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力手裏拿著刀子

閱貴刋9月9日邵建先生「百年國運中的立憲與革命」一文，不得不出來再說幾句話。邵建先生認為百年來中國人走錯了路，捨立憲而行革命，所以至今不得民主自由。我看，邵先生完全搞錯了，立憲和革命不是一對矛盾，革命成功完全可以立憲，立憲不等於可以避免革命(請看拙文「改良主義誤區」)。改良和革命纔是一對矛盾，兩者都是指改造社會的辦法，而立憲祇是一種手段，改良可以用，革命也可以用。
邵文既然說「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立憲就衹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又何以抱怨「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是它成就了20世紀的歷史」？歷史事實已經証明一百年前，君主立憲行不通，所以才發生辛亥革命，這是民意的體現，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人之力可以挑起的，邵建先生們再責備孫中山，再否定辛亥革命也沒有用。
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告終，腐敗的清廷不思變法維新，反利用落後愚昧的義和拳殘殺外國傳教士，挑起國際事端。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倉惶出逃。就在「西狩」途中，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其後，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震驚之下，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11月3日正式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可是已經太遲了，人民已經不再相信他了。
邵建先生若有抱怨，也衹能怨恨滿清王朝對君主立憲沒有誠意，起初玩拖字訣，拖不下去了，繼而玩假立憲《欽定憲法大綱》，激怒了全國人民，到他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大大壓縮皇權，擴充民權，已經來不及了。反觀今天的中共，連滿清政府那一點願意政治改革的表示都沒有，連滿清政府那拖拖拉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一概欠奉，今天的中國人活在互聯網開放的訊息世界裏，民主意識難道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當年對滿清的口頭答應實則拖延不能忍耐，今天難道會對中共的把門關死一口回絕毫無怨言？
邵建先生提出用立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並引用布殊總統的說話，理論上很正確。問題是當權力手上拿著刀子的時候，你赤手空拳怎麼把他關進關進籠子裏？布殊總統說這段話的時候，美國人民早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兩百年了。當初，當英國殖民者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獨立戰爭，剝奪他手中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當南方奴隸主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南北戰爭，剝奪他手中的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今天的中共手裏拿著刀子，他們多次明確表示「絕不搞政治改革」，「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他們揮舞著刀子，把劉波、高智誠、胡佳、譚作人、許志永、謝長發、.......數不盡的民主鬥士、維權鬥士關進監獄裏。請問邵建先生，你有何辦法將他關進籠子裏？不妨將具體辦法提出來與大家分享，如果行得通的，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既能達到民主的目標，又「規避革命所造成的內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皆大歡喜。
筆者看，邵先生衹能空談理論，具體辦法是拿不出來的，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比起百年前的清末，統治者更缺乏政治改革的誠意，因而更缺乏自上而下改良的客觀條件，相反，官逼民反，群體抗爭此起彼伏，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但今天的革命主流已不再是以往的暴力革命，而是顏色革命了。過去毛澤東全面內戰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重演，而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台灣的改良加顏色革命則已成為世界民主運動的方向。執政者自動放下手中的刀子，走進憲法的籠子裏，不是絕對沒有，但衹是極少數，而且大多是在顏色革命的壓力下促成的。比如蘇聯的戈巴卓夫、台灣的蔣經國、李登輝、韓國的盧泰愚……。可惜我們中國大陸人沒有這樣的福氣，從毛澤東那一代土匪出身的領導人，直至今天共產黨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胡溫，都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民主普世價值思想，更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和風度，遠見和胸懷。所以說，邵建先生們的改良主張衹能是空想，毫無實際意義。不信請拭目以待，將來中國的大變動，絕不可能由改良產生，很大可能衹有通過顏色革命完成，而且中共這些嗜權如命，頑固抗拒民主的領導人，很可能重蹈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覆轍。
邵建先生們所擔心的「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因為，革命衹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並非絕對的。筆者同意香港評論家張三一言先生的看法，衹要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人物具有充分的民主素質，革命過程中不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通過革命建立民主政制，不是沒有可能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等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經過不同程度的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選擇永久地把民主制度留給美國人民，自己也名垂青史，讓我們大家一起期望中國也出現一個華盛頓吧！
(寫於09年9月18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30日「民主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中共可能亡於「硬道理」

9月13日星期天晚上無線電視中英文台「六十年家國」專題節目同時播出第二集「硬道理」，內容是有關上海「虹橋綜合交通樞紐」特大工程節目，引用從鄧小平、胡錦濤直至吳幫國、賈慶林的話異口同聲強調說：「發展是硬道理」。
上海市政府2006年決定投資1000億元趕在2010年世博會開幕前建成「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政績工程，包括航空、鐵路和高速公路三大交通立體連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一個巨無霸工程將出現在中國上海」。為此不但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比澳門面積還要大的26平方公裡拆遷，還要「邊鑽探、邊設計、邊施工」，工人24小時三班倒，1000部泥頭車、石屎車日夜不停，每月澆築超過90000立方米混凝土，「上海建總」工程師和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見過規模如此龐大的工程。鏡頭所見在抗議和哭聲中，拆屋機鑽頭野蠻地推倒房屋，碾過洋房土屋，夷平土地，整個閔行鎮瞬間一片廢墟。有原住民抗爭，被警察扭打推入警車，有屋主在陽台上向拆屋機扔火把。一位女屋主說，警察一面將男戶主抓進警車，女戶主一面哭哭啼啼不得不簽字；在附近購房的新住戶投訴日夜施工噪音不斷，天天晚上不能睡覺，有些投訴現場有如「沙塵暴」，二十四小時緊閉門窗，仍然厚積灰塵，隨手一抹手掌變成黑色；拆遷戶投訴說政府「拆遷沒商量」，強行規定每平方米住房、每畝地多少錢，不要也得要，不走也得走，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電視講解說，目前中國政府八成投資用於「基建」，隻有兩成用於其他；180個城市申報要建成「國際大都市」，偌大一個中國尤如一個大工地，堪比當年「大躍進」；安徽阜陽縣政府、雲南紅河州政府這樣的貧困縣都花巨資建白宮式辦公大樓，令人哭笑不得……；解說員問道：上海市政府搞這樣的「世紀超前工程」，有沒有這個必要？上海的經濟真的發展到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的程度嗎？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政績」？一位男拆遷戶說得很明白：「每一座好看的房子下面，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和淚。」難怪官方學者也說：「這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不會發生，在香港也不會發生。」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為台灣民主辯護——與世界華人對話」一文中說：「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 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諷刺的是，同一天陽光衛視「論衡」節目播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主任王長江的一段話：「如果一個政權得到大多數人擁護，隻有少數人反對，這個政權將是鞏固的；如果擁護和反對的人各佔一半，還可維持；如果大多數人反對隻有少數人擁護，就很危險了；如果到了人人皆罵的程度，這個政權就隨時會垮台。」說得好極了，北京政府或許已感到自己隨時會垮台的危險了。現時大陸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像火山熔岩在地下暗湧，總爆發衹是遲早的事。中共每一次的倒行逆施，都在民間增加和積累一分仇恨，特別是野蠻的圈地拆遷，使千萬群眾痛失家園，其不滿憤怒的程度超乎想像，連中共核心黨員都有如此的認識，可見中國已經到了大變局前夜，將來中共覆亡，很可能就亡於這個「硬道理」。
(寫於09年9月14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18日「新世紀新聞」，轉載請註明出處)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正當中共大張旗鼓準備歡慶「建國六十周年」，而民間特別是知識分子卻在反思晚清覆亡之際，卻看到有人歪曲歷史，反說「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否則，中國百年史就會改寫，早已是現代化民主國家了。如李劼先生《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以下簡稱劼文，2004年筆者「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曾質疑過此人對「孫文」的不實之詞)。
不知諸位讀者閱後有何感覺？筆者衹驚嘆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讀大陸背景作者所寫的史論，總讓人感到其喜標新立異，卻荒誕不經；大氣磅礡，卻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卻無內容；輕率結論，卻不經推敲。對比一下海外背景學者所寫，差距立見。筆者猜想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顛覆歷史「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對共產專制的急先鋒，殊不知正中了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簡單化機械化思維的遺毒；同時也繼承了毛澤東那種「衆人皆醉我獨醒」、「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派頭」，不信請看劼文片斷：「袁世凱無法真正讀懂……、袁世凱看不懂……、孫中山更加看不懂……、孫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啟超雖然學問淵博，但當時建議袁世凱稱帝立憲時(事實正相反，梁啟超反對袁稱帝——筆者註)，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的歷史……、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許多中國人也許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們至今沒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無論過去的政治人物還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統統都是笨蛋，衹有你一個人聰明？

事實卻是，儘管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變，官方的史觀有所不同，但民間始終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諸如忠誠、正直、為民、無私等，自古以來不乏董狐之筆。唯到了共產社會，一切政治掛帥，才首次出現了大規模竄改歷史的醜劇鬧劇，毛澤東帶頭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為曾國藩、李鴻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風者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他的原因，長期形成的歷史人物公論總有他的依據，你想要輕易推翻，就必須拿出雙倍的史德史識史材，才能服人，否則隻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為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翻案」，封他們為「大改革家」，說「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環，成為可能。」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大量史實證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滿清專制王朝，就是妄圖復辟封建帝制，根本談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實為康有為、梁啟超。像這樣輕易推翻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早有公論，卻拿不出什麼實質依據，在洋洋萬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駁不勝駁。為免篇幅太長，唯擇其對孫中山袁世凱評價一二異議一番，請教李劼先生和廣大讀者。有關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筆者向讀者推薦曾節明先生《曾國藩的真面目——兼論中共為何大力推崇曾國藩》、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
》、蔣悅先生《平反李鴻章引起的「賣國賊」爭議》……。
筆者認為，一，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於有些尚未証實的孤證，要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結論；一切要以行動言論衡量，不可妄自揣測別人的心理活動。二，現時正當中國民主化面臨突破瓶頸關鍵時刻，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衹會有利於中共專制苟延殘喘，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試舉數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責孫中山先生說，「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一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美國打雜。一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其實隻要稍為動下腦筋，就不會說出如此膚淺無知的話來。照你所說，各省民意代表齊集南京，公推一個與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雜工」出來當堂堂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豈不是都是瘋子？豈非成了國際大笑話？若沒有孫先生長期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屢敗屢試武裝起義做基礎，辛亥革命會無緣無故地偶然發生嗎？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的衝擊、給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壓力，清廷會甘願遜位嗎？袁世凱若真那麼把炮，十幾年前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密會他，請他解救光緒，迫慈禧「遜位」，怎麼不見他的「傑作」？反見他嚇得兩腿發軟，做了可恥的告密者？
事實卻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而身在北京擁重兵的袁世凱對此很不服氣，一面挾天子令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視眈眈。為國家民族而非個人權位，孫中山承諾袁世凱：衹要能說服清帝退位，並來南京就任，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統退位，孫中山第二天即向國會遞交了辭呈，14日正式辭職。緊接著國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堅持袁到南京就職。還派出專使團北上迎袁來寧。北京忽來「兵變」，袁借口維持秩序，拒絕南下。再者，孫中山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實行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不但取締國民黨，連保皇黨梁啟超與國民黨激進派章太炎合組的進步黨也被取締，禁止政黨活動，各黨領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說——筆者註)，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要求孫中山黃興裁撤南方革命軍隊；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以上歷史事實及後來發生的袁稱帝已經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議會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將中國社會拉向後退。史載「宋教仁案發生後，輿論嘩然，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在議會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況下，請問，如果中國人不想走回頭路，有何選擇？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無可厚非，各省紛紛起兵護國討袁，代表了當時的民意，劼文對此的指摘毫無道理。正如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確宣布「絕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絕不搞多黨制、絕不搞三權分立……」，連組織政黨都不容許，談何議會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會政治改革，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舉一例，劼文說：「孫中山的喪失學而之途(原文如此——筆者註)，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務遠，卻又志大才疏。」「一個在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后來的所謂革命，是一樣的江湖。」2004年筆者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一文中比較過孫毛兩人的學歷：孫13-17歲上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7-20歲上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Central college相當於高中畢業)，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相當於大學畢業)，26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見葉彥幫「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2005-11-25)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Canton Hospital ）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 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大學本科畢業程度無可爭議， 怎麼成了「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和「江湖行醫」？
眾所公認，香港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於說孫中山博士名銜，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說：「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筆者看李先生要麼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學校學制，要麼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習慣。如果李劼先生們見識過孫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書信，就不會說出如此不敬的話來了。
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再舉一例，劼文大書「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說「盡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証。」你現在又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相反，孫文盡管號稱孫大炮，骨子裡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政治異見者。」請問又有何証據？你說「僅就政治邏輯而言，袁世凱擔心的應該是孫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議會政治。事實上，袁世凱與宋教仁也確實以亦敵亦友的關系彼此相處，並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麼勢如水火。」這祇是李劼先生個人的推斷，用這樣空洞的語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將孫視作殺人兇手嗎？相反，「宋教仁之死」一書評論說：「在袁世凱看來，宋教仁比孫中山、黃興還可怕，后兩者在袁世凱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這個宋教仁欲作憲政民主的斗士，宋不達到內閣制共和政府毫不罷休。在《臨時約法》下進行的民國首次大選中，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竟輕鬆勝出，這令袁世凱大光其火。」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12年4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兩個月，下令解散國會，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迫辭職，時任農林總長的宋教仁同時下崗。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國務委員一律脫黨）。陸氏不孚眾望，稱病辭職（1912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組成“混合內閣”（不分黨派），但宋教仁一貫主張組建一黨內閣，這樣會對袁不利。所以袁世凱提拔前任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因宋教仁組閣的決心和實力，趙秉 鈞視宋為政敵，欲除之而后快。
當時，各省正為搞國會選舉緊鑼密鼓准備著。南北小黨共數百家之多，這些小黨若想當選議員，並非易事，所以他們需向大黨靠攏。 1912年8月25日， 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派改組的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此時，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於前一日抵京，當天也出席了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1130票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國民黨中央決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說孫中山對國民黨一盤散沙失去信心，將黨務交給宋教仁，自己到東京另組中華革命黨去了。另說孫中山熱心築鐵路，黃興淡出軍界，宋熱衷黨務，遂被推舉為國民黨執行理事長。非如劼文所說「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黨領袖由選舉產生，非由自封——筆者註)。 1912年秋冬，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根據憲法，國民黨即將組建責任內閣。國民黨選戰初勝，多數黨員難免驕縱，有人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袁世凱聞訊色變。為了安撫宋教仁領導下的國民黨，袁世凱對宋教仁採取了傳統的收買手段加以籠絡。袁聲稱讓宋出任國務總理，並派人給宋教仁送去50萬元的銀行支票。宋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長江流域各省演說，闡述政見，聲稱要組建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並痛陳袁氏政府的腐敗。袁世凱見宋教仁頑固，一計不成，再想它輒。在聽說了宋教仁發表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后，袁世凱氣得咬牙切齒，連電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國事。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電召於1913年3月20日晚乘夜車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槍擊，22日淩晨不治身亡。接下來案件的破獲，竟出乎意料地順利。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來往電文見「宋教仁之死」一書，此處不贅——筆者註)，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 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 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 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相對客觀的估計是：袁世凱或許沒有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秉鈞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凱不曾明示過要殺宋教仁，但手下人為邀功，自作主張，暗地收買刺客，對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灣江南案)。
問題是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蹺。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開庭審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買兇者應桂馨於二次革命期間，趁各方看押不緊，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獄，逃至青島。孫、黃討袁失敗后，應公然回到北京，並傳話給老袁要50萬元現金的封口費，於次年1月間由兩名干探在火車將其秘密處死。北京方面直接聯絡人洪述祖一直暫避青島，直到民國 6年，連袁世凱都一命歸西了，他才敢出來活動。結果在上海惹上訴訟官司，被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時年15歲）等人在捕房門口當場扭住，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趙秉鈞請辭總理后被調去當直隸總督，應桂馨死時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電話給老袁“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后誰還敢替總統辦事呢！”袁聽了深感厭憎，一個月后，這位老袁身邊第一號親信就在家中離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個亂講話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無銀地辯白，民國3年6月，老袁以他貪污區區 500元之罪將其處死(見《北洋軍閥史話》)這一連串事件，難道衹是偶然的嗎？若非偶然，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做下這一連串的殺人滅口案？

歴史資料往往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說法，這就需要我們動腦筋多問幾個為什麼了？比如：
一，宋教仁與黃興同鄉且是共組「華興會」的老同志(宋任副會長)，互相應十分了解；黃興「華興會」與孫中山「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一同發起十次起義，長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謂不深。如果確如李劼先生所指孫乃殺宋幕後兇手，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黃不可能毫不覺察，為何黃從不指孫乃真兇？李劼先生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為何黃興反指袁乃真兇並撰對聯曰：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宋案發生後，袁派工商總長、國民黨人劉揆一南下去疏通黃興，為宋案作說客，受到黃興的嚴辭拒絕)。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設想，如果孫中山才是宋案元兇，為何租界巡捕房會抓獲兇手武士英、雇凶者應桂馨、並在其住處搜出証物，包括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多封來往密電，所述內容均與宋案發生時間地點吻合，而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趙秉鈞、袁世凱而非孫中山？
三，即使孫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黃興、廖仲愷等人面前槍殺宋教仁，但孫有能力在當時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島乃至北京逐一殺武士英，應桂馨，趙秉鈞滅口？，而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不認孫為兇手，卻在上海扭住洪述祖，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
衹需這樣一想，反問一下便不難得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而不會像李劼先生那樣信口開河。筆者在拙文「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中說過：「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說過：「……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最後，請允許筆者引用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的一段話結束本文：「眼 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 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衹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 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 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蕩的成本。」
(寫於9月12日-9月16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18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

革命的誤解

感謝貴刋發表拙文「改良主義的誤區」，該文質疑邵建先生「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文中提出的改良主義觀點。後來覺得當今的改良主義思潮不但誤解了改良，更誤解了革命，所以再寫此文希望能澄清對革命的誤解。當下中國正處於大變動的前夜，但中共拒絕政治改革，如果仍一廂情願地幻想改良，抗拒革命，勢必令民主化走入歧途，令中共的獨裁專制得以延續，國家民族繼續受害，這是我們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筆者看，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顯然是對革命有所誤解，所以筆者不辭劣拙，寫了「革命不是革人命」(以下簡稱「革文」)等幾篇致施化先生的文章，希望他能改變觀點(筆者以前也曾經持類似施先生反對暴力革命的觀點，但後來事實讓我改變了，請參閱拙文「中國民主化和零八憲章」)，我想在這裏和他討論其大作「我主張儘量不用“革命”這個詞彙」(以下簡稱「施文」)。

一，「革命」不是「革人命」，是指舊事物舊制度的根本改變

施先生一直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就是殺人，流血，「革人命」，這是對「革命」的誤解。中國古代「革命」一詞出自「湯武革命」，因王者自稱「受命於天」，所以老百姓就把「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看作是「天命的變革」，簡稱為「革命」，並非是殺人「革人命」的意思。 「革」是變，「命」是天命。現代「革命」一詞則來自日本對英文Revolution翻譯，顯然已經和中國古代所說的「革命」一詞含意大不相同。有關現代「革命」一詞的含義，經過很多爭論，應該說已有定論。拙作「革文」曾引用1902年梁啟超先生著名的「釋革」一文，雖然現時很多權威學者指出該文正表現了梁矛盾的心情，但既然梁文說「Revolution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Revolution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所以筆者覺得，儘管梁先生心情矛盾，此時的他還是傾向於革命的。

有關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的區別，「釋革」文中說：「Ref主漸，Revo主頓；Ref主部分，Revo主全體；Ref為累進之比例，Revo為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則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夷蕰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這個定義今天仍然適用。眾所公認，革命與改良的區別，從目的而言，革命是徹底改變舊事物舊制度；改良是對舊事物舊制度修修補補；從過程而言，革命是舊事物舊制度急劇迅速的改變；改良則是緩慢漸進的改變。從發動以及參與的力量而言：革命是從下而上發動的，所有社會各階層均可參與；改良是從上而下進行的，可能衹局限於部分統治階層以及社會精英。

施文一開始就說他主張用「革政」一詞來代替「革命」，「主要原因衹是因為“革命”一詞的詞義不清，容易被人誤解和利用。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殊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章太炎接受梁啟超的邀請，擔任《時務報》撰述時，就在《論學會大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說：「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才，謂之革政。今之亟務，以革命挽革命。」為什麼「革政」這一名詞未能被接受被使用並流傳下來？就是因為「革命」和「改良」已經囊括了事物變化所有兩種不同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第三種方式(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實際上也是「改良」；奧巴馬總統的「改變」(Change)則比改革改良更輕微)

二，革命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

在政治範疇裏，同一種改變社會和社會制度的方法，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都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

就拿革命來說，首先要看這種革命是否有必要？如果社會制度確需改變，而執政者亦願意改變，改良行得通，就不需要革命；反之，革命就屬必要。

比如說清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內憂外患、喪權辱國，與世界民主潮流嚴重脫節，而清王朝不願意放棄君主專制，實現民主共和 (他的所謂「君主立憲」，其實是假「立憲」真專制，筆者其他拙文已詳述，在此不贅) 因此，辛亥革命就很有必要。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軍政大權操縱在北洋軍閥手裏，不但出現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醜劇，更延續了屈辱的外交和腐敗的內政，社會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困苦，各地軍閥擁兵自重，佔地為王，暗殺宋教仁，驅逐國民黨議員，完全沒有和平議政的可能，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以有限暴力達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目的，就是必要的，正面的革命。相反，正當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之際，共產黨卻在後方湖南廣東搗亂，毛澤東大搞「土地革命」，濫殺地主富農。而北伐軍中許多中上層軍官都出身於地主富農階級，他們在前線英勇殺敵，共產黨卻在後方殺他們的父母兄妹(毛澤東在湘南搞燒殺搶，甚至連貧下中農都起來反抗，殺了不少共產黨)。須知當時中國民主共和主要的敵人是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和城市中的資產階級，所以，毛澤東當時的「土地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不必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即使共產黨內陳獨秀等也主張「革命階段論」，反對毛澤東的「一次革命」、「不斷革命」)。不但如此，抗戰勝利後的國內戰爭也完全不必要。因為1946年國民政府認為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經有了實現的條件，誠意邀請包括共產黨在內各黨各派參與共同制憲，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建設一個民主共和新中國。可惜毛澤東共產黨以一黨之私，凌駕於社稷蒼生之上，以為經八年的積聚，已經有了暴力顛覆國民政府的力量，蓄意發動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因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必的。至於說共產黨統治大陸六十年，不斷地進行這種那種「社會主義革命」，死人無數，更完全錯誤，完全沒有必要。

其次要看革命的目標，如果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就是好的革命，相反，如果是將社會拉向後退，則是壞的革命。

比較百年來中國發生的兩場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產革命，兩種不同革命的區別一目了然：辛亥革命的目標是推翻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新制度，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軌，目標完全正確，這是好的革命；毛共的共產革命，目標是推翻正在艱苦創建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質是一黨獨裁的專制制度，比君主專制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將社會拉向後退，因此，這種革命是壞的革命。

最後還要看革命的手段，如果是非暴力不流血，或者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就是好的革命；如果相反，蓄意使用暴力，毫無必要地驅使人民流血犧牲，那就是壞的革命。

比如說，近代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就是非暴力的社會革命，既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又達到了民主憲政的目標，就是好的革命。類似於他們的中國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將暴力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也是好的革命。相反，毛澤東共產黨蓄意使用暴力，毫不顧及人民生命財產，為一黨之私不惜發動內戰，犧牲數百萬人民的生命：「土地革命」期間燒殺槍，造成赤地千裡(如江西蘇區白區之間，方圓數百裡無人煙)；「抗日戰爭」期間卻消極抗戰，積極發展，任由日寇攻城略寨殺害同胞，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解放戰爭」全面內戰更死傷無數，殘忍地用老百姓的生命去為他的「革命」犧牲(如長春圍城，不放百姓出城，活活餓死數十萬人)更不用說奪權後六十年殺死、整死、餓死和鬥死數千萬人，這種革命就是反動的，壞的革命。

三，對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好的革命，我們應該積極支持

很明顯，對於好的必要的革命我們都應該支持。況且，時代不同了，毛澤東式的全面內戰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發生，即使有人想當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當炮灰殺自己的同胞了。當今世界的革命趨勢是顏色革命，蘇聯東歐就是成功的榜樣；台灣則是改良和顏色革命相結合的成功榜樣。所以，對革命我們起碼應抱歡迎的態度，而不是像施先生改良主義那樣的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反對，這樣，就站到了人民大眾的對立面，客觀上助長了專制統治，讓極權暴政得以延續，國家人民繼續受害；對於壞的不必要的革命，當然我們應該反對，最起碼應抱抵制和不參與的態度，壞的革命就不能禍國殃民。果如是，不但毛共反人性的共產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各種「肅反鎮反」、「反右」、「三面紅旗」、「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也搞不起來，幾千萬同胞不至於枉死；相反，自辛亥革命開創的民主共和歷程則會早已成功，不至於延後了幾十年才在台灣實現。

說到這裏，施先生「一百年來中國人原地兜了一個大圈，就和濫用“革命”一詞，脫不開干系。」一說就有了答案。一百年來中國人之所以求民主而不得，不是因為「革命」，而是因為沒有分清好革命和壞革命，讓壞的革命破壞了好的革命。是因為很多人上當受騙或者糊裡糊塗地參與了從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壞革命，客觀上成了歷史倒退的幫兇；也因為至今許多人仍然對改良主義(例如中共的「經濟改革」)抱有幻想，還未意識到獨裁專制、反民主自由、反人性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徹底改變，因而反對一切革命，主張在這個失敗的已被歷史證明錯誤的制度上修修補補，客觀上成了阻擋歷史前進的絆腳石，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我們中國人最值得警醒和覺悟的地方。


(寫於09年8月20日-8月24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9月9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

改良主義誤區

在當前革命和改良的爭論中，筆者發現改良主義有兩個誤區，其一是：「不改變權力主體，而改變權力的性質」；其二是：「立憲」等於民主。

一， 不改變權力主體，能否改變權力性質？

以最近邵建先生「清末的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文為例，該文說：「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反對暴力、亦復反對從清廷那裡奪權，他（們）要求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

問題就在「不改變權力所有的前提下」能否「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筆者認為不可能。權力的性質衹有兩種：專制和民主。如果保留專制執政者，如何將權力民主化？政治民主的要義就在於沒有固定的永久的當權者，權力屬於人民，由全體人民通過普選產生政府，授權政府在固定的任期內執政，如果人民不滿意，下一次選舉就可以把他們踢下台。邵文「不改變權力所有」顯然是指保留中共的永久執政權，試問還要選舉幹什麼？既然沒有選舉，談何民主？沒有民主，亦即永久專制，談何「改變權力自身的性質」？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舉例說，如果台灣蔣經國、李登輝不開放普選，「不改變權力所有」，國民黨永遠執政，台灣能「改變權力的性質」嗎？要實現民主化，首先要容許「改變權力所有」，容許人民通過選舉實現政黨輪替，然後讓人民去監督這個政府。民進黨陳水扁做得不好，人民通過選舉將國民黨馬英九選上台，國民黨再度執政。但和以前的獨裁專制已有本質不同，「權力的性質」已經改變了。以前未經人民授權，因而是不合法的，現在經過選舉授權，就變成合法的了。對共產黨來說，難道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邵文說：「梁氏的政治革命屬於“政體革命”，它不改變權力主體，但要改變權力的性質（即改專制為立憲）。」看來，邵先生指的是「君主立憲」。事實已經証明在中國行不通，筆者在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見4月9日「縱覽中國」)已詳細分析過，在此不贅。僅引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雷頤09年8月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演講「制度滯后與清王朝的覆亡」一段，供邵先生和讀者參考：

「日俄戰爭後，1904年立憲運動起來 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要預備立憲。這個風聲一出來，民眾歡騰，當時人們游行喊“吾皇萬歲萬萬歲”。但是清政府沒有誠意，把民意當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 開國會。當時有一些富商組織起來上街請願要求開國會，有人把自己的手指頭砍斷要求開國會，雙方的衝突越來越激烈，但清政府還是拖延不決。1908年慈禧去 世，清政府說要搞內閣制，人們還是抱有某種希望。1911年5月，內閣制一出來人們發現是個徹頭徹尾的皇族內閣。按照君主立憲國家的 傳統，皇族成員是不能入閣的，梁啟超在東京的時候與革命派進行了論戰，當時支持維新的人比較多，革命派說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啟超認為清政府會真改良，但是預備立憲大綱一出，人們一看就是假的。這個預備立憲大綱是向日本學習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維新又退了一步，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改良也能達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統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認為統治者不會改了，這時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預 備立憲大綱一出來，在外的留學生馬上都傾向於革命派了，革命派力量變得很大。那邊又把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廣大民眾都起來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垮台了。」

二，「立憲」是否等於民主？

筆者認為否。首先要看「立憲」立的什麼憲？統治者有多大的權？人民有多大的權？其次要看「立憲」之後，是否真的付諸實行。

邵文說：「在梁看來，以立憲反專制，既可以相對 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積流血和社會大幅度的震蕩，又可以預先就避免了革命後專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啟超這樣闡釋他的政治革命：“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 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看來，邵先生認為清末可以通過「君主立憲」實現民主憲政，現在可以通過「中共立憲」(永久保持中共執政地位)實現民主化，筆者不敢苟同。

關於清朝「君主立憲」，拙文「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全文照錄
《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並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衹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衹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專制」的「延命之策」。

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試問：立這樣的憲等於民主嗎？

即使憲法條文上明確規定了全體公民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擁有宗教信仰自由、通訊保密自由、人身、住宅、財產不受侵犯……(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實際上卻是一紙空文，毫無實際意義。統治者不需經過真正的選舉就可以無限期執政、人民無權辦報、無法出版書籍、集會結社更是「反動組織」、游行示威則是「動亂」，法輪功的宗教信仰被殘酷鎮壓、網警防火牆無處不在，隨便抓人捕人，強行拆遷，地富資產階級甚至小業主資產全部充公……中共統治六十年所作所為有目共睹，在在都與其白紙黑字的莊嚴憲法相反相違，這樣的「立憲」不但沒有絲毫民主的影子，簡直是對民主極大的諷刺！

怎麼能說衹要「立憲」就等於消滅了專制，實現了民主呢？

三，為什麼說中國現在衹能革命，不能改良？

原因很簡單：

1，革命是指社會制度根本變化，改良是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上修修補補。中共六十年的「社會主義」試驗，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有目共睹。現時大多數人的共識是要徹底改變這種社會制度，實行多黨制、議會政治，衹有這樣才能真正國富民強，和世界文明接軌。而不是什麼「黨內民主」、「差額選舉」等等改良主義假民主可以達到目的。

2，改良是由上而下發動的，而中共當權者和特權利益階層正在利用手中的權力貪婪瘋狂地鯨吞國家財產，盤剝壓榨老百姓，他們怎麼可能民主改良，與人民分享權力？更不用說像國民黨一樣交出權力，還政於民了！中共二號人物吳幫國已公開宣告「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等於明確告訴全世界：中共絕不搞政治改革。所以，改良的效果和願望再好也沒有用，缺乏實現的可能性，等於空想。

3，或許邵先生等會說，英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不是「君主立憲」成功了嗎？我們中國也可以。問題就在於我們中國人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沒有那樣的政治風度，歸根到底沒有人家那樣的政治素質。當年的清朝皇帝不願意像日本和西方國家一樣「虛君立憲」，讓出所有實質性政治權力，衹保留王室的名義，甘願當一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他們夢想永遠保留君上大權，統治天下。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給了他們數百萬兩年俸，居住紫禁城的特權，他們還數度發動復辟，投靠日本當傀儡皇帝。今天的中共也遠沒有蘇聯、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共產黨的胸襟和氣度，更沒有人家的卓識遠見，在他們的心目中，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所以就永遠屬於共產黨，而不是屬於全體人民。對他們來說，唯一可能的就是羅馬尼亞結局，所以說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在顏色革命，而絕非改良主義。

筆者以上個人看法，請邵建先生及廣大讀者多多指教。

(寫於09年8月23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1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