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6, 2006

國民黨給共產黨做了個榜樣——比較「二二八」和「六四」

(紐約)李大立

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大舞台上,國共兩黨無疑是主角,從世紀上半葉的合作,中葉的內戰到下半葉的和平競爭,兩黨都使出渾身解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大至可以給他們下結論了。無獨有偶,在上世紀兩黨都曾經主導過大屠殺,那就是國民黨的1947年台灣「二二八」和共產黨的1989年北京「六四」。

本文試比較這兩個事件,期望大家能夠從中得出啟發和結論。

發生在198964日凌晨的北京大屠殺,大家都很清楚了,筆者不贅。事發十七年後,近日四川成都沙河辦事處對六四死難者周國聰家屬作出首例賠償,分兩年支付七萬元人民幣,但訂明是「困難補助」,並且要求受難者家屬「立據保證息訴」。「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仕代表目前她已經聯絡到的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發表聲明,堅持三項要求,要求成立各界人士組成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要求人大審議「六四賠償特別法案」、要求依法嚴懲兇手,追究法律責任。可惜十七年過去了,中共獨裁專制政府對此毫無反應,自己閉口不提,也不准別人談論,彷彿死傷千人的血案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一樣,連一個正式的「說法」(交代)都沒有,更遑論公開道歉和作出賠償了。罪魁禍首鄧小平、李鵬等毫髮無損,沒有任何人需要為千人的生命負責,這種自欺欺人和缺乏道義承擔的怯懦行為,為全世界進步人類所不齒。

反觀1947228日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責任人,台灣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事件發生後的表現,以及最終的處理方法,無疑給共產黨和北京政府上了一課,作出了一個榜樣。

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3月國民黨六届三中全會上,劉文島等55位委員提出動議,要求將陳儀撤職查辦,陳隨即引咎辭職。31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急赴台灣善後,改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開放各縣市長定期民選,各級政府優先任用台籍人士。422日,蔣介石主持行政院784次會議,任命新台灣省主席,台籍人士擔任省政府四分之一的高職。隨著台灣民主化,1988年開始啟動平反程序,成立「二二八事件調查委員會」,1992222日,發表「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報告」,1995年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21日,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告天下:凡有親屬在二二八事件中傷亡的遺屬,均可向該基金會報案和申請賠償,法定申請期兩年,後經四次修訂,延至九年,直至2004106日才屆滿。截至該日為止共受理申請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蹤177、其他1383。最高賠償金額600萬新台幣,賠償總額達71.6億元。2003年和2005年國民黨前後兩任主席連戰和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向全體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還不止此,台灣政府擴大平反範圍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間所有7000多宗冤假錯案,向他們賠禮道歉,為其中819名死難者和其他冤獄者共賠償達178億元之多。並且在台灣多地樹碑紀念,銘刻碑文,讓後輩永誌不忘。

再看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和事件經過與「六四」有多大的不同:194510月台灣重歸祖國,國民政府任命「台灣通」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派遣3萬軍隊及2萬公教人員赴台接收。陳為「保持行政不中斷」,除將原日偽總督府改為行政長官公署外,其他基本沿襲舊制,維持台幣及金融系統運作,免受大陸法幣泛濫成災的影響;沒收日敵資產,設專賣局控制出入口,避免奸商哄抬物價;為使工業生產不至停頓,在遣返30萬日籍居民時,留下8000工程技術人員;為了減輕台灣民眾的負擔,陳將70軍和62軍調回大陸,僅留下21師一團一營5000人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和台中等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國共內戰正酣,共產左傾思想彌漫全國。此外,台灣光復時,日軍釋放了全部共黨分子,二十年代在蘇俄受訓的謝雪紅等潛回台灣,早在194510月便已在台中組織「人民協會」,蠢蠢欲動。加上戰後從大陸和東南亞遣返的台籍日軍達20萬人之多,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完全日化,自認是大日本國民,以講日語為榮,無法接受戰敗的現實,不願意回鄉務農,瀏漣城市變成無業游民。另有許多舊公務員,未能通過新政府的續聘中文考試而被替換,心懷不滿。當時除大陸公教人員外還有不少大陸商人來台灣經商,其中有少數接收人員貪污腐敗,市面物價波動,引發群眾不滿,省籍矛盾開始浮現。而日軍留下的槍械足可以武裝20個師,大量槍械散落民間,形勢混亂,危機重重。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表面上是專賣局緝私人員毆傷販賣私煙的婦人,引起群眾不滿以至圍攻政府部門,演變成流血事件,實際上是上述各種矛盾的總爆發。事件初起時以台藉日軍退伍軍人為主的當地人濫殺大陸籍公務員商人和他們的家屬,手持日本軍刀的「日本浪人」高唱日本軍歌,叫喊「皇軍回來了」!在街上隨意截查行人,不會說日語和台語的紛紛遭到侮辱和殺害,包括許多婦女兒童。現今調查結果顯示,事件初起的幾天之內,200多人被殺,800多人受傷,很多大陸籍人仕需要躲進台灣人家中才得以倖免。有鑑於此,蔣介石派出2萬軍隊39日登陸台灣,援軍到達時還有暴民開槍反抗,軍隊不得不實行戰地措施,通傳口令,口令不符者拘捕,拒不繳槍者授權還擊,這樣才將暴亂平息下去。其間32日謝雪紅等號召武裝起義,攻佔台中警察局及專賣局,成立「人民政府」搶劫軍營彈藥庫,36日和嘉義、虎尾等「起義隊伍」編成「二七部隊」同政府軍作戰,失敗後仍然退入埔里山區繼續「武裝鬥爭」,負隅頑抗。雖然當年國民黨面對的是武裝叛亂和戰爭,但是無論如何沒有發生過像北京「六四」一樣的動用坦克機槍掃射手無寸鐵民眾的大屠殺慘案。台灣「二二八」事件中的死難者,其實包括兩個部分:其一是事件初起時被「日本浪人」和不明真相的當地人殺害的大陸籍人士;其二是被國民黨軍隊擊斃的武裝反抗分子,和抓獲的嫌疑犯中被錯殺的人。而今次的賠償對象包括上述所有的兩種人,也就說不屬於國民黨責任的被害大陸籍人士,也獲得了政府同樣的賠償及國民黨的公開道歉。

相比之下,北京「六四」事件發生在和平時期,北京政府面對的不過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武裝威脅,真正令他們害怕的衹是民心背向。當年幼稚的學生們根本連民主自由的口號都沒有提出,不過是要求查處貪污腐敗和官倒,要求允許講真話,承認他們是愛國運動,不要秋後算帳而已。甚至是打著擁護共產黨的旗號提出這些可憐兮兮的要求,學生領袖柴玲直至最後關頭仍然高呼:「共和國萬歲」!但卻已經不容於嗜權如命的獨裁黨,鄧小平將這些學生看作是二十年前讓他吃盡苦頭的紅衛兵,決心「不惜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和平」,軍頭王震叫嚷「共產黨的江山是用二千萬人的性命換來的,誰想要,就拿二千萬條命來換」!一來是共產黨立黨為私,絕對容不下半點不同的聲音,二來是神經過敏,誇大了學生運動對其政權的威脅,於是發生了動用軍隊,坦克車和機槍掃射平民的大屠殺,釀成了千人血案。

事後,鄧小平、李鵬一面大事張揚為解放軍「平暴英雄」頒獎授勛,一面嚴令通緝五十幾名學生和工人領袖,雖然處在紅色恐怖之下,大部分被通緝的學生工人在素不相識的群眾幫助下仍能逃出生天,足見人心的背向,而厚顏無恥的政府對此居然毫無悔悟。十七年來,六四受難者家屬、國內有良知的知識階層、工農大眾以及海外僑胞從未停止過要求平反六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進步人仕和西方民主國家領袖也從未停止過對六四大屠殺的譴責,但是獨裁專制的北京政府一概置予罔聞,不但對自己的黨自己的政府曾經在自己國家和平的土地上,動用軍隊坦克車機關槍殺死過千的學生市民毫無悔意,對受難者家屬毫無同情心,而且還不斷地迫害為失去的親人討公道的天安門母親,這樣野蠻滿頇的政府,還有何面目奢談「建設和諧社會」以及「與世界接軌」?

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兩蔣時代幾十年間對此諱莫如深,但是民間從來就沒有一天忘記過這件大血案,民間及學術界對傷亡人數一直揣測不已,從幾百人到十萬人的估計都有。就像現在大陸人民對「六四」事件傷亡人數從未停止過推測一樣,越是不想讓人民群眾知道的真相,人民群眾就越是想知道。1988年台灣開始啟動平反二二八事件程序後,各界對傷亡人數的估計逐漸趨向一致,從開始的萬餘人到後來的4000人,但仍始終沒有定論。自從台灣成立「二二八事件調查委員會」,並且發表調查報告,特別是「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告天下受理所有二二八事件傷亡案,最後延期九年,經受理、調查、取証、核准等程序,最後確實各受難者準確數目,並給予公開道歉和經濟賠償,各方人仕心服口服,何樂而不為呢?

究其實,中共和北京政府實在是太愚蠢了,自古以來有哪個朝代可以靠自欺欺人洗脫血腥暴行?靠武力鎮壓可以讓秉持正義的人民永久噤聲?靠威脅恐嚇可以平復失去兒子的母親們永久的傷痛?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公義一天,就永遠都辦不到!「六四」事件發生後,北京政府發言人袁木公然對全世界撒謊,信誓旦旦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整個事件只有數人死亡,可是,迄今為止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仕已經聯絡到186名六四死難者和70多名六四傷殘者,相信全國未能聯絡到的死傷者不在少數。一個愛向人民撒謊的政府,必然會失去人民的信任,要怪只能怪自己。北京政府對「六四」的定性,從「反革命暴亂」到「政治動亂」到「一場風波」,現在索性閉口不提,企圖讓人民遺忘這段流血的歷史,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想想看台灣「二二八事件」過去五六十年了,還深深地銘記在幾代台灣人民的心中,短短的十七年,大陸人民怎麼可能忘記「六四」?何不向同是中國人的國民黨和台灣政府學習一下如何處理這種事件的方法呢?你們不是奉毛澤東的話為聖旨嗎?他不是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嗎?他不是教導過你們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嗎?殺了過千人,犯了這麼大的錯誤,卻沒有勇氣去面對,去檢討自己,去承認錯誤,去改正錯誤,請求人民的原諒,胡錦濤還有什麼必要去西柏坡、延安參拜毛澤東呢?這樣喪盡民心的專制政權又有什麼理由不垮台呢?

如果胡溫還有一點頭腦,就應該學學馬英九,不要再為你們黨的前輩背黑鍋了,動手殺人的不是你們,是時候和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劃清界線了,即使再過幾十年,對人民犯了罪的罪犯都必將受到正義的審判,寿西斯古、米洛舍維奇等等不就是不遠之鑒嗎?筆者衷心期望胡溫能藉周國聰一案,擴大缺口平反六四,爭取人民的原諒,改弦更張,實現民主,還政於民,放棄武力,和平競爭,共產黨或許還有一條生路,否則就像鄧小平說的「只有死路一條」了。如果你們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真正「為人民服務」,就應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但平反六四,而且學習台灣,平反道歉賠償紅色恐怖下所有的冤假錯案,從土改的地主富農、「工商業改造」的資本家、所有「五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反右運動的右派分子到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死難者,統統都應該得到平反道歉和賠償。現在連越南都走到你們前面去了,何必捨近求遠,不去學學台灣甚至越南,卻要走蘇聯東歐共產黨垮台的路,或者抱著朝鮮古巴一起滅亡?是做蔣經國、戈巴卓夫還是做金正日、卡斯楚,何去何從,留給你們選擇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寫於8/05/06,紐約)

(原載76日「觀察」)

Saturday, June 3, 2006

紅衛兵、戶口制度和「六四」大屠殺——紀念「六四」運動十七周年

(紐約)李大立

「六四」過去十七年了,許多在這場血腥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者家屬,無奈地把人世間最不堪的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也已經整整十七年了,別說是得到任何道歉和賠償,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殺人者連個「說法」都沒有,在他們眼裏彷彿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和對道義的逃避,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相同的案例。

本文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六四大屠殺,並以此紀念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據大陸報刊所載當年接近鄧小平人仕透露,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候,鄧小平悄悄地通過地道到達人民大會堂現場視察。從大會堂望出去,只見天安門廣場紅旗招展,北京及外地學生安營紮寨,大字報和標語口號貼得到處都是;演說、唱歌、呼口號此起彼落,北京市民紛紛前來聲援,群情洶湧。

鄧小平看到這一情境,眉頭深鎖面孔鐵青,狠狠地摔下了一句話:「我們絕不容許紅衛兵再來,不惜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原來老鄧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當年的紅衛兵手裏拿著毛澤東的尚方寶劍,根本沒把鄧小平放在眼裏,把他和劉少奇綑在一起打倒不算,還迫得他的寶貝兒子鄧樸方跳樓,導致終身殘疾。鄧小平愛憎分明,對待政敵和反對他的革命群眾冷酷無情心狠手辣;但是對待親朋戚友和他的舊山頭,卻是真情流露關懷備至。兒子傷殘後,鄧小平親自給他洗澡抹身推輪椅;建築工人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陪同鄧小平參觀他的政績工程「前門」高層公寓的時候,鄧小平深有感觸地說:「其他子女我都不管了,讓他們自食其力,唯一的我要買一套住宅給大兒子鄧樸方,他的傷殘都是因我而起的……」,鄧小平對兒子鄧樸方的內疚和犢之情溢於言表。由此,看見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群情洶湧,他能不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紅衛兵嗎?當年正是紅衛兵把他掃地出門趕去江西,在拖拉機廠被革命群眾監督勞動、暈倒在鉗工檯面上;也正是紅衛兵將他的寶貝兒子迫害至殘,鄧小平能忘記這些深仇大恨嗎?於是,動用軍隊進行六四大屠殺的念頭,此刻已經「恨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了。

又根據林思雲先生「親歷六四」一文所述(見「大紀元」),林先生六四期間出差北京,住在木墀地「中國科學院第二招待所」,而木墀地正是六四殺人最多的地方。林思雲先生的文章詳細記敘了他親眼目睹六四大屠殺的經過:「6月3日晚上,木墀地三里河橋東長安街上學生市民和軍隊對歭,前面幾排學生坐在地上,後面幾排學生站立著,背後是成千上萬的市民;而全副武裝的軍隊就在他們面前幾十米處嚴陣以待,軍人背後是黑壓壓的一片裝甲車和軍車。晚上10時左右,開始聽到槍聲,一輛輛裝甲車和滿載著士兵的汽車向天安門駛去,士兵們向兩側的居民樓開槍射擊,槍聲密集程度無法確切形容,只能說比大年三十晚上的鞭炮聲更密集更響亮,直至凌晨三四點鐘才逐漸靜寂下來」。林先生親眼看見「部長樓一個單元裏,一個學生後腦中槍,渾身是血,從學生証上知道這個學生姓李,來自東北」。6月4日清早,林先生到附近的長安街南側「復興醫院」去,「當場點到42具屍體,其中有老人和小孩;而北側的死者和傷員無法送來。由此估計木墀地死亡百餘人,全北京死亡數百人,傷者數千人這個數字比較準確」。

林先生還發現「長安街兩邊的居民樓彈痕累累,彷如被攻擊過的軍事目標;長安街兩邊的人行道、花壇、胡同口斑斑血跡;而馬路中間卻沒有,說明並非有人因在馬路中阻擋軍車而被打死。被打死的都是向馬路兩邊逃跑躲避、甚至安在家中的群眾」。林先生在馬路上撿到不少12.7mm的高射機關槍彈殼,「這是陸軍裝甲車上的標準裝備,比普通的7.6mm步槍子彈大出許多,穿透能力強,甚至可以穿透普通牆壁,死傷者的創口極大,彷如國際上被禁止使用的達姆彈」。

林先生說,「六四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許多人將其歸咎與軍人的殘暴。士兵們接到上面的命令才敢開槍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上面來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佔領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人阻擋,警告無效可以開槍(這命令本身已經大錯,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堪稱法西斯——筆者註),並沒有命令士兵們向兩側居民樓及群眾開槍。為什麼這些士兵還要殺死那些完全可以不殺的人?難道這些士兵真是如此冷酷?許多年以後,我才逐漸明白過來,六四中的士兵如此冷酷無情,是農民對城裏人的報復,因為士兵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中國長期以來執行對農民歧視的政策,城裏人對農民也有一種不自覺的傲慢和蔑視,造成農民對城裏人有一種埋在心底的仇恨。況且,農民最關心的是解決他們身份不平等的問題,而六四民主運動完全沒有提到農民問題,士兵們對空泛的民主化口號不感興趣,所以他們對學生和市民也沒有甚麼同情心。一旦上級有令可以開槍,他們就向這些平時欺負和蔑視他們的城裏人射出了復仇的子彈」。

筆者在此大段引用林先生的文章,是因為筆者完全同意林先生的分析,並且願意和讀者一起分享林先生六四期間在北京的親歷親聞。在此,筆者對中國大陸實行了五十多年的「戶口制度」略加補充如下:

中國的戶口制度始於明朝朱元璋,他以一個低下的「亭長」出身,發動農民起義推翻元朝統治。得天下後就想傳之萬世,為了防止像自己一樣的農民造反,就發明和推行中國首個戶口制度。農民們按村、鄉、縣分別編成保甲組織,實行「連坐法」,「一人犯罪,誅連九族」,不准農民離鄉和遷徙,將農民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上。農民造反出身的毛澤東,效法朱元璋,並且將朱元璋的戶口制度推向極端,將全國民眾的戶口劃分成「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想逾越者難於上青天。農民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自生自滅,吃不飽穿不暖,荒年欠收斷糧數月是常事,農民的子女除了高考和參軍沒有任何離開農村的途徑。而高考對農民子弟也極不公平,他們在農村嚴重缺乏教育資源,很多農民子弟還要兼顧家計,連溫習功課的時間都沒有;而城裏人卻享受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教學資源,養尊處優,因此農村子弟能夠考上大學者微乎其微。至於參軍則只有少數復員之前入黨提幹的,才能留在部隊或者城市裏,其他大多數的復員軍人一律遣返農村。由此,共產中國的農民們世世代代成了「新中國」的賤民,他們不懂得罪惡根源在共產黨,卻造成了他們對城裏人的「階級仇恨」。

造成當年六四大屠殺的原因很多,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根源,但是,筆者認為本文所提到的紅衛兵和戶口制度,也是直接間接的原因之一,值得學者們深入研究和分析。紅衛兵殘酷地迫害民眾,甚至搞到像鄧小平那樣的共產黨內毛澤東政敵高幹頭上;此外,將人民群眾硬性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建立身份不可逾越的戶口制度,廣大農民和他們的子女成為新政府的農奴,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共產黨。其中埋藏著深厚的階級矛盾和隱患,六四期間引發的大屠殺,不過是這些矛盾表現之一而已。如果中共胡溫對此仍然毫不省悟,像一座火山,更大的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勢必在某天爆發,那時候,就是中共滅亡之日。

筆者建議香港支聯會和海外民運,改變「平反六四」的口號,改為「紀念六四,還政於民」。因為十七年來,香港和海外廣大華人要求平反六四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中共獨裁專制政府仍然無動於衷,指望由這樣的政府來平反六四,無疑是緣木求魚;而且要求這樣的政府平反六四,等於承認了他的合法性。中共是靠武力上台的,從來未經人民選舉授權,本身就是一個不合法的政府。六四民主運動衹是在他們眼裏有罪;在廣大人民心中從來都是正義的。因此,筆者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不平反的問題,我們只需要紀念他,發揚他的民主奮鬥精神,爭取還政於民,實現六四當年的追求。

僅以此文記念六四運動中所有的死難同胞,願他們安息。

(5/05/06)

(原載O六年六月號「開放」雜誌)

Wednesday, April 19, 2006

政治評論切勿庸俗化

(香港)李大立

看了今天(419)「蘋果日報」「論壇」焦國標先生「連大娘選美本性發功」一文(「新世紀」網站轉載),心中很不是滋味,因為類似這種以人身攻擊作政治評論的文章和焦先生所指責的肉麻吹捧的御用文章一樣,充斥大陸傳媒,足見其「社會輿論」水準的低劣,可惜出現在香港目前僅有的良心報紙「蘋果日報」上,筆者為貴報「大陸化」擔心,故作此文,希望能借貴報一角供讀者議論。

去年楊振寕教授再婚時,大陸傳媒同樣出現過這種現象,官方傳媒肉麻吹捧,民間輿論一遍罵聲,其中很多對當事人楊振寕教授和翁帆小姐的人身攻擊不堪入目。筆者看不過眼,寫了一篇短文「從楊振寕教授再婚一事看兩岸三地的心理文化」,發表在海外網站和「開放」雜誌上,筆者的觀點是:男婚女嫁是當事人的私事,任何人包括父母在內都無權干涉,更無權因為年齡差異辱罵當事人。你可以嚴厲批判楊振寕教授擁共媚共的政治觀點,或者貭疑他的學術論文,但是決不可以侮辱對方,詛咒別人的婚姻,在此事上大陸香港台灣傳媒的言論足見兩岸三地心理文化的巨大差異,從這種差異又可以看到兩岸三地社會制度的巨大不同。

筆者理解焦先生痛恨共產黨獨裁專制和操控傳媒,佩服焦先生寫出「討伐中宣部」一文,聲討專制文化。但是竊以為對連戰先生率國民黨代表團出席大陸經濟研討會一事的成敗得失,對兩岸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利弊等等都應該客觀冷靜地分析,提出自己的論點,以理服人。而不應該隻字不提這些嚴肅的話題,全篇文章用以指名道姓地嘲笑別人的外貌:「只見眼皮,不見眼珠」、「獅子鼻」……;輕蔑別人的年紀:「六七十歲的老頭子、老婆子」、「老玉女」……;甚至連所有的「選美小姐」都連帶被侮辱一番:「選美小姐是一種特殊人群,她們不屬於十二屬相任何一種,甚至出乎動物界」……。到底焦先生是想評論連戰的政治取向還是想評論他連帶他太太的樣貌?連戰先生的政治立場與他以及夫人的眼睛鼻子何干?焦先生文章的開首語說:「連戰來頤和園吃飯,這不甘寂寞的老頭子怎麼會這麼無聊呢」?還斷言「禍根很可能是他的婆姨」開篇就錯了!任何人都有權去頤和園吃飯,這和「無聊」有什麼關係?和人家的「婆姨」有什麼關係?「無聊」的是用公款請客,用警察封路的共產黨!

筆者認為不應該將嚴肅的政治評論庸俗化,更不應該將這種大陸文風帶來香港。由此,筆者非常同意李怡先生對某些海外民運人士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的批評,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來的愚民灌輸,造就了整整幾代大陸中國人的思維方法和行事方式,包括文風,不是輕易可以扭轉的,那些渾渾噩噩的憤青不用說了,就連焦先生這樣的「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也不可倖免。他們總是認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因而也就永遠跳不出「以暴易暴」和「冤冤相報」這個惡性循環。但願這種大陸風不要吹到香港的傳媒和文壇上,讓海外華人保留一方文化淨土。

(寫於419)——刊於「新世紀」網站。

Thursday, March 30, 2006

徐步高「成魔」不謎

(紐約) 李大立

看了今天貴報「論壇」蔡淑梅醫生「徐步高“成魔”之謎」以及一針集批評亞洲電視播放徐步高參加「百萬富翁」節目片段的內容後,筆者有不同意見,希望貴報能以公平公正立場予以刊登,供廣大市民討論批評。

蔡淑梅醫生在文章中猛烈批評香港傳媒「發揮了驚人的渲染和公審能力……法庭未審,已有公論!」、「傳媒一枝筆,……殺人不見血,事件的真相還未大白,記者已經掌握了充足的內容,大書特書,連警方的公布,都好像是跟隨著記者的引導一樣。……此案疑點重重,所有推論都衹是假設,傳媒又怎能說成是真的一樣?」、「在家,他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好兒子;對社會,他有承擔,有正氣;他好動、聰敏、有理想、有志向,可說是一位人才。奈何,…….形象標籤化……顛倒是非黑白,殺人於無形。」、「回看徐步高“成魔之路」,我仍然有相當大的疑惑。…….徐步高有沒有殺人,殺了多少人,可能永遠是一個謎,……」。

筆者認為蔡淑梅醫生對傳媒和警方的指責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與事實不符。傳媒的責任在於及時、客觀地報道事實,讓市民大眾第一時間獲取盡可能多的資訊,而不是預設立場作政治宣傳,香港傳媒包括亞視的專題節目做到了這一點,無可非議。

如果不是傳媒客觀的報道,蔡淑梅醫生怎麼會知道徐步高「在家,他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好兒子;對社會,他有承擔,有正氣;他好動、聰敏、有理想、有志向,可說是一位人才」?傳媒雖然稱他為「魔警」,卻從來沒有稱他為「殺人犯」,一律稱之為「疑犯」,有何不可?香港出了這樣一樁驚天大案,傳遍世界,

記者採訪他生前的同事好友,報道他生前種種所作所為,全是有根有據,讓讀者全面了解一個涉案人,有何不妥?亞視重播擁有版權的他參加「百萬富翁」節目片段,將其他人包括觀眾一律隱形、隱聲或者刪除,未加任何評論,為什麼不可以?難道要傳媒在驚天大案發生後噤不作聲才正確?人民大眾的知情權在哪裏?

警方經過周密的現場取証,公佈所獲証據,証實徐步高所持的手槍是當年被殺警員梁成恩的佩槍,証實當年恆生銀行劫案被殺巴籍護衛以及殉職警員曾國恆、受傷警員冼家强所中的子彈是由該槍射出,所有証據均由科學鑑証得出,成為本案以及前案最重要的証據之一,又怎能說是警方「跟隨著記者的引導」?難道一定要警方說現場只有兩支槍,又或者一定要警方肯定現場有第四者,從而引出徐步高赤手空拳被無辜誤殺,又或者現塲一死兩傷全是兩個巡邏警員自編自演的結論才不是「跟隨著記者的引導」?

警方在法庭沒有宣判徐步高是殺人犯之前,將他和另外兩個因公殉職和受傷的警員同等對待,詢問其家屬是否有生活及心理問題需要警方協助?已經完全符合法治標準和人道主義精神,完全正確,無可挑剔。倒是筆者覺得警方對待因公受傷的警員冼家强有多少不公,雖然冼先生沒有像曾國恆一樣以身殉職,他發射的兩夥子彈也沒有像曾國恆一樣五發全中,但是這些毫不減低他盡忠職守英勇無畏的形象,警方應該一視同仁,授予最高榮譽。

蔡醫生對徐案存疑,認為「徐步高有沒有殺人,殺了多少人?可能永遠是一個謎」。這是你的自由;其他人根據傳媒的報道,相信警方公佈的証據,認為徐步高殺了人,這是別人的自由,你沒有權利指責別人「普遍相信權威,如果傳媒所作的故事沒有被警方否定,他們便信以為真」。你更不可以毫無根據地質問「假如記者與警方一起合作,還有什麼不可以堆砌出來?」,這已經涉及人身攻擊。蔡醫生認為「原本由人來主導的傳播媒體,漸漸反過來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為」,放在極權專制鉗制輿論的國家說得通,放在言論自由的香港就說不通了,因為香港有獨立的輿論,市民有獨立思考的權利,怎麼能說「傳播媒體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對香港傳媒和香港市民的侮辱。

蔡醫生問香港市民:「你又曾否撫心自問:“我是一個「正常人」嗎?「正常」與「失常」如何區分?由誰定斷呢? 。很簡單,對於社會來說,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就是正常人;一個作奸犯科的人就是失常人,用不著鑽牛角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最基本的是非觀念,絕不能像蔡醫生所說的「顛倒是非黑白」。或許你有超常的智慧,豐富的想像力,懷疑徐步高是否被人設局謀殺?是否警方和傳媒「堆砌」故事?這是你的自由;其他普羅大眾缺乏智慧和想像力,「普遍相信權威,……信以為真」,這是別人的自由,你無權指責。你同情徐步高的家人痛失親人,但是你有沒有同樣為梁成恩、巴籍護衛員、曾國恆的家人痛失親人同情過?

香港警方雖然出了一個「魔警」,但是出了更多像梁成恩、曾國恆、冼家强等盡忠職守,英勇無畏的警員,這是香港人的驕傲,值得香港人信賴。香港傳媒迅速客觀地報導事實,充分表現出專業操守和水準,無可厚非,值得讚揚!

29/03/06


Thursday, February 2, 2006

重新上路,民主必勝!

(紐約)李大立

昨天連續觀看了十多個小時香港立法會辯論否決偽民主「許五政改方案」,大快人心。不但看清楚各式保皇黨的嘴臉,而且也看到泛民主派的不足,更看到了香港民主的新希望,祈借貴刋一角提出來供廣大市民評論。

筆者比較欣賞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他舉了一個非常生動和貼切的比喻,筆者認為這個比喻顯淺易懂,用來喚醒和教育為數不少的糊塗人很恰當,如果牛頭角順嫂和旺角金毛强都明白了個中的道理,人人起來奮力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大有希望的。

李先生說: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最終要達致全面普選,就好比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簽了一張契約,說好了要還市民100元錢(普選);普選還未實現,董建華就將94年已經全部取消了的區議會委任議席通過97臨時立法會借屍還魂,就好像100元錢未還,再多借了10元錢;香港市民要求O七、O八普選,催香港政府還錢;去年4.26被北京政府公然否決,等於強詞奪理說現在不還錢!二十五萬市民上街要求普選時間表,等於問你什麼時候還錢?逼得急了,香港政府為了矇蔽和誤導市民拋出偽「政改方案」,閉口不提普選,就好比說根本不提100元錢的事,額外多借的10元錢還要用十年時間分三四次償還,竟然還厚著臉皮說,到2016年是否能還清這10元錢還要看情況而定……!並且「發爛渣」地威脅說:你要不要?不要就「一蚊都唔還」!

天下有這樣無賴的人嗎?有!這就是曾蔭權、許仕仁、林瑞麟之流和他們背後的獨裁政權!

曾蔭權、許仕仁等惱羞成怒,公開指責偽「政改方案」被否決,責任在泛民主派。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不去責怪拋出這種爛貨的人,卻去責怪拒絕收貨的人,就算做生意也沒有這種道理吧!李卓人議員說,香港的民主未能前進一步,第一個責任是去年4.26人大否決O七、O八普選的幕後策劃人;第二個責任是拋出欺騙市民的偽「政改方案」的香港政府;第三個責任是為這個偽方案抬轎吹打的保皇黨。

筆者認為,李卓人先生還是太天真了!香港民主進程的半途夭折,其源頭禍首並非始自去年4.26人大釋法,往前追溯,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共產黨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略和低估了共產黨玩弄文字遊戲的無賴技巧,才做成了今天共產黨對基本法予取予攜,扼殺香港民主進程於半途的不幸局面。

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曾許等不過是幕前的「扯線公仔」,在背後扯線的是北京政府。基本法規定了O七O八香港政改如何發展由香港政府自行處理,衹需報北京「批准」和「備案」,而現實卻是曾許多次暗示連這個偽民主「許五方案」都「來之不易」,可見香港政制的每一微小改變,都必須執行北京的意旨,「一國兩制」不過是痴人說夢。為了說明中共歷來如何在談判中玩陰謀耍手段,請容許筆者引用拙作「棄台獨、爭民主」(見「議報」196期)中的一段話供貴刋讀者參考:

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國民黨這樣做完全有理有據,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哄動一時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能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視政治談判為兒戲……」。

試想想,如果當年中英談判時在聯合公報上,或者民主派草委堅持在基本法上列明香港普選時間表,而不是使用什麼「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這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字句,共產黨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玩弄他們的鬼域伎倆有這麼容易嗎?換句話說,如果當年起草和通過的基本法不是說O七、O八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如需修改」,而是規定如何修改;不是僅規定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由20、24到30席,而是規定以後的各届立法會直選議席如何遞增直至全部60席,共產黨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嗎?英國政府和西方民主世界在此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對中共的「糢糊概念」和「綏靖政策」。其中作為世界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總統,民主理念的動搖背叛者克林頓難辭其咎,這種錯誤政策的結果,給美國人民帶來911的災難,也讓香港的民主進程波折重重。

曾蔭權、許仕仁背後的中共刻意迴避香港廣大市民的民主訴求,對全面普選一拖再拖,其藉口是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是一個政治城市,市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沒有達到普選的要求……。這簡直是對全體香港人極大的侮辱!

請問你們,全民普選到底需要什麼條件?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每人所得?香港已達25430美元,居全世界第15位,領先於德法加意等西方發達國家(見世界銀行公布2004年人均GDP排名);國民平均教育水準?香港早已實行中小學(中三以下)全民免費強制教育,大學生佔人口之比例也位居前列;經濟自由度?香港連續十二年居世界之冠;經濟發達水平?香港是著名的國際大都市,亞洲的金融、航運、通訊中心;言論開放程度?香港擁有過百種報紙刊物、眾多電台電視傳媒,言論自由居亞洲第一(見「政經風險顧問」);公務員廉記程度?香港歷來居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請你們告訴我,到底根據什麼標準說香港不具備普選條件?你們能够說得出來嗎?

你們說,香港人沒有普選的概念,難道你們沒有看見O四年九月直選三十名立法會議員的全民普選秩序井然而得到國際輿論一致好評嗎?選舉三十名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得到,難道選舉六十名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就做不到?

此次立法會辯論上有民主派議員說得好,香港中產階級說:我家裏的菲傭、印傭的母國都已有了普選,反而我們香港沒有,什麼道理?!可笑的是有保皇黨議員居然回應說:有民主不一定是好事情,台灣政壇亂糟糟、菲律賓、印尼經濟不景,女孩子都跑到香港做女傭,普選不一定能選出好政府,獨裁者「欽點」反而會選出好人才……。

真是虧他們說得出口,香港居然有這樣反智的議員真是令我們每一個香港人蒙羞!

是的,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經濟成就暫時還趕不上香港,但這絕非民主制度和普選的錯,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比如歷史背景、政局穩定、自然資源、甚至氣候天災……,筆者大膽斷言,如果台灣解除了中共的武力威脅,人心安定,資金回流,繼續走政治民主的道路,相反,香港繼續淪落在中共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統治下,沒有民主,很快台灣就會超過香港。

是的,有時候普選不一定每次都能產生最好的領導人,但是普選制度確保了能够及時地更換不稱職的政府和領導人,讓國家永遠保持生機勃勃向上的動力,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是專制獨裁國家和地區所不能做到的。

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一下這些保皇黨議員,如果台灣、菲律賓和印尼等沒有民主制度和普選,是否會比今天更好?最好請這些國家的人民來回答,我相信他們都不會忘記以前的獨裁統治者蔣介石、馬科斯和蘇哈托曾經給他們帶來過什麼?今天他們擁有什麼?儘管他們暫時還落在香港後面,但是他們的前途比香港更光明。

如果讀者們有興趣翻一翻笑蜀先生編寫的「歷史的先聲」一書,就一定會對中共的自私性狹隘性有進一步的認識。該書收集編輯了共產黨自1945年抗戰勝利到1949年武力奪取政權期間,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過的社論,包括毛澤東、周恩來等向國民黨強力要求民主的言論,敦促共產黨不要忘記當年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承諾。 單看部分標題就足以明白中共當時對民主的渴求是何等迫切了:

「沒有民主,一切都是粉飾」、「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在此再舉該書引用的毛澤東、周恩來言論數例如下,供保皇黨議員學習,也供民主派議員參考: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對英國記者貝特蘭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我們一定要達到普選制」。

1944年毛澤東對美國人謝偉思(史迪威將軍政治顧問——筆者註)說:「我們的經驗証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的體驗、教育和“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說:「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則以及羅斯福所說的四大自由……」。

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講中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十八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共產黨執政五十六年了,又如何呢?——筆者註)

從這裏大家可以看見,六十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中國,共產黨已經說具備了民主和普選的一切條件;六十年以後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香港,共產黨反而說不具備民主和普選的條件!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難道社會倒退了嗎?不對,社會在不斷地進步著!唯一不同的是六十年前共產黨在野,現在在朝了,既然坐上了金鑾殿,就勢必死死攬住寶座,享用特權,「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了!

對付一個如此自私和狹隘的政黨和政權,唯一的辦法就是效法當年他們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方法,全體香港市民以及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顯示人民偉大的力量,從他們手裏把本應屬於人民的民主權力奪回來!

重新上路吧,勇敢的香港人,民主必勝!

(寫於22/12/05)

(刪節版發表於「爭鳴」雜誌06年2月號,此處是全文——筆者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