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船洲大橋和高速鐵路

報載造價達37億元天價，建造期長達七年半，全球最高的斜拉橋昂船洲大橋通車，港府盛大慶祝，筆者卻認為這條橋暴露了政府決策人員的愚蠢，根本不值得慶賀。
數年前正當港珠澳大橋密鑼緊鼓準備上馬之時，筆者曾經在香港傳媒發表「港珠澳大橋和英法隧道」一文，指這座長達數十公里的低矮大橋，好像一隻怪獸將珠江口攔腰斬斷，嚴重損害自然生態及景觀。英法海底隧道長達51公里，但兩國寧願花巨資建海底隧道也不建橋破壞英倫海峽自然環境，港珠澳大橋僅39公里，比人家短了四分之一，更應效法人家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和愛護，建海底隧道而不是大橋。若資金不足，應待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到足以與英法媲美之時才動手興建海隧，留下美麗的珠江口自然環境給後世子孫。後來，居然該大橋方案局部接納了香港市民及筆者的意見，採用「半橋半隧」的方案，保留了一點(6公里多)珠江口自然景觀，雖差強人意，總算是比全橋方案好一些。
而昂船洲大橋兩個橋塔高達300米，相當於一百多層樓高；橋底高達70米，相當於二十多層樓高，榮獲全球最高橋樑這一並不光彩的稱號，為的是使全球最大的裝萬隻貨櫃的貨船可以通行葵涌貨櫃碼頭。既然橋址扼貨櫃運輸咽喉，必須將整座大橋升高；且主橋跨度僅有1018米，橋身並不長，何不轉一下腦筋改為海底隧道？既可節省造價(比東西區海底隧道都短)，又可保存自然生態環境，令葵涌港灣暢通無阻？一舉數得，為什麼這麼多政府高級決策和工程部門不提出比較方案，或者公布建橋方案細節供廣大市民討論？
同樣的情況現正發生在港穗高速鐵路，政府說是若不接駁大陸高速鐵路系統，就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會被邊緣化。其實是聳人聽聞！根據港府預測，到2016年每天約有99000人使用高鐵，其中88000人來往於珠三角，而70000人祗來往港深。說明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主要在珠江三角洲，旅客來往則多數局限於港深，與國內其他地方的高速客運需求並不很大。而現時香港與國內各大城市航空已經非常方便，完全可以滿足這部分旅客的需求；香港有各種便捷的海陸交通網絡連繫珠三角，客貨運輸暢通無阻；這條高速鐵路祗是客運鐵路，對珠三角工業生產沒有直接的作用；說到底祗是方便大陸富豪來港，香港有必要花費如此巨大建「大白象」工程滿足這些貪官污吏和富豪嗎？
因廣州站設在番禺石壁，旅客接駁地鐵和其他交通工具去廣州市中心至少半小時，反而比現時終點站在廣州市中心的廣深鐵路多花時間，車費又貴，將來願意搭乘高鐵去廣州的香港人必不如政府所預計(事實証明，落成後的西鐵、九鐵落馬洲支線、西部通道統統都遠達不到港府的預測值，港府對高鐵經濟效益的預測很可能重蹈覆轍)。深圳也一樣，高鐵站設在寶安龍華，遠離市區，相對於多種多樣直接來往於香港深圳市區的交通工具，究竟還有多少優越性？政府預測每天70000來往港深乘客根本就是一廂情願。既然如此，為什麼香港政府一定要跟隨大陸修建高速鐵路？就為了跟風迎合上意？還是學大陸地方官員大搞「政績工程」？曾參與港府 1992年及 2000年兩份《鐵路發展策略》報告的鐵路工程專家 Ronald Taylor指出，高鐵的效益要在長途旅程才能發揮出來。連大陸鐵路專家趙堅都認為，香港根本毋須興建一條接駁廣州的高速鐵路，因車程太短，車站太多，列車沒有可能達到高鐵最低時速250公里，名為高鐵，實為低鐵。
再者，香港即使要接駁大陸高鐵系統，為什麼寧可多花二百五十億硬要將香港終點站設在九龍西，讓所有到新界的旅客走回頭路，而不接受眾議設在新界錦上路？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飛機場都不會設在市中心，而設在郊區，用其他交通工具接駁，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廣州深圳都將高鐵站設在遠郊，為何香港要反其道而行之？況且高鐵站將引發的西九交通大擠塞、大角嘴地區地陷、電磁波輻射影響、菜園村居民痛失家園等等都會令香港市民付出巨大的代價。

說到造價，為什麼全世界的高鐵包括中國大陸在內都走地面，而香港區區26公里卻全鑽地底，因而造成每公里造價達京滬京穗的八倍、英法海底隧道的兩倍？(廣州到武漢1060公里1300億元，香港段僅26公里，卻須669億元，相當於兩條青藏鐵路)，由此榮獲全世界「最貴高速鐵路」稱號，不過，這可不是什麼好榮譽，對曾經創造世界經濟奇蹟的香港是一個恥辱。為什麼港府寧願拿出佔公共開支1/4的巨款去修築這條並非迫切需要而且效益成疑的高鐵，而不肯拿出一小點錢來興建市民爭取多年的港島南區地鐵？為什麼不肯用這筆錢去做其他市民迫切需要的事情？為什麼政府在未公開諮詢公眾意見之前與大陸簽訂年底動工的協議，造成徵地賠償騎虎難下的局面，只有大灑公帑收買菜園村村民？現在又霸王硬上弓，迫立法會通過撥款……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作為嗎？曾蔭權政府這種不顧港人利益，一味奉迎北京的作風，愈來愈使香港人反感。香港是全體香港人的香港，每分每毫公帑的支出，都必須取得納稅人的同意，曾蔭權有責任給香港市民一個合理的解釋；香港是我們的家園，每個香港人都有權為香港的未來發表意見。
(寫於2009年12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2010年1月號「動向」雜誌)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評北京重判劉曉波

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 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祗是空有其名而已。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 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注)的報紙，因為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版發行被干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游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祗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制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以上幾段沒有加引號的話別以為是筆者批評中共扼殺言論自由，重判劉曉波，其實不然，他們是六十多年前中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批評國民黨的社論和新聞報道，分別是：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1941年10月28日「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1945年3月31日「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1944年4月19日「言論自由與民主」、《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社論。現在一字不改地套在當年批評別人的中共頭上，六十年了，還這樣合身，不可說不是歷史巨大的諷刺：一個政黨六十多年前如此大義凜然理直氣壯地批評別人，今天自己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是完全忘記了自己六十多年前所說過的話嗎？筆者相信不是，而是心中有鬼！笑蜀先生《歷史的先聲——半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出版，就被中共封殺銷毀。明明是半世紀前自己說過的話，發過的誓，白紙黑字，無可否認；半個世紀後，卻生怕人家知道，銷屍滅跡。如果矢志不渝貫徹到底，應該大事慶祝才是，為何反要鬼鬼祟祟遮遮掩掩，怕什麼呢？
原來隨著當年的在野黨變成今天的執政黨，當年的批評者已經變成今天的被批評者，今天的共產黨比當年的國民黨還遠不如，讓我們粗略地比較一下：
當年國民黨雖然也曾經獨裁專制，但至少公布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路線圖：軍政、訓政、憲政，和時間表：軍政五年、訓政六年(共產黨執政六十年了，民主憲政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在哪裏？)。後因爆發抗日戰爭被迫中斷，但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1月即在重慶召開政協會議，2月，國民政府即正式任命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代表共35人組成憲草審議委員會，其中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共產黨讓出2名額討好民盟，奪權後中共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請國民黨參加嗎？會與其他黨派人數對等嗎？)。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張君勱負責執筆起草新憲法。張在起草期間多次私下與中共單獨接觸，與中共達成一致後再提交審議會。(共產黨會交由各黨各派聯合起草憲法，並首先徵求其他黨派的同意嗎？)會議決定當年召開「制憲國大」，決定新增國大代表國民黨230人、共產黨200人、共產黨盟友民盟100人(後經中共要求，國共兩黨各讓出10名額給民望，中共拉攏討好民盟，顯而易見，1957年反右鬥爭中卻一腳將其踢下床去，怪不得其領導人物章羅說毛澤東是個政治流氓)，各派代表均由各黨各派自行選舉委派(中共的人大和政協代表也可以由各黨各派自行選舉，而不是由中共指定嗎？共產黨的人大會公平分配名額給其他黨派嗎？)中共為保否決權，要求在國民政府改組後佔三分之一即14/40名額，國民黨同意給中共13個名額，協商不成後，共產黨要求10人，盟友民盟4人(共產黨再次拉攏民盟，中共建政後對其他黨派會如此大方嗎？)。歷時22天的政協會議，簽訂了 《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於國民大會的協議》、《關於憲章問題的協議》、《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共產黨執政後會和別的黨派簽訂任何協議嗎？)這次會議制定的憲法，胡適先生說「這部中華民國憲法比美國憲法還要民主」。中共篡政六十年了，共頒佈過四部憲法，另外作了六次修改，居然將國家憲法變成政黨章程，把什麼「接班人」、什麼「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等等政治口號寫入憲法(即使在字面上比較，共產黨有哪一部憲法比得上1946年的憲法？) 1946年「製憲國大」選舉辦法規定：凡年滿２０歲之國民有選舉權，年滿２５歲有被選舉權。1947年11月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1948年 3月「行憲國大」召開。總統、副總統選舉由代表自由組合一百人連署提名候選人。蔣介石以一次選舉所得2430票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當日出席會議人數2765人）；副總統選舉出現6人公開競選狀態，會內會外，輿情起伏，競爭激烈，歷選四次，最後由李宗仁當選(共產黨的任何「選舉」比得上人家的真選舉嗎？)由是，雖然行憲後的國民政府仍由中國國民黨執政，但是，中國國民黨已經是經過民選的執政黨，已不具有原來一黨訓政的意義(共產黨什麼時候經過真正的普選被授權執政？) 1950年10月，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1996年最終實現全民普選總統和各級政府，實現了孫中山先生民主憲政的理想(共產黨在沒有戰爭威脅的和平環境下當政六十年，連鄉鎮選舉都未能實行)。
共產黨當政六十年了，什麼時候實現過真正的全民普選？他的所謂「人大」被民眾譏笑為「橡皮圖章」、「政協」被譏笑為「政治花瓶」，名義上一切屬於人民，實際上人民一無所有，所有的權力財富全部掌握在「黨」的手上。1944年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大會」上說：「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請問今天共產黨執政六十年了，實現民主了嗎？連最基層的農村鄉鎮普選都辦不到，請問這是國家的什麼損失？
共產黨批評國民黨說他扼殺言論自由，可是人家到底還有民營報紙，還容許共產黨的喉舌《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公開批評政府，公開發行，共產黨統治六十年容許過一份半份民營報紙嗎？容許過一句半句批評共產黨的言論嗎？57年黨主席毛澤東親自號召全國人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言者無罪，知無不言」，一轉眼卻把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殘害終身，還恬不知耻地宣稱這是「陽謀」，完全置一個執政大黨的誠信於不顧，有這樣不要臉的政黨和領袖嗎？不是政治流氓是什麼？如今，溫和理性如劉曉波祗是善意建言，《零八憲章》所說的全是共產黨自己六十年前說過的話，卻被蠻橫無理判重刑。兩相對照，應了儲安平先生六十年前的預見：「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中華民族真是多災多難，中國人真是可悲啊！竟然會出一個如此野蠻滿頇的政黨，一個如此無知狂妄的領袖。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力圖把西方的民主憲政引入中國，可惜心有餘力不足，不敵強大的封建軍閥；蔣介石先生繼承孫先生的遺志，排除萬難，六十多年前的1946年剛剛出現了中華民族第一次現實的民主憲政曙光，制定了比美國更民主的憲法，卻被蠻橫的共產黨武力破壞，至今中國人爭民主足足一百多年了，除了在台灣實現了、香港半實現了之外，中國大陸仍然遙遙無期，歸根到底就是中共完全忘記了自己在野時的莊嚴承諾，一旦坐上龍廷，就變了臉，應了魯迅的詩「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共產黨忘記了六十年前對民主自由的莊嚴承諾，不足為奇，因為他們視「天下」是打下來的，理所當然要「坐天下」(王震不是說：誰要共產黨的天下，拿兩千萬人頭來換！)毫無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念，「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他們忘記了，人民可不能忘記，六十多年前大家能向國民黨要民主，難道今天就不能向共產黨要民主？！

(寫於09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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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於01年1月9日「觀察」雜誌)

血酬不是定律，革命催生民主

海外民主論壇上有一種觀點說，凡是革命都會導致專制，因為有「血酬定律」，革命者流血犧牲奪得政權後，為保政權，必然加倍地血腥鎮壓新的「顛覆者」，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對有數千年封建統治傳統的中國來說，更不應革命，中國大陸之所以至今沒有民主，是因為孫中山辛亥革命搞錯了，如果按康梁君主立憲的路走下去，中國早就民主化了。所以現在我們爭民主，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唯一的出路是「黨主立憲」。代表作有邵建先生「梁啟超為何棄美學英更反法」及施化先生「“民主德國”為什麼不民主？」等等，筆者不敢苟同，以前寫過不少文章與之討論(請參閱筆者博客)，對這兩篇大作意見如下，請指教：

邵先生「梁」文說：「梁氏認為，革命無以獲致共和，也無以獲致民主，它真正所能收獲的，祗是專制（即共和專制或民主專制）。革命黨不是要學北美嗎，梁啟超指出，北美的獨立革命 不是革命，祗是一場擺脫殖民地的戰爭。因為北美獨立並非革英國政治制度的命，相反，它雖然獨立了，但依然沿襲的是英國自1215以來保障自由的憲政制度，而且有所變革和發展，比如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創新為民主共和。在這個意義上，北美獨立就是獨立戰爭，它之不能或不便稱為革命，就像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中國抗日戰爭也不宜稱為抗日革命一樣。」

眾所公認，革命和改良是一對矛盾，指的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手段；民主和專制是另一對矛盾，指的是社會制度的性質，不可混為一談，兩對矛盾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絕不能說革命必然導致專制，只有改良才能導致民主；為了達到相同的目標，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段；相反，使用同一手段，也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

這裏邵先生無疑搞錯了「革命」的定義，革命指的是社會制度迅速的急劇的改變(而不一定相反性質的改變)、改良指的是社會制度緩慢的持久的變化。從對外的觀點看，你將美國獨立戰爭看成是反殖民戰爭不錯，但對內看，既然你也承認美國獨立戰爭使美國沿用的英國憲政制度「有所變革和發展，將英國的君主立憲創新為民主共和」(美國的普選兩院制，比英國的保留貴族上議院特權民主多了，換言之，美國的民主共和比英國的君主立憲先進多了，須知民主和君主畢竟是互相對立的另一對矛盾)從改變社會制度上看，將之稱為一場革命，有何不可？(事實上包括百科全書在內均同時稱之為美國革命)退一步說，美國後來的南北戰爭，廢除了農奴制度，社會制度有巨大急劇的改變，不能不說是一場革命吧！而這場革命的結果，是使美國的民主憲政向前走了一大步，實現了不分種族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並沒有導致獨裁專制的結果，怎麼能說凡是革命(特別是暴力革命)都必然導致獨裁專制呢？
邵先生文中說：「革命黨聲稱向西方學，就應該學它最新的而非落後的，甚至打了個比喻，如果有了新的鐵路火車，難道我們還要學它們那些舊的嗎。意即美國的民主共和在英國的君主立憲之後，我們當然應該學最新的、最好的。但，梁認為，於制度而言，沒有最新和最好，祗有最合適。針對中國國情，君主立憲最合適，民主共和則容易導致水土不服。……中國兩千多年來始終是君主專制，國事祗是皇帝的家事，國民無以過問，他們既沒有這方面的機會，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和興趣。一旦驟臨國是，反而無所措手足。到最後，這個共和或民主，祗能為權力者以假借民意的名義所利用，適足以形成真正的專制。」
邵先生的這種「中國特殊論」一百多年前中國還處於貧窮落後狀態的情況下已被孫中山所否定，在六十多年前也早已被包括共產黨在內的進步力量批評過，更遑論今天中國經濟已經取得很大的進步，社會和民眾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你堅持說只有西方人才可行民主憲政，中國人不配享有，從認識上說，就連溫家寶都不如，溫不是說民主自由不是西方獨有的，而是普世價值嗎？
如果邵先生讀過笑蜀「歷史的先聲」，甚至只需看看中共1945年前後在《新華日報》所發表的社論文章的題目，就不會如此放言了：「民主第一」、「中國要求的祗是民主」、「要真民主才能解決問題」、「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不要空喊民主」、「民主與國情」、「民主的真義」、「民主的才是合法的」、「一切光榮歸於民主」、「為民主拚命」、「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其中1946年1月24日「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一文中說：「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借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証。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然後舉出農民用投豆子選舉的例子，此處略)。老毛說得更生動：「別看不起農民，以為他們不懂民主，他們懂得吃鹹菜和吃肉的區別……」邵先生這樣說，只有兩個解釋：要麼，邵先生認為經過六十年和平建設，今天已經沾沾自喜躋身強國行列的中國，其老百姓對民主的認同反而不及六十多年前一直處於戰爭和貧窮狀態的時候？要麼，邵先生本人對民主的認識還不如六十多年前的共產黨。
與此相呼應的是施化先生，他在「民」一文中說：「暴力為什麼不產生民主，主要因為有一個還沒有被很多人認識的“江山血酬律”……。用通俗的話說，血染的江山祗能用鮮血來奪取，而付了足夠的鮮血就享有江山。現代民主國家沒有血酬律。世代以來在“江山”或者“天下”的歸屬問題上，是沒有爭議的︰元規則規定所有權歸於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人。由於不存在歸屬問題，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人或一個黨敢於稱王霸道，凌駕於他人……而通過暴力武裝斗爭的革命造反得來的天下，就符合了這條規律。中共的“江山”號稱是幾千萬烈士的生命鮮血換來的，沒有人敢於懷疑他所有權的份量。今天還在台上執政的中共，吃的就是這個老本。這條基本價值規律“江山血酬律”，付多少得多少，誰付誰得，天經地義。他憑什要和老百姓分享權力也就是實行民主？
「當一個用暴力建立的政權一誕生，天下所有權立刻自動歸於戰勝者。更進一步，由於暴力一定施加在敵對者身上，給其造成傷害，受到暴力侵犯的敵方一定要報復。這時候，他還不得不從民主回到暴政去。否則，一放開，政權又落回敵人手裡，他的血不是白流了嘛！具體來講，祗要流一天血，人們就認一天血酬律，不認江山人人有份！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施化堅持反對革命，反對造反，反對暴力。按照吳思理論的原意，血酬隨著時間貶值，到了多少代以後，血酬值歸零，政權就很容易被推翻了。我的想法，與其從零再建立新的血酬，增加民主的阻力，不如告別暴力也就是告別血酬，讓後代更容易一些地去發展民主。這樣的苦心怕是不大容易被人理解的。」
施化先生的「江山血酬律」貌似有理，實則荒謬。因為他只適用於中國，不適用於世界；只適用於中國的過去現在，不適用於中國的將來，所以不成其為「定律」。
歷時八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1783年9月3日美國宣佈獨立，總司令華盛頓當即解散了他的軍隊，12月4日就在紐約市發表了正式的告別演說。12月23日華盛頓就向聯邦議會(Congress of the Confederation）辭去了他在軍隊裡總司令的職務，聯邦議會在馬里蘭州召開會議，建立了由平民選出官員，而不是由軍人來組織政府的先例，避免了軍國主義政權的出現。華盛頓堅信唯有人民擁有對國家的主權，沒有人可以在美國籍著軍事力量、或只因為他出生貴族而掌握政權。
華盛頓接著返回弗農山（Mount Vernon）的莊園，就在1783年聖誕節前夕那天傍晚抵達家門。自從1775年因戰爭離開心愛的家園後，他都沒有機會返過家。在門口歡迎他的是他之前曾向其許諾過會在8年內返家的妻子，以及4個已經能夠走路的孫子女，全都在他離家的這段時間出生。戰爭也帶走了他所撫養的繼子約翰的性命， 於1780年在約克鎮的一次行軍裡發燒過世。
四年後，1787年華盛頓出席了在費城舉行的制憲會議。他並沒有參與討論，但他的威望維持了會議的領導能力，通過了美國憲法。又過了兩年，1789年經過選舉團投票無異議的（獲得了全部的選舉人票）當選總統，他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全票當選的總統。第一屆美國代表會議（First United States Congress）投票決定將付給華盛頓$25,000的年薪——這在1789年是個很大的數目。但是他婉拒了他的總統薪水，他將承擔政務看作公民的義務。在總統就任的儀式中，華盛頓非常謹慎地確保儀式場面的規模和裝飾儉樸得符合共和國的標準，而不會超過當時歐洲各國的王室。後來他甚至得借款$600元以搬家到紐約以接掌政務。1792年當他再次獲選連任總統時，有人勸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選擇永久地把民主制度留給美國人民，自己也名垂青史，1796年他再一次回到了他的弗農山的莊園過平民生活。
美國的另一場革命戰爭南北戰爭歷時四年，雙方傷亡60多萬。北軍勝利在望，總統林肯和北軍統帥格蘭特不但沒有興高彩烈，反而憂心重重；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從肉體上或者從精神上徹底消滅敵人，以鞏固取得的勝利和政權；他們思考的是如何去克服戰爭的後遺症，消除南北人民之間的互不信任和仇視。在接受投降時，南軍全體官兵受到不尋常的尊重，他們不必放下武器，仍然可以攜帶手槍和佩劍。每個人都得到一張由格蘭特親筆簽署的証明書，証明他們已經是平民，可自由回到家鄉，不受追究，不受歧視。這樣的証明書簽發了三萬多張，戰後沒有一個投降的軍官或士兵被捕坐牢，或受到任何政治、經濟的壓迫；個人和家庭的尊嚴和安全得到保障，重新過著和平安寧，幸福平靜的生活。直至今天，美國南方到處可見當年南軍將領的塑像，美國國會現存每州選送的兩個英雄塑像，其中就包括當年赫赫有名的南方「叛軍」將領李將軍。全體美國人民對林肯總統和格蘭特統帥的作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不但是因為林肯總統消除了奴隸制度，解放了奴隸；更因為他和平地對待南方軍人。林肯和華盛頓同被列為美國最受尊崇的總統，而格蘭特後來也成為美國第十八任總統。

請施化先生告訴我們，在美國華盛頓和林肯身上，你看到了「江山血酬律」了嗎？

沒錯，過去中國數千年歷史總是封建統治的更替，但大多數改朝換代開國之初，都會大赦天下，實行仁政。史記：「仁者愛萬物」、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姜太公對周文王說：「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我國古代聖賢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思都是說要把拯救整個人類看作是自己的責任。馬克思也說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其實都是一個意思，只可惜中共和毛澤東遠沒有這樣的學識和胸懷。像共產黨毛澤東這樣公然宣稱「我們絕不施仁政」，並且在奪取政權後大開殺戒的絕無僅有。這種對待已經放下武器的昔日敵人截然不同的態度，不知道是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所造成，還是毛澤東個人惡劣的品質所造成，抑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只有留待歷史學家去深入研究了。但是，筆者相信，隨著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信息流通的無遠弗屆，人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深入人心，中國再出現毛澤東這樣的既是無知淺薄的土包子，又是狂妄自大的領袖狂、沒有人性的殺人狂的土壤，再出現當年共產黨這種以地痞流氓憤青邊緣知識分子為主體、以未經任何實踐檢驗的泊來品空想共產主義理論為教旨、用燒殺搶手段與文明世界為敵的草莽反智政黨的土壤，已經日漸消失，將不復存在，因此施化先生「江山血酬律」即使在中國也應到此為止了。

筆者在以前若干篇文章裏說過：任何國家社會制度的演變不取決於這種演變所採用的手段是革命還是改良，而主觀上取決於運用不同手段的政黨和領袖是否具有民主理念、客觀上取決於在演變的過程中是否形成了一黨獨大的武裝力量。
民主憲政是我們共同的目標，但到底用革命還是改良的手段實現它，不取決於主觀願望，而取決於客觀條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權者而不是人民大眾。改良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如果當權者死抱權力不放，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必然發生。而只要革命的領袖和政黨具有民主思想(如美國的華盛頓、林肯和中國的孫中山)，革命由群眾運動主導不出現一黨獨大的武裝力量(如蘇聯和東歐的顏色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民主，中國民主化很可能由顏色革命實現。


(寫於09年12月26日，修改於12月29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發於2010年1月6日「民主中國」)

首鼠兩端，自取滅亡

拙文「胡溫的另類選擇」(以下簡稱「前文」)在貴刋發表後，有讀者給我留言：「李先生你一片苦心，胡錦濤不會聽得進去，他在西藏戴鋼盔鎮壓群眾，害怕被清算只會強硬到底，重判劉曉波就是証明……」其實我寫這篇文章，從未奢望胡錦濤會看到，祗不過想和廣大讀者一起分析黨內鬥爭和黨群鬥爭的形勢，共同探索中國民主化的道路而已。我同意這留言的後半段，遲疑不決了一年，突然重判劉曉波，說明胡已經作出了最後抉擇，棄民意而取鐵腕。根據萬潤南先生等胡舊雨所感覺，胡個人性格像周恩來，沒有獨立的思想，但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以「和稀泥」見長。在清華大學學生時代已是「黨的馴服工具」，狼奶喝了幾十年，早已溶入血液中，由於思維的局限性，一招一式都不可能跳出毛澤東時代的樊籬。仔細閱讀一下劉曉波判決書，你會覺得好像回到了胡錦濤當「政治指導員」的年代，通篇只有空扣帽子，沒有實質內容，長篇大論所列舉的「罪証」全是廢話，一點都看不出犯了什麼法，強說劉曉波犯法，只給人一種蠻不講理的感覺。

若沒有猜錯，胡此舉很可能與率眾參拜西柏坡一樣以示「正統」，向中共老人和太子黨示好，以換取退位後個人及家庭不被追究(效仿葉利欽或江澤民)。可是，筆者在前文已說過，黨內鬥爭永不停息，而且遠比黨外鬥爭激烈殘酷，這是共產黨的本性決定的。個人性格再溫順討好，再四平八穩不得罪人，只要你坐上權力的高位，就跳不出鬥爭的漩渦。剛判完劉曉波，黨報黨刊大張旗鼓明捧汪洋，暗貶薄熙來，顯示黨內鬥爭驟然又起，隨著十八大臨近，爭奪權利的卡位戰只會越演越烈。楊光先生在「晚清“皇族內閣”與當今“太子黨”」一文中指出：「自陳雲針鋒相對地提出， “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比較靠得住”。此後，“靠得住”的“太子黨”便大批進入中共政壇，一發而不可收。直至今日，已樹大根深，盤根錯節，勢不可擋。」「他們所佔有、所掌控的權力、資源和財富，早已勝過昔日的皇族，達到了“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地步。」「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經產生了一個由“太子黨”與“團派”分享政權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格局。」

筆者在前文已說過，儘管現在胡錦濤坐第一把交椅，並且不斷地行兵布陣，搶佔戰略要地，但他的「團派」在軍界政界與有著父傳子輩盤根錯節關係的「太子黨」相比，顯然處於劣勢。楊光先生在文章中說：「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將會形成一個由“太子黨”掌舵並佔據多數席次且壟斷黨國關鍵職位的權力新格局，一如昔日的“皇族內閣”。」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向太子黨屈服，十八大全面交出權力，團派徹底退出政治舞台；但是這樣做不一定能確保退位後本人及家庭不被清算，一來胡江、團派太子黨畢竟已經鬥了這麼多年，恩恩怨怨很難一筆勾銷；二來太子黨擔心對立面捲土重來，勢必「宜將剩勇追窮寇」，只要抓住一點小辮子，必借痛恨貪腐的民意進行清算。要麼就是拚一個你死我活水落石出，先下手為強。但處於劣勢之下，胡錦濤要這樣做，唯一可依賴的只有民意。筆者在前文說過，誰能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大旗，最就占領了道德高地，誰就穩操勝券，因為人民會站在你一邊，軍隊會站在你一邊。雖然這樣做主觀上祗是從個人利益出發，但客觀上很可能促成了中國民主化，為國家民族立一大功，功過相抵，到時恐怕沒有人再提起戴鋼盔鎮壓西藏民眾的事了。相反，如果繼續首鼠兩端，進退失據，甚至拿民意開刀，妄圖討好太子黨，必然如香港人所說的「兩頭不到岸」，結果兩面不討好，自取滅亡，不管太子黨上台還是人民革命成功，都很難逃避清算。

筆者完全同意爭取民主主要靠人民群眾，不能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黨內開明派身上，如果沒有群眾的呼聲和壓力，沒有聲勢浩大的群體運動，統治者就絕不會想到給你民主，只有當威脅到他們統治的時候，才會好像擠牙膏一樣給你一點。就像晚清在國內外形勢壓迫之下，不得不公布皇權遠大於民權的「欽定憲法大綱」，企圖矇騙群眾，直至辛亥革命爆發後的一個多月才公布削減皇權擴充民權的「重大信條十九條」一樣，可惜已經為時已晚，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但是，統治集團非鐵板一塊，在群眾運動巨大的壓力下，有可能分離出一部分出於各種目的而站在人民的一邊，客觀上有利於中國民主化的實現。

中國的民主化面對著一個世所罕見的強大的獨裁專制軍事統治集團，這是中國民主化為什麼比其他國家更困難的原因之一；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這個表面上強大無比的統治集團，實質卻非常虛弱，因為他們之間的結合，完全出於私利，出於權力慾望，絲毫沒有崇高的一致的思想和信仰，因此他們永遠都處在激烈的內鬥之中；另外他們完全缺乏管理國家的才幹能力，屢屢將國民經濟搞至崩潰邊緣，他們公權私用，貪腐成風，造成民怨沸騰；國際事務上，執行錯誤的決策，四面樹敵，一度將國家民族置於極危險的境地；更加上具有中國特色的，視江山社稷為私產的「太子黨」，特別招惹民憤。楊先生大膽預言：「太子黨一旦全面掌權，形成新的權力中心，當“太子黨”一統中樞之日，便是中共政權分崩離析之時。」因此，不但整個政權坐在火山口上，他們的個人命運也危機重重，中共當權後的黨內鬥爭犧牲品高岡、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和四人幫等，有哪一個得好死？這樣險惡的黨內鬥爭環境，迫使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考慮利用民意，甚至站到人民一邊，不是不可能的，這反而是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有利因素。

今朝中共與當年晚清有很多相似之處，唯其不同之處就是內部鬥爭遠過之，而這種黨內鬥爭更有可能成為最後崩盤的導火索，這是由其空前的絕對性和殘酷性所決定的。統治集團的內部爭鬥，只會有利於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無論他們之中的誰人？無論他過去對人民犯下了什麼罪行？無論他對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認識如何？出於何種目的？只要他今天客觀上能站出來為人民大眾爭取民主自由，起到與他所處的政治地位相應的作用，人民就應該利用他擁護他，一起去向那些企圖把我們拉回貧窮落後血腥恐怖毛澤東時代的反動份子開火。筆者認為，如此的黨內外、體制內外結合，是我們實現中國民主化的一條現實的可行的道路。

(寫於10年1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發於2010年1月5日「自由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