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猜了，「老同志」可能子虛烏有

「中國特色」之一是有話不明說，喜歡讓人猜謎，前者有胡錦濤的「查找不足」，後者有溫家寶的「深層矛盾」。原以為那是「領導同志」的特權和香港人的嗜好，現在看來不是了，近日網上流傳一篇名為「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的「老同志講話」，結尾註明：「此稿由四次談話整理而成，經談話人審定。」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同時也開始了新一場政治猜謎活動。有人猜這個「老同志」是萬裡、有人猜是喬石、田紀雲、胡繩……不一而足，依筆者看，不用猜了，這個「老同志」很可能子虛烏有；這篇講話很可能衹是惡搞，山寨版。

很多猜謎者從「講話」的內容去猜測，「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孔捷生說「我也覺得外間盛傳是萬裡，的確不甚相符。這篇談話的理論水平，不是萬裡所 能具備的。」筆者十分贊同。正好前幾天鳳凰衛視中文台「魯豫有約」節目訪問萬裡的孫女萬寶寶，她透露萬裡喜歡打網球，但一定要贏，而且一定要贏6：0。所有跟他打球的人都很識做，無不故意輸個6：0，所比賽的不過是看誰輸得更不著痕跡，更逗萬裡開心。此孫女還得意洋洋地在電視節目中說，不過有一次布殊就不讓他了，「人家到底是大國總統」。看到這裏，筆者一是猜疑此女作大，布殊有這樣的閒心和興致去和一個專制國家的老朽打網球？二是為中華傳統美德被毛共糟塌到如此地步痛心。一個曾經在西方國家讀書和生活過十年，現居香港的青年人(特權子弟)，居然對這種不道德的行為讚賞有加，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其他教育程度低的大陸憤青更可想而知了。若此女所說確實，即使在體育消閑活動中都具如此強烈虛榮心的專制狂，對弄虛作假甘之如飴的「老同志」，與這篇自省式「講話」的精神背道而馳，怎麼可能作此講話？！(相比之下，鄧小平比他還高明一點，據聶衛平回憶稱，一次打橋牌，萬裡連輸數盤，聶見他臉色難看，故意輸一盤給他，被鄧發覺，責聶「下次不和你搭檔了」。)

至於說到外間對這篇「講話」的高度評價，如同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樣，筆者覺得未免太看高了這些老共了(根據他們的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和成長環境，不可能對現代文明和民主憲政有足夠的認識)。儘管他們對現政權有很多批評，但總的來說衹是從維護和挽救現政權出發，絲毫沒有觸及其獨裁專制的本質。中共的要害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倫理」問題，即使他們之間和和氣氣，不再互相爭鬥，也改不了其反民主的本質。「講話」強調因中共從未「註冊」，所以是「不合法組織」。中共的不合法，並非因為「未註冊」，而是因為它是靠武力取得政權和實行統治，沒有經過普選，沒有得到人民的認可和授權。並非他今天「註冊」了，就變合法了；要想取得合法性，必須經過普選，得到選民的認可和授權，就像台灣國民黨一樣。其實比起中共成立至今八十多年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有沒有「註冊」簡直不值一提。要清算他的罪行，首先要從死在他手裏數千萬冤魂算起，絕不是要求他去「註冊」，而是要求他向人民認罪，交出政權，還政於民。

至於說出現這樣的山寨版惡搞，老百姓把希望到寄託在趙紫陽、萬裡等高幹身上，不惜借其名發洩不滿和借機宣揚民主，隻能說明中國人還未認識到民主化歸根到底要靠自己，而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這些體制內人士身上，等待他們覺醒，等待他們為民主化出力，但實際上都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大陸目前還不具備產生戈巴卓夫、葉利欽的條件；共產黨內還不具備出現蔣經國、李登輝的基礎，中國民主化要靠人民大眾自己，羅馬尼亞東歐各國較中國早實現民主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的人民比我們勇敢堅決。

這篇「老同志講話」一出，筆者已覺這篇「講話」很可能是網民惡搞，「老同志」根本子虛烏有，並且和孔捷生先生交換過意見。筆者認為，它之所以在胡錦濤密鑼緊鼓籌備「六十大慶」前夕出現，很可能是普羅百姓借「老同志」之口對現政權表達的強烈不滿。因為從發佈形式上看，既然「經談話人審定」，為什麼不敢署名？為什麼不採用趙紫陽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的形式發表？而要如此閃閃縮縮？這本身就和「講話」所提倡的公開透明的宣傳原則不符，也和「老同志」所應有的光明正大的行為準則不符。倒是事情的反應耐人尋味，左右兩派已就此事在網上大動干戈，卻未見當事人出面承認或否認，亦未見現政權出面「闢謠」。至少說明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極不正常，既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渠道，也沒有正常表達意見的勇氣，不得不借助於這種匿名流傳的神祕方式；同時至少說明當今的中國大陸矛盾重重，民怨沸騰，中共政壇十分詭弔，危機四伏，說不定哪一天突然爆出類似林彪外逃或四人幫就擒的驚天新聞，都毫不出奇。


(09年8月15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8月19日「縱覽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革命不是「革人命 」

筆者在貴刋發表了幾篇有關孫中山和革命的文章，得到某先生回應說「我的主張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改 良，而是革政。所謂革政，含義就是，動員每一個利益階層，通過持續長久的壓力，迫使政權做一次徹底的政體改變。但不諸訴暴力，不以付出人命為代價。衹革政 體，不革人命。」看來這位先生一是錯將「革命」看作是「革人命」了；二是所謂「革政」不過是大家通常所說的「顏色革命」而已。

查「革命」一詞最早出於《易•革•彖辭》：「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這裏面的「湯武革命」指的是「商湯放逐夏桀，周武誅殺商紂」。古代中國以王者受命於天，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衹指改朝易姓；“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裡沒有變化。

史海風雲」裏「孫中山“倫敦蒙難記”及其早期革命思想」一文說：「清政府衹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對孫中山輩使用“革命黨”這樣的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革命之名字，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這在當時，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爭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國歷史上衹有造反和變亂，鮮見革命，而此時的革命，已舊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說：“吾所謂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這個意思。

「在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裏：見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譜：據馮自由記：舟過神戶之際，先生等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革命逸史》初集１頁）〉並提出今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認為中國的弊病「皆不良之政治為主。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惡劣政府不可」。北上投書失敗，激發了孫中山醞釀已久的革命熱情。嚴酷的現實使他認識到「和平手段」無濟於事，「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當時如章炳麟、康有為等人已經在戊戌期間談到「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因此通過孫中山由否定「革命」轉向肯定，意味著傳統革命話語的內在邏輯出現某種決定性的轉變，以及社會一般恐懼心理的克服。換言之，當１９０２年孫中山的反滿革命主張能夠產生社會效應時，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意識──伴隨著傳統革命話語──似乎經歷了一次「換腦」手術，也即和當時大量「新名詞」風靡朝野上下的情況有關。這就不得不提到梁啟超。」

梁啟超先生1902年12月14日大作「釋革」確實是一篇論述革命與改良的好文章，以梁先生這樣的改良派首領，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尚且對革命有如此新的正確的認識，今天的某先生為代表的現代改良派應該感到羞愧，在此擇其精闢要點引述如下：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為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為飯之類也。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為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雲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駭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備益求備。我則何有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變不得革，又遑論其余哉！嗚呼！」

說到「革命」一詞在中國的際遇和演變，野草先生「革命的字義是什麼？」和陳建華先生「中國“革命”話語的轉型——從清末到1920年代末」提供了很好的見解。

前者說「1949年后，“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並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為“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思想。
　　「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標簽。
　　「19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
　　「1990年代后，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澤厚和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的，“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革命”。這本書在兩個方向上遭到批判。
　　「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聯這一點上。即使在西方的現代用法上，“革命”也經常用來指各種領域裡“新”的變革，比如醫學革命，生態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義。當然“革命”盡管被廣義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種令人想到法國大革命賦給的狹義。當與“改良”成為對立詞時，便有這種色彩。」

後者說「古代中國“革命”好像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作為儒家文化中心，它代表“天命”，不能隨便提起，事實上是一種禁忌(形同造反、叛亂、匪賊……)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二十世紀初短短數年間，禁忌一下子變成圖騰，人人皆言革命，人人自封革命，於是天下分崩，鹿死誰手，然而沒有這樣一種持續而異常的革命激情，中國大約也難得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再看從九十年代已還，革命又一下子消聲匿跡……」

相信以上摘引的文章已經可以回答了為什麼一百年後的今天，又再產生極力反對革命的新改良派？原因之一恐怕是毛澤東的共產革命曾經給中國人帶來極為恐怖的回憶，使大家對「革命」產生了望文生疑和談虎色變的恐懼，其實這不過是對革命的誤解而已。綜合上述學者的見解和當今大多數人的共識，恐怕可以這樣說：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制度；改良是在舊制度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以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不要以革命必引起「崩潰？動亂？內戰？分裂？」來嚇唬人，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世界會更好。八九民運期間，北京連小偷都罷偷了，要相信廣大人民，他們有資格享有民主，有能力建設民主社會，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幾十年來都未能夠徹底摧毀的人性。


至於某先生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至於說孫先生在進行革命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做法，諸如要求簽字畫押忠於領袖加入中華革命黨，是因為孫先生深感國民黨一盤散沙，無法與北洋軍閥抗衡實現民主共和，才出此策。遭黃興等人反對後，孫先生已及時改變主意。又如指責孫先生與陳烱明反目是因為不贊同後者聯省自治的主張，事實是當年連廣東一省都在桂系滇系軍閥控制下，根本未有自治的條件，遑論其他各省。至於說孫 先生指使，林森直接指揮，在北美暗殺了名記者黃遠庸一事，未知自稱「深知歷史」的某先生又有多少証據？如果人雲亦雲捕風捉影，不但未能貶低孫先生，反而貶低了自己。凡此種種，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寫於09年8月12日，修改於8月13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8月14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不可避免——三致施化先生

近來筆者寫過兩篇與施化先生討論孫中山先生的文章，筆者不同意施先生將中國人爭民主一百年迄未成功怪罪於孫中山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因為若果中國不是出了一個怪物共產黨和引來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在孫中山和國民黨領導下早就實現民主化了(若不是共產黨二三十年代搞土地革命武裝叛亂，二十年代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時，就有可能實現民主憲政；若不是共產黨四十年代挑起國內戰爭，也可能實現民主憲政了。台灣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推遲到九十年代才實現民主化，是因為長期面對中共武力威脅，雖然來遲了，但終究是事實，台灣民主化最終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因此，筆者認為與其批判孫中山，不如批判共產黨，是後者讓中國民主道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認為暴力革命是萬惡之源，其結果必然產生新的專制；而在中共明言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代表了當今改良派思潮，本文想和施化先生討論這個問題，請廣大讀者發表意見。

施化先生在「百年中國的選擇途徑」一文中說「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途徑，歸納到最后不外乎兩個：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革。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從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是改革。前者用 了近七十年，後者用了整三十年。」，這樣認識和理解中國百年近代史，筆者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革命是指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相對於革命後新制度穩定運作，革命本身所佔的時段有限。百年來中國發生的革命隻有兩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1949年的共產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獨裁專制的共產中國。怎麼能說「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用了七十年」？至於說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用余傑先生在新作「“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中所說：「所謂的“緩慢改革”，隻是在經濟領域作有限的調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體制。」中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一性質，根本不是政治改革，沒有資格和革命相提並論。

施先生說「革命和改革是中國人百年來僅有的兩條選擇途徑…….。革命衹不過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改革衹不過是用高速增長來維持現政權，彌補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一百年過去，中國人 主要所做的不過這兩件事，也衹有這兩件事做成了。」

中國人為什麼要「選擇途徑」？就是因為人民大眾認為社會制度不合理，需要去改變它，才存在「選擇途徑」的問題。若果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民主自由社會制度被人民群眾普遍接受，還需要選擇什麼「途徑」？一百年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革命和改革，而是追求民主，期間所發生的共產革命和三十年「改革」，都不是中國人民所想做所要做的，不過是共產黨假借人民的名義做罷了。

施先生說：「自古以來中國的朝代輪換，都是同一幕場景，造反革命。從湯武革命，陳勝揭竿到武昌起義，幾乎都是一樣的。幾千年下來，碰到黑暗政治，中國人形成的唯一條件反射就是革命。除了革命，似乎無路可走。老祖宗是這樣制定的，誰還有什麼別的妙法？」代表了很多改良派的觀點，筆者也有不同看法。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不斷發生暴力革命，不是「老祖宗制定」的，更不是中國人「唯一條件反射」，而是因為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的時候，亦即人民群眾對社會的腐敗黑暗忍無可忍，而統治者又不願意自上而下地改良，他們唯一能做的就剩下自下而上的革命了。其實，社會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中國和外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過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暴力革命，但他們暴力革命的頻率和規模遠遜於中國，而妥恊改良又遠勝於中國。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長久特別頑固，包括現時中共無恥地極力宣揚那些太平盛世。數千年封建歷史造就了一朝一朝一代一代視天下社稷為私產的帝王，包括共產黨毛澤東，他們毫無民主文明的概念，毫無西方政治那種智慧，那種妥恊的風度，寧願玉石俱焚，也死抱權力不放，這才是造成數千年暴力革命不斷的根本原因。這其中，共產革命無疑是全民族的大悲劇，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來，數千萬人被殺死、餓死、鬥死、整死。它之所以發生，除了這個黨及其領袖地痞流氓的素質之外，過半數的中國人誤信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也有很大的關係。經過六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包括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從一個普遍貧窮，特權專制和法西斯的社會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權階級手裏，廣大人民大眾則苦苦掙扎在新三座大山之下，整個社會貪污腐化，道德淪喪，民族衝突，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再次到了總爆發邊緣。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代中，並非如施先生所說「所有心懷不滿的人，第一個念頭就是“革命”。這是一種 宿命，沒有幾個人能夠跳出來。」中國歷朝歷代都不乏改良主義者(政治改革家)，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包括數千年來不斷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可是封建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一定時間以後，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就會再次引發革命。所以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等於前功盡棄。近代史中極力主張改良的有清末康梁，民國時期胡適，更有現在的劉波「零八憲章」。可是因為慈禧太后根本就不想君主立憲，所以戊戌變法失敗了。而胡適先生數十年來苦口婆心規勸國共兩黨放下武器，走民主議會的道路，都因上面所述政黨及其領袖質素，對民主的認識和互相敵對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實現。不過，客觀地說國民黨蔣介石對胡適先生的勸告，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民政府曾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制憲會議，表現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誠意，唯遭到共產黨破壞失敗告終。1950年10月，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相比之下，毛澤東卻將胡適宣判成「最危險的階級敵人」，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等於公開宣布共產黨反對民主自由。而現今中共吳幫國公然宣布「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逮捕監禁了劉波，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堅持獨裁專制，頑固拒絕民主自由。如果施先生說革命是中國人的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就是統治階級迫出來。

施文說：「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沒有完全消滅的必要。即便 讓它們存在下去，自生自滅，也比人為消滅的好。相反，消滅一種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壞了政治生態平衡和和力量間的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災難的開始。孫中山 先企圖消滅滿清的政治力量，后企圖消滅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先消滅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后消滅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雖然勝利了，但 即刻產生極權專制。因為對立著的勢力消失，平衡也跟著消失，重心一邊倒。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國人把此當作 常態。」

這裏施先生搞錯了兩個概念：一，(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是要「消滅」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拙文「孫中山才是中國民主之父」一文中解釋過孫中山為什麼要發動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推翻滿清和北洋軍閥的統治，但這並不等於說孫中山要搞獨裁專制。該文引用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推測「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國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可資參考。而毛共的共產革命才是以消滅其他所有政治力量，實現一黨獨裁為目的。嚴格地說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因為他把社會拉向倒退，正如儲安平先生所說「我們現在向國民黨爭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掌權了，就是有無的問題了。」二，人類社會發展不是什麼「政治生態平衡」，舊的腐朽的政治力量必然隨著舊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而退出歷史舞台，比如代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代表封建社會帝王都必然要消失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出現「人為消滅」，是因為這些舊勢力死抱舊制度不放，寧可一起進棺材，也不願意改過自新。這不能怪革命者，一旦確立了民主憲政，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可以和平共處自由競爭(「自生自滅」)，根本不可能發生施先生所說的「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祇要像西方國家一樣確立了民主制度，就永遠都不會再發生暴力革命。施先生不可以將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發生的革命掃除專制勢力，看作民主制度建立後會發生的事情。毛澤東用不正當的手法去除政敵劉少奇，是因為他不但要搞一黨專制，還要搞一人專制，根本與革命和民主毫不相干。

施先生對台灣民主化和六四的評價，筆者也不敢苟同。施先生說：「台灣人近幾十年的選擇，不同於大陸。他們選的是和平民主抗爭……。而是利用狹小空間，慢慢地擴展，一直堅持到廢除黨禁，實現政黨和平輪替。這說明，除了革命和改革，也就是說，除了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之外，還有另外的選擇途徑，即用和平手段改造現政權，慢慢演變。六四學運雖然也是和平抗爭，但由於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施先生這裏所說的「另外途徑」其實就是改良，台灣人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所做的事，正是今天大陸人所做的事。問題是國民黨雖然實行過戒嚴，長時間軍政訓政，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民主的政黨，有可能實現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事實上在蔣經國和李登輝先生手裏實現了民主化；而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黨，迄今為止，共產黨沒有絲毫政治改革的誠意，因此，改良在中國大陸行不通，實現民主化的唯一途徑衹剩下革命。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是最好的榜樣，也是最有可能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至於六四運動，最大的缺陷是沒有像「零八憲章」一樣提出明確的民主訴求，衹停留在反貪污，期待開明專制的低級階段。而施先生所說的「運動最終被引入暴力政治輪替。」那是因為共產黨動用坦克機槍血腥鎮壓，不是學生的責任，更不是什麼學生「對革命這個選擇途徑的不自覺 沿襲」，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請施先生不要混為一談。

施先生在另一篇文章「等待革命？」中說：「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既然是等待，那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就都不用做了，做了反而是幫助現政權，拖延革命的爆發時間。有人形容中共是一輛順著坡溜向 懸崖的破車，如果想反共，不要站到前面擋，而要站到后面推，意思就是幫著一塊干壞事。有的貪官自我寬慰說，現在多貪一點，促進革命早日到來，對老百姓有好 處。」這種說法簡直匪夷所思。意思是你們不都是贊成革命嗎？那就「等待革命」發生好了，「什麼有進步意義的事情都不要做」，這是什麼邏輯？有點像痞子毛澤東在執政黨的最高會議上說，解放軍不聽我的，我就重上井岡山找紅軍去……。一樣的無理取鬧。你自己在文章中都說：「不用腦子特別好的人，一般稍有一點歷史經驗的街井市民，都 從中看出門道：下一次革命的時機快要成熟了。」革命是否會爆發？什麼時候爆發？與其說主要取決於人民群眾，不如說取決於統治者。如果他們能夠看清形勢，對民主憲政普世價值有起碼的認識，願意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革命完全可以避免；如果相反，則革命遲早會發生，衹有愚蠢的統治者才不懂得從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身上吸取教訓。我們人民大眾要做的不是「等待革命」，而應像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所說的「我們每個人能夠為民主進步做點什麼？就去做什麼，全體中國人一起各盡其能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

施文說：「中國的傳統式革命，的確是一種“浩劫”。這種革命衹會破壞，不會建設。有人說，破壞舊的東西也好啊？但這種革命是不講理性的，破壞起來什麼都不放 過，哪怕有一點好東西攔在路上，也必定毫不留情一腳踢開，不會婆婆媽媽。」如果用來形容毛共的共產革命，筆者同意你的看法。但如果用來形容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則未免與事實不符。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並沒有對滿清皇族斬盡殺絕，相反給予保留居住紫禁城、數百萬兩銀子年俸 的優厚待遇；對於被晚清廢除的科舉制度，孫先生反而認為是中國人獨創的公平挑選公務員的優良制度，將其歸入「五權憲法」之中。所以說不是一切革命都是狂熱的不理智的，「衹會破壞，不會建設」，問題在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的民主素質。

施先生說：「當鄧小平在八九消滅了黨內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以后，自己也意識到途徑必須改變，不宜再做另一次消滅嘗試。所以，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目前，國內的新左派又稱毛派，還在繼續發展壯大。對所謂的右派即憲政派，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這都說明某種途徑改變的必然趨 勢。」太高估了鄧小平和新毛派了！鄧小平在自斬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之後，感覺到自己推行的改革開放有夭折的危險，於是在南巡講話中發出狠話「誰不改革誰下台！」就是「另一次消滅嘗試」！共產黨的本質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的「消滅嘗試」永遠不會結束。之所以胡溫政權「衹拘捕了一個劉曉波，還沒有開始政治清洗」，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大開殺戒，並非因為共產黨的本質變了，而是因為時代變了，人民覺醒了，人民的力量強大了；況且胡溫根本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權威，「政令不出中南海」，想清洗也清洗不了。至於說「近兩屆中共高層的換屆，各方派系都有 所克制。」明眼人都看得出不過是表面現象，實際上黨內鬥得不可開交，張軼東先生近期提出「黨內矛盾遠比黨群矛盾尖銳激烈，將來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黨內鬥爭結合群眾運動而實現」很有道理，值得重視。


以上不厭其煩地引用施先生的文章，並發表筆者的看法，是因為筆者覺得施先生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觀點，代表了改良派的整體思想，所以才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其實，以前筆者也有類似施先生的改良思想，認為暴力革命一定產生新的專制，後來慢慢認識到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而隻要革命的領袖和政黨具有民主思想(如美國的華盛頓和中國的孫中山)，革命由群眾運動主導不出現一黨獨大的武裝力量(如蘇聯和東歐的顏色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民主，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顏色革命實現。筆者在拙文「零八憲章和中國民主道路」講述了有關思想轉變的過程。近閱余傑先生「“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發覺一向主張改良主義的余傑先生也有了轉變，值得欣喜。事實將會教育越來越多的人，面對頑固拒絕民主化的共產黨，人民唯一的選擇就是革命，當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必然發生，而顏色革命將取代以往的暴力革命。筆者無權要求每個人都支持和參加革命，但希望至少不要反對和抵制。「長痛不如短痛」，與其永無休止地忍受暴政，不如承受短暫有限傷痛，一勞永逸地消滅專制實現民主(沒有共產黨，中國不會亂，六四期間連小偷都罷偷了)。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過：「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衹要萬眾一心，中國民主化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7月30日至8月2日 ，修改於8月3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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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8月6日「民主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沒有中共，世界會更好——記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東京會議

7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代表香港中國筆會出席了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亞洲太平洋地區會議。國際筆會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權組織和文學組織，香港中國筆會是其145個成員分會之一。國際筆會總部執行主任卡羅琳•麥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國際項目主任弗蘭克•吉瑞（Frank Geary）、國際項目助理安娜•弗萊徹（Anna Fletcher）和來自17個筆會的代表出席了開幕會議：日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菲律賓、韓國、蒙古、新西蘭、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這是國際筆會自1921年創會以來第三次舉辦亞太地區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966年也在東京召開，第二次會議於2007年2月在香港舉行。與會者同屬於中國的代表還有：獨立中文筆會來自美國的副會長巫一毛，來自中國的張博樹，來自日本的趙南和王進忠； 來自瑞典的維吾爾筆會秘書長凱撒；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海外作家筆會副會長更特東珠。遺憾的是，已報名參加會議的中國筆會中心的代表沒有到會。
香港屬於富裕地區，除酒店和宴會之外，不獲會議資助，來回機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會前Frank從倫敦打電話來香港對我說，最後一天有一個關於中國言論自由的專題討論會，我的議程已結束，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如參加的話，需自付酒店費用。我想，既然外國朋友都如此關心中國的言論自由，我作為中國人怎麼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應參加。他還問我有中國筆會代表從大陸來，彼此相處是否有任何問題？我認為雖然大家政見不同，但我相信其他來自海外的中國代表不會對他有任何歧見，不過，這個可能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代表最終並沒有來，反是獨立中文筆會張博樹先生衝破重重阻礙，來到東京，大家對他的到來報以熱烈掌聲。

根據會議日程，首天全體大會每個筆會代表有三分鐘發言時間，主要講述各自的文學創作環境，面臨的挑戰和如何迎接這些挑戰。我在美國生活了六年，０四年回到香港後退休在家寫作，已很少說英語，好在近半年來在網上和一個外國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說半小時，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結結巴巴。第一天的全體會議，我已向大家講述了香港回歸以後所處的特殊政治環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經濟大權，力圖在各方面滲透和影響香港社會，以致香港傳媒出現了「自我審查」的怪現象；另一方面，因為香港是中國唯一具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國內的作家紛紛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來出版，國內的遊客又紛紛在香港購買帶回大陸。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這個特殊身分，在以文學推動中國民主化方面起更積極的作用。我的講詞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新西蘭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講稿，大會助理Anna也要了存檔。我並代表香港中國筆會聯合獨立中文筆會一起提出動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先生，獲會議通過。

來自北京的張博樹先生是中國社科院學者，中國轉型智庫負責人，著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國已經出版了五本有關中國憲制轉型的專著，這次能夠突破中共的封鎖與會，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獨立中文筆會的代表趙暉先生就未能成行)。為了開好中國言論自由專題研討會，我還特意為張博樹先生將中文發言稿翻譯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會議的國家和地區很多，會議的時間又很緊迫，議題又多，原定16日的這個專題研討會臨時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後，立即在會上提出動議，要求保留這個專題研討會。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與會議組織者交涉，結果大會電話緊急通知各與會者，中午12點半召開這個專題討論會。大會期間因為新疆發生大規模種族屠殺事件，各國筆會代表都表示十分關注。來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凱撒曾經對我說，如果沒有中共，這個世界會變得更美好，起碼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台灣、新疆、西藏和香港不會再有事情發生，甚至北朝鮮、緬甸等都會變得和平。我覺得他說得非常對，所以在會上引用了他的話。我說，中共現在是世上僅存的幾個獨裁專制政權之一，亞太區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歸根到底就是民主與專制的衝突，罪惡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文學藝術，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對中國的言論自由給予更多的關注。由於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國內和世界的民主與專制兩種力量在這裏交鋒，香港文學界應該起到更積極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經在東京轉機，但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機場，途中就被滿眼碧綠的自然環境所吸引，同樣是田野和山丘，卻整整齊齊地種著莊稼和栽滿了樹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顏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蓋的地方，可見日本人對環境保護的高度重視。作為建築師出身，我特別留意日本的建築，雖然沿途甚至東京市內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樣的高樓大廈，但他們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棟都經過精心的設計。更特別的是每一座建築都非常乾淨，沒有一絲半點雨水沖刷的污漬，我想很可能是有組織排水設計的精密，和研發新型易潔的建築材料的原因。進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嘆服。大會招待我們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級酒店，費用每晚7900日元(相當於800多元港幣)，全部單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張單人床、梳妝台和其下一個小冰箱，一張小摺疊帆布櫈，但卻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緊湊。各種電器設計非常先進，超薄型的桌面電視機、小型的電熱水壺、自行調節的燈光和空調，無不給人舒適的感覺。大約只有兩平方米的洗手間更是集中表現了日本現代的設計技術，裏面有自動為用者冷熱水沖洗的座厠，水箱則設計成盥洗台，所有的墻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築材料，天衣無縫，令人讚嘆。更令人感到日本人辦事認真的是，無論你是否繼續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換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間用品，讓你感到賓至如歸。

東京的面積非常大，有兩次休會期間我出去轉了一圈走了兩個半小時，在地圖上不過一小段。他的外表雖然沒有紐約和香港那麼多摩天大廈，可是他的內涵卻無人能及，到處都是非常整齊清潔的道路，連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邊的樹木都用通花鐵蓋或平整的瀝青蓋住泥土，簡直是一塵不染。張先生對我慨歎道，東京從二次大戰一片廢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會，中國卻幾十年停滯不前，實在值得中國人好好反思。東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熱鬧的銀座，也很少行人。我問過日本筆會的朋友，東京有過千萬人，怎麼路上不見多少人？他們說都在地下。他的地鐵線路很多，四通八達，上下班時間擠滿人，要靠站台助理大聲指揮旅客。但有一個缺點，和香港一樣都是用xx線命名，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這樣對於日本人中國人可能不會有大問題，對靠日文拼音區分路線的外國人就不如紐約以英文字母及數目字命名簡單方便；而且因為路線多，用於區分的顏色有時衹是深淺的區別，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難閱讀路線圖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數調查，東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價格而言，我比較過東京地產代理所張貼和散發的單張，將平方米和日圓轉化成平方呎和港幣，則相差無幾，至多稍為高出一些；可是，餐飲的價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會招待我們的晚宴日本餐、中國餐、印度餐都可能價格不菲。平日午餐我們在街頭路邊餐館，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圓(相當於五六十港幣)，一碗普通麵條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圓。路邊普通時裝店，男士西服至少一萬多日圓，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費用也比香港昂貴，的士首兩公里起錶費710日圓，地鐵只有160和190日圓兩種，相當於17元和20元港幣，也比香港貴，可是地鐵車站和車厢都略顯陳舊，比不上香港。

會議的主人日本筆會據說擁有數千會員，可能是最富有的筆會之一，不但擁有一棟四層的辦公樓，而且還有若干受薪職員。他們這棟小巧玲瓏的辦公樓極富特色，顯然經過建築師精心設計。黑色外形像橢圓柱體，三四樓之間有一個打通兩層的會議廳，各層還有辦公室、小會議室等，就算是樓梯都與眾不同，明年的世界筆會會議將在這裏舉行。日本筆會的朋友很熱心招待我們，辦事極有效率。見面第一天，就給每個代表準備了一份檔案，裏面除了有各種會議文件之外，還有每人不同的會議內容和時間安排。有東京地圖，還有酒店到會場的詳圖，每個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無論在酒店、商店和銀行裏，日本職員都很熱情有禮，我找HSBC換錢，酒店和銀行的職員都copy一張地圖給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韓國人一樣，英語程度普遍較低，即使是機場、警察和銀行等有機會接觸外國人的職員，甚至是學生，大多不能說流利的英語，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們正趕回去interview，地鐵在日比谷(Hibiya)車站發生故障，有人離去，也有人坐等，但卻沒有任何英語廣播，我們非常焦急，詢問周圍幾個日本人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沒有一人能用英語回答我們。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現代化，很可能主要還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很強，在三菱銀行問路，接待的職員堅持不肯坐下來，我拉他坐下來，他居然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這可能是他們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堅持英語教學，走自己國際化路線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臨走的一天我和張先生去池袋遊覽，進城前走進路邊一間小餐館，坐下來叫餐後，才發現竟然是一間「一人餐館」！十多平方米的廳堂，裏面有六張桌子，二十二個座位，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闆，包攬了廚師、招待、收銀所有一切工作，只見他跑出跑進，忙得不亦樂乎，但卻有條不紊。餐後客人少了，他送我們出門，指指二層樓上，告訴我們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可是卻樂乎乎的，不覺得辛苦。我曾經在紐約開過餐館，也見識過世界各地許多餐館，可是這樣的「「一人餐館」還是第一次遇到。我對張先生說，日本人的聰明和勤勞，可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張先生說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過勞死，看來任何社會都有它的兩面性。在池袋我買了兩個電腦用的麥克風，我想日本製造的質量高，誰知道回港一看卻是Made in China，價錢足足比香港貴四五倍！連以電器生產聞名的日本都在銷售中國產品，此消彼長，估計中國經濟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為什麼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東京，這次去東京有了體會。行前我想在附近的匯豐分行兌換日圓，但分行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去總行或預約，行程匆匆來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韓國，也是要到匯豐總行換韓圓，誰知到了漢城機場兌換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東京再換。誰知道到了東京機場，排隊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卻說這是總行不兌換。附近很多日本銀行都只兌換美元不換港幣，只有一家三菱銀行換，可是匯率只有一港元兌9.58日圓，而香港匯豐分行告訴我的是12.20日圓，在日本臨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見有HSBC分行，好奇進去一問是10.95，三者之間相差最高達21%；而同一家三菱銀行的港幣買入價14.44與賣出價9.58差價竟達33%，令人吃驚。這和香港幾乎所有的銀行分行都能兌換各種外幣，彼此之間的兌換率相差無幾，同一外幣買入賣出價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當不同，所以看來香港作為亞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當之無愧，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這一優勢。

參加這一次亞太筆會會議，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讓我見識了共產專制對全人類遺害之深。會議第一天下午來了兩位內陸前共產國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極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語也不會說。日本筆會招待我們吃日本餐，他因為太胖坐不進矮桌，唯有靠墻坐在後面，他只喝酒不吃東西，時不時敲手掌叫大家安靜下來聽他講話唱歌，大家都只有服從他，可是不一會他就大打呼嚕睡著了。外國朋友見面喜互相輕親臉脥，他卻緊抱著倫敦來的女士不放。最丟醜的是，會議結束一晚日本筆會舉行盛大酒會歡送我們，到會者數百人，衣香賓影，卡羅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紹我們出列鞠躬致意。介紹到這位仁兄的時候，他居然不請自來地用本國語發表演說，同來的一個英語極差，兩人結結巴巴的不知說些什麼，令在場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國大陸或者北朝鮮的代表來了，也許也會作出如此的舉動，因為他們飲下的狼奶太多了，以為開會必有「首長講話」。就像澳洲墨爾本筆會代表Ms. Berni對我說的，這些人與世界隔絕太久了。幸好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否則也難免像這兩個前兄弟國的代表一樣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醜。在當今的世界上，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衝突遠未平息，作家作為社會的良心，有責任用自己的筆為推動世界的文明進步貢獻力量。

(寫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09年8月號「開放」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