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博客留言

不知名先生：
謝謝留言，謝謝贊同中國必須民主化。但我不同意你站在統治者立場說的「恩威並濟」和「民主與極權的平衡」。自由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沒有權利對人民「恩威並濟」；人民大眾需要的衹是民主，不需要任何極權，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與極權的平衡」！
習近平身為國家領導人，卻公然對全世界造假學歷，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今日全中國假學歷、假食品、假藥物......泛濫成災，怪誰？！國民黨尚有一點羞恥心，共產黨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有的祇是蠻不講理，顛倒黑白。國民黨都垮台了，共產黨能不垮嗎？
我並不「睿智」，但我有正義感，我也並非「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我博客上200多篇文章均在海內外報刋雜誌公開發表，我不明白您要求我投入「政治的修羅場」是什麼意思？用共產黨的話來說，我是「拿起筆作武器」。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說：我們每一個人能夠為中國民主化做些甚麼？就去做什麼！我已做到了，雖然做得還很不夠，但問心無愧，謝謝你的指教。
李大立上
27/5
香港

Anonymous has left a new comment on your post "王儲如此素質，國家有何指望？":

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學習...

十幾億的人口，民主素質不是幾個人喊一喊就解決問題了...

恩威並濟一向就是崇尚中庸的中國政治智慧。

所以，取得民主與極權的平衡才是適合中國的政治模式。

習近平的言論，不過是酒後對之前國外媒體攻訐中國的怨言罷了!

就算習失言，其實也沒必要將話題無限上綱到共產黨下台,

我想這才是作者真正想表達的究極意念，這實在沒啥意義...

咒他們下台都不知道多少人講了多少年了? 有用嗎?

而且閣下這麼睿智，為何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

卻不願投入政治的修羅場，苦其心力為民請命呢?



Posted by Anonymous to 李大立博客 at May 26, 2009 3:17 AM

荒原：“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读李大立“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有感

文章摘要: 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作者 : 荒原,

發表時間：5/9/2009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任重而道遠——祝賀馬英九總統任職一周年

(應香港自由社團聯盟邀約而作)

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從台灣來的資深總編喻舲居先生有一次半開玩笑地稱我為「國民黨世家子弟」，實不敢當。可能因為我祖父容伯挺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老同盟會員，擔任過廣東省國民黨部總務主任和省議會議長、姨公梁寒操、徐志道又分別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長和保密局長的緣故。大陸淪陷時父母沒有聽從他姨丈梁寒操的勸告去香港台灣，留在大陸，不但自己吃了很多苦，文化大革命中雙雙被監禁，幾乎丟了性命；子女們也受連累，被視為階級異己分子，吃盡苦頭。所以我從小就對國民黨有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心情，但是一直都沒有發生過任何聯繫，直至上月在香港參加「蔣經國先生百歲壽辰慶祝會」，才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國歌，在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下照了兩張相，須知道，若是在毛澤東時代，光是憑這兩張相，就足以讓我性命不保。

正因為這樣，我對台灣民主化和國民黨重掌政權有著與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看法，近日我的博客收到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的留言說：「李先生，你有所不知，台灣馬英九正在將“民主政府”改變成“黨主政府”。」根據是「馬英九邀請政府部委首長列席國民黨中常委會議。」筆者認為，光憑這一點不應下這個結論。如果馬英九要求(而非邀請)所有部委首長(包括非國民黨員)在任何時間，或者要求他們中的國民黨員在辦公時間內列席中常委會，則犯了「黨國不分」的錯誤，值得批評；但若邀請他們中的黨員在辦公時間外參加黨的會議，則無可厚非。此外，我覺得評價一個政府的業績，應該將眼光放在更大的事情上。

5月11日台灣時評家江春男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說，馬英九就職周年前夕，好事連連，擋也擋不住。台股拿下三個第一：近三個月漲幅全球第一、外資亞洲買超第一、成交值周轉率第一。企業定單增加，無薪假減少，出口最艱困時期已過去了。 在兩岸關系方面，閘門大開，善意涌來。陸客從每天三千人的上限，突破到七千人還擋不住，比去年多了好幾倍，共同打擊犯罪、司法互助協定、 WHA觀察員、放寬大陸配偶居留就業權利、放寬陸資來台投資上限，一步一步往經貿正常化前進。前日馬英九還加碼拋出兩岸互設機構的熱氣球，政治議題也快端 上枱面了。 在內政方面，台中縣市要升格，高雄縣市升格也有望，台北縣要不要升格，全在馬英九一念之間，三都十五縣的政見，可能提早兌現。

馬英九兼任黨主席后，年底選舉勝券在握，他的聲望必可一飛沖天。相反的，陳水扁在法庭上發抖腿軟，幾乎跪地求饒，民進黨陷入內憂外患的雙重危機， 文章說，環顧世界，各國領袖都焦頭爛額，像馬英九這樣得心應手、志得意滿的實在少見。

筆者曾經在中共獨裁專制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曾去過台灣，就親身的體驗對比兩岸的歷史和現狀，我完全理解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對過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憤恨，也理解她對國民黨政府走回頭路的擔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馬英九就過去國民黨實行過的白色恐怖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對「二二八」死難者再三表示謝罪，給予所有死於白色恐怖的同胞賠償，請求全體台灣人原諒…….可是反觀中國大陸，共產黨對他統治下六十年死於紅色恐怖的數千萬大陸同胞，不要說認錯和悔改了，連最起碼的檢討和自責都沒有，反而恬不知恥地自稱「偉光正」，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兩相對比，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國民黨共產黨誰優誰劣，不是一目了然嗎？

馬英九的「不沾鍋」廉潔品德，非熱衷貪腐的陳水扁可比，更非放縱子女鯨吞國有資產的中共領導人可比。假若對比一下兩岸三地的現狀，你就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化是中國人中最先進的，香港的半民主比不上，大陸的專制獨裁更比不上。台灣的民主化還年輕，需要不斷地探索，更加上特有的族群矛盾，令民主進程倍添困難。民進黨通過普選實現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化的成功的標誌，可喜可賀。但是由於該黨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民主素質跟不上，以至執政八年政績不佳，領導人陳水扁貪污腐敗，這不是民主化的錯，而是說明民主憲政的實現必須要有充分的公民意識作社會基礎，才能夠健康成長。數遍兩案三地的領導人，唯有馬英九先生最具民主素質，他的肩上不但擔負著堅守台灣民主憲政的重任，還擔負推動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不容推辭的責任，擔負著全體中國人的民主期望，任重而道遠。筆者期望馬先生在餘下的任期以及整個政治生涯中，為兩岸三地的民主憲政，為全體中國人作出更大的貢獻。

(寫於09年5月12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5月20日香港自由社團同盟「慶祝馬英九總統就職一周年大會」特刊)

　　

不要把革命和民主對立起來

中國與世界各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有著數千年頑固的封建專制傳統，它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每個角落，甚至深入到很多人血液和骨髓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因而中國民主化是一項很艱巨的系統工程。對此大家有着不同的想法很正常，筆者不是喜歡爭論，更不是喜歡批評別人，但有時候看到有的說法對中國民主化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就忍不住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就一定正確，但我樂意講出來，與大家分享，希望能引起廣大讀者的重視和討論，大家一起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

貴刋4月30日肖利軍先生「認清民主與革命的有關問題把握好中國民主變革的方略」(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30073354.shtml)就是一例。肖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比如分析革命和改良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指出中國大陸民主變革的方略是：做好民主理論的研討、啟蒙和宣傳、做好民運及有關社會群體靈活多樣的整合、積極爭取自由，努力維護人權等等，筆者都非常贊同。但是，不得不指出肖先生或許還有他代表的一大批人，將革命和民主對立起來是非常錯誤的。

肖先生的文章開首就說：「一個時期以來，對於中國大陸如何搞民主主要有兩種理論傾向，一種認為要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甚至不排除暴力革命。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那麼，哪種方式是正確的選擇呢？還有沒有其它的方式和途徑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民主與革命的社會條件，相互的異同及其關系……」然後通篇詳細地分析「民主和革命的社會條件」、「民主與革命的不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互關係」……顯然，肖先生把民主和革命兩個不同的矛盾混為一談了，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人民大眾，以為革命和民主是互相對立的，從而一概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使民主化走上迷途。

眾所周知，革命和改良是一對矛盾，而民主和專制又是另一對矛盾，不可混為一談。前者指的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方法，或者說改變社會制度的過程；後者指的是社會制度的本質，或者說改變社會的目標。革命是指社會制度迅速急劇的改變、他可以是暴力革命，也可以是顏色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改良指的是社會制度緩慢持久的改變，往往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主動方在當權者。民主指的是人民群眾通過普選、議會(代議制)和多黨制等直接間接的方式管理國家，人民大眾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專制指的是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小撮人手裏，人民大眾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可見他們是兩對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肖先生的文章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概念的混亂，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讀者。比如肖文說「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顯然是把改良和民主等同起來；肖文雖然沒有直接說革命等於專制，但說「革命主要靠槍杆子，靠軍事斗爭。…..用極端、暴力的方式去實現自己，往往革命後又形成新的專制。」很顯然肖先生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是專制；又比如，肖文說「民主革命可導致社會民主化，這種革命的社會後果與其它革命不同。」「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裏所說的「民主革命」似乎想表達的是「(非暴力)顏色革命」。肖文有時候又說「實現民主」、「建立民主」，這裏所說的「民主」應該是指「民主制度」，又是另一種意思。而其他情況下肖文通篇所說的「民主」，其實都應為「改良」；而通篇所說的「革命」，則僅僅局限於「暴力革命」。即使如此，肖先生的文章起碼有如下的幾個問題，值得大家重視和發表意見：

一，改良不等於民主。如果拿改良的過程來說，因為它是自上而下發動的，參與的往往衹是少數的當權者開明派和知識菁英，肖先生也承認「社會對革命的參與性許多時候大於對民主的參與性。」所以，改良相對革命來說，他的民主程度反而遠不如革命。如果拿改良的結果來說，則更不能說改良就一定能達致民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也在不斷地改良，有些是重大的改良，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

二，同樣，革命也不等於專制，如果拿革命的過程來說，因為往往是自下而上發生的，肖先生也說「當社會條件具備時，參加革命的人會很多。」特別是革命醞釀和開始發生的時候，群龍無首，就更需要也更體現了民主。比如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的初期、甚至六四天安門運動都很民主。如果拿革命的結果來說，革命也不必然導致專制：美國的獨立戰爭、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都導致了了民主制度的建立、近年的羅馬尼亞七日革命、前蘇聯及東歐的顏色革命都導致了專制制度的崩潰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況且，革命不等於只有暴力革命，還有非暴力的顏色革命，因此，肖文將所有的革命理解成暴力革命就未免失之偏頗。肖先生和不少人認為革命必然導致專制的結果，所謂「以暴易暴」，那是因為衹看到了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而沒有放眼看到世界的歷史；或者因為只看到過去的中國，而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一百年前李鴻章已經說過：「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過的大變局之中」，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才剛剛開始覺醒；一百年後，經過無數的挫折失敗，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打著民主的旗號，發動暴力革命，結果造成空前的專制災難，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最深刻的教訓。相信今天即使再有人想當毛澤東，發動暴力革命全面內戰，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當炮灰了，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警惕任何人借民主的名義搞專制。同時，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已經實行民主憲政，現代通訊手段突破所有疆界，人民的民主意識空前高漲。所以，今天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暴力革命，而革命導致民主的結果遠遠地大於專制。
四，肖先生論述「民主與革命的共同點：發生的基本社會矛盾」也有問題。肖文說：「自從階級社會形成至今，民主與革命都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基本社會矛盾尖銳化後發生的，衹不過其它革命是同一生 產方式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民主及民主革命是新生產方式中的新生產力同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與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系的矛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基礎上，具備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就發生革命，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形成民主，有時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一段話不知所指何謂？除了上面指出的混淆了「民主」與「改良」、與「民主制度」、與「顏色革命」之外，肖先生還引述了一種新的概念「新、舊生產方式」，筆者認為所謂「新生產方式」比如大規模機器生產、所謂「舊生產方式」比如個體手工作坊的概念，已經包括在「生產力」一項之內，完全不需要在已經問世數百年的政治經濟學中加入新的概念，也不需要使用如此冗長句子令讀者費解。
此外，筆者斗膽對共產黨捧為聖經的馬克思主義將革命產生的原因、甚至「資本主義滅亡」的理由單純地歸結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無法解決」提出一點異議。筆者認為無論通過革命還是改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原因，除了要解決物質生產(即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之外，還要解決精神享受(自由和專制等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就比如今天的中國，壓縮了公有制，擴展了私有制，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經濟發展了，但是社會專制和個人自由、政治獨裁和民主憲政的矛盾並沒有解決，馬克思所預言的「革命」(包括顏色革命或者改良，總之是社會變革)仍將發生。
最後，肖先生說「在中國大陸不應立即搞革命，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也很值得商榷。如果肖先生所說的「搞革命」指的是像毛澤東一樣暴力革命全面內戰，筆者當然也不贊成，正如前面所說，任何人也搞不起來，因為世界形勢已經大大不同，中國人的思想面貌也已經大大不同。但是如果肖先生指的是民間各種各樣的民主運動，包括顏色革命的發動，則筆者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革命是否會發生同時取決於中共當政者對民主普世價值接受的程度和人民大眾民主訴求強烈的程度。但是鑑於中共靠武力而不是選舉獲得政權，本身就缺乏合法性，人民大眾要求還政於民天經地義，如果他們死抱權力不放，人民有權力通過革命推翻它。又鑑於中共歷届領導人均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希望他們像戈巴卓夫、葉利欽、蔣經國和李登輝那樣實行民主改革機會甚微，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大眾的民主覺醒，向他們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進行民主改革，所以筆者很贊同蕭先生說的「做好有關民主化的外圍和基礎工作」，而這個民主啟蒙的工作，應該包括軍隊，直到有一天他們像清末的「新軍」一樣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至於說「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同樣不知肖先生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如果肖先生認為中國民主化應該通過改良逐步推進，筆者十分贊同。問題是中共根本不願意這樣做，吳帮國就在「兩會」上公然向全世界宣布：「絕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制、不搞西方那一套。」但是如果肖先生的意思是好像有人曾經提議的那樣，中共中央加上少數民主黨「精英」組成「參議院」，胡錦濤任議長；或者二十年內只有中共黨員有選舉權，禁止其他政黨活動；或者用「國企」向中共「四代領導人及其後人」贖買民主……..筆者都曾經在貴刋發表文章批評過。筆者認為，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所謂民主方案，都不是真民主，因為它們都保留了某些人政治特權，而人民大眾要求的具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是人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力。在這裏，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提出實現民主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與實現一種不公平不普及的假民主之間的區別，千萬不能上當，讓中國民主化走入歧途。
以上的一孔之見，請肖先生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寫於09年5月2日-5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18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及保持完整)

到底是書讀得少

昨天看到報紙，成龍大哥在中共.舉辦的「博 鰲 亞 洲 論 壇」放出高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所以很亂，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既感到震驚又感到難免。震驚的是二十一世紀了還有人甘願做奴才；感到難免的是大哥書讀得少，前幾年說過「台灣選舉是天大的笑話」，今天說出這句話也不出奇，類似的驚天高論相信以後還會陸續有來。
成龍大哥錯在看問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實質。香港台灣經常有群眾集會示威遊行，議會上也有激烈抗爭甚至肢體行動；中國大陸卻只有一種聲音，「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表面看來，一「亂」一「治」。可是兩者卻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說明人民大眾有自由表達意願的權利，而後者則說明人民大眾沒有這種權利，所以才「鴉雀無聲」。連鄧小平都明白：「怕就怕在鴉雀無聲」，因為這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群眾不滿情緒一旦爆發起來就不可收拾了，成龍大哥連這一點都不明白，比鄧小平差遠了。你說香港台灣「亂」，可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生活在這裏卻很安心，很舒心，因為我不用擔心喝了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了毒食品、或者像大哥所說的買了會爆炸的電視機黑心貨……，我在這裏可以自由思想、可以暢所欲言。而在大陸，你說每一句話前得考慮這句話能不能講？你吃每一樣東西前得擔心有沒有毒？你做任何商業活動前得提防是否會上當受騙？你和別人交朋友前得憂慮是否會被出賣？……到底誰「亂」誰「不亂」？
大哥還錯在動不動就將自己牽扯到別人甚至全體身上。十年前自己種下了龍種，卻說「衹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將「天下男人」都說成是和他一樣的風流和不負責任，得罪了「天下男人」而不自知；現在自己想做奴才，又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再次犯了眾怒，實屬不智，可憐的是成龍大哥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成龍大哥的驚天之語一出，隨即創下了「蘋果日報」跟貼的最高紀錄，可見眾怒之盛。筆者瀏覽了一下，數百條中英文跟貼中只有兩三條表示支持或部分贊成，其餘全是激烈反對。其中有幾條頗有意思，YSChinn寫道：「讀得書少，一朝得意，語無倫次。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四肢發逹，頭腦簡單。人品惡劣，該等人物，當時得令，正是現今這個社會特色。中共正需要該等角色，俾個政協委員佢做啦!坐埋都係差唔多料架啦。」另一位9797寫道：「Put Jackie Chan into mainland labour camp.」誰都知道，成龍大哥六歲從一個貧寒的家庭出來，奮鬥至今成了國際巨星，全賴香港的自由制度。有大陸朋友留言「 設想一下，如果上天讓您投胎香江另一岸(即中國大陸)，恐怕你連在博 鰲大放厥詞的機會都沒有！」有更直接的說：「如果成龍覺得香港太亂，中國人需要管，何不移民回大陸？」一句話就問倒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成龍大哥！
一個人的素質很大程度取決於教育程度，成龍大哥六歲出來拜師學藝，「嚴師出高徒」，從小就在別人的嚴格管束以下成長，養成了「需要管」的習慣，今天說出這樣的話來不足為奇，但你不能「推己及人」牽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章貽和「往事並不如煙」裏說她父親章伯鈞先生這樣評價過毛澤東：「金鑾殿是坐上了，舉手投足還是一個農民。」外國人也說：「非經三代人不能出貴族。」意思都是說一個人的素質教養要經過長期的栽培，特別要讀得書多，盡可能吸取人類文明的成果。香港演藝界普遍素質偏低，艷照門、藏毒吸毒、……層出不窮，前些年還有一位影帝為六四殺人辯護，輿論大嘩，有勞女朋友出面澄清。而香港社會有一個畸型的現象，就是追星族泛濫，涵蓋各年齡各階層，有些的青少年還為此荒廢學業，實在令人痛心。期望香港演藝界努力提高自我，為青少年作出表率；也期望香港人能選出真正能代表香港的旅遊大使，是否電影明星？有沒有諧趣工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代表香港人民主自由的訴求，認同普世價值，為香港樹立一個正面的應有的形象。
(寫.於09年4月20日)
(www. 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號「開放」雜誌)

民主雖是「好東西」，不能拿來做買賣

閱4月17日郭生祥先生大作「本世紀最后一次大買賣——建議向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贖買民主」 (全文附後)，驚訝不已。中國人的想像力真豐富，這樣的餿主意居然也想得出來！鑑於作者自己說「我估計這個建議會被左右兩派打死……」，可是迄今為止未見有任何左派右派出來說一句話，更不用說「打死」了，總不成偌大一個中國無人出聲，筆者只有枉作小人了。

說驚訝，不如說好笑。雖然中共也開始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了，但民主不是實物，怎能拿來做買賣？從來民主就是靠人民大眾團結爭取得來的，從未聽說過可以用錢買回來的。
一，民主既是社會制度、管治模式，又是一種普世價值和意識形態，不是實物，怎麼能拿來做交易？如何去議定價錢？
1，郭先生提出第一步用「國企」向「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贖買「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趙曉曾撰文〈中國大陸 財產過億富豪91％是高干子弟〉稱「現今中國大陸0.4％的人擁有70％的財富」；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三千兩百二十人，其中兩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他們擁有資產二萬四百五十余億元。」這個「70％的財富」顯然已經包括了絕大部分的「國企」了，不需郭先生贖買，「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早已擁有了，可是民主在哪裏？
2，郭先生說贖買「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請問，世上有「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嗎？郭先生可否舉出一例，哪一個國家的民主政府需要在哪一個「黨」領導下？請勿搞錯了，奧巴馬美國政府並非在「美國民主黨領導下」，台灣馬英九政府也絕非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民主國家的民選政府不需要任何政黨「領導」，他們絕非向執政黨負責，而是向全體公民負責。
3，若有「黨領導下的民主政府」，那還叫「民主政府」嗎？那叫「黨主政府」！郭先生說「具體體現在以下四項基本原則：選舉時候堅持黨的組織管理、執政的時候堅持黨的監督、彈劾的時候堅持黨 的民主集中制、交接過度的時候堅持黨的統一安排。說白了，就是採取（一黨執政+民選政府）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而且對於執政黨的權力採取：不搞兩黨政治、不搞議會選舉、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這樣的政府，現今的中共政府就是現成的，還用得著花錢來贖買嗎？
4，郭先生說第二步是「全體國民統一交一種政黨稅，以換得天下採取政黨政治」具體而言則是「交一種開放黨禁稅，方可自由組黨， 形成相互制衡的政黨政治。」請問：這「政黨稅」是多少錢？你第一步已經將「國企」賣光了，第二步還要把「民企」賣光？把老百姓口袋裏的錢統統都挖出來奉獻給「四代領導集體及其後人」？這「偉光正」的莊嚴憲法不是明明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嗎？怎麼還要「交一種政黨稅，方可自由組黨」呢？世上有哪個國家有這種「政黨稅」，莫非又是「中國特色」？
二，英國的光榮革命不是通過贖買向王室取得議會投票權；中國的辛亥革命也不是用贖買換得清廷退位。
郭先生說「贖買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英國有王室制度，英國的光榮革命其實就是通過贖買向王室取得議會投票權。」又說「百多年前，袁世凱用一個半途而廢的贖買還換得了一個清廷退位，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1，郭先生搞錯了，英國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是指英國一場和宗教有關的非暴力宮廷政變，發生在1688年到1689年。簡單經過是：1685年英皇詹姆斯二世不顧國內普遍反對，委任天主教徒擔任公職。1688年企圖廢除女兒瑪麗的皇位繼承權，傳位給剛出生的兒子，引起民憤。於是，兩資產階級政黨邀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蘭親王威廉和女兒瑪麗共同統治英國，威廉率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詹姆斯二世倉惶出逃，議會重掌大權，並通過「權利宣言」，規定國王未經議會同意，不得有任何超越法律規定的行為，從而結束了近半世紀議會和國王的鬥爭。衹因這場革命沒有人命傷亡(bloodless)，所以才稱為「光榮革命」，自始至終根本不存在郭先生所說的「其實就是通過贖買向王室取得議會投票權。」
2，關於辛亥革命迫使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遜位」，同樣也不是贖買的結果。武昌首義之後，各省紛紛響應，清政府眾叛親離，不得不請出先前被廢的袁世凱。袁稱病不出，清廷任令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大權到手後袁才答應出山。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提出三條件：停戰、迫清帝退位、選袁為大總統，與革命軍議和。1月16日袁世凱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同盟會京津分會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遇難。17日袁派人向革命黨人表示效忠革命，要求革命黨人不要再對其進行暗殺活動。20日，南京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正式提出清帝退位優待條件。22日，孫中山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己即行辭職，讓位於袁世凱。袁世凱得到這個保證後，便進行逼宮。2月6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退位《優待條例》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例包括：
• 一，大清皇帝尊號不廢，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
• 二，民國每年撥四百萬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
• 四，清王室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並由民國派兵保護。
• 五，德宗（即光緒）崇陵所有產用經費由民國支出。
• 六，宮內執事之人，繼續留用，唯不得招閹人。
• 七，皇室私有財產，由民國派兵保護。
• 八，禁軍編入民國陸軍。
從以上所說的清帝遜位經過，完全可以看出清廷之所以交出政權，並非因為有「優待條例」，而是因為辛亥革命成功，清政府已經無力反撲；而「優待條例」則不過是善後工作，絕非用來贖買政權。郭先生稱為「半途而廢的贖買」未知是否指十幾年後張勛復辟，溥儀企圖恢復帝制不遂，被趕出紫禁城取消年俸？由此，更可反証清廷是絕不甘心交出政權換取「優待條例」的。郭先生不妨動腦筋想一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哪個統治者願意拿出整個國家來被你有限的金錢贖買？今天的中國權貴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上盡情地搜刮掠奪，會甘心情願地被你贖買嗎？况且正如前述，不需你郭先生拿「國企」來贖買，早已是他們囊中之物了，郭先生這樣的想法和建議也太天真了一點了吧！
三，「江山社稷」不是私產，靠武力奪取的政權沒有合法性，對非法的佔有根本不應談什麼贖買，而是應該物歸原主。
郭先生說「今天新中國的江山社稷據說是四代領導人打下的，第一代解放我們，第 二代改革開放我們，第三代三個代表我們，第四代科學發展我們。四代領導人給了我們一個新中國，所以理所當然地應該“打江山、坐江山”」、「從功勞上講，整個國家都是他們的，老百姓把一點國有企業作為贖金完全交給他們，那又有什麼大驚小怪得呢？」
1，請問「江山社稷」到底是公產還是私產？都二十一世紀了，全世界民主憲政已成了普世價值，連小國不丹這樣的世襲王朝，都已放棄專制改行民主，全世界大多數政府都是用選票選出來的，只有中國這樣的野蠻國家才是靠武力打出來的，郭先生至今還抱著「打江山，坐江山，理所當然」的觀點，是否落伍了一些？
2，郭先生提出贖買民主，最根本的錯誤在於是非不分，善惡不明。請問假若你被強盜搶了，不去訴諸公理，反低聲下氣掏錢求搶匪贖回財物，豈非默認強盜搶之有理？如果郭先生願意這樣做，那是他個人的事，請勿扯到全體中國人頭上。「江山社稷」本來就是公產，只不過被中共這幫土匪強盜憑武力搶了去，六十年了數千萬中國人慘死於其統治之下，現在人民大眾覺醒了，向他們討回屬於全體中國人的「江山社稷」，有何不可？為甚麼還要挖盡血汗錢向他們贖買？
3，郭先生提出的贖買民主，和其他國家政府贖買私人財產性質完全不同。比如台灣的和平土改，分得土地的農民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加上政府用沒收日資的工業股票贖買地主的土地。台灣的做法是建立在承認地主的土地私有權，承認地主對土地合法佔有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盡可能平等的基礎上公平交易，雙方你情我願，皆大歡喜。而郭先生提出的「贖買民主」，因為中共政權缺乏合法性，對不合法的佔有根本就不是交易的問題，而是應該物歸原主。
4，相比之下，中共對大陸地主採用肉體消滅，沒收一切田地財產的做法，表明其本質上不過是一群土匪強盜。在城市裏對資產階級客氣一些，採用過贖買政策，但是卻真「半途而廢」了，文化大革命停止支付定息。對私有財產採取這樣的雙重標準，中共無論如何難以自圓其說。引伸到國際上，中共對外國資本同樣採取沒收政策，導致外國凍結所有中國國外資產，禍及國民政府。「改革開放」後為引進外資，居然提出請外國贖買原來屬於他們而被中共沒收的財產，比如上海外灘匯豐銀行。和中共談贖買？還是等他們學會尊重別人私有財產再說吧！
四，中共堵死了改良的道路，死抱權力不放，其結果必然是被革命推翻。
郭先生說：「否則，一個不退，一個不干，總是談不籠，又不談錢，雙方都要面子，結果最后還是武力相向。」「每次戰亂，僅以中國歷史上朝代興替為例，都讓中華民族倒退到歷史的起點，差不多300年一個周期的文明都毀掉了，近15代人的心血就 算是白費了。所以呢，用這300年、近15代人的心血贖買吧，民主也是沒有免費午餐的。再不要小氣了，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
1，中國民主進程沒有進展，並非因為「總是談不籠」，中共根本就不願意談，他封殺一切民主呼聲，《零八憲章》還未發表，就已經把劉波抓了去。吳帮國更在兩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不搞議會民主，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西方那一套」。更不是什麼「雙方都要面子」，中共要的是權力，只有保住政權，才有特權，才能為所欲為；人民大眾要的是民主，要求還政於民。所以結徵不是「談 不籠」、「要面子」，而是根本各自的訴求南轅北轍，沒有任何共同點，沒有任何談判的基礎，因此也就沒有任何談判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郭先生提出談判贖買民主，衹可視作政治幻想，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2，中共堅持死抱權力不放，不願改良，最後必然導致革命。但是時代變了，六十多年前中共那種全面內戰不可能再發生，即使有人想當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當砲灰了。現代的革命，顏色革命多於暴力革命，羅馬尼亞的七日革命、蘇聯東歐的天鵝絨革命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別看中共擁有幾百萬軍隊，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也不過是「紙老虎」，他本人臨死前都認識到「民心不在我們這邊，你們不信，反正我信。」軍隊是由平民組成的，社會不公、階級矛盾必然會反映到他們身上，當年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不就是清廷下大本錢建立的新軍嗎？
所以，奉勸一切現代改良派，還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只有像辛亥革命一樣迫得清廷走投無路，才會願意交出政權來的。民主從來就是靠人民大眾團結爭取得來的，不是可以用錢買回來的。
以上各點，請郭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09年4月23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自由聖火》5月2日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附錄：
本世纪最后一次大买卖——建议向四代领导集体及其后人赎买民主
作者：郭生祥
2009年4月中旬的凤凰卫视在讨论国企利润10%上缴，那剩余的90%到哪里去了呢？显然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还是明知故问的问题。
鉴于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在大陆怎么被讨论，就冲着那偷偷摸摸地劲儿，于是，我想大胆地建议，把这些国有企业全部交给新中国的功臣们，相当于老百姓向他 们交了赎买民选政府的赎金。我估计这个建议会被左右两派打死。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我的建议符合政治理性、交易文明、实事求是，充满普世价值的道德标准和情 怀。
赎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英国有王室制度，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实就是通过赎买向王室取得议会投票权，王室交出部分权力，人民交出部分财产。那王室凭什么 有那些财产，因为天下是他的。那交给王室的财富不就等于是人民向王室赎买选举权的赎金。今天新中国的江山社稷据说是四代领导人打下的，第一代解放我们，第 二代改革开放我们，第三代三个代表我们，第四代科学发展我们。四代领导人给了我们一个新中国，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打江山、坐江山”。
从功劳上讲，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老百姓把一点国有企业作为赎金完全交给他们，那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得呢？而国企如果产权明晰到了个人、政党，那肯定具有更高的财富创造能力，其实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第一步，先赎买政府选举权。这是为了稳妥、稳定起见，尽管赎买了选举政府的权力，但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为了 老板们的放心，这个民选政府还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政府，具体体现在以下四项基本原则：选举时候坚持党的组织管理、执政的时候坚持党的监督、弹劾的时候坚持党 的民主集中制、交接过度的时候坚持党的统一安排。说白了，就是采取（一党执政+民选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而且对于执政党的权力采取：不搞两党政治、不搞议会选举、不搞两院制、不搞三权分立。
第二步，在第一步成功的基础上，再赎买政党政治的权力，这次是全体国民统一交一种政党税，以换得天下采取政党政治，具体为两党或多党定期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政治、两院制、三权分立、三级政府和落实一切普世价值。
总之，全中国人的民主分两步走，也就是赎买也分两步走，先用国企赎买一个党领导下的民选政府，算是半民主，第二步交一种开放党禁税，方可自由组党， 形成相互制衡的政党政治。这种税相当于赎买政党政治。两次赎买，平稳过度，换得一个普世价值，那对中华民族也是很划算的一个买卖。
我算了一个帐，表面上这个赎买成本很高，实质上成本最低，因为任何其它形式其代价都避免不了有流血和冲突的可能。否则，一个不退，一个不干，总是谈 不笼，又不谈钱，双方都要面子，结果最后还是武力相向。如果流血在不怕死的人看来不要紧、还节约了资源、更具有经济价值的话，那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却是 不可小视的。每次战乱，仅以中国历史上朝代兴替为例，每一次都让中华民族倒退到历史的起点，差不多300年一个周期的文明都毁掉了，每近15代人的心血就 算是白费了。
所以呢，用这300年、近15代人的心血赎买吧，民主也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再不要小气了，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
百多年前，袁世凯用一个半途而废的赎买还换得了一个清廷退位，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呢？现在我们用真心、用立法制定赎买策略，应该可以再换得一次民主选举了。马上有人否定我，那时因为全国内忧外患，袁世凯利用孙中山北伐的阵势才吓得清廷退位的。现在呢？
我说，现在内外民心到处是这样的，难道非要再打枪打炮吗？赎买难道不是最理性、最公平的交易吗？何况，实现这朴实价值对谁都是受益无穷的呢？
如果赎买金不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华侨曾经是中华民国之母一样，那今天的华人还可再次可解囊相助。
2009年4月16日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April 17, 2009 关键字: 赎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