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步高「成魔」不謎

(紐約) 李大立

看了今天貴報「論壇」蔡淑梅醫生「徐步高“成魔”之謎」以及一針集批評亞洲電視播放徐步高參加「百萬富翁」節目片段的內容後，筆者有不同意見，希望貴報能以公平公正立場予以刊登，供廣大市民討論批評。

蔡淑梅醫生在文章中猛烈批評香港傳媒「發揮了驚人的渲染和公審能力……法庭未審，已有公論！」、「傳媒一枝筆，……殺人不見血，事件的真相還未大白，記者已經掌握了充足的內容，大書特書，連警方的公布，都好像是跟隨著記者的引導一樣。……此案疑點重重，所有推論都衹是假設，傳媒又怎能說成是真的一樣？」、「在家，他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好兒子；對社會，他有承擔，有正氣；他好動、聰敏、有理想、有志向，可說是一位人才。奈何，…….形象標籤化……顛倒是非黑白，殺人於無形。」、「回看徐步高“成魔之路」，我仍然有相當大的疑惑。…….徐步高有沒有殺人，殺了多少人，可能永遠是一個謎，……」。

筆者認為蔡淑梅醫生對傳媒和警方的指責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與事實不符。傳媒的責任在於及時、客觀地報道事實，讓市民大眾第一時間獲取盡可能多的資訊，而不是預設立場作政治宣傳，香港傳媒包括亞視的專題節目做到了這一點，無可非議。

如果不是傳媒客觀的報道，蔡淑梅醫生怎麼會知道徐步高「在家，他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好兒子；對社會，他有承擔，有正氣；他好動、聰敏、有理想、有志向，可說是一位人才」？傳媒雖然稱他為「魔警」，卻從來沒有稱他為「殺人犯」，一律稱之為「疑犯」，有何不可？香港出了這樣一樁驚天大案，傳遍世界，

記者採訪他生前的同事好友，報道他生前種種所作所為，全是有根有據，讓讀者全面了解一個涉案人，有何不妥？亞視重播擁有版權的他參加「百萬富翁」節目片段，將其他人包括觀眾一律隱形、隱聲或者刪除，未加任何評論，為什麼不可以？難道要傳媒在驚天大案發生後噤不作聲才正確？人民大眾的知情權在哪裏？

警方經過周密的現場取証，公佈所獲証據，証實徐步高所持的手槍是當年被殺警員梁成恩的佩槍，証實當年恆生銀行劫案被殺巴籍護衛以及殉職警員曾國恆、受傷警員冼家强所中的子彈是由該槍射出，所有証據均由科學鑑証得出，成為本案以及前案最重要的証據之一，又怎能說是警方「跟隨著記者的引導」？難道一定要警方說現場只有兩支槍，又或者一定要警方肯定現場有第四者，從而引出徐步高赤手空拳被無辜誤殺，又或者現塲一死兩傷全是兩個巡邏警員自編自演的結論才不是「跟隨著記者的引導」？

警方在法庭沒有宣判徐步高是殺人犯之前，將他和另外兩個因公殉職和受傷的警員同等對待，詢問其家屬是否有生活及心理問題需要警方協助？已經完全符合法治標準和人道主義精神，完全正確，無可挑剔。倒是筆者覺得警方對待因公受傷的警員冼家强有多少不公，雖然冼先生沒有像曾國恆一樣以身殉職，他發射的兩夥子彈也沒有像曾國恆一樣五發全中，但是這些毫不減低他盡忠職守英勇無畏的形象，警方應該一視同仁，授予最高榮譽。

蔡醫生對徐案存疑，認為「徐步高有沒有殺人，殺了多少人？可能永遠是一個謎」。這是你的自由；其他人根據傳媒的報道，相信警方公佈的証據，認為徐步高殺了人，這是別人的自由，你沒有權利指責別人「普遍相信權威，如果傳媒所作的故事沒有被警方否定，他們便信以為真」。你更不可以毫無根據地質問「假如記者與警方一起合作，還有什麼不可以堆砌出來？」，這已經涉及人身攻擊。蔡醫生認為「原本由人來主導的傳播媒體，漸漸反過來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為」，放在極權專制鉗制輿論的國家說得通，放在言論自由的香港就說不通了，因為香港有獨立的輿論，市民有獨立思考的權利，怎麼能說「傳播媒體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對香港傳媒和香港市民的侮辱。

蔡醫生問香港市民：「你又曾否撫心自問：“我是一個「正常人」嗎？「正常」與「失常」如何區分？由誰定斷呢？ 」 。很簡單，對於社會來說，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就是正常人；一個作奸犯科的人就是失常人，用不著鑽牛角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最基本的是非觀念，絕不能像蔡醫生所說的「顛倒是非黑白」。或許你有超常的智慧，豐富的想像力，懷疑徐步高是否被人設局謀殺？是否警方和傳媒「堆砌」故事？這是你的自由；其他普羅大眾缺乏智慧和想像力，「普遍相信權威，……信以為真」，這是別人的自由，你無權指責。你同情徐步高的家人痛失親人，但是你有沒有同樣為梁成恩、巴籍護衛員、曾國恆的家人痛失親人同情過？

香港警方雖然出了一個「魔警」，但是出了更多像梁成恩、曾國恆、冼家强等盡忠職守，英勇無畏的警員，這是香港人的驕傲，值得香港人信賴。香港傳媒迅速客觀地報導事實，充分表現出專業操守和水準，無可厚非，值得讚揚！

29/03/06

重新上路，民主必勝！

(紐約)李大立

昨天連續觀看了十多個小時香港立法會辯論否決偽民主「許五政改方案」，大快人心。不但看清楚各式保皇黨的嘴臉，而且也看到泛民主派的不足，更看到了香港民主的新希望，祈借貴刋一角提出來供廣大市民評論。

筆者比較欣賞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他舉了一個非常生動和貼切的比喻，筆者認為這個比喻顯淺易懂，用來喚醒和教育為數不少的糊塗人很恰當，如果牛頭角順嫂和旺角金毛强都明白了個中的道理，人人起來奮力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大有希望的。

李先生說：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最終要達致全面普選，就好比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簽了一張契約，說好了要還市民100元錢(普選)；普選還未實現，董建華就將94年已經全部取消了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通過97臨時立法會借屍還魂，就好像100元錢未還，再多借了10元錢；香港市民要求O七、O八普選，催香港政府還錢；去年4.26被北京政府公然否決，等於強詞奪理說現在不還錢！二十五萬市民上街要求普選時間表，等於問你什麼時候還錢？逼得急了，香港政府為了矇蔽和誤導市民拋出偽「政改方案」，閉口不提普選，就好比說根本不提100元錢的事，額外多借的10元錢還要用十年時間分三四次償還，竟然還厚著臉皮說，到2016年是否能還清這10元錢還要看情況而定……！並且「發爛渣」地威脅說：你要不要？不要就「一蚊都唔還」！

天下有這樣無賴的人嗎？有！這就是曾蔭權、許仕仁、林瑞麟之流和他們背後的獨裁政權！

曾蔭權、許仕仁等惱羞成怒，公開指責偽「政改方案」被否決，責任在泛民主派。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不去責怪拋出這種爛貨的人，卻去責怪拒絕收貨的人，就算做生意也沒有這種道理吧！李卓人議員說，香港的民主未能前進一步，第一個責任是去年4.26人大否決O七、O八普選的幕後策劃人；第二個責任是拋出欺騙市民的偽「政改方案」的香港政府；第三個責任是為這個偽方案抬轎吹打的保皇黨。

筆者認為，李卓人先生還是太天真了！香港民主進程的半途夭折，其源頭禍首並非始自去年4.26人大釋法，往前追溯，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略和低估了共產黨玩弄文字遊戲的無賴技巧，才做成了今天共產黨對基本法予取予攜，扼殺香港民主進程於半途的不幸局面。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曾許等不過是幕前的「扯線公仔」，在背後扯線的是北京政府。基本法規定了O七O八香港政改如何發展由香港政府自行處理，衹需報北京「批准」和「備案」，而現實卻是曾許多次暗示連這個偽民主「許五方案」都「來之不易」，可見香港政制的每一微小改變，都必須執行北京的意旨，「一國兩制」不過是痴人說夢。為了說明中共歷來如何在談判中玩陰謀耍手段，請容許筆者引用拙作「棄台獨、爭民主」(見「議報」196期)中的一段話供貴刋讀者參考：

「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國民黨這樣做完全有理有據，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哄動一時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能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視政治談判為兒戲……」。

試想想，如果當年中英談判時在聯合公報上，或者民主派草委堅持在基本法上列明香港普選時間表，而不是使用什麼「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這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字句，共產黨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玩弄他們的鬼域伎倆有這麼容易嗎？換句話說，如果當年起草和通過的基本法不是說O七、O八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如需修改」，而是規定如何修改；不是僅規定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由20、24到30席，而是規定以後的各届立法會直選議席如何遞增直至全部60席，共產黨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嗎？英國政府和西方民主世界在此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對中共的「糢糊概念」和「綏靖政策」。其中作為世界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總統，民主理念的動搖背叛者克林頓難辭其咎，這種錯誤政策的結果，給美國人民帶來911的災難，也讓香港的民主進程波折重重。

曾蔭權、許仕仁背後的中共刻意迴避香港廣大市民的民主訴求，對全面普選一拖再拖，其藉口是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是一個政治城市，市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沒有達到普選的要求……。這簡直是對全體香港人極大的侮辱！

請問你們，全民普選到底需要什麼條件？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每人所得？香港已達25430美元，居全世界第15位，領先於德法加意等西方發達國家(見世界銀行公布2004年人均GDP排名)；國民平均教育水準？香港早已實行中小學(中三以下)全民免費強制教育，大學生佔人口之比例也位居前列；經濟自由度？香港連續十二年居世界之冠；經濟發達水平？香港是著名的國際大都市，亞洲的金融、航運、通訊中心；言論開放程度？香港擁有過百種報紙刊物、眾多電台電視傳媒，言論自由居亞洲第一(見「政經風險顧問」)；公務員廉記程度？香港歷來居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請你們告訴我，到底根據什麼標準說香港不具備普選條件？你們能够說得出來嗎？

你們說，香港人沒有普選的概念，難道你們沒有看見O四年九月直選三十名立法會議員的全民普選秩序井然而得到國際輿論一致好評嗎？選舉三十名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得到，難道選舉六十名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就做不到？

此次立法會辯論上有民主派議員說得好，香港中產階級說：我家裏的菲傭、印傭的母國都已有了普選，反而我們香港沒有，什麼道理？！可笑的是有保皇黨議員居然回應說：有民主不一定是好事情，台灣政壇亂糟糟、菲律賓、印尼經濟不景，女孩子都跑到香港做女傭，普選不一定能選出好政府，獨裁者「欽點」反而會選出好人才……。

真是虧他們說得出口，香港居然有這樣反智的議員真是令我們每一個香港人蒙羞！

是的，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經濟成就暫時還趕不上香港，但這絕非民主制度和普選的錯，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比如歷史背景、政局穩定、自然資源、甚至氣候天災……，筆者大膽斷言，如果台灣解除了中共的武力威脅，人心安定，資金回流，繼續走政治民主的道路，相反，香港繼續淪落在中共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統治下，沒有民主，很快台灣就會超過香港。

是的，有時候普選不一定每次都能產生最好的領導人，但是普選制度確保了能够及時地更換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讓國家永遠保持生機勃勃向上的動力，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是專制獨裁國家和地區所不能做到的。

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一下這些保皇黨議員，如果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沒有民主制度和普選，是否會比今天更好？最好請這些國家的人民來回答，我相信他們都不會忘記以前的獨裁統治者蔣介石、馬科斯和蘇哈托曾經給他們帶來過什麼？今天他們擁有什麼？儘管他們暫時還落在香港後面，但是他們的前途比香港更光明。

如果讀者們有興趣翻一翻笑蜀先生編寫的「歷史的先聲」一書，就一定會對中共的自私性狹隘性有進一步的認識。該書收集編輯了共產黨自1945年抗戰勝利到1949年武力奪取政權期間，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的社論，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向國民黨強力要求民主的言論，敦促共產黨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承諾。 單看部分標題就足以明白中共當時對民主的渴求是何等迫切了：

「沒有民主，一切都是粉飾」、「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在此再舉該書引用的毛澤東、周恩來言論數例如下，供保皇黨議員學習，也供民主派議員參考：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英國記者貝特蘭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我們一定要達到普選制」。

1944年毛澤東對美國人謝偉思(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筆者註)說：「我們的經驗証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的體驗、教育和“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則以及羅斯福所說的四大自由……」。

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講中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共產黨執政五十六年了，又如何呢？——筆者註)

從這裏大家可以看見，六十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國，共產黨已經說具備了民主和普選的一切條件；六十年以後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香港，共產黨反而說不具備民主和普選的條件！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難道社會倒退了嗎？不對，社會在不斷地進步著！唯一不同的是六十年前共產黨在野，現在在朝了，既然坐上了金鑾殿，就勢必死死攬住寶座，享用特權，「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了！

對付一個如此自私和狹隘的政黨和政權，唯一的辦法就是效法當年他們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方法，全體香港市民以及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顯示人民偉大的力量，從他們手裏把本應屬於人民的民主權力奪回來！

重新上路吧，勇敢的香港人，民主必勝！

(寫於22/12/05)

(刪節版發表於「爭鳴」雜誌06年2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要」——和王敬之先生佳作「抓」

(美國)李大立

共產黨除了性喜「抓」外，還性喜「要」。偶爾翻開黨報，一篇社論中，竟然數出四十餘個「要」來。毛澤東時代，「我們要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揪出中國的赫魯曉夫、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鬥私批修、要文攻武衛……」；鄧江時代，「我們要四個堅持、要高舉三個代表的偉大旗幟、要解放思想、要改革開放、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兩手都硬……」；到了胡溫今天，「我們要保先、要構建和諧社會、要學古巴朝鮮、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共產黨習慣了從大政方針一直「要」到街道小腳老太婆的「要提高警惕，要嚴防階級的人破壞……」。總之，共產黨習慣了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要」這樣、「要」那樣，隔三差五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一口氣來幾十個「要」。共產黨統治五十多年來，如果統計一下他們「要」人民做些什麼，恐怕成千累萬，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如此這般，有誰能夠做到共產黨這麼多的要求呢？這不是說了等於白說，等於放屁嗎？

於是乎「要」出了「鎮反肅反」、「要」出了「土改」、「要」出了「三年大饑荒」、「要」出了「反右鬥爭」、「要」出了「四清運動」、最後「要」出了「文化大革命」，害死了數千萬無辜的老百姓。到了鄧江、胡溫仍不知悔改，「要」這「要」那，又「要」出了「六四大屠殺」、「要」出了「維權運動」、「要」出了「四川萬縣群眾反建水壩」、「要」出了「廣東大石村群眾罷免貪官」「要」出了一年七萬多起群眾抗暴事件……。

本來，「天下為公」，這個世界是屬於人民大眾的，並不屬於少數專制獨裁者，無論他們是靠什麼上台的，只有人民群眾有權「要」統治者做什麼，統治者沒有權「要」人民做什麼。人民有權要求政府官員廉潔奉公，要求他們盡忠職守，要求他們受到輿論的監督，否則，人民有權通過選舉趕他們下台。相反，政府無權要求人民做什麼，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任何事，「Just do it」(想做就去做)，只要不違反法律就可以；而法律是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每一項法律的制定都必須廣泛徵詢人民群眾的意見，如果人民不滿意，可以通過報紙、集會抗議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也可以改選立法會議員，否定惡法，重立新法。

依靠武力上台的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其實都是一些素質很差的農民或者本國培養的從未在國外生活過，對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毫無認識的土知識分子，他們根本不懂得民主政治的架構、不懂得這種架構的運作、不懂得權力制約和監督、不懂得自己不過是有任期限制的公僕，人民才是真正永遠的主人。數十年來，公僕居然指手劃腳向主人發出無數「要」這樣「要」那樣的指令，豈不是本末倒置？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因此說獨裁專制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動的社會制度，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一定會被社會的主人翁人民大眾推倒，到那時候，才是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再也聽不到當政者「要」人民群眾這樣那樣了，而是人民群眾通過選票、通過立法機關、通過社會輿論向當政者發出「要」的呼喊的時候了。

(12/10/05)

(刊於「議報」)

附王敬之先生佳作「抓」：

王敬之：抓
共产党性喜抓。自其上台执政伊始即以抓为乐，以抓为荣，以抓为业。一抓就出问题，出了问题唯一法宝还是抓。于是不停地出问题，也不停地抓，搞不清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时至今日，共产爪无實

劲了，但仍在抓，抓，抓．．．

中共在八一建军节找了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退休老将开会，老将们一致哀叹现今军队素质太差，再若发生国共战争或征朝战争那样的情势，可能应付不了了。这些话，与纸上谈兵的朱衙内唱的高调截然相反，那疯丢原子弹的高调虽然动听却不管用，这实话实说倒是符合实情的。面对此实情，高层不能不发急了。大有志气的胡锦涛发指示：“要抓，现在不抓就要犯历史性错误。”

听其言，可知其人根本不懂历史；观其行，发急的对策就是在二十天内连发五道命令。这如同古时末代皇帝一发急就连连下金牌，可是即使连发十二道金牌也阻不住兵败如山倒。共产党至今还在迷信“抓”，迷信发号施令，可见思维方法依旧老一套，跟北宋在穷途末路的连发十二道金牌相似。

几十年来，中共统治下问题层出不穷，根源是什么？全都是它抓出来的祸。原来，这天下本非它所得，是国民党委实太腐败，太烂了，被共产党摧枯拉朽，飞来横“福”，唾手得到了这大好河山。初期它骤得江山不敢太放肆，民众有一段简短的休养生息，所以很容易平稳了飞涨的物价，安定了社会秩序。今天那些糊涂的老人留恋五十年代的“好日子”，殊不知那“好日子”论功行赏还得归给国民党；其实那些日子也并不怎么好，只是相对平稳而已，是前此的国民党统治太糟太乱，反衬出新统治的“好”来。

现在不必争辩这段好坏了。就算那时有过好日子吧，也没能好多久，胡锦涛的前三代祖宗毛泽东素来不安分，他要抓。抓土改，抓思想改造，抓三五反，抓社会主义改造．．．不停的抓，结果抓得饿死了上千万人！这才在内外交困中，除了自己手中的统治权要紧紧抓住之外，暂时放松一下东抓西抓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就是这般坚韧和旺盛，只要稍喘一口气，必有起死回生之力，居然复苏了。

但已入末年的大昏君至死不悟。非但不感激百姓的深恩大德，反把民众的死里求生视作歪风歪道，重又开始抓了，抓“四清”不过瘾，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抓出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昏主一味喊抓，而不知如何抓，大小喽啰更不知从何抓起，本能地各施过去抓人之术以自卫，遂致全国乱成一片不可收拾。

徼天之幸，嗜抓之主死了。死得其时。抓手稍一放松，民族生命力又回来了。俗语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求生路。于是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可能，也从而开启了什么“硬发展”“软着陆”之类的机会，造成眼前一片莺歌艳舞的表面繁荣。但在这大楼石屎立、公路四向伸、高峡出平湖的后面，共产党的危机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加深。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是共产党抓出来的祸。

中华的王朝统治，何以在世界上独存数千年而不绝？应归功于儒家的“正己之学”。每个人都要“正心诚意”“推己及人”，而统治者的学问就在于“其身正不令而行”。这就是中华传统的诀窍，就是这样简单。一切事，反求诸己；碰到问题，先正己。否则，莫说在二十天内连发五道命令，即使五天之内连下二十道金牌又有何用？

“正己”和“抓人”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哲学。前者为长治久安之道，后者必走向暴政乱亡。共产党之错，就错在这个根本上。但要共产党“正己”，很难。这政党本就不正，要正，岂非就得解散？话又说回来，真若悉心为国为民，把这为害已久的党自我了断，自行解散，岂非光燿千秋、嘉惠万世的大好事？

淺議李敖南下和議員北上

(美國)李大立

上周李敖南下香港，香港立法會議員北上廣東，幾乎同時發生，觀察兩件事情，會發現很多兩岸三地的不同，如果讀者細心挖掘，定會發現更多有趣的對比。 李敖這一次大陸之行取名「文化之旅」，委實是大大地有辱高尚的「文化」二字，因為他此行的所作所為，與「文化」毫無關聯。而且以李敖學識和文化底蘊，實在配不上聖潔的「文化」二字。實情是中共、李敖、XX衛視老闆劉某各懷鬼胎，中共企圖利用李敖的嘴巴支持獨裁專制，打擊台獨，麻痺大陸人民；李敖則打算小罵大幫忙，既可以「自由主義者」的假面具沽名釣譽，又取悅於老闆劉某，更取悅於劉某後面的中共大老闆，名利雙收。他在演說中明言：「希望劉老闆讓我多做些節目，多積一些錢，退休後獨自去海南島定居」才是他的心跡；劉某則居中拉線策劃，意圖造成轟動效應，洗脫其「中央二台」的臭名，扭轉收視頹勢。可謂各有所需互相利用巴望三贏，因此，名曰「欺蒙之旅」、「掘金之旅」更符合實際。

評價一個人的行為表現，離不開分析他的質素人品。古語道：「道德文章」，說明一個人的文化成就和他的道德水準密切相關。李敖其人在台灣香港這些資訊自由的地方，早已盡人皆知；唯獨在資訊封閉的大陸，趁民眾對他認識不深，還可以招搖撞騙。因此有必要在此略述一二要點，以便大陸讀者可以通過貴刋粗知其人。如果以一句話概括他的人品，不妨說「為金錢美女不惜一切」。例子就舉不勝數了，除了他利用起用他的恩人蕭孟能先生對他的信任，恩將仇報鯨吞蕭先生存放在他處價值連城的古董字畫甚至房產之外；也除了曹長青先生所說的他對老母生前身後不孝不義之外；令筆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和他結婚九十天即離婚的影星胡茵夢小姐揭露他的一件事：他經常用望遠鏡觀察住所對面的建築地盤，胡小姐問他看什麼，李敖答曰，我在找建築公司的毛病，收集証據以便告上法庭，訛詐一套住房！李敖在香港記者會上說，大陸人罵上海人，包括他也恨上海人，說上海人賺錢不擇手段，我看最精明的上海人也想不出李敖這一招。

李敖生性風流，老來彌堅，向以老男追少女為榮，本來這是他私人的事情，旁人不應干涉。筆者曾經就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發表過文章，稱男歡女愛你情我願，大陸憤青無權人身攻擊楊教授。但如果像李敖那樣，不但將嚴肅聖潔的戀愛婚姻視作兒嬉，朝秦暮楚，毫無廉恥之心；還將自己的裸照和性愛情節公諸於眾，在電視節目中大談性事，甚至在北大清華這些最高學府的學術殿堂大講什麼「父母做愛」、「精子卵子」，「睪丸，月經棉」那就已經不再是個人私隱，而是性道德甚至是民族文化的問題了。無論東方西方，向公眾炫耀私人性事都被認為不合適的。李敖以七十高齡如此下作，真令人懷疑他是否患上「老年性亢奮症」。

說到此子的才學，實在不敢恭維。在台灣大學轉了兩個政治、歷史學系，離開學校後，從未做過一天嚴謹的學術研究，從未發表過一篇學術研究專著，何面目自稱「大師」？所謂歷史學家，不知專注某史？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歷史資料收集者而已。所謂著名作家，迄今為止衹發表過一部尚被貭疑是否屬於文學作品的「小說」，卻到處宣揚自己是「諾貝爾文學獎金被提名者」。到處自吹自擂被查禁了九十多本著作，然而其中七十多本竟然是「千秋評論」、「萬歲評論」等其他人的文集。其成名大作「中國性研究」，僅目錄一頁，已充斥男女生殖器官各種性名詞，不堪入目，學術水平可見一斑。他到處吹噓自己是「諾貝爾文學獎被提名人」諾貝爾獎唯一漢學家馬悅然(Goeran Malmgvist)答記者問說，李敖首次獲提名給他寄了很多書，他一本都沒有看過。

李敖此人最惡劣的品質莫過於與人為惡，睚眦必報。他自稱「一點虧也不吃，過去吃虧就算了，可是現在我要把便宜佔回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絕不吃虧」。於是就辱罵三千多人，蔣介石父子、李登輝、陳水扁、連宋、馬英九等等政治人物無一倖免，而且進行人身攻擊，諸如「王八蛋」、「呆頭鵝」、「孬種」……，語言粗卑不堪入耳。加上心胸狹窄，妒忌心重，馬英九長相比他漂亮，得女性選民支持，他不但辱罵馬英九，而且連全體台灣女性都得罪了：「馬英九憑小臉蛋得到許多女性選票，不光采，這個社會不應該給女人民主權利，因為女人總是感情用事」。五個總統候選人集體照相，他每次都堅持一定要站在中間，搞得連宋陳水扁搖頭咋舌。可是無論選總統還是立法委員，李敖都敬陪末席，只得到萬餘票，為全部選票百分之1.3%，有的選區甚至只得一票，台灣老百姓揶揄他自己投自己一票。就是這樣以最低票當選的立法委員，進了立法會居然氣壯如牛地拒絕在議員守則上簽字，直到被警告說不簽字不發工薪才乖乖就範；更有甚者，居然拒絕向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締造者國父孫中山宣誓行禮，而是向自己的像片宣誓，胡天胡帝，創造了民主世界立法殿堂的大笑話。

就算是對他稱為至愛的女人，李敖也絕不放過。和影星胡茵夢短暫婚姻結束後，對外稱「離婚當晚我就有新女朋友了，比賽誰把誰忘得快」。胡五十歲生日時，李敖送了五十朵玫瑰花，他說「我有一點惡作劇，就是提醒她，你是美女，可是五十歲了，人老珠黃」。第一次上門拜見未來岳母時，九十度鞠躬行大禮，令胡母消受不了，告訴他如今已經不興老一套了。這次來大陸行，上「魯豫有約」節目，卻因胡父母離婚，胡父另娶胡母改嫁，大罵昔日的丈母娘「姦夫淫婦」！怪不得前妻前女友胡茵夢、王尚勤等或上法庭頂證或對傳媒揭發他的種種醜行。

其實，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一樣米養百樣人，什麼品格性質的人都有，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問題是如何看待這樣的人而已。香港娛樂界也有一個自認「我至叻」(我最了不起)的搞笑人物，論財富香港人知道李嘉誠；論學問知道金庸；論靚仔知道劉德華…….，因此你再認叻也沒有用，不過得一個「阿叻」美名而已。李敖南下香港，沒有一所大學或者學術機構邀請他演講，更沒有一個文化界名人去會見他，唯一的例外衹是曾經稱台灣民主選舉是「笑話」，而遭台灣杯葛的成龍大哥匆匆趕去酒店坐了十分鐘，算是代表香港給足了他面子，可惜譽滿國際影壇的成龍大哥，到底受教育太少，居然稱李敖粗俗不堪的演說「深奧難懂」，如果香港人從反面理解這句話，倒也不失幽默詼諧。

李敖在香港一方面將香港人捧為「神」，另一方面卻勸喻香港人放棄爭取民主，因為「民主太抽象了」、「大陸太大，香港太小」。香港人卻不領他的情，不受他的迷惑，蘋果日報發表社論：「奴才才會放棄爭取民主」，說他「一個靠民主選舉當上立法委員的人，卻反對別人爭取民主選舉，實屬自私」，讓他自討沒趣，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自由社會，香港對李敖的理智反應，大陸望塵莫及。

台灣大眾眼目中，李敖已經不再是「民主鬥士」，因為民主自由社會已經不再需要鬥士，只有獨裁專制社會才需要。台灣很少有人把他看作是「作家」、「大師」，作家榜上前七十名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而是把他看作「娛樂人物」，馬英九說：「他老人家的話聽過就算了，不必太認真」。他這次轟動大陸的「文化之旅」在台灣反應冷淡，接機送機不過幾個朋友而已。他在大陸媚共邀功的表演，劣評如潮。李敖在台灣早已是過氣人物，大陸網民不妨去台灣網站摸摸行情。

李敖他這次大陸「文化之旅」，在北大、清華和復旦大學作了三次演講，全無主題，語無倫次，不知所云。演講和演講之間、段落和段落之間、甚至有時句子和句子之間都毫無邏輯關聯。可是他卻硬要把曾經在同一地點演說過的連宋甚至克林頓「比下去」！出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中國大陸把他捧為上賓，讓出了三個著名學府的神聖殿堂，給這種毫無學術意味的無聊文人作賤，實在是全民族的悲哀。

李敖張狂傲慢的品質雖然惹人側目，但是大可不必像有些大陸網民和海外民運人士那樣義憤填膺，大家還應當看到共產黨這一場「玩火者自焚」的滑稽劇，

共李劉三方各懷鬼胎互相利用，必然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共產黨想利用台灣這個玩世不恭的活寶為己張目，卻又怯於他隨時會吐出幾句不堪的驚世狂言，於是就出現了既請人作客，又處處提防的尷尬場面。共產黨「台辦」官員李唯一宣稱：「李先生在台上金剛怒目地講，我在台下金剛怒目地聽」。李敖登陸伊始，大肆吹捧，第一場北大演講講了幾句中共不愛聽的話，就被「約談」促其收斂，黨報上也出現了「李敖演講不合格」、「聽眾褒貶不一」等字句。共產黨控制傳媒，趨利避害，選取片言隻語作為大字標題，卻不敢刊登任何一場演講全文。事後為了消毒，李唯一勸喻青年大學生對李敖的演講要「客觀冷靜地對待」。「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性命」，我們在旁觀看這場鬧劇不是很有趣嗎？何必和這種人生氣呢？

客觀地說，李敖這次大陸行，於中國民主事業也並不是毫無貢獻的，起碼他說出了一些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比如「北洋軍閥氣量大」、「告別馬克思」、「中共消亡」、「一個真正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成的……」等等，讓中共尷尬不已。在這方面，最好看一下國外的評論，就會得出一個比較客觀公平的結論。「紐約時報」說：「中國領導人也許會覺得他們在台灣沒有比李敖更好的朋友了……，不過，當中國邀請李先生訪問的時候，嚐到了死對頭台灣民主辛辣的味道，李在演說中嘲弄中國領導人壓制言論自由、諷刺北大校長害怕學術自由、教導學生如何爭取民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一個來自台北熱情支持中國和台灣統一的重要作家和政界人士在星期一結束的狂躁演講中，把中國當局搞得不知所措」。從這一點上說我們還應感謝狂人李敖。

與此同時，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五十九名立法會議員北上「參觀訪問」，曾蔭權兌現了促成全體立法會議員去大陸的競選諾言，因此意得志滿，用「歷史性」、「破天荒」等誇張的言詞表達他的成功感。可惜筆者認為曾蔭權既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諦，損害了香港的聲譽；又過高地估計大陸地方諸候對他的支持，熱臉貼上冷屁股。

據報道，該訪問團包括兩名局長，數十名政府工作人員，將近二百人，曾蔭權任團長，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任副團長。首先，曾蔭權是香港行政首腦，不是立法會主席，在三權分立的民主架構中，行政首腦絕不應該越俎代庖履行立法會的職責，這次訪問團理應由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帶隊，而絕不應該是曾蔭權。你可曾見過布殊總統率領國會議員出訪？由是，在全世界面前自暴其短，說明香港政府領導人不懂得民主架構和他的運作。

其次，代表團一到首站深圳，即遭深圳市長許宗衡語焉不詳的教訓：「在世界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可能單打獨鬥贏得先機……」。在歡迎客人到來的致詞，如此欠缺禮貌，雖然是共產黨的農民本質，但卻是對全體香港人的羞辱，包括曾蔭權在內的行政立法領導人都只有啞忍了。

之後，到了廣州得見中共政權核心成員之一的張德江，泛民主派提出「平反六四」和「全民普選」的訴求，卻遭張的訓斥：「話不投機半句多」。共產黨內即使是身處高位的高官，其實全是一些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做出這樣的舉動，說出這樣的話來，毫不奇怪；奇怪的是來自高度發達的香港社會某些立法會議員居然鼓掌附和，事後遭到香港市民的輿論追究。其中一個前親中政黨首領在為自己的辯解「當時手上拿著文件沒有鼓掌」的同時，卻自作聰明地代人解畫說議員鼓掌是因為「讚賞張德江反應快」！真是風牛馬不相及！殺人犯手起刀落反應夠快了吧，難道也值得你不分是非曲直地鼓掌歡呼嗎？真是愚不可及！有這樣的政府官員和立法會員，簡直是香港人的恥辱。

李敖傲骨太重，曾蔭權媚骨太重，都不是中國人之福，都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但願這樣的中國人少一些，為國家民族民主自由而奮鬥錚錚風骨的英雄多一些，中國的將來就有希望了。

(寫於03/10/05)

港珠澳大橋和英法隧道

(紐約)李大立

不久前在報紙及電視上看到香港政府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女士頻頻出鏡，省港澳三地來回穿梭，和大陸官員密密磋商，並向外界宣布港珠澳大橋方案已定，目前正在密鑼緊鼓籌劃設計和施工。

作為一個香港人，忍不住想問她一聲，香港政府到底有沒有考慮過，在美麗遼闊的珠江口，建一座長達數十公里低矮的大橋，像一條醜陋的空心堤壩將整個珠江口攔腰斬斷，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景觀？對珠江出口廣大水域的自然生態造成多麼大的破壞？對居住在珠江兩岸過千萬居民帶來多麼大的影響？筆者祈借貴刋一角，向廖秀冬局長、澳門以及中國大陸有關官員進一言，也請廣大讀者討論發表意見。

筆者在廣州沙面度過童年時代，白鵝潭開闊的江面是這個前外國租界最美麗的風景。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由於長期閉關自守，和外面世界嚴重脫節，對環境保護更是一無所知，廣州市政府居然為了迎合外商「白天鵝賓館」的需要，在沙面岸邊攔腰興建一座汽車引橋，將美麗的白鵝潭硬生生地和沙面島分開。令到在此遊覽觀光散步乘涼的人，每天都要面對這一座幾乎和視線齊平，在你鼻子尖前面的醜陋的混凝土大橋，而根本看不到美麗開闊的白鵝潭，享受不到它給我們帶來的涼風和美景。難道僅僅是為了滿足少數人乘坐小汽車直達賓館的需要，就可以不惜毀壞了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無價之寶，犧牲了廣大民眾的利益？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香港政府意欲步其後塵嗎？

再看看英法隧道，它長達51公里，比港珠澳大橋的39公里長得多，為什麼人家不會在遼闊的英倫海峽修建一座像港珠澳大橋這樣醜陋的人工建築物，而寧願花費鉅資修建海底隧道呢？就正是因為英法兩國政府有著中港澳政府所沒有的人類良知，有中港澳政府所沒有的環境保護政策，有廣泛的民間環保意識，有強力的民間輿論監督！雖然建設海底隧道比橋樑昂貴得多，但是為了保護兩國共有的英倫海峽這一大自然的寳藏，造福後代，他們捨易取難。難道我們中華民族不應該學習別人的長處，反而在那裏為自己的無知沾沾自喜嗎？

筆者在上海公幹期間，當地官員屢屢向我們誇耀黃浦江上幾座新建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等所謂「政績工程」，真可謂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幸好香港政府沒有在維多利亞港建幾條「紅磡大橋」、「東區大橋」、「西區大橋」，否則這個世界上就不會有「東方之珠」了！西方國家和中國在對待自然和人的關係上最大的分別在於：西方國家追求自然和人的和諧；中國講求一時的所謂「經濟利益」，不惜毀壞美麗的大自然，毛澤東時代「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謬論餘毒未消。在港珠澳大橋問題上，筆者不明白，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香港政府為什麼不能堅守保護環境的人類良知，並且用這種文明意識開導大陸官員？卻要屈從大陸獨裁專制政府，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啊！美麗的珠江口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甚至全人類的，幾個無知無能的政府沒有權力去任意糟蹋毀壞它！

筆者向香港、澳門和中國大陸政府建議，並向全體中國人呼籲：立即暫停港珠澳大橋的設計和一切前期工程，轉而研究海底隧道的可行性。如果目前中港澳政府或者投資者沒有足夠的資金興建海底隧道，就應該無限期地推延該項目，直至中港澳經濟發展到更高的程度，擁有足夠的資金，才動手興建港珠澳海底隧道，而絕對不是醜陋的大橋！這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對保護全球生態環境的巨大貢獻，全人類都會感謝我們。

(原載「開放」雜誌05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