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的道路走不得，胡適的道路走不通

最近海外網站上有幾篇關於「零八憲章」的文章，其中一篇說：「劉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是胡適的道路。」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曾在1月6日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中說過：「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幸好迄今為止所觀察到的，劉波先生及其「零八憲章」並沒有走「康梁的道路」，否則相信不會得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海內外各界人士如此廣泛的認同。

眾所週知，康梁從「維新派」變成「保皇派」，其維護清朝皇權統治的政治目標始終沒有變化，唯一改變的是「戊戌變法」失敗了，他們的主張從「救亡圖存、維新變法」演變到「光緒復位，君主立憲」。他們鬥爭的目標僅僅局限於以西太后為代表的封建守舊勢力，他們把一切變革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光緒皇帝身上，期望中國也出現明治天皇、威廉二世和彼得大帝一樣的開明君主，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一生最大的奮鬥目標不過是「為王師」，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他說「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光緒皇帝召見他，他受寵若驚、感激零涕；光緒被軟禁，變法失敗，他在日本船上聽到消息，要跳海「殉君」；到了外國，他成立「保皇會」說：「欲保中國，非保皇上復位不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他如喪考妣，留辮明志，以「亡國臣民」自居，對中華民國充滿敵意，至死都想復辟清王朝。所以，所謂「康梁的道路」核心內容無非是保存帝制。

一百年過去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已經民主化，可是人口最多的中國仍然在民主的門外排徊，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筆者曾經寫過幾篇文章，浩嘆歷史輪迴，如今又似乎回到了清末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康梁的道路」雖然已被歷史事實証明失敗了，但不少國人並未吸取足夠的教訓，反而津津樂道甚至身體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某些原「體制內人士」，八九民運前推動趙紫陽「改革開放」，就像當年康梁「公車上書」慫恿光緒「變革維新」，同樣必然地遭遇到頑固保守勢力反撲，「六四」慘案後，捧趙反鄧不遺餘力，就像當年康梁捧光緒反慈禧一樣，以為只要把鄧小平反下去了，中國就有救了。殊不知這種將政治制度的變革看成是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根本上就錯了，錯誤在於：

一，「衹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不觸動不合理社會制度，衹是自上而下小修小改的「變法維新」/「改革開放」必然失敗，原因有四：(見04年11月「爭鳴」雜誌拙文「也說趙紫陽」)
1,清末康梁的「百日維新」和後來中共胡趙的「改革開放」最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也不敢觸動造成中國數百年來積弱貧窮的腐朽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都衹是企圖在維護現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自上而下的，對經濟文化教育有限度的變革，實質上是維護這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徹底地推翻這種阻礙社會前進的政治制度。
2,由於他們都是致力於自上而下的改革，過份地局限和依賴宮廷爭鬥，嚴重地脫離了人民大眾。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和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為首的元老黨又遠比光緒帝黨以及胡趙的「改革派」勢力大得多，因而注定要失敗。
3,清朝末年和當今的中國社會的吏治腐敗都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龐大的官僚架構中層層依杖權勢的既得利益者，構成了「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的巨大阻力。當年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發下了一百多份詔書，均被各級官吏束之高閣，拒不執行，成了一紙空文。今天中國的情況大同小異，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憑「中央」定出多少反貪條例，殺了多少「委員長」、「省長」、「市長」，貪污腐敗不但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見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經行不通。
4,由於「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觸動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雙方力量懸殊，腐朽頑固的保守勢力最終都動用武力，使這種本意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流血收場。光緒皇帝和趙紫陽的被軟禁，為這種百年歷史輪迴的驚人相似，寫下了最沉重的一筆。
二，「維新變法」/「改革開放」失敗後，不去汲取深刻的教訓，從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繼續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明主」身上，反對一切改革政治制度的運動。
「戊戌政變」失敗後，國內外形勢繼續惡化，頑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維新變法，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不過，清廷的「政改」實質上並不像日本、英國德國那麼徹底，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中國的「君主立憲」是「實君立憲」，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虛君立憲」。可以想見，即使「欽定憲法大綱」餘下的九條首次賦予中國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人權真正落實，距離民主憲政還十分遙遠，「康梁的道路」無疑阻擋了歷史的前進，因而被辛亥革命所取替，是歷史的必然。
一百年後胡趙的「改革開放」以「六四」流血收場後，迫於國內外形勢，鄧小平也不得不繼續「改革開放」。可是由於堅持衹改經濟，不改政治，迄今改出了一個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錢權勾結、貪腐橫行、道德淪喪、民怨沸騰。當年的八九民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有了「０八憲章」，提出了明確的政治綱領，本來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汲取教訓，摒棄「康梁的道路」，團結起來致力於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幸的是，「康梁的道路」仍然陰魂未散。某些原體制內人士大力謳歌趙紫陽，似乎只要有了這個「明主」，中國就能民主化了。其實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只不過是如何對待八九學生運動有不同意見，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立場上，他們是高度一致的。所謂趙紫陽提倡「黨內民主」和「多黨制」不過是這些體制內人士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且看趙本人是如何說的吧！他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是假民主」；「中國不能實行代議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議會去討論，就會誤事，影響效率」；「中國不能實行普選，中國農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據說，趙紫陽在被軟禁多年以後，從自己身上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以後，對來訪的人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黨的領導不能取消……」(見宗鳳鳴「軟禁中趙紫陽的談話」)。趙紫陽對戈巴卓夫說：「我們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與西方類似的政黨制度，在那種制度下，各政黨可以輪替執政，我 們的歷史條件和實踐與西方不同，現在中國的無論哪一個黨，都不可能代替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另外一些民主黨派，我們與他們進行協商，互相 監督，但領導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國共產黨」(戈巴卓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39章第4節)。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如果像某些原體制內人士那樣走「康梁的道路」，把趙紫陽捧作中國民主化的救星，必然會像當年康梁擁光緒帝復辟一樣，和民主憲政背道而馳，所以說「康梁的道路」走不得。
胡適則不同，他在西方受教育，對民主憲政有深刻的認識，他一生致力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講寬容、講人權、講民主、講自由；反對階級鬥爭、反對暴力革命，鼓吹議會政治。胡適和康梁最大的不同，就是胡適以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為目標，而康梁以維護封建王朝為目標；胡適以體制外的自由批評者為目標，康梁以入朝當官為目標。從三十年代直至去世，胡適先生不間斷地批評執政國民黨，抨擊獨裁專制，要求民主自由。筆者認為，「胡適的道路」最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其次才是他的改良理念。表現在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走向和平民主新機遇，胡適不但嚴厲地批評國民黨獨裁專制，規勸蔣介石實行民主憲政；同時也苦口婆心地呼籲共產黨放棄武裝割據，實現軍隊國家化，勸導毛澤東「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痛下決心，放棄武力」並且以美國傑佛遜總統手創的民主黨以及英國工黨通過和平競爭取得大選勝利的事實，試圖說服毛澤東放下武器，以社稷萬眾為重，免再起戰端，生靈塗炭，以第二大黨的身分參與議會政治，「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可惜，國共兩黨都沒有採納胡適的意見，中華民族喪失了這一實現民主憲政大好時機，從此走上了半個多世紀災難連綿的歧途。
網上還有文章引用胡適說過的：「在朝為國家做諍臣，在野為政府做諍友」質疑胡適「獨立學人」資格，指「胡適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從一而忠，更像為前清盡忠至死的康有為」。筆者不敢苟同。1952年，胡適應邀回台灣講學，蔣經國到機場迎接，胡適仍然不客氣地說台灣沒有言論自由。他說：「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 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養鼓勵合法的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擔負起這個責任，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有這種精神才可以養成民主自由的風氣和習 慣。」「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評政府，合法地反對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機制。」
胡適先生的這些話有什麼不妥？如果一個政府能夠接受批評意見，從善如流，不斷的改良，有甚麼不好？難道非要推翻他「另起爐灶」才對？ 要「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首先，得看這個政府有沒有雅量？對這些「諍言」聽不聽得進去？有沒有改進的決心？胡適的意見相當尖銳，但 蔣介石仍然能夠接受，說明蔣介石畢竟有容人的雅量。蔣曾向他保證「今後政府將實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將獲得更多的自由。」 在蔣介石70歲生日時，胡適重提當年送《淮南王書》的用意，希望蔣克制自己。他送蔣「無 智、無能、無為」六字訣，希望他能做一個無智而能「禦衆智」，無為而能「乘衆勢」的總統。那時，中央日報請胡適寫祝壽文章，胡適寫成後附一信，說量人不敢登。當時報社負責人很為難，但蔣介石非常寬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來。胡適曾評價蔣介石：「他長進了，氣度也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能相當地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蔣介石時代需要面對的先是中共的武裝叛亂，後是武力威脅，沒有能夠全盤接納胡適的建言，情有可原；到了蔣經國時代，胡適民主自由的理念終於在台灣修成正果，歷史證明了當年胡適「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並沒有錯。
可是，自稱胡適學生的毛澤東又如何對待他？1947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做國務委員考試院院長，194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出任總統候選人，胡適均再三婉拒，理由是要為國家留一些獨立人士。毛澤東衹是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1949年5月4日，中共還未全取政權，其「人民日報」已發表「五四兩個基本口號」的社論，指胡適為「反革命的辯護人，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並把他列為「戰犯」。金鑾殿還未坐暖，1950年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開展大規模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胡適在北大的許多同事、學生都被迫揭發批判他。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也被迫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指「他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宣佈要脫離父子關係。胡適認為思杜是迫不得已的，他說：「我早知道，共產國家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在更知道，連沈默的自由也沒有。」胡思杜還把母親留給他一箱金銀手飾上交共產黨說「我要參加共產黨，黨員不需要金銀財物」。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對共產黨癡迷的青年，1957年反右運動中也難逃厄運，被迫自殺身亡，死時才36歲。毛澤東的老朋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僅僅為農民說了幾句好話，就被毛澤東罵得狗血淋頭，可見，對這樣的黨，這樣的領袖，「諍」得起來嗎？不要說黨外人士了，就是黨內的高層如劉少奇、彭德懷「諍」了一下，落得什麼下場？所以，胡適的「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完全不適用於共產黨，不但是「對牛彈琴」，更加是「惹禍上身」。再看看今天胡錦濤是怎樣對待劉波和「零八憲章」的？就更清楚了。所以筆者認為，「胡適的道路」走不通。
那麼，中國民主化應該走什麼道路？確實值得全體中國人深入思考和討論。筆者在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中說過：「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先生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14日，修改於1月18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月21日「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