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學究遺風——讀郭羅基先生「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一文有感

(香港)李大立

近期經常看到所謂前「體制內」人士洋洋萬言大作，有關「胡溫新政」、「趙紫陽評價」、「鄧小平是世紀偉人」、「美國戰爭崛起」等等，拜讀之後，不但失望而回，失望之餘還為這些可愛的老學究感到好笑。為此筆者不端冒昧，發表過幾篇拙作向他們討教，近日又看到郭羅基先生的大作「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本來不想再奉陪討論了，看了夏雲先生「可悲的辮帥情結————和郭羅基先生商榷」，深有同感，特仿照夏先生的題目寫下這篇短文，向郭先生請教。

首先，筆者聲明，個人對馬克思主義毫無興趣，所有對此的認識僅限於學生時代被共產黨強迫灌輸的有限知識，本來沒有資格和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業，並自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郭先生饒舌，但是：一,討論評價一種理論，不一定要讀完其全部代表著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弋陽女士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就是共產主義的試驗和失敗」，單憑這一點就可以「証偽」馬克思主義。二,所謂馬克思著作浩如煙海，相信郭先生也未必全部讀完，就算讀完了，能否理觧原意還是一個問題，郭先生大作中自相矛盾處就是証明(請看下例)。三，僅憑筆者對馬克思主義極有限的所知，已經與郭先生的權威理論相左，覺得還是有必要提出來向郭先生請教，同時讓讀者評議；四，實在不忍心看著中國民主運動被這些體制內人士誤導，希望提出一些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供廣大讀者討論，共同提高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有助於中國的民主運動，故有此文，歡迎批評。

綜觀郭先生全文，一方面批評現今中共常委「不懂馬克思主義卻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那就對他們普及馬克思主義教育吧」；另一方面批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輕薄態度，以中國人為多，尤以民運人士為甚」。並且自豪地告訴讀者，1987年郭先生曾以「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的身份列席當年鄧小平李先念等為中共常委時的「政治局常委會」，並就所謂「科學的科學」問題直接答覆總書記趙紫陽的詢問，與有榮焉。看來真像夏雲先生文章所說，郭先生為中共被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把持，而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他卻被流放海外而忿忿不平。言下之意，如果郭先生協助趙紫陽當政，中國早就實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了。

我勸郭先生還是歇歇吧！睜眼看看現實，現今世界上自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還剩下多少？小貓兩三隻，一個巴掌都數得過來，說不定等郭先生將馬克思主義鑽研透了，連這幾隻小貓都不在了，何苦呢？到時就算郭先生滿腹馬克思主義經論，又到哪裏去派用場呢？對一種已經被實踐証明是錯誤的，而且行將就木的理論還如此熱衷，更以自稱正統為榮，郭先生的勇氣和執著真令人佩服！

據說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就是歷史唯物論，該理論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是不斷運動和變化的，都有一個產生、發展、滅亡的過程，沒有任何例外，包括馬克思主義本身。郭先生引經據典，不知是否知道馬克思說過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要求讀者「自己思考」，反對把他的著作「觧釋為體系，觧釋為新哲學」，宣稱「資本論」「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致康德拉．施朱特的信1890.8.5恩格斯全集39卷432頁)？倫敦海格特公墓馬克思墓碑上鎸刻著他自己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衹是用不同的方法觧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意思就是說，他的理論衹是企圖「解釋世界」，不要將之作為「改變世界」的萬應良方。

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郭先生指責中共領導人「不懂馬克思主義」，我看正相反，中共領導人比你懂得多！江澤民去年七一講話說：「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已經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被海外輿論稱為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反思的產物」。中共理論界已經提出：不應該用「僵化」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他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只是「普通平凡的思想」，可以「質疑、討論、揚棄」(燕南學術「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錯在哪裏？」) ；可見中共實際上都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了，只有郭先生一個人還在死抱馬克思片言隻語不放，所以如此孤單，如此忿忿不平，真是連江澤民都不如。

郭先生文章的中心，就是引經據典地說正統馬克思主義認為：資產階級必須推翻，無產階級必須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執政者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而現今的中共「一旦執政就成了永遠執政，不可能是民主共和制」，因此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

這裏就有兩個問題：

一，不錯，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甚至說如果沒有民主共和制，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建立。但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又說過：「無產階級必須徹底砸爛一切舊國家機器」，而「民主共和制」必然要通過議會等「國家機器」去實現，議會等國家機器都砸爛掉了，又如何保留民主共和制？

二，既然郭先生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用民主共和制執政，而且可以上台落台。那麼請問：根據什麼決定上台落台呢？顯然只有通過普選，而通過全民選舉決定執政者上台落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還活著的時候就已實現了，既然已經是現實，馬克思又何必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呢？

如果郭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核心就是這麼簡單，那麼，我們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早就表達了這種思想，何須捨近求遠？馬克思主義遠非如此簡單，他主張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短期」無產階級專政，然後，一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讓「物質極大豐富」；另一方面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改造人的靈魂，讓「覺悟極大提高」，最後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切，列寧、史大林、毛澤東哪一樣沒有照做過？不但不折不扣地做過，而且變本加厲地實行過了，衹不過以失敗告終而已。可是郭先生還說中共「不懂馬克思主義」！怪不得夏雲先生說郭先生「只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皮毛，中共才懂得精髓」。

最令筆者覺得可愛的是，郭先生等精英份子流亡美國恐怕也有十多年了吧，是否因為整天泡在「體制內」人士的小圈子裏而對外面世界疏於了解，竟然將BBC每月舉行一次的網上「民意調查」當真！如今資訊科技爆棚，連小孩子都知道網站五花八門，不可輕易上當，郭先生自己也說「千年偉大思想家」選舉，兩次結果只差一票，就足以令馬克思和愛因斯坦互換位置。可想而知這種網上選舉有多少人參加？有多少嚴肅性？想不到七老八十的老學究還會如此幼稚，居然拿這種網上選舉作為理論文章的依據，同一網站曾經選舉希特勒為「最偉大領袖」之一，郭先生是否也準備為希特勒著文立論？

看來郭先生太熱衷於引經據典了，以至於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不但令讀者迷惑，也令郭先生的英名蒙羞。比如郭先生說：馬克思衹提出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下執政」，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的發明，但是就在郭先生自己這篇文章卻引用說：「馬克思將階級統治定義為“專政”」，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郭先生文章中說：「“科學的科學”是一種哲學，專指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同一篇文章又說：「區別十分簡單明瞭，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官方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科學”」，如此推理，豈不是說「官方馬克思主義」(郭先生指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以前的舊哲學」？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莫名其妙。

郭先生文章中說：「任何科學都需要證實，凡是可以被証實的，也可以被證偽；要是不能被證偽，就無須証實了」。郭先生在這裏玩弄邏輯語言太不高明了！第一句既然說「任何」，就不應該有例外，怎麼最後一句又變成「無須」呢？短短一段話就前後矛盾，還是趁早別再在廣大讀者面前耍弄了！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現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中國民主運動方興未猶，共產主義試驗已經失敗，証明了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標誌著中共已經變質，不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只剩下一句空話，只有郭先生這樣的老學究才會將這句話當真，並且在那裏喋喋不休地討論誰是「正統」，於民主運動何益？中華民族當務之急不是討論應該實行哪一種馬克思主義，而是從根本上「驅除馬列異端邪說，恢復中華傳統文化」！筆者建議郭先生少花一些精神泡在故紙堆鑽牛角尖，多花一些精神去研究中國民主運動的實際問題，如是者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可限量，希望郭先生能夠接受筆者善意的建議，大家一起共同為中國民主運動出力。

不當之處，請郭先生不吝指教。

05/03/05

(刊於「新世紀」、「大紀元」等網站)

從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看兩岸三地心理文化

(紐約)李大立

近日，華人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在華人社區裏成了大新聞，兩岸三地均有不少報道和評論，但是如果細心觀察一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由於大陸沒有新聞自由，所以大陸的輿論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而且尖銳對立：官方輿論「盲目吹捧」，民間輿論「罵聲一片」；台灣輿論「衷心祝福」；香港輿論「八卦新聞」。從中完全可以看出兩岸三地三個不同的社會，有三種不同的心理文化。 大陸官方輿論對楊教授的再婚充滿一片溢美之詞，其中許多簡直是肉麻的吹捧，諸如「散發著人性的光輝，超越了世俗的勇氣，……」、「一個充滿感性的楊振寧教授比純粹學術意義上的楊振寧教授更讓人崇敬，……」等等。眾所週知，這不過是大陸政府政治上的需要，無恥無聊的御用文人的遵令文章而已。民間輿論批評說：「環顧國中所有媒體，除了無意中流露出的娛樂心態之外，幾無一語對楊振寧先生不敬，何也？在官方嚴密控制之下，對這個政權最尊貴的座上客不敢不敬也，只有在互聯網上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 那麼，大陸互聯網上民間的聲音又是甚麼呢？由於楊教授過往一向擁共媚共，共產黨又需要利用楊教授的名氣裝點門面，所以雙方形同政治情侶。或許是壓迫越甚，反抗越大的緣故，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大陸民眾，對楊教授的再婚自然就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因而網路上一片罵聲，言語尖銳激烈，用詞尖酸刻薄，有些簡直難以入目。層次低的叫罵「老色鬼」、「小妖精」，層次高的海外留學生則說：「法律上我不反對，道德上我蔑視這樁婚姻……」，更有甚者，竟然認為這是翁小姐和幕後男友設下的圈套。筆者理觧大陸民眾與其說是針對楊教授的「老少戀」，不如說是針對楊教授的「擁共媚共」，不過無論如何仍可以看出，大陸人民包括其海外留學生目前的心理文化素質還遠遠落後於香港和台灣。 楊振寧教授和台灣清華大學及中研院也保持來往，有不少學生弟子在台灣，所以楊教授的婚事在台灣也引起了較多的迴響。台灣的主流與論均視作大好事，「聯合報」、「中國日報」等都發表文章表示衷心祝賀，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說：「這是振奮人心的消息」；狂人李敖說：「很正常，這是每一個八十二歲男人的共同願望」，語氣詼諧幽默；楊振寧的學生中研院副院長鄭國順先生更是為他的老師衷心祝福，社會輿論普遍反應正面。 香港衹是一個彈丸之地，沒有什麼尖端科學，雖然楊振寧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但是普通市民對其知之不多。在楊教授再婚這件事情上，香港輿論表現最為超脫，既沒有大陸官方的溢美之詞，沒有大陸民間的一片罵聲，也沒有台灣的普遍迴響，報紙上的報道僅止於坊間八卦新聞，和平日司空見慣的影視明星、社會賢達的花邊新聞一樣，幾乎沒有專題評論。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市民都知道這是楊教授和翁小姐之間的私事，外人完全沒有妄加評論的必要，更沒有橫加指責的權利。 一個長期被暴政蹂躪的社會，一定會製造出普遍畸形的心理文化，在楊教授再婚這件事情上，中國大陸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一面倒的輿論對此都表露無遺。筆者完全理解大陸人民憎恨共產黨獨裁專制，操縱輿論一手遮天的惡行，人民大眾奮起抵制和反抗蠻不講理的官方輿論是完全正義的。但是這種反抗必須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則，必須尊重人權。你可以猛烈批判楊振寧先生的擁共媚共，猛烈批判共產黨的獨裁專制，但是你不能干涉楊振寧先生的私事，侮辱他和翁小姐的人格。法律上，楊先生和翁小姐都是單身，只需雙方自願，婚姻法並無年齡限制。所謂道德上，更不應以年齡差距作標準，差距大並不代表不道德。楊振寧先生說：「我們都知道我們能夠也會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奉獻給我們的結合」，既然楊先生和翁小姐兩人對他們的結合充滿信心，其他人又何必為他們瞎操心呢？男歡女愛兩情相悅自願結合干卿底事，任何人包括父母都無權干涉。對別人的婚姻私事進行「道德審判」，就像對其肉麻吹捧一樣，不但幼稚，而且無聊。無論各人的政治取向如何，他作為個人的人權必須受到尊重。天賦人權，愛和被愛是基本人權之一，絕不能因為年老而被剝奪。無論何人因何種理由以何種方式，都無權侵犯人權，干涉其他人的私隱，包括所謂「輿論討伐」，「道義譴責」等等。過往幾十年共產黨一貫隨意剝奪人民大眾的基本人權，如今看到一方面被共產黨剝奪了基本人權，另一方面又受到共產黨毒害的大陸民眾也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用共產黨的手法去剝奪別人的人權，真是令人痛心！爭取民主必須要用民主的方法，爭取法治也必須用法治的手段，任何人對任何事都不可以例外，只有這樣，民主和法治才能最終實現。 最後，請讓我摘引兩段海外網站上海外華人的說話，供中國大陸民間人士參考，看看不同的社會孕育出來不同的心理文化到底有什麼區別： 一名叫Jesse的英國華僑說： 「I believe there is something between they two that we as outsiders don't understand or reasons that we don't know yet. Whatever that is, it is their decision and I don't why we should be bothered. Why can people just leave others do whatever they want in their life? It is their lives. Nobody has the right to judge other people's life. 」譯文是：「我覺得他們兩人之間有些東西是我們外人不理解的或是有些我們不知道的原因。不管是什麼，這是他們的決定，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關心。為什麼人們不能不干涉別人的生活，沒人有資格裁判別人的生活」。 另一位名叫Heidi的英國華僑說：「兩相情願的婚姻，我們局外人有資格說什麼嗎？我們應該要評價的是國人總喜歡窺探討論別人的隱私的毛病。再說，在一個喜歡討論別人隱私，對人缺乏尊重的國家裡，我們能活得快樂嗎」？

06/01/05

(該文摘要發表於「開放」雜誌05年2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新时代的“五子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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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6日讯】半个多世纪以前，1948年8月3日到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三年来戡乱检讨会”，在闭幕致词中对120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说：“我们奋斗之目标在于如何打破困难，如何消灭敌人，如何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之使命！如果不向这个方向去做，而是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即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遭遇天然的淘汰”。一年后，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使蒋介石自取灭亡。同年１０月，大陆政权易手，12月蒋介石逃往台湾。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又不断地听到共产党自邓小平、陈云到江泽民、胡锦涛在各种会议上说着类似的话：“我们奋斗的目标在于……建成共产主义新中国之使命！如果不与时俱进……，腐败堕落甘于暴弃，即便没有敌人，我们也将亡党亡国”。真是何其相似乃以！

早于“三年来戡乱检讨会”召开前一年半，前北大校长，著名学者傅斯年就在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心疾首地说：“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国难财最多的人”。逼于舆论压力，蒋介石挥泪斩马稷，免去大舅子宋子文财政部长职务；但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打到孔二小姐头上，就被宋美龄制止了，落得个虎头蛇尾，导致后来金融崩溃，货币大幅贬值，国民党尽失人心，天下遂随之而失。

1989年六四民运，人民大众也打出了严惩高干子弟以权谋私的口号，逼于舆论压力，邓小平也不得不封闭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及旗下众多附属公司，赵紫阳也迫不得已声明欢迎调查他的儿子赵大军倒卖彩电的事情，但是，民心去向并未因此扭转。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民运以后，国内民主声音暂时归于沈寂，江泽民就不择手段地为儿为女谋取私利，到了胡温更是变本加厉，历史将不得不走回半个多世纪前的起点。

1947年8月17日，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五子登科”开始在北平“新民报”连载，主角名叫“金子原”，是国民党从重庆派到北平的“先发接收专员”，在北平一下飞机即被接去大吃鱼翅，金专员默念打油诗一首：“登机吃油条，下机吃鱼翅，日本不投降，怎能有此事”？不消几日，就从“吃鱼翅”到“搬金条”，伙同汉奸开始强占民宅，或者逼人贱卖，如有不从，就诬为汉奸；公然转手倒卖没收得来的日本人房子和金银珠宝；不多久，还弄到了三个女人，有戏子，也有良家妇女。最后因为“劫收”金条，东窗事发，带着“金条、珊瑚、珍珠、玛瑙”和一个怀了孕的女人跑了。出逃前，这个女人问他：“我想你要是好好地做官，那是一生受用不尽”！金子原冷冷地说：“在重庆方面做官，可说是无官不贪；有的官不贪，那是没有找着路子罢了”。张恨水在这本小说里说的“五子”是指：“金子、房子、车子、妻子、儿子”，国民党皇亲国戚鸡犬升天，贪官污吏腐化堕落。拿到今天来看现时共产党新的“五子登科”，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今大陆官商勾结，跑马圈地，强拆民房，冷血迫迁；每年过千贪官污吏卷走数百亿赃款逃亡海外，和当年张恨水“五子登科”里的金子原有什么区别？大陆民间流传说：“将所有的局长处长统统枪毙，可能会有寃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可能会有漏网的”，换句话说，在大陆人民眼里，贪官污吏虽然不是全体，但是已经超过一半，贪污腐败已经成了中国大陆普遍的现象，金子原说的“无官不贪，个别不贪的衹是没有找着路子罢了”。不但是当年国民党社会的真实写照，更是今天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从长征道上死里逃生，历尽千难万险，得以打下江山，坐上了金銮殿，他深知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的枪杆子打败的，而是被自己的贪污腐败打败的。因此，当政之初，毛泽东虽然实行了不得人心的等级制，但是仍然警惕自己的部下被“糖衣炮弹”所腐蚀，一怒之下枪毙了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和市长刘青山。为了给一众刚进城的土八路做个表率，毛泽东带头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最后战死。不过，随着江山越坐越稳，毛泽东丧失了警惕，开始了享乐腐化，玩女人，到处修建行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各级干部有权在手，也纷纷竞相效尤。毛泽东生前还没有给子女安排什么职务，邓小平就趁“老爷子还在”，给五个子女都安排了肥缺，顺便把亲密战友刘少奇的子女也安排了什么省长，司令的当当。接下来的江泽民就更不像话，真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据大陆报刊披露：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公费留美弄了个学位回来，学无所长，竟然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伙同台湾巨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联手在大陆搞“网通”，总值达574亿港元，营业额占中国大陆同行的1/4；次子江绵康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掌握全军干部任免调动大权，毫无战绩竟被授予少将军衔；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从安徽农学院一名副教授一跃成为林业部长；江泽民外甥吴志明当了18年扳道工，摇身一变成为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外甥夏德仁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外甥邰展炒地产亏了1150万港元，被港商告诉法庭，不了了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是香港电力股龙头“华能国际”董事长、女儿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了“胡温新政”，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据近日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以“郑建源”的名字接受了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的巨额股票，时值73.6亿港元；太太张蓓莉是国内唯一上市的珠宝公司“Diamond”大股东；女婿许明更是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财富达3.6亿美元。胡锦涛、黄菊的女儿都在美国加入美国籍，他们的子女成为千万富豪衹是时间的问题。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又从江泽民到胡温，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当年，尽管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国际上声望如日中天，但是在国内，贪污腐败却要了蒋氏王朝的命。历史的车轮向前走了半个多世纪，又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共产党的皇亲国戚以权谋私，层层干部贪污腐化比之当年的国民党又如何呢？恐怕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起码不相上下了吧。别忘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心去向是政权存亡的所在，贪污腐败既然可以要了国民党政权的命，同样亦可以要了共产党政权的命，在这里，没有什么客气可讲，如若不信，只管拭目以待。

当年，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孙立人将军败退台湾前曾经仰天长叹：“我联想到岳武穆的救国主张：“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现在我们则是武官怕死又贪财，文官贪财又怕死，奈何！奈何！天灭我也”！近日来，中国大陆大规模民众抗争此起彼伏，整个中国像布满了干柴烈火，海外传媒报道，胡温已经不敢用四川兵去镇压四川万州和汉源的骚动了，由是可见民心军心之所向，共产党如不赶紧改弦更张，主动结束一党独裁，还政于民，实现民主政治，就无法根治贪污腐败，无法根治贪污腐败，就必然会像国民党一样，被人民大众所唾弃，中国历史将再现轮回，应了马克思所说：“历史在螺旋式前进”。

22/11/04

(此文删节本登载于“争鸣”杂志05年1月号，此处是全文－－笔者注)
(http://www.dajiyuan.com)

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從點滴不同看社會巨大差異

(紐約)李大立

近日看了大陸中央電視台最近一期「讓世界了解中國」節目，主要佳賓是來自中美兩位市長，代表中國的是威海市的崔市長；代表美國的是內得蒙得市艾文市長。兩位市長通過電視互相對話，交談各自城市的建設和發展，目的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節目最後，中美兩位市長互邀對方訪問自己城市，美國市長表現「吝嗇」；中國市長表演「慷慨」，形成鮮明對照。

艾文市長高興地接受了崔市長邀請，同時「吝嗇」地表示了目前她未有這筆預算。她解釋說，雖然她是一市之長，但是她和所有公職人員一樣，所有的辦公費用來自納稅人的稅款，每一筆開支都必須對她的市民負責。訪華的費用不在預算之內，需要向社會尋求贊助，然後才能安排訪華行程。雖然「吝嗇」，但是卻表現得十分自然大方。

崔市長就大不相同了，他興高采烈地接受了訪美邀請後，不但沒有表示半點對旅行費用的顧慮，反而，在聽到了艾文市長「吝嗇」的說話之後，毫不猶豫「慷慨」地主動表示願意承擔艾文市長訪華的一切費用。在節目主持人的「輔助」之下，計算了來回機票住宿交通吃喝一切費用，大約需要五千多美元，約合人民幣四萬多元。此外還主動表示要向艾文市長贈送禮品等等，態度十分真誠懇切，令「吝嗇」的艾文市長眉開眼笑，表示盡快成行。

兩位市長在節目上的友誼客串，令中美兩國觀眾大開眼界，中國的觀眾或許會想：堂堂一個大市長，為公事「出差」，怎麼會連五千美元都「報銷」不了？難道美國就這麼窮？或者起碼內得蒙得市就這麼窮？殊不知艾文市長所在的內得蒙得市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微軟公司、著名的電子遊戲機任天堂公司在美總部等大公司所在地，稅收財源不可謂不厚，如果艾文市長為訪華向任何一間大公司募捐，不難獲得贊助。何以堂堂一個大市長會如此「吝嗇」，原因在於美國公開的公私分明的行政制度，實非對外部世界民主社會認識不深中國觀眾所能理解。

相反地，美國觀眾也許會對中國市長的「慷慨」印象深刻，或者會以為中國現在富得漏油？中國人個個熱情好客？或者中國威海市是一個著名大城市？崔市長領取超級高薪？殊不知中國大陸人均產值僅一千美元，只及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崔市長的威海市衹是近期從四個小村鎮發展起來的新城市，其經濟實力肯定遠遠比不上內得蒙得市，彼此根本不同級數；崔市長也不過是兩三千元人民幣左右月薪的公務員。那麼，為何兩位市長有完全相反的表現呢？這就需要從雙方不同的制度去找原因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艾文市長訪華費用全部由私人支出，即使是「因公出差」，如果不在市政辦公費用預算之內，而又非迫切需要，無特別的理由就不可能追加費用；即使要追加，也需市議會審批通過，所以艾文市長需要向私人公司募捐。既然崔市長一諾千金，就連募捐也省了，何樂而不為？這邊廂，不但崔市長的訪美費用可以全數報銷，而且艾文市長的訪華費用也可以全數報銷。在中國大陸幾十年來「共產」制度下，凡是沾上一點「公」字的邊，都可以公費開支，所以，中國大陸的各級貪官污吏無不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借這個「公」字遊山玩水大吃大喝，每年吃掉幾百個億。就拿這次中美市長互邀訪問的事來看，美國人認為對國家利益不是絕對需要的事情絕不肯輕易掏腰包，美國人的錢全都用在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反觀中國人，無端端為了兩個市長禮貌性、旅遊性的「互訪」，白白花了八萬多人民幣的納稅人金錢，除了讓崔市長之流觀光覽勝，酒足飯飽，滿足了可憐的虛榮心之外，對國家人民有何好處？再進一步想一下，中國每年有多少個這樣的威海市，有多少個這樣的崔市長，毫無愧意地大手一揮，花去了多少個這樣對國家人民毫無益處的八萬元？許許多多個這樣的八萬元被揮霍殆盡，中國又怎能不窮？

更加令人驚愕和感歎的是，在中美兩地一男一女的中國節目主持人竟然帶頭為崔市長這種「慷慨」鼓掌，中國現場觀眾也為之喝彩，竟然無一人想到問一下崔市長這八萬元是自掏腰包還是慷公家之慨；如果是後者，有沒有徵求過納稅人的同意？真可謂有怎樣的政府就有怎樣的市長；有怎樣的市長就有怎樣的市民！中國和美國相比，少了像艾文這樣的市長；卻多了十幾億渾渾噩噩的國民，這就是中國為什麼貧窮落後而不自知的原因。

不久前，海內外媒體曾經報道過北歐瑞典有一個政府官員，在公事宴會上多要了一個湯，受到媒體猛烈批評，事後該名官員不但自掏腰包付了湯款，還在電視裏面向全體國民致歉。大陸中國人肯定被搞糊塗了，用他們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語氣說：「不就是一碗湯嗎？有什麼大不了的！……」(毛澤東會見美前總統尼克遜女兒女婿，當被告知尼克遜已經因為水門事件下台時說：「不就是兩盒錄音帶嗎？有什麼大不了的！……」)，大陸中國人從小就生活在人人都在吃「公」、用「公」的環境裏，司空見慣了，別說是一碗湯，就是一桌山珍海味，吃得還少嗎？「有甚麼大不了的」！每年幾百個億就這樣吃掉了，這就是為什麼人家發達，自己貧窮的原因。

再說，去年美國總統布殊的一個千金，因為未滿十八歲在酒吧喝酒，被傳媒揭發，觸犯法例，不但總統千金本人被法庭傳訊，懲戒守行為；酒吧店主亦同時受到罰款處分。大陸中國人肯定又被搞糊塗了：你們美國人也太認真了，自掏腰包在酒吧喝杯酒又礙得著誰了？我們江主席的公子，分文不花鯨吞幾百億國家財產又有誰敢放半個屁？上樑不正下樑歪，怪不得中國大陸有這麼多殺之不盡，前赴後繼的貪官污吏。

去年，在香港見到從溫哥華回港探親的表妹，閒聊之中她說起不久前發生在溫哥華的一件新聞。有一個當班警員截查一部懷疑醉酒駕駛車輛，駕車者竟然是這個警員的頂頭上司，他休班期間在酒吧喝酒過量，然後醉酒駕車被截停。該名當班警員毫不客氣，酒精測試超標後立即將其拘留。事後，該名當班警員得到警察局褒獎，而醉酒警長因知法犯法，被開除出警隊。這下子，又將大陸中國人搞糊塗了，他們會問：這個警員怎麼不害怕他的上司給他穿小鞋？不給他長工資？不害怕把他開除？怪不得中國大陸沒有人敢說真話，怪不得中國大陸貪官污吏們官官相護，共同欺詐老百姓，怪不得中國大陸黑白難分。

筆者在美國報紙上還看到一條新聞，有一個上海人，在高速公路上違章駕駛，被交通警員截停，警員向他索要駕駛執照，這個上海老兄見四下無人，竟從錢包裏掏出美鈔企圖賄賂警員，誰知這個警員二話不說掏出一副手銬將這個上海老兄銬起來……。

前兩年筆者曾經在紐約唐人街堅尼道地鐵站親眼目睹一件平凡小事，地鐵列車到站時，門還未開，一對操著大陸北方口音的留學生模樣年輕夫婦推著一架嬰兒車快步衝前，幾乎堵住了整個車門，男的還回頭高聲招喚一對北方老頭老太。下車乘客還未全部出來，就爭先恐後地往車厢裏推嬰兒車，全然不顧其他乘客上落，鬼佬們個個在嬰兒車前側身而過，眼露輕蔑的表情。年輕大陸女子大概發覺了，一臉尷尬，猛拉男的衣襟，男的居然若無其事。當這些老外經過我的面前，望著我搖頭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頓時感到羞愧難當。

……。

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社會有著千千萬萬的點滴不同，有些看起來好像很微小，但是卻反映了兩種社會制度的巨大差異，真可謂失之毫厘，謬之千里，願全體中國人能夠從兩種社會任何細小的不同之處思考國家的未來和社會發展的方向。

10/12/04

(該文刋於「爭鳴」05年1月號，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請教林思雲先生

(紐約)李大立

在芸芸眾多的海內外專欄作家之中，林思雲先生的文章是筆者最喜歡讀和欣賞的少數幾個之一，林先生以日本為題材的評論文章，如果沒有在日本長期居留；如果沒有細緻的觀察力；如果沒有精闢的分析力；如果沒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文學功底，缺少其中一樣，都不可能寫得出來，尤其是「“支那”問題縱橫談」、「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甚至「今日北朝鮮」等堪稱佳作，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

正因為留心拜讀林先生的大作，並且「愛之深」，因而對林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談孫中山的歷史問題——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以理解的記錄”」中的幾個小觀點有不同意見，不吐不快，在此提出來向林思雲先生請教，並請讀者指正。

請先看林先生的一段原文：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麼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衹唸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十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為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胡適先生似未加入過國民黨，更未領導過國民黨。筆者註)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一，先就「學歷」而言，將毛澤東和孫中山相提並論，說「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與史實不符。毛澤東的學歷是：1910年湖南湘鄉東山高小，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備班，1914年—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第八班畢業。(請注意：不是湖南省立高等師範學校)。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顯然衹是一所中等專科學校，從他連續的學歷看只相當於現今的高中畢業程度，正職是小學教師。孫中山的學歷是：1879—1883年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假設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883—1886年香港拔萃書院，域多利書院(今皇仁書院)(相當於高中畢業)，1887年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相當於大學畢業)，1892年7月以最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為貧苦人免費治療，醫術高超，「不滿三月，聲名鵲起」。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應該相當大學本科畢業程度而不會有爭議。請注意，孫中山先生在中等或以上程度的學校就讀的時間，(檀香山阿厚書院沒有計算在內)，比毛澤東足足多了3年；入讀年齡足足少了3歲；入讀時間足足早了30年。

就兩地的教育環境而言，香港當時已經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西方教育文化傳入中國，香港無疑是其跳板之一，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而湖南省地處內陸，與外部世界接觸極少，即使是毛澤東讀書的時候，比之三十年前孫中山就讀時候的香港，仍然閉塞落後得多；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即使在本省也不是頂級學校，比之湖南大學、湘雅書院等應該等而下之，絕對比不上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的頂級地位。所以，不但兩人教育背景中的專業知識高低不同，其與外國教育內容的銜接，國際視野的寬窄，英文水平的高低均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筆者不敢同意林先生所說。

二，林先生在該段文章裏有個括號，內說：「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筆者也不敢笱同。首先，孫中山先生從來沒有自稱過「博士」，而在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中國人可以理解成孫逸仙醫生，也可以理解成孫逸仙博士。既然孫先生從來沒有自稱過「博士」，何來「假博士」？更何來「揭發」？林先生的這句話，令筆者不期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大批判」。

三，筆者認同不能以學歷衡量一個人能力的高低，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的學歷僅僅是小學畢業，國際影星成龍更是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世界首富美國比爾．蓋茲在哈佛大學就讀時，找到了電腦軟件開發的置富之路，毅然放棄了灸手可熱的哈佛文憑，但是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內取得非凡的成績，說明學歷不能衡量一切。

筆者認為，商界裏充滿商機，八方能人各顯神通，學歷並不顯得太重要，只要有一定的資金，又懂得把握先機，往往許多低學歷，甚至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會成功，看看當今大陸的暴發戶有多少個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會明白。有人說：受教育越多越膽小迂腐，越是瞻前顧後因而錯失良機；越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越發大膽果斷，敢於拼搏，因而也越容易成功，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學術界就不同了，沒有深厚的根基，廣博的知識，就很難在學有所成的智者中立足，更遑論脫穎而出，如果招搖撞騙，則勢必自暴其醜。

政界就更不相同，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當今有人說：「政治就是正確治理」都很正確。因此，筆者也不同意林先生所說的：「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為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

筆者認為，商人即使是不成功，也只影響到自己或者最多累及家庭；學者即使不成功，最多也只是一生默默無聞，一般都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影響；政治家就不同了，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正確治理」，所以就不是一個人、一家人的事了，而是關係到千千萬萬個人，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事：當政者所作出的任何一個決定、公布的任何一個法案，都和普羅大眾息息相關。如果讓一個不稱職的當權者，拿全體百姓的命運像在商場上那樣賭搏，那就太危險了！因此就要求當政者必須要受過很好的教育、有很高智慧、廣闊的視野，和良好的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如果因為當政者雄才大略，讓人民大眾安居樂業，把國家社會引向繁榮富強，這不就是一種很崇高的事業嗎？對於這樣的政治家，誰會把他看作是「騙子」呢？

當然，世無完人，任何人包括當政者都必須接受實踐的考驗，在西方民主國家，民主普選機制保證了人民有權不斷地選擇和考驗當政者；而在中國大陸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裏，人民無權選擇和監督當政者，因而，不合格的當政者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就會空前慘重和無法糾正。

四，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

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核心曾經是「新民主主義」，但是還遠沒有實現就改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實行「武裝革命」；提倡「鬥爭哲學」、「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一個「共產黨領導一切」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中國建設「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的理論核心是「三民主義」；提倡的是「自由、平等、博愛」；孫中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一個「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國家。這是孫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時，細心考察西方各國民主政治架構運作利弊之所得。孫先生認為，單靠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是不夠的，還需要從三權中分出彈劾官員的監察權；加上中國古來有之選用官吏的考試權，才構成一部治理國家的完善的憲法。

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實現並且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五，再由毛澤東和孫中山學歷的高低，議論到兩人性格特點，能力高低，品質好壞，最後導致治國的成敗。

筆者認為，如果毛澤東不是生來桀驁不馴、恣肆不羈，而是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話，以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或許他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國文教師；可惜他生性好鬥，領袖慾強，歷史的契機又給了他偶然的機會，把他推上了一個泱泱大國統治者的地位，至使他在「坐天下」後，禍國殃民，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這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出身自中國內陸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民家庭，先天的學歷不足，家庭影響不良造成了他根深柢固的小農意識和封建帝王觀念，(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後天狹隘的「武裝革命」經歷又造成他的社交層面狹窄，對文化科學知識了解的膚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無知，以及對指揮「人民戰爭」的盲目自信。正是由於這些個人素質的嚴重缺陷，加上國家缺乏民主機制，才造成了國家民族萬劫不復的災難。

用現代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標準衡量，毛澤東根本就不具備領導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學識能力和性格品質。章貽和女士在她的「最後的貴族」(大陸版名「往事並不如煙」)中引用他父親章伯鈞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別看金鑾殿坐上了，舉手投腳，還是個農民」。又說：「有些性格是與生俱來的，無法培養的」，可謂一針見血。而恰恰是這樣一個不具備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人，被歷史推上了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地位，以至給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數十年深重的災難，這似乎是歷史給我們中華民族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同時又不能不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

六，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中國是一個以農民階級為主體的落後國家，因而數千年來任何社會變革必然在中國重復出現「農民起義」，而這種「農民起義」又只有農民出身的領袖才能取得成功；而農民出身的領袖又往往是像毛澤東這樣的學識不足，不具備管治國家能力的人，於是，新的朝代又重複循環舊朝代的一切，令中國與世界潮流脫節，並且漸行漸遠，大大地落後於西方國家。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歷史演變過程當中的矛盾和怪圈。只有將來某一天中國能夠走出這個怪圈，領導革命潮流掌握在智者手中，中國才算邁出了現代化的第一步。

至於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取得成功，他也還沒有來不及實現他的革命理想就去世了，所以我們也無從預見到如果由他領導這個國家，會有怎麼樣不同於毛澤東的結果，不過，單單從他的革命理論可以推斷，如果由他領導中國，結果一定會比毛澤東好得多，今天台灣的成就，多少可以印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比之共產主義更適合中國。

再請看林先生另一段文字：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國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黨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鄧小平的原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至今還在黑暗中排徊」。筆者註)

一，林先生上面的一段文字，不過是共產黨數十年來愚民教育的老生常談而已，不知林先生身處日本，是否知道現時國內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抗日戰爭以至觧放戰爭等中國現代史都公佈了很多歴史資料，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對此都發表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首先，根據筆者所知，現時國內外有很多專家學者研究陳獨秀，許多人認為陳獨秀先生絕對不是什麼「托派」、「賣國賊」，他對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貢獻無與倫比；他主張的「革命階段論」是正確的，亦即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人民面對的最主要敵人是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正在向這些敵人北伐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因而當時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是絕對錯誤的。這種分裂革命陣營的極左路線，毛澤東是代表人物之一，正因為毛澤東的路線和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所以才造成毛澤東等人的武裝割據不斷失敗，即使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在其生前所寫的「我的回憶」裏，都明確地表示了這種意見。

而正是毛澤東這種「不斷革命論」，武裝割據分裂國家的錯誤行為，直接導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民族災難。

至於為什麼博古李德周恩來指揮江西紅軍失敗，被迫長征？道理很簡單，正因為當時北方的封建軍閥和日本等帝國主義等勢力還未消滅，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勝利，共產黨就在後方大搞武裝叛亂、暴力消滅地主富農，濫殺無辜，嚴重影響北伐軍官兵士氣，這種所為不得人心，所以會失敗。這才是內因，最根本的原因，博古李德周恩來的「書生氣」不過是外因。因為不但是所謂「中央蘇區」失敗了，其他所有的「蘇區」，包括力量相當雄厚的張國燾「卾豫皖蘇區」、賀龍的「湘西蘇區」等等，無一例外全部失敗了，這就說明不是個別人的「書生氣」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革命不合理，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問題。

至於是否如林先生所說，毛澤東一上台就取得勝利呢？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篡奪了領導權以後，他所指揮的第一二次戰役，照樣失敗，他的所謂勝利不過是帶著殘兵敗將逃到陝北保安這個小地方苟延殘喘而已。與此同時，兵力比他大幾倍的張國燾西征軍全軍覆沒，就是因為共產黨這種「武裝革命」完全背離了當時全中國人民渴望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的意願。

共產黨的轉機是七七事變，特別是之前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張學良讓出了安，讓毛澤東得以立足。毛澤東卑鄙地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方針，消極抗戰，借民族危難、國家混亂之機，發展自己一黨的武裝力量，一朝羽翼豐富，就不惜陷百姓於水火之中，悍然發動「解放戰爭」，武裝奪取政權，這就是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向北京城」的最根本原因。這一點，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六十年代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你們日本不用向我們道歉，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沒有你們的入侵，就沒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

二，至於林先生說的：「共產黨由書生領導，搞得一塌糊塗」；「如果中共一直由陳獨秀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沒有毛澤東，中共可能現在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呢！」……

那就得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怎樣看待所謂「成功」和「失敗」了。或許林先生在稱讚毛澤東善於「打天下」之餘，也不會否認毛澤東不善於「坐天下」吧？五十多年來共產黨劣蹟昭著、禍國殃民，有目共睹；毛澤東給全體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絕對超過五千年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麼所謂成功失敗就應該倒過來看了。

於是，如果當年陳獨秀不是被他的極左學生們趕下了台，而是領導共產黨繼續和國民黨合作，共同去推翻「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肅清封建主義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勢力，建設一個屬於全民，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當年血腥的土地革命，殘酷的武裝鬥爭，成千上萬人的死亡，甚至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都不會發生了，所有這些假設，站在林先生的立場上，對共產黨來說是「失敗」；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無疑是「成功」。

退一步說，即使後來仍然發生日本侵略中國，如果共產黨內不是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民族觧放戰爭」戰勝了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而是相反，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成名副其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後，真誠地實行「軍隊國家化」，兩黨攜手共建民主新中國，彼此局限在議會政治裏和平競爭，中國人民也就避免了後來三年半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民族災難，也就避免了共產黨五十多年暴政給人民帶來的種種禍害。

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沒有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中國就不會死那麼多人；就不會有共產黨獨裁專制政權；就不會有土改、肅反錯殺那麼多無辜；就不會有幾十萬被送去勞改的「右派」；就不會有全國性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鬥死打死幾千萬人；就不會有幾乎崩潰的經濟；就不會有今天仍然大大落後於世界的現狀……。

所以說，林先生所欣賞的「邊緣知識分子」毛澤東的勝利，就是中國人民的苦難的開始；林先生所鄙視的「書生」，至少還有希望把中國引向議會政治，和平建國理智的方向。

1945年8月24日胡適先生就已經寫信給毛澤東，懇切希望毛澤東「痛下決心，放下武器，共產黨作為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走議會政治的道路，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胡先生的夢想，正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夢想，如果「共產黨今天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就正說明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社會，各黨各派和平競爭，實現了胡適先生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夢想，對中國人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大多數人不必像林先生這樣為共產黨惋惜。

最後，筆者表示完全同意林先生在他的文章裏對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以理解的記錄」一文所作的批評，(袁教授在文章標題裏稱孫中山先生為「孫文」也是為海內外學者著作中所罕見，不知有何用意？筆者註)。筆者還看過袁偉時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從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迷誤看中國民主之路」。筆者贊同世無完人，對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分析甚至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但是筆者覺得，與其鑽進故紙堆裏尋找孫中山先生種種從未付諸實施的作為革命策略的設想和言論，不如多一些研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些革命理論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革命實踐所作出的貢獻，以及為如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作出自己的理論貢獻，以林思雲先生、袁偉時先生等學者的淵博知識，應該不難對此有所成就，如是不啻為中華民族的幸事。

一管之見，懇請林思雲先生、袁偉時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正。

(刊於「新世紀」網站04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