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分清楚孫中山和毛澤東——再致施化先生

筆者與施化先生素不相識，無意任何意氣之爭，唯覺施先生的唯改良觀代表了一種思潮，對中國民主化影響至巨，不能不就許多原則性問題發表筆者的觀點，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視和討論，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都強調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暴力革命者，其在「百年中國選擇途徑 」說：「外表看起來孫中山和毛澤東的革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不少差異，比如孫的民族，民權，共和，毛的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其實本質沒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滅掉一種現存政治力量。」施先生在這裏祇看到了(暴力)革命手段的相同，而沒有看到產生這種革命手段的政治環境的不同。更沒有看到兩種革命的目標完全不同。

筆者在其他文章裏已經分析過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之所以選擇暴力革命形式，是因為當時客觀的政治環境不容許改良。滿清政府面對全國人民的民主要求，從一開始血腥撲滅康梁改革維新，到後來迫不得已搞假立憲真獨裁，孫中山先生看出了這腐朽的政權已經無藥可救，唯有推翻他才能實現民主，於是發動了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袁世凱北洋軍閥倚武力奪取革命成果，一心復辟帝制，暗殺宋教仁，扼殺國民黨，孫先生寄望的多黨制議會政治同樣未能實現，在屢戰屢敗中才找到了一條暴力革命的道路，期望北伐戰爭能夠打倒北洋軍閥，建立民主共和國。可是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怎能不引起強烈的反彈？毛澤東在湘南搞的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毛澤東當時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反革命，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而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論」。不幸的是毛澤東的錯誤做法卻因日本入侵而起死回生，甚至最後得逞，讓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民主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不但二三十年代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必要，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政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為自己經過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可以歸納說因為滿清和北洋軍閥政府完全沒有誠意民主共和，孫中山先生才不得發動暴力革命；而當年國共合作進行北伐，共產黨完全沒有必要搞所謂土地革命的暴力革命，抗戰勝利後，已經具備了國共合作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國的條件，共產黨也完全沒有必要再次進行暴力革命。

其次，從革命的目的來看，孫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和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也完全不同。孫先生革命的目標是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是民主共和的本質，建國大綱詳細規定了多黨制、議會政治、全民普選的具體實施細則，這是民主共和的路線圖。相反，毛澤東革命的目標是「共產黨領導下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本身就與民主共和背道而馳的。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全體人民各黨各派的，怎麼能規定必須在某一個黨「領導下」？民主共和國是屬於各民族各階層全體國民的，彼此完全平等，怎麼能規定以某兩個階級為「基礎」，將他們置於其他階級之上？怎麼能實行某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專政」？民主共和國實行什麼政治制度必須要由全民公決，怎麼能規定一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標和毛澤東的革命目標完全不同，怎麼能夠混為一談？

至於施化先生說：「把孫中山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確的說法：“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適見其膚淺。孫中山先生在這裏是用最通俗的語言向大眾解釋什麼是政治？是相對於經濟、文化等其他概念而言的。孫先生對政治的簡明定義並沒有錯，因為政治有專制和民主之分，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管理眾人」，或者說維繫社會。而是施先生所說的“政治是眾人參與管理之事”，衹是其中的「民主政治」的定義，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據筆者理解，孫先生這裏所說的「管理眾人」，完全不是施先生所理解的毛共透過層層機構無孔不入監視控制全國人民思想行動的那種管理，在管理國家這一理念上，孫中山先生和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孫中山先生的治國觀是「民治」，著眼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聞名天下的「天下為公」的民本思想，逐漸發展成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通過多黨制議會政治，實現民主憲政。孫中山先生說：「共和國家，重在民治」，「當今之國家，非一人之國家，乃我人民之國家」，「共和國，人民是主人，國家為人民的所有物，個個人民，都是皇帝，哪一個人想獨裁全國，都是不成的。國內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國內的幸福，也是人民來享受。」他說革命的目標是「建設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才是孫中山先生「管理眾人」的意思。

相反地，毛澤東的治國觀為「吏治」。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 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又說：「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摘)。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人民」一方面成了他們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成了他們剝削壓迫的對象。中共建國六十年，建成了一個世所罕見的專制特權社會，毛澤東所說的「一千一百萬幹部組成統治集團」成了國家的主人，將國家看成是他們的私產，巧取豪奪，胡作非為，「人民」成了他們的奴隸。

施化先生所說的「不論黨派，不論“革命”“反革命”，都動員到參與管理中來，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進，用促進改革制度的辦法來 減少腐敗，開明吏治，中國會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時，不一定需要革命。」不但完全不現實，而且完全不合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對全世界宣稱「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別說主張革命的人士了，主張改革的劉波，起草了一份極其溫和理智的零八憲章，已經大牢侍候多時了，中共能讓你「參與管理」，能與你分享權力嗎？衹需要「開明吏治」，中國就「慢慢有希望」，實現民主化嗎？毛澤東時代鐵腕統治，確實也少有貪污腐化，可是那普遍貧窮，沒有絲毫民主自由，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人民群眾沒有人權的社會，就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理想的社會嗎？一個社會，是否需要或是否會爆發革命，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人民大眾，而是取決於統治者。正因為改良改革是自上而下進行的，所以取決於他們是否有政治智慧？是否有民主理念？是否願意改革？當年的滿清尚且能夠給全國人民提供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並且在人民的壓力下一再提前，至少表明了不管主動被動，他們還是願意改革的，可是歷史已經不能等待了，人民已經不能等待了。今天的中國已如施文所引用的沙葉新先生文中描述的遍地乾柴烈火，只等陳姓吳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可是蠻橫滿頇的中共連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一概欠奉，說明他們毫無民主改革的誠意，歷史還能不能等待？中國人民還能不能等待？還能夠等待多久？那就得看施先生所代表改良派的說服力了。

(寫於09年7月25日，香港)
(www.davidkwyung.blogspot.com)
(首發於7月27日「自由聖火」)

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致施化先生

閱7月1日施化先生「從孫中山到劉波」一文， 感到很詫異 ，有些話可能得罪人，但不得不說。因為我覺得該文有兩個原則問題，一是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評價，我們應該徹底摒棄共產黨非黑即白那套二元論，摒棄毛澤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那種簡單幼稚的兩分法，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從中取得經驗和汲取教訓。我們不能因為共產黨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尊崇孫中山，就對他盲目貶斥，況且，共產黨所強調的衹是孫先生晚期的「聯俄聯共」(孫先生原文是「聯俄容共」)，要批評孫中山也衹應限於此，而不能把他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理想一概否定。其二是對劉波先生的現實評價，筆者認為劉波先生作為「零八憲章」起草者之一，功不可沒，並因此被中共剝奪自由，為此出了很大的犧牲，值得我們尊敬(筆者代表香港筆會出席７月13日到17日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上就提出了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波的議案，並獲通過)，但不等於要誇大個人的作用。以筆者既非中共也非民運組織體制內人士的角度觀察，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是飲狼奶長大的，毛共搞個人崇拜的一套，也開始漸有表現了，這是非常危險的。斯大林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害死數千萬人，若不全民認真吸取慘痛的歷史教訓，難保悲劇不會重演！

對施文，筆者看法如下，請施先生和廣大讀者指教。

一，軍隊國家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孫中山先生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和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沒有本質的分歧。

施文說：「劉曉波和他的同仁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不知兩者有何不同？閱盡施文也祇是說：「劉曉波是個例外。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不參與任何國家政治。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軍隊國家化、中立化」不是劉波先生的發明，百多年來中國無數志士仁人早已提出過這樣的主張。八十五年前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明確提出中國民主憲政的路線圖：軍政、訓政和憲政，並規定了詳細的時間表：其中軍政和訓政各約為五年。並說：「凡 一 省 完 全 底 定 之 日， 則 為 訓 政 開 始 之 時， 而 軍 政 停 止 之 日。」「凡 一 省 全 數 之 縣 皆 達 完 全 自 治 者， 則 為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國 民 代 表 會 得 選 舉 省 長，……全 國 有 過 半 數 省 份 達 至 憲 政 開 始 時 期， 則 開 國 民 大 會， 決 定 憲 法 而 頒 布 之。」「 憲 法 頒 布 之 日， 即 為 憲 政 告 成 之 時， 而 全 國 國 民 則 依 憲 法 行 全 國 大 選 舉。 國 民 政 府 則 於 選 舉 完 畢 之 后 三 個 月 解 職。 而 授 政 於 民 選 之 政 府， 是 為 建 國 之 大 功 告 成。」這裏不是很明確地的體現了軍隊國家化了嗎？

1946年，國民政府在內憂外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召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制憲會議，第三勢力代表梁漱溟先生明確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並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系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139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這不就是徹頭徹尾的軍隊國家化嗎？(衹是共黨代表周恩來藉口表決時不在場，全盤推翻已通過的決議)怎麼能無視歷史事實，硬說是「劉波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硬說：「劉曉波的政治主張裡，軍隊中立，……這對於所有成為中國領袖的前人，都是根本性的 進步。」？

二，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不同於毛澤東的「共產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自認為盡畢生之力，用武力推翻清朝。主張的是實力政策。所以他的弟子蔣介石同樣以實力推翻了北洋政府。另一個 徒弟毛澤東也以同樣邏輯推翻了國民政府。這三個人都是用軍隊說話的。」

施先生好像搞錯了，孫中山先生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只用了他前半生的精力，後半生的精力用於「二次革命」，推翻北洋軍閥政府。孫先生不是一開始就主張用革命推翻清朝的，他曾經給李鴻章上書求見，陳述他改良主義的理想。可是，殘酷的歷史現實並不容許任何改良，他連見李鴻章的機會都沒有。眼見康梁的維新改良流血收場，清政府頑固地抗拒民主憲政，才迫不得已發動革命的。革命成功後，孫先生一度讓位袁世凱，打算實業救國，自己去做一個修建二十萬英裡鐵路的實業家。同樣是北洋政府封建復辟、軍閥割據、賄選假選、賣國求榮的歷史現實使他覺得當年的革命理想並未實現，並且在長期的革命活動屢戰屢敗中明白了當年的中國還遠沒有到政治民主的階段，任何政治理想的實現都要實力作後盾，才轉而寄望於暴力革命。但是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與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就是前者進行的時候，就已經制定憲制文件，明確規定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雖然因為種種原因，這個目標未能按期達到，但畢竟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孫先生當年的憲政目標。而毛共從暴力革命一開始，就不是以民主憲政為目標，而是以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結果是共產革命成功六十年了，民主憲政仍然遙不可及。

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施文說：「一開始孫沒有軍隊，只有一些志願的非專業人士，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都失敗了。后來不惜向鄰國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不但把軍隊，還把外國勢力引進政治，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政治新模式。」這裏就不但完全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而且也與歷史事實不符。當年孫先生「搞了二十多次武裝暴動」是在辛亥革命前，而「向蘇聯求援，建立黃埔軍校」則已經是辛亥革命後十多年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稱帝，企圖將歷史車輪倒轉，與孫先生結束帝制實現共和的革命理想不符，與全國人民的民主理想不符，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理所當然。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發言權都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軍閥手裏，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艱苦經營，終因陳烱明背叛而失去一切依托。其時蘇俄屢次派人遊說孫先生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均遭孫先生拒絕。但當時蘇俄是唯一願意援助孫先生實現其革命理想的國家，孫先生提出「聯俄容共」的政策，有當時的客觀原因。而且人非聖賢，誰能預測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進步力量共產黨將來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筆者兩年前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裏也說到「現時海內外已有學者提出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奉行列寧“暴力革命和黨國體制”路線，正是中華民族走向將近一世紀災難的源頭，並指出孫中山先生後期這樣做，背叛了自己早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思想。」這是我們八十年後的認識，不能以此苛求八十年前的孫中山先生。況且，根據現在披露的歴史資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對外公佈的「孫文越飛上海宣言」，裏面有一段話很清楚，共產組織 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得引進於中國，蘇聯不得鼓動外蒙古獨立，蘇聯不得在外蒙古駐軍，這是聯俄的前提條件。容共的條件則是，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參加國民革 命，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共產黨參加國民黨，要赤化國民黨、赤化中國，我就將反對共產黨，就將反對蘇俄。白紙黑字 清清楚楚，說明即使在國共合作的當時，孫中山先生還是保留著清醒的意識。

三，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系統地提出民主憲政思想的革命者，他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他的歷史貢獻不容抹煞。

施文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

這段話太主觀武斷了，甚至顯得很淺薄。孫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演說中說：「兄弟提倡革命三十多年，從廣東舉事失敗以后，便出亡海外，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遇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底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余，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后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 憲法只有三權，還是很不完備；所以創出這個五權憲法，補救從前的不完備。所以五權憲法就可說是兄弟所獨創的。」孫先生流亡海外期間廣泛接觸西方各界人士，深入研究考察各國民主憲政，特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和瑞士，詳細研究總統制內閣制政體，說「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成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不成文）憲法，是英國最好」。 怎麼能說「孫中山在西方很多年，好像沒有認真研究過西方的政治體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演說中詳細談到二十多年在紐約與一名華人法學博士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星期的情形、另一位南京政府聘為法律顧問的日本華人法學博士，孫亡命日本的時候和他詳細討論五權憲法兩三個月。還說到自己五權憲法中的監察權構思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喜斯羅教授提出的「彈劾權」，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對西方政體沒有研究呢？相反，孫中山先生是中國一百年來對西方民主政制了解最多的政治人物，無人能及。

施文說：「人家建國一兩百年，前后換了幾十屆政府，為什麼根本 不用發一槍一彈。」施先生似乎搞錯了。社會制度變革完成以後，無論民主還是專制政府，和平不留血換屆是常態。中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到今天傳到第四代領導人了，換了若干屆政府，也「不用發一槍一彈」。我們討論問題的焦點在改變社會制度是要革命還是改良？看來，施化先生的意見是改良，反對革命。他想表達的是西方國家改變社會制度「不用發一槍一彈」。但施先生還是錯了，美英法民主制度的確立，不是完全沒有經過暴力革命的，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英國經過光榮革命；法國更經過血腥的大革命。就算是日本，在明治維新長達二十多年的過程中，發生過烏羽之戰、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全面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施文說：「孫中山在政治上的唯一貢獻“三民主義”，解釋到最后語焉不詳，變成了三大政策“聯俄聯（容）共，扶助工農”。哪怕孫的政治綱領給中國留下 一點正面的遺產也好，學習繼承他還有點道理。可是一點都沒有。」

這段話就更加離譜了，眾所周知，孫中山先生的文章、演說對三民主義有極詳盡的論述，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更是孫先生根據中國特有的幾千年封建統治所造成君權太強民權太弱的現實而設計的。中共理論家鮑彤先生解釋說，孫先生認為西方普遍採用的三權分立，都屬於間接民權，對中國人民監督執政者而言還不足夠，還需要增加兩個直接民權考試權和監察權。孫先生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科舉制度是公正選拔官員的先進制度，不但應予保留還應發揚光大，這才是共產黨所謂「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是對世界民主憲政的重大貢獻。孫中山先生詳細論述了「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並以政權與治權的「權能區分」，和治權內的「權力分立」之兩大原則，為中國未來設計了憲政體制：
人民的政權有四種：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而政府有五個治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這些政治理論即使放到今天，仍然顯示著強大的生命力。至於聞名世界的三民主義，更有很多專著，筆者不贅，怎麼能說「語焉不詳」？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民主憲政之理論和實踐的偉大創舉和貢獻，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到五權憲法，世所公認，怎麼能說孫中山先生「沒有留下一點政治遺產」？

佚名的「破產的毛澤東」文章裏有一段話很值得向施先生和讀者推薦：「毛能與孫中山比嗎？孫中山對西方了解很深，對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清晰的目標，懂哲學、行實業、重身體力行；看《孫中山文集》， 深為他的博大遠見所折服；反觀毛選，盡是歇斯底裡的嚎叫。正是在中山先生的感召下，秦始皇奠定的社會體系轟然崩塌，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與歐美接軌的新型制 度。毛恰恰相反，卻是跟袁世凱一樣，向秦始皇時代復辟，反時代、反潮流；毛其實很想做皇帝的，但袁世凱給了他足夠的教訓，讓他不敢明目張膽地搞。」筆者04年發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從兩者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國際視野和個人品格比較，得出相似的結論。06年發表「從三垂崗到大風歌——毛氏王朝胎死腹中」指出毛澤東曾經企圖在中國建立毛氏王朝，先是打算傳位給毛岸英、然後是毛遠新、最後是江青，幸好統統都被挫敗了，否則今天的中國就是第二個北朝鮮。至於施先生所推崇的劉波「三百年殖民」論，孫中山先生早在1923年香港大學演講中，就已經詳細比較中港兩地的差異，說明自己的革命思想全部來自香港的殖民統治。施先生不妨先找來讀一讀，別忙著把這個光環套到了劉波頭上。


四，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因為中國歷來的統治者大多缺乏政治智慧，更沒有政治家風度，改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

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而且是一條被當作完全正確的錯誤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有人即便意識到，也不敢公開說。中國一百年走的所有彎路，都源於此。可是這個沉悶局面，卻被“黑馬”劉曉波打破。」

筆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孫中山先生是在改良失敗以後才發動辛亥革命的，是在寄望於袁世凱走向共和失敗後才發動二次革命的。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不但改良維新行不通，即使是顏色革命也行不通，所以才產生暴力革命。而我們不能武斷地認為，暴力革命必然會導致專制。英美法日都經過暴力革命的階段最終走向民主憲政的，暴力革命的結果是否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領導人對民主憲政的認識。比如當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說華盛頓當國王，有人勸說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身體力行地為美國創立了民主制度，他不愧為美國的民主之父。無獨有偶地，孫中山先生終生致力革命，他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從他讓總統位給袁世凱，以國民黨總理將黨務交給宋教仁可見一斑。據此推測，有理由認為如果孫中山能夠活到北伐戰爭勝利，很可能會從此給中國帶來民主制度。

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中有一段很有趣，值得參考：「可 惜孫中山在革命軍取得北伐的全面勝利之前就去世了，我們無法看到他內心真實思路在現實國家政體中的落實，但我以為還是可以推測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 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的，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

「很可能的局面是，軍隊國家化，照搬美國的選舉制度，第一屆總統由他當選沒問 題，甚至連任一兩屆也沒問題。然后就有可能由共產黨的陳獨秀或者別的誰當選……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大約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 中國的——如果不是這樣，則很難想像孫中山還能有什麼符合當時歷史時代形勢的政治高招,孫中山奮斗不息的目標，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高度重視民主、民族、民 生的國家嗎？」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筆者上述的觀點和朱家雄先生的文章，都只能是一種猜測。但是筆者認為，當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是正確的道路，即使在今天也還有他的現實意義。因為今天的中共比起當年的晚清，更加頑固滿頇，吳幫國公然宣稱：「我們絕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絕不搞議會政治、絕不搞多黨制……」所以，任何寄望於共產黨自行改革，還政於民，實行憲政民主都是幻想。依筆者看，將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不可能發生，施化先生所推崇的康梁維新改良也很難成功，反而是兩者之間類似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最有可能。張軼東先生提出的「黨內高層矛盾大大地嚴重於黨群矛盾，共產黨向來黨內鬥爭殘酷激烈，將來很有可能由黨內鬥爭軍事政變等結合群眾運動實現民主化」(大意)的觀點很值得重視，筆者深有同感。施文說「孫中山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屈指可數的中國政治學者意識到這一點」正好說明大多數中國學者不同意你的看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和實踐，特別是辛亥革命的顏色革命模式，對今天的中國現實仍然有指導意義，不容否定。

(寫於09年7月5日-7月10日，修改於7月18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7月19日「自由聖火」)

一個香港母親的六四

五年前，我剛從美國返回香港，應封從德先生之邀，為「六四」十五周年徵稿寫了一篇「憶六四當年在香港」，發表於「爭鳴」雜誌，講述了當年六四我在香港的所見所聞，提及我的同事同學和朋友等。轉眼之間五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是中共拒絕為六四平反沒有變；在他的強權要脅下，西方有些政要少談六四和人權了；華人社會中，台灣馬英九為了和大陸拉關係，也不提六四平反了；澳門通過二十三條，民主訴求進一步受壓；惟有香港二十年來，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從未熄滅過。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學運領袖王丹對香港同胞二十年來的堅持感動不已，在此，我想告訴他們和全體中國人，二十年前，一個普通的香港母親是如何經歷六四的。天下母親的心都是相通的，從一個香港母親的身上，可以看到為什麼香港人對平反六四堅持不懈，從一個中國母親的身上，又可以看到民心所向，看到六四必有平反的一天。
我母親在香港出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從聖保羅女子書院(St. Paul’s Girls College)畢業，正值抗日戰爭爆發，外婆帶著她和舅父兄妹倆逃難到內地，和在美國的外公失去聯絡，抗戰勝利後才回到香港。舅父在皇仁書院(The Queen’s College HK)讀書的時候，一片愛國救民之心，參加了共產黨。49年率領九龍海關「起義」，被派往廣州當軍代表接收廣州海關，把外婆和我們一家都帶回去了，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一生。母親在舅父的介紹下，五十年代初參加「革命工作」，在廣州海關當幹部。之前外公在美國曾寄錢回鄉置田留作將來養老用，可是不久後外婆就被拉回鄉下「鬥地主」。舅父是共幹也無力救母，母親日夜啼哭，兄妹倆只有變賣鄉間全部家產交「餘糧」，同時由我母親出面寫信給僑委會要求改成份為華僑工商業卻未果，幸大半年後外婆得以逃出生天。此後外婆就一直跟我們住，我們和共產黨南下幹部一起住在沙面海關宿舍大院內，母親侍奉老人極孝……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為地主母親翻案和地主階級孝子賢孫的罪名。加上抗戰期間和父親姑母等在貴州開設過美軍招待所，成了「美國特務」，文化大革命中被監禁鬥爭，那時父親也早已被監禁。母親生性懦弱，多愁善感，多年後我在香港才從她讀書時的姊妹口裏得知，母親曾經一時想不開差點自殺，想起可憐的五個兒女才活了下來，我聽說時母親已經去世了，但我仍然震撼不已。
二十年前，母親住在香港中環我弟弟家裏，我在中環某家中資公司工作。本來我是很不情願去中資機構的，但那時剛來香港還不到三年，白手起家，貪圖中資公司高於市價的人工，應舊同事介紹就去了。未想到因為六四說了公道話，做了抗議事，被雙雙炒魷，在前提及的一文中已有記述，在此不贅。母親很愛錫我們，見我在中環返工，就囑咐我中午去弟弟家吃午飯，因此我每天中午都和母親一起，晚上放工有時先去探望母親才回家。那段時間適逢六四，因此給我的印象很深。
白天弟弟夫婦上班侄子上學，家裏只有母親一人，她就整天對著電視機。那時候每隔一段時間，電視台都會播放「特別新聞」，播出北京的最新情況，有好幾次我在門外都聽到播放前那短促的嘟嘟聲。一遇這種情況，母親就會停下她的烹飪或進食，定神地盯著電視屏幕，有時緊張得呼吸短促，我擔心母親健康，常常勸她「看開一些」。六四前後那幾天，我每見母親她都紅著雙眼，隨著事態的發展，終於發生了大屠殺。六四那天，我們大家一起圍著電視機，看到了血淋淋的場面，母親淚流滿面，我趕緊拿紙巾給她擦眼淚，兩個小男孫那時還在讀小學，一邊一個依傍著嫲嫲，似懂非懂的一臉愕然，此情此景永難忘卻。
六四之前，有一天兒子悄悄地告訴我：「爸爸，告訴你一件祕密，但你不能告訴嫲嫲。」我以為他做了什麼頑皮事，誰知他說嫲嫲和他三個人都捐了款。原來那時母親香港廣州兩邊跑，我和弟弟在香港，還有兩個妹妹在廣州。母親一個月只有幾十元退休金，我和弟弟不定期地給她幾百元港幣零用，她就經常在星期六中午帶兒子和侄子三婆孫去飲茶，那時候物價便宜，有時不過二三十元。那天飲完茶出來，遇見募捐的學生，母親拿出兩張一百元給兩個小男孫捐了款，自己另外捐了一百元，兒子懂事地說「嫲嫲錢包裏沒有什麼錢了！」我聽了很感動，這不是多少錢的問題，母親對後輩的身教是無價之寶。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百萬人大游行，聲援北京學生。兒子和他的同學弄了一些小木棍和紙板回來做標語，母親不但能寫一手好英文，還能寫一手好中文，於是，她就給小朋友們寫，還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一邊做一邊給他們講故事，兒子問她五星紅旗那五棵星是甚麼意思，為什麼其中一棵特別大？母親給他們做解釋，我在旁邊開玩笑地說，共產黨不是說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嗎？國旗設計者就應該把代表共產黨那一棵設計成比其他四棵星小才對。講過了也就忘記了，直到十五年以後的二OO四年，兒子從美國學成歸來，參加了當年的七一大遊行。他用電腦製作了一個彩色標語牌，畫著董建華肥胖的後腦，背景就是一棵小四棵大的五星旗。「明報」記者採訪他，他解釋說董建華不敢面對香港人，只向北京負責，所以要求他下台，再解釋說為什麼五星紅旗變成了一小四大…….第二天報紙登了出來，回家講起惡搞這五棵星是因為十五年前我那句玩笑話，我已經完全記不起了，他卻記憶猶新，可見大人的一言一行對小孩子的影響至深。八九年百萬人大游行那一天，母親當年七十幾歲了，不能親自去參加，但我和弟弟兩家大小六口人一齊參加，母親終日收看電視報導，在家裏做好冰凍綠豆糖水等我們回來，回家後，兩個小男孩還興奮不已。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兒子說下午和他媽媽經過中環愛丁堡廣場，有義工在收集簽名支援北京學生，他要簽名，他媽媽害怕地說小心共產黨特務，以後不讓你回大陸探親，兒子說「我不怕！」一定要簽名，還笑著說他偷偷把她媽的名字都簽上了。共產黨在大陸的特務統治駭人聽聞，我太太被共產黨嚇怕了，情有可原。母親也沒有責怪她，只是說孫子做得對！兒子日後長成一個堅定的民主派，不但捐款還做義工，嫲嫲的言教身教起了決定的作用。又有一天，八號風球不用返工，我冒著風雨出去買報紙，因為我知道母親很著急北京的形勢，於是無論住在我家還是弟弟家，我們每天都買報紙給她看。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報紙還是兩元錢，那天買的是「東方日報」。那段時間報紙的頭條新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傳鄧小平已死」、「李鵬中槍」、「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激戰」…..，處於當時危急和動盪環境，各種傳聞消息滿天飛不足為奇。但肯定當時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會發生巨變，連不久前在北京見過鄧小平的鄧蓮如爵士回來都說：「Chin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中國將不再一樣，香港將不再一樣）。但從報紙刊出「趙紫陽失勢下台」開始，母親就再沒有那種歡愉和期待了，終日默不作聲，好像變了另一個人……。很多年以後，回首往事我才明白母親當年何以對數千里外素不相識的青年學子如此牽腸掛肚，是因為她從自身的經歷中深知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她希望國家能改變，後輩們永遠也不要再重受苦難。
二十年後的六四，二十萬香港人湧向維園，點燃了年復一年的燭光。妙玲女士在「蘋果日報」寫道：「不知是時空的吊詭；還是歷史的諷刺──中國首都天安門廣場偌大寬敞，竟容納不下一點人性良心；而富殖民地色彩的小小維多利亞公園，卻讓我們守住一方良心淨土。」程翔先生在「明報」寫道：「過去160多年來，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動整個中國的進步，幾百萬香港老百姓沉默樸實的堅持和執著，使香港於不自覺間成為中國的良心。」

二十年後，我在這裏寫出來的所有關於母親在六四期間的回憶，是為了紀念這一場永垂史冊的民主運動，也是為了紀念我的母親。她祇是一個平凡的母親，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記錄下來的也都是些平凡不過的小事情，但是我想正是從千千萬萬個這樣普通平凡的母親身上，正是從許許多多這樣毫不起眼的小事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心的向背，看到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因為，人都是有母親的，包括共產黨幾百萬的軍人和警察，當他們都從心裏感覺到母親的呼喚，不再甘當專制政權的支撐，龐然大物就會轟然倒塌。從母親到我到兒子身上，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無論苛政如何猛於虎，暴政如何血腥殘酷，人性總是不會徹底泯滅的，公義和良知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一定會失敗，民主自由一定會成功的原因。

(寫於2009年6月5日，修改於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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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爭鳴」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新「一代風流三部曲」——淺評寒山碧先生「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

正如紐約「彼岸」雜誌總編輯宣樹諍先生在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序言中所說，上了年紀的人往往對看虛構小說的興趣日淡，反而對寫實回憶錄興趣日增。近年來，我也很少看小說，除非是有名的或得獎的看了幾本。寒先生的這本「還鄉」卻令我愛不釋手，看到半夜，原因是它讓我尋回了很多遙遠的記憶，也讓我知道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儘管寒先生在「後語」裏說，希望讀者不要將它看成是自傳或自傳體小說，但我深信，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是絕對無法寫得如此真實的。

這本大作就是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故事大意是：1947年初，主人翁「詮仔」七八歲時全家第一次從泰國回鄉，國共兩黨鄉親共處一堂，談笑風生。第二次回鄉，是1951年冬，全家從縣城被民兵押回鄉下鬥地主，娘親(伯母兼養母)自縊身亡。「詮仔」生父原是國民黨軍醫，「解放」時被中共接收，派往朝鮮戰場，停戰後分配到廣州某醫學院當講師，將「詮仔」接出廣州讀書。可惜好景不長，1956年「肅反」被寃枉成國民黨特務判刑，「詮仔」及母親被趕出校園。為求生存也為自己及兒子的前途，任職護士的母親不得不改嫁一個北方土共，當時的市衛生局長。第三次返鄉，是1957年他隨同學去原來居住的大學校園裏看大字報，看到許多向共產黨提的意見，其中有些要求平反寃假錯案，他想起了自己受冤屈的父親，一時衝動，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了兩封申訴信，為父親喊寃。誰知這兩封信被轉回學校，至使他當年高中畢業被取消畢業資格，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其母為了兒子的前途，費盡心思請求後夫通過他在縣教育局當局長的共黨「戰友」走後門將「詮仔」的戶口遷回廣州，搞到各種証明文件讓他考大學。結果也考上了，但卻終日提心吊膽，生怕被人查出。第四次回鄉，是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接到家鄉電報，趕回鄉下見即將餓死的祖母最後一面。當時，連本是魚米之鄉的珠三角農村，都餓孚遍野、慘不忍睹。祖母過世後，「詮仔」感到十分孤單，既沒有爹，也沒有娘。父親不知道被送到何處「勞改」？母親又改嫁一個他根本瞧不起的土共，從此母子疏離。大學期間，「詮仔」一方面小心翼翼，生怕再次被剝奪畢業資格；一方面又放縱自己，跟香港學生黑市炒賣、學跳舞、因而認識了校花劉小姐。兩個自視清高的人經過很多曲折終於走到了一起，他這才知道劉小姐被上司歌舞團長，另一個土共霸佔的不幸遭遇。劉不甘受辱正在辦離婚，趁這個團長帶團去北京演出的機會，約「詮仔」雙宿雙飛到鼎湖山共渡了三天「婚姻」生活，在雙方的人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憶。可是，樂極生悲，從鼎湖山回來後，接獲勞改場一紙通知，父親已經死亡，既無遺骸也無骨灰，遺物只有一把牙刷。畢業分配時，「詮仔」再次遇到麻煩，被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幾乎再次重演悲劇。為表示「積極上進」，他表決心要求分配到邊疆，以便「重新做人」，卻出人意料地被分回原籍。於是，有了1962年第五次回鄉，故事就在這次回鄉中結束。至於他回鄉以後，將會遇到什麼？將會發生什麼？我們只有等待寒先生三部曲的第二部問世了，我作為一個讀者翹首以待。


依筆者淺見，這本書最大的優點也是最成功的地方是不容置疑的真實感，它所敘述的故事，無論你是否同時代同經歷，都會感到十分可信和親切。比如說，五十年代初，筆者只有六七歲，有一天放學回家，看見走廊上站著一個揹槍的民兵，從鄉下來廣州抓我外婆回鄉鬥地主，印象十分深刻，所以看到書中類似的情境，深有同感。關於抗戰勝利到大陸「解放」，國共兩黨之間的分分合合，明爭暗鬥到解放軍入城睡在路邊的情景……，書中也寫得十分逼真，我雖然沒有經歷過，但也彷彿身歷其境。至於共黨掌權後「肅反鎮反」濫殺無辜的恐怖情景，作品通過幾個家庭的遭遇，真實地重現了那段血腥的歷史。除了上面提到的主人翁「詮仔」的生父，以為自己一生中「只有救人，沒有殺人，總不會有罪吧？」又以為「只要有人，就需要醫生」，況且被接收後主動報名去朝鮮戰場效力，總算有點小功勞吧！誰知蒙寃入獄，枉死勞改場。被冤屈後，家屬不斷上訴，不但毫無結果，兒子反被開除學籍。直至「同案犯」之弟在海外學業有成，陪同西哈努克訪京，向周恩來面陳其兄之冤案，得以平反，惠及「詮仔」生父時，他早慘死，得來一張令人哭笑不得的錯判「糾正書」……。另一家周姓鄉親，在南京中等法院當推事，解放前夕回鄉任教，曾勸說過同學國民黨縣長棄械投降，還以為自己「有功」，不料「解放」沒多久，「肅反鎮反」就和這個當縣長的同學一起被槍斃了，留下孤兒寡婦受盡了苦難，青春美麗的女兒幾乎被土改民兵姦污，為求擺脫色魔，迫不得已嫁給一個大齡的土共駐軍團長。袤袤大陸，像這樣的悲慘故事不知凡幾！

時至今日，回過頭來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那場改朝換代，再看看新朝治下六十年的斑斑劣績，相信很多人會認同這是一場中華民族反智的悲劇，我個人則越來越感到不過是一群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匪，打著「革命」的旗號，遇上千載難逢內憂外患的亂局，誤打誤撞僥倖得手的荒誕故事(放在其他年代或放在其他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成功)。可是這場天翻地覆的巨變，卻引來了無數的人間慘劇！社會的巨變除了導致上面所說的許多慘死的寃魂之外，最大的表徵莫過於女性不幸的婚姻，對此，筆者有很深的體會。拙作「中國——……」就詳細描述了我表姐和妹妹的婚姻悲劇。這些婚姻悲劇是社會巨變的副產品，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每個角落。「還鄉」裏面也很自然的出現了若干對悲劇婚姻：「詮仔」生母無奈求生的離婚改嫁、周小姐被逼得走投無路時的慌不擇路、劉小姐半虛榮半被迫的委身求全……都寫得十分的動情和淒楚。政治大風暴捲起生活的漩渦，沉溺其下的就是時代的不幸者，其中弱女子的遭遇尤令人慨嘆。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同樣，青春對於每個人也只有一次，書中描述的這些女性，其精神和肉體飽受摧殘給她們帶來的不幸不亞於被奪去生命的男人。

寒先生是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又比我年長，而我不過是半路出家的工科生後輩，本來沒有什麼資格寫書評，但若以讀者的身分談談讀後感，我又覺得義不容辭，因為我希望每一本好書都應該擁有最廣泛的讀者。我覺得「還鄉」這本小說的故事情節和時代背景絲絲入扣，非常真實自然，看不出任何虛構的痕跡，人物之間的關係也鋪陳合理，使人覺得彷彿在讀一本寫實回憶錄；作者使用穿插回憶的倒敘手法，卻不像有些現代派印象派那樣天馬行空，大幅度大範圍的時空倒置，因此看來更似平鋪直敘，既打破了後者的沉悶感，又避免了前者誇張的動感，讀來引人入勝。作品的文字非常簡樸平實，沒有半點矯揉造作，令讀者看得很舒服；作者還採用了一個新的手法，就是在對話中大量使用粵語加註普通話，既可以讓作品處處洋溢濃郁的嶺南風味，生動活潑的方言又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人物的性格，又可以讓全體中國人都看得懂，雖然有些麻煩，但看來還是很成功的，起碼讓我這個廣州人讀來感到十分親切，相信其他讀者會有同感。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再偉大的文學作品也有不足之處，况且，文學作品和其他藝術一樣，都是見仁見智的，只有用心地去閱讀過欣賞過才能體會到每一件藝術品的價值。

看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之一：“還鄉”」，不禁讓我想起五六十年代在廣州讀中學的時候看中共官方「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去過延安的老共歐陽山名噪一時的「一代風流」長篇系列小說。看第一卷「三家巷」寫上世紀二十年代廣州一條小巷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工人階級三家人不同的政治取向及他們子女之間的愛情故事，寫(人造)美男周炳和美女區桃，有很濃郁的嶺南風味，很吸引我們這種入世不深的少年學生。可是看到第二卷寫毛澤東式農村鬥爭「苦鬥」，就很乏味了。當時雖然年少，但已隱約感到作者用長篇巨製來展現歷史宏圖的企圖，局限於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和作者本身的能力而並未能實現，可能是志大才疏，力有不逮，也可能是頭上戴著「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緊箍咒而無從發揮，總之給人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不過是馬屁文學而已。據說文化大革命後八十年代，這位「老革命文學家」被「解放」後，還堅持寫完後三卷，相信再沒有多少讀者願意去讀這種黨八股文學了。那時我已離開大陸，連書名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絕不會再花時間看這些無聊的書了。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則不同，雖然衹出了第一部「還鄉」，但是已經在讀者面前打開了廣東歷史畫卷真實而又多彩的一頁，吸引著讀者欲觀全貌的興趣。如果有一天寒先生的「狂飆年代三部曲」能讓大陸廣大讀者有緣讀到，那才是新時代的「一代風流三部曲」，那才是真正的整整一個時代廣東社會的真實紀錄！當年歐某雄心勃勃的「巨著」轉眼之間成了歷史的垃圾，而當年被共產黨視為賤民的文學青年，卻能給歴史留下時代不朽的畫卷，看起來很諷刺，但卻是歷史的必然。

(註：寒山碧先生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


(寫於09年5月12日—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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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開放」雜誌09年7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