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薩達姆想到毛澤東

2006年的倒數第二天，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被執行絞刑，行刑錄影被泄露公開，各國不同反應，大陸官方噤聲，民間熱烈爭論「英雄」或是暴君，筆者卻第一時間想起了中國的薩達姆——毛澤東。薩達姆最後被証實並據以判處死刑的是杜賈爾村148名村民被屠殺案，結果他被押上了斷頭台；可是毛澤東殘害了八千萬同胞的生命，至今卻還安然地躺在他的水晶棺內，大陸不少憤青愚民還在對他頂禮膜拜，是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太寬容呢，還是太愚蠢了？

比較一下薩達姆和毛澤東，可以發現他們無論在嗜權如命、冷血暴戾、草菅人命、恐懼多疑、窮奢極侈和夜郎自大等方面都極其相似；而造成他們如此惡行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革命經歷又是如此巧合，給了世人一個深刻的教訓，以後如果再遇到同樣自稱是你們救世主的「革命領袖」就得小心一些了。

薩達姆是個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前已去世，母親改嫁，八歲時從叔叔家回到母親和繼父身邊。繼父對他不是責罵就是不理不睬，甚至用沾著瀝青的棍子打他。由於受到虐待，從小就養成一種反叛和暴戾的性格，他用燒紅的鐵條向家禽肚子樋過去，衹是為了發洩心中的怒火。與同齡的孩子相比，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學校裏受到同學們的取笑，讓他以為如果不想被壓制，就必須壓制別人。毛澤東小時候也受到父親嚴厲的管教(但絕非虐待)，其實，相對於薩達姆的繼父，毛父不過是有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男權主義而已，連望子成龍都談不上，他最大的期望不過是希望毛澤東作為長子繼承他辛苦打拼下來的家業，這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可是毛澤東卻偏偏好吃懶做，好高騖遠，因此產生了父子矛盾。為此才十歲的毛澤東就曾和父親爭吵後威脅要跳下池塘，又曾經離家出走，在外遊逛了三天。他一直以反叛父親為榮，從此養成了桀驁不馴、無法無天的性格。他父親臨死前希望見他一面，他都不願意滿足父親這個卑微的要求，數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甚至還對紅衛兵領袖說他父親「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氣式”」(見張戎毛傳)，一個對自己父親都不愛惜不尊重的人，怎麼會愛惜和尊重他的人民呢？每一個人自小養成的性格都和他的生長環境分不開，不幸的是，薩達姆和毛澤東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經歷都養成了他們與眾不同蔑視法統和人情的性格；而一旦這樣的人登上了權力頂峰，在沒有任何制約的專制社會裏，就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

在其後的青少年成長時代，他們兩個都因為家境貧窮，本人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毛澤東)，或者雖然得到資助，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不具備專業人士的品格(薩達姆)，因而都很難進入主流社會；而自己又不甘於在社會低層踏實勞作，艱苦拚搏，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於是就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條「捷徑」——鋌而走險的「革命道路」，做一個職業革命者，以領取外國和革命組織的資助為生(見張戎毛傳)。在這個艱險的革命過程中，一方面要應付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避免敵人的追殺；同時又要在自己的革命營壘中站住腳，於是就不惜翻雲覆雨，甚至互相殘殺，由此養成了他們猜忌多疑和冷血暴戾的性格。他們在未取得最高權位之前，都韜光養晦，竭力表示對革命的忠誠；一旦登上權力高峰，立即翻臉不認人，殺盡昔日的革命同志，今天臥榻之旁酣睡的「他人」。海外評論說共產黨(伊拉克復興社會黨也同一性質)都是一頭怪獸，先是吃的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他們的領袖在在都表現出嗜權如命，不擇手段的劣行，不單毛澤東和薩達姆如此，斯大林、金日成、卡斯楚……所有專制國家的獨裁者上台，都必然經過相同的過程，這是社會政治制度的缺陷所決定了的。

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奪得軍權後，在長征路上借刀殺人滅了張國燾主力，將其迫走、在延安又拉幫結派，甚至落毒趕走王明。解放後，更是將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一個個可能威脅到他權位的革命同伴斬下馬來，將其迫害致死。這些事實中國人都很熟悉了，筆者在此不贅。1968年7月，薩達姆當上了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貝克爾的副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他「有功上繳，有過自攬」，吹捧拍馬不遺餘力，終於贏得信任，接管了最高權力。可是就在他上台當天，就處決了六十多名軍隊將領，他昔日的革命同志，其過程極為恐怖：1979年7月18日，薩達姆召開革命指揮委員會會議，在會場中特意安放了錄影機，一身戎裝的薩達姆走向講壇，滿面嚴肅地宣布，敘利亞人正在搞陰謀，叛徒就在你們中間。然後，委員會總書記馬哈迪從後台露面，他向眾人承認自己參與了這件事，之前，馬哈迪已被祕密逮捕並受盡折磨，他交代了有關細節後，開始在台上唸同夥的名字，武裝軍人把他們一個個抓起來，薩達姆喝道：「拖出去！拖出去！」

當六十個「叛徒」被拖出去後，薩達姆重返講台前，其他人站起來鼓掌歡呼，他們慶幸自己免遭同伴的命運，當他們膽戰心驚地離開會場後，從此伊拉克的一切就已經完全掌握在薩達姆一個人的手裏。這場清洗運動的錄影帶在伊拉克國內廣泛發行，每一個人都必須觀看，毛澤東和薩達姆兩人清洗政敵的手段如出一轍。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骨子裏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獨裁暴君，卻又都喜歡玩弄一下假民主，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欺騙國內人民和國際輿論。中國大陸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眾所周知的橡皮圖章，甚至在他們的共產黨內，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等等不過是擺設，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甚至就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伊拉克的政府也不過是傀儡，權力在憲法以外的「革命指揮委員會」手裏、在薩達姆一個人手裏。他們的所謂「選舉」，不過是一場鬧劇，毛澤東召開的所有黨代會，無一例外「一致選舉」他為領袖；薩達姆兩次全國選舉，分別以99%和100%當選總統，大破選舉投票率和得票率世界紀錄。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都崇拜斯大林，捧斯大林的鐵血統治為榜樣。他們都視民命如草芥，殺人不眨眼，堪稱殺人冠軍。解放初期「鎮反」和「肅反」運動中，毛澤東指示要「嚴厲地大規模地鎮壓反革命」，毛三令五申電令各地：「必須認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殺幾批，才能初步解決問題……，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肅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滅」反革命分子240萬(「開放」叢書：「共產中國五十年」)，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造成了八千萬人死亡的大災難。

1982年7月8日在夾道歡迎下，薩達姆車隊浩浩蕩蕩開進了巴格達以北八十公里的杜賈爾村，經過果園時遭到三名槍手伏擊，薩達姆大難不死，隨即冷血報復，親手簽發命令，逮捕了一千多人，血腥屠殺了148名村民，其中最小的才十三歲。1988年3月，薩達姆指使他的堂兄「化學阿里」馬吉德使用毒氣殺害了五千多名庫尓德人，一萬多人傷殘。薩達姆統治伊拉克二十四年間，五十萬庫尓德人被迫害致死。他和毛澤東、斯大林、波布特應該是二十世紀四大殺人魔王！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明明是一個不可雕的朽木，卻恬不知恥地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和先知，要全國人民把它們當作神來崇拜，甚至妄想充當阿拉伯世界或第三世界的革命領袖。薩達姆十歲才開始認字，一貫有志革命、無心向學。毛澤東曾經被三家私塾學堂趕出校門，十七歲才高小畢業，二十歲才進入中專程度的師範學校預備班，二十五歲才畢業，無論以當時還是今天的標準，顯然都是一個罕見的超齡學生(見張戎毛傳)。在學時，除了國文一科略有成績之外，其餘的數學、物理統統不合格，學英文咬字不正、學音樂五音不全、圖畫科索性畫一個圓圈和一條線，別人以為代表桌面上一隻雞蛋，他卻堅持說代表大海和太陽(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毛澤東自吹四個偉大，小紅書人手一冊，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眾所周知就不細說了。專制獨裁者都驚人地相似，伊拉克官方出版的薩達姆傳記，成為伊拉克官員和人民必讀的書，長達六小時的薩達姆個人記錄片「漫長歲月」，強迫全體人民集體收看。他2000年開始寫小說，被指定選入學生課本，直到2003年4月10日伊拉克陷落前，他還在寫，在美軍攻入伊拉克後完成印刷。他要將先知、學者、詩人和總統集一身，他發動兩伊戰爭、兼併科威特，他的名言是：「伊拉克除非不站起來，否則就要站在世界頂峰。」復興社會黨報「革命報」吹噓薩達姆不但要統一中東，還要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都從來不出國訪問，特別是視西方民主國家為敵，孤陋寡聞卻又夜郎自大，關起國門來糟蹋自己的老百姓，最後天怒人怨，平民百姓都恨不得他早點死。

毛澤東生前驕奢淫逸、玩弄女性，也已為國人所知。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在國內不但有金碧輝煌的宮殿，還建有許多行宮，在滴水貴似油的中東，水幾乎成了財富的象徵，他卻奢侈地擁有許多私人游泳池、噴泉花園。在大陸中國普遍貧窮的惡劣環境下，毛澤東卻擁有天文數字的「稿費」；薩達姆也將巨額國家資財佔為己有，由親屬帶出海外，他在地窖裏被捕的時候，身邊還有數十萬美元現款……，所有這些，無一不是全國人民的財產，他們卻憑權力據為己有。

總之，全世界的專制獨裁者在方方面面都如出一轍，為何會如此呢？就因為他們攫取最高權力時的政治環境、以及他們掌權後所創立的社會制度，造成了他們非如此不足以維護自己的權位，不足以保住視為己有的江山，因而他們的政治手段甚至個人品質都驚人地相似，他們帶給人類的災難也都空前深重。唯一不同的是，薩達姆因此被送上斷頭台，金正日之流看來也難逃此厄運，可是罪惡滔天的毛澤東卻被他躲過了，他至死都不知道世間原來還有「反人類罪」，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堂堂「國家元首」也有被送上絞刑架的一天！要是他生前能看到薩達姆今天的下場，不知是否會懂得收斂一些？是他運氣太好了，還是我們中國人太不爭氣呢？曾經長久默默地忍受毛澤東奴役摧殘的全體中國人民，是否也應該從此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訓呢？一個沒有正義感，衹知道逆來順受的民族是永遠都沒有前途的民族，但願我們中華民族也有覺醒的一天。

(16/01/07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本文刊於香港「開放」雜誌07年2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請用事實說服我——致陳子明先生

(紐約)李大立

拜讀了陳子明先生2月7日大作「關於軍隊國家化——答李大立」，筆者不敢苟同，因為陳先生並沒有用事實說服我。本不想為爭辯而浪費寶貴的海外論壇篇幅，幾年前筆者在「新世紀」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姚祖彝的文章，質疑中國大陸賣友求榮的道德觀，也招來一位邱實先生答非所問的反駁，筆者說明觀點後即休止，因為彼此觀念作風差異太大，不存在繼續討論的基礎。現在想想，如果能夠吸引廣大讀者參加討論，探索中國民主之路；或者如果能夠讓我們大家共同在討論(辯論)中學習正當的方式，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於是在此作如下補充，希望能在貴刋發表，如有不便，則請「觀察」編輯部轉達陳子明先生。

筆者認為討論問題最好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用事實加以說明。如果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也請用事實反對。討論問題目的是分清是非，共同探索一條中國民主之路。最怕是如海外網站時有所見的那樣，不明白雙方觀點根本分歧所在，為個人意氣或斷章取義，或無中生有歪曲對方的觀點，然後自說自話地批駁，混戰一場，既浪費網站篇幅，又浪費讀者時間。為此，筆者就如下兩個根本分歧問題請教陳子明先生，希望陳先生能用事實說服我：

一，周恩來到底有沒有獨立的「思想」？所謂「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是否正確？

筆者的意見是否定的。見拙作「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文內提到：「自從毛澤東遵義會議篡党篡軍，特別是延安整風殺雞警猴後，共產黨早已變成他的一言堂，得天下後，更是威加四海，只有他一個人的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他人都不過是附庸而已，何來什麼「思想」？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與其說是周恩來的「思想」，不如說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周恩來敢說嗎？」然後，筆者列舉種種周恩來出賣人格諂媚討好毛澤東的劣行，這樣的人有沒有獨立的「思想」？相信廣大讀者會自行判斷。

另外，筆者說：「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了「軍隊國家化的標準問題」：「即軍隊屬於人民，如果統一之後的軍隊不是用來抵禦外敵，而是用來鎮壓人民和對付政敵，就成了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在這裏已經暗藏玄機，用什麼標準判斷軍隊是否屬於人民？如何界定軍隊維持治安和鎮壓人民？如何界定軍隊參與政治和“對付政敵”？其實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共產黨暗中埋下的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藉口和挑起內戰的伏筆。」筆者在另文「棄台獨、爭民主」(01年6月25日世界日報)曾經指出共產黨在談判桌上的流氓伎倆，比如說，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有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又比如說，國際上所有的政治談判都沒有預設條件的先例，談判的舉行應該是無條件的，雙方任何要求都可以在談判桌上提出，這才叫政治談判。像大陸共產黨至今堅持以「承認一個中國」為與台灣談判的先決條件，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和極端可笑的。你要堅持一個中國，完全可以在正式談判中提出來討論，但是你沒有權力把這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試問，如果台灣提出「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共產黨會答應嗎？如果非要對方承認你的先決條件，那還有什麼必要舉行談判呢？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就是這样的伎倆。

最諷刺的是，當年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正好是數十年後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真實的寫照。無論什麼原則道理，共產黨拿來攻擊敵人振振有詞，拿來對照自己就不了了之。

而陳先生的觀點顯然是肯定的。陳先生說：「像周恩來這樣的人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嗎？他的「思想」就和毛澤東完全一致嗎？他的「思想」就不能研究嗎？」其實，在這裏陳先生已經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因為筆者注意到陳先生給所有的「思想」二字都加上了引號，這就正好說明了陳先生自己也認為所謂周恩來思想不是真正的獨立的思想，虛有其名而已！筆者從來就沒有說過他的「思想」不能研究，而是說陳先生要求我們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它毫無現實意義。因為越是講得漂亮，實際上卻反其道而行，越是令人反感和厭惡。與其要求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這些美麗的謊言，不如呼籲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西方民主國家行之有效的軍隊國家化運作，「認真研究和領會」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而我們卻做不到，問題出在哪裏？如何解決它？

當然，周恩來作為一個個體，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思想活動，比如說抗戰初期，他和王明等稍有良心的共產黨對毛澤東假抗日真發展極端自私的「敵後游擊戰」也看不過眼，曾經提出過「山地運動戰」希望打一兩場像樣點抗日戰爭爭取民心，可是毛澤東一反問他們：你們到底還想不想打江山坐天下？就放棄原則，背叛全民族利益，乖乖地跟著毛澤東「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去了。這樣瞬間即逝，毫無作用的「思想」有何政治意義？

陳子明先生認為周恩來有和毛澤東不一致的「思想」或有實效的政治行為，可否舉出實例？請用事實來說服我，同時也請廣大讀者評議。

二，共產黨到底有沒有為「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做過任何事情？

同樣地，筆者的觀點是否定的。筆者在文內列舉了毛澤東種種口是心非、翻雲覆雨卑鄙手段，証實毛澤東是一個毫無廉恥毫無誠信的政治流氓。其實，陳子明先生在自己的大作裏也不經意地給出了相似的答案：陳先生在文章裏批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和平民主新階段」說成劉少奇背著他搞的私貨，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陳先生說這是毛對劉有意的陷害。那麼，這不是正好說明毛澤東從來就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沒有真心實意，他通過周恩來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散佈出來的言論，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問題在於，既然如此，何以又以「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為題目大唱讚歌，而且開首就說「毛澤東……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同意見」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筆者文內引用毛澤東的話：「人民的軍隊，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去！」說明毛澤東根本無意實行「軍隊國家化」。陳先生針對說：「毛澤東的言論不等於歷史事實。中共在內戰爆發前，也精簡了一些部隊，其中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我們不能學共產黨，因為政治需要就掩蓋和抹殺歷史事實。」筆者不是歷史學家，或許孤陋寡聞，請教陳先生「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正規軍還是民兵？——筆者註)史實的出處，我希望不是引自共產黨官方的說法，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幾乎百分之百是謊言！自從延安整風，特別是中共七大後，毛澤東已經樹立起絕對權威，抗戰勝利後，他公開說：「人民的軍隊，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去！」竊以為，聶榮臻絕對沒有這個狗膽私自精簡十幾萬正規軍！敬請海內外專家學者給予考証。

筆者文內說：「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了，陳子明先生可以給大家舉出任何一例，說明共產黨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做過什麼？」除了上述尚未証實的「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一例外，不知陳先生是否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佐證你的觀點？單憑一個証據薄弱的例子遠不足以說明共產黨誠心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筆者在此候教。

在此順便提到陳先生大作曲解筆者觀點之處，但願是因為筆者表達不清而非其他原因引起，否則，就失去了共同討論問題的基礎，恕不奉陪了。

1，拙作「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一文中提到笑蜀先生「歷史的先聲」原文是：「陳先生為何有話不直說，仿照龍應台女士「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那樣來一篇「胡錦濤，請實現軍隊國家化！」而是捧出周恩來這具僵屍，借周恩來六十年前的片言隻語，拐彎抹角地暗示呢？甚至不敢於像笑蜀先生一樣來一篇「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原意是希望陳先生有話直說，「旗幟鮮明」一些。

陳先生卻問：「你認為這部書是為專制獨裁者塗脂抹粉，還是揭露他們的欺騙狡詐？如果是前者，為什麼中宣部還要查禁這部書，並且取締了出版這部書的汕頭大學出版社？」

因為笑蜀先生的「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而陳先生文章最高的要求不過是「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對於正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地領會和研究。」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正面地明確地要求中共實現軍隊國家化，這就是你的文章和笑蜀先生的文章最根本的區別，因此沒有可比性。所以，陳先生的問題問得有些莫名其妙。

陳先生也說你的這篇文章在國內找了很多傳媒都不敢出版，可見中共現政府根本就對「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不感興趣，你還要求「認真研究和領會」不是自討沒趣嗎？

2，拙作提到大陸新聞封鎖，原文是：「共產黨對大陸人民實行新聞封鎖、愚民教育，令到國內人民不識毛澤東、周恩來的廬山真面目，說出這樣的話來還情有可原；身居海外的民運人士如陳子明先生等，想必不會未看過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李志綏醫生「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鄭義等「面具後面的周恩來」、金鍾「紅朝宰相——周恩來人格解剖」以及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著作吧？綜合這些著作所述，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原形畢露地浮現在我們眼前。」很對不起，筆者誤將陳子明先生當作「海外民主人士」了，特此致歉。

陳先生卻說：「這樣說太低估了大陸人民的政治覺悟。按照他的意思，似乎每篇文章都應該寫上「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才能教育人民。」這就有些強加於人了，筆者的意思很清楚，如果中國大陸新聞自由，大陸人民都能夠看到這些揭露真相的書，都不會相信「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了。從來沒有說過「每篇文章都應該寫上「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才能教育人民。」陳先生這樣說不但侮辱了筆者，而且侮辱了這幾本書的作者，因為他們的著作全都是講事實，不可能有「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這樣潑婦罵街式的話，可是他們的著作卻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拙作提到共產黨「黨指揮槍」原文是：「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只需：一，憲法規定各黨派都有權像共產黨一樣建立自己的軍隊；二，「人民解放軍」由共產黨員的黨費供養，而不是由全民供養。如果辦得到，還勉強說得過去；如果辦不到，只許我做，不許你做，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未免也太蠻不講理了。」其他網站轉載時，筆者改為：「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一，……；二，……。共產黨敢嗎？如果辦不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只能說明他蠻不講理。」筆者認為拙作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

陳先生卻說：「筆者覺得他是在說笑話，各黨派都有自己的軍隊，1946年不就是這樣嗎？現在的索馬里不就是這樣嗎？」

這裏就有兩個問題了：其一，眾所周知，中文語法裏「若要…….除非……」只是一種假設性反問句，絲毫不表示筆者贊同或者鼓勵「除非」後面的假設，陳先生這樣理解未免令人失望；其二，1946年的中國也僅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派擁有軍隊，並非各黨派都有。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正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武裝叛亂集團，他們以武力奪取政權為目標。西安事變後，雖然國民黨政府承認共產黨合法，但是憲法仍然規定軍隊為國家擁有，共產黨軍隊被改編成八路軍和新四軍，統一受國家最高軍事委員會領導，共產黨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本來這就是「軍隊國家化」的良好開端，可惜的是毛澤東對抗日統一戰線陽奉陰違，他的根本信念是「槍桿子裏出政權」。國民黨政府1946年實行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主選舉，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其合法性，因而他的「國軍」也就有了合法性，現在的台灣的政府更是民主政府，軍隊早已實現國家化；而共產黨武力奪取政權後，數十年來從來沒有進行過民主選舉，他的政權本身就不具合法性。世界歷史上由黨派擁有軍隊極為罕見，現時全世界也許只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擁有黨軍，這種逆世界潮流的現象，必有結束的一天，正如筆者在拙作結尾所說：「須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黨軍」也好、「皇軍」也好，歸根到底都是老百姓子弟組成的，別看幾個軍中「八旗子弟」威風八面，到時候跑得比誰都快，別忘了辛亥革命武昌城頭打響第一槍的就是晚清政府花巨資建立的「新軍」，到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的那一天，才是真能實現「軍隊國家化」的時候。

以上各點，不當之處還望陳子明先生和廣大讀者賜教為盼，希望通嚴肅認真的討論，大家一起為中國探索民主之路。

(2月8日，紐約)

(2月9日「觀察」雜誌網站首發)　　

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請教陳子明先生

(紐約)李大立

不瞞諸位，以往看見原「體制內人士」的洋洋大作都敬而遠之，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細閱。近日看到貴刋一月二十三日陳子明、何家棟先生的大作標題「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感到很好奇：周恩來連獨立的人格都沒有，何來的「思想」？中共的「黨軍論」世界聞名，怎麼也懂「軍隊國家化」？於是乎耐心細閱大作全文，讀後才明白兩位作者的原意是想對中國人民說，共產黨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麼壞，特別是周恩來，六十年前就主張過「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衹不過沒有被國民黨接納，不得已才進行「解放戰爭」，斷送了數百萬同胞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新中國」。可惜的是，陳先生閉口不提為什麼共產黨得天下後沒有國民黨的阻撓，五十多年了卻反而不見了「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影子？是共產黨太健忘，還是中國人民太容易受騙了？眼睜睜地看著五十多年來中共種種倒行逆施，窮兵黷武欺壓百姓，叫囂戰爭威脅台灣，還從大半個世紀前的故紙堆裏找出幾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空談來為它塗脂抹粉？真不明白這樣的「民運人士」意欲何求？可否請陳子明先生向廣大讀者、全體中國人民解釋一下？

陳子明先生在文章開首就說：「1946年1月……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均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成的態度。其中又以周恩來的闡述最為系統和全面。幾個月後，內戰全面爆發，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兩大目標都泡了湯，錯失了中國現代化一個絕好的戰略機遇。但是，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對於正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和研究。」

我相信凡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人，都會對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見。共產黨對大陸人民實行新聞封鎖、愚民教育，令到國內人民不識毛澤東、周恩來的廬山真面目，說出這樣的話來還情有可原；身居海外的民運人士如陳子明先生等，想必不會未看過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李志綏醫生「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鄭義等「面具後面的周恩來」以及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著作吧？綜合這些著作所述，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原形畢露地浮現在我們眼前。

首先，上世紀二十年代周恩來從歐洲經蘇俄回國，就是因為手持共產國際的介紹信，找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而坐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高位的，而絕非大陸傳媒所吹捧的那樣因為年輕有為，才華橫溢所以得到校長蔣介石的器重。他肩負的祕密使命是在國民黨軍隊裏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從共產黨成立初期共同參與國民革命開始，而不是1927年蔣介石清黨以後，共產黨已經在暗中著手組織籌建自己的「黨軍」了。從那時候開始，毛澤東共產黨一直強調「黨指揮槍」、「槍杆子裏出政權」，直至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還一再強調「要將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可見，中共的「黨軍論」從來就沒有改變過，談何「軍隊國家化」？而「黨軍」創立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正是策劃「八一起義」的周恩來本人，之不過毛澤東在理論上將其推至極端而已，陳先生卻將周恩來吹捧成「軍隊國家化」的「倡導者」，簡直是顛倒黑白，妄顧歷史事實。

其次，早在遵義會議毛澤東「奪權」之前，而不是之後，周恩來黨內地位在毛澤東之上時，就已經「識英雄、重英雄」，對毛澤東這個裊雄退讓三分，並且從此淪落成為一個毛澤東的忠實奴才走狗，徹底喪失獨立人格，更遑論什麼獨立的「思想」了！他的一切所作所為，不過是奉迎毛澤東的惡行或者作毛澤東的傳聲筒而已。1929年6月22日，由於毛澤東獨裁，實行家長制，排擠朱德，亂指揮吃敗仗，在「紅四軍」黨代表大會上被選掉了「前委書記」，在軍中開始勾結林彪搗亂，朱毛矛盾鬧到上海「黨中央」。8月21日「軍事部長」周恩來以黨中央名義去信井岡山，各打五十大板，同意讓毛澤東違反民主選舉原則官復原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到遵義會議力捧毛澤東上台。解放後在毛澤東的淫威面前，更是完全喪失人格，誠惶誠恐地充當毛澤東的家奴。李志綏醫生親眼看見周恩來兩次跪在毛澤東面前，一次是在人民大會堂跪在地上講解地圖、一次是單膝跪下向毛展現外國元首禮品。司馬璐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1943年11月延安整風期間，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一連罵了自己五天，承認自己是王明的「幫兇」，說自己以前在黨中央當領導是「篡党篡軍」，甚至罵自己「猥瑣」……有一天周恩來突然跪倒在毛澤東面前，聲稱「我檢討！我有罪！」毛澤東說：「你這不是在罵我封建皇帝嗎？」周恩來答：「我和劉少奇同志都認為你就是我們革命的皇帝！」文革期間聶元梓親眼見到毛澤東接見完外賓，周恩來趕忙趨前畢恭畢敬地將他從沙發裏扶起身，連聶都說：「用不用得著如此露骨的諂媚啊？你是一個堂堂大國總理，旁邊不是還有很多服務員嗎？」張戎「鮮為人知的毛」說：「1972年6月10到12日，周恩來在中央全會上連講三個晚上，開口閉口「補過贖罪」，損自己損到如此可憐，連聽眾都為他感到痛苦」、「周恩來完全被毛馴服，直至行將就木，他都是不時自掌嘴巴的奴才。」為了討好毛澤東，毛澤東要走的路，他先走一遍；毛澤東要吃的東西，他先嚐一嚐；毛澤東要滴的眼藥水，他先滴進自己的眼睛裏……，甚至不惜親筆簽名逮捕弟弟周恩壽、養女孫維世，主動要求逮捕跟了他二十三年的警衛員成元功……。「三年困難時期」在各省上報餓死人的情況下，為了討好毛澤東，周恩來仍然批准大量出口糧食，購買武器裝備，加強「黨軍」。歐陽修說：「視其所好，可知其人焉。」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對於像周恩來這樣不但無是非之心，連最基本的人格都沒有的人，能指望他有甚麼獨立的「思想」嗎？

其實，自從毛澤東遵義會議篡党篡軍，特別是延安整風殺雞警猴後，共產黨早已變成他的一言堂，得天下後，更是威加四海，只有他一個人的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他人都不過是附庸而已，何來什麼「思想」？所以陳子明先生文章標題的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與其說是周恩來的「思想」，不如說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周恩來敢說嗎？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一個毫無廉恥毫無誠信的政治流氓，抗日戰爭中他高唱團結抗日的口號，暗中卻命令共軍「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整整八年抗戰裏，八路軍只打過兩場「敵後游擊戰」：一場是平型關襲擊日本半武裝的輜重運輸隊，死傷不過百人；一場是動員民兵百姓破壞鐵路燒堡壘的所謂百團大戰，從未進行過一場正面抗戰，為的是積聚力量打天下。抗戰勝利後，高唱和平民主新階段，暗中卻趁蘇俄佔領東北之機，派遣大批軍隊和幹部搶佔戰略要地；處弱勢之時，寵絡第三勢力民主黨派向國民黨要民主，一旦得了天下，一腳便將民主黨派踢下床；明明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卻硬要說是「陽謀」！明明是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還死撐「形勢大好」；劉少奇、林彪明明是他親自挑選培養甚至寫進黨綱的接班人，一夜之間就變成「叛徒內奸工賊」和「野心家、陰謀家。」……所以，從這樣的政治流氓口裏說出來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有一絲半毫值得相信的嗎？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了，陳子明先生可以給大家舉出任何一例，說明共產黨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做過什麼？如果沒有，時至今日還從六十年前的故紙堆裏抖出他們用以騙人的片言隻語，為這些專制獨裁者塗脂抹粉，有何現實意義？

筆者注意到陳先生在文章裏也批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和平民主新階段」說成劉少奇背著他搞的私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對劉有意的陷害。其實，這正好說明毛澤東從來就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沒有真心實意，他通過周恩來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散佈出來的言論，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既然如此，何以又以「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為題目大唱讚歌，開首就說「毛澤東……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同意見」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共產黨是靠武力打天下坐天下的，他視國家人民為私產，享受特權巧取豪奪，骨子裏堅持獨裁專制，各級官員嗜權如命，絕不會甘心情願還政於民，軍隊是他們維持政權的工具，怎麼可能將之「國家化」呢？之不過在全世界洶湧澎湃民主潮流面前，有時候不得不作些姿態，喊兩句民主自由的空洞口號，而即使這樣，也往往要塞進很多自欺欺人的私貨。比如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底什麼是「中國特色」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於是乎各取所需，所有的貪污腐化、道德淪喪都成了「中國特色」。陳先生在文章中說，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了「軍隊國家化的標準問題」：「即軍隊屬於人民，如果統一之後的軍隊不是用來抵禦外敵，而是用來鎮壓人民和對付政敵，就成了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在這裏已經暗藏玄機，用什麼標準判斷軍隊是否屬於人民？如何界定軍隊維持治安和鎮壓人民？如何界定軍隊參與政治和“對付政敵”？其實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共產黨暗中埋下的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藉口和挑起內戰的契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正好是數十年後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真實的寫照。無論什麼原則道理，拿來攻擊敵人振振有詞，拿來對照自己就不了了之。

陳子明先生文章裏說：「如果把政治民主化視為一項系統工程，軍隊國家化就是他的“卡脖子”項目，……當年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夭折，就是因為沒能通過這一關。」到底為什麼沒能通過這一關？陳先生沒有明說，表面看似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深入研究歷史事實，就會發現蓄意挑起內戰的是共產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遣散了數十萬日偽軍、精簡了幾十個師官兵，毛澤東卻指示共軍：「人民的武器，一支槍、一顆子彈都不能交出去！」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治民主化夭折的原因。陳先生說：「半個世紀後蘇聯東歐國家得以實現民主化轉型，則是因為比較順利地通過了這一關，1991年7月20日，合法當選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機構和軍隊中停止政黨和群眾組織活動的命令”。」看起來，陳先生是寄望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效法葉利欽，簽署命令實行「軍隊國家化」。姑勿論胡錦濤有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民主視野，有沒有他們這樣的膽色勇氣，陳先生為何有話不直說，仿照龍應台女士「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那樣來一篇「胡錦濤，請實現軍隊國家化！」而是捧出周恩來這具僵屍，借周恩來六十年前的片言隻語，拐彎抹角地暗示呢？甚至不敢於像笑蜀先生一樣來一篇「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共產黨不是一貫教導你們要「旗幟鮮明」嗎？你們的旗幟在哪裏了？

竊以為道理很簡單，不需像陳子明先生這樣長篇大論不知所云。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一，憲法規定各黨派都有權像共產黨一樣建立自己的軍隊；二，「人民解放軍」由共產黨員的黨費供養，而不要由全民供養。共產黨敢嗎？如果辦不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只能說明他蠻不講理，誰的拳頭大誰說了算，談何「和諧社會」？談何「與世界文明接軌」？陳子明先生再給毛澤東、周恩來臉上貼金也沒有用，事實勝於雄辯。愚蠢的人不懂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衹有聰明人才會以史為鑒：須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黨軍」也好、「皇軍」也好，歸根到底都是老百姓子弟組成的，別看幾個軍中「八旗子弟」威風八面，到時候跑得比誰都快，別忘了辛亥革命武昌城頭打響第一槍的就是晚清政府花巨資建立的「新軍」，到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的那一天，才是真能實現「軍隊國家化」的時候。　　

「觀察」雜誌網站07年1月30日首發(轉載時筆者略有修改)

讓人民審判「政治殺人犯」

(紐約)李大立

看了「開放」雜誌九月號蔡詠梅「從家族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以及十月號王友琴「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兩篇文章(下簡稱蔡文、王文)，想起自己在中國大陸三十多年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感想連翩，不由得像王文中的美國記者潘文一樣慨嘆：「中國人的正義感都到哪裏去了」？

蔡文說：「上海有位著名音樂家陸洪恩因為反對毛澤東、反對文革，被當局槍殺在文革中，他的兒子文革後結婚生子，但他從來沒有把父親慘死於文革的事告訴妻兒，有關其父之死的資料悄悄地放在他的工作單位，害怕妻兒知道。

正是由於許多像陸洪恩兒子這樣的中國人怯懦地選擇了沉默和迴避，任由兒女被當局篡改的歷史教育洗腦，結果他們的子女竟認賊作父，將父輩的迫害者當作歷史偉人來崇拜，甚至肆意謾罵敢於披露歷史真相的勇者，中國現實的荒謬真是莫此為甚」！

關於原上海交響樂團總指揮陸洪恩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慘案，現在已經有不少回憶文章見諸報端，其中以劉文忠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最為詳盡。劉先生的哥哥劉文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槍殺的反文革勇士之一，劉先生本人曾經和陸洪恩先生關在一間牢房裏，親眼看見陸先生是如何公開抵制八個樣板戲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每次被拉出去批鬥，總是被打得遍體鱗傷，但他始終不屈不撓。最後，當局把他們牢房十四個犯人全體拉到訓導室，要陸洪恩先生抉擇生死，陸先生慷慨激昂演說了二十五分鐘，歷數毛澤東江青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陸洪恩先生知道以一己之力抗拒暴政，必遭沒頂。他告訴劉先生，妻子已離婚，在美國紐約演奏鋼琴，有一個兒子在上海，再三叮囑劉先生如能活著出去，一定要告訴他兒子，他是怎樣死的。數日後，陸洪恩被當局槍殺。後來，劉先生出獄後按址尋找他的兒子，不料大門緊閉人去樓空，向鄰居打聽，回說「他兒子好像也進去了」。如果所說屬實，陸先生的兒子也曾經因為父親的問題或者拒絕和當局合作，或者其他政治原因被關到監牢裏，照理說，他應該更明白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本質，更為自己父親堅持真理的英勇行為自豪，何以將英雄父親看作見不得人的醜類？是嚴酷無情的社會現實，還是自己怯懦的劣質？真叫人慨嘆。

王文則是說原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及其夫人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是文革中全國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中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師院學生衝進吳李的家，把他們拉到南京師院召開“批鬥黑幫分子大會”，有人動手打他們，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扣在李敬儀的頭上，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遊街示眾”。開始時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人架著走，不久李敬儀就昏迷過去了，被人從學校向鬧市區拖了一里來路，在遊街過程中就已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於八月五日死亡，兩人的年齡分別是五十三和五十六歲……。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文革後發表的自傳中提到，當時他曾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吳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顯，這種暴力迫害和殺戮是在文革最高領導人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南京師院的造反派就取名“八三革命造反師”，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高度八點三米，顯然是肯定那一天的行動所代表的暴力迫害思想……」。

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在最近出版的「中國課，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中寫道：「八月三日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他們的兒子吳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偶然聽到兩個中學生談論師範學院打死兩個人，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進城回家，那時他十五歲，他姐姐也是中學生，教他怎樣回應這件事，就說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兩個人都沒有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復職，給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吳天石也在其中，這樣吳晴得以離開農村參軍，在軍隊中加入共產黨。文革後成為南京大學七八級學生，畢業後到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書。文革中他父母就是在這所學校裏被人打死的，他常常和當年的行兇打人者擦肩而過」……。

王友琴說：「我曾經託幾個認識吳晴的人與他聯絡，希望了解關於他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至少請他把我已經寫好放入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特別是在我聽說吳晴現在是大學的歷史教師時，更覺得可以請他這樣做，因為不需要對一個歷史教師解釋書寫歷史的重要性，何況這歷史和他父母被害有關。可是，數年過去了，我的請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美國記者潘文說：「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復仇，來從事政治活動，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祕藏的証據都挖掘公佈出來，為什麼吳晴不這樣做？他的正義感(Justice)在哪裏？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自古以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傑為報父仇，卧薪嚐胆，矢志不忘，最後得以伸張正義。我真為陸洪恩的兒子、吳晴感到難過。筆者在這裏不是鼓勵陸先生、吳先生去報復私仇；而是希望他們盡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把自己父母慘死的經過公之於眾，讓大家知道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汲取深刻的教訓，避免災難重臨。請想想看，如果殺害自己父輩的不是個體行為，而是社會行為，罪魁禍首是整個專橫血腥、無法無天的社會；而這個萬惡的社會，不但殺害了自己的父母，還殺害了千千萬萬無辜的同胞，我們還能無動於衷嗎？如果採取沉默和迴避的態度，連一聲批判都不敢，實在枉為人子，更加愧對斯民！

由此，我想起了很多親身經歷的文革往事。文革期間，我中學的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也發生了血案，我們同級有一個考上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名叫丘成煜，出身自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大學畢業後我還在火車上遇見過他。1967年夏天，他在廣雅中學讀書的弟弟丘成昆，參加了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O」，在廣雅河邊被另一派主要由高幹軍幹子弟組成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廣雅河，年僅十七歲。近年看到廣東著名的散文作家秦牧先生回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人們咬著匕首，抬屍游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不知道秦牧先生在這裏所寫的是否就是指廣雅中學的丘成昆，我高中同學的弟弟。

我又想起了1968年上海「清理階級隊伍」的恐怖情景，那時候我是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在這場來勢洶洶的運動中，同濟大學包括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先生等近四十人被迫自殺(王友琴女仕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均有記載)。我們班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狀元，衹因為背後說了幾句對毛澤東江青不敬的話，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會小會批鬥，被打得鼻青臉腫，走投無路，年僅二十三歲，就被逼得跳樓自殺，從四樓跳下來翻了一個身，大難不死終生殘廢。即將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對此有詳細的記載，還附錄了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先生的文章「記文革中“上海高校暗殺毛主席小集團”案」，作者張潔華先生當年也是二十三歲青春年華，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也被迫跳樓自殺，自殺未遂後，同樣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當年，我在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的間縫中，就是張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他高中同學費叔子。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1968年9月到廣西南寧報到。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中央文革為廣西兩派大規模武鬥專門發出了著名的「七三佈告」，「聯指」一派得到軍隊的支持，將邕江河水灌入下水道和地下防空洞，將過千名「四二二」一派的人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令到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有腐屍的臭味。後來，我被分配到建築工地，隨車路經廣西省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裏曾經是一個殺人的屠場。「七三佈告」後，光是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就達到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滿門抄斬，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放過，其中許多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著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希特勒德國法西斯實行的是種族滅絕；毛澤東中共法西斯實行的是階級滅絕。多年後，我在香港看到一篇關於香港歷來扮演了大陸戰亂避難所角色的文章，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不但接受了數以萬計大陸偷渡來港的政治避難者，而且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著珠江河漂流下來的浮屍，題目是：「生者安居，死者安息」。

海外網站上有一篇鄭義先生寫的「廣西文革屠殺及吃人紀事」，作者親身到廣西各縣調查搜証，舉出很多調查實例，証實1968年7月份，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七三佈告」出籠後，廣西各縣各公社普遍活活殺死五類分子全家的慘劇，還出現很多吃活人心肝和皮肉的人間慘劇，情節慘不忍睹，令人不忍卒讀。究其原因，除了廣西自古以來一向民風慓悍，民智未開的因素之外；罪魁禍首毛澤東共產黨號召消滅階級敵人難辭其咎，各級渾渾噩噩的共產黨官員難逃罪責。該文透露，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居然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責任，如今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

後來，我在香港還看到資料，文化大革命中，廣西賓陽縣、湖南道縣和北京郊區大興縣是全國殺人最多的縣份。湖南道縣共有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未成年826人，最小的出生才十天。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鍘十六條命，直至刀刃捲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最不忍卒讀的是活埋婆孫兩人，當兇手揚起第一鍬泥土，黃髮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著說：「奶奶，瞇眼睛」。白髮老人悽傖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瞇了」。讀之令我無法不淚流滿面，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看到這裏，也會如此，也一定會和我一樣為這些苦難的同胞落淚。

以前，鄧小平尚且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浩劫」，容許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現今的當政者卻對此諱莫如深，自己獨霸話語權一聲不哼，還不准別人提起，彷彿這場震撼世界的民族大災難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王友琴女士窮多年精力收集資料、探訪文革受難者家屬寫出「文革受難者」一書；我們現在回憶四十年前血淋淋的歷史，都是為了讓後人知道，避免悲劇重演。筆者認為，為此目的必須「扶正黜邪」，除了用中華傳統道德教育下一代，重振民族之風；還必須讓罪惡得到應有的懲罰，使大家都知道惡有惡報，所有直接間接的殺人責任者都應該受到人民的審判、歷史的審判。

筆者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曾經雙雙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父親也曾經被罰跪和摳打，父母親都曾經想到自殺，而死了斷。每當想起無辜的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全世界民主正義的國家，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隨意侵犯，為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正如美國記者潘文先生所說的：「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公正嚴明的法律是民主自由的根基，也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希望所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數千萬同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應該追究「刑事殺人犯」和「政治殺人犯」的責任。比如說，直接摳打和殺害陸洪恩先生的獄卒、拖吳李遊街和殘害他們的紅衛兵、「紅八月」嘴吐髒話手揮銅頭皮帶在北京街頭打死一千多人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在廣雅河邊槍殺邱成昆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賓陽縣、道縣、大興縣殺害數萬人的劊子手，特別是賓陽縣那個指揮大屠殺的副師長和大興縣獨鍘十六條人命的貧協主席等等……，都是「刑事殺人犯」都應該追溯殺人責任。又比如說，發動無數政治運動，數十年來從「反AB團」、發動內戰、肅反鎮反、土改、反右直到策動「文化大革命」導致數千萬人被迫害致死的毛澤東、助紂為虐，主持土改殺害地主富農，為大躍進火上加油導致數千萬人餓死，四清運動整人無數的劉少奇、在各省市報告餓死人的情況下仍然批准出口大量糧食引至全國大饑荒的周恩來、八九民運中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全都是「政治殺人犯」，也都應該受到人民正義的審判！陸洪恩兒子、吳晴、全國文革受難者家屬、全國歷次運動中數千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的家屬、全中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為自己也為國家民族爭民主、爭自由，到了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把他們一個個都請出來接受全體人民正義的審判！

(寫於11月4日，紐約)

(刊於「觀察」雜誌網站)

一個香港人眼中的上海官場——陳良宇、韓正及其他

(紐約)李大立

近期大陸政壇上最哄動的新聞無疑是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下台，九十年代筆者有幸在上海工作過較長時間，接觸過很多當地人，對陳良宇、韓正等略知一二，很樂意將所見所聞與讀者分享。

九十年代初期，筆者在香港某大地產發展公司任職，專注上海淮海路上一個超高層大型項目。其間的所見所聞筆者曾以「項理言」的筆名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上海房地產看中共的腐敗」，發表在96年1月的「爭鳴」雜誌上，文內列舉了上海房地產領域內種種貪污腐敗的現象。現在，筆者想補充該文未有提及的其他內容。

當時，筆者參與的項目在上海盧灣區，韓正任副區長，主管該區的建設項目。淮海路上最主要的十個八個香港發展商的項目均在他管轄之下，因而有幸在會議上見過他幾次。當時除了覺得他典型的海派作風，油嘴滑舌，滿嘴時髦的黨八股之外，其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倒是他後來很快地晉升區長、副市長、市長後，通過自詡是他「哥們」的盧灣區政府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的炫耀，對韓先生有了一些認識。

這個官辦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帶隊來香港「考察」，成員包括設計院、地鐵公司、甚至區政府工作人員，香港老闆除了派專人陪同遊覽，「珍寶舫」吃海鮮外，還送紅包，給他們在香港使用。這個總經理經常吹噓和韓正如何相熟，一起在區政府機關建築隊當工人，然後韓區長踏入官場，怎樣步步高升。他遞上來的名片赫然印著「XX大學XX專業碩士」、「高級工程師」。一個小學或初中學歷的普通工人，搖身一變都可以成為什麼「碩士」、「博士」或者「高級XX師」，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一。2003年韓正「當選」上海市長時，大陸官方公布其簡歷，你找不到其高中、大學的學歷，卻赫然見到他是「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近日，韓正接替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職位，大陸再次公佈其簡歷，稱他「1994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時年40歲，正在盧灣區長任上，該是怎麼樣的一個「大學生」，不講自明。又稱他「1996年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世界經濟專業在職研究生畢業，經濟學碩士」，時年42歲，上海市政府副祕書長任上，大家就可以明白什麼叫「在職研究生」了。講起來，這位總經理洋洋得意地告訴筆者，該大學為韓正和他們盧灣區幾個特殊「學生」，開設了一個特殊的「研究生班」，沒有任何學歷要求、沒有固定的上課時間、也沒有固定的課程，更沒有什麼學術標準和考試成績；專職指導教師包辦一切，指定「研究課題」，指定幾本參考書，幾乎是捉刀代筆地幫這群特殊學生完成「畢業論文」，總之，一切走過場。中國大陸假貨泛濫成災，假「學歷」也就應運而生，並且還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陸的官場。

在大陸這個官本位社會裏，所有的「官位」、「學位」被扭曲到如此地步，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大陸是一個專制的政治社會，不同時期提拔幹部的標準不同，在官場上追逐名利者的目標就不同。毛澤東時代打擊知識分子，宣傳「知識越多越反動」，提倡「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王洪文這樣的工農兵就能「坐直升飛機」當上中共副主席，毛澤東接班人。那時，高幹子弟們一蜂窩走後門「參軍」；平民百姓子女爭先恐後「頂替」入廠當工人；進不了工廠的就「上山下鄉」當農民。總之，誰也不要什麼「學歷」，誰也不要當「臭老九」。「領導」們要提拔幹部，就在工農兵中挑選，搞「突擊參軍」、「突擊入黨」。到了鄧小平年代，國家瀕臨崩潰邊緣，知道科學技術的重要了，提倡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選拔幹部轉而重視知識，講究學歷。一眾官場投機分子立即轉向，紛紛「突擊學歷」，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各大中學校紛紛舉辦各種類型的什麼「速成班」，各種假學歷、「官辦學歷」滿天飛。各級官員「在職求學」成風，小學畢業的報稱高中畢業，高中畢業的報稱大學畢業……，從官方公布的韓正簡歷上，不難找到這種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2003年4月，筆者根據韓正、前深圳市長于幼軍，因貪腐被處決的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等的「「官辦學歷」，曾經以「突擊學位，突擊提幹」為題(筆名楊仕林)，在海外「世界日報」上發表過評論，請讀者參閱。

改革開放後，全中國大陸貪腐成風，上海不可能獨善其身，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貪污腐敗越嚴重。在該項目工作期間，經常要和各政府部門打交道，其間的所見所聞不勝枚舉。按照高層建築防火規範，我們的項目需要在五十多層的屋頂建一個直升飛機停機坪，消防局一位官員居然私下提出，如果香港公司在其上海的住宅發展項目裏，拿出一套新住宅交換他的舊「工房」，他就可以免去這個停機坪；為了通過衛生防疫局審批圖紙，香港公司駐上海公關人員給該局一名工作人員送去了一條金項鏈，幾個月後，這個工作人員將其退還，不是她不想要，只是不敢要而已。基層的貪腐風氣如此普遍，如此嚴重，作為政府首腦的韓正怎麼能推卸責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揭發嚴重貪腐，同是領導核心，韓正真的就那麼乾淨？從他「小兄弟」的品德作風，就可大至窺知此人的面貌。

九十年代後期，筆者在另一間香港工程策劃管理公司任職，被派駐上海浦東，和其他香港同事作為業主代表，負責中國銀行大廈的建設。上海人喜歡吹噓自己認識某某大人物，和他們有什麼特殊關係，這一次，我又碰上了一個這樣的人。此人以前在彭浦機器廠當工人，據說認識文化大革命後分配來該廠基建隊當工人的解放軍後勤學院大學生陳良宇，講他如何善於拍馬鑽營，在官場上如何步步高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說陳良宇官癮如何大，有一天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聞報導中，提到「副市長陳良宇」，漏掉了「常務」兩個字，陳良宇大發雷霆，親自打電話質問該報總編輯，限令其立即登報更正…….。須知大陸官場等級森嚴，「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常務副市長」、「副市長」等等，不可差錯一字，但是，像陳良宇如此小題大做的還不多見。

在此項目期間，同樣遇到很多大貪小貪。該項目因為是國際招標項目，日本、美國、德國、南韓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數十間大小公司參與其中。業主上海中銀委託我們香港公司擔任項目經理，但是卻不像其他淮海路香港項目一樣，全權代表業主，中銀上海分行副行長王X主管該項目、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張XX擔任該項目總經理，這樣，很自然就出現了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現象。比如說，其中的「銀行家俱樂部」設計和承建名義上進行國際招標，成立各參與國家和地區公司代表組成的評標委員會，無記名投票評分選出優勝單位。可是最後中標的卻是最末一名的上海某「合資」公司，不但作為項目經理的我們大跌眼鏡，各外國公司都莫名其妙。數年以後，該項目已經完成，我在美國看到新聞，上海中銀大盟主劉金寶因貪腐啷噹入獄，王X、張XX等五人也被拘留審查，令我想起當年的「突擊中標」，在全中國無官不貪的大環境下，上海衹會比其他地方更嚴重，而且「抱成一團」的「兄弟貪腐」更是海派的特點之一。

現在陳良宇因貪腐下台，國內一片叫好聲，卻很少有人提及這種宮廷政變式的突然襲擊是否民主？是否符合黨章的規定？一個政黨是否有權行使國家法制的權利，對黨員執行禁錮？近日在網上看到新華社內參「陳良宇言論選編」，雖然他隻字不提政治民主，但是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反對行政干預市場運作。比如，他說：「共產黨不要總是擔心自己會垮掉，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最應該操心的是我們國家能不能在國際競爭中抬起頭來，讓人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我們不能把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當作平均主義的代名詞，發展有先有後，永遠不可能絕對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當作口號對鼓舞人心有暫時的效果，當真了就是欺騙自己，也欺騙人民群眾……」、「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是有黨內民主的，我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共產黨要依靠群眾，不能只依靠工農兵和居委會，這是過去的說法。企業家、商人、科技文化知識界的人，也是我們的群眾，外商也是我們的群眾，都是我們黨應該依靠的對象，所以我強調，我們黨的幹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開放」。新華社對此加上各種小標題，原意是作為批判材料使用，但是卻適得其反。若果真如此，撇開他的貪腐行為，單就思想解放而言，陳良宇倒是不失為中共黨內的先進代表，反是那些死抱計劃經濟、甚至要學古巴、北韓獨裁專制的官員更應下台。而且，中共以陳良宇的這些「對抗中央」言論，而不是以經過獨立司法審核的貪污犯罪行為作為懲治他的理由和根據，只能更說明這是一場權力鬥爭，而不是真正的反貪腐行為。

中共自己也承認貪污腐敗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但是，如果繼續堅持一黨專制、衹依靠黨內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用空降調查組的辦法去查處貪官；而不是將貪污腐敗放到國家法治的層面上去治理、司法不能獨立、不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不開放民主選舉，讓人民群眾有權選擇和罷免各級政府官員、則中國大陸的貪污腐敗不但無法根治，而且必將前赴後繼、越演越烈，直至滅亡。

(寫於5/10/06)

(刊於「開放」雜誌0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