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應該是社會的良心

成龍大哥自日前放出高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所以很亂，中國人是需要管的」之後，港台輿論震動，惡評如潮。幾天來，對他的批評已經很多了，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很贊同貴報吳志森先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這件事，提出要關注和分析「誰為成龍的話熱烈鼓掌？」筆者認為還需要注意演藝圈有人對這件事錯誤的反應。
對世界級明星這種牽涉到兩岸三地十幾億中國人自由和人權的重大言論，曾志偉卻輕描淡寫地形容為(成龍間中會有)「零件失靈」，又為成龍卸膊說「成龍唔識講嘢，表達能力又有問題。」結論是「藝人根本不適宜談政治，因為牽涉太大…….好多時會講多錯多，還是少講為妙。」譚詠麟則為成龍辯解說：「他可能急於表達，但表達錯誤，…….他都是出於愛國，但說錯了話。」要求大家「放他一馬，他替中國人做了很多事，不要攻擊他，他已經體無完膚。」……」他們都想把成龍深思熟慮的政治語言解釋成「無心之失」。
吳志森先生說「他們通通都搞錯了，成龍最懂政治，最能明白中國的統治精英最需要的是甚麼？最恐懼的又是什麼？」大陸新進名作家韓寒認為成龍是「揣摩聖意非常成功的人」，他在「像成龍一樣學會揣測聖意」一文中說：「成龍一直以大哥的形象示人，也象徵著他很喜歡管理，從成龍思想和他出席的一些活動，也可以看出成龍其實對大陸的政壇是有一 定的追求的，而且要比藝術追求更大，這就是為什麼成龍在新電影剛被大陸禁了還能說出我們過度自由這樣的話，這是何等的忍辱負重。從他揣摩功力來講，我覺得 他有這個能力。」

其實，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對每一個人，包括自認「人上人」的演藝圈都同樣適用，而且，並非如曾志偉所說的藝人不應談政治，就可以獨善其身。試問如果香港沒有自由，你們能夠發揮創意嗎？你們能夠享有今天的生活嗎？你不去惹政治，政治會來找你。請看看中共治下六十年的大陸文藝界，多少名人才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慘死？又有多少人被勞改，家破人亡？不是這些人去「談政治」，而是他們逃不脫政治。如果有一天香港一國一制了，成龍大哥和你們這些人能避世嗎？

譚詠麟講錯了，成龍不是「愛國」，他是「愛黨」。可能他不知道，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有個名叫白樺的作家，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對這些「愛國者」發出質問：「你愛國家，可是國家愛你嗎？」多少為了共產黨出生入死的人，好像劉少奇、彭德懷……到頭來反被這個黨整死了。這個黨喜怒無常，一會兒禁成龍電影上演，一會兒又以鳥巢處女騷作誘餌，難道成龍大哥就真如此「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藝人是公眾人物，社會關注的焦點，更加應該以身作則，為民眾作表率，推動社會進步，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最前列，就像二十年前包括你們在內一眾藝人在跑馬地舉行二十四小時「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時一樣。當年的成龍哪裏去了？今天為了追逐名利而出賣原則，對得起不為名利，為堅持真理拒絕到大陸舉辦演唱會的同行梅艷芳、鄧麗君…..嗎？她們若是泉下有知，也會為你感到羞愧！
香港演藝界普遍素質偏低，艷照門、藏毒吸毒、……層出不窮，前些年還有一位影帝為六四殺人辯護，輿論大嘩，有勞女朋友出面澄清。而香港社會有一個畸型的現象，就是追星族泛濫，涵蓋各年齡各階層，有些青少年還為此荒廢學業，實在令人痛心。期望香港演藝界努力提高自我，為青少年作出表率；也期望香港人能選出真正能代表香港的旅遊大使，是否電影明星？有沒有諧趣工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代表香港人民主自由的訴求，認同普世價值，為香港樹立一個正面的應有的形象；更加期望演藝界繼續站在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最前列，帶動你們的粉絲一起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出力。
(寫.於09年4月22日)
(www. 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4月24日「蘋果日報」)

胡錦濤可否去補習一下英文？

近日看到許多倫敦G20峰會新聞報道，又看到許多有關評論，有些本港土共和大陸憤青自我感覺良好，說中國已經崛起，成了經濟強國，全世界都有求於中國，以這場世界金融危機的救世主自居。中國外長楊潔篪說，「此行“含金量”很高，中國在此次峰會上發揮 的獨特作用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和普遍贊賞。」台灣「中央日報」發表一張照片，居然擦鞋說：「這張照片是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坐著，美國總統歐巴馬、俄國總統梅德韋杰夫、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三人站在胡的後面，後三人都笑容滿面，歐巴馬更手豎大姆指，胡錦濤的表情則相對嚴肅。如此看來，幾乎是三星伴月。」(見附照)
站在一個觀眾和讀者的立場上，看見這張照片和電視新聞報道，筆者反而為國家主席胡錦濤感到難過。因為每每看到代表十三億中國人出席國際會議的胡主席，除了「中央日報」所說的「一臉嚴肅」、像機械人一樣踱着循規蹈矩的方步、面無表情和不苟言笑之外，就是無論多麼高層次或多麼私人的場合，都必須帶一個翻譯，否則就成了聾子和啞子。不過，各國元首大合照，總不能特殊照顧胡錦濤身旁多一個翻譯吧？於是就出現了這張照片所顯示出來的尷尬場景，原因就是我們的國家元首不諳英語。早在二００五年胡錦濤出席莫斯科「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大會」時，觀眾就可以看到普京和布殊總統談笑風生，胡錦濤尷尬站在一旁。這次倫敦G20峰會，全世界看到連簡單的握手問候，胡錦濤都需要翻譯帮忙，實在和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元首不相配。不知這些土共和憤青看了有何感受？
隨著世界一體化，中國也逐漸意識到必須融入國際大家庭，與世界接軌，而英語就扮演了世界語的角色。當今的世界，民主普選成了普世價值，經過人民的挑選，大國小國的領導人大多具有很高的教育水準，許多是留學歐美，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包括中共不承認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可是我們十三億人的元首，與他們相比卻自嘆弗如，在一眾大國首腦面前侷促得像一個小媳婦，那不是很丟臉嗎？土共和憤青口口聲聲「崛起」，是否可以從領導人的英語水準開始？
沒錯，中共領導人從毛劉周那一代山溝裏的老憤青邊緣知識分子，傳到胡溫第四代，好歹是受過正規教育大學生了，可惜都是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加上那個「一面倒」的特殊時代，全中國大中學校都一蜂窩學俄語，所以才培養出衹知道「卓婭和舒拉」而不知莎士比亞的胡錦濤。當他一旦有幸被欽點接班，中國大陸就出了一個不諳英語的國家元首，關起國門來板著臉倒能唬著老百姓，一出國門就顯窩囊了，讓土共和憤青們「牛」不起來。當年在中國大陸，能考上清華大學的大多是尖子學生，相信胡錦濤的智商不差，可否也來個停職留薪，去補習一下英文？或者乾脆讓賢，讓位給受過西方教育的年輕一代？讓土共和憤青們看到自己國家的領袖周旋於大國領袖之間談笑風生，自尊心和虛榮心得到滿足，民族主義情緒有所發洩？不至於動不動就歇斯底里大發作？
(寫於0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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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09年4月號「動向」雜誌)

也說陳冠希、張柏芝和阿嬌

筆者注重政治評論，不太關心娛樂新聞，然因最近陳冠希在加拿大出庭應訊，沉寂了一年多的艷照門事件重被炒起，兩位女星當事人相繼露面接受電視採訪，一時成了城中熱門話題。香港坊間對張柏芝大罵陳冠希「我們受夠了你！」一面倒好評；對阿嬌「錯在自己」卻惹來一片投訴；陳冠希則接獲幾封死亡威脅信，筆者覺得有所不公，故站出來說兩句，請大家評議。
先說陳冠希，年輕人男歡女愛，情到濃時，寬衣解帶，在自由香港社會本是常事。即使是留下裸照，也是你情我願，與他人無涉。說到艷照外洩，罪魁禍首也不是陳冠希，他最多祇是粗心大意，不知在電腦裏已被刪除的資料仍可被複原並惡意外傳。筆者認為陳冠希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在於遊戲戀愛，不尊重女性，同時與四位女性上床，這當中很可能使用過「我只愛你一個」的欺騙手段。但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個人品德問題，不涉及刑事罪案，更如他的前老闆所說罪不至死。反而帶子彈的死亡威脅信寄出者，已經觸犯了刑事恐嚇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如何面對挑戰法律，眾所關注。
筆者認為整件事情的罪魁禍首是電腦程式員史可雋，他將別人的私隱惡意上載外傳，典型的「損人不利己」。除了緣於眼紅妒忌別無解釋，筆者懷疑他是否喝過毛澤東的狼奶，效法大陸人的「檢舉揭發」，「陷害別人」，然此舉已經觸犯刑法，理應重判，以儆效尤。
張柏芝接受傳媒採訪，幾乎通篇大罵陳冠希，指責他沒有採取措施制止艷照外傳。當時陳冠希自身難保，本身也是受害人，他有何辦法制止艷照外傳？張的指責既不合理也不現實。至於那句「我們受夠了你！」名言，更是莫名其妙！俗語說：牛唔飲水唔禁(加手字旁)得牛頭低。陳張都是成年人，完全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可以肯定非陳冠希迫張上床，而是雙方你情我願，互相享受。所以「我們受夠了你！」被人解釋成「當時我們(享)受夠了！」不無道理。張柏芝與阿嬌等四人以及陳冠希一同作為受害者，個人私隱被惡意公之於衆，值得同情。但最不當的是張通篇採訪沒有認錯，僅有的自責也衹限於愧對丈夫、公婆和兒子，沒有像阿嬌一樣承認「錯在自己」。如此未免給人一種嚴於對人，疏於律己，雙重標準的感覺。可是卻受到一邊倒的「勇敢」稱讚，簡直匪夷所思，莫非港人的道德觀和是非標準已變得如此功利？
反之阿嬌去年初在事件剛發生時，已經站出來承認錯誤。須知當時四個女性受害人的身份尚未公開証實，這才是真正勇敢！不像有些人在身份被公開証實後才站出來，另一些人一直逃避至今。當時她的一句「很傻很天真」被人恥笑，其實卻是她的自我批評，難能可貴。一年後的今天更加真情剖白，在訪談中真實地答覆了為什麼願意和陳冠希上床，是因為愛他；明知應陳要求拍下裸照風險很大，仍然滿足對方的要求，是因為不想失去他；而他對陳唯一的指責，也祇是事發後，沒有打電話來道歉，而不是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到對方身上，真誠地承認「錯在自己」，回頭來看她的「很傻很天真」就合情合理。所以筆者認為，阿嬌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明事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希望大家給阿嬌以及所有的受害人一個機會，讓他們汲取教訓，重新站起來，展開新的生活。

(寫於0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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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開放」雜誌09年4月號)

也說國體與政體

閱海外網站3月30日邵建先生「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文後(全文附後供查閱)，筆者有不同看法，在此提出向邵先生請教並供廣大讀者討論。
該文極力推崇所謂梁啟超「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改良派君主立憲主張，結論說「筆者的態度是……落實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應該踵武梁啟超，把政體放在國體之前，亦即把立憲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體帶動國體， 即以立憲推進民主（而不是相反）。……如果可以在政體上拱卒，則不必汲汲於國體上將軍。后者是要對方的命，難免形成暴力。」
筆者認為，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當世界民主潮流勢不可擋，國內民主呼聲音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諸如此類把一百多年前改良派過氣理論重新搬出來有百害而無一利。由此，筆者每見到這種謬論都忍不住站出來批駁一下，希望中國民主化不要走入歧途。
一，一百年前「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改良派主張實質是保皇，辛亥革命沒有錯，錯在共產革命。
追溯歷史，「國體、政體」論非首創自梁啟超，實首創於日本國權主義憲法學家穗積八束。其主要理論是：「國體是指國家統治權，因根植於歷史之中而 不發生輕變，但存在君主國體和民主國體兩種類別；而政體則可隨著時勢的變化而變化，其中亦有立憲和專制的區別。」(1)
當年滿清王朝在國內外形勢的壓迫下，不得不兩次派大臣出國考察立憲。第一次貴族大臣載澤在日本請教伊藤博文首相，伊對他說「貴國是君主國，主權必集中與君主一人之手，斷不可旁落臣民，臣民的自由權由法律規定，是君主給予的，而非單憑臣民的意志」(2)回國後，載澤據此以「相位旦夕可移，君位萬世不變」(3)勸說清廷效法日本君主立憲。第二次(1907年9月-1908年7月)派學部右侍郎達壽再赴日本考察，長達一年，見過許多政界學界名人。達壽回國後在復命上奏文書中(4)首次引用「國體、政體論」和「欽定、協議、民定憲法論」亦以日本明治憲法為例，說明採行立憲的政體可以照樣維持君主國體。他還介紹了從歐美憲法發端到日本憲法這一段歷史，指出立憲制度乃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 當今是國際競爭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所謂立憲，無非是賦予國民納稅、服兵役的義務，同時也賦予其參政權，可以養成國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中的國家思想和國際競爭力，並成為帝國主義的推動力。達壽甚至介紹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指出立憲制是根據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所建立的基於「間接政治方式」的制度，日本雖然也是三權分立，但元首通過總攬大權，皇室超然於國家之上，因此採行立憲，清王朝就同樣可安固，君主「國體」自然可得維持。

達壽這個處心積慮挽救風雨飄搖中的滿清專制王朝的奏本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認可，1908年9月就制訂並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之不過其中「君上大權」明文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 係，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筆者曾在「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一文中將其「君上大權」十四條歸納為：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與日本明治憲法相比，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而「臣民權利義務」，則遠不如明治憲法。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連立憲派首腦梁啟超都斥之為「吐飾耳目，敷衍門面」(1)，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也並非因為革命者分不清楚所謂「國體、政體」，不願意「在政體上拱卒」，非要「於國體 上將軍」。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邵建先生說「(改變國體)是要對方的命，難免形成暴力。」筆者認為這是聳人聽聞。辛亥革命不但沒有要了溥儀的命，反而為他保留了紫禁城和數百萬兩年俸的優厚待遇，革命要的不過是還政於民。同樣道理，即使今天發生革命，筆者也主張千萬不要重複共產黨那種「一朝天子一朝民」，屠殺放下武器的敵人，誅連他們親屬的惡行。除了個別犯了反人類罪、行賄貪污罪的共黨分子必須由法律審判之外，其餘一般的黨員群眾不必追究，更不應歧視和迫害。否則就會冤冤相報，永無休止，民主革命是真正的解放全人類，應該有比共產革命更廣闊的胸懷。至於說到「政論家當不往這個方向煽動，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論可言的范圍，除非立意做革命家。」迄今筆者看到的情況正相反，只看到各式各樣的改良派對革命一概排斥，對法輪功、楊佳、西藏僧侶、上訪冤民……等一切受迫害受摧殘的民眾迫不得已的反抗，咬牙切齒大加鞭笞。邵建先生們不懂，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有其發生的客觀條件，千百萬人參與的革命，絕不是一兩個「革命家」可以煽動起來的；尤其是暴力革命，都是發生在人民群眾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揭竿而起的。正所謂「官逼民反」，如今已是「天下苦秦久矣！」，共黨篡政六十年來禍國殃民，對老百姓巧取豪奪，殘民自肥，以至民怨沸騰，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筆者認為，與其不厭其煩地勸說民眾要改良，不要革命；不如和民眾站在一起，警告冥頑不化的獨裁者順應世界民主潮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像台灣國民黨一樣，交出政權，以平等的身分參加普選。免得像滿清王朝一樣被趕下台，或者像羅馬尼亞寿西斯古一樣「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馬克思」。

二，一百年後再搬出「只問政體，不問國體」，衹能被視為維護一黨專制，中國人民不會接受「黨主立憲」，必須「民主立憲」。

邵建先生說「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把國體政體視為一體，並且認為政體直接是由國體所決定（如君主必然專制，民主無以獨裁）。其實不然，這兩體之間各自有相 對的空間，它們的表現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憲（比如民初至今），立憲不妨礙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倫）。」

筆者認為，這裏至少有兩問題：1，民初至今不能說沒有立憲，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以后，先后頒布過七部憲法或憲法草案。中華民國創立伊始，孫中山先生就致力於立憲。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中華民國臨時憲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蔣介石先生也在外戰內戰硝煙彌漫之中，於1931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１１月由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共產黨、民盟拒絕出席)。若是尊重歷史，就不能說「共和不一定立憲（比如民初至今）」。只不過限於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戰後又淪為共產專制，因而中國民主化拖延了半個世紀以後，最終才得以在台灣實現。2，邵建先生舉至今英國日本為例說明，君主立憲也可行。其實這兩個國家從君主立憲到今天的民主憲政都走了很長的路，特別是國人推崇的日本明治維新，當時並沒有成為民主國家。據學者分析，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因此明治維新後，日本長期處於天皇和軍人共治的軍國主義狀態，直至二戰結束，麥克阿瑟將美國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因而，筆者認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根本就不應該作為今天中國效法的榜樣。

更重要的是，今時今日邵建先生重提「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重提「君主立憲」，根本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現在中國的國體已經是「共和」，從來沒有人主張「改變國體」回復「帝制」，從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至今已過了近一個世紀，末代皇帝溥儀過世斷後，滿清王族如鳥獸散，難道我們還要在他們之中另立一個「君主」？重新「君主立憲」？邵建先生重提「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並強調維持權力現狀不變，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邵建先生們是否像一百年前的載澤和達壽，企圖以「君主立憲」挽救垂死的滿清王朝一樣，今天企圖以「黨主立憲」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因為邵建先生文章的核心內容是極力主張人民群眾不要觸動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不要改變「權力現狀」，須知民主憲政的基礎是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如果保留一黨專制，談何民主憲政？「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不要說一百年前的滿清王族了，就算是六十年前靠武力上台的共產黨及其子孫太子黨，都沒有權力將國家社稷視為私產，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必須還政於民。一百年前滿清王朝拒絕民主立憲，被革命推翻，對今天的中共是一個最好的警示。

邵建先生說：「(政體)它不問國家權力握在誰 手，它問的衹是這個權力如何運作。因此，政體通常是指國家政治權力的運作形式，比如國家權力在憲法層面上是“限權”和“分權”的，就是立憲政體（反之則是 非立憲）。」

筆者不禁要問，如果「不問國家權力握在誰手？」國家權力掌握在獨裁專制統治者手裏，而他們極端抗拒民主，就如吳帮國代表中共政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絕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兩院制」那樣，「這個權力如何運作？」還用問嗎？「這個權力」在中國大陸已經運作近六十年了，他給國家民族帶來空前的大災難，難道邵建先生就一無所知？
世界歷史表明，如果一個政府是靠武力上台的、完全未經人民授權的，就是不合法的。因為他們的權力不是來源於普選，因此他們根本不用對人民負責，所以他們一定是反民主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史，特別中共當政六十年的歷史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政權不會願意，也絕不可能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他們必然會用盡一切辦法，包括坦克和機關槍去維護他們的獨裁政權，去維護他們一小撮特權階層的經濟利益。無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硬的一手行不通時，都會來軟的一手，假惺惺地稱「民主是個好東西」，實質上是想以「黨主立憲」來蒙騙老百姓。就像一百年前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一樣，本來「立憲」本義是通過制定憲法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是「君主立憲」結果反而是將統治者至高無上的「君權神授」通過憲法給予肯定。今天中共的「黨主立憲」也一樣，1954年中共的第一部「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現在更自稱為理所當然的「執政黨」，企圖通過「黨主立憲」將權力合法化。所以說，「君主立憲」也好，「黨主立憲」也好，人民群眾都絕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唯有「民主立憲」才能達到目標。
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比許多民運人士中的現代改良派清醒得多，他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灰塵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動跑掉。」近日來，中共官方傳媒鋪天蓋地大批判「西方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其實已經給了邵建先生們一個官方明確的正式的回答。現代改良派還在那裏一廂情願地乞求獨裁者良心發現，交出權力還政於民，你們自己不覺得有些可憐和可笑嗎？！
(寫於09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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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於09年4月6日「自由聖火」)



附註：
[1]林来梵《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
[2] 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3] 《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4页。
[4] “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自日本归条陈宪政事宜”，《光绪政要》（卷三四）

“只问政体 不问国体” 邵建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 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 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标题 上的八个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 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 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 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 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比如民初至今），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伦）。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 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 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 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从私人角度，戊戌 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 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僇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 皇的骂名。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 君主不可。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 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 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 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 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直捷言，当年梁氏之看法，即笔者刻下之态度。从梁氏一脉言，前有严复，后有胡适，是他们构成了近现代以 来一个以立宪为诉求的改良传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和鲁迅，这是一个看重或推行以革命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不言而喻，后一个传统是20世纪 的历史主流，正如前一个传统如果不是为历史所中折，也是大幅度地边缘化。然而，历史并非劣汰，亦经常汰优。今天我们所照临的现实，正是当年历史选择的结 果。当历史以它的前世今生，放在我们面前；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能选择的，依然不脱前人选择之难局。是严、梁、胡，还是孙、陈、鲁？出于历史理性，笔者的 态度是“反思孙、陈、鲁，重光严、梁、胡”。落实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应该踵武梁启超，把政体放在国体之前，亦即把立宪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体带动国体， 即以立宪推进民主（而不是相反）。学者朱学勤有过一个很精彩的表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化用到此，如果可以在政体上拱卒，则不必汲汲于国体 上将军。后者是要对方的命，难免形成暴力。政论家当不往这个方向煽动，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论可言的范围，除非立意做革命家。

附：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Monday, March 30, 2009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今(3月21日)閱貴刋黑白先生「胡錦濤的眼淚」(以下簡稱該文，全文附後供讀者查閱)，作者提出一整套「革命是魔鬼」的理論。雖然筆者揣測作者的原意是規勸胡錦濤和中共不要錯失改革良機，以免招致革命被推翻，但是如此站在獨裁專制者的立場上說話實屬不智。包括一些《零八憲章》發起人和簽署者，且不問客觀情勢是否容許？執政者是否願意改良？就一味獨尊改良反對革命，近期已成一種思潮。筆者覺得有必要請全體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仁人志士討論一下，汲取歷史教訓少走彎路，共同探索民族民主復興的道路。在此不辭拙劣，發表一孔之見以期拋磚引玉，請黑白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滿清滅亡非因延誤改革時機，實因死抱權力不放。

該文中心意思是說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憲政追不上革命」，「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辛亥革命」。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幾篇文章中說過，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慈禧太后延誤了君主立憲，而是因為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不符合人民大眾強烈的民主共和要求。就拿該文提到的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來說，只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獨裁」的「延命之策」：

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 係，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欽定頒布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四、召集、開 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五、設官制祿及黜陟 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六、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將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 皆非議院所得干涉。七、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 民之自由。九、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十、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 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分歧。十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 讚，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十二、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 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決定，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十四、皇室大 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筆者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

據學者分析，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 更未能取信於社會各界。當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論基礎都建基於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梁啟超語)，可是他們的主子卻令他們大失所望。梁啟超1906年在日本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 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于內地……。」梁此信講得很清楚，清 廷剛宣佈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其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的「息」與「張」，與清廷所 作所為大有干系。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 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梁氏一向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 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但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張，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現今的「改良派」借鑑和重視。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史家評論該法已大大超越日本明治憲法，而接近英國的虛君立憲了。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即使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滿清王朝一早就提出「十九條」，中國歷史是否因此改寫？筆者認為，歷史不容假設。辛亥革命爆發前清廷絕不可能提出「十九條」，因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為保政權，除非萬不得已(廣東人說的「殺到埋身」)，他們絕不會投降，絕不會放棄任何一點權力。在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反而有清楚的認識：「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的中共自己已經變成「灰塵」變成「反動的東西」、而仍然對其充滿幻想的所謂「改良派」忘記了他的真言而已。

二，中國百年來的災難非由革命引起，實因獨裁專制而致

該文(以及余傑先生文章)另一中心意思是說，百年前由於中國人民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錯誤地選擇了革命，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暴政，招致數千萬人死亡的連番悲劇。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為革命推倒了清廷的中央集權，導致權力失衡秩序大亂，內憂外患乘勢而起，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竊以為這樣從表面看問題，未免流於膚淺，革命和獨裁專制以至民族災難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中國近百年來的連場災難，並非因為辛亥革命而起，實是因為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反而是一場軟弱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無力扭轉它。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後處強勢一方的袁世凱，是一個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受過西方教育，有強烈的民主共和理念的革命者，而不是相反發皇帝夢的封建餘孽，引領民眾實現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國的理想，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早就改寫了，中國民主化就是由革命實現而不是改良實現了。

筆者揣測，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得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民主只有依靠改良」的結論，恐怕是衹看革命在東方的結果。確實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餘波曾經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貧窮落後國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災難，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礎和經濟落後國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如上所述，革命在西方國家往往是達到民主憲政的捷徑。筆者認為，凡是與人性相悖、倚靠武力強行改造社會、違反社會自然發展規律的革命最終都必然失敗。正如戈陽女士所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共產主義試驗及其失敗。」在這個廣大的試驗場所中，相對比較接近西方文明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都已經擺脫了革命的桎梏，而更封建落後的東方國家中國等仍在掙扎之中。但是，如果革命的目標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革命就會促成社會的良性躍變。

不久前，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在於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以及這一勢力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看，前後主宰過中國政壇的幾代人物如：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李登輝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華盛頓這樣的人物。李登輝先生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是他在總統任上，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放棄權力，開放普選還政於民的；其他如孫中山、蔣介石父子都是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只不過客觀環境所限未能實現理想而已；其中最不堪的一個是毛澤東，他連袁世凱都不如，袁世凱想做皇帝放在明處，但他還不得不尊重國會；毛澤東雖然號稱「共和國主席」，實際上卻是比秦始皇還要暴虐專制的皇帝，在他二十餘年的治下，數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

況且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革命和改良、民主和專制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意思是革命不一定導致專制，民主亦非得經由改良取得。之不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久、影響深遠，給中國人造成這樣的錯覺而已。如果放眼看看世界，近年來蘇聯東歐顏色革命成功，紛紛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或者看看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得出這樣武斷的結論。

三，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不是魔鬼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從理論出發，必須結合實際；借鑑別人的歷史，還應看到中國的現實。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社會制度重大的或根本的改變，必然會引發各階級各團體甚至各地域各民族的利益衝突，引起不同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和衝突不能理智和妥善的解決，勢必引起革命、流血和戰爭。事實上，世界歷史上純粹的改良能導致社會制度根本改變的事例即使不是絕對沒有，起碼也是極為罕見的。就拿余傑先生們津津樂道的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還不能光看到過去，更應該著重現在。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將革命看得如此可怕，除了上面所說的他們衹看到革命在東方落後國家產生的結果，而沒有看到在西方國家的結果之外，很可能還只看到革命在過去的中國所產生的結果，而沒有設想革命在今天的中國可能產生的結果。須知，今天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大大不同了。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發生時，只有小部分中國人懂得民主，大多數並不懂得，所以才造成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失敗，民主倒退的現象；五十多年前國共內戰時，由於民主世界的進步，中國人可能有半數懂得民主了，可惜這半數中國人中有許多認錯了方向，以為共產黨才代表民主，加上還有半數愚昧無知的農民跟著共產黨跑，才造成了第二次民主倒退；一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現代文明的普及，普世價值的傳播，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懂得民主，所以即使是發生革命，再一次導致民主倒退的機會已經大減，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改良派」們大可不必談虎色變。

況且，革命還有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之分，「蘇東波」以來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既和平理智不流血，又迅速地推倒共產專制政權，國家也根本沒有什麼「大亂」，人民擁護新制度，安居樂業，不少國家已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人民群眾奮起革命，結合黨內軍內的進步力量，一舉推倒了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專制政權，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而獨裁統治者寿西斯古夫婦兩人的下場，就太值得胡溫等好好地思考掂量一下了。這樣的革命，極短的時間內推倒了獨裁專制，建立了民主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好？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羅馬尼亞人民的「短痛」太愜意了，真是大快人心！如果我們中國也能發生這樣的革命，那才真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

四，改良和革命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實取決於客觀環境

其實簡單地說，所謂改良就是自上而下的不斷改革，而革命則是自下而上的急劇變革。如果兩者都能達到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接軌的目標，當然誰都會選擇前者，因為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既能得到保障，又能實現民主理想，何樂而不為？問題是世界上有許多東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不但取決於你自己，還取決於別人。比如說民主化，就不但取決於人民大眾的願望，還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特別是改良，既然是自上而下，就說明主動權在統治者手中，如果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願意實行任何實質性的民主改革，「上」無動於衷，「改良」從何談起？「下」能做些什麼？難道還要年復一年、百年復百年地哀求和等待下去嗎？如果「下」不耐煩無限期地等待下去，像清末那樣爆發革命，就是「魔鬼」嗎？既然「自上而下」行不通，為什麼不允許人民大眾「自下而上」呢？當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這條路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摘和反對他們？

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今天國內外迫切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客觀環境，統治者對待民主憲政的態度與百年前極為相似，中共政權和清廷同樣都採用了能拖就拖，能騙就騙的「卑鄙手段」(溫家寶被擲鞋時語)，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比百年前更加汹湧澎湃，今天的中國人民大眾民主呼聲比百年前更加廣泛高漲：百年前全世界只有少數民主國家，今天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百年前中國民主信息的傳播全靠口頭和書信，今天的手機短訊互聯網無遠弗屆；百年前大多數中國人不知民主憲政為何物？今天我們週邊的許多國家已經作出示範，特別是同為中國人的台灣民主選舉深入人心……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比百年前的滿清政府更愚蠢暴虐更滿頇野蠻，百年前的滿清政府雖則對民主化假心假意，尚能提供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一概欠奉，對人民的民主呼聲充耳不聞，吳帮國居然向全世界公稱：「中國不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兩院制、不實行三權分立」；百年前滿清政府雖然死抱中央權力不放，仍然不得不實行地方有限自治，選舉資政局和諮議院；今天的中共政權連鄉村基層選舉都不放開；百年前滿清政府解除「庶人不議」禁令，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今天的中共政權文化專制變本加厲，動不動就禁書封報，抓人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一味強調改良，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要求處於弱勢的人民大眾和處於強勢的統治階級「和解」，顯然是睜眼不看現實的糊塗蟲，充滿幻想的理論家甚至是空頭政治家。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出發點如何，客觀上都是給專制統治者幫忙，說得嚴重些，有可能將中國民主化引向歧途，在純屬幻想而毫無實際操作意義的所謂「改良」、「和解」上耗盡爭取民主的力量。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不外乎兩種選擇：鑒於中共統治者已經明確宣布「不搞西方那一套，不搞多黨制、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也就是說中共根本不打算實現民主憲政。我們要麼一百年、一百年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永遠生活在獨裁和專制的黑暗的統治下；要麼就奮起反抗，「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自己動手從專制者手裏奪取民主權利。

筆者在「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一文中說過，筆者完全贊成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有責任去向人民大眾宣傳採用改良的方法達到民主的目的，但是應該宣傳的對象與其說是人民大眾，不如說是專制統治者，知識階層應該向統治者在理論上文化上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政治改革，但是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大眾要起來推翻他，我們不應持反對的態度，否則就完全站到了統治階級反民主這一邊了。吳帮國的強硬宣佈，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中共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筆者在「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文中說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無論是革命的還是改良的，比如劉波先生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須知歷史進程的方向永遠是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由少數人美好的願望決定的，筆者在同篇文章裏引用過張耀傑先生說的話：「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零八憲章》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六十年統治下，第一次明確地全面提出自己的憲政要求，筆者希望所有中國人能夠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不要互相指摘，更不要互相攻擊，萬眾一心，用各種方式去為民主化作出貢獻，我們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3月21日-3月26日)
(首刋於09年4月6日「縱覽中國」)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附錄：胡錦濤的眼淚 作者：黑白
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整整60年，僅僅一個甲子的時間，中國人卻宛如經歷了從秦始皇到滿清的兩千年歷史：

秦 前的戰國時代、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恰如1949前的戰火連綿；而“焚書坑儒”、“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清朝文字獄，則對應著中國50年代的“反右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殺人沒啥不同；秦、元、明的殘暴程度，基本與文化大革命不相上下；商鞅變法、熙寧變法、戊戌變 法，也都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六四鎮壓”一樣有過陣痛；漢唐盛世、康乾盛世，跟今天的“大國崛起”，恐怕也差別不大。

如果60年 共和國歷史就是這樣濃縮中國歷史的話，今天的中共，恰如末年的滿清，也在猶豫著自我改良，還是被人革命。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宣統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 書中曾回憶道，當年他6歲之際（辛亥革命之后），曾親眼目睹了攝政的隆裕太后（他的母親），與進宮報告革命形勢的總理內閣大臣袁世凱之間，相對而泣、淚流 滿面的情形。

隆裕太后的眼淚，會不會流淌在胡錦濤的臉上？

剛剛結束的中國人大會議上，除了傳誦一時溫家寶沿用的古詩 “莫道今年春將近，明年春色倍還人”，還有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所強調的“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它引發了海內外政治評論人士的強烈批評。 其實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早已經是多年來的客觀事實，今年特別借吳邦國委員長之口特別予以強調，其實是有隱衷的：六四20周年之 際，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借助《零八憲章》，呼吁中國官方開展憲政改革。

這樣的民間壓力，100多年前的滿清皇廷也遭遇過，戊戌變法、百 日維新之后，光緒被囚、六君子就義，康梁出逃日本，繼續鼓吹變法。此段歷史，恰如89學運、六四鎮壓，總書記趙紫陽被囚，學生領袖、六四黑手逃亡美國，繼 續鼓吹民運。當年的梁啟超，作為君主立憲的改良派領袖，撰文無數，向國內傳播憲政改革、君主立憲的理念，加之國內立憲學派（如末代狀元張謇等人）的近十年 共同努力，更改官制、地方自治、設立各省咨議局，直至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出爐。

然而憲政追不上革命，尤其是在政治強人慈禧太后去死造成的權力真空局勢下，立憲的努力、政治的寬鬆與開明，反而促進了擦槍走火的革命。隆裕太后的眼淚，恐怕既是對丟失滿清兩百多年江山的心痛，也是對滿清裹足不前、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的遺憾。

保守者的敵人，不僅僅是改良者，還有革命者；當改良的道路受阻或延誤，革命的能量就會迅速集聚增強；一旦革命成長為魔鬼，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清末預備立憲，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演變成“辛亥革命”的。

革 命是所有政治轉型中，社會成本最昂貴、人民付出代價最慘烈的一種；因此游歷歐洲文明而深諳此道的梁啟超、在批評滿清皇廷、推動君主立憲的同時，也以筆為 劍，論戰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和派”革命黨人。1906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開明專制論》一文，斷言君主立憲式的開明專制是滿清改革的一條較好的道路，為此，他提出了6條原因：

1、中國民智未開，不宜行共和；2、革命后很可能形成軍人專權；3、革命必然引起大亂，混戰不已，貽害無窮；4、孫中山所倡導的“土地國有論”不能實現；5、主權分立的議會政治會導致國家機構的分離；6、革命會導致流血，國無寧日。
此后，梁啟超綜合開明專制和政治革命的論點提出了“不能革命”、“不忍革命”、“不必革命”和“不可革命”等主張，認為革命定會導致專制、暴亂迭興、外國干涉、生靈涂炭，最終導致國家的滅亡。

這些百年前字字珠璣、真知灼見的文章，深刻的預言了辛亥革命之后，百年中國的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天下大亂，日俄干涉和中國淪陷（前后淪陷給日本、淪陷給共產），直到現在，這些文字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00年之后，繼承反帝反清革命道統的中國共產黨，成了當年滿清朝廷的難兄難弟：六四民主運動的血跡漸漸淡去，一群體恤民生、關注社會轉型成本的知 識分子，借助中國立憲百年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紀念，向海內外發布了《零八憲章》，以期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和憲政改革，以立憲改良、而非革命的方 式，促使中國向民主憲政國家轉型。
然而，自《零八憲章》2008年12月份對外公布、憲章組織者劉曉波博士遭到中國官方羈押和軟禁之后，憲章運動就受到了中國官方的嚴密監視和巧妙打 壓，成為近年來觸痛中國官方最大的一件“公車上書”事件。 《零八憲章》不僅受到了民眾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開明群體的支持，黨內觀點的分歧，也正是吳邦國委員長在人大會議上強調“決不搞多黨輪流執 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深層次原因。
《零八憲章》的改良與立憲群體，也正如百年前梁啟超領導的改良與立憲群體那樣，腹背受敵，除了官方施壓以外，還在海外遭遇“改良，還是革命”的激烈論戰。......歷史正在重演著一百年前的一幕。
革命的魔鬼正在長大、尚未成型，立憲與改良的時機仍在眼前，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兩重選擇：是順應民意、開展立憲、國泰民安、中華崛起？還是助長革命的魔鬼，讓后世的史書，流淌著胡錦濤的眼淚？
——《縱覽中國》首發 —— 轉載請注明出處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19, 2009

東施效顰的「兩會」

「莊子．天運」說，古時候有個醜人東施見到美人西施生病皺眉頭的樣子很美，回家就模仿西施皺眉頭，誰知醜上加醜，把旁人都嚇跑了。「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這個典故用來形容今天中共的「兩會」最恰當不過了。眼見世界民主潮流汹湧，國內民主呼聲高漲，美國、台灣的總統大選給中國人民極深的印象和啟發，「零八憲章」呼籲多黨制議會民主，得到廣泛的響應，胡溫不得不一改毛澤東十年八年不開一次黨代會，一人說了算，更將早已是橡皮圖章的人代會政協會扔到一邊那難看的做法，把「兩會」從垃圾堆裏撿出來擦擦亮，一年一度數千人齊上陣演一場勞民傷財的鬧劇醜劇，企圖以假亂真，冒充人家的參眾兩院來欺騙百姓，誰知東施效顰，越演越醜。
首先，所謂「兩會代表」不知從何產生？十三億中國人何時委託他們「代表」自己了？正如李大同先生「“人民代表”代表誰？」裏說的：「我很納悶，這些人是怎麼成為我的"代表"了呢？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北京市民……每隔三年 我可以選一次區人大代表。通常到選舉前兩天，單位發選票的人發給你一張"選民証"，然后有一張紙，上面有三四個人的簡介，每人不超過二百字。看完之后，我除了知道某人是男是女、多大歲數、某黨派成員、在何單位任何職以外，其他一無所知，譬如此人有何政見？有無表達和活動能力？有何正面和負面的記錄等等？ 我更為關心的是，此人通過何種途徑、被誰提名成了不會落選的"候選人"？……此外，我從未聽說過北京市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更不知道全國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只知道如我一樣的公民，對這兩級人大代表沒有投票（選擇）權，屆時卻總是會有我從未聽說過的人 來"代表"我就是了。」這樣的「代表大會」合法性何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正在播出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採訪。她初次參選，就以原居民候選人身分跑遍了全台灣，到過所有的部落，見過成千上萬選民，和他們談過話，握過手，宣傳自己的政綱政見…….當選後全心全力為原居民代言謀福祉，兩者相比，真假民主一目了然。
正因為「兩會代表」完全黑箱作業，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人大代表中「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前兩年，河北省一個作家，認真統計了河北省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組成，結果讓人大吃一 驚，這些代表70%是中共黨員；70%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30%，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人大」早已成了「黨大」，或者「官大商大」。這樣的「代表大會」合理性何在？你能指望這些黨政官員自己來監督自己嗎？在西方民主國家，議員身份有嚴格限制，官員不能當議員是常識，因為二者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同理，議員也不能當官，若要當官必須辭去議會職務。商人、企業家更不要提了，他們有產業利益，所以既不能當政府官員，也不能當國會議員，否則在行政和立法上，怎能杜絕他們以權謀私？
就這樣一些欽點的「兩會代表」也沒少給主子丟臉，零六年全國政協大會，共388人缺席，缺席率達一成七。地方兩會更不成體統，海南省人大會議竟然有兩成缺席，令省委書記衛留成震怒，下令整頓會風。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下台後，被封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港區人大政協委員被視為紅頂港人，可是他們卻落足主子的面子，上周六(3月7日)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126名港區委員只有88人出席，缺席率達三成；而翌日舉行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更只有67人出席，缺席率高達四成四！這像是一個負責任的「議會」嗎？！
其次，這全國數千名「兩會代表」一年一度雲集北京，吃香喝辣，歌舞娛樂，花費鉅額民脂民膏，幹了點什麼有益的事情？看看他們所謂「生動活潑」的各種「雷人」提案吧：有委員提議定牡丹為國花，「向共和國六十華誕獻禮」，「牡丹代表富貴，象徵富國強民」，於是不甘後人者紛紛提出立國服、國劇、國樹、國鳥、國獸、國酒…..可以「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又有委員提議「以女性精神應對金融海嘯」，因為「一隻母雞到了女人手裏，會雞生蛋、蛋生雞……到了男人手裏就成了下酒菜」！有委員提「火車上禁止吃臭豆腐、羊肉串」議案、有委員提「雷鋒精神申報國際遺產」議案、有委員提「2036年西安申辦奧運紀念西安事變一百周年」議案、有委員提「改人民幣為中華元印千元大鈔統一中國刺激經濟」議案……總之，要多搞笑有多搞笑！官辦傳媒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大肆報道什麼「兩會花絮」，宣傳什麼「生動活潑、共商國是」，簡直是不要臉！這像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嚴肅的「議會」嗎？
香港「東方日報」批評說：「當前大陸經濟持續下滑、社會矛盾不斷上升，而這些代表和委員無視國難當頭、卻在那裏跨跨其談、競相提出一些無厘頭的“雷人提案”，粉飾太平。」英國廣播公司則批評大陸媒體有關兩會的報道，「要麼照本宣科官方講話、要麼熱衷八卦新聞，新聞商業化、政治娛樂化。」連稍有良知的國內傳媒都在驚呼：「不要浪費人民血汗、不要浪費議政資源！」廣大網民則對此冷嘲熱諷，稱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吃飽了撐的」、「特權階層和寄生蟲的定期聚會」、「台上沉睡、台下瞌睡」、「一班無聊的人在那裏議論一些永遠沒有結果的話題」、「重兵把守、帷幕拉開、鑼鼓齊鳴、大醜小醜、粉墨登場」，最雷人的是一首名叫「啥叫“兩會”？」的打油詩：
記者問：啥叫“兩會”？
農民代表答：會養豬、會交配。
工人代表答：會掙錢、會消費。
民工代表答：會討薪、會下跪。
保姆代表答：會做飯、會疊被。
退休代表答：會健身、會養胃。
小姐代表答：會上床、會收費。
藝人代表答：會炒作、會陪睡。
文人代表答：會抄襲、會拼對。
商人代表答：會賺錢、會逃稅。
官員代表答：會撒謊、會受賄。
這才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真實寫照。表面看會外一片旗海、會內一片掌聲，好不風光得意，其實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到了普通老百姓對所謂「神聖莊嚴的最高議政殿堂」都如此冷嘲熱諷恨之入骨的地步，這個政權離倒台還會遠嗎？墨子說：「國之將亡，必有七患」，其中「財政之患」說：「分配不公、鋪張浪費、窮盡民用」；「內政之患」說：「仕皆漁利，修法禁言，不問國是」；「國君之患」說：「閉門自大，標榜先進，坐以待斃」；「政權之患」說：「民無食用，國無賢能，賞罰失威」……有網友在下批道：「中共一條不落」(每一條都切合中共)，可見民心。近來網上流傳著一段：「胡溫不可不看的錄像」，來自於當年羅馬尼亞人民拍攝的實況錄像「齊奧塞斯庫的垮台——羅馬尼亞七日革命」，1989年12月21日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還慷慨激昂地在黨中央大褸陽台向廣場上十萬群眾發表演說，四天後就被憤怒的人民群眾拉下台並丟了性命，實在是「胡溫不可不看」。據說中共八老看了以後有人說：「這就是不堅決鎮壓反革命的結果」，鄧小平搖頭說：「不，這是不為人民辦事的結果。」胡溫若是聰明的話，就應該記住鄧小平的說話，記住齊奧塞斯庫的教訓，別讓眼下的掌聲鮮花迷惑了。是時候改弦更張，做中國的戈巴卓夫了，如李銳等九十老人所期望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否則就只有做齊奧塞斯庫了。
(寫於09年3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4月號「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