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是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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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7日讯】近日在“星岛日报”上看到一条新闻，香港新世界集团总经理郑家纯先生说，在公司里占股东人数70%，但是股份只占30%的小股东无权话事，公司话事权在占股东人数30%，但是股份占70%的大股东手上，所以香港不能有普选。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请问郑先生，香港到底是私人公司还是公众社会？

按照郑先生的说法，在香港社会里，几百万市民都只是香港社会的“小股东”，而只有少数“工商人仕”，有钱人才是“大股东”。对于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香港几百万普罗大众都没有话事权，甚至没有发言权；只有少数富商巨贾才有权议政，才有权话事。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市民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对民主政治有较深刻的认识，不知为什么香港的大商家会说出如此缺乏政治常识的说话，比之大陆共产党的特权思想还要露骨。金钱上如此富有，法理常识却如此贫乏，不知是不是香港的缺陷。

即使全体香港市民，都是郑家纯先生加上李嘉诚、何鸿燊、胡应湘等等私人公司老板的雇员，他们受雇于你们不等于将自己的政治权利也卖给你们，你们都只是有权指挥他们工作，而绝对没有权代表他们选特首。更何况这仅仅是假设，事实上香港受雇于你们这些大公司的雇员只占总人口的少数，香港有十八万公务员和无数的中小公司以及自雇人仕，不知道郑先生凭什么宣称他们少数“大股东”有权代表全体香港市民“小股东”决定香港的政制改革？

恕笔者浅薄，笔者只知道天赋人权，生来平等。各个国家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未与闻政治权利要根据财富多寡来分配。无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由不同阶层所组成，社会的运转和进步全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缺少了哪一个阶层，社会都不能健康地发展，各个阶层都应该在公平的社会制度下自由竞争。如果按照郑先生这样的说法，像美国微软主席比尔.盖兹这样的巨富，在美国社会里应该有绝对的话事权，可惜笔者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尔.盖兹先生有如郑先生同样的要求。

其实，像郑先生这样的有钱人，唯一能说明的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自由竞争的优胜者。绝对不能因为他们是经济竞争的优胜者，就自动成为政治权利的垄断者。须知他们的成功，除了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等内在条件之外，香港社会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制度是他们成功的外在条件。试问，如果郑先生在大陆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在毫无游戏规则可言，毫无法律保障的经济环境下，能取得在香港这样的成功吗？公平的社会制度，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但对工商人仕十分重要，因为它帮助了他们的成功；对于普罗大众同样重要，因为它为他们保留了将来成功机会。所以郑先生这样的工商人仕完全应该相信，广大的香港市民都支持现行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绝对不可能将之变成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香港几百万新老移民就不会唾弃大陆的专制社会主义，投奔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了。同时也不必担心普选会令香港会变成过度的福利社会，要相信香港人的智慧，一定能够找到保证成功者的利益和运用社会资源帮助弱势社群的平衡点。

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共产党毛泽东乌托邦式均贫富的封建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因为它违背人性，窒息了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令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人民大众既没有钱，也没有权。经过几个世纪优胜劣败的淘汰，证明了现存欧美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是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既保证了全体公民经济上公平竞争的权利，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优胜者；同时也保证了全体公民政治上平等的政治权利，使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参与国家政治。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富贵贫贱，每一个人在人格上，在政治权力上是绝对平等的。郑先生等只不过是经济上暂时的优胜者，比起美国的比尔.盖兹等巨富差得很远，根本没有资格，更没有权利剥夺全体香港人平等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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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ep, 2004)

评“中国特色”的“死人政治”及邓小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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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日讯】西方人活着的时候尽情地享受生活，enjoy the life；死去后，则希望能在天国享受平静，rest in peace。我们中国人不同，别说活着的时候不懂得享受生活，就是死了以后也不懂得享受平静。近日来，在中国大陆为庆祝一个死人的生日，正闹得沸沸扬扬，还美其名曰“冥诞”，真是太“中国特色”了。

近日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等等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各种庆典，庆祝邓小平一百岁“诞辰”，高调评价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邓小平的家人在他们的豪宅那硕大无朋的大花园里接受电视访问时，情深款款地回忆他生前的一言一行，仿佛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神迹，十几亿大陆人民今天所有的一切全仗他的恩赐；他的三个千金还带着他两个孙女专程到香港来参加庆典，彰显香港人今天还享受着远比大陆富足的生活，也全杖他老人家设计的“一国两制”如何成功……。更有甚者，海内外纷纷传言中共大搞纪念邓小平一百岁诞辰，实质内容是为了进行权力斗争，两派势力藉纪念邓小平攻击对方。国家的领导层有意见分歧不是通过民主手段讨论解决，而是大搞“死人政治”，借死人斗活人，也算是世间罕见的“中国特色”吧！凡此种种无不令人慨叹，中华民族的愚昧和自欺到了何等荒谬的程度，实在是可悲可叹。

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笔者在大陆曾经和几个高级知识份子闲聊，讲到周恩来，有的说周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忍辱负重，保护老干部，减轻“四人帮”的祸害；有的干脆就说他是个美男子，因此令他们全都敬佩不已，露出无比虔诚的样子。当时我对周恩来的认识十分肤浅，还不知道他不单是一个十足的奴才，而且是一个阴险的小人，衹是直觉他做事没有原则，衹会“和稀泥”，胆小怕事，没有任何政治魄力。于是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崇拜周恩来，不如崇拜邓小平，因为即使周恩来还活着，他肯定没有胆量像邓小平那样搞改革开放。

今天许多大陆人对邓小平的盲目崇拜，也许就像七八十年代对周恩来的盲目崇拜一样道理，因为他们被毛泽东共产党奴化教育几十年所形成的思想方法根深蒂固，无法彻底改变，对外部世界毫无认识，即使是高级知识份子也好不了多少。毛泽东把整个中国折腾得死去活来，邓小平仅仅是停止了这种折腾，不再搞政治运动，给了人民一口饱饭吃，就足以让全中国的黎民百姓，包括这些高级知识份子感恩不尽。二十多年以后，用共产党的说话“听其言、观其行”衡量，笔者对邓小平的看法却完全改变了。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二十年前曾经一起闲聊过的那些高级知识份子，我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告诉他们迄今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通通都是一路货色，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不是人民头上的皇帝，没有一个值得人民尊敬和怀念，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间的区别而已。难道为了否定“一百步”，就必须对“五十步”大唱赞歌？

首先，笔者认为邓小平其人根本就不像现今当权者和御用文人所吹捧的那样，是什么“伟大的理论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等等。盖棺定论，邓小平生前根本拿不出一套像样的理论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留给后人的所谓“邓小平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不外乎著名的“两论”。

其一是“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字面上理觧，充其量不过是庸俗的“实用主义”而已。实用主义在世界上早已存在了几百年，邓小平这个伟大的理论，衹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重申实用主义结果至上的原则罢了，怎么看也看不出半点伟大的发明和贡献。而且，庸俗的实用主义并非真理，如果完全抛弃一切公理和原则，不顾一切地追求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公义的崩溃。今天中国大陆官场，商场混乱不堪的局面，与邓小平的“猫论”所提倡的庸俗实用主义不无关系。他的实用主义之所以在当时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也仅仅是相对于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主义而言。他的“猫论”根本就不敢于否定社会主义，衹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有所异议而已。如果邓小平敢于直言：“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好主义”，这才是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表现。即使如此，这句话也只不过是说出了西方世界尽人皆知的一个普通道理。可惜的是，邓小平连这样普通的话都不敢说出来，只敢借“猫”来发泄。

其二是“摸论”：“摸着石头过河”。从字面上理觧，从好的方面说也只不过是提醒大家，改革开放要小心谨慎，不要鲁莽从事，像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蛮干。用他自己的话来觧释说，就是新制度新方法要经过试验才能推广。其实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人类行之已久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翻版，了无新意。同样的“反冒进”，周恩来等早在五十年代已经嗫嗫嚅嚅地尝试提出过，不过在毛泽东的淫威之下，周早就偃旗息鼓，不但不敢坚持，反而马上作出“检讨”，迅速“跟上形势”。究其实质，邓小平这句话，和当年的反冒进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怎么说也够不上“伟大理论贡献”；从坏的方面说，邓小平这句著名的摸论，其实充分地显示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本谈不上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上的批判，对为何要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开放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理论分析，对如何进行改革开放根本谈不上在理论上指出方向，如此怎么能称为“伟大理论贡献”呢？邓公的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他这个“总设计师”其实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毫无头绪。翻译成粤语，其实就是香港人常常说的“见步行步”的意思。香港人使用这句话形容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或者是办事无计划，临急抱佛脚的人，明显地带有贬义。出自伟人之口里，反而一下子变为伟论了，真是讽刺！如果进一步深究邓公的这句伟言，其实是漏洞百出。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大众刚刚从毛泽东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对于改革开放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愿意再走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大轰大嗡”的老路，此时开放改革的大河尚浅，还可以摸着石头向前行；现今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人民大众对于改革开放的迫切性比当初强烈得多，纷纷要求加快改革的步子，向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看齐，再也不满意慢吞吞地摸着石头走一步看一步了。此时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大河中央，河水已深，摸不着石头了，再摸下去就要被淹死，即是被现代急速发展的世界潮流所抛弃。现在最需要的是明确社会改革的方向，舍陆登舟，全速前进急起直追。很显然，既没有指出方向，又没有鼓励进取的“摸论”，早已不合时宜，更谈不上什么“理论贡献”。

其次，笔者认为在实践上，邓小平其人也绝对称不上什么“伟大革命家”。综观邓小平的一生，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在世时，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毛泽东去世后大权独揽之时，也不忘“四个坚持”，“祖宗规矩不可改”的奴才角色，其最大的贡献不过是为毛泽东千疮百孔的“社会主义”修修补补而已。根本谈不上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说是毫无建树。

早在五十年代，造成近百万人家破人亡的“反右运动”，虽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是作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全国性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作为当时毛泽东的积极拥护支持者，毛泽东深为赏识并且破格提拔的邓小平，又怎能脱得了干系？

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伙同刘少奇祭出共产党镇压群众的法宝，向全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文化单位派出工作组，抓“反动学生”，“实行白色恐怖”，甚至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这桩历史公案，在人民大众的心里自有公论，绝不会因为批判毛泽东，平反刘少奇而再次是非颠倒。

邓小平复出后，为了挽救党国危亡，不得不实行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但是他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更没有先进的理论和一贯的政策。他的所谓改革开放，不但严格局限在经济领域范围内，绝口不提政治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一种跛脚鸭式的改革，而且他还多次动摇于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镇压学生游行，罢免胡耀邦、直到1989年出动军队使用枪炮坦克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在在都说明他不但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独裁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民主的敌人。现在的当权者和官方舆论大肆吹嘘邓小平的丰功伟绩，包括不搞政治运动、不争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其实只不过是对于毛泽东不顾民间疾苦的暴政一种小小的修改和补偿，让人民大众得到基本的温饱，过上稍为像样的生活而已，在西方世界这是人民对政府最低的要求，难道这种最基本的政府责任也值得如此大吹大擂吗？

由于邓小平的跛脚鸭改革衹改经济，不改政治，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发展，政治制度上的缺陷日益彰显，邓式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上一片乌烟瘴气，就是这种跛脚鸭改革面临失败的表征。官场上贪污腐化屡禁不止，杀了几个委员长、省长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前扑后继越演越烈，这说明邓小平所维护的政治制度正是造成贪污腐败的温床，不彻底触动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贪污腐败将永无止日。商场上你虞我诈，互相倾轧，不讲信誉，不知廉耻，假货满天飞，毒奶粉、毒罐头……令人谈虎色变，商业道德荡然无存。社会上黄赌毒日益泛滥，治安机关公然参与经营，黑道白道成一家，抢劫盗窃司空见惯，杀人放火也时有所闻。各级地方官员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有这一切就是邓小平二十年衹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脚鸭改革所造成的恶果。这样的改革开放到底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还是有益于广大人民大众？现今的当权者对这样的开放改革大唱赞歌，并且将所有的功劳归于邓小平一人，其目的不外乎是继续麻痹人民，维护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而已，但是人民有人民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极权等级社会；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专制特权的社会。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将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化私为公，各级共产党官僚按等级分享人民的财产；五十多年后，邓小平将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化公为私，高干子弟伙同各级官员以各种名目掠夺鲸吞国家财产，成为新社会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体中国人民辛苦积累的有限财富，经历了共产党的两次掠夺，这种公然的掠夺，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在这一意义上说来，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他们掠夺人民财产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手段不同而已。

所有的这一切，怎能让我们全体中国人有兴趣对邓小平感恩戴德呢？姑且让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他高唱赞歌好了，历史终将给每一个人作出公正的评价，而这个评价早已在广大人民心中，希望有一天人民大众可以对国内外的与论自由地说出对任何人的公正评价，更希望我们这一辈人有机会看到这一天。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9月号，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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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2004 11:18:41 AM

兩韓能，兩岸孰不能？

（紐約）李大立

８月全球最矚目的盛事是雅典奧運會，全球數十億人透過電視屏幕看見北朝鮮和南韓兩國運動員手拉手共舉一面旗幟進場，他們受到了全場數萬觀眾、運動員和各國官員的熱烈鼓掌和歡呼，最有力地彰顯了奧運「和平、平等、友誼」的精神。可是，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政府民間的好戰份子，卻向海峽對岸的同胞發出了殺氣騰騰的戰爭叫囂，讓全世界都看到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過去的「禮儀之邦」，現在到了共產黨的手裏，變成了一個多麼不理智、不成熟和好戰的民族。在大韓民族面前，我們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簡直成了一個弱智的侏儒。

中韓兩國，兩大民族無論在過去的歷史，還是在現在的處境都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處，比如：

1,中韓兩國兩大民族都經歷過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也同樣經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統治；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統治。

2,在驅逐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武裝鬥爭中，共產黨蓄勢而起，並且在其後武力奪取政權，做成了國家分裂長達半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能統一。

3,共產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初，都曾經嘗試過武力「統一」，但都失敗而回。五十年代初，北朝鮮金日成冒險發動南侵，導致美國出兵；毛澤東企圖武力「解放」台灣，也因為金門一役敗北以及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而告夭折。

4,其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北朝鮮和中國大陸都堅持要武力「觧放」朝鮮半島南方和台灣，並且將「美帝國主義」視作頭號敵人，在民眾中製造強烈的反美情緒。

5,半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統治的一方（中國大陸、北朝鮮）實行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導至國弱民貧、民不聊生，毛澤東「大躍進」時期的中國大陸和今天金正日的北朝鮮甚至哀鴻遍野，老百姓餓死不計其數。

6,民主自由的另一方（中國台灣、南韓）實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富足，成果有目共睹，雙雙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7,共黨統治的一方（中國大陸、北朝鮮）政治上實行獨裁專制，鉗制人民思想自由，以暴力恐怖手段維持統治。統治者往往以「統一大業」為藉口，向對方發出戰爭叫囂，企圖轉移民眾的視線。

8,民主自由的另一方（中國台灣、南韓）實行民主政治，全民普選。民眾普遍不願意放棄現有的民主，甘願忍受共產黨的專制而勉強統一；也不願意放棄現有的富足生活，甘願忍受共產黨的貧窮而勉強統一。

但是，面對著相同或者相似的歷史根源和政治現實，兩大民族處理國家統一和民族危機的手法又大不相同。分析一下它們之間的異同點，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比如：

1,金正日時代的北朝鮮，由於堅持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實行集體奴役，國家已經陷入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人民大眾食不果腹，哀鴻遍野，獨裁政權朝不保夕，已經無力再叫喊「觧放」南方。也或許終於認識到不能再用戰爭屠殺自己的同胞，因而不再對南韓發出戰爭威脅。而大陸中國由於實行了改革開放，經濟得以起死回生，出現泡沫經濟表面繁榮的虛假現象，但是與此同時，貪污腐敗越演越烈，江胡溫等領導人為了轉移民衆視線，不斷對台灣發出戰爭叫囂，簡直不知羞恥地以內戰和民族自戕為榮，可見我們這個民族遠比大韓民族好鬥好戰。

2朝鮮民族比較能夠順應國際潮流，知道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以及國家民族統一是大勢所趨，不至於像中共那樣常常標榜「光榮的孤立」，自絕於世界潮流以外。即使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嚴重對立的情況下，南北雙方仍然保持直接通話，南韓為救濟和幫助北方同胞慷慨解囊。南韓總統金大中放下一切政治歧見，四年前率先訪問北朝鮮，和金正日舉行最高會談，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並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金正日亦已實現承諾，對南韓進行了回訪。但是已經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卻因為政治見解的不同，雙方死抱「漢賊不兩立」的僵硬教條，都不願意為了民族和解而放下身段，作正式的官方接觸，更遑論最高領導人互訪和會談了，可見中華民族遠沒有能像大韓民族那樣順應世界潮流。

3,朝鮮民族懂得將民族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和「階級」利益之上，雙方領導人一致同意互訪和舉行最高級會談，共同討論國家和民族的統一，並且一致同意這種互訪和會談是無條件的。中華民族卻一貫將小集團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數千年來內戰不斷。直至全世界都走向和解的今天，大陸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堅持有條件和談，堅持所謂「承認一中」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其實質就是將對方拒於和談大門之外。須知所謂政治談判，就是應該無任何先決條件才能表示雙方的誠意，任何問題包括所謂先決條件都可以在談判桌上解決。共產黨偏偏連這一點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就像當年要把國民黨蔣介石、李宗仁等列為戰犯，作為和談的先決條件一樣，可見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遠遠比不上大韓民族。

4,朝鮮民族同時懂得將民族利益放在狹隘的政治利益之上，他們雙方有足夠的智慧處理雙方的外交和國際問題，不但鮮見為了某個國際組織席位而爭得你死我活，而且能夠共同參與許多國際活動，就好像這次共同組隊參加雅典奧運會，共舉一面旗幟，手拉手進場一樣。但是我們中華民族在共產黨的支配下，現在卻失去一切民族智慧，本是同根生，相煎卻太急。不但難以想像雙方的運動員手拉手進場，在所有的國際交往塲合，都視對方為仇敵，甚至偶遇對方即離場抗議。無理地要求所有第三者斷絕與對方的來往，作為建交和通商的條件，非要封殺對方一切活動空間才罷手。由此也可見我們民族的胸襟遠比不上大韓民族。

5, 朝鮮民族有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團結精神，南北朝鮮對待日本侵略戰爭賠償、獨島等領土爭端、甚至最近針對中國的「高句麗」歷史問題的討論，都有著幾乎一致的立場和行動。不像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對待日本侵略戰爭賠償、釣魚台等領土爭端、以及其他國際問題那樣南轅北轍，從來沒有形成過全民族的統一意見和行動。最近，南韓還為清查數十年前日偽時期的「韓奸」，牽涉到許多當今的政治人物。而我們中國兩岸卻都還有有漢奸嫌疑，或者甚至認日作父的人曾經充當過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可見我們中華民族遠沒有朝鮮民族那樣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團結精神。

6,朝鮮民族有較強的民族認同感，北朝鮮人民經過第三國投奔南韓，都得到南韓民眾的歡迎，給予人道主義的安排和幫助，對他們的投奔自由的勇氣欣賞有嘉，從來沒有嫌棄這些窮親戚。可是台灣的中國人對於投奔自由的大陸中國人卻視作包袱，對他們反抗專制投奔自由的勇氣毫不同情，李登輝時代甚至將投奔台灣的大陸民運分子遣返大陸，將這些為民主獻身的人送入共產黨的虎口，真是相迫何忍。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民族不但缺乏民族認同感，在某些人身上，甚至簡直沒有半點人道精神。

如此等等，難道不值得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深思嗎？我們中華民族和朝鮮民族在近代都不幸出了一個民族的敗類，中華民族是毛澤東及其忠實信徒；朝鮮民族是金氏父子，今天的北朝鮮金正日甚至被美國列為邪惡軸心之一。他們令到我們這東亞兩大民族飽受摧殘，我們兩大民族的共同目標是推翻共產專制政權。儘管今天大陸中國人民的生活比北朝人民的生活好，但這只不過是鄧小平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共產黨統治而作出的有限度經濟開放的結果，一點都不值得有什麼可喜。如果我們中華民族不認識自己民族的缺陷，以「大漢族」、「大中國」自居，不學習別的民族的長處，克服自己民族的劣根性，筆者可以斷言，將來大韓民族會在國家統一和民主自由的訴求上走在我們前面。南北朝鮮像東西德那樣推倒柏林墙，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同時實現民主自由也許並不遙遠，這就是「物極必反」和「知恥近乎勇」的道理。人家那邊已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了；我們這邊還在喊打喊殺。說不定那個時候我們海峽兩岸的中華兒女還在喋喋不休地爭論誰是正統，或者甚至摩拳擦掌準備自相殘殺呢！

(刊於「爭鳴」雜誌04年9月號)

从亚洲杯看中日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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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9日讯】近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赛无疑是大众注目的焦点，赛前为了重庆、济南几个赛区的观众在奏日本国歌时候发出嘘声，以及向日本球员喝倒彩，闹上了外交层面，甚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面发话，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指责日本传媒小题大做。赛后中国球迷又包围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宣泄失败的愤怒，再次惹上外交风波。

为一场足球赛闹到外交纠纷，实属罕见，也只会出现在共产党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里。笔者认为这是共产党一方面长期的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又崇洋媚外的自相矛盾做法的结果。本来，足球比赛就是足球比赛，不应该掺入任何政治内容。中国球迷对日本队的每一场比赛发出嘘声，在参赛的十六支球队中，唯有日本队得以享受到这一“殊荣”，即使是中国足球的宿敌韩国队也没有得到这种“优待”。究其原因，肯定是中日两大民族近一个多世纪来积怨已深的缘故，广大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拒绝为侵华战争道歉和赔偿；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台；在中国遗留下大量生化武器等等表示愤怒，心情可以理觧，可惜找错了时间和地方。因为一来日本球员衹是代表日本足球界来参加亚洲杯足球赛，本身的使命与政治无关；二来二次大战侵华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年青一代的日本球员还未出生，他们的父辈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不应算到他们身上。如果要对日本政府坚持侵华战争有理，不道歉不赔偿的错误态度表示不满，大可以游行到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请愿信；又或者待日本首相或其他日本政府官员来华访问时示威抗议，这才是表达政治意愿的地方和方法。不过，话说回来，发生这样的球迷起哄、带政治标语入场和围攻日本队球员乘坐的巴士，居住的酒店的事件，除了日本舆论指责的中国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和“狭隘民族主义教育”之外，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压内媚外错误外交政策。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发生大陆群众到日本大使馆游行示威，又或者是在日本首相来华访问时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会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容许自己的国民自由地表达政治意愿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杀害了过千万的中国人，实行焦土政策，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炸得片瓦不留，血流成河，这种民族仇恨不可能不由上一代传播给下一代，更不可能一日之间消失干净。大陆民众在压内媚外的专制政府的压制下，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宣泄，最后在球场上爆发，其实完全是中国专制独裁政府的责任，怪不得人民大众。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这样压内媚外，对内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人民群众有众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对外坚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会在球场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再从球场外说到球场内，虽然中国球迷和广大民众给这场亚洲杯决赛赋予了额外的政治意义，将输赢看得太重，但是结果还是输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将原有希望一尝问顶滋味的冠军奖杯拱手让给“民族敌人”日本，失望的心情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体育比赛总有输赢，一时之败，本来不必耿耿于怀，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最要紧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如何正确认识别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能做到这样，迟早总会有取胜的一天；最可怕的是，失败了还不知为何失败，不在自己身上好好地找原因，却怨天尤人，埋怨裁判，埋怨对手……，就不知道埋怨自己，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有胜利的一天。

比如这次中国队以1:3输了球，不是自己好好检讨自己的缺失，反而众口一词埋怨裁判误判，将日本队的手球判为有效，令中国队“情绪受打击”，并且“造成比赛转折点”，导致输球；荷兰藉教练阿理．汉甚至拒载上台领奖，结果被亚洲足协指为“缺乏体育精神”。这就是典型的“怨天尤人不怨己”的心态和表现，在这样的教练指导下，怎么能指望中国队的球员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总结教训，力求上进呢？没有对待比赛的正确的心态，技术战术再好也没有用。中国队如果不从这样的错误心态中猛然省悟过来，笔者敢断言：中国队永远也拿不到冠军。因为足球比赛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意外因素，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克服它。就拿裁判误判而言，一方面是无可避免，因为裁判也是人，人对任何事物的判别力都是有限度的，很难百分之一百判断正确。另一方面裁判误判其实是利益均等，不可能永远偏袒一方。中国队的前任教练霍顿说得好：“足球比赛中必须接受裁判有时对本队有利，有时对本队不利的裁判”。比如说，在中国对伊朗的一场半决赛中，伊朗队员扎雷在争执中出手轻推中国队员邵佳一，后者作势倒地，裁判出示红牌，这是明显的误判，结果导致伊朗队少打一人，让中国队占了便宜；在同一场比赛中，中国队后卫张耀坤在背后铲倒伊朗队员卡米里，该判红牌而未判，这也是误判；并且根据统计，中国队的六场比赛中，竟有三场是11人打对方10人，这些有利于中国队的误判又如何解释呢？是否每一场中国队都占了裁判的便宜才算公平呢？又比如同样是半决赛中，日本队员在和巴林队员拚抢时，被裁判误判红牌出场，也是少打一人，伊朗队和日本队也会觉得裁判不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因为裁判的误判令到自己“情绪受打击”，“造成比赛转折点”。日本队在少打一人，并且在完场前五六分钟被对方入球领先的危急情况下，仍然凭着出色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再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在完场前几十秒打进扳平的一球，并且在加时赛中反败为胜。中国队被误判，被日本队领先时，离终场还有足足二十五钟，比日本队对巴林队急于扳平时剩下的时间多得多。但是双方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日本队员个个如下山猛虎，直扑对方心脏，气势上已经压倒对方；同时又不急不躁，头脑冷静，终于取得胜果。正如他们的教练薜高所说：日本队几次反败为胜，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中国队的表现正好相反，虽然他们拥有比日本队多得多的扳平时间，一旦落后，个个都疲软无力，慢慢吞吞，缩手缩脚，毫无斗志。时间已经十分宝贵，仍然不知珍惜，在英超踢球的孙继海在轻微的碰撞下居然故意倒地不起；补时三分钟内还有人故意将球踢出界外；最不堪的就是在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被日本队反越位攻进第三球，后卫和守门员才如梦方醒。难怪被外国舆论抨击为“没有取胜的决心”。输了球，拿不到冠军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居然说被人打入第三球也是因为第二球受到误判的原因。请看下面中国报刊的评论：

“……除了济科，日本国内的媒体也是振振有词：“就算日本队的第2个进球可能是手球的话，但是日本队还打进了第3个进球，所以无论如何，这场球日本队取得最终的胜利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明眼人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日本队场上比分领先，迫使中国队不得不全线压上作最后的殊死一搏，又哪会暴露出那么大的后防空档，让日本队如此轻松的取得第3个进球呢？”

在李玮峰看来，日本队的第二个进球正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进球，也就不会再有第三个进球了。正是因为比分落后，所以在比赛临近结束时大家才都扑上去了，结果才有了对方这次打反击的机会。否则的话，日本队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中国队的防线。"

这就是典型的强词夺理，也凸显了共产党长期的，与具有普世价值的公理标准背道而驰的教育，在新闻舆论界和运动员中间所造成的恶果，以致他们的思维方法逻辑推理与民主自由世界完全不同而不自知。照他们的说法，自己在进攻中疏于防守被对方反击，不是自己的过错，反而是对方的过错。如果任由这种凡事不检讨自己，一味逶过于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继续和发展下去，中国足球运动永远都不可能拿到冠军。如果是真的英雄，为什么不像日本队一样，在被裁判误判并且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斗志和技术把球踢进对方的网底而反败为胜呢？

失败了就怨天尤人，偶然取得一两场胜利就忘乎所以，夸夸其谈，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骄兵必败”的道理都不懂。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又怎能谈得上改进，谈得上进步呢？比如说同样是点头决战，众所周知，扑救点球是心理战，守门员大多选择猛扑一边，并且不断变换扑救的方向，日本队在落后约旦两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守门员川口能活就是这样令到对方连续被扑出或射失四球而反败为胜的。而中国队守门员刘云飞在与伊朗队的点球大战中，五次都是软绵绵地倒向左边，凭藉对方最后一球无力的吊射失误，才勉强地取胜。刘云飞的表现连国内的教练都大加批评，刘云飞却振振有词地坚持他五次都“倒”向左边，“坚持左倾路线是对的”，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须知运气只能偶尔出现一次，体育竞技场上最终仍然是靠实力。

再就是要说到输球后到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闹事的球迷们，他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体育比赛应该赢得起也输得起，自己的球队输了球，应该帮助他们检讨自己，鼓励他们不断上进，才有赢得胜利的一天。而不是拿对方不相干的球迷、球员、官员等等来出气。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球队进步毫无帮助，反而只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

所有这些都是中日两大民族性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与其说是先天形成的，不如说是后天社会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这就需要全世界的中国人为之深刻的反思。做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同样希望中国队获得冠军，但是笔者悲观地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化之前，可能性不大。即时能够像六十年代的北韩打进世界杯八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说到底，独裁专政的国家里，由于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个性自由得不到发展，期望他们长久地在体育运动竞技中取得好成绩是不现实的。

最后就要说到足球运动和国家体制的关系，众所周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足球协会都是民间组织，都是由足球界从业员，包括俱乐部经理、教练、管理人员，球员等等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民间组织。偏偏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专制国家才会将足球协会当做一个官方组织，最搞笑的是派一个排球教练员出身的官僚袁伟民当足协主席，派一个不懂足球的官僚干部“阎掌门”当副主席，统管足球运动。足球从业员没有自己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诉求得不到理觧，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却不得不服从外行的官僚主观的领导和盲目的指挥，足球事业怎么能成功呢？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足球运动始终冲不出亚洲，原因就在这里。也只有到了全中国人民都有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那一天，广大足球从业员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天，足球教练、球员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自发地形成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求胜欲望，中国足球才能改观，才有希望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和中国是一个大国相应的地位。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8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8/19/2004 11:04:44 AM

撕下“高速增长”的遮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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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6日讯】中共的统计数位一贯弄虚作假，欺骗世人。中共将统计数位政治化，爲其政治目的和专制统治服务，它的“统计”信誉早已在全球破産。

近年来中共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其中的一句话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增长数位高达每年百分之八、九，其增长幅度爲世界之最。各级有权在手的领导人经常爲之洋洋自得；爲数不少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所谓知识精英爲之沾沾自喜；更多的被共产党数十年愚化教育弄得无知愚昧的老百姓们在贫困中也似乎与有荣焉，甚至一些坚持揭露共产党独裁专制本质的海外民主人士对此也深信不疑。

*中共公布的数位不被国际承认

其实这种所谓“高速增长”只是泡沫经济一时的假像，只是共产党一贯用来愚弄民衆，转移民衆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宣传手法，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丑布。是时候撕下它，是时候还给它本来面目了！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认爲，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到公报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陆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在北京大学演说时说：“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位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分”。前者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所得；后者出于对中国大陆经济活动的实际认识。有趣的是，两者对大陆公布的“统计数位”和实际情况的差距有着几乎一致的结论。

经济学和统计学都是一门科学，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统计牵涉到许多经济学的理论，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笔者在此仅指出，中共自从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已经强行将一切科学政治化，经济学和统计学也不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发布资料特别准则”。这套准则列明发布经济金融资料应该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资料素质、资料范围、周期性、及时性、诚信性及资料对公衆的开放程度。这个准则采用由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颁布并已被广泛接纳的统计定义、概念和方法，以及分类制度。用意是确保提供准确、完整、及时的资料，确保所公布的统计数位维持一定的素质和全球的可比性，以便准确及时地监测全球的经济及金融活动。中国大陆从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请签署“发布资料特别准则”，所以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统计数位从未被列入“发布资料准则告示板”DSBB内（Dissemination Standard Bulletin Board）。换言之，迄今爲止中国大陆对外对内所公布的统计数位只是单方面的资料，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过。

*官方数位的政治化

中国大陆将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政治化由来已久，因爲共产党爲求巩固其政权，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置一切道德价值观念于不顾。中共武力夺得政权以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已经在不断地欺骗国内同胞和国际舆论。在抗日战争期间，标榜自己是唯一抵抗日本的武装力量，而实际上共产党的方针是二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抗日是假，积聚力量夺取政权是真。不过当时因爲它尚未成爲执政党，活动的范围比较小，各方面影响比较小，而且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未爲国内民衆及国际舆论注意。但是，自从共产党武力夺得政权以后，欺骗人民的本性就开始慢慢地暴露无遗。“解放”后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共一直不断地宣传打胜仗，歼灭敌人多少多少，俘虏敌人若干若干，如果将中共前后公布的数位累加起来，美国已经被消灭了几个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现今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所披露的数位，与以前官方公布的大相迳庭，反而接近联合国所公布的数位，这说明任何事物真相只能有一个。

根据双方公布的数位，美军俘获北朝鲜军112，000，志愿军22，600，中共和北朝鲜俘获联合国军4400（其中美军3500），南韩军7100。双方相差悬殊，可见失败的一方是中共和北朝鲜。

*弄虚作假之风从未收敛

到了“三面红旗”、“大跃进”疯狂年代，大陆报纸上发表的统计数位更是荒谬绝伦，简直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顾。比如将数千万农民被迫在田野里建造的“小土群”炼出来的“铁疙瘩”也计算在钢産量之内；有些地方将别的田地里成熟的水稻集中到一块“试验田”里，有些地方则将上过磅称的稻谷，转了一圈又重新过磅，放出了水稻亩産十三万斤的“卫星”，棉花则有亩産过千斤的笑话。如此荒唐的数位，如此荒唐的政府，还有谁会再相信呢？

爲“革命”可以不顾一切，可以堂而皇之地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的这一套虚假作风理应有所收敛了吧？实际上不然。现在共党领袖们已经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央领导人提出各级干部的考核要和地方政绩挂鈎，于是从乡镇向县市报告统计数位，从县市向省报告统计数位，从省向中央报告统计数位，偷梁换柱，以大代小，重覆报告，层层加码等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法层出不穷，以致闹出了某地区上报的累计绿化面积竟然比本地区总面积还要大的笑话。其他的统计数位，可信性程度究竟有多少，就只有这些贪官污吏心里最清楚了。

*掩盖封锁各种犯罪数位

对于这些好大喜功的统计数位是如此办理，对于那些自己作孽见不得人的统计数位又是如何办理的呢？共产党的手法就是不惜一切地加以掩盖、封锁，或者采用鸵鸟政策，假装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国外和中国民间的估计，有两千多万人饿死。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对于这麽大的一件事情，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和政府，至今连一个“说法”都没有，更遑论如实地公布死亡数位了。又比如，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整死斗死的人不计其数，据民间统计的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运动员、民主党派人士被迫自杀者已经有过百人之多，共产党有公布过统计数位吗？再比如十五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就真的那麽困难无法统计吗？还是杀人者不敢公诸于世呢？直到今天，依靠不屈的“天安门母亲”们默默地艰难地统计着，世人才能看到这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的冰山一角。

*竭泽而渔的高增长

尽管共产党在沿海大城市努力制造虚假的繁荣，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的贫困比之“解放”前可以说是相差无几。根据二OO三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力发展报告”的数位显示，中国有16．1％亦即二亿八千万人口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47．3％亦即六亿一千五百万人口每天收入少于二美元。中国大陆自己公布的数位；二OO二年全国总产值11000亿美元，仅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只占全球不到4％，人均産值仅900美元，不及台湾的1/16或者香港的1/25。而且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用极其低下的生産效率而取得的。

根据大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披露的资料：中国的GDP中每一美元的産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大陆经济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和40％的水泥，却只创造出不足全球4％的GDP。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是靠牺牲后代的有限资源而获得的，几近竭泽而渔。这样的经济增长不但大陆自己难以爲继，而且整个世界也吃不消，全世界爲这样低效率、高消耗的经济发展共同付出了全人类的代价。

*中国的进步落后于世界发展

如果愿意追溯得更远一些，笔者乐意在这里向读者提供一组国外文献的统计数位，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祖国近二百年来历代的统治者，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的无能使到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是越来越进步，而是相反的越来越退步。他们谁都不能赖掉自己的一份责任。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格尔（Gerald Segal）曾经撰文指出，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远低于二百年前。一八OO年即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 0．8％。一九OO年即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十年，中国经济已经降低至占全世界 6．2％。到了二OOO年，再降低至占全世界3．5％。这些资料说明尽管中国在缓慢地（共产党说是翻天覆地）发展和进步着，但是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统治和共産统治，其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全球发展速度。上世纪末前过去的五十年内，全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七倍；而这五十年正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令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五十年。若不是邓小平搞有限度的经济开放，扶大厦于将倾，毛式统治早已崩溃。若果今后一百年中国仍然没有民主自由的话，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肯定还将再进一步下降。

在共产党爲了维持专制独裁政权而不惜大肆吹嘘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笔者希望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和广大读者能够清醒地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和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不足，不要沾沾自喜，不要盲目乐观，更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不要当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的向共产党争取民主和自由。

转自「争鸣」04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