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徹底解決」？——請問曾特首

(香港)李大立

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舉行的第三屆特首假民主小圈子「選舉」，不啻是一場世界級滑稽劇，成了世人的笑柄。其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和驚愕的亮點，衹是曾蔭權在競選辯論會上宣稱，如果他當選，將會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徹底解決」雙普選問題。

除了那些為了和大陸做生意甘心指鹿為馬的商家，渾渾噩噩的維園阿伯，凡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香港人都清楚曾蔭權不過是北京的一個木偶而已，這次居然未得北大人的首肯，為了爭取民意，大膽向全香港七百萬港人和全世界承諾最多再等五年，就會「徹底解決」雙普選，不能不令港人刮目相看。相對於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漫長的歷程，五年時間不算長，在報紙上刊登著名的「我還能不能看到民主普選？」廣告的七十八歲老人還很有機會等得到。如果曾特首開出的支票如期兌現，相信全香港人甚至大陸中國人都會感激他，他將會成為一個英雄。

但是筆者卻並不樂觀，彷彿「天上掉下一個大餡餅」，專制獨裁者一夜之間立地成佛了？問題決不會如此簡單。問題是：何謂「徹底解決」？這本身就是一句語意不清的用詞，凡是有正當思維和正義感的人都會理解成五年之內，香港就會實現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部議席，這是唯一合符邏輯的理解，也是全香港市民的願望；可惜共產黨都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與世界潮流脫節，甚至完全相反，毫無道理可講。「有」固然是「徹底解決」，但是，「無」也可以說成是另類的「徹底解決」，在共產辭典裏，「徹底解決」可以解釋成讓你徹底失望，讓你「斷絕一切幻想」。比如說「徹底解決」敵人，意思就是說徹底消滅敵人肉體。又比如說「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意思就是說不管情願不情願，台灣必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訴諸武力。如此一來，問題就大了，也就是說曾特首很可能在新的五年任期內告訴港人，不但二O一二年沒有雙普選，直到二O四七年都沒有雙普選！永遠也別再提「雙普選」了！這也是「徹底解決」，多麼可怕的前景！

筆者在此絕非危言聳聽，共產黨特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國共內戰和平談判時，共產黨提出要將蔣介石等列為戰犯；現在和台灣談判統一時又提出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作為先決條件等等，就可認識共產黨政治伎倆。我們港人也不是沒有吃過他的虧，比如說基本法裏的「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等等就是含意不清和毫無約束力的字句，他可以隨意解釋，予取予攜。如果在未來五年裏的某一天，曾特首向全香港和全世界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和香港的實際情況，直至二O四七年香港將不舉行雙普選，今後任何人不得再提！」請大家到時不要感到意外和驚愕，因為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徹底解決」！

(5/4/07)

(原載「爭鳴」雜誌五月號，刊載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我看到了邪惡——讀「曾志回憶錄」有感

(紐約)李大立

不久前回廣州小住，無書可讀，親友們推薦了大陸新出版的「曾志回憶錄」。以往我對中共高幹及其子女的回憶錄素不感興趣，這種情緒已經寫在最近香港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裏：「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但是親友說裏面暴露了很多真實歷史，不妨一閱，他認識陶鑄和曾志，我相信他的話，於是細閱起來。還是魯迅說得好：「一部紅樓，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曾志的原意是「留給後人，藉以緬懷先烈，激勵來者。」對讀者「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可是適得其反，我卻從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歷史事實中看到了邪惡，加上先前看過的「彭德懷自述」在此一併發些感言，請大家指正。

據大陸的出版社稱，「彭德懷自述」是根據一九七O年彭德懷被監禁的時候所寫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裏面說到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派黃公略的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策反黃公略，先見到彭德懷，彭將其灌醉，從他皮箱夾層裏搜出蔣介石的親筆信，殺了黃梅莊，還將其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裏交其隨員帶回，「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証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

「曾志回憶錄」裏面透露出來的共產黨邪惡本貭就更多了，幾乎比比皆是，作者引以為榮，讀者卻看得噁心。最突出的莫過於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裏引用過的事例，詳細情況如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將孩子“送”給別人，預收了一百大洋，而且已經用得差不多了。」「這哪裏是“送”？這是賣！這種事在今天是絕對不能設想的，但是對那時的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可以捨棄，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協民抱著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園玩了一次，我將小鐵牛放在草地上，發呆地望著他，使勁地記住他的模樣，然後又一起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我抱著鐵牛坐著，蔡協民立於一旁，照完相後，我給小鐵牛餵了最後一次奶，才依依不捨地把孩子交給同志抱走了。」「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與西方民主國家保護婦女兒童的法律和道德相比，真是天淵之別。

曾志在其回憶錄中吐露出來的婚姻戀愛道德觀也令人咋舌：「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會議，開得很晚……，半夜裏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躺在我的床上，原來是夏明震(組織部長、湖南特委)，我把他推醒，問他別人都走了，你為什麼不走？他說住的地方遠，外面戒嚴回不去了……，婦女主任做我的工作，雖然和衣而睡，卻弄假成真，那時我才十六歲。」一九二八年朱毛在湘南郴州一帶實行焦土政策，「下令將耒陽到宜章一線四百里長公路兩側各五里內的房子通通燒掉，招至農民堅決反對，起來造反，殺共產黨。」「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蒼天，我克制住感情，沒流一滴淚。」「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裏還講什麼“三從四德” ……。」旋即與蔡協民結婚。夏明震死於一九二八年三月，曾志第一胎產於同年十一月，即是夏明震的骨肉。一九三O年十月，和蔡協民還未離婚，又和陶鑄一見鍾情了。「我那時已下了決心，趁著調動工作的機會，和蔡協民分手各奔東西，……」、「我和陶鑄的感情越來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我臨近分娩時，陶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我生下來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一面說和陶鑄感情很深，陶鑄被捕後又迅速移情別戀：「陶鑄恢復自由遙遙無期，二十三歲的我隨時準備犧牲，早將“三從四德”拋到九霄雲外，特委召開重要會議批評我“與任鐵鋒、葉飛關係密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行為，在群眾中造成很壞影響。特委處分決定：“曾志在戀愛問題上極不嚴肅，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團結……。”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作出選擇。」屢屢舊婚未斷，又結新歡；幾次結婚，生下來的都是前任丈夫的骨肉，怪不得當時民間說共產黨「共產共妻」。

共產黨這個邪惡的組織，一方面要求其成員無條件地獻身；另一方面又對他們冷酷無情，曾志的前後兩任丈夫都曾經無獨有偶地被他們的黨無情地拋棄。「一九三二年秋，中央來了一紙通知，說蔡協民是“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他進行揭發批判，劃清界線，肅清影響……。」「蔡協民決定向中央申訴，到上海後，住在一間小旅館裏，與中央機關派來的同志接上了頭，開始還好好的，第二次以後便再沒有人來理睬了，他抱著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乾等著，到後來花光了盤纏，弄得無錢交房租、無錢吃飯，流浪街頭……，蔡協民意識到他被中央甩掉了。」蔡協民回福州後，在建築工地做苦工，打石頭、扛木頭……，開展工運，很多年以後，被國民黨殺害了，曾志才知道原來蔡協民被懷疑是「社會民主黨」，原因衹是蔡協民釋放了一個被上級懷疑是「社會民主黨」的紅軍指揮員，就被他的黨認為是「同黨分子」。陶鑄也有相似的經歷：「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中央局通知陶鑄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鑄到上海後在四馬路附近租下一個小亭子間住下來。幾天後中央局派人來和他談了一次話，臨走時叫他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環境下，他每天呆在亭子間裏讀書看報，只有在晚上出去走走買張報紙，後來就一直音訊全無，他被晾在亭子間裏苦捱時光，中央將他拒之門外。」也是很多年之後，陶鑄和曾志才知道他在上海被黨中央拋棄，是因為陶鑄曾經在福州同志們面前議論過「王明博古是吃洋麵包的，對中國革命不了解。」被人出賣，傳到王明耳朵裏，就被無情地拋棄了。邪惡的黨對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對待其他非我族類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共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和道德水準都極其低下的農民黨，遠遠不是他一貫宣傳的那麼偉大光榮正確，在「曾志回憶錄」裏，你可以看到許多醜惡的東西。比如說，「福安中心縣委南北兩個區領導人互不服氣，他們雖然都是共產黨員，互相之間卻水火不容。」書中說到北區領導人詹如柏(簡稱「北詹」)「搞派別、爭領導權、與各路土匪稱兄道弟，對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陰謀手段，置人於死地。」「范凌是個小知識份子，會做祕密工作，但不會帶兵打仗，而范鐵民是游擊隊長，會打仗，卻不會做群眾工作。北詹主張壽寧縣工作由范鐵民負責，把范凌調走，我剛到閩東，對情況不了解，不知道北詹和范鐵民是把兄弟，更沒有想到他會在其中耍手腕，……到年底時，聽說范凌被暗殺了，他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倖免，別人還以為他們兩夫妻調到中央蘇區去了，都很羨慕他們呢！」。中共建政後的一方大員葉飛，也曾經遭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之不過僥倖撿回一條老命而已。「曾志回憶錄」中說：「葉飛到一個小客棧接頭，中午正吃飯時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人衝上來抓住他胸前的圍巾抬手就是一槍，他把頭一偏，子彈從右臉頰進，左臉頰出，幸好沒打掉牙齒也沒打斷舌頭，人倒下了，那人搜走了他身上的手槍、錢包和筆記簿等，掉頭就走，葉飛本能地抬起頭來，站在樓梯口的一個見了大叫：“他還未死！”開槍那人回頭又朝他開了幾槍，其中一槍打中左肩胛。……」、「葉飛始終認為自己的被刺與北詹有關，後來抓獲一名兇手，還未等兇手站住，詹如柏一句話也沒問，就慌里慌張地大聲喝令拖出去槍斃，當時葉飛也在座，只見兇手回頭來大罵：“詹如柏，你好狠心啊！你太沒有良心啦！……”」曾志書中寫道：「詹如柏還藉口反革命殺害了陳亮，揚言幹掉施霖(南區負責人)」。事後，詹如柏把謀殺未遂的葉飛接到自己地盤的村子裏養病，請醫生為他診治，天天有魚有肉；而另一個與國民黨作戰負傷的革命同志莊毓麟，因為和詹如柏沒有任何利益來往或者利害衝突，卻被安排到深山裏和一個六十多歲的孤老頭同住，沒吃沒穿，差點餓死，更無醫藥，從來沒人過問。是曾志發現了這種情況，向上級報告，葉飛叫她帶一些肉過去……。由此可以看出，這班共產黨和土匪其實沒有多大的分別。

以前筆者不明白，為什麼如曾志所說的：「沒有了政治生命，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看了這些回憶錄，包括張戎女士的「鮮為人知的毛」，才明白了因為他們將「革命」看作是一種職業，以此謀生：「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稿，活得很辛苦。」「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曾志也一樣，一生之中除了和共產黨組織失去聯絡的一段時間，靠自己打工維生之外，一輩子都靠這個黨供養。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失去這個靠山，就像發了瘋一樣「尋找黨組織」。斯大林、劉少奇說：「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一點也沒有錯！他們都是一些毫無人性的異類，即使是所謂出生入死、共同革命幾十年的老夫妻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汪東興通知陶鑄要疏散到外地，當時陶鑄已身患末期癌症，曾志面臨兩種選擇：一是跟隨陶鑄去安徽，不准與外通訊聯絡；一是去廣東農村插隊落戶，不准與陶鑄聯絡。為了所謂革命利益，她竟選擇了後者，捨棄了垂死的丈夫，讓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完人生最後的一小段，結果分手四十三天陶鑄就死了。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生離死別，數十年的夫妻之情，在所謂革命利益面前竟然蕩然無存！這樣絕情的舉動，就算市井小民的婦道人家都做不出來，可是我們的「革命老前輩」卻大義凜然，幾十年後還當作光榮歷史向後人吹噓，真是人莫知恥！這難道會讓讀者感覺到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的偉大可敬嗎？作為一個讀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們的無情無義，對待和自己共過患難的夫妻尚且如此冷酷無情，還能指望你們愛老百姓嗎？你們心裏愛的只有自己！表面上這些共黨高幹風光無限，實際上家庭生活毫無情趣，被所謂政治利益將家庭溫暖，夫妻恩愛和子女孝順清除得一乾二淨，他們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而這種政治正確能當飯吃嗎？能有愛情嗎？能有天倫之樂嗎？可憐的愚蠢的革命前輩至死不明，帶著花崗岩腦袋見馬克思去了，這就是「曾志回憶錄」給我的感想，我相信任何一位稍有分析能力的讀者，讀後都會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10,March, 2007，紐約)

(3/4/07「觀察」雜誌首發)

曾蔭權東施效顰

(香港)李大立

冷眼旁觀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這場偽選舉鬧劇，看到選舉結果宣佈後，曾蔭權和親中(共)人仕熱烈擁抱，眼含淚光的演出，令人作嘔。一場由北京導演並早已預知結果的鬧劇，不過按劇本進行而已，用得著如此激情嗎？其中最滑稽和不堪的是「勝選」後曾蔭權兩夫婦乘搭雙層巴士向市民「謝票」一幕，導演導錯了，演員也演錯了，和劇情風牛馬不相及。

曾蔭權「謝票」這一手，無疑是向台灣學來的，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變成了東施效顰。你可曾想過人家「謝票」是勝選後當面拜謝投他一票的選民，投你一票的六百幾個「選委」還在赤蠟角得意忘形，或者坐在豪華轎車回家途中。街上有你的支持者，但肯定沒有投你票的人！何來的「謝票」？你的民調指數不低，可惜的是就算是支持你的市民，也統統被蠻橫地剝奪了民主國家人皆有之的選舉權，他們根本就沒有投過你一票，你卻向他們鞠躬作揖，不是很滑稽嗎？你真要「謝票」，何不在赤蠟角擺上幾圍檯，盡請投你一票的六百多個「選委」慶祝勝利好了，何必大模斯樣地上街「謝票」？實在是看錯了對象，表錯了情，誰都知道你不過在做騷而已。做人做事最緊要真，你這樣虛偽下去，總有一天連那六十幾個巴仙的支持率都會輸光！

由此也看得出你的導演，你背後的主子是多麼愚蠢。如果稍有一點頭腦，稍有一點天下為公的器量，如果不是視普選為洪水猛獸，讓我們港人現在就實現雙普選，一人一票選特首，曾蔭權有六十幾個巴仙的支持率，他勝選後坐雙層巴士出來謝票，不是光彩得多嗎？不是一舉兩得，欽點的馬仔當選了，港人雙普選的民主願望也實現了，何樂而不為呢？可是他們不單純是愚蠢，更重要的是心理陰暗：他們以為江山是打下來的，就是私產，「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即使是收回不久香港，也不能例外，以免影響大陸。於是「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就不得不導演連場鬧劇，搞假選舉，欺騙世人，可憐的衹是御用演員曾蔭權，假戲假演，又要故作矯情，又不能弄假成真，真是難為他了。

難道生活在香港這個世界首善之區的七百萬聰明的港人，就甘心情願地看著這一齣鬧劇一屆一屆地永無休止地演下去嗎？難道七百萬港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拒絕一個愚蠢的導演，炒掉一個蹩脚的演員嗎？

(26/3/07)

(原載「動向」雜誌四月號)

王敏剛令人不齒

李大立

筆者全家從美國回港，今天在電視裏看到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並觀看了緊接著舉行的「城市論壇」，有些感想代表全家寫下來，供大家指正。令筆者奇怪的是，以前在維園公開舉行的「城市論壇」也變成小圈子論壇了，兒子說可能想避開「維園阿伯」的騷擾，其實我覺得維園阿伯已經成了香港特色之一，棄之可惜，他們的叫囂正彰顯了香港的公開公平，訂下幾條聽眾守則不難解決。我們港人在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同時，本身也不應該將公眾論壇變成小圈子論壇。

其次是「人大代表」王敏剛先生在城市論壇的言論，實在令人不齒。他說，「普選不等於一人一票。」那麼請問王敏剛先生，你認為的普選等於什麼？全世界公認普選的定義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天賦人權，無論男女老少，種族民族和富貴貧賤都是平等的，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每一個人都有一票用以推舉管理自己的政府，如果連一人一票這個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了，談何「普及」？王先生說，這八百個「選委」裏面有二百多個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是直選產生的，所以由這八百個「選委」代表我們七百萬港人選特首就已經是普選了。真是荒謬至極！區區二百幾人在八百個選委裏面只佔少數，那麼很明顯其他五百多個非直選產生選委就是欽點的了，他們有什麼資格和權利代表我們選舉特首？我們什麼時候委托過他們代我們投票？同是香港人，為什麼他們有權投票而我們沒有？談何「平等」？況且，我們選出這二百幾個人是作為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並非作為特首選委，有些人合適做這樣事情，不等於合適做那樣事情，怎麼可以張冠李戴呢？

王敏剛先生還說亞洲非洲有些國家和地區一人一票直選總統，結果導致屠殺和政局混亂，而歐美先進國家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選，叫香港人「不要迷信民主」。王先生未免太無知了！他以台灣總統直選為例，說台灣政局混亂全是因為一人一票直選而引起。須知台灣直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首次全民普選，從五千多年的專制統治下解放出來，進入一個民主社會的新階段，當然很多事情需要學習，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完善，這絲毫不值得奇怪，請王敏剛先生問台灣人民有誰願意再回到獨裁專制的舊社會？這些國家和地區所產生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且不是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和一人一票普選無關；相反，香港社會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卻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王敏剛先生有意混淆了普選和小圈子選舉，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區別，普選和非普選(小圈子選舉)是選舉性質的根本差別；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衹是選舉方法的差別。英美的間接選舉是以一人一票的普選為基礎的，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各州按人口比例規定的選舉人後，選舉人必須按照本州的選舉結果投票，這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絲毫沒有改變它的全民普選性質。試問王敏剛先生，香港這八百「選舉委員」是經過一人一票普選出來的嗎？他們投票代表了選民的意向還是自己的意向？他們的這一票向誰負責了？王敏剛先生甚至說香港特首選舉讓全世界開了眼界，見識了什麼是民主普選。王先生太狂妄了！是的，經過這場鬧劇醜劇，全世界都見識了什麼是專制下的所謂選舉，說得難聽些，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滿洲國皇民選舉。

(25/3/07)

(3月27日略有刪節刋於香港「蘋果日報」，3月26日全文刊於「新世紀」網站)

共產革命也是邪教大騷亂——致李普先生

(紐約)李大立

筆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幹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不過，筆者認為豈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整個「共產革命」何嘗不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邪教大騷亂！

李普先生在該文中說：「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大騷亂……。」筆者認為，如果將李先生文章中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改為「共產革命」；將所有的「十年」改為「五、六十年」，李先生的文章不但仍然正確，而且更加準確。

什麼是「邪教」？什麼是「大騷亂」？

竊以為，邪教就是利用迷信的反科學的教義迷惑民眾將其引向災難的邪惡宗教，其特徵往往是盲目和狂熱的；大騷亂就是打破原有和諧秩序的群體性動亂，將社會引入無序狀態，同時企圖人為地取而代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迄今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完全符合這個定義的一場邪教大騷亂，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首先，領導這場邪教大騷亂的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邪教組織，它有嚴密的組織系統，鐵一般的紀律，後來更加上瘋狂的領袖崇拜，所有參加進去的人都變成了一個盲從的信徒，一個「馴服工具」，失去一切自由和人格，包括獨立思考的自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日本「真理教」一樣必須將個人的一切，包括靈魂和肉體都奉獻出來，無條件地被這個邪教組織支配，他們不但用沙林毒氣殺害無辜的同胞，最後還導致信徒本身的集體自殺。共產黨不但要黨員獻出個人，還要獻出自己的親屬：邪教黨內的老黨幹，地位高如彭德懷就曾經這樣對待過他的同志；而曾志也曾經被她的黨這樣對待過。「大革命」時期，彭德懷就曾經將他的同志兄弟黃公略之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私自灌醉然後殺害了，還將他的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裏交其隨員帶回去，「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原因是黃梅莊奉蔣介石令前來策反黃公略。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証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見「彭德懷自述」)。無獨有偶，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女共產黨員，曾志在福建廈門地下活動時，被自己的黨私自將剛出生的孩子賣掉，賣得一百大洋作為黨的活動經費。臨分別時兩夫妻抱著出世才四十多天的兒子前去中山公園玩了半天，從此生死訣別，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黨組織」還一直瞞著她(見「曾志回憶錄」)。「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

其次，凡邪教組織莫不以教主盲目崇拜和信眾迷信狂熱為特徵，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套欺騙信眾的教義，並為教主披上一件神祕的外衣。中國歷來的邪教組織還多了一個特點，就是既要引入外國的宗教來唬弄百姓，又要改頭換面為自己立威。太平天國洪秀全去廣州學基督教，改頭換面創立他的「拜上帝會」，自稱是「上帝之子」，傳揚他的「原道」教義，外國傳教士企圖向他講解基督教，反被他斥為異端。無獨有偶，中共先從蘇俄輸入「馬列主義」，毛澤東延安整風斥之為「教條主義」，其後索性改為「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是人民大眾的「救星」，將其至於神聖的地位，強迫全體中國人民每日數次對他頂禮膜拜，三呼萬歲，誰要是不小心塗污了他的神畫或者打破了他的神像，就得以命抵罪。共產黨要求全體人民為他的教義去死，像黃繼光那樣堵槍眼、像邱少雲那樣被烈火燒死、像董存瑞那樣舉炸藥包……，甚至要求女教徒自動獻身，教主毛澤東一生姦污女教徒無數，主管知青的各級共幹蹂躪女知青，這還不是十足的邪教組織嗎？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和近一世紀來劇烈動盪的社會相比，其實一向是安居樂業和諧共處的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人們默默耕耘、安貧樂道、息訟平爭，大家和睦相處，各階級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諧社會。所不和諧者衹是少數妄圖不勞而食的地痞流氓和無業游民，但是他們在強大的傳統道德和民間法統的群眾壓力下，幾千年來一直無所作為。即使期間不斷改朝換代，但是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一直得到維持。直至近代歷史上罕見地出現了一個以「痞子運動」為「革命先鋒」的異類毛澤東，引入外國的「馬列主義」，成立了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蠱惑人心，進行所謂「共產革命」才將中國數千年和諧共處的社會秩序徹底破壞，引致社會大動盪和大災難。毛澤東公然稱這些痞子流氓的不勞而獲、懶惰欺詐甚至嫖娼聚賭為「革命行為」，心理變態地為他們「爬上地主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叫好……，不幸的是適逢外敵入侵，內戰不止的亂世，給他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至使他們肆無忌憚地武裝叛亂，殺人放火，赤地千里，他們用武力了奪取政權，破壞了社會脈絡，毀滅了倫理道德。「舊社會」砸爛了，然而對自己要建立的「新社會」卻毫無準備毫無把握，結果就亂搞一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又那樣，到處碰壁，搞到國弱民窮，民不聊生，甚至餓殍千里。

共產黨武力奪得政權後，跟隨蘇俄在中國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和空前慘烈的社會主義試驗，徹底摧毀了固有的社會秩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聲言要「消滅階級差別」，結果卻導致全民徹底喪失生產積極性，社會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一潭死水，比例失衡，幾至崩潰邊緣；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試圖改造人的靈魂，使其「覺悟極大提高」，結果卻造成整個社會道德崩潰，貪污腐敗橫行。總之，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大試驗，在奪去了八千萬無辜同胞的生命，留下了滿目瘡痍的爛攤子以後，最終以失敗告終。所以說，不單止「文化大革命」，而且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迄今的整個「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實質上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

筆者同意李普先生所說的對於邪教大騷亂，最重要的教訓是：「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什麼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筆者認為，不但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人」，更加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黨」，希望全體中國人都從這場邪教大騷亂中，從這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大試驗中汲取慘痛的教訓，避免全民族的悲劇再次發生。

(16/3/07) (刊於3月24日「觀察」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