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103條學生性命的「決定性勝利」

(紐約)李大立

昨晚(6月17日)鳳凰衛視竇文濤在其主持的節目中說：(由於共產官僚輕視人命作風造成103名小學生死亡，共產黨使出威逼利誘一手，同意48小時內火化的額外補貼5000元錢，送骨灰盒一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祕書長王同堂宣布，死亡學生已有16人火化，80多戶家長簽同意書接受賠償，救災工作取得「決定性勝利」！聞之令人作嘔！連中共喉舌都對此憤憤不平，其他有正義感的香港人、海外華人、和大陸人聽到之後不知作何感想？

中共腐敗透頂，別的本事沒有，粉飾太平工夫一流。駭人聽聞的103名小學生不幸遇難僅三天，倖存的100多名沙蘭鎮小學生就被強制去沙蘭鎮中學「復學」，獲派新書包文具，供記者採訪拍照。可憐的小學生們個個驚魂未定，就被強迫去演出政治騷，實在令人既可憐又可恨！中共為了政治目的，殘忍的對待這些死裏逃生的稚童，比其老大哥俄羅斯對待北塞別斯蘭從恐怖分子手裏逃出來的小學生還不如。大陸「大公網訊」居然以「災後沙蘭鎮再傳朗朗讀書聲」為題報道：「6月13日上午，……遭遇山洪突襲後第三天，在各項救災工作緊張進行的同時，一輛接載學生的客車駛到沙蘭鎮中學，八十多名沙蘭鎮中心小學學生背著新書包走下車來，在老師們的帶領下有序地進入教室，捧起嶄新的書本，專心致志地開始聽老師講課……」。香港文匯報6月15日以「沙蘭鎮中心小學復課第三日見聞」為題，厚顏無恥地吹噓政府如何關心這些倖存的小學生，醫生為他們作體檢，學校食堂六菜一湯……。該報同時不得不承認，當日只有147名小學生來上課，沙蘭鎮中心小學原有352名學生，其餘的205名學生到哪裏去了？香港文匯報敢向讀者交代嗎？！如果中共腐敗獨裁政府真的這麼關心這些兒童，會犧牲103條小生命嗎？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二字！

對於敢於揭露部份真相的「南方都市報」記者，則多方刁難，沒收他們的採訪筆記，在當地市面上強行禁止出售該報，共產黨企圖以封鎖新聞的惡劣傳統，不讓人民知道真相，不讓人民起來反對他。這種愚蠢的辦法，雖得逞一時，終非長久之計，現今世界已進入網絡通訊時代，當越來越多的人民通過各種途徑知道越來越多的災難真相，離中共滅亡之日就不遠了！

事情發生後，中共一貫作風將責任推給老天爺，什麼「200年一遇強暴雨」、什麼「小範圍強暴雨不可預測」……。總之，是老天爺的罪過，和我中共施政水平無關，和我各級官員施政作風無關，和黨培養的學校教師素質無關，事實是這樣嗎？

綜合各方報道，造成這次103個稚童喪生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因為中共數十年來所形成的貪污腐敗、官僚體制和習慣思維、行事作風；完全是因為中共對生命疏忽冷漠的本性。事發前，中共各級官僚腐敗政權已經為這次災難埋下了禍根：沙蘭鎮上游60年代建成的蓄水庫，一直沒有維修管理，上級撥來的維修款項，被安寧市政府挪用了121萬8千元購買了6輛上海「薩帕特」小汽車，供這些市、縣官員享用。沙蘭鎮一座四孔拱橋，被淤泥垃圾堵塞了三個孔，市、縣、鎮政府居然無人過問，使其成為奪命擋水橋。事發時，正值端午節前夕，鎮政府大小官員早已提前回家過節。上游水庫崩塌後，上游和勝村及王家村曾經三次打電話到鎮政府和派出所報警，鎮政府官員王慶濤居然說：「鎮政府只剩我一個人，管不了」！既不去報告上級，也不去通知學校和居民，撂下電話不再接聽。派出所接電話的人說所長李作玉「辦案」去了，無暇顧及。他們有暇顧及的是在街上抓「違法」摩托車，每抓一個罰款200元，有些家長開摩托車去接小孩的都被攔截下來，失去了救人的時機，直接導致子女的死亡。據報道，和勝水庫離沙蘭鎮20公里，洪水沖到沙蘭鎮至少要2小時，如果鎮政府或者派出所接報後，及時通知全鎮居民和學校疏散，完全可以避免這場災難；災難的造成完全是鎮政府和派出所的官僚作風以及草菅人命的共產黨黨風所造成，這些人吃人民，用人民，卻不為人民辦事情，如果這還不算瀆職罪，要怎麼樣才算瀆職罪？！

五十多年共黨邪惡統治，不但造就了千萬像王同堂、李新平這樣貪污腐敗的官員、王慶濤、李作玉這樣渾渾噩噩的基層幹部、還造就了大批素質低下的教師。據報道，當日下午2:15分洪水到達之前，趙國琴老太太聽到上游崩堤的消息，趕到學校接走了她的兩個孫女，並且對老師說：「老師啊，別上課了，水庫開口子了」！孩子們一聽，都「哇」一聲哭了。可是，教師李宗美既不問清楚怎麼回事；也不向校長報告，就敲著教鞭向孩子們吼：「坐下，坐下，家長沒來誰也不准走」！洪水過後，人們發現她坐在走廊的窗台上，另一個一年級班主任劉某抱著衣服爬到屋頂。這樣的人有資格為人師表嗎？恐怕全中國像她們這樣的班主任老師不在少數。

竇文濤這個節目還聯想到十年前發生在新疆克拉瑪依的慘劇。當地官員為了奉迎上級，在全市的中小學裏挑選了700多名能歌善舞的優秀學生，在歌劇院裏為這些貪官污吏演出歌舞。不幸因為舞台上的聚光燈離幕布太近，引燃布幕，一塊一塊著了火的幕布往下掉。這時候組織者大聲吆喝：「老師同學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這句話現在成了中國名言)。於是，26名腦滿腸肥的貪官污吏施施然地從最前排走向後門逃生，而700多名學生卻困身火場。儘管有老師極力營救，仍然有300多名師生被活活燒死！有些小朋友的身上還留有皮鞋、高跟鞋的腳印。其中有一個官員躲進可容三四十人的厠所，將門反鎖，任憑外面怎樣錘打門扇，這個鐵石心腸的官員硬是不開門，結果在廁所門口發現100多具燒焦的師生屍體！其中一個「高級官員」燒焦了幾根頭髮，一出門鑽進小汽車立刻開到醫院體檢，途經消防局連進去報案的舉手之勞也免了！……

筆者再聯想到共產邪黨的罪魁禍首毛澤東，有一次欣賞專場雜技演出，一個十幾歲的小演員因為太緊張，從高處墮下受重傷，生命垂危，舞台上的人亂作一團忙於搶救，毛澤東卻安坐台下談笑風生！

有怎樣的領袖，就有怎樣的下屬；共產黨最高領袖毛澤東一向好鬥成性，蔑視生命，怎能不孕育出千千萬萬像王同堂、李新平、王慶濤、李作玉和新疆克拉瑪依貪官污吏那樣的共產黨幹部呢？中共獨裁專制政權不改，各種各樣的人間災難肯定陸續有來，抓幾個替罪羊無補於事，全中國共黨幹部五十多年來形成的官場文化改變不了分毫，五十多年共產黨的黨文化已經滲入千萬基層幹部的骨髓，溫家寶總理有多少眼淚也衹是白流！

別哭了，你哭不過來，好好地尋根究底吧！「200年一遇的洪水」不是理由；「5000年一遇的獨裁專制」才是病根！

好在大陸人民已經開始覺醒，不再逆來順受了。有良知的輿論，紛紛揭發沙蘭鎮103名小學生不幸喪生的悲劇真相，報上登出了可憐的小學生們與死神搏鬥時最後留在牆壁上的手印，以此控訴數十年來共產黨一貫踐踏人民生命的罪行。中國青年報以「我的悲憤在水火無情之外」為題寫道：「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是至高無上的，自然力的無情固難抗拒，但人力的無情，更無法饒恕」。災難發生後，沙蘭鎮的民眾不再做沉默的羔羊，不再容忍共產黨的謊言欺騙，紛紛向各地記者揭露真相，並且不害怕留下真姓名。他們喊出了：「天災抗拒不了，人禍必須追究」的口號。當日下午４時，沙蘭鎮政府及派出所、救災指揮部的十餘官方車輛被憤怒的群眾推翻和砸毀。安寧市副書記李新平在群眾面前用手機向上級匯報：「這裏沒事了」！對群眾說：「不就是死幾個人嗎？沒啥大不了的」！幾個村民聽見了，上去就打，這名聒不知恥貪官污吏被憤怒的群眾當場用鐵鍬打破了頭，真是活該！

忍耐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老百姓，是時候起來用行動反對邪惡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了。只有人民覺醒了，起來反抗，才能埋葬死不悔改的共產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讓他們「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吧」！

願一百多名可憐稚童的靈魂安息，願民主自由早日降臨祖國大地，從此根絕一切天災人禍，願同胞們從此生活在幸福自由之中！

(寫於18/06/05)

刊於「爭鳴」05年7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棄台獨，爭民主——陳水扁先生應該用新思維應對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

(香港)李大立

三年前，筆者於2001年6月在紐約的中文「世界日報」上發表過「民主之爭，非統獨之爭」和「民主統一中國」兩篇短文(筆名郭偉榮)，建議陳水扁先生運用新思維，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這「一個中國」絕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包括大陸和台灣在內未來民主自由的「中國」) 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在談判桌上和中共獨裁政權展開爭取民主的鬥爭。

三年後，儘管大陸、台灣包括香港的民主形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共產黨仇視打壓民主的本質絲毫沒有改變，不但仇恨和醜化台灣的民主選舉，而且蠻橫地扼殺香港人民要求0七0八年全民普選的民主訴求。近日，甚至通過所謂「反分裂國家法」，演出一場滑稽的法律戰，對台灣人民進行空前的戰爭威脅。並且邀請藍、橘黨主席訪問大陸，力圖孤立現台灣執政黨綠營陳水扁，由此，陳水扁先生作為現任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更加應該有新思維去應對邪惡奸狡的共產黨。筆者回顧三年前在紐約發表的這兩篇文章，仍然覺得其中的觀點至今對全體炎黃子孫有著值得參考的地方，故特在此補充闡述如下，望借貴刋一角發表。

世界形勢不斷變化，就連共產黨的台灣政策也在不斷變化。毛澤東時期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即是要用社會主義制度去統一台灣；鄧小平時代是「一個兩制」，即是允許台灣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到了江澤民時代，已經無力堅持以大欺小，表示「一個中國，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指中華民國，而是包括兩者在內的未來中國」；如今到了第四代胡錦濤手裏，已經黔驢技窮，為保住最後一點面子，退到底線「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什麼都可以談」。

反觀台灣，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大陸政策也在不斷變化之中，蔣介石時代是「反攻大陸」、蔣經國時代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了李登輝、陳水扁手裏，就一心要走向台獨，大搞「去中國化」。但是卻得不到大多數台灣人的擁護和支持，大陸「反分裂法」公布後，台灣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贊成統一的佔15%；贊成獨立的佔21%；贊成維持現狀的佔52%。去年台灣立法會選舉藍營過半以及多年來台灣人蜂擁前往大陸投資和居住就是一個例証。同時，台獨也得不到大多數中國人的認同，雖然說大陸的民意中摻雜了大量共產黨的宣傳和煽動，但是同時也不應該全盤否定大陸人民希望和台灣民主統一的願望。不久前香港「蘋果日報」一篇回應曹長青先生支持台灣獨立的文章說，香港也有74%的市民不贊成台灣獨立。當然，李少民先生的文章「中國無權決定台灣的地位」有他的道理，筆者也認同將來台灣的地位主要應該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但是在現時台灣人民自己本身都還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強行獨立其實也是另一種專制獨裁的表現；更何況大陸香港和台灣都是同文同種的中國人，大陸和香港的民意也應該在執政者考慮之列。

民主和專制是一對概念；統一和獨立又是另一對概念，不要混淆，現時不少政論文章往往混為一談。民主不一定非要獨立；反之統一也不等於必然專制。討論政治問題不應該帶有任何偏激情緒，我們反對共產黨獨裁專制，不一定要用獨立的方式，為何不用民主統一的方式呢？

如上所述，在台灣贊成急統和急獨的民眾均屬少數，大多數人希望維持不統不獨現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民意呢？筆者認為，多數民眾不願意獨立，一來是害怕中國藉此攻台，二來不可否認大多數台灣人的祖先來自大陸，在血緣、地理、語言和文化等方面和大陸有著割不斷理還亂的連繫，多少有些歸宗認祖的觀念。同時，多數民眾又不願意統一，是因為台灣人民現在享有遠比大陸高得多的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生活富足，不願意放棄現有的一切，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由此可以推測，大多數台灣人民願意在將來和大陸統一成為一個新的「中國」，但是這個中國必須是民主自由和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絕對不是共產黨獨裁專制和貧窮落後的中國。

對於全體中國人民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兩岸統一在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之下，大陸人民同樣享有台灣人民的民主，同樣享有台灣人民一樣的富裕生活；其次的才是只有台灣人民能夠有民主，而大陸人民沒有；最不好的結果是大陸和台灣都沒有民主。

再看看現實情況，兩岸關係已經陷入危險的僵局，大陸強行通過所謂「反分裂法」，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為將來共產黨垮台前夕孤注一擲作輿論準備，正如陳水扁呂秀蓮所說，現今海峽兩岸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在此情況下，筆者希望陳水扁先生和支持台獨的人士，千萬不要高估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千萬不要低估共產黨喪失理智的可能性，以免給中華民族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美國一再表示不希望雙方片面改變現狀，美國賴斯國務卿譴責中共「反分裂法」的同時，和日本共同宣布將台灣海峽周邊的安全視為兩國共同的戰略目標，明顯是警告中共不要輕舉妄動；與此同時，美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也明確警告台灣說：「不要期待台灣一旦受到攻擊，美國一定會派兵參與防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無此規定，美國是否出兵，需由國會作出決定……」。

看來，由於美國的強力干預，共產黨想動武很困難；陳水扁想台獨也很困難，中共一再宣示戰爭的底線是台灣獨立，為什麼還要用「去中國化」刺激這頭瘋狗呢？既然這條死胡同走不通，為什麼不另外尋求一條走得通的路呢？而且這是一條符合兩岸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又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康莊大道！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共產黨最怕別人批評他獨裁，批評他不民主，這是共產黨最要害的地方。反之，最喜歡談論統一和分裂，因為他可以藉此挑起大陸無知民眾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轉移民眾的視線，忘記了對民主的追求。既然這樣，陳先生為什麼非要挑他最舒服的話題去接口，而不逆鱗他最怕觸動的地方，挑戰他最忌諱的話題呢？加上現在中共對台灣實行分化瓦觧的陰謀政策，陳水扁先生即將陷入孤立的地步，為何不改弦更張，效仿連宋訪問大陸，但是卻摒棄連宋衹敢和中共談和平，不敢談民主的綏靖政策，向中共叫板談民主統一中國呢？

有見及此，陳水扁先生對兩岸關係應該有新的認識和對策，應該把握時機，順應民意和中共獨裁政權展開新的民主鬥爭，當今的兩岸關係問題已非統獨之爭，乃是民主之爭。民進黨和陳水扁先生即使將台灣獨立作為最高目標，所得到也不過是上述的第二種結果；而且還要冒著戰爭的巨大風險，戰爭的結果很可能是最不利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三種結果，屆時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罪人。陳水扁總統為什麼就沒有勇氣去為全體中國人爭取第一種最好的結果呢？

既然胡錦濤說：「什麼都可以談」，為什麼陳水扁先生不抓住這個機會去和胡錦濤談民主統一中國呢？因為以台灣現時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大聲宣稱自己是中國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但是這個中國必須是民主的中國。理直氣壯地代表全世界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海內外民主運動和獨裁專制的共產黨在談判桌上展開鬥爭，和他鬥智鬥勇。談判一旦開始，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必然獲得海內外各黨各派的支持和參與，必然有很多機會向兩地的民眾和全世界公開各自的立場和政治訴求，讓民主理念深入大陸民間，如此已經是民主的勝利。既然大陸表示「國名、國體、聯邦制都可以談」，陳水扁先生就可以要求和中共共同商議籌建新政府，起草新憲法；就可以要求結束一黨專制，開放黨禁，實行憲政，大陸和台灣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在兩岸自由活動，讓台灣的政黨到大陸宣揚民主，也讓大陸共產黨到台灣宣傳共產主義，看還有多少人相信它。同時要求首先實行聯邦制或者聯省自治，進行各省、市、縣、區等地方政府選舉，一如台灣已經進行的那樣，並且要求國際監督，作為統一的先決條件。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繼而在全中國實行全民普選，選舉中央政府 ，這就等於將了共產黨一軍，看他如何處置？迫使共產黨在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

如果能夠迫使他開放全民選舉，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台灣已經大勝，人民已經大勝，民主已經大勝。因為大陸人民一旦有了自由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以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的劣蹟，最終一定遭到大多數大陸人民的唾棄。儘管共產黨實行了超逾半個世紀的愚民灌輸，一旦開放選舉，共產黨絕無可能再次一統天下，蘇聯和東歐解體後的全民普選証實了這一點。即使因為大陸民眾對台灣政黨了解不多，一時台灣的政黨未能在大陸的選舉獲勝，起碼共產黨絕無可能在台灣的選舉獲勝，在聯邦制或者聯省自治制之下，台灣的民主和自由仍然可以得到保留。而且從長遠的觀點看，擁護民主的政黨必然會戰勝堅持獨裁的政黨，說不定將來民進黨、國民黨或者其他的民主政黨通過選舉成為全中國的執政黨，陳水扁先生成為全中國的民選總統。如果真能在大陸實現民主，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實現孫中山先生的民主理想，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統一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之下，共同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有什麼不好？

毛澤東的共產黨是一個知識水準低下的農民黨，如今傳到第四代胡錦濤手裏，雖然胡溫名義上是個知識份子，但是衹是一個在毛澤東閉關鎖國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土知識分子，實際上對西方民主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甚至是對國際慣例都幾乎毫無認識。國際上所有的政治談判都沒有預設條件的先例，談判的舉行應該是無條件的，雙方任何條件都可以在談判桌上提出，這才叫政治談判。像大陸共產黨堅持至今以「承認一個中國」為談判先決條件，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和極端可笑的。你要堅持一個中國，完全可以在正式談判中提出來討論，但是你沒有權力把這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試問，如果台灣提出「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共產黨會答應嗎？如果非要對方承認你的先決條件，那還有什麼必要舉行談判呢？這麼簡單的道理，蠻橫滿頇的共產黨就是死也不懂，徒然貽笑四方。

問題是面對這樣的流氓對手，我們也要跟著他做流氓嗎？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文明的手段和這樣的流氓周旋呢？為什麼就不可以屈尊地同意「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在談判桌上和他鬥智鬥勇，提出民主統一中國的訴求呢？何況，民主的一個中國，也正是全體海內外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共產黨別的本事沒有，但是他內戰期間在談判桌上將國民黨迫向死角的技倆不可不學。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有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時過境遷，今天共產黨已經盡失民心，視一黨專制為命根，陳水扁先生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陳先生完全可以代表全世界嚮往民主的中國人要求中共放棄一黨獨裁，民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追求，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他不肯，談判破裂的責任就在他。

退一步而言，承認「一個中國」，和大陸共產黨展開民主統一的談判，即使未能成功，對台灣也沒有任何害處。須知政治談判各有各的原則和立場，很可能曠日持久，當年中共和美國在華沙舉行的談判就談了十幾年，何不以靜制動，靜觀其變？台灣同意舉行談判，可以正式派代表去大陸談，也可以邀請大陸派人來台灣談，一輪一輪地談下去；談判若無共識，結果只能是維持現狀，大陸也無法強行宣布統一。談判一旦展開，等於為台灣買了保單，因為必然成為全世界共同注視的焦點，共產黨在談判中動武的可能性比台灣堅持不承認「一個中國」，堅持不和共產黨舉行談判的情況下要低。不久前有一個名叫辛旗的愚蠢滿頇的大陸官員在紐約蠻橫地宣稱：「拖即獨，獨必打，打必勝」，現在我不「拖」，和你談，你還有甚麼理由動武？

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民族，聞名世界的禮儀之邦，為什麼我們反而比不上周邊一些曾經依附過我們的小民族呢？北韓金正日封建法西斯政權，比之當今的中共更加蠻橫暴戾，但是南韓金大中早在五年前就已經屈尊前往北韓舉行和談，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和讚揚。而我們中華民族兩岸領導人卻還死抱著所謂「漢賊不兩立」的陳舊觀念，誰都不願放下身段為國家富強，為民族大義走出第一步，伸出和平之手，反而長時間地隔海對罵。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在韓國人、德國人、加拿大人、甚至印尼人面前，真為兩岸冥頑不化的領導人感到羞愧！陳水扁如果真正能夠為民族大義，為什麼就不能效法金大中？金大中能夠取得諾貝爾和平獎，陳水扁若有此舉也必將當之無愧！

筆者一直認為國民黨的理念比之民進黨陳水扁接近本文上述的觀點，如果國民黨當選，還有機會用談判的手段為大陸人民爭民主。如今國民黨落敗了，希望只有寄託在民進黨陳水扁身上，可惜他們沒有這樣遠大的胸懷。三年後的今天，筆者再一次向陳水扁先生提出上述的建議，呼籲台灣民進黨和陳水扁先生能認識自己肩負的歷史責任，樹立更加遠大的政治志向，施展更出色的政治才華，我們期望看到陳先生和民進黨的政治智慧和風度，不但堅守台灣的民主，更將民主帶向大陸。大陸和台灣的人民大眾都不希望發生戰爭，美國一再表示希望兩岸和平對話，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反對戰爭，陳水扁先生若有此舉，必然會得到全世界的支持，不但是全體中國人之福，世界和平之福，而且陳先生本人必將成為中國人民的民族英雄，對中國的民主和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將名垂青史。

望陳水扁先生三思！

28/04/05修改

(本文首發刊於「議報」第19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邱实：恭答李大立先生

李大立先生23日答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一文指出：我们都是共同的受害者，并就此陈述了几点意见“权当引玉之砖，向广大读者请教”。但篇末又称“不想再花时间讨论下去了”。似乎实说不再希望听到笔者的声音。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如鲠在喉，不吐不恭。敢请《新世纪》编者将下述意见直接转达李先生，可不占用网上篇幅发表。

(一) 李先生答文最后指出的《论语》上说的“有耻且格”论，很对。早在“文革”期间，在下就曾大力宣扬过此说，但理所当然地遭到批判。因为当时正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施行的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岂容你唱反调？党提倡的就是“民免”而“无耻”；因而斥孔子的学说为封建余毒。后来“批林批孔”，不再有人敢提这条真理。现在看来，孔夫子两千多年前的教诲是对的。

(二) 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点也不错。思想上就中毒太深，作为贱民 ，只求“免”而顾不得“耻”。李大立先生自称早年对大陆就有经历，1964年已是上海大三学生，由此推断正赶上大陆闹饥荒刚过，文革风暴上尚未揭开序幕那段喘息时期。此前此后的情况，则未必“有幸”躬逢其盛，难得切身体验。例如，李说“五类分子”全属敌我矛盾，这就不对。口头上说与实际对待是两码事。实际上，凡政治问题均属敌我矛盾；思想问题的介乎两者之间；一般刑事犯如流氓盗窃则被认为“内部矛盾”。在执法者眼里是有区别的。他们利用这种区别对被监管人员分化瓦解，挑动后者（站在人民立场）对前者（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和施暴。这一策略非常奏效，屡试不爽。这点则未必为李先生所洞察。

(三) 关于罪魁是毛泽东的说法，也不完整。难道别人就没责任？毛力量再大，不过孤家寡人，若无众星捧月，大搞个人迷信的吹鼓手们帮衬，能呼风唤雨、一呼天下诺？毛搞文化革命，旨在倒刘，是谁神化了毛，又违心地阿谀逢迎、卑躬屈膝，而对同事革命战友的刘少奇落井下石？够朋友，讲义气么？更不用说讲真理，讲原则，讲事实了！揭穿来看，钩心斗角，争权夺势，哪有一点道德良心？更奇怪的是，拨乱反正之后，却都成了“受害者”，找不到了“害人者”；连当初助纣为虐者都摇身一变成为受过迫害的人。怪哉！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要求人们恪守道德标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的思维瞬息万变，可能连父母妻子都不认，只认伟大领袖的金口玉言。

(四) 说实在的，姚之叛逃（实为出走）在当时必死无疑。他不属饥民的离乡背井逃荒求生，而是在专政铁拳下被监管的对象。林某建议目的在于挽救他，同时为刘免遭株连。其实这样的前车之鉴当年是并不鲜见的。设若林出于恶意出卖朋友，他大可隐讳不说，何必坦然写出来亮丑？

(五) 李先生提倡的“两者不可得兼”，古往今来“舍生取义”者能有几人？共产党宣传的也仅有“江姐”等少数英烈，岂知甫志高类人物有几多？

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对事不对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有道是：“尽管我未必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就是本人一向恪守的准则。谢谢《新世纪》为我们的交流提供平台。这种坦诚的交换意见，目前在中国大陆是难得的。谢谢李大立先生耐心劳神审读我的拙见，占用了你的宝贵时间。

邱实2005/3/24 北京

（由于两位前面已经在网上公开讨论了，此信也有助于讨论的深入，故将其也公开了，请作者见谅。——新世纪编者注）(3/24/2005 0:46)

邱实：为林孟熹说几句话

3月22日《新世纪》发表了（香港）李大立先生《读林孟熹先生<误把冯京作马凉——略谈“往事并不如烟”中有关刘光华的不实传闻及其它>有感》，对林文颇有微辞，认定林孟熹指认姚某的下场是“咎由自取”和“罪该万死”，至今“引为自豪”“无忏悔之意”云云。笔者颇不以为然，请允许在下为林孟熹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人们看到，林孟熹在文中叙述此段经历时，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所想、所做，是真实的写照，也恰符合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和氛围。正如他在文中袒露的，他们（包括刘光华）虽屡遭迫害受辱，但“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即对祖国的热爱之心未泯，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忠心(或曰痴心)不改——就像大陆传媒舆论导向屡有描述的那种心态：“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会记恨母亲吗？”那时候，人们把祖国比作母亲。人民的觉悟程度就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你说他是“愚忠”也罢。

其次，林之所以建议刘：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的行动”。因为林已准确地预料到姚“绝不会听你的。他若被扑，你必被牵连”。后来果然被言中。不仅姚被抓，刘也遭“知情不报”之灾。假如，当初刘听了林的建议，实际上可挽救姚免遭送命之祸——预谋未遂，没有行动后果，总不会被杀头。这叫“两害相权取其轻”。林孟熹并无恶意“落井投石”“出卖朋友”的动机，而是深知姚的为人，口头勉强听劝，并不可靠。为挽救其冒险后果并避免刘被牵连，不得已而为之提出唯一选择的权宜之计，但未被采纳。至今，留下的只能是遗憾，有甚么可“引为自豪”和“忏悔”的必要呢?

再次，姚某当年企图越境，并非政治避难行为。因为他既非“右派”，又不是“反革命”，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是贪污腐败，其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唯一可能的条件是被认定为“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之一），是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解除教养后，他对劳动就业不满，又不谙时事形势，盲目南下越境，纯属个人冒险的愚蠢行径，与今日之寻求政治避难，实不可同日而语也。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当年的世态人情与人际关系。以今日之眼光审视上个世纪的人物和世态，难免失之偏颇。若果如先生所云，林某在撰写该文时，大可隐去那段细节，何必自我暴露真情，而被后人“戳脊梁骨”？

林孟熹，祖籍广东，早年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自港负笈北上,入上海大同大学，1947年转入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政治系，主修国际法。他在燕大就读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迎来新中国诞生。1951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后调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曾为多家媒体撰写国际评论。如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因不同意组织结论，自行挂冠，被开除公职，由公安部门押送从事体力劳动，遭受苦难20余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举家返回香港投身工商界。大陆改革开放后，他率先回内地投资，在广州兴建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之民用建设项目。1986年退休后他移居加拿大，闲来以收藏中国书画及鉴赏物自娱。曾任加拿大安大略省工艺美术学院之中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应约克大学之邀讲授中国法律；还被聘为全加武术团体联合会总会武术顾问。近年著有《神州梦碎录——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一段历史。《误把冯京作马凉》一文是他2004年4月在加拿大写的，投给《校友通讯》内部刊载，昔日同窗读后，并无人提出异议，因为大多身临其境者，均能理解当年人们的思想处境，而该文叙述朴实无华，真情可信，旨在匡正此前世间对刘光华同学的不实传闻，以正视听而已。

也许，李大立先生以今日之思维模式，来审视历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人们的心态失衡，得出“道德沦丧，令人痛心疾首！”的结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亦苛求当年处于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的不幸知识分子们渴望“求生”的本能理念么？

（2005/3/23北京）

我們都是共同的受害者——答邱實先生「為林孟熹說幾句話」

(香港)李大立

感謝邱實先生對拙作「為中華民族道德淪喪痛心」一文的關注，並且撥冗發表「為林孟熹說幾句話」一文，筆者細閱大作，受益匪淺，在此謹表謝意。我認為，我們大家都是共產暴政的受害者，中國大陸幾十年來道德淪喪，其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共產黨。無論林孟熹先生也好，姚祖彝先生也好，他們當年出賣朋友的建議和行動，當然裏面有共產暴政的客觀因素。但是無論客觀環境多麼嚴苛，都不應該成為「出賣朋友」的藉口。這就是我和邱實先生的原則分歧，本不欲再費時間為此爭論，然而筆者覺得有必要引起全體中國人對傳統道德的重視，對將來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同時又恢復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新中國有好處，故仍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權當引玉之磚，向邱實先生及廣大讀者請教。

林孟熹先生文章故事梗概是，1964年饒邀請劉一起偷渡，劉不允且勸姚，姚表面答應，實則倖倖而去。林知道後，極力勸劉先發制人，立即舉報，以免被牽連。劉以「不符自己一貫待人原則」拒絕，後姚獨自冒險偷渡，結果被抓，還供出劉「知情不報」，結果劉被送往東北強迫勞動，捱了十二年的苦。

邱文的主要論點是：如果劉聽了林的建議，立即舉報姚，不但可以挽回姚的性命，而且還可以避免自己受到牽連，所以林的建議立即舉報是對的，邱先生說：「有什麼可“引為自豪”和“懺悔”的必要呢？」(筆者原文衹認為應該懺悔，不應該引為自豪，邱實先生這句話顯然誤解了筆者的意思，而且自相矛盾)。

筆者的看法是：

一，即使姚不聽劉的勸告，甚至明知有生命危險，仍然堅持獨自偷渡國境，也完全無可厚非，這是他個人的選擇，其他人即使是父母都無權阻止，作為朋友，劉可以勸告，但絕不可以先下手為強，「立即舉報」，出賣朋友，讓「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的傳統道德毀於一旦。

二，姚被捕後，供出劉「知情不報」更是不應該，一人做事一人當，何況劉不但沒有參與偷渡，而且還再三勸說姚，姚這樣做，比之林先生「立即舉報」的建議更加無恥。

三，劉林姚三人之中，劉是唯一能夠堅守自己做人的原則，堅守中華民族傳統道德 準則的人，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驕傲，值得大家欽佩。

四，筆者認為，堅守道德準則是無條件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如此，絕不能有例 外。如果你也例外，我也例外，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傳統道德將蕩然無存。 這裏不存在筆者「苛求當年的知識分子渴望求生的本能」，孟子曰：「生亦 我所慾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孟子，告子 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的道德傳統。

五，邱文最後一大段的內容，全部是介紹林孟熹先生的出身、學歷、經歷、著 作等等，筆者認為與討論他的「立即舉報」是否道德無關，不能因為 一個人學識豐富，著作等身，或者受過打擊，回國投資等等就可以出賣朋 友，就可以將當年「立即舉報」的建議合理化。

六，邱文還說到姚可能被認定「壞分子」，又說「壞分子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 這是不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的，根據共產黨的標準，地富反壞右「五類份 子」全是「敵我矛盾」。

七，林文沒有提到姚被抓後的結局，邱實先生這篇文章裏，隱約披露姚「遭送命之 禍」，如果姚祖彝的結局真是這樣，那只能說明中共暴政的殘忍。據筆者所 知，早於姚偷渡兩三年的1962年困難時期，廣東已經有大規模的偷渡香港 潮，陶鑄趙紫陽甚至下令開放邊界數天，數萬難民湧港，其後七八十年 代，也有大批廣東知青和當地農民偷渡去港，但未聞被槍斃者。

八，邱文說：「姚當年企圖越境，並非政治避難行為」，「與今日之政治避難不可 同日而語」，言下之意，只有政治避難才有資格偷渡，為了生活幸福自由就 沒有資格偷渡，這是什麼邏輯？嚮往生活自由和嚮往政治民主一樣都是基本 人權，不應受到剝奪，共產黨更無權因此奪去別人的性命。

九，邱文還說到：當年大陸「人們把祖國比作母親，“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會記 恨母親嗎？”人民的覺悟程度就停留在這樣的水準上」。這樣的現象絲毫不 值得諒解和同情，這只能說明中國傳統封建意識中最壞的一面，就是父母有 權打孩子，共產黨正是繼承了這最壞的一面；而在西方國家這是犯法的行 為。共產黨無權代表「祖國」，更無權作我們的「母親」。

十，邱實先生的文章說：「想李大立先生不了解當年的世態人情與人際關係。以今 日之眼光審視上個世紀的人物和世態，難免失之偏頗」。其實筆者的經歷和 林孟熹先生大同小異，五十年代從香港回大陸讀書，文革後重返香港移居美 國。1964年筆者已經是上海某著名大學三年級學生，親身經歷過毛澤東時 代，不至於是一個像邱實先生想像的那樣不了解大陸情況的香港人。

十一，筆者強調，無論是劉光華先生，林孟熹先生，姚祖彝先生這些當事人，還是 邱實先生和筆者這些局外人，以及幾代中國青年，全部都是毛澤東共產黨摧 殘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受害者。今天，筆者寫這兩篇短文，出發點對事 不對人，大家一起探討中華民族的道德標準，我覺得是值得的。

十二，近期筆者看到海外雜誌網站上不少體制內思維的文章，筆者不忍心眼看著中 國的民主運動被誤導，忍不住寫了若干篇批駁的文章，供讀者討論批評，請 邱實先生查閱「新世紀」和「大紀元」筆者的專欄，歡迎批評指正。但請邱 先生諒解，筆者不想再花時間討論下去，請轉達向劉林兩位先生致意。

十三，凡是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無論時間長短，都無可避免感染共產黨宣傳的 病毒，習慣了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包括筆者在內，雖然在自由世界生活了二 十多年，仍然很難保證已經完全根除了這些影響，有待於自覺地「與時俱 進」，願以此與所有被共產黨毒害過的人共勉。

十四，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孔子說：「用政治手段來治理他們，用刑罰來整頓他們，人民就只 求免於犯罪，而不會有廉耻之心；用道德來治理他們，用禮教來整頓他們， 人民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還會人心歸順」)。

(23/03/05香港)

(刊於「新世紀」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