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覺得有原則性分歧,或會誤導民眾,筆者不喜爭論。前幾天有人逐條批駁拙作「條條大路通羅馬」,認為實現中國民主化只有一條道路、一種可能(若非神仙豈可預卜未來?)筆者覺得不值一哂,不予置評。可是,今天(2月19日)在貴刋讀了陳西先生「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驚訝之餘,卻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
陳先生大作的中心意思是:一,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二,自然法則規定了「弱肉強食」的定律,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民主國家隨時有可能會退到專制的王國。三,民主從創造性來,唯有創造論精神才有可能幫助我們……勝利到達彼岸。(以上全部引自陳先生原文——筆者註)筆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請教於廣大讀者:
一,陳先生得出結論之一,是因為:「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所謂異物,就是說中國的常態是專制,而不是民主。」「看看中國的五千年文字史,哪裏有過民主制的記載?哪裏有過民主的萌芽?咱們中國的歷史完全是一部專制史。」「民主是西方的產物,不是中國的特產,民主屬於歐美。」
這裏有幾個問題:
1,中國社會如同世界社會一樣都是不斷發展的,用不斷變化發展的觀點,而不是靜止孤立的觀點看歷史,就不存在什麼「常態」和「異物(態)」。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也曾經過漫長的奴隸制(神權)、封建制(王權)才演變成民主制(民權),如果照陳先生的說法,他們在實現民主政制之前,豈不也是專制為「常態」?民主為「異物(態)」?那為什麼人家能夠改變常態,實現「異物(態)」,而中國人卻不能?僅僅是因為中國專制社會的歷史比他們長,就不能實現民主嗎?
2,陳先生說「民主是西方的產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這和中共說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們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有何兩樣?雖然陳先生根據的是中國歷史,中共根據的是「中國國情」,結論都一樣:只有西方人可以享受民主,中國人不可以享受民主。中共一直藉口說中國地域廣、人口多、文化低、經濟差而拒不實行民主,就差沒有說不敢說中國五千年專制統治,不可一日無皇,陳先生卻不經意地做了中共的傳聲筒。或許陳先生的本意不是如此,但陳文客觀上所起的作用確實如此,這是不可不引起警惕的。
3,陳先生說「看看中國的五千年文字史,哪裏有過民主制的記載?哪裏有過民主的萌芽?」與中國歷史不符。近百年來,隨著世界民主的發展,中國也出現了幾次「民主的萌芽」。一是清末頒行「欽定憲法大綱」、設立資政院諮議局、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公佈「憲法十九信條」宣布實行君主立憲。二是中華民國成立, 1912年3月即頒佈「中華民國臨時憲法」,各省選舉省議會,聯合推舉總統和參議院。其後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1931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三是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保留三民主義基本原則,建民治民享民有民主共和國。只因中共在軍隊編制問題、政府名額問題、解放區問題等上提出許多不合理不民主的要求,蓄意發動內戰奪權而流產。所有這些儘管距離現今西方民主制度還有相當距離,但他們不僅是「民主的萌芽」,而且還是中國有史以來幾次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可惜都被錯過了。
4,民主自由到底是西方的專利,還是普世價值?隨著現代文明的飛躍發展,網絡通訊無遠弗屆,在全世界全中國人民心目中早已有了答案,連溫家寶都不得不承認。之不過中共講一套做一套,一面在國外高唱民主普世價值,一面在國內又倚靠武力強行壓制,或壟斷傳媒欺騙民眾而已。在這種時候,陳先生居然還說「民主是西方的產物,不是中國的特產,民主屬於歐美。」簡直是匪夷所思。事實上東方已經有很多民主國家,亞洲就有日本、南韓、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甚至不丹、外蒙古等數十國;就算陳先生所說的中國人中,台灣已經率先實現了民主化,難道這也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
二,陳先生結論之二所謂「自然法則規定了「弱肉強食」的定律,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更成問題。
1,陳先生這裏所說的「自然法則」本身就含意不清,不知指的是「自然界演變的規律」還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而非人為強行改變)的規律」?若果是前者,因為動物只有求生的本能,而沒有人類獨有的思想,所以才有自然界的「弱肉強食」,但又談何「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若果是後者,對人類而言,「弱肉強食」的時代早已過去,人類已經進入「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共識的年代,進入了「普世關懷」的年代,世界越來越變得像一個大家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只有毛共及其後繼人才會熱衷戰爭,才有臉面去炫耀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就算對動物,人類也早已拋棄了「弱肉強食」,轉而保護動物。
2,那麼「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規律」到底是民主還是專制?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民主國家從無到有,根據「自由之家」在台北發表的「2009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全世界193個國家有89個國家屬於自由體制,佔所有國家的46%,不自由的國家有42個,佔的比例是22%;部分自由的國家有62個,佔32%。怎麼能說「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民主自由已經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陳先生卻說「民主國家隨時有可能會退到專制的王國。」真是聞所未聞!筆者在美國居住多年,相信若果詢問美國人是否擔心美國會回到一兩百年前的農奴社會,恐怕別人會笑你杞人憂天。特別是今天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黑奴的後代成了第一夫人,陳先生這樣說是否對美國及民主國家缺乏了解?
3,筆者揣測陳先生的原意可能想說:商場如戰場,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引伸到政壇,則都想掌握權力當獨裁者。這就錯了!很可能是陳先生用大陸的觀點去看資本主義的商場和民主國家的政壇。資本主義的商業競爭是建基於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上,和中國大陸權貴資本主義完全不同,在公平競爭中取勝說明商業智慧和運作成功,不等於自私貪婪,豐厚的利潤是社會對優勝者的回報。况且越是發達的社會,越是富有的人越具公益心;說到了政壇則與陳先生所想像的相去更遠,民主國家由於有定期的選舉,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民主作為一種理念早已根植民心,已經沒有任何政黨和個人有獨裁專制的非分之想,即使有,也沒有實現的政治環境。所以陳先生所說的「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完全解釋不通。
三,陳先生結論之三「民主從創造性來,唯有創造論精神才有可能幫助我們……勝利到達彼岸」強調「我們中國能實現民主嗎?這就要問我們有沒有創造性精神!我們中國能建成民主制國家嗎?這就要看我們有沒有創造力。」用「創造性」、「創造力」作為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條件,顯得牽強附會。查中文辭典,「創造」一詞的解釋是「首次製造或者建立新的事物」。民主社會在西方已經存在數百年,民主制度已經被實踐証明行之有效,別人在前面試驗成功了,我們在後面照搬就是了,還談何「創造」?陳先生解釋說:「這創造力表現為大無畏的反抗、抗爭、抵制、像信仰者那樣鍥而不舍的爭取實現與承擔的精神!」這不叫「創造」,這叫「團結奮鬥」。
四,或許陳先生「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原意是想表達「中國沒有民主的傳統,民主不會主動到來,要實現民主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可是,民主對誰都是從無到有,誰有民主傳統?)這種觀點本身沒有大錯,但是表達的方法完全錯了。不知其他讀者有何感覺?起碼筆者產生了以上的疑問。面對著全世界洶湧澎湃的民主浪潮,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呼聲,中共正扭盡六壬負隅頑抗,我們千萬不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他的應聲蟲,損害了中國的民主事業,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警惕的。
總言之,筆者持相反的觀點,筆者認為民主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包括我們中國在內都是必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絕非偶然。中國人和別的民族相比,沒有任何理由被認為不配享有民主。雖然我們國家封建專制的歷史比別人長,受封建專制的毒害比別人深,特別是毛共給幾代人灌輸了太多的專制狼奶,但是不等於說我們不可以從後趕上。只要我們努力啟蒙,全民覺醒,就和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民主是必然的,不可能對我們「衹是偶然」,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得好:「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
(寫於09年2月19日修改於20日)
(首刋於09年2月22日「民主中國」)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Sunday, February 22, 2009
Monday, February 9, 2009
條條大路通羅馬
隨著「0八憲章」的問世,一呼百應地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簽名響應,國內劉曉波先生被祕密拘禁,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關注。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深入討論,這說明了中國民主化不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民心,連自以為強大無比的中共極權都感到恐懼,而且說明實現百多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已經到了「提上日程」的時刻,民主自由離我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0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奸,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比如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最近,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在於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加上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理論上筆者也很贊同張先生這種新見解,可惜在中國的現實中沒有多少可能性。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因此,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這一疑慮大可消除;可是,依筆者看,鑑於中國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問題是中國深受數千年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影響,過去無論國民黨、共產黨,從上到下,「打天下、坐天下」意識濃厚,今天某些民運人士的言行中,也不難找到這種舊意識的蹤影。所以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就大成疑問了,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由此看來,我們中國還是很難擺脫以暴易暴,舊暴變新暴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但是筆者認為,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選擇什麼道路,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一切都要視乎將來客觀形勢的發展。而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魯迅在「吶喊」序言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筆者註)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先生等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6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2月10日「縱覽中國」)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0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奸,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比如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最近,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在於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加上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理論上筆者也很贊同張先生這種新見解,可惜在中國的現實中沒有多少可能性。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因此,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這一疑慮大可消除;可是,依筆者看,鑑於中國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問題是中國深受數千年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影響,過去無論國民黨、共產黨,從上到下,「打天下、坐天下」意識濃厚,今天某些民運人士的言行中,也不難找到這種舊意識的蹤影。所以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就大成疑問了,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由此看來,我們中國還是很難擺脫以暴易暴,舊暴變新暴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但是筆者認為,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選擇什麼道路,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一切都要視乎將來客觀形勢的發展。而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魯迅在「吶喊」序言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筆者註)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先生等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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