在陽台上向拆屋機扔火把。一位女屋主說，警察一面將男戶主抓進警車，女戶主一面哭哭啼啼不得不簽字；在附近購房的新住戶投訴日夜施工噪音不斷，天天晚上不能睡覺，有些投訴現場有如「沙塵暴」，二十四小時緊閉門窗，仍然厚積灰塵，隨手一抹手掌變成黑色；拆遷戶投訴說政府「拆遷沒商量」，強行規定每平方米住房、每畝地多少錢，不要也得要，不走也得走，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電視講解說，目前中國政府八成投資用於「基建」，隻有兩成用於其他；180個城市申報要建成「國際大都市」，偌大一個中國尤如一個大工地，堪比當年「大躍進」；安徽阜陽縣政府、雲南紅河州政府這樣的貧困縣都花巨資建白宮式辦公大樓，令人哭笑不得……；解說員問道：上海市政府搞這樣的「世紀超前工程」，有沒有這個必要？上海的經濟真的發展到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的程度嗎？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政績」？一位男拆遷戶說得很明白：「每一座好看的房子下面，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和淚。」難怪官方學者也說：「這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不會發生，在香港也不會發生。」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為台灣民主辯護——與世界華人對話」一文中說：「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 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諷刺的是，同一天陽光衛視「論衡」節目播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主任王長江的一段話：「如果一個政權得到大多數人擁護，隻有少數人反對，這個政權將是鞏固的；如果擁護和反對的人各佔一半，還可維持；如果大多數人反對隻有少數人擁護，就很危險了；如果到了人人皆罵的程度，這個政權就隨時會垮台。」說得好極了，北京政府或許已感到自己隨時會垮台的危險了。現時大陸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像火山熔岩在地下暗湧，總爆發衹是遲早的事。中共每一次的倒行逆施，都在民間增加和積累一分仇恨，特別是野蠻的圈地拆遷，使千萬群眾痛失家園，其不滿憤怒的程度超乎想像，連中共核心黨員都有如此的認識，可見中國已經到了大變局前夜，將來中共覆亡，很可能就亡於這個「硬道理」。
(寫於09年9月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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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18日「新世紀新聞」，轉載請註明出處)
上海市政府2006年決定投資1000億元趕在2010年世博會開幕前建成「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政績工程，包括航空、鐵路和高速公路三大交通立體連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一個巨無霸工程將出現在中國上海」。為此不但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比澳門面積還要大的26平方公裡拆遷，還要「邊鑽探、邊設計、邊施工」，工人24小時三班倒，1000部泥頭車、石屎車日夜不停，每月澆築超過90000立方米混凝土，「上海建總」工程師和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見過規模如此龐大的工程。鏡頭所見在抗議和哭聲中，拆屋機鑽頭野蠻地推倒房屋，碾過洋房土屋，夷平土地，整個閔行鎮瞬間一片廢墟。有原住民抗爭，被警察扭打推入警車，有屋主在陽台上向拆屋機扔火把。一位女屋主說，警察一面將男戶主抓進警車，女戶主一面哭哭啼啼不得不簽字；在附近購房的新住戶投訴日夜施工噪音不斷，天天晚上不能睡覺，有些投訴現場有如「沙塵暴」，二十四小時緊閉門窗，仍然厚積灰塵，隨手一抹手掌變成黑色；拆遷戶投訴說政府「拆遷沒商量」，強行規定每平方米住房、每畝地多少錢，不要也得要，不走也得走，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電視講解說，目前中國政府八成投資用於「基建」，隻有兩成用於其他；180個城市申報要建成「國際大都市」，偌大一個中國尤如一個大工地，堪比當年「大躍進」；安徽阜陽縣政府、雲南紅河州政府這樣的貧困縣都花巨資建白宮式辦公大樓，令人哭笑不得……；解說員問道：上海市政府搞這樣的「世紀超前工程」，有沒有這個必要？上海的經濟真的發展到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的程度嗎？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政績」？一位男拆遷戶說得很明白：「每一座好看的房子下面，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和淚。」難怪官方學者也說：「這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不會發生，在香港也不會發生。」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為台灣民主辯護——與世界華人對話」一文中說：「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 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諷刺的是，同一天陽光衛視「論衡」節目播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主任王長江的一段話：「如果一個政權得到大多數人擁護，隻有少數人反對，這個政權將是鞏固的；如果擁護和反對的人各佔一半，還可維持；如果大多數人反對隻有少數人擁護，就很危險了；如果到了人人皆罵的程度，這個政權就隨時會垮台。」說得好極了，北京政府或許已感到自己隨時會垮台的危險了。現時大陸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像火山熔岩在地下暗湧，總爆發衹是遲早的事。中共每一次的倒行逆施，都在民間增加和積累一分仇恨，特別是野蠻的圈地拆遷，使千萬群眾痛失家園，其不滿憤怒的程度超乎想像，連中共核心黨員都有如此的認識，可見中國已經到了大變局前夜，將來中共覆亡，很可能就亡於這個「硬道理」。
(寫於09年9月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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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18日「新世紀新聞」，轉載請註明出處)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正當中共大張旗鼓準備歡慶「建國六十周年」，而民間特別是知識分子卻在反思晚清覆亡之際，卻看到有人歪曲歷史，反說「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否則，中國百年史就會改寫，早已是現代化民主國家了。如李劼先生《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以下簡稱劼文，2004年筆者「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曾質疑過此人對「孫文」的不實之詞)。
不知諸位讀者閱後有何感覺？筆者衹驚嘆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讀大陸背景作者所寫的史論，總讓人感到其喜標新立異，卻荒誕不經；大氣磅礡，卻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卻無內容；輕率結論，卻不經推敲。對比一下海外背景學者所寫，差距立見。筆者猜想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顛覆歷史「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對共產專制的急先鋒，殊不知正中了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簡單化機械化思維的遺毒；同時也繼承了毛澤東那種「衆人皆醉我獨醒」、「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派頭」，不信請看劼文片斷：「袁世凱無法真正讀懂……、袁世凱看不懂……、孫中山更加看不懂……、孫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啟超雖然學問淵博，但當時建議袁世凱稱帝立憲時(事實正相反，梁啟超反對袁稱帝——筆者註)，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的歷史……、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許多中國人也許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們至今沒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無論過去的政治人物還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統統都是笨蛋，衹有你一個人聰明？
事實卻是，儘管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變，官方的史觀有所不同，但民間始終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諸如忠誠、正直、為民、無私等，自古以來不乏董狐之筆。唯到了共產社會，一切政治掛帥，才首次出現了大規模竄改歷史的醜劇鬧劇，毛澤東帶頭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為曾國藩、李鴻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風者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他的原因，長期形成的歷史人物公論總有他的依據，你想要輕易推翻，就必須拿出雙倍的史德史識史材，才能服人，否則隻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為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翻案」，封他們為「大改革家」，說「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環，成為可能。」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大量史實證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滿清專制王朝，就是妄圖復辟封建帝制，根本談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實為康有為、梁啟超。像這樣輕易推翻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早有公論，卻拿不出什麼實質依據，在洋洋萬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駁不勝駁。為免篇幅太長，唯擇其對孫中山袁世凱評價一二異議一番，請教李劼先生和廣大讀者。有關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筆者向讀者推薦曾節明先生《曾國藩的真面目——兼論中共為何大力推崇曾國藩》、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
》、蔣悅先生《平反李鴻章引起的「賣國賊」爭議》……。
筆者認為，一，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於有些尚未証實的孤證，要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結論；一切要以行動言論衡量，不可妄自揣測別人的心理活動。二，現時正當中國民主化面臨突破瓶頸關鍵時刻，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衹會有利於中共專制苟延殘喘，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試舉數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責孫中山先生說，「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一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美國打雜。一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其實隻要稍為動下腦筋，就不會說出如此膚淺無知的話來。照你所說，各省民意代表齊集南京，公推一個與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雜工」出來當堂堂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豈不是都是瘋子？豈非成了國際大笑話？若沒有孫先生長期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屢敗屢試武裝起義做基礎，辛亥革命會無緣無故地偶然發生嗎？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的衝擊、給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壓力，清廷會甘願遜位嗎？袁世凱若真那麼把炮，十幾年前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密會他，請他解救光緒，迫慈禧「遜位」，怎麼不見他的「傑作」？反見他嚇得兩腿發軟，做了可恥的告密者？
事實卻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而身在北京擁重兵的袁世凱對此很不服氣，一面挾天子令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視眈眈。為國家民族而非個人權位，孫中山承諾袁世凱：衹要能說服清帝退位，並來南京就任，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統退位，孫中山第二天即向國會遞交了辭呈，14日正式辭職。緊接著國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堅持袁到南京就職。還派出專使團北上迎袁來寧。北京忽來「兵變」，袁借口維持秩序，拒絕南下。再者，孫中山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實行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不但取締國民黨，連保皇黨梁啟超與國民黨激進派章太炎合組的進步黨也被取締，禁止政黨活動，各黨領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說——筆者註)，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要求孫中山黃興裁撤南方革命軍隊；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以上歷史事實及後來發生的袁稱帝已經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議會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將中國社會拉向後退。史載「宋教仁案發生後，輿論嘩然，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在議會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況下，請問，如果中國人不想走回頭路，有何選擇？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無可厚非，各省紛紛起兵護國討袁，代表了當時的民意，劼文對此的指摘毫無道理。正如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確宣布「絕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絕不搞多黨制、絕不搞三權分立……」，連組織政黨都不容許，談何議會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會政治改革，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舉一例，劼文說：「孫中山的喪失學而之途(原文如此——筆者註)，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務遠，卻又志大才疏。」「一個在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后來的所謂革命，是一樣的江湖。」2004年筆者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一文中比較過孫毛兩人的學歷：孫13-17歲上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7-20歲上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Central college相當於高中畢業)，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相當於大學畢業)，26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見葉彥幫「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2005-11-25)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Canton Hospital ）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 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大學本科畢業程度無可爭議， 怎麼成了「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和「江湖行醫」？
眾所公認，香港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於說孫中山博士名銜，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說：「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筆者看李先生要麼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學校學制，要麼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習慣。如果李劼先生們見識過孫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書信，就不會說出如此不敬的話來了。
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再舉一例，劼文大書「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說「盡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証。」你現在又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相反，孫文盡管號稱孫大炮，骨子裡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政治異見者。」請問又有何証據？你說「僅就政治邏輯而言，袁世凱擔心的應該是孫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議會政治。事實上，袁世凱與宋教仁也確實以亦敵亦友的關系彼此相處，並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麼勢如水火。」這祇是李劼先生個人的推斷，用這樣空洞的語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將孫視作殺人兇手嗎？相反，「宋教仁之死」一書評論說：「在袁世凱看來，宋教仁比孫中山、黃興還可怕，后兩者在袁世凱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這個宋教仁欲作憲政民主的斗士，宋不達到內閣制共和政府毫不罷休。在《臨時約法》下進行的民國首次大選中，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竟輕鬆勝出，這令袁世凱大光其火。」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12年4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兩個月，下令解散國會，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迫辭職，時任農林總長的宋教仁同時下崗。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國務委員一律脫黨）。陸氏不孚眾望，稱病辭職（1912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組成“混合內閣”（不分黨派），但宋教仁一貫主張組建一黨內閣，這樣會對袁不利。所以袁世凱提拔前任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因宋教仁組閣的決心和實力，趙秉 鈞視宋為政敵，欲除之而后快。
當時，各省正為搞國會選舉緊鑼密鼓准備著。南北小黨共數百家之多，這些小黨若想當選議員，並非易事，所以他們需向大黨靠攏。 1912年8月25日， 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派改組的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此時，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於前一日抵京，當天也出席了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1130票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國民黨中央決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說孫中山對國民黨一盤散沙失去信心，將黨務交給宋教仁，自己到東京另組中華革命黨去了。另說孫中山熱心築鐵路，黃興淡出軍界，宋熱衷黨務，遂被推舉為國民黨執行理事長。非如劼文所說「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黨領袖由選舉產生，非由自封——筆者註)。 1912年秋冬，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根據憲法，國民黨即將組建責任內閣。國民黨選戰初勝，多數黨員難免驕縱，有人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袁世凱聞訊色變。為了安撫宋教仁領導下的國民黨，袁世凱對宋教仁採取了傳統的收買手段加以籠絡。袁聲稱讓宋出任國務總理，並派人給宋教仁送去50萬元的銀行支票。宋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長江流域各省演說，闡述政見，聲稱要組建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並痛陳袁氏政府的腐敗。袁世凱見宋教仁頑固，一計不成，再想它輒。在聽說了宋教仁發表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后，袁世凱氣得咬牙切齒，連電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國事。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電召於1913年3月20日晚乘夜車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槍擊，22日淩晨不治身亡。接下來案件的破獲，竟出乎意料地順利。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來往電文見「宋教仁之死」一書，此處不贅——筆者註)，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 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 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 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相對客觀的估計是：袁世凱或許沒有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秉鈞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凱不曾明示過要殺宋教仁，但手下人為邀功，自作主張，暗地收買刺客，對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灣江南案)。
問題是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蹺。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開庭審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買兇者應桂馨於二次革命期間，趁各方看押不緊，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獄，逃至青島。孫、黃討袁失敗后，應公然回到北京，並傳話給老袁要50萬元現金的封口費，於次年1月間由兩名干探在火車將其秘密處死。北京方面直接聯絡人洪述祖一直暫避青島，直到民國 6年，連袁世凱都一命歸西了，他才敢出來活動。結果在上海惹上訴訟官司，被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時年15歲）等人在捕房門口當場扭住，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趙秉鈞請辭總理后被調去當直隸總督，應桂馨死時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電話給老袁“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后誰還敢替總統辦事呢！”袁聽了深感厭憎，一個月后，這位老袁身邊第一號親信就在家中離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個亂講話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無銀地辯白，民國3年6月，老袁以他貪污區區 500元之罪將其處死(見《北洋軍閥史話》)這一連串事件，難道衹是偶然的嗎？若非偶然，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做下這一連串的殺人滅口案？
歴史資料往往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說法，這就需要我們動腦筋多問幾個為什麼了？比如：
一，宋教仁與黃興同鄉且是共組「華興會」的老同志(宋任副會長)，互相應十分了解；黃興「華興會」與孫中山「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一同發起十次起義，長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謂不深。如果確如李劼先生所指孫乃殺宋幕後兇手，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黃不可能毫不覺察，為何黃從不指孫乃真兇？李劼先生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為何黃興反指袁乃真兇並撰對聯曰：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宋案發生後，袁派工商總長、國民黨人劉揆一南下去疏通黃興，為宋案作說客，受到黃興的嚴辭拒絕)。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設想，如果孫中山才是宋案元兇，為何租界巡捕房會抓獲兇手武士英、雇凶者應桂馨、並在其住處搜出証物，包括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多封來往密電，所述內容均與宋案發生時間地點吻合，而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趙秉鈞、袁世凱而非孫中山？
三，即使孫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黃興、廖仲愷等人面前槍殺宋教仁，但孫有能力在當時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島乃至北京逐一殺武士英，應桂馨，趙秉鈞滅口？，而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不認孫為兇手，卻在上海扭住洪述祖，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
衹需這樣一想，反問一下便不難得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而不會像李劼先生那樣信口開河。筆者在拙文「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中說過：「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說過：「……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最後，請允許筆者引用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的一段話結束本文：「眼 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 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衹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 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 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蕩的成本。」
(寫於9月12日-9月16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18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正當中共大張旗鼓準備歡慶「建國六十周年」，而民間特別是知識分子卻在反思晚清覆亡之際，卻看到有人歪曲歷史，反說「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否則，中國百年史就會改寫，早已是現代化民主國家了。如李劼先生《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以下簡稱劼文，2004年筆者「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曾質疑過此人對「孫文」的不實之詞)。
不知諸位讀者閱後有何感覺？筆者衹驚嘆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讀大陸背景作者所寫的史論，總讓人感到其喜標新立異，卻荒誕不經；大氣磅礡，卻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卻無內容；輕率結論，卻不經推敲。對比一下海外背景學者所寫，差距立見。筆者猜想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顛覆歷史「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對共產專制的急先鋒，殊不知正中了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簡單化機械化思維的遺毒；同時也繼承了毛澤東那種「衆人皆醉我獨醒」、「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派頭」，不信請看劼文片斷：「袁世凱無法真正讀懂……、袁世凱看不懂……、孫中山更加看不懂……、孫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啟超雖然學問淵博，但當時建議袁世凱稱帝立憲時(事實正相反，梁啟超反對袁稱帝——筆者註)，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的歷史……、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許多中國人也許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們至今沒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無論過去的政治人物還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統統都是笨蛋，衹有你一個人聰明？
事實卻是，儘管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變，官方的史觀有所不同，但民間始終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諸如忠誠、正直、為民、無私等，自古以來不乏董狐之筆。唯到了共產社會，一切政治掛帥，才首次出現了大規模竄改歷史的醜劇鬧劇，毛澤東帶頭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為曾國藩、李鴻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風者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他的原因，長期形成的歷史人物公論總有他的依據，你想要輕易推翻，就必須拿出雙倍的史德史識史材，才能服人，否則隻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為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翻案」，封他們為「大改革家」，說「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環，成為可能。」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大量史實證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滿清專制王朝，就是妄圖復辟封建帝制，根本談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實為康有為、梁啟超。像這樣輕易推翻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早有公論，卻拿不出什麼實質依據，在洋洋萬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駁不勝駁。為免篇幅太長，唯擇其對孫中山袁世凱評價一二異議一番，請教李劼先生和廣大讀者。有關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筆者向讀者推薦曾節明先生《曾國藩的真面目——兼論中共為何大力推崇曾國藩》、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
》、蔣悅先生《平反李鴻章引起的「賣國賊」爭議》……。
筆者認為，一，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於有些尚未証實的孤證，要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結論；一切要以行動言論衡量，不可妄自揣測別人的心理活動。二，現時正當中國民主化面臨突破瓶頸關鍵時刻，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衹會有利於中共專制苟延殘喘，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試舉數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責孫中山先生說，「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一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美國打雜。一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其實隻要稍為動下腦筋，就不會說出如此膚淺無知的話來。照你所說，各省民意代表齊集南京，公推一個與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雜工」出來當堂堂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豈不是都是瘋子？豈非成了國際大笑話？若沒有孫先生長期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屢敗屢試武裝起義做基礎，辛亥革命會無緣無故地偶然發生嗎？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的衝擊、給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壓力，清廷會甘願遜位嗎？袁世凱若真那麼把炮，十幾年前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密會他，請他解救光緒，迫慈禧「遜位」，怎麼不見他的「傑作」？反見他嚇得兩腿發軟，做了可恥的告密者？
事實卻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而身在北京擁重兵的袁世凱對此很不服氣，一面挾天子令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視眈眈。為國家民族而非個人權位，孫中山承諾袁世凱：衹要能說服清帝退位，並來南京就任，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統退位，孫中山第二天即向國會遞交了辭呈，14日正式辭職。緊接著國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堅持袁到南京就職。還派出專使團北上迎袁來寧。北京忽來「兵變」，袁借口維持秩序，拒絕南下。再者，孫中山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實行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不但取締國民黨，連保皇黨梁啟超與國民黨激進派章太炎合組的進步黨也被取締，禁止政黨活動，各黨領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說——筆者註)，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要求孫中山黃興裁撤南方革命軍隊；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以上歷史事實及後來發生的袁稱帝已經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議會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將中國社會拉向後退。史載「宋教仁案發生後，輿論嘩然，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在議會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況下，請問，如果中國人不想走回頭路，有何選擇？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無可厚非，各省紛紛起兵護國討袁，代表了當時的民意，劼文對此的指摘毫無道理。正如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確宣布「絕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絕不搞多黨制、絕不搞三權分立……」，連組織政黨都不容許，談何議會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會政治改革，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舉一例，劼文說：「孫中山的喪失學而之途(原文如此——筆者註)，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務遠，卻又志大才疏。」「一個在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后來的所謂革命，是一樣的江湖。」2004年筆者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一文中比較過孫毛兩人的學歷：孫13-17歲上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7-20歲上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Central college相當於高中畢業)，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相當於大學畢業)，26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見葉彥幫「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2005-11-25)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Canton Hospital ）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 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大學本科畢業程度無可爭議， 怎麼成了「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和「江湖行醫」？
眾所公認，香港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於說孫中山博士名銜，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說：「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筆者看李先生要麼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學校學制，要麼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習慣。如果李劼先生們見識過孫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書信，就不會說出如此不敬的話來了。
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再舉一例，劼文大書「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說「盡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証。」你現在又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相反，孫文盡管號稱孫大炮，骨子裡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政治異見者。」請問又有何証據？你說「僅就政治邏輯而言，袁世凱擔心的應該是孫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議會政治。事實上，袁世凱與宋教仁也確實以亦敵亦友的關系彼此相處，並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麼勢如水火。」這祇是李劼先生個人的推斷，用這樣空洞的語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將孫視作殺人兇手嗎？相反，「宋教仁之死」一書評論說：「在袁世凱看來，宋教仁比孫中山、黃興還可怕，后兩者在袁世凱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這個宋教仁欲作憲政民主的斗士，宋不達到內閣制共和政府毫不罷休。在《臨時約法》下進行的民國首次大選中，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竟輕鬆勝出，這令袁世凱大光其火。」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12年4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兩個月，下令解散國會，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迫辭職，時任農林總長的宋教仁同時下崗。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國務委員一律脫黨）。陸氏不孚眾望，稱病辭職（1912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組成“混合內閣”（不分黨派），但宋教仁一貫主張組建一黨內閣，這樣會對袁不利。所以袁世凱提拔前任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因宋教仁組閣的決心和實力，趙秉 鈞視宋為政敵，欲除之而后快。
當時，各省正為搞國會選舉緊鑼密鼓准備著。南北小黨共數百家之多，這些小黨若想當選議員，並非易事，所以他們需向大黨靠攏。 1912年8月25日， 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派改組的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此時，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於前一日抵京，當天也出席了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1130票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國民黨中央決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說孫中山對國民黨一盤散沙失去信心，將黨務交給宋教仁，自己到東京另組中華革命黨去了。另說孫中山熱心築鐵路，黃興淡出軍界，宋熱衷黨務，遂被推舉為國民黨執行理事長。非如劼文所說「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黨領袖由選舉產生，非由自封——筆者註)。 1912年秋冬，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根據憲法，國民黨即將組建責任內閣。國民黨選戰初勝，多數黨員難免驕縱，有人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袁世凱聞訊色變。為了安撫宋教仁領導下的國民黨，袁世凱對宋教仁採取了傳統的收買手段加以籠絡。袁聲稱讓宋出任國務總理，並派人給宋教仁送去50萬元的銀行支票。宋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長江流域各省演說，闡述政見，聲稱要組建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並痛陳袁氏政府的腐敗。袁世凱見宋教仁頑固，一計不成，再想它輒。在聽說了宋教仁發表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后，袁世凱氣得咬牙切齒，連電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國事。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電召於1913年3月20日晚乘夜車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槍擊，22日淩晨不治身亡。接下來案件的破獲，竟出乎意料地順利。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來往電文見「宋教仁之死」一書，此處不贅——筆者註)，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 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 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 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相對客觀的估計是：袁世凱或許沒有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秉鈞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凱不曾明示過要殺宋教仁，但手下人為邀功，自作主張，暗地收買刺客，對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灣江南案)。
問題是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蹺。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開庭審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買兇者應桂馨於二次革命期間，趁各方看押不緊，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獄，逃至青島。孫、黃討袁失敗后，應公然回到北京，並傳話給老袁要50萬元現金的封口費，於次年1月間由兩名干探在火車將其秘密處死。北京方面直接聯絡人洪述祖一直暫避青島，直到民國 6年，連袁世凱都一命歸西了，他才敢出來活動。結果在上海惹上訴訟官司，被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時年15歲）等人在捕房門口當場扭住，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趙秉鈞請辭總理后被調去當直隸總督，應桂馨死時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電話給老袁“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后誰還敢替總統辦事呢！”袁聽了深感厭憎，一個月后，這位老袁身邊第一號親信就在家中離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個亂講話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無銀地辯白，民國3年6月，老袁以他貪污區區 500元之罪將其處死(見《北洋軍閥史話》)這一連串事件，難道衹是偶然的嗎？若非偶然，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做下這一連串的殺人滅口案？
歴史資料往往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說法，這就需要我們動腦筋多問幾個為什麼了？比如：
一，宋教仁與黃興同鄉且是共組「華興會」的老同志(宋任副會長)，互相應十分了解；黃興「華興會」與孫中山「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一同發起十次起義，長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謂不深。如果確如李劼先生所指孫乃殺宋幕後兇手，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黃不可能毫不覺察，為何黃從不指孫乃真兇？李劼先生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為何黃興反指袁乃真兇並撰對聯曰：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宋案發生後，袁派工商總長、國民黨人劉揆一南下去疏通黃興，為宋案作說客，受到黃興的嚴辭拒絕)。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設想，如果孫中山才是宋案元兇，為何租界巡捕房會抓獲兇手武士英、雇凶者應桂馨、並在其住處搜出証物，包括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多封來往密電，所述內容均與宋案發生時間地點吻合，而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趙秉鈞、袁世凱而非孫中山？
三，即使孫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黃興、廖仲愷等人面前槍殺宋教仁，但孫有能力在當時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島乃至北京逐一殺武士英，應桂馨，趙秉鈞滅口？，而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不認孫為兇手，卻在上海扭住洪述祖，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
衹需這樣一想，反問一下便不難得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而不會像李劼先生那樣信口開河。筆者在拙文「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中說過：「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說過：「……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最後，請允許筆者引用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的一段話結束本文：「眼 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 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衹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 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 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蕩的成本。」
(寫於9月12日-9月16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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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18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09
革命的誤解
感謝貴刋發表拙文「改良主義的誤區」，該文質疑邵建先生「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文中提出的改良主義觀點。後來覺得當今的改良主義思潮不但誤解了改良，更誤解了革命，所以再寫此文希望能澄清對革命的誤解。當下中國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但中共拒絕政治改革，如果仍一廂情願地幻想改良，抗拒革命，勢必令民主化走入歧途，令中共的獨裁專制得以延續，國家民族繼續受害，這是我們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筆者看，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顯然是對革命有所誤解，所以筆者不辭劣拙，寫了「革命不是革人命」(以下簡稱「革文」)等幾篇致施化先生的文章，希望他能改變觀點(筆者以前也曾經持類似施先生反對暴力革命的觀點，但後來事實讓我改變了，請參閱拙文「中國民主化和零八憲章」)，我想在這裏和他討論其大作「我主張儘量不用“革命”這個詞彙」(以下簡稱「施文」)。
一，「革命」不是「革人命」，是指舊事物舊制度的根本改變
施先生一直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殺人，流血，「革人命」，這是對「革命」的誤解。中國古代「革命」一詞出自「湯武革命」，因王者自稱「受命於天」，所以老百姓就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 「革」是變，「命」是天命。現代「革命」一詞則來自日本對英文Revolution翻譯，顯然已經和中國古代所說的「革命」一詞含意大不相同。有關現代「革命」一詞的含義，經過很多爭論，應該說已有定論。拙作「革文」曾引用1902年梁啟超先生著名的「釋革」一文，雖然現時很多權威學者指出該文正表現了梁矛盾的心情，但既然梁文說「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所以筆者覺得，儘管梁先生心情矛盾，此時的他還是傾向於革命的。
有關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區別，「釋革」文中說：「Ref主漸，Revo主頓；Ref主部分，Revo主全體；Ref為累進之比例，Revo為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則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夷蕰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這個定義今天仍然適用。眾所公認，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事物舊制度；改良是對舊事物舊制度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舊事物舊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有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
施文一開始就說他主張用「革政」一詞來代替「革命」，「主要原因衹是因為“革命”一詞的詞義不清，容易被人誤解和利用。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章太炎接受梁啟超的邀請，擔任《時務報》撰述時，就在《論學會大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說：「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以革命挽革命。」為什麼「革政」這一名詞未能被接受被使用並流傳下來？就是因為「革命」和「改良」已經囊括了事物變化所有兩種不同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第三種方式(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實際上也是「改良」；奧巴馬總統的「改變」(Change)則比改革改良更輕微)
二，革命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
在政治範疇裏，同一種改變社會和社會制度的方法，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都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
就拿革命來說，首先要看這種革命是否有必要？如果社會制度確需改變，而執政者亦願意改變，改良行得通，就不需要革命；反之，革命就屬必要。
比如說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內憂外患、喪權辱國，與世界民主潮流嚴重脫節，而清王朝不願意放棄君主專制，實現民主共和 (他的所謂「君主立憲」，其實是假「立憲」真專制，筆者其他拙文已詳述，在此不贅) 因此，辛亥革命就很有必要。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軍政大權操縱在北洋軍閥手裏，不但出現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醜劇，更延續了屈辱的外交和腐敗的內政，社會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困苦，各地軍閥擁兵自重，佔地為王，暗殺宋教仁，驅逐國民黨議員，完全沒有和平議政的可能，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以有限暴力達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目的，就是必要的，正面的革命。相反，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毛澤東在湘南搞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所以，毛澤東當時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不斷革命」)。不但如此，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一黨之私，凌駕於社稷蒼生之上，以為經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必的。至於說共產黨統治大陸六十年，不斷地進行這種那種「社會主義革命」，死人無數，更完全錯誤，完全沒有必要。
其次要看革命的目標，如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就是好的革命，相反，如果是將社會拉向後退，則是壞的革命。
比較百年來中國發生的兩場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產革命，兩種不同革命的區別一目了然：辛亥革命的目標是推翻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制度，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目標完全正確，這是好的革命；毛共的共產革命，目標是推翻正在艱苦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質是一黨獨裁的專制制度，比君主專制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將社會拉向後退，因此，這種革命是壞的革命。
最後還要看革命的手段，如果是非暴力不流血，或者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好的革命；如果相反，蓄意使用暴力，毫無必要地驅使人民流血犧牲，那就是壞的革命。
比如說，近代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社會革命，既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又達到了民主憲政的目標，就是好的革命。類似於他們的中國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將暴力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也是好的革命。相反，毛澤東共產黨蓄意使用暴力，毫不顧及人民生命財產，為一黨之私不惜發動內戰，犧牲數百萬人民的生命：「土地革命」期間燒殺槍，造成赤地千裡(如江西蘇區白區之間，方圓數百裡無人煙)；「抗日戰爭」期間卻消極抗戰，積極發展，任由日寇攻城略寨殺害同胞，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解放戰爭」全面內戰更死傷無數，殘忍地用老百姓的生命去為他的「革命」犧牲(如長春圍城，不放百姓出城，活活餓死數十萬人)更不用說奪權後六十年殺死、整死、餓死和鬥死數千萬人，這種革命就是反動的，壞的革命。
三，對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好的革命，我們應該積極支持
很明顯，對於好的必要的革命我們都應該支持。況且，時代不同了，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發生，即使有人想當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當炮灰殺自己的同胞了。當今世界的革命趨勢是顏色革命，蘇聯東歐就是成功的榜樣；台灣則是改良和顏色革命相結合的成功榜樣。所以，對革命我們起碼應抱歡迎的態度，而不是像施先生改良主義那樣的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這樣，就站到了人民大眾的對立面，客觀上助長了專制統治，讓極權暴政得以延續，國家人民繼續受害；對於壞的不必要的革命，當然我們應該反對，最起碼應抱抵制和不參與的態度，壞的革命就不能禍國殃民。果如是，不但毛共反人性的共產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各種「肅反鎮反」、「反右」、「三面紅旗」、「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來，幾千萬同胞不至於枉死；相反，自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共和歷程則會早已成功，不至於延後了幾十年才在台灣實現。
說到這裏，施先生「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一說就有了答案。一百年來中國人之所以求民主而不得，不是因為「革命」，而是因為沒有分清好革命和壞革命，讓壞的革命破壞了好的革命。是因為很多人上當受騙或者糊裡糊塗地參與了從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壞革命，客觀上成了歷史倒退的幫兇；也因為至今許多人仍然對改良主義(例如中共的「經濟改革」)抱有幻想，還未意識到獨裁專制、反民主自由、反人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徹底改變，因而反對一切革命，主張在這個失敗的已被歷史證明錯誤的制度上修修補補，客觀上成了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警醒和覺悟的地方。
(寫於09年8月20日-8月24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9月9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筆者看，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顯然是對革命有所誤解，所以筆者不辭劣拙，寫了「革命不是革人命」(以下簡稱「革文」)等幾篇致施化先生的文章，希望他能改變觀點(筆者以前也曾經持類似施先生反對暴力革命的觀點，但後來事實讓我改變了，請參閱拙文「中國民主化和零八憲章」)，我想在這裏和他討論其大作「我主張儘量不用“革命”這個詞彙」(以下簡稱「施文」)。
一，「革命」不是「革人命」，是指舊事物舊制度的根本改變
施先生一直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殺人，流血，「革人命」，這是對「革命」的誤解。中國古代「革命」一詞出自「湯武革命」，因王者自稱「受命於天」，所以老百姓就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 「革」是變，「命」是天命。現代「革命」一詞則來自日本對英文Revolution翻譯，顯然已經和中國古代所說的「革命」一詞含意大不相同。有關現代「革命」一詞的含義，經過很多爭論，應該說已有定論。拙作「革文」曾引用1902年梁啟超先生著名的「釋革」一文，雖然現時很多權威學者指出該文正表現了梁矛盾的心情，但既然梁文說「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所以筆者覺得，儘管梁先生心情矛盾，此時的他還是傾向於革命的。
有關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區別，「釋革」文中說：「Ref主漸，Revo主頓；Ref主部分，Revo主全體；Ref為累進之比例，Revo為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則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夷蕰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這個定義今天仍然適用。眾所公認，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事物舊制度；改良是對舊事物舊制度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舊事物舊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有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
施文一開始就說他主張用「革政」一詞來代替「革命」，「主要原因衹是因為“革命”一詞的詞義不清，容易被人誤解和利用。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章太炎接受梁啟超的邀請，擔任《時務報》撰述時，就在《論學會大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說：「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以革命挽革命。」為什麼「革政」這一名詞未能被接受被使用並流傳下來？就是因為「革命」和「改良」已經囊括了事物變化所有兩種不同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第三種方式(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實際上也是「改良」；奧巴馬總統的「改變」(Change)則比改革改良更輕微)
二，革命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
在政治範疇裏，同一種改變社會和社會制度的方法，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都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
就拿革命來說，首先要看這種革命是否有必要？如果社會制度確需改變，而執政者亦願意改變，改良行得通，就不需要革命；反之，革命就屬必要。
比如說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內憂外患、喪權辱國，與世界民主潮流嚴重脫節，而清王朝不願意放棄君主專制，實現民主共和 (他的所謂「君主立憲」，其實是假「立憲」真專制，筆者其他拙文已詳述，在此不贅) 因此，辛亥革命就很有必要。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軍政大權操縱在北洋軍閥手裏，不但出現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醜劇，更延續了屈辱的外交和腐敗的內政，社會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困苦，各地軍閥擁兵自重，佔地為王，暗殺宋教仁，驅逐國民黨議員，完全沒有和平議政的可能，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以有限暴力達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目的，就是必要的，正面的革命。相反，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毛澤東在湘南搞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所以，毛澤東當時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不斷革命」)。不但如此，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一黨之私，凌駕於社稷蒼生之上，以為經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必的。至於說共產黨統治大陸六十年，不斷地進行這種那種「社會主義革命」，死人無數，更完全錯誤，完全沒有必要。
其次要看革命的目標，如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就是好的革命，相反，如果是將社會拉向後退，則是壞的革命。
比較百年來中國發生的兩場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產革命，兩種不同革命的區別一目了然：辛亥革命的目標是推翻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制度，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目標完全正確，這是好的革命；毛共的共產革命，目標是推翻正在艱苦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質是一黨獨裁的專制制度，比君主專制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將社會拉向後退，因此，這種革命是壞的革命。
最後還要看革命的手段，如果是非暴力不流血，或者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好的革命；如果相反，蓄意使用暴力，毫無必要地驅使人民流血犧牲，那就是壞的革命。
比如說，近代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社會革命，既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又達到了民主憲政的目標，就是好的革命。類似於他們的中國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將暴力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也是好的革命。相反，毛澤東共產黨蓄意使用暴力，毫不顧及人民生命財產，為一黨之私不惜發動內戰，犧牲數百萬人民的生命：「土地革命」期間燒殺槍，造成赤地千裡(如江西蘇區白區之間，方圓數百裡無人煙)；「抗日戰爭」期間卻消極抗戰，積極發展，任由日寇攻城略寨殺害同胞，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解放戰爭」全面內戰更死傷無數，殘忍地用老百姓的生命去為他的「革命」犧牲(如長春圍城，不放百姓出城，活活餓死數十萬人)更不用說奪權後六十年殺死、整死、餓死和鬥死數千萬人，這種革命就是反動的，壞的革命。
三，對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好的革命，我們應該積極支持
很明顯，對於好的必要的革命我們都應該支持。況且，時代不同了，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發生，即使有人想當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當炮灰殺自己的同胞了。當今世界的革命趨勢是顏色革命，蘇聯東歐就是成功的榜樣；台灣則是改良和顏色革命相結合的成功榜樣。所以，對革命我們起碼應抱歡迎的態度，而不是像施先生改良主義那樣的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這樣，就站到了人民大眾的對立面，客觀上助長了專制統治，讓極權暴政得以延續，國家人民繼續受害；對於壞的不必要的革命，當然我們應該反對，最起碼應抱抵制和不參與的態度，壞的革命就不能禍國殃民。果如是，不但毛共反人性的共產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各種「肅反鎮反」、「反右」、「三面紅旗」、「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來，幾千萬同胞不至於枉死；相反，自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共和歷程則會早已成功，不至於延後了幾十年才在台灣實現。
說到這裏，施先生「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一說就有了答案。一百年來中國人之所以求民主而不得，不是因為「革命」，而是因為沒有分清好革命和壞革命，讓壞的革命破壞了好的革命。是因為很多人上當受騙或者糊裡糊塗地參與了從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壞革命，客觀上成了歷史倒退的幫兇；也因為至今許多人仍然對改良主義(例如中共的「經濟改革」)抱有幻想，還未意識到獨裁專制、反民主自由、反人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徹底改變，因而反對一切革命，主張在這個失敗的已被歷史證明錯誤的制度上修修補補，客觀上成了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警醒和覺悟的地方。
(寫於09年8月20日-8月24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9月9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改良主義誤區
在當前革命和改良的爭論中，筆者發現改良主義有兩個誤區，其一是：「不改變權力主體，而改變權力的性質」；其二是：「立憲」等於民主。
一， 不改變權力主體，能否改變權力性質？
以最近邵建先生「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文為例，該文說：「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反對暴力、亦復反對從清廷那裡奪權，他（們）要求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
問題就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能否「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筆者認為不可能。權力的性質衹有兩種：專制和民主。如果保留專制執政者，如何將權力民主化？政治民主的要義就在於沒有固定的永久的當權者，權力屬於人民，由全體人民通過普選產生政府，授權政府在固定的任期內執政，如果人民不滿意，下一次選舉就可以把他們踢下台。邵文「不改變權力所有」顯然是指保留中共的永久執政權，試問還要選舉幹什麼？既然沒有選舉，談何民主？沒有民主，亦即永久專制，談何「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舉例說，如果台灣蔣經國、李登輝不開放普選，「不改變權力所有」，國民黨永遠執政，台灣能「改變權力的性質」嗎？要實現民主化，首先要容許「改變權力所有」，容許人民通過選舉實現政黨輪替，然後讓人民去監督這個政府。民進黨陳水扁做得不好，人民通過選舉將國民黨馬英九選上台，國民黨再度執政。但和以前的獨裁專制已有本質不同，「權力的性質」已經改變了。以前未經人民授權，因而是不合法的，現在經過選舉授權，就變成合法的了。對共產黨來說，難道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邵文說：「梁氏的政治革命屬於“政體革命”，它不改變權力主體，但要改變權力的性質（即改專制為立憲）。」看來，邵先生指的是「君主立憲」。事實已經証明在中國行不通，筆者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見4月9日「縱覽中國」)已詳細分析過，在此不贅。僅引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09年8月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演講「制度滯后與清王朝的覆亡」一段，供邵先生和讀者參考：
「日俄戰爭後，1904年立憲運動起來 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要預備立憲。這個風聲一出來，民眾歡騰，當時人們游行喊“吾皇萬歲萬萬歲”。但是清政府沒有誠意，把民意當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 開國會。當時有一些富商組織起來上街請願要求開國會，有人把自己的手指頭砍斷要求開國會，雙方的衝突越來越激烈，但清政府還是拖延不決。1908年慈禧去 世，清政府說要搞內閣制，人們還是抱有某種希望。1911年5月，內閣制一出來人們發現是個徹頭徹尾的皇族內閣。按照君主立憲國家的 傳統，皇族成員是不能入閣的，梁啟超在東京的時候與革命派進行了論戰，當時支持維新的人比較多，革命派說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啟超認為清政府會真改良，但是預備立憲大綱一出，人們一看就是假的。這個預備立憲大綱是向日本學習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維新又退了一步，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改良也能達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統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認為統治者不會改了，這時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預 備立憲大綱一出來，在外的留學生馬上都傾向於革命派了，革命派力量變得很大。那邊又把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廣大民眾都起來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垮台了。」
二，「立憲」是否等於民主？
筆者認為否。首先要看「立憲」立的什麼憲？統治者有多大的權？人民有多大的權？其次要看「立憲」之後，是否真的付諸實行。
邵文說：「在梁看來，以立憲反專制，既可以相對 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積流血和社會大幅度的震蕩，又可以預先就避免了革命後專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啟超這樣闡釋他的政治革命：“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 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看來，邵先生認為清末可以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民主憲政，現在可以通過「中共立憲」(永久保持中共執政地位)實現民主化，筆者不敢苟同。
關於清朝「君主立憲」，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全文照錄
《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並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衹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衹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專制」的「延命之策」。
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試問：立這樣的憲等於民主嗎？
即使憲法條文上明確規定了全體公民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擁有宗教信仰自由、通訊保密自由、人身、住宅、財產不受侵犯……(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實際上卻是一紙空文，毫無實際意義。統治者不需經過真正的選舉就可以無限期執政、人民無權辦報、無法出版書籍、集會結社更是「反動組織」、游行示威則是「動亂」，法輪功的宗教信仰被殘酷鎮壓、網警防火牆無處不在，隨便抓人捕人，強行拆遷，地富資產階級甚至小業主資產全部充公……中共統治六十年所作所為有目共睹，在在都與其白紙黑字的莊嚴憲法相反相違，這樣的「立憲」不但沒有絲毫民主的影子，簡直是對民主極大的諷刺！
怎麼能說衹要「立憲」就等於消滅了專制，實現了民主呢？
三，為什麼說中國現在衹能革命，不能改良？
原因很簡單：
1，革命是指社會制度根本變化，改良是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上修修補補。中共六十年的「社會主義」試驗，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有目共睹。現時大多數人的共識是要徹底改變這種社會制度，實行多黨制、議會政治，衹有這樣才能真正國富民強，和世界文明接軌。而不是什麼「黨內民主」、「差額選舉」等等改良主義假民主可以達到目的。
2，改良是由上而下發動的，而中共當權者和特權利益階層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貪婪瘋狂地鯨吞國家財產，盤剝壓榨老百姓，他們怎麼可能民主改良，與人民分享權力？更不用說像國民黨一樣交出權力，還政於民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已公開宣告「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等於明確告訴全世界：中共絕不搞政治改革。所以，改良的效果和願望再好也沒有用，缺乏實現的可能性，等於空想。
3，或許邵先生等會說，英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不是「君主立憲」成功了嗎？我們中國也可以。問題就在於我們中國人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沒有那樣的政治風度，歸根到底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素質。當年的清朝皇帝不願意像日本和西方國家一樣「虛君立憲」，讓出所有實質性政治權力，衹保留王室的名義，甘願當一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他們夢想永遠保留君上大權，統治天下。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給了他們數百萬兩年俸，居住紫禁城的特權，他們還數度發動復辟，投靠日本當傀儡皇帝。今天的中共也遠沒有蘇聯、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共產黨的胸襟和氣度，更沒有人家的卓識遠見，在他們的心目中，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所以就永遠屬於共產黨，而不是屬於全體人民。對他們來說，唯一可能的就是羅馬尼亞結局，所以說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顏色革命，而絕非改良主義。
筆者以上個人看法，請邵建先生及廣大讀者多多指教。
(寫於09年8月23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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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1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一， 不改變權力主體，能否改變權力性質？
以最近邵建先生「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文為例，該文說：「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反對暴力、亦復反對從清廷那裡奪權，他（們）要求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
問題就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能否「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筆者認為不可能。權力的性質衹有兩種：專制和民主。如果保留專制執政者，如何將權力民主化？政治民主的要義就在於沒有固定的永久的當權者，權力屬於人民，由全體人民通過普選產生政府，授權政府在固定的任期內執政，如果人民不滿意，下一次選舉就可以把他們踢下台。邵文「不改變權力所有」顯然是指保留中共的永久執政權，試問還要選舉幹什麼？既然沒有選舉，談何民主？沒有民主，亦即永久專制，談何「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舉例說，如果台灣蔣經國、李登輝不開放普選，「不改變權力所有」，國民黨永遠執政，台灣能「改變權力的性質」嗎？要實現民主化，首先要容許「改變權力所有」，容許人民通過選舉實現政黨輪替，然後讓人民去監督這個政府。民進黨陳水扁做得不好，人民通過選舉將國民黨馬英九選上台，國民黨再度執政。但和以前的獨裁專制已有本質不同，「權力的性質」已經改變了。以前未經人民授權，因而是不合法的，現在經過選舉授權，就變成合法的了。對共產黨來說，難道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邵文說：「梁氏的政治革命屬於“政體革命”，它不改變權力主體，但要改變權力的性質（即改專制為立憲）。」看來，邵先生指的是「君主立憲」。事實已經証明在中國行不通，筆者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見4月9日「縱覽中國」)已詳細分析過，在此不贅。僅引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09年8月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演講「制度滯后與清王朝的覆亡」一段，供邵先生和讀者參考：
「日俄戰爭後，1904年立憲運動起來 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要預備立憲。這個風聲一出來，民眾歡騰，當時人們游行喊“吾皇萬歲萬萬歲”。但是清政府沒有誠意，把民意當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 開國會。當時有一些富商組織起來上街請願要求開國會，有人把自己的手指頭砍斷要求開國會，雙方的衝突越來越激烈，但清政府還是拖延不決。1908年慈禧去 世，清政府說要搞內閣制，人們還是抱有某種希望。1911年5月，內閣制一出來人們發現是個徹頭徹尾的皇族內閣。按照君主立憲國家的 傳統，皇族成員是不能入閣的，梁啟超在東京的時候與革命派進行了論戰，當時支持維新的人比較多，革命派說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啟超認為清政府會真改良，但是預備立憲大綱一出，人們一看就是假的。這個預備立憲大綱是向日本學習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維新又退了一步，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改良也能達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統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認為統治者不會改了，這時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預 備立憲大綱一出來，在外的留學生馬上都傾向於革命派了，革命派力量變得很大。那邊又把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廣大民眾都起來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垮台了。」
二，「立憲」是否等於民主？
筆者認為否。首先要看「立憲」立的什麼憲？統治者有多大的權？人民有多大的權？其次要看「立憲」之後，是否真的付諸實行。
邵文說：「在梁看來，以立憲反專制，既可以相對 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積流血和社會大幅度的震蕩，又可以預先就避免了革命後專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啟超這樣闡釋他的政治革命：“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 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看來，邵先生認為清末可以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民主憲政，現在可以通過「中共立憲」(永久保持中共執政地位)實現民主化，筆者不敢苟同。
關於清朝「君主立憲」，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全文照錄
《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並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衹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衹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專制」的「延命之策」。
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試問：立這樣的憲等於民主嗎？
即使憲法條文上明確規定了全體公民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擁有宗教信仰自由、通訊保密自由、人身、住宅、財產不受侵犯……(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實際上卻是一紙空文，毫無實際意義。統治者不需經過真正的選舉就可以無限期執政、人民無權辦報、無法出版書籍、集會結社更是「反動組織」、游行示威則是「動亂」，法輪功的宗教信仰被殘酷鎮壓、網警防火牆無處不在，隨便抓人捕人，強行拆遷，地富資產階級甚至小業主資產全部充公……中共統治六十年所作所為有目共睹，在在都與其白紙黑字的莊嚴憲法相反相違，這樣的「立憲」不但沒有絲毫民主的影子，簡直是對民主極大的諷刺！
怎麼能說衹要「立憲」就等於消滅了專制，實現了民主呢？
三，為什麼說中國現在衹能革命，不能改良？
原因很簡單：
1，革命是指社會制度根本變化，改良是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上修修補補。中共六十年的「社會主義」試驗，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有目共睹。現時大多數人的共識是要徹底改變這種社會制度，實行多黨制、議會政治，衹有這樣才能真正國富民強，和世界文明接軌。而不是什麼「黨內民主」、「差額選舉」等等改良主義假民主可以達到目的。
2，改良是由上而下發動的，而中共當權者和特權利益階層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貪婪瘋狂地鯨吞國家財產，盤剝壓榨老百姓，他們怎麼可能民主改良，與人民分享權力？更不用說像國民黨一樣交出權力，還政於民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已公開宣告「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等於明確告訴全世界：中共絕不搞政治改革。所以，改良的效果和願望再好也沒有用，缺乏實現的可能性，等於空想。
3，或許邵先生等會說，英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不是「君主立憲」成功了嗎？我們中國也可以。問題就在於我們中國人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沒有那樣的政治風度，歸根到底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素質。當年的清朝皇帝不願意像日本和西方國家一樣「虛君立憲」，讓出所有實質性政治權力，衹保留王室的名義，甘願當一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他們夢想永遠保留君上大權，統治天下。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給了他們數百萬兩年俸，居住紫禁城的特權，他們還數度發動復辟，投靠日本當傀儡皇帝。今天的中共也遠沒有蘇聯、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共產黨的胸襟和氣度，更沒有人家的卓識遠見，在他們的心目中，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所以就永遠屬於共產黨，而不是屬於全體人民。對他們來說，唯一可能的就是羅馬尼亞結局，所以說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顏色革命，而絕非改良主義。
筆者以上個人看法，請邵建先生及廣大讀者多多指教。
(寫於09年8月23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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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不用猜了，「老同志」可能子虛烏有
「中國特色」之一是有話不明說，喜歡讓人猜謎，前者有胡錦濤的「查找不足」，後者有溫家寶的「深層矛盾」。原以為那是「領導同志」的特權和香港人的嗜好，現在看來不是了，近日網上流傳一篇名為「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的「老同志講話」，結尾註明：「此稿由四次談話整理而成，經談話人審定。」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同時也開始了新一場政治猜謎活動。有人猜這個「老同志」是萬裡、有人猜是喬石、田紀雲、胡繩……不一而足，依筆者看，不用猜了，這個「老同志」很可能子虛烏有；這篇講話很可能衹是惡搞，山寨版。
很多猜謎者從「講話」的內容去猜測，「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孔捷生說「我也覺得外間盛傳是萬裡，的確不甚相符。這篇談話的理論水平，不是萬裡所 能具備的。」筆者十分贊同。正好前幾天鳳凰衛視中文台「魯豫有約」節目訪問萬裡的孫女萬寶寶，她透露萬裡喜歡打網球，但一定要贏，而且一定要贏6：0。所有跟他打球的人都很識做，無不故意輸個6：0，所比賽的不過是看誰輸得更不著痕跡，更逗萬裡開心。此孫女還得意洋洋地在電視節目中說，不過有一次布殊就不讓他了，「人家到底是大國總統」。看到這裏，筆者一是猜疑此女作大，布殊有這樣的閒心和興致去和一個專制國家的老朽打網球？二是為中華傳統美德被毛共糟塌到如此地步痛心。一個曾經在西方國家讀書和生活過十年，現居香港的青年人(特權子弟)，居然對這種不道德的行為讚賞有加，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其他教育程度低的大陸憤青更可想而知了。若此女所說確實，即使在體育消閑活動中都具如此強烈虛榮心的專制狂，對弄虛作假甘之如飴的「老同志」，與這篇自省式「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怎麼可能作此講話？！(相比之下，鄧小平比他還高明一點，據聶衛平回憶稱，一次打橋牌，萬裡連輸數盤，聶見他臉色難看，故意輸一盤給他，被鄧發覺，責聶「下次不和你搭檔了」。)
至於說到外間對這篇「講話」的高度評價，如同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樣，筆者覺得未免太看高了這些老共了(根據他們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和成長環境，不可能對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有足夠的認識)。儘管他們對現政權有很多批評，但總的來說衹是從維護和挽救現政權出發，絲毫沒有觸及其獨裁專制的本質。中共的要害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倫理」問題，即使他們之間和和氣氣，不再互相爭鬥，也改不了其反民主的本質。「講話」強調因中共從未「註冊」，所以是「不合法組織」。中共的不合法，並非因為「未註冊」，而是因為它是靠武力取得政權和實行統治，沒有經過普選，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可和授權。並非他今天「註冊」了，就變合法了；要想取得合法性，必須經過普選，得到選民的認可和授權，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其實比起中共成立至今八十多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有沒有「註冊」簡直不值一提。要清算他的罪行，首先要從死在他手裏數千萬冤魂算起，絕不是要求他去「註冊」，而是要求他向人民認罪，交出政權，還政於民。
至於說出現這樣的山寨版惡搞，老百姓把希望到寄託在趙紫陽、萬裡等高幹身上，不惜借其名發洩不滿和借機宣揚民主，隻能說明中國人還未認識到民主化歸根到底要靠自己，而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些體制內人士身上，等待他們覺醒，等待他們為民主化出力，但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大陸目前還不具備產生戈巴卓夫、葉利欽的條件；共產黨內還不具備出現蔣經國、李登輝的基礎，中國民主化要靠人民大眾自己，羅馬尼亞東歐各國較中國早實現民主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人民比我們勇敢堅決。
這篇「老同志講話」一出，筆者已覺這篇「講話」很可能是網民惡搞，「老同志」根本子虛烏有，並且和孔捷生先生交換過意見。筆者認為，它之所以在胡錦濤密鑼緊鼓籌備「六十大慶」前夕出現，很可能是普羅百姓借「老同志」之口對現政權表達的強烈不滿。因為從發佈形式上看，既然「經談話人審定」，為什麼不敢署名？為什麼不採用趙紫陽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的形式發表？而要如此閃閃縮縮？這本身就和「講話」所提倡的公開透明的宣傳原則不符，也和「老同志」所應有的光明正大的行為準則不符。倒是事情的反應耐人尋味，左右兩派已就此事在網上大動干戈，卻未見當事人出面承認或否認，亦未見現政權出面「闢謠」。至少說明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極不正常，既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勇氣，不得不借助於這種匿名流傳的神祕方式；同時至少說明當今的中國大陸矛盾重重，民怨沸騰，中共政壇十分詭弔，危機四伏，說不定哪一天突然爆出類似林彪外逃或四人幫就擒的驚天新聞，都毫不出奇。
(09年8月15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8月19日「縱覽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很多猜謎者從「講話」的內容去猜測，「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孔捷生說「我也覺得外間盛傳是萬裡，的確不甚相符。這篇談話的理論水平，不是萬裡所 能具備的。」筆者十分贊同。正好前幾天鳳凰衛視中文台「魯豫有約」節目訪問萬裡的孫女萬寶寶，她透露萬裡喜歡打網球，但一定要贏，而且一定要贏6：0。所有跟他打球的人都很識做，無不故意輸個6：0，所比賽的不過是看誰輸得更不著痕跡，更逗萬裡開心。此孫女還得意洋洋地在電視節目中說，不過有一次布殊就不讓他了，「人家到底是大國總統」。看到這裏，筆者一是猜疑此女作大，布殊有這樣的閒心和興致去和一個專制國家的老朽打網球？二是為中華傳統美德被毛共糟塌到如此地步痛心。一個曾經在西方國家讀書和生活過十年，現居香港的青年人(特權子弟)，居然對這種不道德的行為讚賞有加，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其他教育程度低的大陸憤青更可想而知了。若此女所說確實，即使在體育消閑活動中都具如此強烈虛榮心的專制狂，對弄虛作假甘之如飴的「老同志」，與這篇自省式「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怎麼可能作此講話？！(相比之下，鄧小平比他還高明一點，據聶衛平回憶稱，一次打橋牌，萬裡連輸數盤，聶見他臉色難看，故意輸一盤給他，被鄧發覺，責聶「下次不和你搭檔了」。)
至於說到外間對這篇「講話」的高度評價，如同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樣，筆者覺得未免太看高了這些老共了(根據他們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和成長環境，不可能對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有足夠的認識)。儘管他們對現政權有很多批評，但總的來說衹是從維護和挽救現政權出發，絲毫沒有觸及其獨裁專制的本質。中共的要害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倫理」問題，即使他們之間和和氣氣，不再互相爭鬥，也改不了其反民主的本質。「講話」強調因中共從未「註冊」，所以是「不合法組織」。中共的不合法，並非因為「未註冊」，而是因為它是靠武力取得政權和實行統治，沒有經過普選，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可和授權。並非他今天「註冊」了，就變合法了；要想取得合法性，必須經過普選，得到選民的認可和授權，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其實比起中共成立至今八十多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有沒有「註冊」簡直不值一提。要清算他的罪行，首先要從死在他手裏數千萬冤魂算起，絕不是要求他去「註冊」，而是要求他向人民認罪，交出政權，還政於民。
至於說出現這樣的山寨版惡搞，老百姓把希望到寄託在趙紫陽、萬裡等高幹身上，不惜借其名發洩不滿和借機宣揚民主，隻能說明中國人還未認識到民主化歸根到底要靠自己，而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些體制內人士身上，等待他們覺醒，等待他們為民主化出力，但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大陸目前還不具備產生戈巴卓夫、葉利欽的條件；共產黨內還不具備出現蔣經國、李登輝的基礎，中國民主化要靠人民大眾自己，羅馬尼亞東歐各國較中國早實現民主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人民比我們勇敢堅決。
這篇「老同志講話」一出，筆者已覺這篇「講話」很可能是網民惡搞，「老同志」根本子虛烏有，並且和孔捷生先生交換過意見。筆者認為，它之所以在胡錦濤密鑼緊鼓籌備「六十大慶」前夕出現，很可能是普羅百姓借「老同志」之口對現政權表達的強烈不滿。因為從發佈形式上看，既然「經談話人審定」，為什麼不敢署名？為什麼不採用趙紫陽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的形式發表？而要如此閃閃縮縮？這本身就和「講話」所提倡的公開透明的宣傳原則不符，也和「老同志」所應有的光明正大的行為準則不符。倒是事情的反應耐人尋味，左右兩派已就此事在網上大動干戈，卻未見當事人出面承認或否認，亦未見現政權出面「闢謠」。至少說明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極不正常，既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勇氣，不得不借助於這種匿名流傳的神祕方式；同時至少說明當今的中國大陸矛盾重重，民怨沸騰，中共政壇十分詭弔，危機四伏，說不定哪一天突然爆出類似林彪外逃或四人幫就擒的驚天新聞，都毫不出奇。
(09年8月15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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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8月19日「縱覽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Thursday, August 13, 2009
革命不是「革人命 」
筆者在貴刋發表了幾篇有關孫中山和革命的文章，得到某先生回應說「我的主張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 良，而是革政。所謂革政，含義就是，動員每一個利益階層，通過持續長久的壓力，迫使政權做一次徹底的政體改變。但不諸訴暴力，不以付出人命為代價。衹革政 體，不革人命。」看來這位先生一是錯將「革命」看作是「革人命」了；二是所謂「革政」不過是大家通常所說的「顏色革命」而已。
查「革命」一詞最早出於《易•革•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這裏面的「湯武革命」指的是「商湯放逐夏桀，周武誅殺商紂」。古代中國以王者受命於天，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衹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裡沒有變化。
史海風雲」裏「孫中山“倫敦蒙難記”及其早期革命思想」一文說：「清政府衹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對孫中山輩使用“革命黨”這樣的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革命之名字，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這在當時，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爭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國歷史上衹有造反和變亂，鮮見革命，而此時的革命，已舊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說：“吾所謂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這個意思。
「在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裏：見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譜：據馮自由記：舟過神戶之際，先生等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革命逸史》初集１頁）〉並提出今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認為中國的弊病「皆不良之政治為主。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北上投書失敗，激發了孫中山醞釀已久的革命熱情。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和平手段」無濟於事，「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當時如章炳麟、康有為等人已經在戊戌期間談到「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因此通過孫中山由否定「革命」轉向肯定，意味著傳統革命話語的內在邏輯出現某種決定性的轉變，以及社會一般恐懼心理的克服。換言之，當１９０２年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主張能夠產生社會效應時，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意識──伴隨著傳統革命話語──似乎經歷了一次「換腦」手術，也即和當時大量「新名詞」風靡朝野上下的情況有關。這就不得不提到梁啟超。」
梁啟超先生1902年12月14日大作「釋革」確實是一篇論述革命與改良的好文章，以梁先生這樣的改良派首領，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尚且對革命有如此新的正確的認識，今天的某先生為代表的現代改良派應該感到羞愧，在此擇其精闢要點引述如下：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雲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駭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備益求備。我則何有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變不得革，又遑論其余哉！嗚呼！」
說到「革命」一詞在中國的際遇和演變，野草先生「革命的字義是什麼？」和陳建華先生「中國“革命”話語的轉型——從清末到1920年代末」提供了很好的見解。
前者說「1949年后，“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並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思想。
「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標簽。
「19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
「1990年代后，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澤厚和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的，“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革命”。這本書在兩個方向上遭到批判。
「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聯這一點上。即使在西方的現代用法上，“革命”也經常用來指各種領域裡“新”的變革，比如醫學革命，生態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義。當然“革命”盡管被廣義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種令人想到法國大革命賦給的狹義。當與“改良”成為對立詞時，便有這種色彩。」
後者說「古代中國“革命”好像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作為儒家文化中心，它代表“天命”，不能隨便提起，事實上是一種禁忌(形同造反、叛亂、匪賊……)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二十世紀初短短數年間，禁忌一下子變成圖騰，人人皆言革命，人人自封革命，於是天下分崩，鹿死誰手，然而沒有這樣一種持續而異常的革命激情，中國大約也難得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看從九十年代已還，革命又一下子消聲匿跡……」
相信以上摘引的文章已經可以回答了為什麼一百年後的今天，又再產生極力反對革命的新改良派？原因之一恐怕是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曾經給中國人帶來極為恐怖的回憶，使大家對「革命」產生了望文生疑和談虎色變的恐懼，其實這不過是對革命的誤解而已。綜合上述學者的見解和當今大多數人的共識，恐怕可以這樣說：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制度；改良是在舊制度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以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不要以革命必引起「崩潰？動亂？內戰？分裂？」來嚇唬人，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世界會更好。八九民運期間，北京連小偷都罷偷了，要相信廣大人民，他們有資格享有民主，有能力建設民主社會，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幾十年來都未能夠徹底摧毀的人性。
至於某先生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至於說孫先生在進行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諸如要求簽字畫押忠於領袖加入中華革命黨，是因為孫先生深感國民黨一盤散沙，無法與北洋軍閥抗衡實現民主共和，才出此策。遭黃興等人反對後，孫先生已及時改變主意。又如指責孫先生與陳烱明反目是因為不贊同後者聯省自治的主張，事實是當年連廣東一省都在桂系滇系軍閥控制下，根本未有自治的條件，遑論其他各省。至於說孫 先生指使，林森直接指揮，在北美暗殺了名記者黃遠庸一事，未知自稱「深知歷史」的某先生又有多少証據？如果人雲亦雲捕風捉影，不但未能貶低孫先生，反而貶低了自己。凡此種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寫於09年8月12日，修改於8月1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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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8月14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查「革命」一詞最早出於《易•革•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這裏面的「湯武革命」指的是「商湯放逐夏桀，周武誅殺商紂」。古代中國以王者受命於天，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衹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裡沒有變化。
史海風雲」裏「孫中山“倫敦蒙難記”及其早期革命思想」一文說：「清政府衹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對孫中山輩使用“革命黨”這樣的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革命之名字，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這在當時，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爭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國歷史上衹有造反和變亂，鮮見革命，而此時的革命，已舊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說：“吾所謂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這個意思。
「在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裏：見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譜：據馮自由記：舟過神戶之際，先生等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革命逸史》初集１頁）〉並提出今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認為中國的弊病「皆不良之政治為主。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北上投書失敗，激發了孫中山醞釀已久的革命熱情。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和平手段」無濟於事，「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當時如章炳麟、康有為等人已經在戊戌期間談到「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因此通過孫中山由否定「革命」轉向肯定，意味著傳統革命話語的內在邏輯出現某種決定性的轉變，以及社會一般恐懼心理的克服。換言之，當１９０２年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主張能夠產生社會效應時，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意識──伴隨著傳統革命話語──似乎經歷了一次「換腦」手術，也即和當時大量「新名詞」風靡朝野上下的情況有關。這就不得不提到梁啟超。」
梁啟超先生1902年12月14日大作「釋革」確實是一篇論述革命與改良的好文章，以梁先生這樣的改良派首領，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尚且對革命有如此新的正確的認識，今天的某先生為代表的現代改良派應該感到羞愧，在此擇其精闢要點引述如下：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雲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駭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備益求備。我則何有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變不得革，又遑論其余哉！嗚呼！」
說到「革命」一詞在中國的際遇和演變，野草先生「革命的字義是什麼？」和陳建華先生「中國“革命”話語的轉型——從清末到1920年代末」提供了很好的見解。
前者說「1949年后，“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並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思想。
「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標簽。
「19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
「1990年代后，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澤厚和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的，“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革命”。這本書在兩個方向上遭到批判。
「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聯這一點上。即使在西方的現代用法上，“革命”也經常用來指各種領域裡“新”的變革，比如醫學革命，生態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義。當然“革命”盡管被廣義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種令人想到法國大革命賦給的狹義。當與“改良”成為對立詞時，便有這種色彩。」
後者說「古代中國“革命”好像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作為儒家文化中心，它代表“天命”，不能隨便提起，事實上是一種禁忌(形同造反、叛亂、匪賊……)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二十世紀初短短數年間，禁忌一下子變成圖騰，人人皆言革命，人人自封革命，於是天下分崩，鹿死誰手，然而沒有這樣一種持續而異常的革命激情，中國大約也難得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看從九十年代已還，革命又一下子消聲匿跡……」
相信以上摘引的文章已經可以回答了為什麼一百年後的今天，又再產生極力反對革命的新改良派？原因之一恐怕是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曾經給中國人帶來極為恐怖的回憶，使大家對「革命」產生了望文生疑和談虎色變的恐懼，其實這不過是對革命的誤解而已。綜合上述學者的見解和當今大多數人的共識，恐怕可以這樣說：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制度；改良是在舊制度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以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不要以革命必引起「崩潰？動亂？內戰？分裂？」來嚇唬人，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世界會更好。八九民運期間，北京連小偷都罷偷了，要相信廣大人民，他們有資格享有民主，有能力建設民主社會，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幾十年來都未能夠徹底摧毀的人性。
至於某先生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至於說孫先生在進行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諸如要求簽字畫押忠於領袖加入中華革命黨，是因為孫先生深感國民黨一盤散沙，無法與北洋軍閥抗衡實現民主共和，才出此策。遭黃興等人反對後，孫先生已及時改變主意。又如指責孫先生與陳烱明反目是因為不贊同後者聯省自治的主張，事實是當年連廣東一省都在桂系滇系軍閥控制下，根本未有自治的條件，遑論其他各省。至於說孫 先生指使，林森直接指揮，在北美暗殺了名記者黃遠庸一事，未知自稱「深知歷史」的某先生又有多少証據？如果人雲亦雲捕風捉影，不但未能貶低孫先生，反而貶低了自己。凡此種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寫於09年8月12日，修改於8月1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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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8月14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Thursday, August 6, 2009
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不可避免——三致施化先生
近來筆者寫過兩篇與施化先生討論孫中山先生的文章，筆者不同意施先生將中國人爭民主一百年迄未成功怪罪於孫中山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因為若果中國不是出了一個怪物共產黨和引來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在孫中山和國民黨領導下早就實現民主化了(若不是共產黨二三十年代搞土地革命武裝叛亂，二十年代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時，就有可能實現民主憲政；若不是共產黨四十年代挑起國內戰爭，也可能實現民主憲政了。台灣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推遲到九十年代才實現民主化，是因為長期面對中共武力威脅，雖然來遲了，但終究是事實，台灣民主化最終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因此，筆者認為與其批判孫中山，不如批判共產黨，是後者讓中國民主道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認為暴力革命是萬惡之源，其結果必然產生新的專制；而在中共明言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代表了當今改良派思潮，本文想和施化先生討論這個問題，請廣大讀者發表意見。
施化先生在「百年中國的選擇途徑」一文中說「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途徑，歸納到最后不外乎兩個：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革。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從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是改革。前者用 了近七十年，後者用了整三十年。」，這樣認識和理解中國百年近代史，筆者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革命是指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相對於革命後新制度穩定運作，革命本身所佔的時段有限。百年來中國發生的革命隻有兩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1949年的共產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獨裁專制的共產中國。怎麼能說「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用了七十年」？至於說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用余傑先生在新作「“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中所說：「所謂的“緩慢改革”，隻是在經濟領域作有限的調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體制。」中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一性質，根本不是政治改革，沒有資格和革命相提並論。
施先生說「革命和改革是中國人百年來僅有的兩條選擇途徑…….。革命衹不過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改革衹不過是用高速增長來維持現政權，彌補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一百年過去，中國人 主要所做的不過這兩件事，也衹有這兩件事做成了。」
中國人為什麼要「選擇途徑」？就是因為人民大眾認為社會制度不合理，需要去改變它，才存在「選擇途徑」的問題。若果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民主自由社會制度被人民群眾普遍接受，還需要選擇什麼「途徑」？一百年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革命和改革，而是追求民主，期間所發生的共產革命和三十年「改革」，都不是中國人民所想做所要做的，不過是共產黨假借人民的名義做罷了。
施先生說：「自古以來中國的朝代輪換，都是同一幕場景，造反革命。從湯武革命，陳勝揭竿到武昌起義，幾乎都是一樣的。幾千年下來，碰到黑暗政治，中國人形成的唯一條件反射就是革命。除了革命，似乎無路可走。老祖宗是這樣制定的，誰還有什麼別的妙法？」代表了很多改良派的觀點，筆者也有不同看法。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不斷發生暴力革命，不是「老祖宗制定」的，更不是中國人「唯一條件反射」，而是因為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的時候，亦即人民群眾對社會的腐敗黑暗忍無可忍，而統治者又不願意自上而下地改良，他們唯一能做的就剩下自下而上的革命了。其實，社會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中國和外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過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暴力革命，但他們暴力革命的頻率和規模遠遜於中國，而妥恊改良又遠勝於中國。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長久特別頑固，包括現時中共無恥地極力宣揚那些太平盛世。數千年封建歷史造就了一朝一朝一代一代視天下社稷為私產的帝王，包括共產黨毛澤東，他們毫無民主文明的概念，毫無西方政治那種智慧，那種妥恊的風度，寧願玉石俱焚，也死抱權力不放，這才是造成數千年暴力革命不斷的根本原因。這其中，共產革命無疑是全民族的大悲劇，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來，數千萬人被殺死、餓死、鬥死、整死。它之所以發生，除了這個黨及其領袖地痞流氓的素質之外，過半數的中國人誤信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也有很大的關係。經過六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包括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從一個普遍貧窮，特權專制和法西斯的社會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權階級手裏，廣大人民大眾則苦苦掙扎在新三座大山之下，整個社會貪污腐化，道德淪喪，民族衝突，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再次到了總爆發邊緣。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代中，並非如施先生所說「所有心懷不滿的人，第一個念頭就是“革命”。這是一種 宿命，沒有幾個人能夠跳出來。」中國歷朝歷代都不乏改良主義者(政治改革家)，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包括數千年來不斷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可是封建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一定時間以後，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就會再次引發革命。所以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等於前功盡棄。近代史中極力主張改良的有清末康梁，民國時期胡適，更有現在的劉波「零八憲章」。可是因為慈禧太后根本就不想君主立憲，所以戊戌變法失敗了。而胡適先生數十年來苦口婆心規勸國共兩黨放下武器，走民主議會的道路，都因上面所述政黨及其領袖質素，對民主的認識和互相敵對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實現。不過，客觀地說國民黨蔣介石對胡適先生的勸告，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民政府曾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制憲會議，表現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誠意，唯遭到共產黨破壞失敗告終。1950年10月，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相比之下，毛澤東卻將胡適宣判成「最危險的階級敵人」，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等於公開宣布共產黨反對民主自由。而現今中共吳幫國公然宣布「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逮捕監禁了劉波，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堅持獨裁專制，頑固拒絕民主自由。如果施先生說革命是中國人的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就是統治階級迫出來。
施文說：「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沒有完全消滅的必要。即便 讓它們存在下去，自生自滅，也比人為消滅的好。相反，消滅一種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壞了政治生態平衡和和力量間的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災難的開始。孫中山 先企圖消滅滿清的政治力量，后企圖消滅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先消滅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后消滅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雖然勝利了，但 即刻產生極權專制。因為對立著的勢力消失，平衡也跟著消失，重心一邊倒。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國人把此當作 常態。」
這裏施先生搞錯了兩個概念：一，(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是要「消滅」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拙文「孫中山才是中國民主之父」一文中解釋過孫中山為什麼要發動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推翻滿清和北洋軍閥的統治，但這並不等於說孫中山要搞獨裁專制。該文引用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推測「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國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可資參考。而毛共的共產革命才是以消滅其他所有政治力量，實現一黨獨裁為目的。嚴格地說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因為他把社會拉向倒退，正如儲安平先生所說「我們現在向國民黨爭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掌權了，就是有無的問題了。」二，人類社會發展不是什麼「政治生態平衡」，舊的腐朽的政治力量必然隨著舊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而退出歷史舞台，比如代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代表封建社會帝王都必然要消失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出現「人為消滅」，是因為這些舊勢力死抱舊制度不放，寧可一起進棺材，也不願意改過自新。這不能怪革命者，一旦確立了民主憲政，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可以和平共處自由競爭(「自生自滅」)，根本不可能發生施先生所說的「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祇要像西方國家一樣確立了民主制度，就永遠都不會再發生暴力革命。施先生不可以將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發生的革命掃除專制勢力，看作民主制度建立後會發生的事情。毛澤東用不正當的手法去除政敵劉少奇，是因為他不但要搞一黨專制，還要搞一人專制，根本與革命和民主毫不相干。
施先生對台灣民主化和六四的評價，筆者也不敢苟同。施先生說：「台灣人近幾十年的選擇，不同於大陸。他們選的是和平民主抗爭……。而是利用狹小空間，慢慢地擴展，一直堅持到廢除黨禁，實現政黨和平輪替。這說明，除了革命和改革，也就是說，除了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之外，還有另外的選擇途徑，即用和平手段改造現政權，慢慢演變。六四學運雖然也是和平抗爭，但由於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施先生這裏所說的「另外途徑」其實就是改良，台灣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所做的事，正是今天大陸人所做的事。問題是國民黨雖然實行過戒嚴，長時間軍政訓政，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民主的政黨，有可能實現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事實上在蔣經國和李登輝先生手裏實現了民主化；而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黨，迄今為止，共產黨沒有絲毫政治改革的誠意，因此，改良在中國大陸行不通，實現民主化的唯一途徑衹剩下革命。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是最好的榜樣，也是最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至於六四運動，最大的缺陷是沒有像「零八憲章」一樣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衹停留在反貪污，期待開明專制的低級階段。而施先生所說的「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那是因為共產黨動用坦克機槍血腥鎮壓，不是學生的責任，更不是什麼學生「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請施先生不要混為一談。
施先生在另一篇文章「等待革命？」中說：「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既然是等待，那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就都不用做了，做了反而是幫助現政權，拖延革命的爆發時間。有人形容中共是一輛順著坡溜向 懸崖的破車，如果想反共，不要站到前面擋，而要站到后面推，意思就是幫著一塊干壞事。有的貪官自我寬慰說，現在多貪一點，促進革命早日到來，對老百姓有好 處。」這種說法簡直匪夷所思。意思是你們不都是贊成革命嗎？那就「等待革命」發生好了，「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都不要做」，這是什麼邏輯？有點像痞子毛澤東在執政黨的最高會議上說，解放軍不聽我的，我就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一樣的無理取鬧。你自己在文章中都說：「不用腦子特別好的人，一般稍有一點歷史經驗的街井市民，都 從中看出門道：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快要成熟了。」革命是否會爆發？什麼時候爆發？與其說主要取決於人民群眾，不如說取決於統治者。如果他們能夠看清形勢，對民主憲政普世價值有起碼的認識，願意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革命完全可以避免；如果相反，則革命遲早會發生，衹有愚蠢的統治者才不懂得從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身上吸取教訓。我們人民大眾要做的不是「等待革命」，而應像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所說的「我們每個人能夠為民主進步做點什麼？就去做什麼，全體中國人一起各盡其能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
施文說：「中國的傳統式革命，的確是一種“浩劫”。這種革命衹會破壞，不會建設。有人說，破壞舊的東西也好啊？但這種革命是不講理性的，破壞起來什麼都不放 過，哪怕有一點好東西攔在路上，也必定毫不留情一腳踢開，不會婆婆媽媽。」如果用來形容毛共的共產革命，筆者同意你的看法。但如果用來形容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則未免與事實不符。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並沒有對滿清皇族斬盡殺絕，相反給予保留居住紫禁城、數百萬兩銀子年俸 的優厚待遇；對於被晚清廢除的科舉制度，孫先生反而認為是中國人獨創的公平挑選公務員的優良制度，將其歸入「五權憲法」之中。所以說不是一切革命都是狂熱的不理智的，「衹會破壞，不會建設」，問題在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的民主素質。
施先生說：「當鄧小平在八九消滅了黨內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以后，自己也意識到途徑必須改變，不宜再做另一次消滅嘗試。所以，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目前，國內的新左派又稱毛派，還在繼續發展壯大。對所謂的右派即憲政派，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這都說明某種途徑改變的必然趨 勢。」太高估了鄧小平和新毛派了！鄧小平在自斬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之後，感覺到自己推行的改革開放有夭折的危險，於是在南巡講話中發出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就是「另一次消滅嘗試」！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的「消滅嘗試」永遠不會結束。之所以胡溫政權「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大開殺戒，並非因為共產黨的本質變了，而是因為時代變了，人民覺醒了，人民的力量強大了；況且胡溫根本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威，「政令不出中南海」，想清洗也清洗不了。至於說「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是表面現象，實際上黨內鬥得不可開交，張軼東先生近期提出「黨內矛盾遠比黨群矛盾尖銳激烈，將來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黨內鬥爭結合群眾運動而實現」很有道理，值得重視。
以上不厭其煩地引用施先生的文章，並發表筆者的看法，是因為筆者覺得施先生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代表了改良派的整體思想，所以才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其實，以前筆者也有類似施先生的改良思想，認為暴力革命一定產生新的專制，後來慢慢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而隻要革命的領袖和政黨具有民主思想(如美國的華盛頓和中國的孫中山)，革命由群眾運動主導不出現一黨獨大的武裝力量(如蘇聯和東歐的顏色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民主，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顏色革命實現。筆者在拙文「零八憲章和中國民主道路」講述了有關思想轉變的過程。近閱余傑先生「“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發覺一向主張改良主義的余傑先生也有了轉變，值得欣喜。事實將會教育越來越多的人，面對頑固拒絕民主化的共產黨，人民唯一的選擇就是革命，當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必然發生，而顏色革命將取代以往的暴力革命。筆者無權要求每個人都支持和參加革命，但希望至少不要反對和抵制。「長痛不如短痛」，與其永無休止地忍受暴政，不如承受短暫有限傷痛，一勞永逸地消滅專制實現民主(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六四期間連小偷都罷偷了)。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過：「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衹要萬眾一心，中國民主化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7月30日至8月2日 ，修改於8月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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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8月6日「民主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認為暴力革命是萬惡之源，其結果必然產生新的專制；而在中共明言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代表了當今改良派思潮，本文想和施化先生討論這個問題，請廣大讀者發表意見。
施化先生在「百年中國的選擇途徑」一文中說「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途徑，歸納到最后不外乎兩個：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革。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從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是改革。前者用 了近七十年，後者用了整三十年。」，這樣認識和理解中國百年近代史，筆者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革命是指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相對於革命後新制度穩定運作，革命本身所佔的時段有限。百年來中國發生的革命隻有兩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1949年的共產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獨裁專制的共產中國。怎麼能說「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用了七十年」？至於說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用余傑先生在新作「“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中所說：「所謂的“緩慢改革”，隻是在經濟領域作有限的調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體制。」中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一性質，根本不是政治改革，沒有資格和革命相提並論。
施先生說「革命和改革是中國人百年來僅有的兩條選擇途徑…….。革命衹不過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改革衹不過是用高速增長來維持現政權，彌補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一百年過去，中國人 主要所做的不過這兩件事，也衹有這兩件事做成了。」
中國人為什麼要「選擇途徑」？就是因為人民大眾認為社會制度不合理，需要去改變它，才存在「選擇途徑」的問題。若果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民主自由社會制度被人民群眾普遍接受，還需要選擇什麼「途徑」？一百年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革命和改革，而是追求民主，期間所發生的共產革命和三十年「改革」，都不是中國人民所想做所要做的，不過是共產黨假借人民的名義做罷了。
施先生說：「自古以來中國的朝代輪換，都是同一幕場景，造反革命。從湯武革命，陳勝揭竿到武昌起義，幾乎都是一樣的。幾千年下來，碰到黑暗政治，中國人形成的唯一條件反射就是革命。除了革命，似乎無路可走。老祖宗是這樣制定的，誰還有什麼別的妙法？」代表了很多改良派的觀點，筆者也有不同看法。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不斷發生暴力革命，不是「老祖宗制定」的，更不是中國人「唯一條件反射」，而是因為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的時候，亦即人民群眾對社會的腐敗黑暗忍無可忍，而統治者又不願意自上而下地改良，他們唯一能做的就剩下自下而上的革命了。其實，社會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中國和外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過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暴力革命，但他們暴力革命的頻率和規模遠遜於中國，而妥恊改良又遠勝於中國。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長久特別頑固，包括現時中共無恥地極力宣揚那些太平盛世。數千年封建歷史造就了一朝一朝一代一代視天下社稷為私產的帝王，包括共產黨毛澤東，他們毫無民主文明的概念，毫無西方政治那種智慧，那種妥恊的風度，寧願玉石俱焚，也死抱權力不放，這才是造成數千年暴力革命不斷的根本原因。這其中，共產革命無疑是全民族的大悲劇，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來，數千萬人被殺死、餓死、鬥死、整死。它之所以發生，除了這個黨及其領袖地痞流氓的素質之外，過半數的中國人誤信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也有很大的關係。經過六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包括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從一個普遍貧窮，特權專制和法西斯的社會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權階級手裏，廣大人民大眾則苦苦掙扎在新三座大山之下，整個社會貪污腐化，道德淪喪，民族衝突，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再次到了總爆發邊緣。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代中，並非如施先生所說「所有心懷不滿的人，第一個念頭就是“革命”。這是一種 宿命，沒有幾個人能夠跳出來。」中國歷朝歷代都不乏改良主義者(政治改革家)，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包括數千年來不斷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可是封建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一定時間以後，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就會再次引發革命。所以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等於前功盡棄。近代史中極力主張改良的有清末康梁，民國時期胡適，更有現在的劉波「零八憲章」。可是因為慈禧太后根本就不想君主立憲，所以戊戌變法失敗了。而胡適先生數十年來苦口婆心規勸國共兩黨放下武器，走民主議會的道路，都因上面所述政黨及其領袖質素，對民主的認識和互相敵對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實現。不過，客觀地說國民黨蔣介石對胡適先生的勸告，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民政府曾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制憲會議，表現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誠意，唯遭到共產黨破壞失敗告終。1950年10月，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相比之下，毛澤東卻將胡適宣判成「最危險的階級敵人」，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等於公開宣布共產黨反對民主自由。而現今中共吳幫國公然宣布「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逮捕監禁了劉波，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堅持獨裁專制，頑固拒絕民主自由。如果施先生說革命是中國人的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就是統治階級迫出來。
施文說：「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沒有完全消滅的必要。即便 讓它們存在下去，自生自滅，也比人為消滅的好。相反，消滅一種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壞了政治生態平衡和和力量間的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災難的開始。孫中山 先企圖消滅滿清的政治力量，后企圖消滅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先消滅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后消滅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雖然勝利了，但 即刻產生極權專制。因為對立著的勢力消失，平衡也跟著消失，重心一邊倒。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國人把此當作 常態。」
這裏施先生搞錯了兩個概念：一，(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是要「消滅」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拙文「孫中山才是中國民主之父」一文中解釋過孫中山為什麼要發動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推翻滿清和北洋軍閥的統治，但這並不等於說孫中山要搞獨裁專制。該文引用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推測「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國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可資參考。而毛共的共產革命才是以消滅其他所有政治力量，實現一黨獨裁為目的。嚴格地說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因為他把社會拉向倒退，正如儲安平先生所說「我們現在向國民黨爭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掌權了，就是有無的問題了。」二，人類社會發展不是什麼「政治生態平衡」，舊的腐朽的政治力量必然隨著舊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而退出歷史舞台，比如代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代表封建社會帝王都必然要消失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出現「人為消滅」，是因為這些舊勢力死抱舊制度不放，寧可一起進棺材，也不願意改過自新。這不能怪革命者，一旦確立了民主憲政，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可以和平共處自由競爭(「自生自滅」)，根本不可能發生施先生所說的「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祇要像西方國家一樣確立了民主制度，就永遠都不會再發生暴力革命。施先生不可以將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發生的革命掃除專制勢力，看作民主制度建立後會發生的事情。毛澤東用不正當的手法去除政敵劉少奇，是因為他不但要搞一黨專制，還要搞一人專制，根本與革命和民主毫不相干。
施先生對台灣民主化和六四的評價，筆者也不敢苟同。施先生說：「台灣人近幾十年的選擇，不同於大陸。他們選的是和平民主抗爭……。而是利用狹小空間，慢慢地擴展，一直堅持到廢除黨禁，實現政黨和平輪替。這說明，除了革命和改革，也就是說，除了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之外，還有另外的選擇途徑，即用和平手段改造現政權，慢慢演變。六四學運雖然也是和平抗爭，但由於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施先生這裏所說的「另外途徑」其實就是改良，台灣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所做的事，正是今天大陸人所做的事。問題是國民黨雖然實行過戒嚴，長時間軍政訓政，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民主的政黨，有可能實現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事實上在蔣經國和李登輝先生手裏實現了民主化；而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黨，迄今為止，共產黨沒有絲毫政治改革的誠意，因此，改良在中國大陸行不通，實現民主化的唯一途徑衹剩下革命。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是最好的榜樣，也是最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至於六四運動，最大的缺陷是沒有像「零八憲章」一樣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衹停留在反貪污，期待開明專制的低級階段。而施先生所說的「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那是因為共產黨動用坦克機槍血腥鎮壓，不是學生的責任，更不是什麼學生「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請施先生不要混為一談。
施先生在另一篇文章「等待革命？」中說：「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既然是等待，那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就都不用做了，做了反而是幫助現政權，拖延革命的爆發時間。有人形容中共是一輛順著坡溜向 懸崖的破車，如果想反共，不要站到前面擋，而要站到后面推，意思就是幫著一塊干壞事。有的貪官自我寬慰說，現在多貪一點，促進革命早日到來，對老百姓有好 處。」這種說法簡直匪夷所思。意思是你們不都是贊成革命嗎？那就「等待革命」發生好了，「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都不要做」，這是什麼邏輯？有點像痞子毛澤東在執政黨的最高會議上說，解放軍不聽我的，我就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一樣的無理取鬧。你自己在文章中都說：「不用腦子特別好的人，一般稍有一點歷史經驗的街井市民，都 從中看出門道：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快要成熟了。」革命是否會爆發？什麼時候爆發？與其說主要取決於人民群眾，不如說取決於統治者。如果他們能夠看清形勢，對民主憲政普世價值有起碼的認識，願意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革命完全可以避免；如果相反，則革命遲早會發生，衹有愚蠢的統治者才不懂得從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身上吸取教訓。我們人民大眾要做的不是「等待革命」，而應像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所說的「我們每個人能夠為民主進步做點什麼？就去做什麼，全體中國人一起各盡其能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
施文說：「中國的傳統式革命，的確是一種“浩劫”。這種革命衹會破壞，不會建設。有人說，破壞舊的東西也好啊？但這種革命是不講理性的，破壞起來什麼都不放 過，哪怕有一點好東西攔在路上，也必定毫不留情一腳踢開，不會婆婆媽媽。」如果用來形容毛共的共產革命，筆者同意你的看法。但如果用來形容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則未免與事實不符。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並沒有對滿清皇族斬盡殺絕，相反給予保留居住紫禁城、數百萬兩銀子年俸 的優厚待遇；對於被晚清廢除的科舉制度，孫先生反而認為是中國人獨創的公平挑選公務員的優良制度，將其歸入「五權憲法」之中。所以說不是一切革命都是狂熱的不理智的，「衹會破壞，不會建設」，問題在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的民主素質。
施先生說：「當鄧小平在八九消滅了黨內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以后，自己也意識到途徑必須改變，不宜再做另一次消滅嘗試。所以，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目前，國內的新左派又稱毛派，還在繼續發展壯大。對所謂的右派即憲政派，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這都說明某種途徑改變的必然趨 勢。」太高估了鄧小平和新毛派了！鄧小平在自斬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之後，感覺到自己推行的改革開放有夭折的危險，於是在南巡講話中發出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就是「另一次消滅嘗試」！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的「消滅嘗試」永遠不會結束。之所以胡溫政權「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大開殺戒，並非因為共產黨的本質變了，而是因為時代變了，人民覺醒了，人民的力量強大了；況且胡溫根本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威，「政令不出中南海」，想清洗也清洗不了。至於說「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是表面現象，實際上黨內鬥得不可開交，張軼東先生近期提出「黨內矛盾遠比黨群矛盾尖銳激烈，將來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黨內鬥爭結合群眾運動而實現」很有道理，值得重視。
以上不厭其煩地引用施先生的文章，並發表筆者的看法，是因為筆者覺得施先生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代表了改良派的整體思想，所以才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其實，以前筆者也有類似施先生的改良思想，認為暴力革命一定產生新的專制，後來慢慢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而隻要革命的領袖和政黨具有民主思想(如美國的華盛頓和中國的孫中山)，革命由群眾運動主導不出現一黨獨大的武裝力量(如蘇聯和東歐的顏色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民主，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顏色革命實現。筆者在拙文「零八憲章和中國民主道路」講述了有關思想轉變的過程。近閱余傑先生「“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發覺一向主張改良主義的余傑先生也有了轉變，值得欣喜。事實將會教育越來越多的人，面對頑固拒絕民主化的共產黨，人民唯一的選擇就是革命，當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必然發生，而顏色革命將取代以往的暴力革命。筆者無權要求每個人都支持和參加革命，但希望至少不要反對和抵制。「長痛不如短痛」，與其永無休止地忍受暴政，不如承受短暫有限傷痛，一勞永逸地消滅專制實現民主(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六四期間連小偷都罷偷了)。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過：「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衹要萬眾一心，中國民主化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7月30日至8月2日 ，修改於8月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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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8月6日「民主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Tuesday, August 4, 2009
沒有中共，世界會更好——記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東京會議
7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代表香港中國筆會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洲太平洋地區會議。國際筆會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權組織和文學組織，香港中國筆會是其145個成員分會之一。國際筆會總部執行主任卡羅琳•麥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國際項目主任弗蘭克•吉瑞（Frank Geary）、國際項目助理安娜•弗萊徹（Anna Fletcher）和來自17個筆會的代表出席了開幕會議：日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菲律賓、韓國、蒙古、新西蘭、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這是國際筆會自1921年創會以來第三次舉辦亞太地區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966年也在東京召開，第二次會議於2007年2月在香港舉行。與會者同屬於中國的代表還有：獨立中文筆會來自美國的副會長巫一毛，來自中國的張博樹，來自日本的趙南和王進忠； 來自瑞典的維吾爾筆會秘書長凱撒；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海外作家筆會副會長更特東珠。遺憾的是，已報名參加會議的中國筆會中心的代表沒有到會。
香港屬於富裕地區，除酒店和宴會之外，不獲會議資助，來回機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會前Frank從倫敦打電話來香港對我說，最後一天有一個關於中國言論自由的專題討論會，我的議程已結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如參加的話，需自付酒店費用。我想，既然外國朋友都如此關心中國的言論自由，我作為中國人怎麼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應參加。他還問我有中國筆會代表從大陸來，彼此相處是否有任何問題？我認為雖然大家政見不同，但我相信其他來自海外的中國代表不會對他有任何歧見，不過，這個可能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最終並沒有來，反是獨立中文筆會張博樹先生衝破重重阻礙，來到東京，大家對他的到來報以熱烈掌聲。
根據會議日程，首天全體大會每個筆會代表有三分鐘發言時間，主要講述各自的文學創作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如何迎接這些挑戰。我在美國生活了六年，０四年回到香港後退休在家寫作，已很少說英語，好在近半年來在網上和一個外國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說半小時，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結結巴巴。第一天的全體會議，我已向大家講述了香港回歸以後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經濟大權，力圖在各方面滲透和影響香港社會，以致香港傳媒出現了「自我審查」的怪現象；另一方面，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具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國內的作家紛紛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來出版，國內的遊客又紛紛在香港購買帶回大陸。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特殊身分，在以文學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起更積極的作用。我的講詞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新西蘭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講稿，大會助理Anna也要了存檔。我並代表香港中國筆會聯合獨立中文筆會一起提出動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先生，獲會議通過。
來自北京的張博樹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學者，中國轉型智庫負責人，著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國已經出版了五本有關中國憲制轉型的專著，這次能夠突破中共的封鎖與會，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趙暉先生就未能成行)。為了開好中國言論自由專題研討會，我還特意為張博樹先生將中文發言稿翻譯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會議的時間又很緊迫，議題又多，原定16日的這個專題研討會臨時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後，立即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保留這個專題研討會。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與會議組織者交涉，結果大會電話緊急通知各與會者，中午12點半召開這個專題討論會。大會期間因為新疆發生大規模種族屠殺事件，各國筆會代表都表示十分關注。來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凱撒曾經對我說，如果沒有中共，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起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台灣、新疆、西藏和香港不會再有事情發生，甚至北朝鮮、緬甸等都會變得和平。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對，所以在會上引用了他的話。我說，中共現在是世上僅存的幾個獨裁專制政權之一，亞太區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歸根到底就是民主與專制的衝突，罪惡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文學藝術，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對中國的言論自由給予更多的關注。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國內和世界的民主與專制兩種力量在這裏交鋒，香港文學界應該起到更積極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經在東京轉機，但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機場，途中就被滿眼碧綠的自然環境所吸引，同樣是田野和山丘，卻整整齊齊地種著莊稼和栽滿了樹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顏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蓋的地方，可見日本人對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作為建築師出身，我特別留意日本的建築，雖然沿途甚至東京市內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樣的高樓大廈，但他們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棟都經過精心的設計。更特別的是每一座建築都非常乾淨，沒有一絲半點雨水沖刷的污漬，我想很可能是有組織排水設計的精密，和研發新型易潔的建築材料的原因。進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嘆服。大會招待我們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級酒店，費用每晚7900日元(相當於800多元港幣)，全部單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張單人床、梳妝台和其下一個小冰箱，一張小摺疊帆布櫈，但卻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緊湊。各種電器設計非常先進，超薄型的桌面電視機、小型的電熱水壺、自行調節的燈光和空調，無不給人舒適的感覺。大約只有兩平方米的洗手間更是集中表現了日本現代的設計技術，裏面有自動為用者冷熱水沖洗的座厠，水箱則設計成盥洗台，所有的墻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築材料，天衣無縫，令人讚嘆。更令人感到日本人辦事認真的是，無論你是否繼續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換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間用品，讓你感到賓至如歸。
東京的面積非常大，有兩次休會期間我出去轉了一圈走了兩個半小時，在地圖上不過一小段。他的外表雖然沒有紐約和香港那麼多摩天大廈，可是他的內涵卻無人能及，到處都是非常整齊清潔的道路，連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邊的樹木都用通花鐵蓋或平整的瀝青蓋住泥土，簡直是一塵不染。張先生對我慨歎道，東京從二次大戰一片廢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會，中國卻幾十年停滯不前，實在值得中國人好好反思。東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熱鬧的銀座，也很少行人。我問過日本筆會的朋友，東京有過千萬人，怎麼路上不見多少人？他們說都在地下。他的地鐵線路很多，四通八達，上下班時間擠滿人，要靠站台助理大聲指揮旅客。但有一個缺點，和香港一樣都是用xx線命名，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這樣對於日本人中國人可能不會有大問題，對靠日文拼音區分路線的外國人就不如紐約以英文字母及數目字命名簡單方便；而且因為路線多，用於區分的顏色有時衹是深淺的區別，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難閱讀路線圖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數調查，東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價格而言，我比較過東京地產代理所張貼和散發的單張，將平方米和日圓轉化成平方呎和港幣，則相差無幾，至多稍為高出一些；可是，餐飲的價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會招待我們的晚宴日本餐、中國餐、印度餐都可能價格不菲。平日午餐我們在街頭路邊餐館，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圓(相當於五六十港幣)，一碗普通麵條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圓。路邊普通時裝店，男士西服至少一萬多日圓，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費用也比香港昂貴，的士首兩公里起錶費710日圓，地鐵只有160和190日圓兩種，相當於17元和20元港幣，也比香港貴，可是地鐵車站和車厢都略顯陳舊，比不上香港。
會議的主人日本筆會據說擁有數千會員，可能是最富有的筆會之一，不但擁有一棟四層的辦公樓，而且還有若干受薪職員。他們這棟小巧玲瓏的辦公樓極富特色，顯然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黑色外形像橢圓柱體，三四樓之間有一個打通兩層的會議廳，各層還有辦公室、小會議室等，就算是樓梯都與眾不同，明年的世界筆會會議將在這裏舉行。日本筆會的朋友很熱心招待我們，辦事極有效率。見面第一天，就給每個代表準備了一份檔案，裏面除了有各種會議文件之外，還有每人不同的會議內容和時間安排。有東京地圖，還有酒店到會場的詳圖，每個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無論在酒店、商店和銀行裏，日本職員都很熱情有禮，我找HSBC換錢，酒店和銀行的職員都copy一張地圖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一樣，英語程度普遍較低，即使是機場、警察和銀行等有機會接觸外國人的職員，甚至是學生，大多不能說流利的英語，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們正趕回去interview，地鐵在日比谷(Hibiya)車站發生故障，有人離去，也有人坐等，但卻沒有任何英語廣播，我們非常焦急，詢問周圍幾個日本人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沒有一人能用英語回答我們。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現代化，很可能主要還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很強，在三菱銀行問路，接待的職員堅持不肯坐下來，我拉他坐下來，他居然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這可能是他們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堅持英語教學，走自己國際化路線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臨走的一天我和張先生去池袋遊覽，進城前走進路邊一間小餐館，坐下來叫餐後，才發現竟然是一間「一人餐館」！十多平方米的廳堂，裏面有六張桌子，二十二個座位，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闆，包攬了廚師、招待、收銀所有一切工作，只見他跑出跑進，忙得不亦樂乎，但卻有條不紊。餐後客人少了，他送我們出門，指指二層樓上，告訴我們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可是卻樂乎乎的，不覺得辛苦。我曾經在紐約開過餐館，也見識過世界各地許多餐館，可是這樣的「「一人餐館」還是第一次遇到。我對張先生說，日本人的聰明和勤勞，可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張先生說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過勞死，看來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兩面性。在池袋我買了兩個電腦用的麥克風，我想日本製造的質量高，誰知道回港一看卻是Made in China，價錢足足比香港貴四五倍！連以電器生產聞名的日本都在銷售中國產品，此消彼長，估計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為什麼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東京，這次去東京有了體會。行前我想在附近的匯豐分行兌換日圓，但分行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去總行或預約，行程匆匆來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韓國，也是要到匯豐總行換韓圓，誰知到了漢城機場兌換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東京再換。誰知道到了東京機場，排隊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卻說這是總行不兌換。附近很多日本銀行都只兌換美元不換港幣，只有一家三菱銀行換，可是匯率只有一港元兌9.58日圓，而香港匯豐分行告訴我的是12.20日圓，在日本臨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見有HSBC分行，好奇進去一問是10.95，三者之間相差最高達21%；而同一家三菱銀行的港幣買入價14.44與賣出價9.58差價竟達33%，令人吃驚。這和香港幾乎所有的銀行分行都能兌換各種外幣，彼此之間的兌換率相差無幾，同一外幣買入賣出價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當不同，所以看來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當之無愧，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一優勢。
參加這一次亞太筆會會議，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讓我見識了共產專制對全人類遺害之深。會議第一天下午來了兩位內陸前共產國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極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日本筆會招待我們吃日本餐，他因為太胖坐不進矮桌，唯有靠墻坐在後面，他只喝酒不吃東西，時不時敲手掌叫大家安靜下來聽他講話唱歌，大家都只有服從他，可是不一會他就大打呼嚕睡著了。外國朋友見面喜互相輕親臉脥，他卻緊抱著倫敦來的女士不放。最丟醜的是，會議結束一晚日本筆會舉行盛大酒會歡送我們，到會者數百人，衣香賓影，卡羅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紹我們出列鞠躬致意。介紹到這位仁兄的時候，他居然不請自來地用本國語發表演說，同來的一個英語極差，兩人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麼，令在場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國大陸或者北朝鮮的代表來了，也許也會作出如此的舉動，因為他們飲下的狼奶太多了，以為開會必有「首長講話」。就像澳洲墨爾本筆會代表Ms. Berni對我說的，這些人與世界隔絕太久了。幸好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否則也難免像這兩個前兄弟國的代表一樣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醜。在當今的世界上，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衝突遠未平息，作家作為社會的良心，有責任用自己的筆為推動世界的文明進步貢獻力量。
(寫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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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09年8月號「開放」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香港屬於富裕地區，除酒店和宴會之外，不獲會議資助，來回機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會前Frank從倫敦打電話來香港對我說，最後一天有一個關於中國言論自由的專題討論會，我的議程已結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如參加的話，需自付酒店費用。我想，既然外國朋友都如此關心中國的言論自由，我作為中國人怎麼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應參加。他還問我有中國筆會代表從大陸來，彼此相處是否有任何問題？我認為雖然大家政見不同，但我相信其他來自海外的中國代表不會對他有任何歧見，不過，這個可能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最終並沒有來，反是獨立中文筆會張博樹先生衝破重重阻礙，來到東京，大家對他的到來報以熱烈掌聲。
根據會議日程，首天全體大會每個筆會代表有三分鐘發言時間，主要講述各自的文學創作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如何迎接這些挑戰。我在美國生活了六年，０四年回到香港後退休在家寫作，已很少說英語，好在近半年來在網上和一個外國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說半小時，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結結巴巴。第一天的全體會議，我已向大家講述了香港回歸以後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經濟大權，力圖在各方面滲透和影響香港社會，以致香港傳媒出現了「自我審查」的怪現象；另一方面，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具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國內的作家紛紛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來出版，國內的遊客又紛紛在香港購買帶回大陸。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特殊身分，在以文學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起更積極的作用。我的講詞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新西蘭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講稿，大會助理Anna也要了存檔。我並代表香港中國筆會聯合獨立中文筆會一起提出動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先生，獲會議通過。
來自北京的張博樹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學者，中國轉型智庫負責人，著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國已經出版了五本有關中國憲制轉型的專著，這次能夠突破中共的封鎖與會，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趙暉先生就未能成行)。為了開好中國言論自由專題研討會，我還特意為張博樹先生將中文發言稿翻譯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會議的時間又很緊迫，議題又多，原定16日的這個專題研討會臨時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後，立即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保留這個專題研討會。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與會議組織者交涉，結果大會電話緊急通知各與會者，中午12點半召開這個專題討論會。大會期間因為新疆發生大規模種族屠殺事件，各國筆會代表都表示十分關注。來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凱撒曾經對我說，如果沒有中共，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起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台灣、新疆、西藏和香港不會再有事情發生，甚至北朝鮮、緬甸等都會變得和平。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對，所以在會上引用了他的話。我說，中共現在是世上僅存的幾個獨裁專制政權之一，亞太區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歸根到底就是民主與專制的衝突，罪惡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文學藝術，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對中國的言論自由給予更多的關注。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國內和世界的民主與專制兩種力量在這裏交鋒，香港文學界應該起到更積極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經在東京轉機，但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機場，途中就被滿眼碧綠的自然環境所吸引，同樣是田野和山丘，卻整整齊齊地種著莊稼和栽滿了樹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顏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蓋的地方，可見日本人對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作為建築師出身，我特別留意日本的建築，雖然沿途甚至東京市內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樣的高樓大廈，但他們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棟都經過精心的設計。更特別的是每一座建築都非常乾淨，沒有一絲半點雨水沖刷的污漬，我想很可能是有組織排水設計的精密，和研發新型易潔的建築材料的原因。進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嘆服。大會招待我們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級酒店，費用每晚7900日元(相當於800多元港幣)，全部單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張單人床、梳妝台和其下一個小冰箱，一張小摺疊帆布櫈，但卻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緊湊。各種電器設計非常先進，超薄型的桌面電視機、小型的電熱水壺、自行調節的燈光和空調，無不給人舒適的感覺。大約只有兩平方米的洗手間更是集中表現了日本現代的設計技術，裏面有自動為用者冷熱水沖洗的座厠，水箱則設計成盥洗台，所有的墻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築材料，天衣無縫，令人讚嘆。更令人感到日本人辦事認真的是，無論你是否繼續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換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間用品，讓你感到賓至如歸。
東京的面積非常大，有兩次休會期間我出去轉了一圈走了兩個半小時，在地圖上不過一小段。他的外表雖然沒有紐約和香港那麼多摩天大廈，可是他的內涵卻無人能及，到處都是非常整齊清潔的道路，連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邊的樹木都用通花鐵蓋或平整的瀝青蓋住泥土，簡直是一塵不染。張先生對我慨歎道，東京從二次大戰一片廢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會，中國卻幾十年停滯不前，實在值得中國人好好反思。東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熱鬧的銀座，也很少行人。我問過日本筆會的朋友，東京有過千萬人，怎麼路上不見多少人？他們說都在地下。他的地鐵線路很多，四通八達，上下班時間擠滿人，要靠站台助理大聲指揮旅客。但有一個缺點，和香港一樣都是用xx線命名，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這樣對於日本人中國人可能不會有大問題，對靠日文拼音區分路線的外國人就不如紐約以英文字母及數目字命名簡單方便；而且因為路線多，用於區分的顏色有時衹是深淺的區別，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難閱讀路線圖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數調查，東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價格而言，我比較過東京地產代理所張貼和散發的單張，將平方米和日圓轉化成平方呎和港幣，則相差無幾，至多稍為高出一些；可是，餐飲的價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會招待我們的晚宴日本餐、中國餐、印度餐都可能價格不菲。平日午餐我們在街頭路邊餐館，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圓(相當於五六十港幣)，一碗普通麵條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圓。路邊普通時裝店，男士西服至少一萬多日圓，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費用也比香港昂貴，的士首兩公里起錶費710日圓，地鐵只有160和190日圓兩種，相當於17元和20元港幣，也比香港貴，可是地鐵車站和車厢都略顯陳舊，比不上香港。
會議的主人日本筆會據說擁有數千會員，可能是最富有的筆會之一，不但擁有一棟四層的辦公樓，而且還有若干受薪職員。他們這棟小巧玲瓏的辦公樓極富特色，顯然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黑色外形像橢圓柱體，三四樓之間有一個打通兩層的會議廳，各層還有辦公室、小會議室等，就算是樓梯都與眾不同，明年的世界筆會會議將在這裏舉行。日本筆會的朋友很熱心招待我們，辦事極有效率。見面第一天，就給每個代表準備了一份檔案，裏面除了有各種會議文件之外，還有每人不同的會議內容和時間安排。有東京地圖，還有酒店到會場的詳圖，每個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無論在酒店、商店和銀行裏，日本職員都很熱情有禮，我找HSBC換錢，酒店和銀行的職員都copy一張地圖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一樣，英語程度普遍較低，即使是機場、警察和銀行等有機會接觸外國人的職員，甚至是學生，大多不能說流利的英語，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們正趕回去interview，地鐵在日比谷(Hibiya)車站發生故障，有人離去，也有人坐等，但卻沒有任何英語廣播，我們非常焦急，詢問周圍幾個日本人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沒有一人能用英語回答我們。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現代化，很可能主要還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很強，在三菱銀行問路，接待的職員堅持不肯坐下來，我拉他坐下來，他居然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這可能是他們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堅持英語教學，走自己國際化路線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臨走的一天我和張先生去池袋遊覽，進城前走進路邊一間小餐館，坐下來叫餐後，才發現竟然是一間「一人餐館」！十多平方米的廳堂，裏面有六張桌子，二十二個座位，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闆，包攬了廚師、招待、收銀所有一切工作，只見他跑出跑進，忙得不亦樂乎，但卻有條不紊。餐後客人少了，他送我們出門，指指二層樓上，告訴我們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可是卻樂乎乎的，不覺得辛苦。我曾經在紐約開過餐館，也見識過世界各地許多餐館，可是這樣的「「一人餐館」還是第一次遇到。我對張先生說，日本人的聰明和勤勞，可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張先生說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過勞死，看來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兩面性。在池袋我買了兩個電腦用的麥克風，我想日本製造的質量高，誰知道回港一看卻是Made in China，價錢足足比香港貴四五倍！連以電器生產聞名的日本都在銷售中國產品，此消彼長，估計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為什麼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東京，這次去東京有了體會。行前我想在附近的匯豐分行兌換日圓，但分行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去總行或預約，行程匆匆來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韓國，也是要到匯豐總行換韓圓，誰知到了漢城機場兌換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東京再換。誰知道到了東京機場，排隊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卻說這是總行不兌換。附近很多日本銀行都只兌換美元不換港幣，只有一家三菱銀行換，可是匯率只有一港元兌9.58日圓，而香港匯豐分行告訴我的是12.20日圓，在日本臨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見有HSBC分行，好奇進去一問是10.95，三者之間相差最高達21%；而同一家三菱銀行的港幣買入價14.44與賣出價9.58差價竟達33%，令人吃驚。這和香港幾乎所有的銀行分行都能兌換各種外幣，彼此之間的兌換率相差無幾，同一外幣買入賣出價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當不同，所以看來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當之無愧，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一優勢。
參加這一次亞太筆會會議，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讓我見識了共產專制對全人類遺害之深。會議第一天下午來了兩位內陸前共產國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極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日本筆會招待我們吃日本餐，他因為太胖坐不進矮桌，唯有靠墻坐在後面，他只喝酒不吃東西，時不時敲手掌叫大家安靜下來聽他講話唱歌，大家都只有服從他，可是不一會他就大打呼嚕睡著了。外國朋友見面喜互相輕親臉脥，他卻緊抱著倫敦來的女士不放。最丟醜的是，會議結束一晚日本筆會舉行盛大酒會歡送我們，到會者數百人，衣香賓影，卡羅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紹我們出列鞠躬致意。介紹到這位仁兄的時候，他居然不請自來地用本國語發表演說，同來的一個英語極差，兩人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麼，令在場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國大陸或者北朝鮮的代表來了，也許也會作出如此的舉動，因為他們飲下的狼奶太多了，以為開會必有「首長講話」。就像澳洲墨爾本筆會代表Ms. Berni對我說的，這些人與世界隔絕太久了。幸好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否則也難免像這兩個前兄弟國的代表一樣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醜。在當今的世界上，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衝突遠未平息，作家作為社會的良心，有責任用自己的筆為推動世界的文明進步貢獻力量。
(寫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09年8月號「開放」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July 28, 2009
請分清楚孫中山和毛澤東——再致施化先生
筆者與施化先生素不相識，無意任何意氣之爭，唯覺施先生的唯改良觀代表了一種思潮，對中國民主化影響至巨，不能不就許多原則性問題發表筆者的觀點，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視和討論，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都強調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暴力革命者，其在「百年中國選擇途徑 」說：「外表看起來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不少差異，比如孫的民族，民權，共和，毛的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實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滅掉一種現存政治力量。」施先生在這裏祇看到了(暴力)革命手段的相同，而沒有看到產生這種革命手段的政治環境的不同。更沒有看到兩種革命的目標完全不同。
筆者在其他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之所以選擇暴力革命形式，是因為當時客觀的政治環境不容許改良。滿清政府面對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從一開始血腥撲滅康梁改革維新，到後來迫不得已搞假立憲真獨裁，孫中山先生看出了這腐朽的政權已經無藥可救，唯有推翻他才能實現民主，於是發動了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袁世凱北洋軍閥倚武力奪取革命成果，一心復辟帝制，暗殺宋教仁，扼殺國民黨，孫先生寄望的多黨制議會政治同樣未能實現，在屢戰屢敗中才找到了一條暴力革命的道路，期望北伐戰爭能夠打倒北洋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可是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怎能不引起強烈的反彈？毛澤東在湘南搞的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反革命，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而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論」。不幸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做法卻因日本入侵而起死回生，甚至最後得逞，讓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民主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不但二三十年代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必要，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政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為自己經過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可以歸納說因為滿清和北洋軍閥政府完全沒有誠意民主共和，孫中山先生才不得發動暴力革命；而當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共產黨完全沒有必要搞所謂土地革命的暴力革命，抗戰勝利後，已經具備了國共合作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國的條件，共產黨也完全沒有必要再次進行暴力革命。
其次，從革命的目的來看，孫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和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也完全不同。孫先生革命的目標是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是民主共和的本質，建國大綱詳細規定了多黨制、議會政治、全民普選的具體實施細則，這是民主共和的路線圖。相反，毛澤東革命的目標是「共產黨領導下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本身就與民主共和背道而馳的。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全體人民各黨各派的，怎麼能規定必須在某一個黨「領導下」？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各民族各階層全體國民的，彼此完全平等，怎麼能規定以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將他們置於其他階級之上？怎麼能實行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專政」？民主共和國實行什麼政治制度必須要由全民公決，怎麼能規定一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標和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完全不同，怎麼能夠混為一談？
至於施化先生說：「把孫中山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確的說法：“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適見其膚淺。孫中山先生在這裏是用最通俗的語言向大眾解釋什麼是政治？是相對於經濟、文化等其他概念而言的。孫先生對政治的簡明定義並沒有錯，因為政治有專制和民主之分，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管理眾人」，或者說維繫社會。而是施先生所說的“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衹是其中的「民主政治」的定義，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據筆者理解，孫先生這裏所說的「管理眾人」，完全不是施先生所理解的毛共透過層層機構無孔不入監視控制全國人民思想行動的那種管理，在管理國家這一理念上，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孫中山先生的治國觀是「民治」，著眼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聞名天下的「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逐漸發展成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通過多黨制議會政治，實現民主憲政。孫中山先生說：「共和國家，重在民治」，「當今之國家，非一人之國家，乃我人民之國家」，「共和國，人民是主人，國家為人民的所有物，個個人民，都是皇帝，哪一個人想獨裁全國，都是不成的。國內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國內的幸福，也是人民來享受。」他說革命的目標是「建設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才是孫中山先生「管理眾人」的意思。
相反地，毛澤東的治國觀為「吏治」。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 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又說：「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摘)。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一方面成了他們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成了他們剝削壓迫的對象。中共建國六十年，建成了一個世所罕見的專制特權社會，毛澤東所說的「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統治集團」成了國家的主人，將國家看成是他們的私產，巧取豪奪，胡作非為，「人民」成了他們的奴隸。
施化先生所說的「不論黨派，不論“革命”“反革命”，都動員到參與管理中來，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進，用促進改革制度的辦法來 減少腐敗，開明吏治，中國會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時，不一定需要革命。」不但完全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合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對全世界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別說主張革命的人士了，主張改革的劉波，起草了一份極其溫和理智的零八憲章，已經大牢侍候多時了，中共能讓你「參與管理」，能與你分享權力嗎？衹需要「開明吏治」，中國就「慢慢有希望」，實現民主化嗎？毛澤東時代鐵腕統治，確實也少有貪污腐化，可是那普遍貧窮，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人民群眾沒有人權的社會，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理想的社會嗎？一個社會，是否需要或是否會爆發革命，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人民大眾，而是取決於統治者。正因為改良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所以取決於他們是否有政治智慧？是否有民主理念？是否願意改革？當年的滿清尚且能夠給全國人民提供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且在人民的壓力下一再提前，至少表明了不管主動被動，他們還是願意改革的，可是歷史已經不能等待了，人民已經不能等待了。今天的中國已如施文所引用的沙葉新先生文中描述的遍地乾柴烈火，只等陳姓吳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可是蠻橫滿頇的中共連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一概欠奉，說明他們毫無民主改革的誠意，歷史還能不能等待？中國人民還能不能等待？還能夠等待多久？那就得看施先生所代表改良派的說服力了。
(寫於09年7月25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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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於7月27日「自由聖火」)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都強調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暴力革命者，其在「百年中國選擇途徑 」說：「外表看起來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不少差異，比如孫的民族，民權，共和，毛的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實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滅掉一種現存政治力量。」施先生在這裏祇看到了(暴力)革命手段的相同，而沒有看到產生這種革命手段的政治環境的不同。更沒有看到兩種革命的目標完全不同。
筆者在其他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之所以選擇暴力革命形式，是因為當時客觀的政治環境不容許改良。滿清政府面對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從一開始血腥撲滅康梁改革維新，到後來迫不得已搞假立憲真獨裁，孫中山先生看出了這腐朽的政權已經無藥可救，唯有推翻他才能實現民主，於是發動了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袁世凱北洋軍閥倚武力奪取革命成果，一心復辟帝制，暗殺宋教仁，扼殺國民黨，孫先生寄望的多黨制議會政治同樣未能實現，在屢戰屢敗中才找到了一條暴力革命的道路，期望北伐戰爭能夠打倒北洋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可是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怎能不引起強烈的反彈？毛澤東在湘南搞的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反革命，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而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論」。不幸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做法卻因日本入侵而起死回生，甚至最後得逞，讓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民主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不但二三十年代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必要，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政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為自己經過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可以歸納說因為滿清和北洋軍閥政府完全沒有誠意民主共和，孫中山先生才不得發動暴力革命；而當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共產黨完全沒有必要搞所謂土地革命的暴力革命，抗戰勝利後，已經具備了國共合作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國的條件，共產黨也完全沒有必要再次進行暴力革命。
其次，從革命的目的來看，孫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和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也完全不同。孫先生革命的目標是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是民主共和的本質，建國大綱詳細規定了多黨制、議會政治、全民普選的具體實施細則，這是民主共和的路線圖。相反，毛澤東革命的目標是「共產黨領導下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本身就與民主共和背道而馳的。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全體人民各黨各派的，怎麼能規定必須在某一個黨「領導下」？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各民族各階層全體國民的，彼此完全平等，怎麼能規定以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將他們置於其他階級之上？怎麼能實行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專政」？民主共和國實行什麼政治制度必須要由全民公決，怎麼能規定一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標和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完全不同，怎麼能夠混為一談？
至於施化先生說：「把孫中山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確的說法：“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適見其膚淺。孫中山先生在這裏是用最通俗的語言向大眾解釋什麼是政治？是相對於經濟、文化等其他概念而言的。孫先生對政治的簡明定義並沒有錯，因為政治有專制和民主之分，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管理眾人」，或者說維繫社會。而是施先生所說的“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衹是其中的「民主政治」的定義，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據筆者理解，孫先生這裏所說的「管理眾人」，完全不是施先生所理解的毛共透過層層機構無孔不入監視控制全國人民思想行動的那種管理，在管理國家這一理念上，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孫中山先生的治國觀是「民治」，著眼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聞名天下的「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逐漸發展成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通過多黨制議會政治，實現民主憲政。孫中山先生說：「共和國家，重在民治」，「當今之國家，非一人之國家，乃我人民之國家」，「共和國，人民是主人，國家為人民的所有物，個個人民，都是皇帝，哪一個人想獨裁全國，都是不成的。國內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國內的幸福，也是人民來享受。」他說革命的目標是「建設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才是孫中山先生「管理眾人」的意思。
相反地，毛澤東的治國觀為「吏治」。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 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又說：「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摘)。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一方面成了他們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成了他們剝削壓迫的對象。中共建國六十年，建成了一個世所罕見的專制特權社會，毛澤東所說的「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統治集團」成了國家的主人，將國家看成是他們的私產，巧取豪奪，胡作非為，「人民」成了他們的奴隸。
施化先生所說的「不論黨派，不論“革命”“反革命”，都動員到參與管理中來，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進，用促進改革制度的辦法來 減少腐敗，開明吏治，中國會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時，不一定需要革命。」不但完全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合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對全世界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別說主張革命的人士了，主張改革的劉波，起草了一份極其溫和理智的零八憲章，已經大牢侍候多時了，中共能讓你「參與管理」，能與你分享權力嗎？衹需要「開明吏治」，中國就「慢慢有希望」，實現民主化嗎？毛澤東時代鐵腕統治，確實也少有貪污腐化，可是那普遍貧窮，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人民群眾沒有人權的社會，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理想的社會嗎？一個社會，是否需要或是否會爆發革命，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人民大眾，而是取決於統治者。正因為改良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所以取決於他們是否有政治智慧？是否有民主理念？是否願意改革？當年的滿清尚且能夠給全國人民提供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且在人民的壓力下一再提前，至少表明了不管主動被動，他們還是願意改革的，可是歷史已經不能等待了，人民已經不能等待了。今天的中國已如施文所引用的沙葉新先生文中描述的遍地乾柴烈火，只等陳姓吳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可是蠻橫滿頇的中共連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一概欠奉，說明他們毫無民主改革的誠意，歷史還能不能等待？中國人民還能不能等待？還能夠等待多久？那就得看施先生所代表改良派的說服力了。
(寫於09年7月25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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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於7月27日「自由聖火」)
Sunday, July 19, 2009
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致施化先生
閱7月1日施化先生「從孫中山到劉波」一文， 感到很詫異 ，有些話可能得罪人，但不得不說。因為我覺得該文有兩個原則問題，一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我們應該徹底摒棄共產黨非黑即白那套二元論，摒棄毛澤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那種簡單幼稚的兩分法，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從中取得經驗和汲取教訓。我們不能因為共產黨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尊崇孫中山，就對他盲目貶斥，況且，共產黨所強調的衹是孫先生晚期的「聯俄聯共」(孫先生原文是「聯俄容共」)，要批評孫中山也衹應限於此，而不能把他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理想一概否定。其二是對劉波先生的現實評價，筆者認為劉波先生作為「零八憲章」起草者之一，功不可沒，並因此被中共剝奪自由，為此出了很大的犧牲，值得我們尊敬(筆者代表香港筆會出席７月13日到17日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上就提出了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波的議案，並獲通過)，但不等於要誇大個人的作用。以筆者既非中共也非民運組織體制內人士的角度觀察，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是飲狼奶長大的，毛共搞個人崇拜的一套，也開始漸有表現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斯大林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害死數千萬人，若不全民認真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難保悲劇不會重演！
對施文，筆者看法如下，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一，軍隊國家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和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沒有本質的分歧。
施文說：「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不知兩者有何不同？閱盡施文也祇是說：「劉曉波是個例外。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不參與任何國家政治。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軍隊國家化、中立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百多年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早已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八十五年前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明確提出中國民主憲政的路線圖：軍政、訓政和憲政，並規定了詳細的時間表：其中軍政和訓政各約為五年。並說：「凡 一 省 完 全 底 定 之 日， 則 為 訓 政 開 始 之 時， 而 軍 政 停 止 之 日。」「凡 一 省 全 數 之 縣 皆 達 完 全 自 治 者， 則 為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國 民 代 表 會 得 選 舉 省 長，……全 國 有 過 半 數 省 份 達 至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則 開 國 民 大 會， 決 定 憲 法 而 頒 布 之。」「 憲 法 頒 布 之 日， 即 為 憲 政 告 成 之 時， 而 全 國 國 民 則 依 憲 法 行 全 國 大 選 舉。 國 民 政 府 則 於 選 舉 完 畢 之 后 三 個 月 解 職。 而 授 政 於 民 選 之 政 府， 是 為 建 國 之 大 功 告 成。」這裏不是很明確地的體現了軍隊國家化了嗎？
1946年，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召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制憲會議，第三勢力代表梁漱溟先生明確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139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不就是徹頭徹尾的軍隊國家化嗎？(衹是共黨代表周恩來藉口表決時不在場，全盤推翻已通過的決議)怎麼能無視歷史事實，硬說是「劉波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硬說：「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二，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不同於毛澤東的「共產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自認為盡畢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張的是實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蔣介石同樣以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個 徒弟毛澤東也以同樣邏輯推翻了國民政府。這三個人都是用軍隊說話的。」
施先生好像搞錯了，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只用了他前半生的精力，後半生的精力用於「二次革命」，推翻北洋軍閥政府。孫先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用革命推翻清朝的，他曾經給李鴻章上書求見，陳述他改良主義的理想。可是，殘酷的歷史現實並不容許任何改良，他連見李鴻章的機會都沒有。眼見康梁的維新改良流血收場，清政府頑固地抗拒民主憲政，才迫不得已發動革命的。革命成功後，孫先生一度讓位袁世凱，打算實業救國，自己去做一個修建二十萬英裡鐵路的實業家。同樣是北洋政府封建復辟、軍閥割據、賄選假選、賣國求榮的歷史現實使他覺得當年的革命理想並未實現，並且在長期的革命活動屢戰屢敗中明白了當年的中國還遠沒有到政治民主的階段，任何政治理想的實現都要實力作後盾，才轉而寄望於暴力革命。但是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與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進行的時候，就已經制定憲制文件，明確規定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目標未能按期達到，但畢竟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孫先生當年的憲政目標。而毛共從暴力革命一開始，就不是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而是以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結果是共產革命成功六十年了，民主憲政仍然遙不可及。
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施文說：「一開始孫沒有軍隊，只有一些志願的非專業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都失敗了。后來不惜向鄰國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不但把軍隊，還把外國勢力引進政治，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政治新模式。」這裏就不但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當年孫先生「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是在辛亥革命前，而「向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則已經是辛亥革命後十多年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企圖將歷史車輪倒轉，與孫先生結束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理想不符，與全國人民的民主理想不符，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理所當然。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發言權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軍閥手裏，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艱苦經營，終因陳烱明背叛而失去一切依托。其時蘇俄屢次派人遊說孫先生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均遭孫先生拒絕。但當時蘇俄是唯一願意援助孫先生實現其革命理想的國家，孫先生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有當時的客觀原因。而且人非聖賢，誰能預測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共產黨將來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筆者兩年前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裏也說到「現時海內外已有學者提出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黨國體制”路線，正是中華民族走向將近一世紀災難的源頭，並指出孫中山先生後期這樣做，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這是我們八十年後的認識，不能以此苛求八十年前的孫中山先生。況且，根據現在披露的歴史資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外公佈的「孫文越飛上海宣言」，裏面有一段話很清楚，共產組織 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 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白紙黑字 清清楚楚，說明即使在國共合作的當時，孫中山先生還是保留著清醒的意識。
三，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民主憲政思想的革命者，他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他的歷史貢獻不容抹煞。
施文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
這段話太主觀武斷了，甚至顯得很淺薄。孫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演說中說：「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后，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遇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 憲法只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孫先生流亡海外期間廣泛接觸西方各界人士，深入研究考察各國民主憲政，特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詳細研究總統制內閣制政體，說「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 怎麼能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演說中詳細談到二十多年在紐約與一名華人法學博士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星期的情形、另一位南京政府聘為法律顧問的日本華人法學博士，孫亡命日本的時候和他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三個月。還說到自己五權憲法中的監察權構思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喜斯羅教授提出的「彈劾權」，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對西方政體沒有研究呢？相反，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一百年來對西方民主政制了解最多的政治人物，無人能及。
施文說：「人家建國一兩百年，前后換了幾十屆政府，為什麼根本 不用發一槍一彈。」施先生似乎搞錯了。社會制度變革完成以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政府，和平不留血換屆是常態。中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到今天傳到第四代領導人了，換了若干屆政府，也「不用發一槍一彈」。我們討論問題的焦點在改變社會制度是要革命還是改良？看來，施化先生的意見是改良，反對革命。他想表達的是西方國家改變社會制度「不用發一槍一彈」。但施先生還是錯了，美英法民主制度的確立，不是完全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英國經過光榮革命；法國更經過血腥的大革命。就算是日本，在明治維新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發生過烏羽之戰、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全面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施文說：「孫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貢獻“三民主義”，解釋到最后語焉不詳，變成了三大政策“聯俄聯（容）共，扶助工農”。哪怕孫的政治綱領給中國留下 一點正面的遺產也好，學習繼承他還有點道理。可是一點都沒有。」
這段話就更加離譜了，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的文章、演說對三民主義有極詳盡的論述，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更是孫先生根據中國特有的幾千年封建統治所造成君權太強民權太弱的現實而設計的。中共理論家鮑彤先生解釋說，孫先生認為西方普遍採用的三權分立，都屬於間接民權，對中國人民監督執政者而言還不足夠，還需要增加兩個直接民權考試權和監察權。孫先生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科舉制度是公正選拔官員的先進制度，不但應予保留還應發揚光大，這才是共產黨所謂「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是對世界民主憲政的重大貢獻。孫中山先生詳細論述了「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並以政權與治權的「權能區分」，和治權內的「權力分立」之兩大原則，為中國未來設計了憲政體制：
人民的政權有四種：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而政府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這些政治理論即使放到今天，仍然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至於聞名世界的三民主義，更有很多專著，筆者不贅，怎麼能說「語焉不詳」？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民主憲政之理論和實踐的偉大創舉和貢獻，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五權憲法，世所公認，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沒有留下一點政治遺產」？
佚名的「破產的毛澤東」文章裏有一段話很值得向施先生和讀者推薦：「毛能與孫中山比嗎？孫中山對西方了解很深，對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清晰的目標，懂哲學、行實業、重身體力行；看《孫中山文集》， 深為他的博大遠見所折服；反觀毛選，盡是歇斯底裡的嚎叫。正是在中山先生的感召下，秦始皇奠定的社會體系轟然崩塌，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與歐美接軌的新型制 度。毛恰恰相反，卻是跟袁世凱一樣，向秦始皇時代復辟，反時代、反潮流；毛其實很想做皇帝的，但袁世凱給了他足夠的教訓，讓他不敢明目張膽地搞。」筆者04年發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從兩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國際視野和個人品格比較，得出相似的結論。06年發表「從三垂崗到大風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指出毛澤東曾經企圖在中國建立毛氏王朝，先是打算傳位給毛岸英、然後是毛遠新、最後是江青，幸好統統都被挫敗了，否則今天的中國就是第二個北朝鮮。至於施先生所推崇的劉波「三百年殖民」論，孫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香港大學演講中，就已經詳細比較中港兩地的差異，說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全部來自香港的殖民統治。施先生不妨先找來讀一讀，別忙著把這個光環套到了劉波頭上。
四，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中國歷來的統治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更沒有政治家風度，改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而且是一條被當作完全正確的錯誤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有人即便意識到，也不敢公開說。中國一百年走的所有彎路，都源於此。可是這個沉悶局面，卻被“黑馬”劉曉波打破。」
筆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孫中山先生是在改良失敗以後才發動辛亥革命的，是在寄望於袁世凱走向共和失敗後才發動二次革命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但改良維新行不通，即使是顏色革命也行不通，所以才產生暴力革命。而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暴力革命必然會導致專制。英美法日都經過暴力革命的階段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的，暴力革命的結果是否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領導人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比如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國王，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身體力行地為美國創立了民主制度，他不愧為美國的民主之父。無獨有偶地，孫中山先生終生致力革命，他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從他讓總統位給袁世凱，以國民黨總理將黨務交給宋教仁可見一斑。據此推測，有理由認為如果孫中山能夠活到北伐戰爭勝利，很可能會從此給中國帶來民主制度。
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趣，值得參考：「可 惜孫中山在革命軍取得北伐的全面勝利之前就去世了，我們無法看到他內心真實思路在現實國家政體中的落實，但我以為還是可以推測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 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的，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
「很可能的局面是，軍隊國家化，照搬美國的選舉制度，第一屆總統由他當選沒問 題，甚至連任一兩屆也沒問題。然后就有可能由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者別的誰當選……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大約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 中國的——如果不是這樣，則很難想像孫中山還能有什麼符合當時歷史時代形勢的政治高招,孫中山奮斗不息的目標，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高度重視民主、民族、民 生的國家嗎？」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筆者上述的觀點和朱家雄先生的文章，都只能是一種猜測。但是筆者認為，當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正確的道路，即使在今天也還有他的現實意義。因為今天的中共比起當年的晚清，更加頑固滿頇，吳幫國公然宣稱：「我們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絕不搞議會政治、絕不搞多黨制……」所以，任何寄望於共產黨自行改革，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民主都是幻想。依筆者看，將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不可能發生，施化先生所推崇的康梁維新改良也很難成功，反而是兩者之間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最有可能。張軼東先生提出的「黨內高層矛盾大大地嚴重於黨群矛盾，共產黨向來黨內鬥爭殘酷激烈，將來很有可能由黨內鬥爭軍事政變等結合群眾運動實現民主化」(大意)的觀點很值得重視，筆者深有同感。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正好說明大多數中國學者不同意你的看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模式，對今天的中國現實仍然有指導意義，不容否定。
(寫於09年7月5日-7月10日，修改於7月1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7月19日「自由聖火」)
對施文，筆者看法如下，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一，軍隊國家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和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沒有本質的分歧。
施文說：「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不知兩者有何不同？閱盡施文也祇是說：「劉曉波是個例外。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不參與任何國家政治。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軍隊國家化、中立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百多年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早已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八十五年前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明確提出中國民主憲政的路線圖：軍政、訓政和憲政，並規定了詳細的時間表：其中軍政和訓政各約為五年。並說：「凡 一 省 完 全 底 定 之 日， 則 為 訓 政 開 始 之 時， 而 軍 政 停 止 之 日。」「凡 一 省 全 數 之 縣 皆 達 完 全 自 治 者， 則 為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國 民 代 表 會 得 選 舉 省 長，……全 國 有 過 半 數 省 份 達 至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則 開 國 民 大 會， 決 定 憲 法 而 頒 布 之。」「 憲 法 頒 布 之 日， 即 為 憲 政 告 成 之 時， 而 全 國 國 民 則 依 憲 法 行 全 國 大 選 舉。 國 民 政 府 則 於 選 舉 完 畢 之 后 三 個 月 解 職。 而 授 政 於 民 選 之 政 府， 是 為 建 國 之 大 功 告 成。」這裏不是很明確地的體現了軍隊國家化了嗎？
1946年，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召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制憲會議，第三勢力代表梁漱溟先生明確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139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不就是徹頭徹尾的軍隊國家化嗎？(衹是共黨代表周恩來藉口表決時不在場，全盤推翻已通過的決議)怎麼能無視歷史事實，硬說是「劉波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硬說：「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二，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不同於毛澤東的「共產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自認為盡畢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張的是實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蔣介石同樣以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個 徒弟毛澤東也以同樣邏輯推翻了國民政府。這三個人都是用軍隊說話的。」
施先生好像搞錯了，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只用了他前半生的精力，後半生的精力用於「二次革命」，推翻北洋軍閥政府。孫先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用革命推翻清朝的，他曾經給李鴻章上書求見，陳述他改良主義的理想。可是，殘酷的歷史現實並不容許任何改良，他連見李鴻章的機會都沒有。眼見康梁的維新改良流血收場，清政府頑固地抗拒民主憲政，才迫不得已發動革命的。革命成功後，孫先生一度讓位袁世凱，打算實業救國，自己去做一個修建二十萬英裡鐵路的實業家。同樣是北洋政府封建復辟、軍閥割據、賄選假選、賣國求榮的歷史現實使他覺得當年的革命理想並未實現，並且在長期的革命活動屢戰屢敗中明白了當年的中國還遠沒有到政治民主的階段，任何政治理想的實現都要實力作後盾，才轉而寄望於暴力革命。但是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與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進行的時候，就已經制定憲制文件，明確規定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目標未能按期達到，但畢竟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孫先生當年的憲政目標。而毛共從暴力革命一開始，就不是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而是以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結果是共產革命成功六十年了，民主憲政仍然遙不可及。
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施文說：「一開始孫沒有軍隊，只有一些志願的非專業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都失敗了。后來不惜向鄰國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不但把軍隊，還把外國勢力引進政治，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政治新模式。」這裏就不但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當年孫先生「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是在辛亥革命前，而「向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則已經是辛亥革命後十多年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企圖將歷史車輪倒轉，與孫先生結束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理想不符，與全國人民的民主理想不符，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理所當然。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發言權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軍閥手裏，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艱苦經營，終因陳烱明背叛而失去一切依托。其時蘇俄屢次派人遊說孫先生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均遭孫先生拒絕。但當時蘇俄是唯一願意援助孫先生實現其革命理想的國家，孫先生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有當時的客觀原因。而且人非聖賢，誰能預測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共產黨將來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筆者兩年前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裏也說到「現時海內外已有學者提出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黨國體制”路線，正是中華民族走向將近一世紀災難的源頭，並指出孫中山先生後期這樣做，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這是我們八十年後的認識，不能以此苛求八十年前的孫中山先生。況且，根據現在披露的歴史資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外公佈的「孫文越飛上海宣言」，裏面有一段話很清楚，共產組織 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 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白紙黑字 清清楚楚，說明即使在國共合作的當時，孫中山先生還是保留著清醒的意識。
三，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民主憲政思想的革命者，他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他的歷史貢獻不容抹煞。
施文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
這段話太主觀武斷了，甚至顯得很淺薄。孫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演說中說：「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后，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遇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 憲法只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孫先生流亡海外期間廣泛接觸西方各界人士，深入研究考察各國民主憲政，特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詳細研究總統制內閣制政體，說「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 怎麼能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演說中詳細談到二十多年在紐約與一名華人法學博士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星期的情形、另一位南京政府聘為法律顧問的日本華人法學博士，孫亡命日本的時候和他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三個月。還說到自己五權憲法中的監察權構思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喜斯羅教授提出的「彈劾權」，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對西方政體沒有研究呢？相反，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一百年來對西方民主政制了解最多的政治人物，無人能及。
施文說：「人家建國一兩百年，前后換了幾十屆政府，為什麼根本 不用發一槍一彈。」施先生似乎搞錯了。社會制度變革完成以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政府，和平不留血換屆是常態。中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到今天傳到第四代領導人了，換了若干屆政府，也「不用發一槍一彈」。我們討論問題的焦點在改變社會制度是要革命還是改良？看來，施化先生的意見是改良，反對革命。他想表達的是西方國家改變社會制度「不用發一槍一彈」。但施先生還是錯了，美英法民主制度的確立，不是完全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英國經過光榮革命；法國更經過血腥的大革命。就算是日本，在明治維新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發生過烏羽之戰、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全面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施文說：「孫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貢獻“三民主義”，解釋到最后語焉不詳，變成了三大政策“聯俄聯（容）共，扶助工農”。哪怕孫的政治綱領給中國留下 一點正面的遺產也好，學習繼承他還有點道理。可是一點都沒有。」
這段話就更加離譜了，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的文章、演說對三民主義有極詳盡的論述，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更是孫先生根據中國特有的幾千年封建統治所造成君權太強民權太弱的現實而設計的。中共理論家鮑彤先生解釋說，孫先生認為西方普遍採用的三權分立，都屬於間接民權，對中國人民監督執政者而言還不足夠，還需要增加兩個直接民權考試權和監察權。孫先生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科舉制度是公正選拔官員的先進制度，不但應予保留還應發揚光大，這才是共產黨所謂「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是對世界民主憲政的重大貢獻。孫中山先生詳細論述了「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並以政權與治權的「權能區分」，和治權內的「權力分立」之兩大原則，為中國未來設計了憲政體制：
人民的政權有四種：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而政府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這些政治理論即使放到今天，仍然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至於聞名世界的三民主義，更有很多專著，筆者不贅，怎麼能說「語焉不詳」？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民主憲政之理論和實踐的偉大創舉和貢獻，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五權憲法，世所公認，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沒有留下一點政治遺產」？
佚名的「破產的毛澤東」文章裏有一段話很值得向施先生和讀者推薦：「毛能與孫中山比嗎？孫中山對西方了解很深，對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清晰的目標，懂哲學、行實業、重身體力行；看《孫中山文集》， 深為他的博大遠見所折服；反觀毛選，盡是歇斯底裡的嚎叫。正是在中山先生的感召下，秦始皇奠定的社會體系轟然崩塌，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與歐美接軌的新型制 度。毛恰恰相反，卻是跟袁世凱一樣，向秦始皇時代復辟，反時代、反潮流；毛其實很想做皇帝的，但袁世凱給了他足夠的教訓，讓他不敢明目張膽地搞。」筆者04年發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從兩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國際視野和個人品格比較，得出相似的結論。06年發表「從三垂崗到大風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指出毛澤東曾經企圖在中國建立毛氏王朝，先是打算傳位給毛岸英、然後是毛遠新、最後是江青，幸好統統都被挫敗了，否則今天的中國就是第二個北朝鮮。至於施先生所推崇的劉波「三百年殖民」論，孫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香港大學演講中，就已經詳細比較中港兩地的差異，說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全部來自香港的殖民統治。施先生不妨先找來讀一讀，別忙著把這個光環套到了劉波頭上。
四，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中國歷來的統治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更沒有政治家風度，改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而且是一條被當作完全正確的錯誤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有人即便意識到，也不敢公開說。中國一百年走的所有彎路，都源於此。可是這個沉悶局面，卻被“黑馬”劉曉波打破。」
筆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孫中山先生是在改良失敗以後才發動辛亥革命的，是在寄望於袁世凱走向共和失敗後才發動二次革命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但改良維新行不通，即使是顏色革命也行不通，所以才產生暴力革命。而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暴力革命必然會導致專制。英美法日都經過暴力革命的階段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的，暴力革命的結果是否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領導人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比如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國王，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身體力行地為美國創立了民主制度，他不愧為美國的民主之父。無獨有偶地，孫中山先生終生致力革命，他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從他讓總統位給袁世凱，以國民黨總理將黨務交給宋教仁可見一斑。據此推測，有理由認為如果孫中山能夠活到北伐戰爭勝利，很可能會從此給中國帶來民主制度。
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趣，值得參考：「可 惜孫中山在革命軍取得北伐的全面勝利之前就去世了，我們無法看到他內心真實思路在現實國家政體中的落實，但我以為還是可以推測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 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的，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
「很可能的局面是，軍隊國家化，照搬美國的選舉制度，第一屆總統由他當選沒問 題，甚至連任一兩屆也沒問題。然后就有可能由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者別的誰當選……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大約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 中國的——如果不是這樣，則很難想像孫中山還能有什麼符合當時歷史時代形勢的政治高招,孫中山奮斗不息的目標，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高度重視民主、民族、民 生的國家嗎？」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筆者上述的觀點和朱家雄先生的文章，都只能是一種猜測。但是筆者認為，當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正確的道路，即使在今天也還有他的現實意義。因為今天的中共比起當年的晚清，更加頑固滿頇，吳幫國公然宣稱：「我們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絕不搞議會政治、絕不搞多黨制……」所以，任何寄望於共產黨自行改革，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民主都是幻想。依筆者看，將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不可能發生，施化先生所推崇的康梁維新改良也很難成功，反而是兩者之間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最有可能。張軼東先生提出的「黨內高層矛盾大大地嚴重於黨群矛盾，共產黨向來黨內鬥爭殘酷激烈，將來很有可能由黨內鬥爭軍事政變等結合群眾運動實現民主化」(大意)的觀點很值得重視，筆者深有同感。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正好說明大多數中國學者不同意你的看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模式，對今天的中國現實仍然有指導意義，不容否定。
(寫於09年7月5日-7月10日，修改於7月18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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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7月19日「自由聖火」)
Friday, July 3, 2009
一個香港母親的六四
五年前，我剛從美國返回香港，應封從德先生之邀，為「六四」十五周年徵稿寫了一篇「憶六四當年在香港」，發表於「爭鳴」雜誌，講述了當年六四我在香港的所見所聞，提及我的同事同學和朋友等。轉眼之間五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是中共拒絕為六四平反沒有變；在他的強權要脅下，西方有些政要少談六四和人權了；華人社會中，台灣馬英九為了和大陸拉關係，也不提六四平反了；澳門通過二十三條，民主訴求進一步受壓；惟有香港二十年來，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從未熄滅過。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學運領袖王丹對香港同胞二十年來的堅持感動不已，在此，我想告訴他們和全體中國人，二十年前，一個普通的香港母親是如何經歷六四的。天下母親的心都是相通的，從一個香港母親的身上，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對平反六四堅持不懈，從一個中國母親的身上，又可以看到民心所向，看到六四必有平反的一天。
我母親在香港出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從聖保羅女子書院(St. Paul’s Girls College)畢業，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外婆帶著她和舅父兄妹倆逃難到內地，和在美國的外公失去聯絡，抗戰勝利後才回到香港。舅父在皇仁書院(The Queen’s College HK)讀書的時候，一片愛國救民之心，參加了共產黨。49年率領九龍海關「起義」，被派往廣州當軍代表接收廣州海關，把外婆和我們一家都帶回去了，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母親在舅父的介紹下，五十年代初參加「革命工作」，在廣州海關當幹部。之前外公在美國曾寄錢回鄉置田留作將來養老用，可是不久後外婆就被拉回鄉下「鬥地主」。舅父是共幹也無力救母，母親日夜啼哭，兄妹倆只有變賣鄉間全部家產交「餘糧」，同時由我母親出面寫信給僑委會要求改成份為華僑工商業卻未果，幸大半年後外婆得以逃出生天。此後外婆就一直跟我們住，我們和共產黨南下幹部一起住在沙面海關宿舍大院內，母親侍奉老人極孝……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為地主母親翻案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罪名。加上抗戰期間和父親姑母等在貴州開設過美軍招待所，成了「美國特務」，文化大革命中被監禁鬥爭，那時父親也早已被監禁。母親生性懦弱，多愁善感，多年後我在香港才從她讀書時的姊妹口裏得知，母親曾經一時想不開差點自殺，想起可憐的五個兒女才活了下來，我聽說時母親已經去世了，但我仍然震撼不已。
二十年前，母親住在香港中環我弟弟家裏，我在中環某家中資公司工作。本來我是很不情願去中資機構的，但那時剛來香港還不到三年，白手起家，貪圖中資公司高於市價的人工，應舊同事介紹就去了。未想到因為六四說了公道話，做了抗議事，被雙雙炒魷，在前提及的一文中已有記述，在此不贅。母親很愛錫我們，見我在中環返工，就囑咐我中午去弟弟家吃午飯，因此我每天中午都和母親一起，晚上放工有時先去探望母親才回家。那段時間適逢六四，因此給我的印象很深。
白天弟弟夫婦上班侄子上學，家裏只有母親一人，她就整天對著電視機。那時候每隔一段時間，電視台都會播放「特別新聞」，播出北京的最新情況，有好幾次我在門外都聽到播放前那短促的嘟嘟聲。一遇這種情況，母親就會停下她的烹飪或進食，定神地盯著電視屏幕，有時緊張得呼吸短促，我擔心母親健康，常常勸她「看開一些」。六四前後那幾天，我每見母親她都紅著雙眼，隨著事態的發展，終於發生了大屠殺。六四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圍著電視機，看到了血淋淋的場面，母親淚流滿面，我趕緊拿紙巾給她擦眼淚，兩個小男孫那時還在讀小學，一邊一個依傍著嫲嫲，似懂非懂的一臉愕然，此情此景永難忘卻。
六四之前，有一天兒子悄悄地告訴我：「爸爸，告訴你一件祕密，但你不能告訴嫲嫲。」我以為他做了什麼頑皮事，誰知他說嫲嫲和他三個人都捐了款。原來那時母親香港廣州兩邊跑，我和弟弟在香港，還有兩個妹妹在廣州。母親一個月只有幾十元退休金，我和弟弟不定期地給她幾百元港幣零用，她就經常在星期六中午帶兒子和侄子三婆孫去飲茶，那時候物價便宜，有時不過二三十元。那天飲完茶出來，遇見募捐的學生，母親拿出兩張一百元給兩個小男孫捐了款，自己另外捐了一百元，兒子懂事地說「嫲嫲錢包裏沒有什麼錢了！」我聽了很感動，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母親對後輩的身教是無價之寶。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百萬人大游行，聲援北京學生。兒子和他的同學弄了一些小木棍和紙板回來做標語，母親不但能寫一手好英文，還能寫一手好中文，於是，她就給小朋友們寫，還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一邊做一邊給他們講故事，兒子問她五星紅旗那五棵星是甚麼意思，為什麼其中一棵特別大？母親給他們做解釋，我在旁邊開玩笑地說，共產黨不是說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嗎？國旗設計者就應該把代表共產黨那一棵設計成比其他四棵星小才對。講過了也就忘記了，直到十五年以後的二OO四年，兒子從美國學成歸來，參加了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他用電腦製作了一個彩色標語牌，畫著董建華肥胖的後腦，背景就是一棵小四棵大的五星旗。「明報」記者採訪他，他解釋說董建華不敢面對香港人，只向北京負責，所以要求他下台，再解釋說為什麼五星紅旗變成了一小四大…….第二天報紙登了出來，回家講起惡搞這五棵星是因為十五年前我那句玩笑話，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了，他卻記憶猶新，可見大人的一言一行對小孩子的影響至深。八九年百萬人大游行那一天，母親當年七十幾歲了，不能親自去參加，但我和弟弟兩家大小六口人一齊參加，母親終日收看電視報導，在家裏做好冰凍綠豆糖水等我們回來，回家後，兩個小男孩還興奮不已。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兒子說下午和他媽媽經過中環愛丁堡廣場，有義工在收集簽名支援北京學生，他要簽名，他媽媽害怕地說小心共產黨特務，以後不讓你回大陸探親，兒子說「我不怕！」一定要簽名，還笑著說他偷偷把她媽的名字都簽上了。共產黨在大陸的特務統治駭人聽聞，我太太被共產黨嚇怕了，情有可原。母親也沒有責怪她，只是說孫子做得對！兒子日後長成一個堅定的民主派，不但捐款還做義工，嫲嫲的言教身教起了決定的作用。又有一天，八號風球不用返工，我冒著風雨出去買報紙，因為我知道母親很著急北京的形勢，於是無論住在我家還是弟弟家，我們每天都買報紙給她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報紙還是兩元錢，那天買的是「東方日報」。那段時間報紙的頭條新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傳鄧小平已死」、「李鵬中槍」、「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激戰」…..，處於當時危急和動盪環境，各種傳聞消息滿天飛不足為奇。但肯定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會發生巨變，連不久前在北京見過鄧小平的鄧蓮如爵士回來都說：「Chin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中國將不再一樣，香港將不再一樣）。但從報紙刊出「趙紫陽失勢下台」開始，母親就再沒有那種歡愉和期待了，終日默不作聲，好像變了另一個人……。很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我才明白母親當年何以對數千里外素不相識的青年學子如此牽腸掛肚，是因為她從自身的經歷中深知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她希望國家能改變，後輩們永遠也不要再重受苦難。
二十年後的六四，二十萬香港人湧向維園，點燃了年復一年的燭光。妙玲女士在「蘋果日報」寫道：「不知是時空的吊詭；還是歷史的諷刺──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偌大寬敞，竟容納不下一點人性良心；而富殖民地色彩的小小維多利亞公園，卻讓我們守住一方良心淨土。」程翔先生在「明報」寫道：「過去160多年來，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動整個中國的進步，幾百萬香港老百姓沉默樸實的堅持和執著，使香港於不自覺間成為中國的良心。」
二十年後，我在這裏寫出來的所有關於母親在六四期間的回憶，是為了紀念這一場永垂史冊的民主運動，也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她祇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記錄下來的也都是些平凡不過的小事情，但是我想正是從千千萬萬個這樣普通平凡的母親身上，正是從許許多多這樣毫不起眼的小事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心的向背，看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因為，人都是有母親的，包括共產黨幾百萬的軍人和警察，當他們都從心裏感覺到母親的呼喚，不再甘當專制政權的支撐，龐然大物就會轟然倒塌。從母親到我到兒子身上，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無論苛政如何猛於虎，暴政如何血腥殘酷，人性總是不會徹底泯滅的，公義和良知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一定會失敗，民主自由一定會成功的原因。
(寫於2009年6月5日，修改於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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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爭鳴」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我母親在香港出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從聖保羅女子書院(St. Paul’s Girls College)畢業，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外婆帶著她和舅父兄妹倆逃難到內地，和在美國的外公失去聯絡，抗戰勝利後才回到香港。舅父在皇仁書院(The Queen’s College HK)讀書的時候，一片愛國救民之心，參加了共產黨。49年率領九龍海關「起義」，被派往廣州當軍代表接收廣州海關，把外婆和我們一家都帶回去了，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母親在舅父的介紹下，五十年代初參加「革命工作」，在廣州海關當幹部。之前外公在美國曾寄錢回鄉置田留作將來養老用，可是不久後外婆就被拉回鄉下「鬥地主」。舅父是共幹也無力救母，母親日夜啼哭，兄妹倆只有變賣鄉間全部家產交「餘糧」，同時由我母親出面寫信給僑委會要求改成份為華僑工商業卻未果，幸大半年後外婆得以逃出生天。此後外婆就一直跟我們住，我們和共產黨南下幹部一起住在沙面海關宿舍大院內，母親侍奉老人極孝……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為地主母親翻案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罪名。加上抗戰期間和父親姑母等在貴州開設過美軍招待所，成了「美國特務」，文化大革命中被監禁鬥爭，那時父親也早已被監禁。母親生性懦弱，多愁善感，多年後我在香港才從她讀書時的姊妹口裏得知，母親曾經一時想不開差點自殺，想起可憐的五個兒女才活了下來，我聽說時母親已經去世了，但我仍然震撼不已。
二十年前，母親住在香港中環我弟弟家裏，我在中環某家中資公司工作。本來我是很不情願去中資機構的，但那時剛來香港還不到三年，白手起家，貪圖中資公司高於市價的人工，應舊同事介紹就去了。未想到因為六四說了公道話，做了抗議事，被雙雙炒魷，在前提及的一文中已有記述，在此不贅。母親很愛錫我們，見我在中環返工，就囑咐我中午去弟弟家吃午飯，因此我每天中午都和母親一起，晚上放工有時先去探望母親才回家。那段時間適逢六四，因此給我的印象很深。
白天弟弟夫婦上班侄子上學，家裏只有母親一人，她就整天對著電視機。那時候每隔一段時間，電視台都會播放「特別新聞」，播出北京的最新情況，有好幾次我在門外都聽到播放前那短促的嘟嘟聲。一遇這種情況，母親就會停下她的烹飪或進食，定神地盯著電視屏幕，有時緊張得呼吸短促，我擔心母親健康，常常勸她「看開一些」。六四前後那幾天，我每見母親她都紅著雙眼，隨著事態的發展，終於發生了大屠殺。六四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圍著電視機，看到了血淋淋的場面，母親淚流滿面，我趕緊拿紙巾給她擦眼淚，兩個小男孫那時還在讀小學，一邊一個依傍著嫲嫲，似懂非懂的一臉愕然，此情此景永難忘卻。
六四之前，有一天兒子悄悄地告訴我：「爸爸，告訴你一件祕密，但你不能告訴嫲嫲。」我以為他做了什麼頑皮事，誰知他說嫲嫲和他三個人都捐了款。原來那時母親香港廣州兩邊跑，我和弟弟在香港，還有兩個妹妹在廣州。母親一個月只有幾十元退休金，我和弟弟不定期地給她幾百元港幣零用，她就經常在星期六中午帶兒子和侄子三婆孫去飲茶，那時候物價便宜，有時不過二三十元。那天飲完茶出來，遇見募捐的學生，母親拿出兩張一百元給兩個小男孫捐了款，自己另外捐了一百元，兒子懂事地說「嫲嫲錢包裏沒有什麼錢了！」我聽了很感動，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母親對後輩的身教是無價之寶。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百萬人大游行，聲援北京學生。兒子和他的同學弄了一些小木棍和紙板回來做標語，母親不但能寫一手好英文，還能寫一手好中文，於是，她就給小朋友們寫，還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一邊做一邊給他們講故事，兒子問她五星紅旗那五棵星是甚麼意思，為什麼其中一棵特別大？母親給他們做解釋，我在旁邊開玩笑地說，共產黨不是說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嗎？國旗設計者就應該把代表共產黨那一棵設計成比其他四棵星小才對。講過了也就忘記了，直到十五年以後的二OO四年，兒子從美國學成歸來，參加了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他用電腦製作了一個彩色標語牌，畫著董建華肥胖的後腦，背景就是一棵小四棵大的五星旗。「明報」記者採訪他，他解釋說董建華不敢面對香港人，只向北京負責，所以要求他下台，再解釋說為什麼五星紅旗變成了一小四大…….第二天報紙登了出來，回家講起惡搞這五棵星是因為十五年前我那句玩笑話，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了，他卻記憶猶新，可見大人的一言一行對小孩子的影響至深。八九年百萬人大游行那一天，母親當年七十幾歲了，不能親自去參加，但我和弟弟兩家大小六口人一齊參加，母親終日收看電視報導，在家裏做好冰凍綠豆糖水等我們回來，回家後，兩個小男孩還興奮不已。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兒子說下午和他媽媽經過中環愛丁堡廣場，有義工在收集簽名支援北京學生，他要簽名，他媽媽害怕地說小心共產黨特務，以後不讓你回大陸探親，兒子說「我不怕！」一定要簽名，還笑著說他偷偷把她媽的名字都簽上了。共產黨在大陸的特務統治駭人聽聞，我太太被共產黨嚇怕了，情有可原。母親也沒有責怪她，只是說孫子做得對！兒子日後長成一個堅定的民主派，不但捐款還做義工，嫲嫲的言教身教起了決定的作用。又有一天，八號風球不用返工，我冒著風雨出去買報紙，因為我知道母親很著急北京的形勢，於是無論住在我家還是弟弟家，我們每天都買報紙給她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報紙還是兩元錢，那天買的是「東方日報」。那段時間報紙的頭條新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傳鄧小平已死」、「李鵬中槍」、「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激戰」…..，處於當時危急和動盪環境，各種傳聞消息滿天飛不足為奇。但肯定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會發生巨變，連不久前在北京見過鄧小平的鄧蓮如爵士回來都說：「Chin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中國將不再一樣，香港將不再一樣）。但從報紙刊出「趙紫陽失勢下台」開始，母親就再沒有那種歡愉和期待了，終日默不作聲，好像變了另一個人……。很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我才明白母親當年何以對數千里外素不相識的青年學子如此牽腸掛肚，是因為她從自身的經歷中深知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她希望國家能改變，後輩們永遠也不要再重受苦難。
二十年後的六四，二十萬香港人湧向維園，點燃了年復一年的燭光。妙玲女士在「蘋果日報」寫道：「不知是時空的吊詭；還是歷史的諷刺──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偌大寬敞，竟容納不下一點人性良心；而富殖民地色彩的小小維多利亞公園，卻讓我們守住一方良心淨土。」程翔先生在「明報」寫道：「過去160多年來，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動整個中國的進步，幾百萬香港老百姓沉默樸實的堅持和執著，使香港於不自覺間成為中國的良心。」
二十年後，我在這裏寫出來的所有關於母親在六四期間的回憶，是為了紀念這一場永垂史冊的民主運動，也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她祇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記錄下來的也都是些平凡不過的小事情，但是我想正是從千千萬萬個這樣普通平凡的母親身上，正是從許許多多這樣毫不起眼的小事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心的向背，看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因為，人都是有母親的，包括共產黨幾百萬的軍人和警察，當他們都從心裏感覺到母親的呼喚，不再甘當專制政權的支撐，龐然大物就會轟然倒塌。從母親到我到兒子身上，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無論苛政如何猛於虎，暴政如何血腥殘酷，人性總是不會徹底泯滅的，公義和良知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一定會失敗，民主自由一定會成功的原因。
(寫於2009年6月5日，修改於6月17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爭鳴」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新「一代風流三部曲」——淺評寒山碧先生「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
正如紐約「彼岸」雜誌總編輯宣樹諍先生在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序言中所說，上了年紀的人往往對看虛構小說的興趣日淡，反而對寫實回憶錄興趣日增。近年來，我也很少看小說，除非是有名的或得獎的看了幾本。寒先生的這本「還鄉」卻令我愛不釋手，看到半夜，原因是它讓我尋回了很多遙遠的記憶，也讓我知道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儘管寒先生在「後語」裏說，希望讀者不要將它看成是自傳或自傳體小說，但我深信，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是絕對無法寫得如此真實的。
這本大作就是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故事大意是：1947年初，主人翁「詮仔」七八歲時全家第一次從泰國回鄉，國共兩黨鄉親共處一堂，談笑風生。第二次回鄉，是1951年冬，全家從縣城被民兵押回鄉下鬥地主，娘親(伯母兼養母)自縊身亡。「詮仔」生父原是國民黨軍醫，「解放」時被中共接收，派往朝鮮戰場，停戰後分配到廣州某醫學院當講師，將「詮仔」接出廣州讀書。可惜好景不長，1956年「肅反」被寃枉成國民黨特務判刑，「詮仔」及母親被趕出校園。為求生存也為自己及兒子的前途，任職護士的母親不得不改嫁一個北方土共，當時的市衛生局長。第三次返鄉，是1957年他隨同學去原來居住的大學校園裏看大字報，看到許多向共產黨提的意見，其中有些要求平反寃假錯案，他想起了自己受冤屈的父親，一時衝動，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了兩封申訴信，為父親喊寃。誰知這兩封信被轉回學校，至使他當年高中畢業被取消畢業資格，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其母為了兒子的前途，費盡心思請求後夫通過他在縣教育局當局長的共黨「戰友」走後門將「詮仔」的戶口遷回廣州，搞到各種証明文件讓他考大學。結果也考上了，但卻終日提心吊膽，生怕被人查出。第四次回鄉，是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接到家鄉電報，趕回鄉下見即將餓死的祖母最後一面。當時，連本是魚米之鄉的珠三角農村，都餓孚遍野、慘不忍睹。祖母過世後，「詮仔」感到十分孤單，既沒有爹，也沒有娘。父親不知道被送到何處「勞改」？母親又改嫁一個他根本瞧不起的土共，從此母子疏離。大學期間，「詮仔」一方面小心翼翼，生怕再次被剝奪畢業資格；一方面又放縱自己，跟香港學生黑市炒賣、學跳舞、因而認識了校花劉小姐。兩個自視清高的人經過很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他這才知道劉小姐被上司歌舞團長，另一個土共霸佔的不幸遭遇。劉不甘受辱正在辦離婚，趁這個團長帶團去北京演出的機會，約「詮仔」雙宿雙飛到鼎湖山共渡了三天「婚姻」生活，在雙方的人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可是，樂極生悲，從鼎湖山回來後，接獲勞改場一紙通知，父親已經死亡，既無遺骸也無骨灰，遺物只有一把牙刷。畢業分配時，「詮仔」再次遇到麻煩，被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幾乎再次重演悲劇。為表示「積極上進」，他表決心要求分配到邊疆，以便「重新做人」，卻出人意料地被分回原籍。於是，有了1962年第五次回鄉，故事就在這次回鄉中結束。至於他回鄉以後，將會遇到什麼？將會發生什麼？我們只有等待寒先生三部曲的第二部問世了，我作為一個讀者翹首以待。
依筆者淺見，這本書最大的優點也是最成功的地方是不容置疑的真實感，它所敘述的故事，無論你是否同時代同經歷，都會感到十分可信和親切。比如說，五十年代初，筆者只有六七歲，有一天放學回家，看見走廊上站著一個揹槍的民兵，從鄉下來廣州抓我外婆回鄉鬥地主，印象十分深刻，所以看到書中類似的情境，深有同感。關於抗戰勝利到大陸「解放」，國共兩黨之間的分分合合，明爭暗鬥到解放軍入城睡在路邊的情景……，書中也寫得十分逼真，我雖然沒有經歷過，但也彷彿身歷其境。至於共黨掌權後「肅反鎮反」濫殺無辜的恐怖情景，作品通過幾個家庭的遭遇，真實地重現了那段血腥的歷史。除了上面提到的主人翁「詮仔」的生父，以為自己一生中「只有救人，沒有殺人，總不會有罪吧？」又以為「只要有人，就需要醫生」，況且被接收後主動報名去朝鮮戰場效力，總算有點小功勞吧！誰知蒙寃入獄，枉死勞改場。被冤屈後，家屬不斷上訴，不但毫無結果，兒子反被開除學籍。直至「同案犯」之弟在海外學業有成，陪同西哈努克訪京，向周恩來面陳其兄之冤案，得以平反，惠及「詮仔」生父時，他早慘死，得來一張令人哭笑不得的錯判「糾正書」……。另一家周姓鄉親，在南京中等法院當推事，解放前夕回鄉任教，曾勸說過同學國民黨縣長棄械投降，還以為自己「有功」，不料「解放」沒多久，「肅反鎮反」就和這個當縣長的同學一起被槍斃了，留下孤兒寡婦受盡了苦難，青春美麗的女兒幾乎被土改民兵姦污，為求擺脫色魔，迫不得已嫁給一個大齡的土共駐軍團長。袤袤大陸，像這樣的悲慘故事不知凡幾！
時至今日，回過頭來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那場改朝換代，再看看新朝治下六十年的斑斑劣績，相信很多人會認同這是一場中華民族反智的悲劇，我個人則越來越感到不過是一群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匪，打著「革命」的旗號，遇上千載難逢內憂外患的亂局，誤打誤撞僥倖得手的荒誕故事(放在其他年代或放在其他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成功)。可是這場天翻地覆的巨變，卻引來了無數的人間慘劇！社會的巨變除了導致上面所說的許多慘死的寃魂之外，最大的表徵莫過於女性不幸的婚姻，對此，筆者有很深的體會。拙作「中國——……」就詳細描述了我表姐和妹妹的婚姻悲劇。這些婚姻悲劇是社會巨變的副產品，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還鄉」裏面也很自然的出現了若干對悲劇婚姻：「詮仔」生母無奈求生的離婚改嫁、周小姐被逼得走投無路時的慌不擇路、劉小姐半虛榮半被迫的委身求全……都寫得十分的動情和淒楚。政治大風暴捲起生活的漩渦，沉溺其下的就是時代的不幸者，其中弱女子的遭遇尤令人慨嘆。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同樣，青春對於每個人也只有一次，書中描述的這些女性，其精神和肉體飽受摧殘給她們帶來的不幸不亞於被奪去生命的男人。
寒先生是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又比我年長，而我不過是半路出家的工科生後輩，本來沒有什麼資格寫書評，但若以讀者的身分談談讀後感，我又覺得義不容辭，因為我希望每一本好書都應該擁有最廣泛的讀者。我覺得「還鄉」這本小說的故事情節和時代背景絲絲入扣，非常真實自然，看不出任何虛構的痕跡，人物之間的關係也鋪陳合理，使人覺得彷彿在讀一本寫實回憶錄；作者使用穿插回憶的倒敘手法，卻不像有些現代派印象派那樣天馬行空，大幅度大範圍的時空倒置，因此看來更似平鋪直敘，既打破了後者的沉悶感，又避免了前者誇張的動感，讀來引人入勝。作品的文字非常簡樸平實，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令讀者看得很舒服；作者還採用了一個新的手法，就是在對話中大量使用粵語加註普通話，既可以讓作品處處洋溢濃郁的嶺南風味，生動活潑的方言又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又可以讓全體中國人都看得懂，雖然有些麻煩，但看來還是很成功的，起碼讓我這個廣州人讀來感到十分親切，相信其他讀者會有同感。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再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有不足之處，况且，文學作品和其他藝術一樣，都是見仁見智的，只有用心地去閱讀過欣賞過才能體會到每一件藝術品的價值。
看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不禁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在廣州讀中學的時候看中共官方「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去過延安的老共歐陽山名噪一時的「一代風流」長篇系列小說。看第一卷「三家巷」寫上世紀二十年代廣州一條小巷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工人階級三家人不同的政治取向及他們子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寫(人造)美男周炳和美女區桃，有很濃郁的嶺南風味，很吸引我們這種入世不深的少年學生。可是看到第二卷寫毛澤東式農村鬥爭「苦鬥」，就很乏味了。當時雖然年少，但已隱約感到作者用長篇巨製來展現歷史宏圖的企圖，局限於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和作者本身的能力而並未能實現，可能是志大才疏，力有不逮，也可能是頭上戴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而無從發揮，總之給人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不過是馬屁文學而已。據說文化大革命後八十年代，這位「老革命文學家」被「解放」後，還堅持寫完後三卷，相信再沒有多少讀者願意去讀這種黨八股文學了。那時我已離開大陸，連書名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絕不會再花時間看這些無聊的書了。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則不同，雖然衹出了第一部「還鄉」，但是已經在讀者面前打開了廣東歷史畫卷真實而又多彩的一頁，吸引著讀者欲觀全貌的興趣。如果有一天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能讓大陸廣大讀者有緣讀到，那才是新時代的「一代風流三部曲」，那才是真正的整整一個時代廣東社會的真實紀錄！當年歐某雄心勃勃的「巨著」轉眼之間成了歷史的垃圾，而當年被共產黨視為賤民的文學青年，卻能給歴史留下時代不朽的畫卷，看起來很諷刺，但卻是歷史的必然。
(註：寒山碧先生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
(寫於09年5月12日—14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開放」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這本大作就是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故事大意是：1947年初，主人翁「詮仔」七八歲時全家第一次從泰國回鄉，國共兩黨鄉親共處一堂，談笑風生。第二次回鄉，是1951年冬，全家從縣城被民兵押回鄉下鬥地主，娘親(伯母兼養母)自縊身亡。「詮仔」生父原是國民黨軍醫，「解放」時被中共接收，派往朝鮮戰場，停戰後分配到廣州某醫學院當講師，將「詮仔」接出廣州讀書。可惜好景不長，1956年「肅反」被寃枉成國民黨特務判刑，「詮仔」及母親被趕出校園。為求生存也為自己及兒子的前途，任職護士的母親不得不改嫁一個北方土共，當時的市衛生局長。第三次返鄉，是1957年他隨同學去原來居住的大學校園裏看大字報，看到許多向共產黨提的意見，其中有些要求平反寃假錯案，他想起了自己受冤屈的父親，一時衝動，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了兩封申訴信，為父親喊寃。誰知這兩封信被轉回學校，至使他當年高中畢業被取消畢業資格，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其母為了兒子的前途，費盡心思請求後夫通過他在縣教育局當局長的共黨「戰友」走後門將「詮仔」的戶口遷回廣州，搞到各種証明文件讓他考大學。結果也考上了，但卻終日提心吊膽，生怕被人查出。第四次回鄉，是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接到家鄉電報，趕回鄉下見即將餓死的祖母最後一面。當時，連本是魚米之鄉的珠三角農村，都餓孚遍野、慘不忍睹。祖母過世後，「詮仔」感到十分孤單，既沒有爹，也沒有娘。父親不知道被送到何處「勞改」？母親又改嫁一個他根本瞧不起的土共，從此母子疏離。大學期間，「詮仔」一方面小心翼翼，生怕再次被剝奪畢業資格；一方面又放縱自己，跟香港學生黑市炒賣、學跳舞、因而認識了校花劉小姐。兩個自視清高的人經過很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他這才知道劉小姐被上司歌舞團長，另一個土共霸佔的不幸遭遇。劉不甘受辱正在辦離婚，趁這個團長帶團去北京演出的機會，約「詮仔」雙宿雙飛到鼎湖山共渡了三天「婚姻」生活，在雙方的人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可是，樂極生悲，從鼎湖山回來後，接獲勞改場一紙通知，父親已經死亡，既無遺骸也無骨灰，遺物只有一把牙刷。畢業分配時，「詮仔」再次遇到麻煩，被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幾乎再次重演悲劇。為表示「積極上進」，他表決心要求分配到邊疆，以便「重新做人」，卻出人意料地被分回原籍。於是，有了1962年第五次回鄉，故事就在這次回鄉中結束。至於他回鄉以後，將會遇到什麼？將會發生什麼？我們只有等待寒先生三部曲的第二部問世了，我作為一個讀者翹首以待。
依筆者淺見，這本書最大的優點也是最成功的地方是不容置疑的真實感，它所敘述的故事，無論你是否同時代同經歷，都會感到十分可信和親切。比如說，五十年代初，筆者只有六七歲，有一天放學回家，看見走廊上站著一個揹槍的民兵，從鄉下來廣州抓我外婆回鄉鬥地主，印象十分深刻，所以看到書中類似的情境，深有同感。關於抗戰勝利到大陸「解放」，國共兩黨之間的分分合合，明爭暗鬥到解放軍入城睡在路邊的情景……，書中也寫得十分逼真，我雖然沒有經歷過，但也彷彿身歷其境。至於共黨掌權後「肅反鎮反」濫殺無辜的恐怖情景，作品通過幾個家庭的遭遇，真實地重現了那段血腥的歷史。除了上面提到的主人翁「詮仔」的生父，以為自己一生中「只有救人，沒有殺人，總不會有罪吧？」又以為「只要有人，就需要醫生」，況且被接收後主動報名去朝鮮戰場效力，總算有點小功勞吧！誰知蒙寃入獄，枉死勞改場。被冤屈後，家屬不斷上訴，不但毫無結果，兒子反被開除學籍。直至「同案犯」之弟在海外學業有成，陪同西哈努克訪京，向周恩來面陳其兄之冤案，得以平反，惠及「詮仔」生父時，他早慘死，得來一張令人哭笑不得的錯判「糾正書」……。另一家周姓鄉親，在南京中等法院當推事，解放前夕回鄉任教，曾勸說過同學國民黨縣長棄械投降，還以為自己「有功」，不料「解放」沒多久，「肅反鎮反」就和這個當縣長的同學一起被槍斃了，留下孤兒寡婦受盡了苦難，青春美麗的女兒幾乎被土改民兵姦污，為求擺脫色魔，迫不得已嫁給一個大齡的土共駐軍團長。袤袤大陸，像這樣的悲慘故事不知凡幾！
時至今日，回過頭來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那場改朝換代，再看看新朝治下六十年的斑斑劣績，相信很多人會認同這是一場中華民族反智的悲劇，我個人則越來越感到不過是一群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匪，打著「革命」的旗號，遇上千載難逢內憂外患的亂局，誤打誤撞僥倖得手的荒誕故事(放在其他年代或放在其他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成功)。可是這場天翻地覆的巨變，卻引來了無數的人間慘劇！社會的巨變除了導致上面所說的許多慘死的寃魂之外，最大的表徵莫過於女性不幸的婚姻，對此，筆者有很深的體會。拙作「中國——……」就詳細描述了我表姐和妹妹的婚姻悲劇。這些婚姻悲劇是社會巨變的副產品，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還鄉」裏面也很自然的出現了若干對悲劇婚姻：「詮仔」生母無奈求生的離婚改嫁、周小姐被逼得走投無路時的慌不擇路、劉小姐半虛榮半被迫的委身求全……都寫得十分的動情和淒楚。政治大風暴捲起生活的漩渦，沉溺其下的就是時代的不幸者，其中弱女子的遭遇尤令人慨嘆。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同樣，青春對於每個人也只有一次，書中描述的這些女性，其精神和肉體飽受摧殘給她們帶來的不幸不亞於被奪去生命的男人。
寒先生是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又比我年長，而我不過是半路出家的工科生後輩，本來沒有什麼資格寫書評，但若以讀者的身分談談讀後感，我又覺得義不容辭，因為我希望每一本好書都應該擁有最廣泛的讀者。我覺得「還鄉」這本小說的故事情節和時代背景絲絲入扣，非常真實自然，看不出任何虛構的痕跡，人物之間的關係也鋪陳合理，使人覺得彷彿在讀一本寫實回憶錄；作者使用穿插回憶的倒敘手法，卻不像有些現代派印象派那樣天馬行空，大幅度大範圍的時空倒置，因此看來更似平鋪直敘，既打破了後者的沉悶感，又避免了前者誇張的動感，讀來引人入勝。作品的文字非常簡樸平實，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令讀者看得很舒服；作者還採用了一個新的手法，就是在對話中大量使用粵語加註普通話，既可以讓作品處處洋溢濃郁的嶺南風味，生動活潑的方言又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又可以讓全體中國人都看得懂，雖然有些麻煩，但看來還是很成功的，起碼讓我這個廣州人讀來感到十分親切，相信其他讀者會有同感。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再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有不足之處，况且，文學作品和其他藝術一樣，都是見仁見智的，只有用心地去閱讀過欣賞過才能體會到每一件藝術品的價值。
看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不禁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在廣州讀中學的時候看中共官方「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去過延安的老共歐陽山名噪一時的「一代風流」長篇系列小說。看第一卷「三家巷」寫上世紀二十年代廣州一條小巷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工人階級三家人不同的政治取向及他們子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寫(人造)美男周炳和美女區桃，有很濃郁的嶺南風味，很吸引我們這種入世不深的少年學生。可是看到第二卷寫毛澤東式農村鬥爭「苦鬥」，就很乏味了。當時雖然年少，但已隱約感到作者用長篇巨製來展現歷史宏圖的企圖，局限於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和作者本身的能力而並未能實現，可能是志大才疏，力有不逮，也可能是頭上戴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而無從發揮，總之給人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不過是馬屁文學而已。據說文化大革命後八十年代，這位「老革命文學家」被「解放」後，還堅持寫完後三卷，相信再沒有多少讀者願意去讀這種黨八股文學了。那時我已離開大陸，連書名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絕不會再花時間看這些無聊的書了。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則不同，雖然衹出了第一部「還鄉」，但是已經在讀者面前打開了廣東歷史畫卷真實而又多彩的一頁，吸引著讀者欲觀全貌的興趣。如果有一天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能讓大陸廣大讀者有緣讀到，那才是新時代的「一代風流三部曲」，那才是真正的整整一個時代廣東社會的真實紀錄！當年歐某雄心勃勃的「巨著」轉眼之間成了歷史的垃圾，而當年被共產黨視為賤民的文學青年，卻能給歴史留下時代不朽的畫卷，看起來很諷刺，但卻是歷史的必然。
(註：寒山碧先生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
(寫於09年5月12日—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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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開放」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Monday, June 29, 2009
「黨主司法」荒唐可笑——淺評鄧玉嬌案
舉國矚目的鄧玉嬌案以「有罪免罰」從輕從快審結，國人歡呼網上輿論的勝利，海外傳媒則說離司法公正更遠，看似互相矛盾，其實說的都對，都是指中國大陸司法的現狀，從不同角度觀察自然會有不同的結論。
當今的青年一代可能不相信，此案若發生在暗無天日的毛澤東時代，鄧玉嬌恐怕早以「階級敵人報復」，「殺害黨的幹部」為罪名被槍斃了。為了証明這點，在此請允許筆者引用兩個事例，其一是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中引述過的寫實文章「一個被蹂躪而死的女知青」。內容講述當年北京有一對教師夫婦，丈夫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妻子為了女兒的前途，忍痛和丈夫辦了離婚。文革上山下鄉高潮中，患心臟病的女兒被迫到北大荒軍墾農場插隊。文革後爆發回城潮，因為女兒體弱未能被好色的團政委看上，所以遲遲未批准離場。母親一急之下親自跑到北大荒求情，團政委要求她代女兒「為黨獻身」，母親救女心切，「含淚閉上眼睛滿足了這個泥腿子的獸慾」。可是，當女兒拿著申請表請團政委簽字的時候，這個團政委獸性大發，強行姦污了她，女知青心臟病發死在床上，下體染滿鮮血，母親哭昏在女兒身旁。事後，農場幹部威脅這位母親說，你必須嚴守祕密，這樣的事情說出去，你自己也沒有面子；團政委根正苗紅，本質是好的，衹是「革命意志不夠堅定，一時糊塗犯了錯誤，屬於教育幫助的問題」；而你們出身不好，我們可以下結論說你們母女「密謀勾引團政委來達到個人目的，階級敵人將革命幹部拖下水，屬於敵我矛盾」。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一個黑白顛倒的黑暗時代，結果團政委衹受到了黨內警告，調離審批知青回城的工作崗位；而這位可憐的母親回到北京以後就瘋了……，內容慘不忍睹。
其二是另一篇「回看血淚相和流——被黨蹂躪的女知青紀實」揭示了七十年代在上山下鄉運動和後來推薦入學、招工及回城潮中，在當時的極權制度下，被權勢者姦污的女知青不計其數，1972年在安徽農村甚至發展到肉體換公章的地步。黨支書掌握的公章就放在家裏桌子上，女知青進門放下申請表，即時獻身，完事後立即蓋上大紅印；有一個農村公社七個被推薦上大學的女知青體檢時被發現沒有一個是處女，而且全都是「非陳腐性處女膜破裂」，意味著全都是招生指標下達後剛剛失去貞操的；這種以權換性的現象越演越烈，以至1974年一份報告送到周恩來桌面上，周恩來看後批示：「這不是共產黨，這是國民黨」！莫名其妙地將罪惡推到早已離開大陸的國民黨身上！
周恩來的批示導致了後來在雲南、內蒙、黑龍江和新疆建設兵團「處理」了一批解放軍色狼，在雲南河口召開的公審大會上，一群戰士衝上台去將昔日威風凜凜的團參謀長、營長連長的帽徽領章撕下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十六團團長和參謀長、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營長，十八團連長、指導員等被槍斃……。官方公報中並沒有使用「強姦」這兩個字，因為掌權者確實沒有使用暴力，他們使用的衹是權力。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社會，多麼黑暗的年代啊！
相比之下，今天鄧玉嬌的命運比當年的女知青好多了，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共野蠻暴虐的本性改變了，不惜一切維護專制政權的本性改變了，而是因為世界改變了，人民改變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已深入人心，中國人民也不再是逆來順受的奴隸了，迫使胡共不敢再用毛共斬盡殺絕的血腥野蠻手法。因為他們心裏也明白，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現已到了總爆發邊緣，稍一不慎隨時會引發革命，隨時會像羅馬裡亞壽西斯古一樣下場，所以不得不當庭釋放鄧玉嬌，在這個意義上，國人說網上輿論的勝利有它的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對該案不倫不類的「有罪免罰」處理，卻完全暴露了他們所謂「以法治國」是假的，「黨主司法」才是真的。明眼人一眼看出，窮鄉僻壤的巴東縣法院這個判決，來自北京黨中央，來頭倒是夠大了，可是一樣的荒唐可笑。典型的「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既怕刺激洶湧群情，又想保護「黨的幹部」；既想下台，又要面子。於是就想出了這一擺平各方的餿主意，只求息事寧人，目的只有一個：草泥馬河蟹，而不管實際案情如何？法律條文如何？公平正義在哪裏？恰恰凸顯了中共仍然停留在毛澤東自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貽笑世界。
中國《刑法》第20條規定，為使本人的人 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尤其是公民對正在進行的殺人、強姦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享有「無限防衛權」，即使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也不負刑責。「過當防衛」則指其他情況下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損害的防衛行為，應當負刑責，但可酌情減輕或免除處罰。因而本案的關鍵，在於鄧貴大等人當時是否確有實施強姦，還是只是出言侮辱及推拉當事人。如果屬於前者，則應該首先審判鄧貴大等人的強姦未遂案，同時追究他們的四千元來歷不明案，公務時間進入娛樂場所的贖職案……；鄧玉嬌因擁有「無限防衛權」而無罪釋放。如果是屬於後者，鄧貴大等人除了上述提到的擁來歷不明金錢、公務時間私用等外，尚須審判其教唆及經營賣淫罪、言語及行動威脅他人安全罪……而鄧玉嬌則應按「過當防衛」獲「有罪輕判」。
案情只有一個，二者必居其一，並且不難調查清楚，問題在於「黨主司法」不但不想水落石出，反而有意地毀滅証據，掩蓋事實；法律條文也很清晰，問題在「黨主司法」對他不屑一顧。因為如果案情屬於前者，則鄧貴大等將嚴重損害「黨的光輝形象」，令仇黨仇官的群眾情緒火上加油，對維護專制政權不利，所以即使是事實，也不能採納；如果案情是後者，即使輕判鄧玉嬌，在群情洶湧的火頭上也難免有失控的危險。所以「黨主司法」就閉門設計出一個既非前者也非後者互相矛盾的「案情」：鄧貴大等人既沒有強姦鄧玉嬌的意圖和行為，鄧玉嬌的「防衛過當」也祇是因為「曾經患有抑郁症」，「患有心境障礙」，雙方都沒有錯(純屬誤會？)只有這樣，法院給出的判決「鄧玉嬌故意傷害罪成立，但免於刑事處罰」才能自圓其說。
於是，為達此目的，人們看到：案發後引起全國範圍廣泛關注，小小一個巴東縣為此專門成立了五個工作組、縣婦聯二十四小時陪伴鄧玉嬌；鄧母原來聘請了來自北京的夏霖、夏楠律師作為辯護人，後卻由政府出面宣布解除代理協議；兩位律師曾會見處在羈押中的鄧玉嬌，出來後極度悲傷、稱鄧玉嬌的衣物被鄧母洗過了、亦即沒有保留任何物証；跟著鄧母突然向記者透露，鄧玉嬌患有「精神抑郁症」；一審時居然沒有任何証人出庭，僅兩個小時，合議庭就作出了判決；宣判後，鄧玉嬌一言不發，由其爺爺鄧正蘭(曾在法院工作十余年，做過庭長)全權代表對答傳媒，當記者問他「網絡、民意對案件是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對此避而不答，衹是強調「公安機關從一開始就做到了全面收集証據」，「檢察機關做到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做到了依據客觀情節對我孫女從寬處理， 給予她出路，我們感到非常滿意。」強調「(鄧貴大等)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行為」、(對死傷者家屬)「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懊悔」、「縣委縣政府、鎮政府很關心」，「准備幫她找一個相對穩定的職業。」……
所有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讓人們看到「依法治國」背後一雙無形的手嗎？這雙手就是「黨主司法」，「黨的一元化領導」，「政法委」掌握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大權(巴東縣政法委書記就兼任公安局長，而法院、檢察院都必須聽命於他)，這就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筆者以前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以至其他國家政黨的最大區別就是其整體素質普遍低下，包括歷任領導人。從昔日的毛劉周邊緣知識分子、破落子弟、失意文人、痞子流氓到今天關起門來培養的政治輔導員胡溫。表現在現代文明的缺失、思想行為的偏執、無知淺薄的狂妄、強詞奪理的野蠻。特別是後者，居然可以當十三億國人和全世界都是白癡，我說什麼你們就必須相信什麼，贊同什麼，不管我說的多麼荒謬！比如明明「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卻硬說自己是抗日主力；明明是自己挑起內戰，卻硬要將對方列為「戰犯」；明明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卻硬說成「陽謀」；明明反右反錯了，卻硬要保留幾個不予平反，藉以說明反右沒有錯，衹是「擴大化」而已；明明是頭腦發瘟的人禍餓死數千萬人，卻硬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明明文化大革命搞到崩潰邊緣，卻硬說是「成績很大很大，缺點很小很小」；明明八九民運和平理智，社會秩序良好，連小偷都罷偷了，卻硬說是「反革命暴亂」……共產黨這種德行，簡直不勝枚舉！所以鄧玉嬌案再次出籠如此顛倒黑白強詞奪理的「案情」和「判決」就一點也不奇怪。毛澤東說過「改也難」，一個政黨和一個人一樣，「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共產黨本來就產生於一群流氓土匪，它的本質就決定了它的本性。殊不知他最失敗的地方恰恰就是自以為聰明絕頂，十三億人都是可以隨意玩弄欺騙的白癡，他們忘了老祖宗毛澤東的教訓：「別以為農民愚蠢，他們分得清咸菜和肉哪個更香。」很可能胡共直到垮台的那一天，還以為農民(中國人民)一直相信他們宣傳的「鹹菜比肉更香」，滅亡了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寫於6月22日-6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6月28日「自由聖火」
當今的青年一代可能不相信，此案若發生在暗無天日的毛澤東時代，鄧玉嬌恐怕早以「階級敵人報復」，「殺害黨的幹部」為罪名被槍斃了。為了証明這點，在此請允許筆者引用兩個事例，其一是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中引述過的寫實文章「一個被蹂躪而死的女知青」。內容講述當年北京有一對教師夫婦，丈夫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妻子為了女兒的前途，忍痛和丈夫辦了離婚。文革上山下鄉高潮中，患心臟病的女兒被迫到北大荒軍墾農場插隊。文革後爆發回城潮，因為女兒體弱未能被好色的團政委看上，所以遲遲未批准離場。母親一急之下親自跑到北大荒求情，團政委要求她代女兒「為黨獻身」，母親救女心切，「含淚閉上眼睛滿足了這個泥腿子的獸慾」。可是，當女兒拿著申請表請團政委簽字的時候，這個團政委獸性大發，強行姦污了她，女知青心臟病發死在床上，下體染滿鮮血，母親哭昏在女兒身旁。事後，農場幹部威脅這位母親說，你必須嚴守祕密，這樣的事情說出去，你自己也沒有面子；團政委根正苗紅，本質是好的，衹是「革命意志不夠堅定，一時糊塗犯了錯誤，屬於教育幫助的問題」；而你們出身不好，我們可以下結論說你們母女「密謀勾引團政委來達到個人目的，階級敵人將革命幹部拖下水，屬於敵我矛盾」。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一個黑白顛倒的黑暗時代，結果團政委衹受到了黨內警告，調離審批知青回城的工作崗位；而這位可憐的母親回到北京以後就瘋了……，內容慘不忍睹。
其二是另一篇「回看血淚相和流——被黨蹂躪的女知青紀實」揭示了七十年代在上山下鄉運動和後來推薦入學、招工及回城潮中，在當時的極權制度下，被權勢者姦污的女知青不計其數，1972年在安徽農村甚至發展到肉體換公章的地步。黨支書掌握的公章就放在家裏桌子上，女知青進門放下申請表，即時獻身，完事後立即蓋上大紅印；有一個農村公社七個被推薦上大學的女知青體檢時被發現沒有一個是處女，而且全都是「非陳腐性處女膜破裂」，意味著全都是招生指標下達後剛剛失去貞操的；這種以權換性的現象越演越烈，以至1974年一份報告送到周恩來桌面上，周恩來看後批示：「這不是共產黨，這是國民黨」！莫名其妙地將罪惡推到早已離開大陸的國民黨身上！
周恩來的批示導致了後來在雲南、內蒙、黑龍江和新疆建設兵團「處理」了一批解放軍色狼，在雲南河口召開的公審大會上，一群戰士衝上台去將昔日威風凜凜的團參謀長、營長連長的帽徽領章撕下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十六團團長和參謀長、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獨立營長，十八團連長、指導員等被槍斃……。官方公報中並沒有使用「強姦」這兩個字，因為掌權者確實沒有使用暴力，他們使用的衹是權力。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社會，多麼黑暗的年代啊！
相比之下，今天鄧玉嬌的命運比當年的女知青好多了，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共野蠻暴虐的本性改變了，不惜一切維護專制政權的本性改變了，而是因為世界改變了，人民改變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已深入人心，中國人民也不再是逆來順受的奴隸了，迫使胡共不敢再用毛共斬盡殺絕的血腥野蠻手法。因為他們心裏也明白，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現已到了總爆發邊緣，稍一不慎隨時會引發革命，隨時會像羅馬裡亞壽西斯古一樣下場，所以不得不當庭釋放鄧玉嬌，在這個意義上，國人說網上輿論的勝利有它的道理。
可是另一方面，中共對該案不倫不類的「有罪免罰」處理，卻完全暴露了他們所謂「以法治國」是假的，「黨主司法」才是真的。明眼人一眼看出，窮鄉僻壤的巴東縣法院這個判決，來自北京黨中央，來頭倒是夠大了，可是一樣的荒唐可笑。典型的「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既怕刺激洶湧群情，又想保護「黨的幹部」；既想下台，又要面子。於是就想出了這一擺平各方的餿主意，只求息事寧人，目的只有一個：草泥馬河蟹，而不管實際案情如何？法律條文如何？公平正義在哪裏？恰恰凸顯了中共仍然停留在毛澤東自稱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貽笑世界。
中國《刑法》第20條規定，為使本人的人 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尤其是公民對正在進行的殺人、強姦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享有「無限防衛權」，即使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也不負刑責。「過當防衛」則指其他情況下明顯超過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損害的防衛行為，應當負刑責，但可酌情減輕或免除處罰。因而本案的關鍵，在於鄧貴大等人當時是否確有實施強姦，還是只是出言侮辱及推拉當事人。如果屬於前者，則應該首先審判鄧貴大等人的強姦未遂案，同時追究他們的四千元來歷不明案，公務時間進入娛樂場所的贖職案……；鄧玉嬌因擁有「無限防衛權」而無罪釋放。如果是屬於後者，鄧貴大等人除了上述提到的擁來歷不明金錢、公務時間私用等外，尚須審判其教唆及經營賣淫罪、言語及行動威脅他人安全罪……而鄧玉嬌則應按「過當防衛」獲「有罪輕判」。
案情只有一個，二者必居其一，並且不難調查清楚，問題在於「黨主司法」不但不想水落石出，反而有意地毀滅証據，掩蓋事實；法律條文也很清晰，問題在「黨主司法」對他不屑一顧。因為如果案情屬於前者，則鄧貴大等將嚴重損害「黨的光輝形象」，令仇黨仇官的群眾情緒火上加油，對維護專制政權不利，所以即使是事實，也不能採納；如果案情是後者，即使輕判鄧玉嬌，在群情洶湧的火頭上也難免有失控的危險。所以「黨主司法」就閉門設計出一個既非前者也非後者互相矛盾的「案情」：鄧貴大等人既沒有強姦鄧玉嬌的意圖和行為，鄧玉嬌的「防衛過當」也祇是因為「曾經患有抑郁症」，「患有心境障礙」，雙方都沒有錯(純屬誤會？)只有這樣，法院給出的判決「鄧玉嬌故意傷害罪成立，但免於刑事處罰」才能自圓其說。
於是，為達此目的，人們看到：案發後引起全國範圍廣泛關注，小小一個巴東縣為此專門成立了五個工作組、縣婦聯二十四小時陪伴鄧玉嬌；鄧母原來聘請了來自北京的夏霖、夏楠律師作為辯護人，後卻由政府出面宣布解除代理協議；兩位律師曾會見處在羈押中的鄧玉嬌，出來後極度悲傷、稱鄧玉嬌的衣物被鄧母洗過了、亦即沒有保留任何物証；跟著鄧母突然向記者透露，鄧玉嬌患有「精神抑郁症」；一審時居然沒有任何証人出庭，僅兩個小時，合議庭就作出了判決；宣判後，鄧玉嬌一言不發，由其爺爺鄧正蘭(曾在法院工作十余年，做過庭長)全權代表對答傳媒，當記者問他「網絡、民意對案件是否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對此避而不答，衹是強調「公安機關從一開始就做到了全面收集証據」，「檢察機關做到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做到了依據客觀情節對我孫女從寬處理， 給予她出路，我們感到非常滿意。」強調「(鄧貴大等)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行為」、(對死傷者家屬)「感到深深的愧疚和懊悔」、「縣委縣政府、鎮政府很關心」，「准備幫她找一個相對穩定的職業。」……
所有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讓人們看到「依法治國」背後一雙無形的手嗎？這雙手就是「黨主司法」，「黨的一元化領導」，「政法委」掌握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大權(巴東縣政法委書記就兼任公安局長，而法院、檢察院都必須聽命於他)，這就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筆者以前在其他文章中說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以至其他國家政黨的最大區別就是其整體素質普遍低下，包括歷任領導人。從昔日的毛劉周邊緣知識分子、破落子弟、失意文人、痞子流氓到今天關起門來培養的政治輔導員胡溫。表現在現代文明的缺失、思想行為的偏執、無知淺薄的狂妄、強詞奪理的野蠻。特別是後者，居然可以當十三億國人和全世界都是白癡，我說什麼你們就必須相信什麼，贊同什麼，不管我說的多麼荒謬！比如明明「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卻硬說自己是抗日主力；明明是自己挑起內戰，卻硬要將對方列為「戰犯」；明明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卻硬說成「陽謀」；明明反右反錯了，卻硬要保留幾個不予平反，藉以說明反右沒有錯，衹是「擴大化」而已；明明是頭腦發瘟的人禍餓死數千萬人，卻硬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明明文化大革命搞到崩潰邊緣，卻硬說是「成績很大很大，缺點很小很小」；明明八九民運和平理智，社會秩序良好，連小偷都罷偷了，卻硬說是「反革命暴亂」……共產黨這種德行，簡直不勝枚舉！所以鄧玉嬌案再次出籠如此顛倒黑白強詞奪理的「案情」和「判決」就一點也不奇怪。毛澤東說過「改也難」，一個政黨和一個人一樣，「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共產黨本來就產生於一群流氓土匪，它的本質就決定了它的本性。殊不知他最失敗的地方恰恰就是自以為聰明絕頂，十三億人都是可以隨意玩弄欺騙的白癡，他們忘了老祖宗毛澤東的教訓：「別以為農民愚蠢，他們分得清咸菜和肉哪個更香。」很可能胡共直到垮台的那一天，還以為農民(中國人民)一直相信他們宣傳的「鹹菜比肉更香」，滅亡了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寫於6月22日-6月2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6月28日「自由聖火」
Friday, June 19, 2009
香港竟然有如此反智的教授！
閱香港「明報」今天(6月3日)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周全浩「請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六四”」，如果是出自「維園阿伯」，筆者不會感到奇怪，也無興趣辯論。可是居然出自一個大學教授，令我既感到憤怒又感到震驚。憤怒的是在香港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自身感受到自由的可貴和民主的渴求的地方，居然還有人為鎮壓民主運動的專制統治者叫好！他們怎麼不移民回去大陸享受一下「黨的溫暖」？這種人不是口是心非嗎！震驚的是這個人居然還是一個「大學教授」！筆者很明白對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互相討論。但討論的基礎是講道理，如果為討好當權者而罔顧公理，則失去討論的意義，周教授的言論就是一例。在此，筆者試圖和你講一講道理，看你是否敢公開回答。考慮到大陸人民被封鎖訊息，本文也希望能讓大陸朋友知道即使在香港，民主自由的抗爭也充滿艱難，但從未停止過。
周文一開始就說「今年5月中，在“六四”20周年的前夕，各大報章頭版刊登了趙紫陽在軟禁期間秘密錄音的事宜，看來這是有人精心策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在香港，……明顯地有些人認為其“六四”版本乃最完整，並試圖強加諸別人的知識層面上，……看來“六四”的真相遲早應公之於世。」「對於“六四”事件的始末，中國政府多年來採取淡化政策，絕少回應及澄清有關“六四”的報道及演繹，這讓某些人壟斷了“六四”的“真相”。筆者認為將來應該還“六四”歷史的真面目，但這個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
說得對！為免六四真相被「某些人」壟斷，為免中共政府受冤屈，應該公諸於世！不過令筆者不解的是：既然周教授對六四「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如此有把握，為什麼不要求立即公布真相，而是「遲早應」和「將來應該」呢？早些公布出來，不是可以早些打破「某些人」壟斷，早些為中共政府解困嗎？為甚麼還要十年二十年地等下去呢？真相只有一個，難道他可以隨時間改變而改變？若果中共政府殺人有理，為何「採取淡化政策，絕少回應及澄清有關“六四”的報道及演繹」？怕什麼？等什麼？你可以說出個原因嗎？
周文說：「從歷史的長河看，中國六四事件實為“蘇東波”事件中一個重要環節。1989年鄧小平下令清場，引起世界很大迴響。當年聖誕節，柏林圍牆倒塌，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聯紅兵到場鎮壓，引致東德倒台。1990年東西德復合，1991年蘇聯倒台。到1990年代中期，俄羅斯 一 片混亂，國內民不聊生，不少人意會到當年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上果敢處理是有需要的。若中國未有及時處理，會像蘇聯般倒台嗎？若如是，後果可真不堪設想。 “六四”過後，本港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當時一些曾參與遊行的港人，幾年後才知道“六四”真正的影響時，對整件事的看法也有轉變。」「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中，正因中央能在1989年“六四”事件果敢處理，經濟在及後20年才得以迅速發展，若當時未能妥善處理“六四”，中國改革開放可能已經夭折，不會有過去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
連周某這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六四事件對摧毀共產專制陣營功不可沒，可惜的是在發生這個運動的源頭，至今卻仍在專制極權統治之下。周教授身為大學教授，未免太孤陋寡聞了。首先，俄羅斯和東歐各國民主化後並非「一 片混亂，國內民不聊生」，他們的經濟都比共黨統治時期好得多，有些東歐國家甚至進入「次發達國家」行列。俄羅斯之所以未如其他東歐國家，恰恰是因為他的民主化不夠徹底：蘇共專制雖然垮台了，原來的克格勃分子普京竊取了民主化成果，仍然在那裏玩弄手段搞變相獨裁，壓制言論自由，扼殺市場經濟。可以想像，如果俄羅斯像西方國家一樣徹底民主化，他們一定會取得無可限量的成就。說到中國，周教授說香港「不少人意會到當年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上果敢處理是有需要的」。請你數一數，除了民建聯馬力、曾鈺成幾個土共，曾蔭權幾個看風使舵的滑頭仔、陳一諤幾個被蒙蔽的青年，還有多少人認為鄧小平殺得對？而這一小撮人和你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本港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以及二十年來維園數萬人不滅的燭光相比，到底是誰多誰少？多多少？你計算過嗎？！至於說到「若當時未能妥善處理“六四”，中國改革開放可能已經夭折，不會有過去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更是荒謬透頂！曾蔭權在回答立法會議員質問對六四的看法時，尚且不敢直接回應，衹是答非所問地說「國家多方面取得驕人成績，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相信港人對國家發展有客觀評價。」已經遭到輿論聲討，不得不在一個半小時後向全體港人公開道歉。周教授這番話若敢於當眾演說，我看你作好準備做過街老鼠好了！一，如果當年六四民主要求實現了，中國就不是甚麼「改革開放」的問題了，而是徹底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一勞永逸地剷除獨裁專制，人民大眾獲得民主自由了，一切社會制度衍生的問題都自然會逐步解決。二，周教授的所謂「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不過是權貴資本主義，少數特權階級貪婪掠奪國家人民財富，廣大民眾生活在「新三座大山」壓迫下，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矛盾激烈，人民怨聲載道，貧富兩極分化，有什麼好值得炫耀的？這絕對不是中國人民希望得到的。
周文說：「無可否認，“六四”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傷痛。一個社會的人民萬事以大局為重，會妥協，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看看1963年行刺美國總統甘迺迪事件，華倫大法官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專案徹查。而在美，傳言副總統參與其中亦甚囂塵上。查清後，華倫大法官卻宣布調查文件要封存50年，看來這牽涉到美國整體利益。當時美國民眾都未有表明要極力追究事情始末及責任，無非是顧全國家利益。」你舉的例子根本就是牛頭不對馬嘴！所有美國發生的牽涉在位總統的大事件，比如「水門事件」、「拉鏈門事件」……無不委任獨立調查官徹底調查公布結果，交由國會辯論表決，按彈劾總統法處理。周教授所說的「華倫大法官卻宣布調查文件要封存50年」衹是傳聞，從未見諸官方文件；倒是相反，「華倫報告」於翌年(1964年)已公開發表。另據外電報道2006年布殊總統任上，美國重新組成複查委員會，重開調查。更重要的是，甘迺迪遇刺與六四大屠殺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是個人事件，後者是集體事件。行刺屬於刑事案件，是在祕密中策劃進行，偵查真相有一定的難度，比如陳水扁「兩彈事件」，雖然請來了美國著名的專家李昌鈺協助偵緝，至今仍未真相大白。而六四則是公開的屠殺，有目共睹，人証物証俱在，鐵証如山。只須彷照台灣處理二二八的方法，公告天下，讓所有受害人親屬登記備案，民間參與公正調查核實，不難水落石出。周教授要求人民大人眾「以大局為重，會妥協」不知是什麼意思？難道人都被殺死了，還不能討一個公道？還要像你一樣對統治者唱讚歌，才算「妥協」？試問如果死者是你的兒女，你也能「以大局為重，會妥協」嗎？
周文說：「“蘇東波”事件令到整個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得以解除心腹大患。1990年代後期起，美國已有人開始轉移視線，將中國列為假想 敵，某些西方勢力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六四”事件成了上佳選擇。每年為“六四”舉辦的紀念活動，成了外國勢力用以掣肘 中國的一個方法。」「有些人受別人聳動，便年年走出來要平反“六四”。這個又怎會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呢？難道他們未曾想過，某些外國勢力十分喜歡削弱，甚至顛覆其他政權嗎？」「各位可有想過，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若然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那些港人會否如此熱中此項活動？」
這種標準的「陰謀論」中共唱了幾十年，不單大陸人連香港人都耳熟能詳了，筆者也懶得同你辯論，在此衹想不客氣地說一聲：周教授很可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極可能不過是一個在大陸飲飽了狼奶，到外國拿了一個學位來香港謀生的大陸人，名義上是香港教授，本質和「維園阿伯」沒有什麼分別。周教授的大作通篇充斥了中共的黨八股，沒有飲過中共狼奶的人是很難寫得出來的。香港的報紙若是將周文作為一種意見登出引起討論，彰顯香港的言論自由當然很好，可是若代表該報的主調，就未免太自外於香港人了。香港傳媒的這種「自我審查」愚不可及，只看重眼前利益，忘記了公義真理，到頭來只會撿到芝麻丟了西瓜，政治經濟都得不償失。維園二十萬燭光表達了清晰的民意，這樣的文章，這樣的報紙還有多少人買來看？靠共產黨資助能活多久？「文匯報」、「大公報」殷鑑不遠，擦一時鞋換來一世罵名，「明報」三思！
(寫於09年6月3日，修改於6月8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6月18日「觀察」雜誌)
周文一開始就說「今年5月中，在“六四”20周年的前夕，各大報章頭版刊登了趙紫陽在軟禁期間秘密錄音的事宜，看來這是有人精心策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在香港，……明顯地有些人認為其“六四”版本乃最完整，並試圖強加諸別人的知識層面上，……看來“六四”的真相遲早應公之於世。」「對於“六四”事件的始末，中國政府多年來採取淡化政策，絕少回應及澄清有關“六四”的報道及演繹，這讓某些人壟斷了“六四”的“真相”。筆者認為將來應該還“六四”歷史的真面目，但這個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
說得對！為免六四真相被「某些人」壟斷，為免中共政府受冤屈，應該公諸於世！不過令筆者不解的是：既然周教授對六四「真面目並非如某些港人所渲染的模樣」如此有把握，為什麼不要求立即公布真相，而是「遲早應」和「將來應該」呢？早些公布出來，不是可以早些打破「某些人」壟斷，早些為中共政府解困嗎？為甚麼還要十年二十年地等下去呢？真相只有一個，難道他可以隨時間改變而改變？若果中共政府殺人有理，為何「採取淡化政策，絕少回應及澄清有關“六四”的報道及演繹」？怕什麼？等什麼？你可以說出個原因嗎？
周文說：「從歷史的長河看，中國六四事件實為“蘇東波”事件中一個重要環節。1989年鄧小平下令清場，引起世界很大迴響。當年聖誕節，柏林圍牆倒塌，戈爾巴喬夫不敢出動蘇聯紅兵到場鎮壓，引致東德倒台。1990年東西德復合，1991年蘇聯倒台。到1990年代中期，俄羅斯 一 片混亂，國內民不聊生，不少人意會到當年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上果敢處理是有需要的。若中國未有及時處理，會像蘇聯般倒台嗎？若如是，後果可真不堪設想。 “六四”過後，本港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當時一些曾參與遊行的港人，幾年後才知道“六四”真正的影響時，對整件事的看法也有轉變。」「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中，正因中央能在1989年“六四”事件果敢處理，經濟在及後20年才得以迅速發展，若當時未能妥善處理“六四”，中國改革開放可能已經夭折，不會有過去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
連周某這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中國六四事件對摧毀共產專制陣營功不可沒，可惜的是在發生這個運動的源頭，至今卻仍在專制極權統治之下。周教授身為大學教授，未免太孤陋寡聞了。首先，俄羅斯和東歐各國民主化後並非「一 片混亂，國內民不聊生」，他們的經濟都比共黨統治時期好得多，有些東歐國家甚至進入「次發達國家」行列。俄羅斯之所以未如其他東歐國家，恰恰是因為他的民主化不夠徹底：蘇共專制雖然垮台了，原來的克格勃分子普京竊取了民主化成果，仍然在那裏玩弄手段搞變相獨裁，壓制言論自由，扼殺市場經濟。可以想像，如果俄羅斯像西方國家一樣徹底民主化，他們一定會取得無可限量的成就。說到中國，周教授說香港「不少人意會到當年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上果敢處理是有需要的」。請你數一數，除了民建聯馬力、曾鈺成幾個土共，曾蔭權幾個看風使舵的滑頭仔、陳一諤幾個被蒙蔽的青年，還有多少人認為鄧小平殺得對？而這一小撮人和你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的「本港有過百萬人上街遊行」，以及二十年來維園數萬人不滅的燭光相比，到底是誰多誰少？多多少？你計算過嗎？！至於說到「若當時未能妥善處理“六四”，中國改革開放可能已經夭折，不會有過去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更是荒謬透頂！曾蔭權在回答立法會議員質問對六四的看法時，尚且不敢直接回應，衹是答非所問地說「國家多方面取得驕人成績，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相信港人對國家發展有客觀評價。」已經遭到輿論聲討，不得不在一個半小時後向全體港人公開道歉。周教授這番話若敢於當眾演說，我看你作好準備做過街老鼠好了！一，如果當年六四民主要求實現了，中國就不是甚麼「改革開放」的問題了，而是徹底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一勞永逸地剷除獨裁專制，人民大眾獲得民主自由了，一切社會制度衍生的問題都自然會逐步解決。二，周教授的所謂「30年的“小平中興”局面」，不過是權貴資本主義，少數特權階級貪婪掠奪國家人民財富，廣大民眾生活在「新三座大山」壓迫下，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矛盾激烈，人民怨聲載道，貧富兩極分化，有什麼好值得炫耀的？這絕對不是中國人民希望得到的。
周文說：「無可否認，“六四”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傷痛。一個社會的人民萬事以大局為重，會妥協，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看看1963年行刺美國總統甘迺迪事件，華倫大法官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專案徹查。而在美，傳言副總統參與其中亦甚囂塵上。查清後，華倫大法官卻宣布調查文件要封存50年，看來這牽涉到美國整體利益。當時美國民眾都未有表明要極力追究事情始末及責任，無非是顧全國家利益。」你舉的例子根本就是牛頭不對馬嘴！所有美國發生的牽涉在位總統的大事件，比如「水門事件」、「拉鏈門事件」……無不委任獨立調查官徹底調查公布結果，交由國會辯論表決，按彈劾總統法處理。周教授所說的「華倫大法官卻宣布調查文件要封存50年」衹是傳聞，從未見諸官方文件；倒是相反，「華倫報告」於翌年(1964年)已公開發表。另據外電報道2006年布殊總統任上，美國重新組成複查委員會，重開調查。更重要的是，甘迺迪遇刺與六四大屠殺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是個人事件，後者是集體事件。行刺屬於刑事案件，是在祕密中策劃進行，偵查真相有一定的難度，比如陳水扁「兩彈事件」，雖然請來了美國著名的專家李昌鈺協助偵緝，至今仍未真相大白。而六四則是公開的屠殺，有目共睹，人証物証俱在，鐵証如山。只須彷照台灣處理二二八的方法，公告天下，讓所有受害人親屬登記備案，民間參與公正調查核實，不難水落石出。周教授要求人民大人眾「以大局為重，會妥協」不知是什麼意思？難道人都被殺死了，還不能討一個公道？還要像你一樣對統治者唱讚歌，才算「妥協」？試問如果死者是你的兒女，你也能「以大局為重，會妥協」嗎？
周文說：「“蘇東波”事件令到整個蘇聯東歐集團解體，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得以解除心腹大患。1990年代後期起，美國已有人開始轉移視線，將中國列為假想 敵，某些西方勢力不想中國變得富強。於是不斷找些議題出來，拖中國後腿，“六四”事件成了上佳選擇。每年為“六四”舉辦的紀念活動，成了外國勢力用以掣肘 中國的一個方法。」「有些人受別人聳動，便年年走出來要平反“六四”。這個又怎會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呢？難道他們未曾想過，某些外國勢力十分喜歡削弱，甚至顛覆其他政權嗎？」「各位可有想過，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若然紀念“六四”不符合西方國家的利益，那些港人會否如此熱中此項活動？」
這種標準的「陰謀論」中共唱了幾十年，不單大陸人連香港人都耳熟能詳了，筆者也懶得同你辯論，在此衹想不客氣地說一聲：周教授很可能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極可能不過是一個在大陸飲飽了狼奶，到外國拿了一個學位來香港謀生的大陸人，名義上是香港教授，本質和「維園阿伯」沒有什麼分別。周教授的大作通篇充斥了中共的黨八股，沒有飲過中共狼奶的人是很難寫得出來的。香港的報紙若是將周文作為一種意見登出引起討論，彰顯香港的言論自由當然很好，可是若代表該報的主調，就未免太自外於香港人了。香港傳媒的這種「自我審查」愚不可及，只看重眼前利益，忘記了公義真理，到頭來只會撿到芝麻丟了西瓜，政治經濟都得不償失。維園二十萬燭光表達了清晰的民意，這樣的文章，這樣的報紙還有多少人買來看？靠共產黨資助能活多久？「文匯報」、「大公報」殷鑑不遠，擦一時鞋換來一世罵名，「明報」三思！
(寫於09年6月3日，修改於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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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17, 2009
隱瞞受難者名單是心虛的表現
五一二死亡及失蹤逾八萬人的四川大地震發生至今已過了整整一年，海內外關注焦點豆腐渣工程導致大量學生死亡，要求公布遇難師生名單，大陸官方置之不理，直到被民間輿論迫急了，五月七日才由省教育廳廳長涂文濤「負責任地」公佈說，遇難和失蹤的學生共計5335名。
這個數字和去年十一 月，四川副省長魏宏所披露的遇難學生為19,065 人（ 約佔遇難人數四分一），以及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一個涂文濤在內 部通報透露的6376人，三個官方數字出入如此巨大，簡直令全世界對這樣的「負責任」啼笑皆非！而民間艾未未、譚作人等自發組織衝破重重阻礙迄今為止的調查結果已達7600人。同樣，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發生後，北京政府發言人袁木公然對全世界撒謊，信誓旦旦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整個事件只有8人死亡，可是，迄今為止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仕已經聯絡到186名死難者和70多名傷殘者，相信全國未能聯絡到的死傷者不在少數。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官方的解釋是：「點算死難者“涉及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那就奇怪了！過去共產黨搞「鎮反肅反」、「清理階級隊伍」，政治調查無孔不入、無遠弗屆，全國十三億人口誰參加過什麼組織？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事隔多年仍然無不調查得清清楚楚，今天你們的這種冠絕全球的調查本領到哪裏去了？二十年這麼長的時間，連六四傷亡人數都統計不出來？一年時間也不短了，且只發生在汶川地區幾個縣市這個小範圍內的師生死亡人數都統計不出來？鬼才相信！
真正的原因是不想調查、不想公佈，唯恐動搖政權的根基，表明了他們的心虛和恐懼。其實事情很簡單，事實只有一個，只要公布具體的受難者名單，年齡、性別、所在地區學校…..讓人民群眾參加點算，不就一清二楚了嗎？若能夠像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一樣，「公告天下，公開受理」然後調查取証核實，那就更好，人民會將此看作你們願意放棄專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蔣時代幾十年間對此也諱莫如深，但是民間從來就沒有一天忘記過這件大血案，民間及學術界對傷亡人數一直揣測不已，從幾百人到十萬人的估計都有，就像現在大陸人民對「六四」事件和四川地震傷亡人數從未停止過推測一樣，越是不想讓人民群眾知道的真相，人民群眾就越是想知道。1988年台灣開始啟動平反「二二八事件」程序，成立「二二八事件調查委員會」，各界對傷亡人數的估計逐漸趨向一致，從開始的萬餘人到後來的4000人，但仍始終沒有定論。1992年2月22日，發表「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報告」，1995年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告天下：凡有親屬在二二八事件中傷亡的遺屬，均可向該基金會報案和申請賠償，法定申請期兩年，後經四次修訂，延至九年，直至2004年10月6日才屆滿。截至該日為止共受理申請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蹤177、其他1383。最高賠償金額600萬新台幣，賠償總額達71.6億元。2003年和2005年國民黨前後兩任主席連戰和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全體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各方人仕心服口服。
同是中國人，你們的老對手台灣國民黨也曾經犯過你們一樣的錯誤，但是在世界民主潮流面前，人家覺醒了，公開公正地處理「二二八事件」，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給予賠償，並且在台灣多地樹碑紀念，銘刻碑文，讓後輩永誌不忘，由此得到了人民的諒解。你們卻死不悔悟，企圖用「拖」字訣，讓人慢慢忘記。這種小算盤太愚蠢了！想想看，台灣「「二二八事件」過去五十年了，人民都還沒有忘記，「六四」才過去二十年，四川大地震才過去一年，人民會忘記嗎？江湖上有句老話：「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
(寫於09年5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動向」雜誌09年6月號，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這個數字和去年十一 月，四川副省長魏宏所披露的遇難學生為19,065 人（ 約佔遇難人數四分一），以及去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一個涂文濤在內 部通報透露的6376人，三個官方數字出入如此巨大，簡直令全世界對這樣的「負責任」啼笑皆非！而民間艾未未、譚作人等自發組織衝破重重阻礙迄今為止的調查結果已達7600人。同樣，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發生後，北京政府發言人袁木公然對全世界撒謊，信誓旦旦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整個事件只有8人死亡，可是，迄今為止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仕已經聯絡到186名死難者和70多名傷殘者，相信全國未能聯絡到的死傷者不在少數。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官方的解釋是：「點算死難者“涉及很複雜的工作和過程”」那就奇怪了！過去共產黨搞「鎮反肅反」、「清理階級隊伍」，政治調查無孔不入、無遠弗屆，全國十三億人口誰參加過什麼組織？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事隔多年仍然無不調查得清清楚楚，今天你們的這種冠絕全球的調查本領到哪裏去了？二十年這麼長的時間，連六四傷亡人數都統計不出來？一年時間也不短了，且只發生在汶川地區幾個縣市這個小範圍內的師生死亡人數都統計不出來？鬼才相信！
真正的原因是不想調查、不想公佈，唯恐動搖政權的根基，表明了他們的心虛和恐懼。其實事情很簡單，事實只有一個，只要公布具體的受難者名單，年齡、性別、所在地區學校…..讓人民群眾參加點算，不就一清二楚了嗎？若能夠像台灣處理「二二八事件」一樣，「公告天下，公開受理」然後調查取証核實，那就更好，人民會將此看作你們願意放棄專制，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蔣時代幾十年間對此也諱莫如深，但是民間從來就沒有一天忘記過這件大血案，民間及學術界對傷亡人數一直揣測不已，從幾百人到十萬人的估計都有，就像現在大陸人民對「六四」事件和四川地震傷亡人數從未停止過推測一樣，越是不想讓人民群眾知道的真相，人民群眾就越是想知道。1988年台灣開始啟動平反「二二八事件」程序，成立「二二八事件調查委員會」，各界對傷亡人數的估計逐漸趨向一致，從開始的萬餘人到後來的4000人，但仍始終沒有定論。1992年2月22日，發表「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報告」，1995年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告天下：凡有親屬在二二八事件中傷亡的遺屬，均可向該基金會報案和申請賠償，法定申請期兩年，後經四次修訂，延至九年，直至2004年10月6日才屆滿。截至該日為止共受理申請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蹤177、其他1383。最高賠償金額600萬新台幣，賠償總額達71.6億元。2003年和2005年國民黨前後兩任主席連戰和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全體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各方人仕心服口服。
同是中國人，你們的老對手台灣國民黨也曾經犯過你們一樣的錯誤，但是在世界民主潮流面前，人家覺醒了，公開公正地處理「二二八事件」，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給予賠償，並且在台灣多地樹碑紀念，銘刻碑文，讓後輩永誌不忘，由此得到了人民的諒解。你們卻死不悔悟，企圖用「拖」字訣，讓人慢慢忘記。這種小算盤太愚蠢了！想想看，台灣「「二二八事件」過去五十年了，人民都還沒有忘記，「六四」才過去二十年，四川大地震才過去一年，人民會忘記嗎？江湖上有句老話：「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
(寫於0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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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於「動向」雜誌09年6月號，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June 16, 2009
「含淚」露醜不自知——評「秋雨再含淚……」
前幾天在網上看到一篇余秋雨大師出自「作者博客」的文章，題目是「秋雨再含淚：不准繼續污辱中國人」，初時覺得很奇怪，余大師去年不是因為一篇「含淚勸告地震災民」說受難學生都成了「菩薩」升了天，「勸告」家長們認命，放棄追究豆腐渣工程，而招至萬衆唾駡嗎？怎麼又出來「再含淚」招駡呢(莫非真是「被虐待狂」)？以為又是網上經常出現的「仿余體」惡搞。細讀全文，才確信實出於余大師手筆，因為其無知無恥無賴無良不是其他人可以模仿得到的。
該文對「蘋果日報」作者桑普題為 《以川震災民之名，無淚勸告余秋雨》的栽贓攻擊，張成覺先生已經著文逐條分析批駁，筆者不贅，在此僅拆穿余大師的一些小把戲，議論一下他的人品。余大師為人及行文風格一向喜曲線自吹，該文一開首就顯擺自己在上海如何發起中小學生贈書活動、如何送書到災區、災區的中小學又如何舉行隆重的受贈儀式、他如何對上海援建人員作報告，「擠了兩千多人，……三小時下來，全場肅靜，掌聲不斷，沒有一個人離開」(既「掌聲不斷」又何以「全場肅靜」呢？余氏真高深莫測！)川震後，香港捐錢百萬千萬元的公司團體不少，志願者深入災區救死扶傷，海內外各界人士，民間組織不知做了多少好事，他們隱姓埋名，從不宣揚；可是余大師做了這點雞毛小事就自吹自擂，相比之下，不覺得羞愧嗎？最近兩天還看到余大師地震捐款「諾而不捐」的醜聞，一點也不奇怪，這種行為符合余大師的性格。也難怪，越是喜自吹的人往往正是越自卑的人，他們生怕別人瞧不起，於是就學阿Q自我顯擺。余文所說：「這些年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的演講，以及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巡回講學……」就像當年江澤民罵香港記者「naïve」一樣：「你們算什麼？什麼名記者我沒見過？華萊士訪問我談了幾小時……」都是出於同一種心理。
這種人格的另一面就是媚外欺內，在外國(或者比中國富的)人面前卑恭屈膝，在自己同胞面前卻趾高氣揚。余大師文中說「香港的幾位作家讀了這篇文章后立即告訴我，寫這篇文章的，一定是大陸文人，因為口氣、文風衹能是大陸的。對此我真正 憤怒了……，美國沒有人這樣說，法國沒有人這樣說，日本沒有人這樣說，連台灣也沒有人這樣說。但是，有幾個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卻這樣說了……」。言下之意就是你桑普若是香港人、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台灣人批評我，我裝不知道忍口氣算了；可是你桑普不過是個大陸人，有什麼資格批評我？這口氣我怎麼嚥得下！文末特意註明「2009年5月18日於香港」也頗具心思。香港不是余氏的常住地，偶爾路過寫篇文章，是否一定要特別標注呢？看來是以此暗示我余大師非等閑之輩，5月12日剛在四川參加完地震週年紀念就趕來香港，是一個隨意出入境和到處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或者甚至幼稚地以為「寫於香港」就比「寫於大陸」值錢一些？余大師還有一絕就是喜借虛擬人物為自己造勢。其《蘇東坡突圍》，開頭就寫一個台灣女記者在深更半夜打電話採訪他，採訪之前特意告知他其大作在台灣如何受歡迎、如何暢銷雲雲…..去年哄動一時的「含淚勸說…..」又說有個「法師」告訴他「遇難孩子都成了菩薩」…..。余大師飲「做假」狼奶長大，深知反正無名無姓，無從稽考，不過是「春秋筆法」，奈我何？之不過用得太濫就露馬腳了。筆者作為香港人推測，余文中這「幾位香港作家」， 極可能又是子虛烏有，因為完全不符合香港人常態。很可能余大師平時沒有什麼機會閱讀香港報紙，「蘋果日報」論壇發表文章都註明來源，比如「北方可可(大陸自由撰稿人)」、「馮廣寧(內地大學生)」……，本地作者均註明職業，所以對余說桑普「一定是大陸文人」的幾個，會是「香港作家」嗎？「蘋果日報」採用來自兩岸三地甚至外國撰稿人的文章，正說明香港輿論界沒有余大師那樣的門戶之見。自從余大師成名後，在港罕見有如大陸一樣吹捧余氏的拍馬屁文章，余大師到訪香港，連一則豆腐乾新聞都沒有，實在難以想像會有「幾個香港作家」為余大師擦鞋。同一文內余說：「“桑普”這麼一說，我立即知道他是誰了。」既如此，又何必借「幾個香港作家」之口為己張目呢？不是自打嘴巴麼？
余文說「我曾經一再說明，我在文革中全家受到迫害……」，並屢屢提到「我在大陸和台灣同時出版的《借我一生》」，據稱是「封筆之作」。筆者倒是硬著頭皮看完了，言之無物不說了，不改自吹自擂本性卻是最大的特色。首先，「借我一生」本身就狗屁不通，「一生」能「借」出去還是「借」進來？余大師也太忘乎所以了，你既作為「大師」，不是首要為人師表，正確運用發揚光大中華文化嗎？怎麼反而隨便糟蹋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語文呢？你到底想給青少年一代留下什麼規範和榜樣？全書從頭到尾穿插講述其父如何在文革中受迫害，「當了十年打倒對象」，可是卻全無實質內容，反而為上海一間小廠油印小報將其父列在劉鄧陶等後面第六位批判對象而沾沾自喜！以此胡弄一下海外華人還可以，可凡是在大陸生活過的人，誰不知道一個五七年反右鬥爭中「火線入黨」的上海工人階級是什麼貨色？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一班功臣權柄面前，不過靠阿諛奉迎分一點殘羹剩飯而已！余自己也說其父「最多也祇是相當於科級罷了」(見《借我一生》)。其父只因文化大革命中保陳毅、保陳丕顯，被造反派整了一下，寫寫檢討，被工廠油印大字報點名批判，這在當年的上海平常得很，可是在余大師的筆下卻寫成比劉少奇挨的鬥還要顯赫，比地富反壞右受的苦還要多！他自己不覺得好笑，讀者也不覺得好笑嗎？說到自己「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連作家協會文聯也沒有參與。」也很矯情。據大陸各種傳媒披露，余大師的散文被人揭出許多「硬傷」，為人品格又被廣為詬病，惱羞成怒，扯破臉皮罵戰打官司，在作協和文聯理事選舉中落選，為要面子索性退出。如此眾人皆知的事情，也好意思拿到香港來炫耀，可知其他了。
平心而論，無論內容如何，余的散文還是富有文采的，只可惜人品跟不上，招來普遍反感。不去檢討自己，反而怨天尤人，為愛面子硬撐到底，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如朱鎔基在上海市長任上對某些上海人的評價「精明但不高明」，余大師堪稱極品。毛澤東說「改也難」，筆者冒大不韙寫此文，期待余大師「秋雨三含淚，怒斥……」指教。
(寫於09年6月2日，修改於6月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6月15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該文對「蘋果日報」作者桑普題為 《以川震災民之名，無淚勸告余秋雨》的栽贓攻擊，張成覺先生已經著文逐條分析批駁，筆者不贅，在此僅拆穿余大師的一些小把戲，議論一下他的人品。余大師為人及行文風格一向喜曲線自吹，該文一開首就顯擺自己在上海如何發起中小學生贈書活動、如何送書到災區、災區的中小學又如何舉行隆重的受贈儀式、他如何對上海援建人員作報告，「擠了兩千多人，……三小時下來，全場肅靜，掌聲不斷，沒有一個人離開」(既「掌聲不斷」又何以「全場肅靜」呢？余氏真高深莫測！)川震後，香港捐錢百萬千萬元的公司團體不少，志願者深入災區救死扶傷，海內外各界人士，民間組織不知做了多少好事，他們隱姓埋名，從不宣揚；可是余大師做了這點雞毛小事就自吹自擂，相比之下，不覺得羞愧嗎？最近兩天還看到余大師地震捐款「諾而不捐」的醜聞，一點也不奇怪，這種行為符合余大師的性格。也難怪，越是喜自吹的人往往正是越自卑的人，他們生怕別人瞧不起，於是就學阿Q自我顯擺。余文所說：「這些年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的演講，以及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巡回講學……」就像當年江澤民罵香港記者「naïve」一樣：「你們算什麼？什麼名記者我沒見過？華萊士訪問我談了幾小時……」都是出於同一種心理。
這種人格的另一面就是媚外欺內，在外國(或者比中國富的)人面前卑恭屈膝，在自己同胞面前卻趾高氣揚。余大師文中說「香港的幾位作家讀了這篇文章后立即告訴我，寫這篇文章的，一定是大陸文人，因為口氣、文風衹能是大陸的。對此我真正 憤怒了……，美國沒有人這樣說，法國沒有人這樣說，日本沒有人這樣說，連台灣也沒有人這樣說。但是，有幾個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人卻這樣說了……」。言下之意就是你桑普若是香港人、美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台灣人批評我，我裝不知道忍口氣算了；可是你桑普不過是個大陸人，有什麼資格批評我？這口氣我怎麼嚥得下！文末特意註明「2009年5月18日於香港」也頗具心思。香港不是余氏的常住地，偶爾路過寫篇文章，是否一定要特別標注呢？看來是以此暗示我余大師非等閑之輩，5月12日剛在四川參加完地震週年紀念就趕來香港，是一個隨意出入境和到處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或者甚至幼稚地以為「寫於香港」就比「寫於大陸」值錢一些？余大師還有一絕就是喜借虛擬人物為自己造勢。其《蘇東坡突圍》，開頭就寫一個台灣女記者在深更半夜打電話採訪他，採訪之前特意告知他其大作在台灣如何受歡迎、如何暢銷雲雲…..去年哄動一時的「含淚勸說…..」又說有個「法師」告訴他「遇難孩子都成了菩薩」…..。余大師飲「做假」狼奶長大，深知反正無名無姓，無從稽考，不過是「春秋筆法」，奈我何？之不過用得太濫就露馬腳了。筆者作為香港人推測，余文中這「幾位香港作家」， 極可能又是子虛烏有，因為完全不符合香港人常態。很可能余大師平時沒有什麼機會閱讀香港報紙，「蘋果日報」論壇發表文章都註明來源，比如「北方可可(大陸自由撰稿人)」、「馮廣寧(內地大學生)」……，本地作者均註明職業，所以對余說桑普「一定是大陸文人」的幾個，會是「香港作家」嗎？「蘋果日報」採用來自兩岸三地甚至外國撰稿人的文章，正說明香港輿論界沒有余大師那樣的門戶之見。自從余大師成名後，在港罕見有如大陸一樣吹捧余氏的拍馬屁文章，余大師到訪香港，連一則豆腐乾新聞都沒有，實在難以想像會有「幾個香港作家」為余大師擦鞋。同一文內余說：「“桑普”這麼一說，我立即知道他是誰了。」既如此，又何必借「幾個香港作家」之口為己張目呢？不是自打嘴巴麼？
余文說「我曾經一再說明，我在文革中全家受到迫害……」，並屢屢提到「我在大陸和台灣同時出版的《借我一生》」，據稱是「封筆之作」。筆者倒是硬著頭皮看完了，言之無物不說了，不改自吹自擂本性卻是最大的特色。首先，「借我一生」本身就狗屁不通，「一生」能「借」出去還是「借」進來？余大師也太忘乎所以了，你既作為「大師」，不是首要為人師表，正確運用發揚光大中華文化嗎？怎麼反而隨便糟蹋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語文呢？你到底想給青少年一代留下什麼規範和榜樣？全書從頭到尾穿插講述其父如何在文革中受迫害，「當了十年打倒對象」，可是卻全無實質內容，反而為上海一間小廠油印小報將其父列在劉鄧陶等後面第六位批判對象而沾沾自喜！以此胡弄一下海外華人還可以，可凡是在大陸生活過的人，誰不知道一個五七年反右鬥爭中「火線入黨」的上海工人階級是什麼貨色？在中共打天下坐天下一班功臣權柄面前，不過靠阿諛奉迎分一點殘羹剩飯而已！余自己也說其父「最多也祇是相當於科級罷了」(見《借我一生》)。其父只因文化大革命中保陳毅、保陳丕顯，被造反派整了一下，寫寫檢討，被工廠油印大字報點名批判，這在當年的上海平常得很，可是在余大師的筆下卻寫成比劉少奇挨的鬥還要顯赫，比地富反壞右受的苦還要多！他自己不覺得好笑，讀者也不覺得好笑嗎？說到自己「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連作家協會文聯也沒有參與。」也很矯情。據大陸各種傳媒披露，余大師的散文被人揭出許多「硬傷」，為人品格又被廣為詬病，惱羞成怒，扯破臉皮罵戰打官司，在作協和文聯理事選舉中落選，為要面子索性退出。如此眾人皆知的事情，也好意思拿到香港來炫耀，可知其他了。
平心而論，無論內容如何，余的散文還是富有文采的，只可惜人品跟不上，招來普遍反感。不去檢討自己，反而怨天尤人，為愛面子硬撐到底，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正如朱鎔基在上海市長任上對某些上海人的評價「精明但不高明」，余大師堪稱極品。毛澤東說「改也難」，筆者冒大不韙寫此文，期待余大師「秋雨三含淚，怒斥……」指教。
(寫於09年6月2日，修改於6月8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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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6月15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我為什麼簽署「０八憲章」？
我為什麼簽署「０八憲章」？
數千年來中國只有「王法」沒有「憲法」，直至百年前作為各國根本大法的憲法從西方、日本傳入，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名義上有過幾次「國家憲法」，可是，還從未真正享受過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甚至二十年前的六四運動，都還沒有提出過中國人民自己的憲政要求。一百年後的2008年，中國人終於喊出了自己的呼聲，那就是「０八憲章」！他是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未來民主憲法的藍本。在這個意義上說，「零八憲章」是劃時代的歷史文獻，「開放」出版社出版「零八憲章」一書功在千秋。
五月九日在香港參加該社舉辦的「零八憲章」新書發佈會，金鍾、司徒華、許行和程翔先生作了很好的發言，自由討論中筆者也簡單講了幾句，在此將筆者有關「零八憲章」的想法敘述如下，請大家指教：
「零八憲章」問世後，中共既不敢讓他公開發表，讓人民群眾自由討論，甚至不敢像毛澤東那樣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批判大圍剿，只敢偷偷摸摸抓走了劉波，「傳喚」、「約談」簽署人，說明他的恐懼和心虛。可遺憾的是，在民主陣營中也有一些人看問題看不到實質，對「零八憲章」從左右兩面提出各種不恰當的批評，損害了他的號召力。
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新意，裏面說的中共憲法裏也有，甚至有個別發起人說「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不敢苟同。表面看，中共憲法確實也羅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卻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共的舊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是屬於全體公民的，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怎麼可以規定他必須在某一個政黨的領導下呢？中共作賊心虛，2004年3月最近一次修憲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刪去了。字面上是刪去了，實際上「黨」仍然是領導一切的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零八憲章」則明確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明確提出：「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從根本上否定了一黨專制，這就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同時，國家內各階級、各民族一律平等，怎麼可以規定某一個階級為「領導階級」，某兩個階級的「聯盟」「為基礎」？將一部分公民置於另一部分公民之上？而國家實行什麼制度？應由全體公民選擇，任何一個政府沒有權力自行規定。軍隊屬於國家，保持政治中立，怎麼能規定軍隊要服從某一個黨的指揮？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我想，華叔語重心長地建議我們細心對照零八憲章和中共憲法之間的差別，其用意也就在於此。
又有人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向獨裁專制乞求民主，筆者也不敢苟同。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更有些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是「保守主義」。這些人沒有認識到我們追求民主，是追求在政治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共產黨在內，而不是要推翻或消滅某一個黨。如果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那樣開放選舉，還政於民，他完全可以像國民黨一樣以平等的身分參加選舉，如果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他完全可以繼續執政，下了台也可以重新選上台，只有那樣它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
與「零八憲章」問世的同時，現實中有些人假民主真保皇，提出種種保留共產黨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改革方案」：比如趙紫陽時代，有人提出「新威權主義」，「開明專制」，主張效法新加坡，經濟開放、政治獨裁，甚得趙紫陽歡心。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黨內民主論」(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贖買民主論」(主張向中共贖買民主)……具體建議有：「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現全國人大改稱參議院、將現全國政協改稱眾議院，二十年內除共產黨外，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活動，以換取言論自由」、「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用國企向“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贖買“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全體國民統一交一種政黨稅，以換得天下採取政黨政治」……為此，筆者冒著得罪人的風險，著文一一批駁說：「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
本人身在海外但無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對「零八憲章」知悉較遲，然一旦在網上看見了就詳細閱讀全文，並在第三批簽了名。當然，「零八憲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它由長期生活在國內人士寫成，本身就很了不起。正如華叔所說，本來作為憲章衹需表明最基本的憲政要求，「零八憲章」還列出了有關「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財稅改革」……無非都是為了更加貼近老百姓，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用心良苦，我們都應給予理解，不應吹毛求疵，看問題要看到實質。筆者在其他文章中說過「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筆者上面引述的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不會簽名；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也不會簽名。」而正因為看到了它反專制的實質，看到他列出的目標是真民主，筆者才願意莊重地簽下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要為真正的民主化出一份力。 同時更希望全體中國人像華叔所說的那樣，自己能為民主化做些什麼？就去做什麼！眾志成城，中國民主化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5月11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開放」雜誌09年6月號，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數千年來中國只有「王法」沒有「憲法」，直至百年前作為各國根本大法的憲法從西方、日本傳入，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名義上有過幾次「國家憲法」，可是，還從未真正享受過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甚至二十年前的六四運動，都還沒有提出過中國人民自己的憲政要求。一百年後的2008年，中國人終於喊出了自己的呼聲，那就是「０八憲章」！他是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未來民主憲法的藍本。在這個意義上說，「零八憲章」是劃時代的歷史文獻，「開放」出版社出版「零八憲章」一書功在千秋。
五月九日在香港參加該社舉辦的「零八憲章」新書發佈會，金鍾、司徒華、許行和程翔先生作了很好的發言，自由討論中筆者也簡單講了幾句，在此將筆者有關「零八憲章」的想法敘述如下，請大家指教：
「零八憲章」問世後，中共既不敢讓他公開發表，讓人民群眾自由討論，甚至不敢像毛澤東那樣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批判大圍剿，只敢偷偷摸摸抓走了劉波，「傳喚」、「約談」簽署人，說明他的恐懼和心虛。可遺憾的是，在民主陣營中也有一些人看問題看不到實質，對「零八憲章」從左右兩面提出各種不恰當的批評，損害了他的號召力。
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新意，裏面說的中共憲法裏也有，甚至有個別發起人說「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不敢苟同。表面看，中共憲法確實也羅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卻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共的舊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是屬於全體公民的，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怎麼可以規定他必須在某一個政黨的領導下呢？中共作賊心虛，2004年3月最近一次修憲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刪去了。字面上是刪去了，實際上「黨」仍然是領導一切的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零八憲章」則明確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明確提出：「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從根本上否定了一黨專制，這就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同時，國家內各階級、各民族一律平等，怎麼可以規定某一個階級為「領導階級」，某兩個階級的「聯盟」「為基礎」？將一部分公民置於另一部分公民之上？而國家實行什麼制度？應由全體公民選擇，任何一個政府沒有權力自行規定。軍隊屬於國家，保持政治中立，怎麼能規定軍隊要服從某一個黨的指揮？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我想，華叔語重心長地建議我們細心對照零八憲章和中共憲法之間的差別，其用意也就在於此。
又有人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向獨裁專制乞求民主，筆者也不敢苟同。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更有些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是「保守主義」。這些人沒有認識到我們追求民主，是追求在政治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共產黨在內，而不是要推翻或消滅某一個黨。如果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那樣開放選舉，還政於民，他完全可以像國民黨一樣以平等的身分參加選舉，如果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他完全可以繼續執政，下了台也可以重新選上台，只有那樣它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
與「零八憲章」問世的同時，現實中有些人假民主真保皇，提出種種保留共產黨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改革方案」：比如趙紫陽時代，有人提出「新威權主義」，「開明專制」，主張效法新加坡，經濟開放、政治獨裁，甚得趙紫陽歡心。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黨內民主論」(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贖買民主論」(主張向中共贖買民主)……具體建議有：「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現全國人大改稱參議院、將現全國政協改稱眾議院，二十年內除共產黨外，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活動，以換取言論自由」、「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用國企向“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贖買“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全體國民統一交一種政黨稅，以換得天下採取政黨政治」……為此，筆者冒著得罪人的風險，著文一一批駁說：「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
本人身在海外但無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對「零八憲章」知悉較遲，然一旦在網上看見了就詳細閱讀全文，並在第三批簽了名。當然，「零八憲章」不可能十全十美，它由長期生活在國內人士寫成，本身就很了不起。正如華叔所說，本來作為憲章衹需表明最基本的憲政要求，「零八憲章」還列出了有關「社會保障」、「環境保護」、「財稅改革」……無非都是為了更加貼近老百姓，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用心良苦，我們都應給予理解，不應吹毛求疵，看問題要看到實質。筆者在其他文章中說過「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筆者上面引述的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不會簽名；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也不會簽名。」而正因為看到了它反專制的實質，看到他列出的目標是真民主，筆者才願意莊重地簽下自己的名字，表明自己要為真正的民主化出一份力。 同時更希望全體中國人像華叔所說的那樣，自己能為民主化做些什麼？就去做什麼！眾志成城，中國民主化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5月11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開放」雜誌09年6月號，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Saturday, June 13, 2009
兩個活寶，一隻爛瓜——閱師東兵「昔日座上賓，今天階下囚」
毗鄰香港的深圳市長許宗衡出事後，香港各報均有大幅報道，「信報」論壇標題「天啊,一個號稱經濟特區一把手原來是這樣的人！」說：「如果以下的故事是真的，我驚嘆這個党怎不快早早亡掉算了！」「蘋果日報」報導，大陸著名作家師東兵近日在其博客放出一批申訴材料，披露他早年與深圳市長許宗衡相識、交惡、直至被許下令逮捕 入獄的過程。據報導，這批申訴材料包括師東兵女兒師建麗寫的《關於揭露深圳市長許宗衡濫用職權製造冤案對我父親報復陷害的反映》，師東兵寫的《許宗衡瘋狂進行買官賣官活動的真相》、《我同政治騙子許宗衡的鬥爭》等。英美法等西方國家對此均有報導，成了國際新聞。
筆者在網站上看到師東兵大作「昔日座上賓，今天階下囚」及多張師許兩人擁抱、喝酒、猜拳、美女侍候……的照片，不知諸位讀者看了什麼感覺？筆者看了直噁心得嘔吐！師東兵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反腐英雄，在大義滅親，捍衛黨國，頗有邀功領獎的氣概，殊不知自暴其醜，雙雙儼如一對糞坑裏的活寶，臭不可聞；而把他們培養出來的黨國，則像一隻爛透了的瓜，無藥可救。
師文說：「他開始要拜我為師，要效古人磕頭，被我幾次阻攔。後便求我和他結拜，我勉強答應。從此，他叫我哥。」試問：天下有這樣稱兄道弟摟摟抱抱的「反腐英雄」嗎？真讓人笑掉大牙！別矯情作態了，不過是臭味相投蛇鼠一窩而已。讀者評論說，兩個窃賊分贓不勻狗咬狗。從他這篇文章和照片中，人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官場現形記」，看到當今中共官場兩個光煇典範，今天中共官場所有的權力腐敗色情都集中表現在這兩個人的身上，而大江南北到處都可以碰到大同小異的中共官員。
該文所暴露出來的事實，真是怵目驚心！考慮到大陸讀者被封鎖信息，在此詳細摘錄精采數處以嚮讀者(他：許宗衡，我：師東兵；黑色字體為筆者評註) ：
「我被許宗衡陷害入獄五個多月后，在有關領導的關心下取保候審出獄。」「許宗衡一見我，象小丑般樣地作揖、擁抱。甜言蜜語地讓我盡力幫助他當市長。」「只要我當了市長，和你當一樣，深圳有什麼事就找我，我一定辦好，一定要讓大哥滿意。」「我回北京后向有關領導推薦他。」(這不是摑中共耳光嗎？師告訴全世界：中共的「以法治國」是假的，他的「取保候審出獄」是因為「有關領導的關心」而不需要法官批准，更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據；許的「當市長」不需經過任何考核選拔，更不需要通過人民的選舉，靠一個「作家」「回北京後向有關領導推薦」就成事了；而師之所以「推薦他。」是因為「只要我當了市長，和你當一樣」！)
許對師說：「這塊地我批給你，就等於送給大哥起碼兩億多錢呀！」「大哥，深圳到處是黃金，也到處是蟊賊。只要咱們弟兄合作，我保証你今后再不缺錢花。只要我批給你一個工程，讓你中標，你轉包出去就是幾百萬上千萬。」「你起碼得向他們要兩千萬，你有了錢，我沒錢時問你要。」我 說：「可以呀。」(一個劃押，一個收錢，這不是合謀貪污嗎？還扮什麼純情？)。李德全(深圳市國土局土地交易中心書記)對我說：「你給他們辦事，辦成了會感激你的。為了讓你放心，我讓他們給你匯點信用金。」後來，我在北京時，他給我電話，告訴我他給我的銀行儲蓄卡裡存了些錢，要我查。我看當時他們盛情所在，實在無法退回，准備將來辦完事再說。(全中國的貪官污吏收贓款時都如是說，師東兵這個「大作家」太沒有創意了！)
與此同時，他(李德全)還給了我一些其他的報告。很快，我把李德全交給我的報告，分別批上我的意見，親自交給了許宗衡。(這就奇怪了，師東兵在深圳市政府沒有任何公職，他憑什麼收轉公文報告？更憑什麼「批上意見」？是否認為許的市長是他在北京活動的結果？他在深圳以太上皇自居？)
許對師說：「為難什麼？看對誰呢！大哥讓辦的事，為難也得辦！不過絕對不能便宜了那幫人。深圳的情況，你大概還不了解，從來沒有白辦的事，這是市場的規矩。」「就說我吧，你知道我當市長，每月的開銷有多大？我兒子在英國留學，花銷也很大。說出來能嚇你一跳。」「哥，我確實拿你當作自己人看待呀，換成別人辦衹會要的更多。這些錢，要下都是你的。我需要時從你這兒拿。你要不好意思，把錢交給我妹夫，你什麼時候需要向他要。」「告訴他們，錢少是敲 不開門的。」「許多事，我比你更清楚。你畢竟是作家，不在體制內。你和我合作干上幾件事，你這一輩子就再不為錢的事發愁了。」「批是要承擔責任的，我不得他的好處，憑什麼承擔責任？你別犯傻！」「現在官場都是這個行情。我的口特別緊，我也認為你很可靠。咱們合作出不了事，何況你得大頭。」(兩個臭味相投的小醜敗類狼狽為奸一覽無遺，正常人怎麼也想像不出用這些髒水怎能洗白自己？用這些話怎能為自己辯解？中國的官場已經爛透了，五十步居然可以如此厚顏無恥地笑一百步，貪得少一點的就成了英雄！)
山西侯馬市委的王震給我來電話，說：「深圳市公安局政保處的三個人在侯馬公安局的陪同下到宣傳部調查你，問你干過什麼違法犯罪的事沒有，我們說沒有，還問你為什麼那麼有錢，問你的兒子和女兒調到了哪裡，我們說不知道。你可能得罪什麼人了。」(這不是濫用職權、通風報信串口供妨礙司法公正嗎？天下烏鴉一般黑，無論經濟發達的深圳還是窮鄉僻壤的山西侯馬，無論大官小官都一樣的德行，一樣有大量來歷不明的錢，一樣可以走後門安排子女。)
他公開地當著好多人的面對我說過：「現在沒有關系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他說：「大哥，像你這樣的人可是越來越少了。我敢說，年輕人裡沒有一個你這樣的人。我兒子根本就不信什麼共產主義，全是胡說。」他在未當市長前，對我說：「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現在大的工程都是李鴻忠把持，我不好插手也不好多問，衹好部署一些改造工程。實際上抓好了也能掙不少錢，衹要不搞成豆腐渣就行。」他說：「他們不都是這樣搞嗎？李鴻忠和黃麗滿搞的那些工程嚴格地說，沒有一個是合格的，都大大地超出了預算，他們能搞為什麼我不能搞？」他曾經多次在我面前說：「對我們來說，根本沒有能搞不能搞的事情，衹有搞得巧妙不巧妙之分。」他利用職權把他的妹夫楊維民安排到某公司專門為他斂財，小舅子安排到深圳市口岸管理中心當了主任的助理，其實已經指揮動了主任。他的外甥張星安排到羅湖區國稅局當了科長，他利用職權通過各種手段為他的親屬們牟取利益。而他們也依靠許宗衡而拼命進行撈錢的勾當。買官賣官，他們甚至公開列出的 賣官標價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大集團正職不低於800萬；一般的局長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許宗衡玩弄的這套把戲，就是用共產黨的錢來買共產黨的官，然后再來巧取豪奪地撈人民的錢財。我衷心希望黨中央千萬不要受許宗衡一類騙子的欺騙，認為深圳特區 真的好得不得了。如今的深圳特區，實際上已經變成社會治安特別混亂，干部隊伍特別腐敗，正常辦事特別艱難，漂亮文件特別多而其實特別不管用的所謂「特區 」。 (這次你說對了，共產主義全是胡說！共產黨的官都一個吊樣，你也好不到哪裏去！不過，估計共產黨不會饒了你，你把他們的老底，包括江澤民的愛將黃麗滿都牽扯上了，不怕讓你「滅口」嗎？不過可能太遲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共產黨面對無法壓止的貪污腐敗，已經進退維谷，正如人民所說：共產黨不反貪亡國，反貪亡黨。唯一的出路就是交出政權，還政於民，脫胎換骨，在全民普選的洗禮中重生。)
許宗衡重新宴請這對騙子(陳萍夫婦)後，背轉身評價他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大騙子。許宗衡色鬼！」陳萍自己曾經說過：「凡是經他安排工作的女孩子都和他上了床了。這個家伙是錢、權、色都要的家伙。」許宗衡在我參加的一次吃飯場合，以半開玩笑的語言說：「男人如果不抽煙、不喝酒、不玩女人，還不如死了呢。」(這就是當今中共官員的標準相，到處都一樣，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舉世矚目的號稱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深圳市長尚且如此，那些山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土皇帝就更不知道如何了！)
那麼，這個師東兵又是一個什麼貨色？據說做過知青、當過兵和工人，「愛好文學」，以寫中共高層人物傳記和訪談錄著稱，海外稱之為「紅色宮廷寫手」，國內人稱「歷史名人造假專業戶」，說他編造和「採訪」過的中共名人至少可以組成一個「政治局」。以筆者的經驗，大陸到處有這種自吹「通天」的騙子，看來師不失為一個人板。網上流傳一篇署名激情老道的「許宗衡倒了，並不証明師東兵是好鳥」說：「他炮制的一批所謂的採訪錄，被採訪對象的後人或親朋好友揭露為“純屬造假”」，「一個在文字上敢於最大膽弄虛作假的文人，很 難相信他在與黑色官場相遇時，突然會有了正直和誠實的品質。」「他聲稱為許“轉正”曾到北京“奔走” 過，並暗示他的奔走是“有效”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有了和許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就有了後來，不斷地為國土房管局及某些公司向許討要批件的事情 發生。」「 許大人可不是吃素的，否則也混不到這個位置，混不到這一天。初見面時與師稱兄道弟，也許真被他的“幾千萬字”所迷惑，以為他與北京的高層真有關聯，後來的 事實一定讓許明白，許當上市長，與師沒有任何關系。而師不自知，不僅到處宣揚自己的功勞，還意圖把許當兒皇帝，伸手謀利，許當然就不能容忍。」「許最后敢於對師下手，說明許摸清楚了師“狐假虎威”的路數，下手之后，師被關押幾個月，沒有任何“高層”施以援手，也說明許的判斷完全正確：師就是個拉 大旗做虎皮的角色，並沒有多少斤兩。如果事情如師東兵父女所言，是“冤案”，更說明許下手搞他，屬於“穩准狠”，不惜制造冤案，也要搞你，除了師父女說的許怕他們告發的因素，會不會是許忍無可忍？」「師東兵父女倆現在一起喊冤，喊冤的同時不忘給自己編點花環，著實可笑。你不 知足，還要到處招搖，炫耀自己“通天”的本領，事實上又通不了天，被許識破而不自知，打你一悶棍，難道不是咎由自取？」
筆者覺得分析得頗有道理，故不厭其煩引述介紹給讀者。許宗衡不擇手段的貪污腐化對於他誓言「不漂浮、不做秀、不忽悠」，承諾「做一個清廉的市長， 不留敗筆、不留遺憾、不留罵名」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對共產黨所謂「執政為民」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把共產黨殘存的一點臉面都拉扯下來了。從毛澤東開始，共產黨一向只相信工農，不相信知識分子；只相信農村人，不相信城市人，只相信窮地方人，不相信富地方人，以為前者才可靠，委以重任，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以筆者看，共產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培養腐敗官員的溫床，在這種情況下，還專門挑那些出身於窮鄉僻壤，沒有學歷，「出身好」的奴才，如許宗衡師東兵之流到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做大官(或「紫禁城行走」)，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因為他們離現代文明更遠，更沒有道德底線，加上潛在的逆反心理，以前你們城裏人看不起我，現在我當了管你們的官，我要比你們更闊氣！他們到任之初，一定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一樣眼花撩亂，不久就從好奇、羨慕、習慣到變質，腐敗起來比誰都快。不過，歸根結底正像香港「人大代表」，前立法會首席議員李鵬飛對此事評論所說：「中共官場的前腐後繼，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原因，如果不改變，永無可能根除貪污腐敗。」
(寫於09年6月10日-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6月13日「自由聖火」)
筆者在網站上看到師東兵大作「昔日座上賓，今天階下囚」及多張師許兩人擁抱、喝酒、猜拳、美女侍候……的照片，不知諸位讀者看了什麼感覺？筆者看了直噁心得嘔吐！師東兵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反腐英雄，在大義滅親，捍衛黨國，頗有邀功領獎的氣概，殊不知自暴其醜，雙雙儼如一對糞坑裏的活寶，臭不可聞；而把他們培養出來的黨國，則像一隻爛透了的瓜，無藥可救。
師文說：「他開始要拜我為師，要效古人磕頭，被我幾次阻攔。後便求我和他結拜，我勉強答應。從此，他叫我哥。」試問：天下有這樣稱兄道弟摟摟抱抱的「反腐英雄」嗎？真讓人笑掉大牙！別矯情作態了，不過是臭味相投蛇鼠一窩而已。讀者評論說，兩個窃賊分贓不勻狗咬狗。從他這篇文章和照片中，人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官場現形記」，看到當今中共官場兩個光煇典範，今天中共官場所有的權力腐敗色情都集中表現在這兩個人的身上，而大江南北到處都可以碰到大同小異的中共官員。
該文所暴露出來的事實，真是怵目驚心！考慮到大陸讀者被封鎖信息，在此詳細摘錄精采數處以嚮讀者(他：許宗衡，我：師東兵；黑色字體為筆者評註) ：
「我被許宗衡陷害入獄五個多月后，在有關領導的關心下取保候審出獄。」「許宗衡一見我，象小丑般樣地作揖、擁抱。甜言蜜語地讓我盡力幫助他當市長。」「只要我當了市長，和你當一樣，深圳有什麼事就找我，我一定辦好，一定要讓大哥滿意。」「我回北京后向有關領導推薦他。」(這不是摑中共耳光嗎？師告訴全世界：中共的「以法治國」是假的，他的「取保候審出獄」是因為「有關領導的關心」而不需要法官批准，更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據；許的「當市長」不需經過任何考核選拔，更不需要通過人民的選舉，靠一個「作家」「回北京後向有關領導推薦」就成事了；而師之所以「推薦他。」是因為「只要我當了市長，和你當一樣」！)
許對師說：「這塊地我批給你，就等於送給大哥起碼兩億多錢呀！」「大哥，深圳到處是黃金，也到處是蟊賊。只要咱們弟兄合作，我保証你今后再不缺錢花。只要我批給你一個工程，讓你中標，你轉包出去就是幾百萬上千萬。」「你起碼得向他們要兩千萬，你有了錢，我沒錢時問你要。」我 說：「可以呀。」(一個劃押，一個收錢，這不是合謀貪污嗎？還扮什麼純情？)。李德全(深圳市國土局土地交易中心書記)對我說：「你給他們辦事，辦成了會感激你的。為了讓你放心，我讓他們給你匯點信用金。」後來，我在北京時，他給我電話，告訴我他給我的銀行儲蓄卡裡存了些錢，要我查。我看當時他們盛情所在，實在無法退回，准備將來辦完事再說。(全中國的貪官污吏收贓款時都如是說，師東兵這個「大作家」太沒有創意了！)
與此同時，他(李德全)還給了我一些其他的報告。很快，我把李德全交給我的報告，分別批上我的意見，親自交給了許宗衡。(這就奇怪了，師東兵在深圳市政府沒有任何公職，他憑什麼收轉公文報告？更憑什麼「批上意見」？是否認為許的市長是他在北京活動的結果？他在深圳以太上皇自居？)
許對師說：「為難什麼？看對誰呢！大哥讓辦的事，為難也得辦！不過絕對不能便宜了那幫人。深圳的情況，你大概還不了解，從來沒有白辦的事，這是市場的規矩。」「就說我吧，你知道我當市長，每月的開銷有多大？我兒子在英國留學，花銷也很大。說出來能嚇你一跳。」「哥，我確實拿你當作自己人看待呀，換成別人辦衹會要的更多。這些錢，要下都是你的。我需要時從你這兒拿。你要不好意思，把錢交給我妹夫，你什麼時候需要向他要。」「告訴他們，錢少是敲 不開門的。」「許多事，我比你更清楚。你畢竟是作家，不在體制內。你和我合作干上幾件事，你這一輩子就再不為錢的事發愁了。」「批是要承擔責任的，我不得他的好處，憑什麼承擔責任？你別犯傻！」「現在官場都是這個行情。我的口特別緊，我也認為你很可靠。咱們合作出不了事，何況你得大頭。」(兩個臭味相投的小醜敗類狼狽為奸一覽無遺，正常人怎麼也想像不出用這些髒水怎能洗白自己？用這些話怎能為自己辯解？中國的官場已經爛透了，五十步居然可以如此厚顏無恥地笑一百步，貪得少一點的就成了英雄！)
山西侯馬市委的王震給我來電話，說：「深圳市公安局政保處的三個人在侯馬公安局的陪同下到宣傳部調查你，問你干過什麼違法犯罪的事沒有，我們說沒有，還問你為什麼那麼有錢，問你的兒子和女兒調到了哪裡，我們說不知道。你可能得罪什麼人了。」(這不是濫用職權、通風報信串口供妨礙司法公正嗎？天下烏鴉一般黑，無論經濟發達的深圳還是窮鄉僻壤的山西侯馬，無論大官小官都一樣的德行，一樣有大量來歷不明的錢，一樣可以走後門安排子女。)
他公開地當著好多人的面對我說過：「現在沒有關系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他說：「大哥，像你這樣的人可是越來越少了。我敢說，年輕人裡沒有一個你這樣的人。我兒子根本就不信什麼共產主義，全是胡說。」他在未當市長前，對我說：「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我已經投了不少資了，現在已經豁出去了。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長，都願意豁出老本。」「這些人出錢幫我當官，我得還債呀。現在大的工程都是李鴻忠把持，我不好插手也不好多問，衹好部署一些改造工程。實際上抓好了也能掙不少錢，衹要不搞成豆腐渣就行。」他說：「他們不都是這樣搞嗎？李鴻忠和黃麗滿搞的那些工程嚴格地說，沒有一個是合格的，都大大地超出了預算，他們能搞為什麼我不能搞？」他曾經多次在我面前說：「對我們來說，根本沒有能搞不能搞的事情，衹有搞得巧妙不巧妙之分。」他利用職權把他的妹夫楊維民安排到某公司專門為他斂財，小舅子安排到深圳市口岸管理中心當了主任的助理，其實已經指揮動了主任。他的外甥張星安排到羅湖區國稅局當了科長，他利用職權通過各種手段為他的親屬們牟取利益。而他們也依靠許宗衡而拼命進行撈錢的勾當。買官賣官，他們甚至公開列出的 賣官標價是：一名區的正職不低於1000萬；大集團正職不低於800萬；一般的局長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許宗衡玩弄的這套把戲，就是用共產黨的錢來買共產黨的官，然后再來巧取豪奪地撈人民的錢財。我衷心希望黨中央千萬不要受許宗衡一類騙子的欺騙，認為深圳特區 真的好得不得了。如今的深圳特區，實際上已經變成社會治安特別混亂，干部隊伍特別腐敗，正常辦事特別艱難，漂亮文件特別多而其實特別不管用的所謂「特區 」。 (這次你說對了，共產主義全是胡說！共產黨的官都一個吊樣，你也好不到哪裏去！不過，估計共產黨不會饒了你，你把他們的老底，包括江澤民的愛將黃麗滿都牽扯上了，不怕讓你「滅口」嗎？不過可能太遲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共產黨面對無法壓止的貪污腐敗，已經進退維谷，正如人民所說：共產黨不反貪亡國，反貪亡黨。唯一的出路就是交出政權，還政於民，脫胎換骨，在全民普選的洗禮中重生。)
許宗衡重新宴請這對騙子(陳萍夫婦)後，背轉身評價他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大騙子。許宗衡色鬼！」陳萍自己曾經說過：「凡是經他安排工作的女孩子都和他上了床了。這個家伙是錢、權、色都要的家伙。」許宗衡在我參加的一次吃飯場合，以半開玩笑的語言說：「男人如果不抽煙、不喝酒、不玩女人，還不如死了呢。」(這就是當今中共官員的標準相，到處都一樣，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舉世矚目的號稱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深圳市長尚且如此，那些山高皇帝遠的窮鄉僻壤土皇帝就更不知道如何了！)
那麼，這個師東兵又是一個什麼貨色？據說做過知青、當過兵和工人，「愛好文學」，以寫中共高層人物傳記和訪談錄著稱，海外稱之為「紅色宮廷寫手」，國內人稱「歷史名人造假專業戶」，說他編造和「採訪」過的中共名人至少可以組成一個「政治局」。以筆者的經驗，大陸到處有這種自吹「通天」的騙子，看來師不失為一個人板。網上流傳一篇署名激情老道的「許宗衡倒了，並不証明師東兵是好鳥」說：「他炮制的一批所謂的採訪錄，被採訪對象的後人或親朋好友揭露為“純屬造假”」，「一個在文字上敢於最大膽弄虛作假的文人，很 難相信他在與黑色官場相遇時，突然會有了正直和誠實的品質。」「他聲稱為許“轉正”曾到北京“奔走” 過，並暗示他的奔走是“有效”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有了和許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就有了後來，不斷地為國土房管局及某些公司向許討要批件的事情 發生。」「 許大人可不是吃素的，否則也混不到這個位置，混不到這一天。初見面時與師稱兄道弟，也許真被他的“幾千萬字”所迷惑，以為他與北京的高層真有關聯，後來的 事實一定讓許明白，許當上市長，與師沒有任何關系。而師不自知，不僅到處宣揚自己的功勞，還意圖把許當兒皇帝，伸手謀利，許當然就不能容忍。」「許最后敢於對師下手，說明許摸清楚了師“狐假虎威”的路數，下手之后，師被關押幾個月，沒有任何“高層”施以援手，也說明許的判斷完全正確：師就是個拉 大旗做虎皮的角色，並沒有多少斤兩。如果事情如師東兵父女所言，是“冤案”，更說明許下手搞他，屬於“穩准狠”，不惜制造冤案，也要搞你，除了師父女說的許怕他們告發的因素，會不會是許忍無可忍？」「師東兵父女倆現在一起喊冤，喊冤的同時不忘給自己編點花環，著實可笑。你不 知足，還要到處招搖，炫耀自己“通天”的本領，事實上又通不了天，被許識破而不自知，打你一悶棍，難道不是咎由自取？」
筆者覺得分析得頗有道理，故不厭其煩引述介紹給讀者。許宗衡不擇手段的貪污腐化對於他誓言「不漂浮、不做秀、不忽悠」，承諾「做一個清廉的市長， 不留敗筆、不留遺憾、不留罵名」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對共產黨所謂「執政為民」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把共產黨殘存的一點臉面都拉扯下來了。從毛澤東開始，共產黨一向只相信工農，不相信知識分子；只相信農村人，不相信城市人，只相信窮地方人，不相信富地方人，以為前者才可靠，委以重任，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以筆者看，共產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培養腐敗官員的溫床，在這種情況下，還專門挑那些出身於窮鄉僻壤，沒有學歷，「出身好」的奴才，如許宗衡師東兵之流到經濟最發達的省份做大官(或「紫禁城行走」)，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因為他們離現代文明更遠，更沒有道德底線，加上潛在的逆反心理，以前你們城裏人看不起我，現在我當了管你們的官，我要比你們更闊氣！他們到任之初，一定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一樣眼花撩亂，不久就從好奇、羨慕、習慣到變質，腐敗起來比誰都快。不過，歸根結底正像香港「人大代表」，前立法會首席議員李鵬飛對此事評論所說：「中共官場的前腐後繼，歸根結底是制度的原因，如果不改變，永無可能根除貪污腐敗。」
(寫於09年6月10日-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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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6月13日「自由聖火」)
Thursday, June 11, 2009
「０八憲章」和中國民主化道路
自古以來，中國老百姓衹知道「王法」，不知「憲法」。自從1908年滿清政府不得不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讓中華民族初次接觸到「憲法」兩個字，至今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名義上有過幾次「國家憲法」，可是，還從未真正享受過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國民政府時代的憲制，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因為戰爭不斷，未能真正落實過；政府遷台後在和平環境下，最終還是實現了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個民主憲政，這是我們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唯一值得慶幸的地方。反觀大陸，中共也有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本來全世界都視憲法為根本大法，制定和修改憲法都是極其嚴肅國家大事，一經頒布，如無必要，絕少改動。可是毛共的所謂「憲法」，極具「中國特色」，連創兩項世界紀錄：其一是修改次數頻密，中共篡政六十年，共頒佈過四部憲法，另外作了六次修改，平均每六年就要頒佈新憲法或修改憲法一次，視同兒戲；其二是居然將國家憲法變成政黨章程，黨國不分，把什麼「接班人」、什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等等政治口號寫入憲法，貽笑方家。
中國人過著沒有憲法保障公民權益的日子太久了，大家都盼望著有一部人民的憲法來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人權和民主權利，一百年後的2008年，中國人終於喊出了自己的呼聲，那就是「０八憲章」！他是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未來民主憲法的藍本。他的橫空出世，一呼百應地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簽名響應；中共既不敢讓他公開發表，讓人民群眾自由討論，甚至不敢像毛澤東那樣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批判大圍剿，只敢偷偷摸摸抓走了劉波，「傳喚」、「約談」簽署人，說明他的恐懼和心虛。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深入探討，這說明了中國民主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民心，實現百多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已經到了「提上日程」的時刻，民主自由離我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就是同一個人思想觀念也會不斷地跟隨客觀形勢發生變化，筆者覺得這也是正常的，我願意在這裏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體會。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０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擊，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筆者說過，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它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筆者曾經舉例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很可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這些都是筆者僅僅在半年一年前的看法，當時還認為自己很有道理，但隨著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逐步深入，也隨著國內外客觀形勢的變化，令我逐漸覺得尋找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經過不斷的思考，筆者逐漸認識到：數千年來，中國之所以不斷發生革命，不能全部怪罪於「暴民」，還應該看到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有西方人那樣的理智和風度，將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家一族一黨一派利益之上；也沒有西方人善於談判和妥協的風格和精神，永遠都是「漢賊不兩立」，動不動就兵戎相見。所以我們中國數千年來一直逃不脫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一直處於專制統治之下，與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有關。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時候，毛澤東說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輪到了共產黨當「灰塵」了，其第二號人物吳帮國在「兩會」上公然向全世界宣稱：「決不搞兩院制、決不搞三權分立、決不搞多黨制、決不搞西方那一套」，公開關死了民主改革的大門。因此，客觀現實是改良在中國很難行得通，相反，爆發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且，最有可能的是爆發顏色革命，結束中共六十年的專制統治。至於說革命之後是否一定會形成新的暴政和專制？筆者認為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以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以身作則地為美國開創了民主憲政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出現毛澤東那樣獨夫民賊的機會少了；經過一百多年世界民主憲政的發展和啟蒙，中國人的民主意識普遍提高，即使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的騙子，相信也沒有多少人會受騙上當了；况且，顏色革命並不像暴力革命國內戰爭那樣出現一家獨大的政治力量，要再搞獨裁專制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筆者認為不應該再千篇一律地認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和專制，不應該一概地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
因此，筆者改變了對改良和革命的看法，估計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而所有這些，都屬於顏色革命，亦即社會制度和平理智不流血的迅速改變。至於暴力革命，筆者認為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但是，如果將來中國爆發革命，出現局部的「暴力」，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群眾運動引發軍事政變可能性很大，他們與其說是暴力革命，不如說是顏色革命，若能發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榮幸，我們不但不應該反對，而且應該積極參加鼎力支持。
既然中國政局的發展有多種可能，中國民主化有多條道路，我們就不應該獨尊其一，反對其餘。零八憲章只提出民主化的目標，而不涉及民主化的手段是明智的，唯其如此，它才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某些以發起人或解釋人自居的人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筆者不敢苟同。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不等於說「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只需具有普通邏輯的常識，都知道沒有提到的不等於反對。老實說，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宣稱只可顏色革命，不可暴力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不會簽名。因為我覺得我們抱著良好的期望，希望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民主化目標，但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忍無可忍爆發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應該站在對立面去反對、去排斥，否則就等於和獨裁專制站在一起反對民主共和。况且，歷史表明首先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而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大眾，五四運動、四五天安門、六四慘案……..哪一樁不是統治者首先使用暴力？面對血腥屠殺，我們怎能忍心在法理上道義上剝奪人民群眾自衛的權利？人民保留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民主的權力，有利無弊，衹會增加對統治者的壓力，讓他們不可小覷人民的力量，不敢再輕易舉起屠刀。
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新意，甚至有個別發起人說「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也不敢苟同。表面看，中共憲法確實也羅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都是紙上談兵。他們更加沒有注意到，中共的舊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是屬於全體公民的，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怎麼可以規定他必須在某一個政黨的領導下呢？中共作賊心虛，2004年3月最近一次修憲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刪去了。字面上是刪去了，實際上「黨」仍然是領導一切的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零八憲章」則明確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明確提出：「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從根本上否定了一黨專制，這就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同時，國家內各階級、各民族應該一律平等，怎麼可以規定某一個階級為「領導階級」，某兩個階級的「聯盟」「為基礎」？將一部分公民置於另一部分公民之上？而國家實行什麼制度？應由全體公民選擇，任何一個政府沒有權力自行規定。再者，軍隊屬於國家，保持政治中立，這已是民主文明國家的標誌，怎麼能規定由全國人民供養的軍隊要服從某一個黨的指揮？而所有這些都被「零八憲章」否定了，因為「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如果零八憲章真的「承認現行(黨主)憲法」，筆者也不會簽名。
又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是「保守主義」。這些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零八憲章說：「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至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在法理上道義上打倒了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打倒了共產黨，已經足夠了。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沒有認識到我們追求民主，是追求在政治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共產黨在內，而不是要推翻或消滅某一個黨。如果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那樣開放選舉，還政於民，他完全可以像國民黨一樣以平等的身分參加選舉，如果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他完全可以繼續執政，下了台也可以重新選上台，只有那樣它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我們中國唯有到了「只有朋友，沒有敵人」、各黨各派一律平等，人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力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民主化。
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時候，筆者發覺有些人分不清實現民主憲政時間表、路線圖和「假民主」方案之間的區別。中國民主化是一項很艱巨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需要全民族長時間的啟蒙和努力，這是大家的共識。但不等於說我們為此就要提出一些保留共產黨、某些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方案」，去換取共產黨有限的讓步，甘於繼續生活在這種「假民主、真專制」的社會制度下。筆者不怕得罪人，在貴刋「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討論過批評過，在此不贅。筆者奉勸這些「好心人」：一，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本來就應該屬於人民，不應該向統治者哀求恩賜，而是應該團結起來，迫使統治者不得不還給我們。二，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是貪婪的，他們往往視國家社稷為私產，好任意地盡情地搜刮，因此他們絕不願意與別人分享權力，因此你們提出的各種「贖買民主」方案都是不現實的。所以還是像當年毛澤東所說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所幸，零八憲章所提出的民主化目標是徹底的真正的民主憲政，堅持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沒有保留任何黨派、團體和個人的政治特權，所以筆者才毫不猶豫地簽名支持。相信這也是他得到包括海內外廣泛的支持的根本原因。
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事實上，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都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因此，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放下一切分歧，不要在如何實現民主化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要像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所說的，每個人自己能夠為民主化做些什麼？就去做什麼！共同向著零八憲章所指引的目標努力奮鬥，我們的民主願望就一定能夠實現。
(寫於0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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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6月11日「民主中國」)
中國人過著沒有憲法保障公民權益的日子太久了，大家都盼望著有一部人民的憲法來保障每個人的自由人權和民主權利，一百年後的2008年，中國人終於喊出了自己的呼聲，那就是「０八憲章」！他是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未來民主憲法的藍本。他的橫空出世，一呼百應地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簽名響應；中共既不敢讓他公開發表，讓人民群眾自由討論，甚至不敢像毛澤東那樣開動一切宣傳機器大批判大圍剿，只敢偷偷摸摸抓走了劉波，「傳喚」、「約談」簽署人，說明他的恐懼和心虛。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深入探討，這說明了中國民主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民心，實現百多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已經到了「提上日程」的時刻，民主自由離我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就是同一個人思想觀念也會不斷地跟隨客觀形勢發生變化，筆者覺得這也是正常的，我願意在這裏與大家分享自己的體會。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０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擊，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筆者說過，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它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筆者曾經舉例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很可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這些都是筆者僅僅在半年一年前的看法，當時還認為自己很有道理，但隨著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逐步深入，也隨著國內外客觀形勢的變化，令我逐漸覺得尋找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經過不斷的思考，筆者逐漸認識到：數千年來，中國之所以不斷發生革命，不能全部怪罪於「暴民」，還應該看到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有西方人那樣的理智和風度，將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家一族一黨一派利益之上；也沒有西方人善於談判和妥協的風格和精神，永遠都是「漢賊不兩立」，動不動就兵戎相見。所以我們中國數千年來一直逃不脫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一直處於專制統治之下，與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有關。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時候，毛澤東說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輪到了共產黨當「灰塵」了，其第二號人物吳帮國在「兩會」上公然向全世界宣稱：「決不搞兩院制、決不搞三權分立、決不搞多黨制、決不搞西方那一套」，公開關死了民主改革的大門。因此，客觀現實是改良在中國很難行得通，相反，爆發革命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且，最有可能的是爆發顏色革命，結束中共六十年的專制統治。至於說革命之後是否一定會形成新的暴政和專制？筆者認為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以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以身作則地為美國開創了民主憲政的先河。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出現毛澤東那樣獨夫民賊的機會少了；經過一百多年世界民主憲政的發展和啟蒙，中國人的民主意識普遍提高，即使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的騙子，相信也沒有多少人會受騙上當了；况且，顏色革命並不像暴力革命國內戰爭那樣出現一家獨大的政治力量，要再搞獨裁專制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筆者認為不應該再千篇一律地認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和專制，不應該一概地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
因此，筆者改變了對改良和革命的看法，估計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而所有這些，都屬於顏色革命，亦即社會制度和平理智不流血的迅速改變。至於暴力革命，筆者認為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但是，如果將來中國爆發革命，出現局部的「暴力」，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群眾運動引發軍事政變可能性很大，他們與其說是暴力革命，不如說是顏色革命，若能發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榮幸，我們不但不應該反對，而且應該積極參加鼎力支持。
既然中國政局的發展有多種可能，中國民主化有多條道路，我們就不應該獨尊其一，反對其餘。零八憲章只提出民主化的目標，而不涉及民主化的手段是明智的，唯其如此，它才得到如此廣泛的支持。某些以發起人或解釋人自居的人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筆者不敢苟同。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不等於說「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只需具有普通邏輯的常識，都知道沒有提到的不等於反對。老實說，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宣稱只可顏色革命，不可暴力革命，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不會簽名。因為我覺得我們抱著良好的期望，希望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民主化目標，但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忍無可忍爆發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應該站在對立面去反對、去排斥，否則就等於和獨裁專制站在一起反對民主共和。况且，歷史表明首先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而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大眾，五四運動、四五天安門、六四慘案……..哪一樁不是統治者首先使用暴力？面對血腥屠殺，我們怎能忍心在法理上道義上剝奪人民群眾自衛的權利？人民保留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民主的權力，有利無弊，衹會增加對統治者的壓力，讓他們不可小覷人民的力量，不敢再輕易舉起屠刀。
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新意，甚至有個別發起人說「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也不敢苟同。表面看，中共憲法確實也羅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都是紙上談兵。他們更加沒有注意到，中共的舊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是屬於全體公民的，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怎麼可以規定他必須在某一個政黨的領導下呢？中共作賊心虛，2004年3月最近一次修憲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刪去了。字面上是刪去了，實際上「黨」仍然是領導一切的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而「零八憲章」則明確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明確提出：「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從根本上否定了一黨專制，這就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同時，國家內各階級、各民族應該一律平等，怎麼可以規定某一個階級為「領導階級」，某兩個階級的「聯盟」「為基礎」？將一部分公民置於另一部分公民之上？而國家實行什麼制度？應由全體公民選擇，任何一個政府沒有權力自行規定。再者，軍隊屬於國家，保持政治中立，這已是民主文明國家的標誌，怎麼能規定由全國人民供養的軍隊要服從某一個黨的指揮？而所有這些都被「零八憲章」否定了，因為「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如果零八憲章真的「承認現行(黨主)憲法」，筆者也不會簽名。
又有人說，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是「保守主義」。這些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零八憲章說：「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至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在法理上道義上打倒了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打倒了共產黨，已經足夠了。更重要的是，這些人沒有認識到我們追求民主，是追求在政治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共產黨在內，而不是要推翻或消滅某一個黨。如果共產黨像台灣的國民黨那樣開放選舉，還政於民，他完全可以像國民黨一樣以平等的身分參加選舉，如果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他完全可以繼續執政，下了台也可以重新選上台，只有那樣它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我們中國唯有到了「只有朋友，沒有敵人」、各黨各派一律平等，人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力的那一天，才是真正的民主化。
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時候，筆者發覺有些人分不清實現民主憲政時間表、路線圖和「假民主」方案之間的區別。中國民主化是一項很艱巨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需要全民族長時間的啟蒙和努力，這是大家的共識。但不等於說我們為此就要提出一些保留共產黨、某些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方案」，去換取共產黨有限的讓步，甘於繼續生活在這種「假民主、真專制」的社會制度下。筆者不怕得罪人，在貴刋「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討論過批評過，在此不贅。筆者奉勸這些「好心人」：一，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本來就應該屬於人民，不應該向統治者哀求恩賜，而是應該團結起來，迫使統治者不得不還給我們。二，所有的專制統治者都是貪婪的，他們往往視國家社稷為私產，好任意地盡情地搜刮，因此他們絕不願意與別人分享權力，因此你們提出的各種「贖買民主」方案都是不現實的。所以還是像當年毛澤東所說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所幸，零八憲章所提出的民主化目標是徹底的真正的民主憲政，堅持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沒有保留任何黨派、團體和個人的政治特權，所以筆者才毫不猶豫地簽名支持。相信這也是他得到包括海內外廣泛的支持的根本原因。
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事實上，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都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因此，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放下一切分歧，不要在如何實現民主化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要像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所說的，每個人自己能夠為民主化做些什麼？就去做什麼！共同向著零八憲章所指引的目標努力奮鬥，我們的民主願望就一定能夠實現。
(寫於09年5月25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6月11日「民主中國」)
Tuesday, May 26, 2009
答博客留言
不知名先生：
謝謝留言，謝謝贊同中國必須民主化。但我不同意你站在統治者立場說的「恩威並濟」和「民主與極權的平衡」。自由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沒有權利對人民「恩威並濟」；人民大眾需要的衹是民主，不需要任何極權，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與極權的平衡」！
習近平身為國家領導人，卻公然對全世界造假學歷，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今日全中國假學歷、假食品、假藥物......泛濫成災，怪誰？！國民黨尚有一點羞恥心，共產黨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有的祇是蠻不講理，顛倒黑白。國民黨都垮台了，共產黨能不垮嗎？
我並不「睿智」，但我有正義感，我也並非「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我博客上200多篇文章均在海內外報刋雜誌公開發表，我不明白您要求我投入「政治的修羅場」是什麼意思？用共產黨的話來說，我是「拿起筆作武器」。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說：我們每一個人能夠為中國民主化做些甚麼？就去做什麼！我已做到了，雖然做得還很不夠，但問心無愧，謝謝你的指教。
李大立上
27/5
香港
Anonymous has left a new comment on your post "王儲如此素質，國家有何指望？":
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學習...
十幾億的人口，民主素質不是幾個人喊一喊就解決問題了...
恩威並濟一向就是崇尚中庸的中國政治智慧。
所以，取得民主與極權的平衡才是適合中國的政治模式。
習近平的言論，不過是酒後對之前國外媒體攻訐中國的怨言罷了!
就算習失言，其實也沒必要將話題無限上綱到共產黨下台,
我想這才是作者真正想表達的究極意念，這實在沒啥意義...
咒他們下台都不知道多少人講了多少年了? 有用嗎?
而且閣下這麼睿智，為何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
卻不願投入政治的修羅場，苦其心力為民請命呢?
Posted by Anonymous to 李大立博客 at May 26, 2009 3:17 AM
謝謝留言，謝謝贊同中國必須民主化。但我不同意你站在統治者立場說的「恩威並濟」和「民主與極權的平衡」。自由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沒有權利對人民「恩威並濟」；人民大眾需要的衹是民主，不需要任何極權，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與極權的平衡」！
習近平身為國家領導人，卻公然對全世界造假學歷，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今日全中國假學歷、假食品、假藥物......泛濫成災，怪誰？！國民黨尚有一點羞恥心，共產黨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有的祇是蠻不講理，顛倒黑白。國民黨都垮台了，共產黨能不垮嗎？
我並不「睿智」，但我有正義感，我也並非「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我博客上200多篇文章均在海內外報刋雜誌公開發表，我不明白您要求我投入「政治的修羅場」是什麼意思？用共產黨的話來說，我是「拿起筆作武器」。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說：我們每一個人能夠為中國民主化做些甚麼？就去做什麼！我已做到了，雖然做得還很不夠，但問心無愧，謝謝你的指教。
李大立上
27/5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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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學習...
十幾億的人口，民主素質不是幾個人喊一喊就解決問題了...
恩威並濟一向就是崇尚中庸的中國政治智慧。
所以，取得民主與極權的平衡才是適合中國的政治模式。
習近平的言論，不過是酒後對之前國外媒體攻訐中國的怨言罷了!
就算習失言，其實也沒必要將話題無限上綱到共產黨下台,
我想這才是作者真正想表達的究極意念，這實在沒啥意義...
咒他們下台都不知道多少人講了多少年了? 有用嗎?
而且閣下這麼睿智，為何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
卻不願投入政治的修羅場，苦其心力為民請命呢?
Posted by Anonymous to 李大立博客 at May 26, 2009 3:17 AM
Thursday, May 21, 2009
荒原：“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读李大立“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有感
文章摘要: 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作者 : 荒原,
發表時間：5/9/2009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作者 : 荒原,
發表時間：5/9/2009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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