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選擇「香港中國筆會」？

說起參加香港中國筆會，對我來說既偶然又榮幸。今年初我在香港出版了處女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三月底應邀參加「開放」雜誌社舉辦的春茗酒會，經金鍾先生介紹認識了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喻聆居先生，順便奉上拙作一本，喻老也回贈了大作「故人故事」以及幾本香港中國筆會會刊，並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香港中國筆會。幾天後，喻老來電告訴我，他看了拙作，知道梁寒操先生和我家的淵源；知道我正想尋找聯絡我的表姑，梁寒操先生的么女、台灣著名作家梁上元女士。他說他在台灣認識梁寒操先生，梁老生前並有字幅相贈，請我到他家裏去看一下。到了喻老家裏，得到熱情接待，講起在台灣幾次晉見梁老的經過，也談論起梁上元「柏楊與我」等著作。同時，喻老向我簡單介紹了香港中國筆會的歷史和現狀，介紹了剛剛在香港舉辦的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

香港中國筆會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是香港最老的中文筆會，國際筆會成員。他和台灣中華民國筆會一樣，前身都是1930年蔡元培、胡適、徐志摩、梁實秋和林語堂等先生建立的中國筆會。其中1975年林語堂先生還擔任過國際筆會副主席，是我們中華文化和全體炎黃子孫的光榮。現時香港許多著名的老作家、大報總編和名聲鵲起的青年作家都是該會會員。喻老親身經歷中國近代社會的巨大變遷，本身就是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老報人和資深作家，擔任過台灣「中國時報」副總編、「民族晚報」總編、香港「工商日報」總編、「香港時報」副社長及總主筆，任職期間親筆撰寫社論和主持副刊編輯。喻老謙謙君子的作風和熱心扶持後進的胸懷令我佩服，更令我贊同和嚮往的是筆會「言論自由和寫作自由」的宗旨，於是我欣然應允申請參加香港中國筆會，有幸成為蔡元培、胡適先生等中國民主自由事業開創者的後繼，是我一生的榮幸。

後來，在和喻先生以及其他筆會同人的交往中，令我對筆會有了新的認識。隨著時光流逝，老一輩的筆會會員已逐漸凋零，隨著他們的遠去，帶走了一個時代的記憶，但是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理念團結奮鬥的精神，依然在鼓舞著我們新的一代。喻老先生年過八十，還安裝了心臟起搏器，但是他仍然親力親為為會務操勞，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捐資過萬元支撐會刊出版，理事蔡咏梅也自掏腰包代表筆會遠去非洲參加國際筆會會議，謝璐璐小姐工餘時間不辭勞苦編輯出版會刊，我除了寫寫稿幫忙打打字之外，別無貢獻，實在慚愧。

我是讀理工科出身，對文學僅有興趣而無訓練，是一種很必然又很偶然的原因促使我走上了寫作這一條路。我父母都是香港小知識份子，五十年代初期跟隨香港地下黨接收廣州海關的舅父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不想這一去卻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一生。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打擊折磨，雙雙被監禁，想到自殺，我們兄妹也未能倖免，天生麗質的大妹甚至死在大陸，這一切都給我留下了永難磨滅的慘痛回憶。八十年代母親帶領我們「出中國」後，我就忍不住寫文章揭露和批判大陸黑暗和不合理的社會，九十年代移居美國以後，也一直在當地的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2003年在紐約突然驗出腸癌，入院開刀，隨即回港休養。我的思想從此大變，深感人生苦短，自己為個人為家庭已經辛勞了大半輩子，很想在有生之年為國家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於是就不辭劣拙，執筆寫出一本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將我們一家以及身邊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在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來的遭遇記錄下來，留給後人作為借鑒，以免重蹈歷史的覆轍。如果不是親歷和親眼看見許多人間苦難，如果不是突然身患絕症，也許我永遠都不可能寫書做「作家」。

與此同時，生活的練歷和磨難，全新的理想和志向也養成了我一種大義敢言的作風，在海外報刊和網絡上看到有些原「體制內人士」為中共過去犯下的罪行辯解或者粉飾太平，招安民主運動的文章，就忍不住直言反駁，顧不上是否會得罪這些名人。此前，也有些香港朋友徵詢我是否有興趣參加其他作家組織？現時海內外有很多這樣的協會，有些很有名，有些很有錢，不過，很坦白地說，不是理念不合，就是作風不合，於是，我都婉言謝絕了。香港有些這樣的組織，不過是大陸的政治花瓶，而海外某些民運人士飲共產黨的狼奶長大，他們爭取民主，但有時候卻用共產黨的辦法反對共產黨，自己成了另一個共產黨而不自知。他們熱衷於自立山頭，內鬨內鬥，變成了「小毛澤東」。所有這些都不是中國人民所需要和所期待的，毛澤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災難，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出現一個新的毛澤東了！我認為，自從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國自由知識階層被毛澤東整個打斷了脊梁骨以後，最缺乏的是一個獨立的體制外的自由知識階層，代表民意監督執政者。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說：「作家的職責是批評，而政治家的職責是回應批評。」我申請加入香港中國筆會，就是願意盡這樣的職責，為國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貢獻。

(26,July,2007,香港)

(香港中國筆會會刊2007年第4期)

上海廣州見聞錄

(紐約)李大立

廣州和上海是我讀中學和大學的地方，五月份應邀去上海同濟大學參加建校一百周年校慶和同學會，在上海和廣州小住，有些見聞很樂意與大家分享，讓海外讀者知道一些大陸的現狀。

五月二十號同濟大學百周年校慶那天，校園裏人山人海，大型電視屏幕播放溫家寶講話。和四十多年前相比，校園面積大了很多，看到宣傳材料更嚇了一跳，現時在校師生竟達五萬餘眾！數倍於我們求學的年代，中國大陸的所謂「高校擴招」泛濫成災略見一斑。怪不得現在的人說，大學生滿街都是，博士碩士一籮籮。脫離了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科技水平和師資設備，競相擴大學校和招生規模，盲目追求高等教育高速發展並非好事，只能培養出名不副實的大學生，給國家和個人都帶來損失。當天舉行的許多學術報告會，很多都是變相的商業活動會，筆者見到的大多是海內外商家來推銷科學儀器產品，商家贊助學校系科教研組、學校給商家頒發榮譽証書，也夾雜給貧窮學生獎學金頒獎。中午土木工程學院、晚上測量系在學校附近同一家酒家大擺筵席，筵開數十席，估計至少耗資十萬八萬，筆者想，如果拿這些錢真正辦些對發展高等教育有意義事情，或者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不是比吃進到肚子裏好得多嗎？堂堂一個著名的高等學府都這樣大吃大喝，全國真不知道每年有多少錢被吃掉了！

毛澤東時代，全國保上海，上海的消費一直價廉物美，現在也「和世界接軌」了，高檔次的消費比比皆是，「老正興」等老牌本幫菜酒家，人均消費超過百元。有天晚宴，上海同學問一位歐洲歸來的同學，上海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他也不避嫌，直說上海高樓大廈倒是建了不少，但人的素質跟不上：他到上海的當天就被人偷了錢包；去商店儲存數碼影像又被人偷換了儲存卡。我則領教過上海地鐵的管理水準，我買了去江灣的地鐵票，按照地鐵指示圖在「火車站」轉車，雖然售票處註明要出站再進站，但並沒有註明要重新買票，在這個站轉車的時候，我特意詢問閘口職員，他指示我將車票放入驗票機，誰知車票就被吃掉了，同樣情況的還有好幾個人，他們在閘口大吵大鬧，站長不得已打電話通知數百米外的車站放我們這批人進站，但是車票吃掉了，到了終點站又如何出站呢？站長說你們可以對該站的站長聲明……。短短時間內已經有一小批人上當了，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這樣的事情？既然這個車站轉車必須出站再進站，即是不能原票轉乘，為什麼售出超越該站的車票？為什麼在地鐵指示圖標註與其他轉乘站一樣的符號？他們寧願每天面對不勝其煩的投訴，也不去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混亂的公共交通，談何「與世界接軌」？

毛澤東死後陸續從外地調回上海的同學，除了少部分當了官或經商者之外，大多數已是高級工程師了，可是退休工資都只有一千多元，面對高昂的醫療費教育費，僅能維持清貧的生活。我同班有一對男女同學成了夫妻，現在一家分兩地，男的帶一個女兒留在外地，太太帶一個兒子生活在上海，重過毛澤東時代那種牛郎織女的生活。男的在校時是共青團員，女的是團支部組織委員，現在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退休前在單位裏都當了小官。大家圍坐在草坪上閒聊的時候，男的說他幾次要退黨，要不是老婆阻止，早就退了。我問他為什麼？黨員不是高人一等嗎？他說，高個屁！現在是大款的世界，做個黨員反而被人瞧不起，因為貪污腐化的都是共產黨員，我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還說，現在他們一家分兩地，退休金又少得可憐，每個月還得白白交五十元黨費，真是花錢買罪受。五十元對他們已經很重要了，我完全理解他的感受，憶起四十年前的他們，恍若隔世。

同學活動會組織我們青浦一日遊，路經「世紀公園」，登上高處一望，萬頃良田變成了碩大無比的「旅遊勝地」，可是遊客卻寥寥無幾。公園內按照歐美各國的風格，各建造了別墅代表作，可是卻完全空置，其中有一兩棟變成了學生軍訓的營地。甚至還在小小的人工湖上建造了一座假「航空母艦」，開放讓遊客參觀，據導遊介紹說美國偵察衛星還將它當作真傢伙呢！中國大陸現在高叫和平崛起，為了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惜竭澤而漁，有限的自然資源和寶貴的自然環境遭到了肆無忌憚的破壞，上海青浦當政者引以為傲的「世紀公園」就是一個例子。

在上海我還特意去淮海路和浦東看我在香港地產公司工作時跟進了五六年的兩座超高層大廈，設計階段規劃局嚴格要求的屋頂直升機停機坪、樓層內必須設置的開放空間、連接比鄰大廈的空中通道和挖空心思拼湊出來的達標綠化面積，許多均不見了蹤影，肯定是施工階段討價還價的結果，由此也可見中國大陸眾多所謂的設計規範形同虛設，全由當官一句話定奪，還停留在人治的階段。

為了解大陸的文化出版事業現狀，我去過「上海書城」和「三聯書店」，出版物比以前是豐富多了，不過一望而知全是一言堂。「上海書城」的頂樓上設置了一個「港澳台專櫃」，我上去一看，數量不多的港澳台書籍全是外文版，連一本中文書都沒有，我問營業小姐，她說中文書籍不讓進口。「三聯書店」也一樣，全都是國內出版或是合作出版的書，香港出版的只有幾本烹飪書，看不出和其他國內書店有什麼不同，上海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文化封鎖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了。

廣州毗鄰港澳，自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非常迅速，論城市面積擴張之速，恐居全國之首，現時包括番禺花縣等在內的市區面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廣州和上海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上海很少外地人和外來民工，而廣州則滿街都是，廣州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全都是外省人，而上海則全是上海人。在上海時我好奇問了一下，上海司機告訴我，上海市政府規定申請出租車駕駛執照必須有上海戶口，他說否則外地司機把你拉到郊外殺了也沒有人知道！真是聳人聽聞。從正面看廣州比上海的包容性大得多，但從負面看則是廣州市政府對保障本地人就業遠不如上海，或許是因為上海數十年來一貫奉行經濟保護主義的緣故。雖然這些外地司機都很努力去熟悉廣州的大街小巷，不過怎麼樣都比不上本地人，坐在裏面總有一些不放心的感覺。上海廣州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兩地的出租車司機都必須向「掛靠」單位以昂貴的租金租車，終日兩班倒辛苦勞作所得無幾，而且永遠都沒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出租車，以至廣州本地人都不願意幹這行。

廣州城市建設中令人最不解的是在番禺建一個全新的「大學城」，強令市內自中山大學起數十家大學和專業學院集中遷往新址，幾個正在讀大學的親友子女無奈地訴說交通和生活的不便。我曾去參觀過，與其說是一個大學城，不如說是一個大軍營：數十家高等學府整整齊齊並排而立，就像軍人列隊出操，校舍建築大同小異，毫無特色，如果說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徹底消滅個性，將世間一切都看作是沒有生命力的「螺絲釘」，只求如何管理和奴役他們，這就是最好的活樣板，將來應該像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一樣記載在人類文明教育史冊上！我真為歷史悠久，紅牆綠瓦的中山大學等感到深深的失落和可惜，也為廣東這個經濟首善之區的父母官如此低能感到可笑和遺憾。

一個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是從童年時代開始的，並且會深刻地影響他的一生，我也有這樣的體會。解放初我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和外婆從香港回來廣州，因為父親在廣州車站當站長，屬於留用的舊職員，而舅父則是從香港回來廣州接收海關的中共官員，介紹我母親入廣州海關「參加革命工作」，因而我小時候有幸住在所謂的「機關大院」裏面，和中共南下干部廳長局長處長科長的家庭為鄰。父親不是黨員他的官很假，反右前就降職降薪了；母親祇是一般的機關幹部，和新朝代的有功之臣住在一起，顯然是歷史的誤會。雖然我和他們的孩子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孩子們互相爭吵，偶爾地從他們嘴裏聽見「我爸爸是管你爸爸的！」「我爸爸三棵星，你爸爸幾棵星？」雖然說的不是我，早熟的童心早已深深地烙上了自卑的烙印(請參閱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因此，當我看到曹長青先生有關五六十年代台灣國民黨外來政權欺壓本地人，機關學校禁止講本地話，違者處罰……，由此產生嚴重的族群歧視和矛盾，我深有同感。

那時候，在廣州當官的全是北方人，從北方扛槍南下大字不識一個的北方農民，到了廣州都當了官，他們總是喜歡說：「我是一個大老粗……」，正如李普先生說的，那是「一個喜歡炫耀粗卑的年代」。隨著年齡的成長，「土改鎮反」、「反右」、「三年困難時期」、「文化大革命」……讓我逐漸地認清了這個農民造反的封建政權，對這些人愈來愈反感，連帶對所有在廣州的北方人都反感，在我幼小的心目中，他們都是一些政治暴發戶。五十年代，機關學校裏都以講普通話為榮，北方籍彷彿高人一等；隨著時間的流逝，武力南伐餘波漸息，幾十年後，風水輪流轉，廣東一躍而成首屈一指的經濟大省，經濟北伐方興未艾，大批貧窮的北方人擁到廣東謀生，北方籍不再吃香，往日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已不多見了。就在這時候，我正小住廣州，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多，我在天河北路龍口東路站上了135號巴士，當時車上座位滿了，只有三四個人站著。車開出不久，我突然聽見司機位置旁有個大個子用普通話大聲地斥責司機，我見那人穿的好像是制服，還以為是巴士公司的職員，再聽下去：「我叫你調到多少度你就要調到多少度！」「你連冷氣都不會調，當什麼司機？！」「我開了十幾年冷氣車比你懂得多！」才知道這個人和我一樣是一個乘客。說話間，只見他動手伸過司機的背後到另一邊強行調節冷氣，全車人對這種危害駕駛安全的舉動竟然熟視無睹，當時我不知道哪裏來了一股勇氣，大喝一聲：「住手！你還顧不顧全車人的安全！」，這個北方人望了望我，嫌我多管閒事，我也瞪著他，大聲對司機說：「司機，停車！報警！」北方人似乎被我嚇了一跳，但還不甘示弱地回罵：「關你什麼事？這麼熱的天，你沒有看到我滿身是汗嗎？」急忙之中我反駁他：「無論你怎麼熱，你不可以干擾司機開車，全車人的性命都在司機手上，你擔當得起嗎？！」此時，瘦小的司機才開始回應他：「車內冷氣調到多少度是公司規定的，我沒有權隨便調，如果有人感冒了，我要負責的……」。聽口音好像是外縣人，可憐兮兮的。這時候，一種同情弱者的本能加上從小就聚積在我內心對這些作威作福的北方人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地爆發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脫口而出就大聲說：「你以為現在還是毛澤東時代嗎？你以為你老子當官就可以欺負別人嗎？這是什麼地頭？你看清楚了！」引起一片哄堂喝彩！此時，後座傳來一聲女普通話：「XX，回來！算了，別爭了！」北方人駡駡咧咧地回後座，經過我身旁瞪了我一眼，我也回敬了他一眼！過後，站在我身邊一個知識分子對我說：「罵得好，這些人作威作福太久了！」

耳順之年的人了，走遍了大半個地球，我已經不再是童年時代在北方人前面自卑的小孩了，也不再是少年時期羨慕北方人「家庭出身好，紅遍半邊天」的少年學子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已經討厭這種靠武力打天下的外來政權，也討厭他們代代相傳的特權，憤恨他們欺負老百姓。我一點都不後悔，只覺很痛快，幾十年的怨氣今天當著我的父老鄉親盡情地發洩出來，得到了他們一致的讚賞和支持，可能這是我這一趟上海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最值得我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6月25日紐約)

(略有刪節刊於「開放」雜誌07年8月號，此處是全文)

基本法的陷井

(紐約)李大立

月前的小圈子特首選舉，令絕大多數港人痛心，因為香港回歸快十年了，民主進程卻半途夭折，而且不容樂觀。究其原因，除了已在市民中廣泛議論的各種因素之外，筆者認為如果追究責任，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責任人應該是當年中英談判時的英國政府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西方民主陣營，也包括當年尚屬幼稚的基本法草委民主派成員。因為他們不懂得對手厚顏無恥的流氓本質和宵小所為的談判伎倆，忽略和低估了對手玩弄文字遊戲的無賴伎倆，才做成了今天被人對基本法予取予攜，扼殺香港民主進程於半途的不幸局面。

試想想，如果當年中英談判時在聯合公報上，或者民主派草委堅持在基本法上列明香港雙普選時間表：不是僅規定前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由20、24到30席，而是規定以後的各届立法會直選議席如何遞增直至全部60席；不是說O七、O八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如需修改」，而是規定配合立法會全部議席直選，哪一年實行普選特首。更絕對不使用「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和「最終達至」這些模稜兩可、含糊不清的字句，對手還有什麼空子可鑽嗎？有那麼容易在全世界輿論面前玩弄他們的鬼域伎倆嗎？英國政府和西方民主世界在此犯下的最大一個錯誤就是對北京的「糢糊概念」和「綏靖政策」。其中作為世界民主陣營領袖的美國總統，民主理念的動搖背叛者克林頓難辭其咎，這種錯誤政策的結果，給美國人民帶來911的災難，也讓香港的民主進程波折重重。

筆者至今不明白，當年他們之中這麼多中外法律專家都忽略了基本法裏一個嚴重的缺陷，也是法律史上罕見的謬誤，其自相矛盾之處著實令人吃驚：既然基本法第45條和68條明文規定：(特首選舉和立法會全部議席選舉)「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那麼請問為什麼「附件一」和「附件二」裏卻說O七O八年後(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辦法)「如需修改……」？！因為基本法裏規定的首三屆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都不是普選，很明顯，如果要「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就不是「如需修改」，而是「必須修改」，否則根本就不可能「最終達至」！

英美和香港都是高度成熟的商業化社會，合約條文周密嚴謹，為了防止中英文語意上的差別，甚至往往規定以英文文本為準，以堵塞一切可能出現的法律漏洞，何以在如此重大如此嚴肅的基本法條文上卻前後矛盾，以致被人利用？除了對手的奸狡以外，也應該自責。舉個例子說，如果貸借雙方簽定一份還款協議只規定了首三期還款額，以後就「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最終達致還清目標」……，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當年講民主和重承諾的英美政府，以及幼稚的香港基本法草委以為北京承諾O七O八後香港政制如何發展由香港政府自行處理，衹需報北京「批准」和「備案」，很明顯主動權在香港手裏，事實証明大錯特錯了！七百萬港人的民主權利被你們誤導跌落了基本法陷井，筆者相信聰明的香港人一定會經一事長一智，讓我們在七月一日回歸十周年的那天，一起走到街上向全世界表達我們大多數港人雙普選的民主訴求吧！

(1/4/07)

(刊於「新紀元」第22期)

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

(紐約)李大立

在海外網站上同一天讀到兩篇同是論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無論論點論據和寫作風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以及吳稼祥先生「兩種民主社會主義」。筆者個人認為：前者立論正確(觀點鮮明)，一針見血，讀之令人有正氣凜然之感；後者立論錯誤(觀點模糊)，牽強附會，讀之令人有為毛鄧江臉上貼金的嫌疑。

對於兩位作者，筆者均不認識，在此發表個人的看法，純屬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請教吳稼祥先生，也請廣大讀者評議，希望大家通過討論，能夠一起加深對「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的認識，更希望中國人民早日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吳稼祥先生開宗明義地說：「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實踐中的民主社會主義：一種是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種是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不同的是：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是結構上的民主，但還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但還在爭取結構上的民主。」

筆者不同意吳先生的「基本論點」：一，中國社會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什麼「民主社會主義」，現今的中國社會實質不過是「專制社會主義」，因而不存在「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社會根本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掛「社會主義」之名的封建官僚主義。二，同時也不存在「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不知是否指北歐國家(瑞典、丹麥、挪威等)「社會民主主義」之誤？他們的社會制度，本質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之不過據學者研究，北歐國家曾經長期由社會民主黨執政，實行福利主義因而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而已，其實，稱之為「福利資本主義」更恰當，和馬克思主義所指的以及中國現實的所謂「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多黨制)，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更遑論「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請允許筆者在下文反駁吳先生的觀點時，分散地逐漸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吳文在其「一，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論証「兩種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締造的第二國際。」自從謝韜先生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大陸「炎黃春秋」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熱烈討論，是一件大好事，說明中華民族，特別是他的知識層已經有了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再一次面臨社會大變革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地思考和選擇自己的道路。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他們的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筆者個人認為，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好，但並不適合現時的中國大陸，不一定是我們唯一的選項，不一定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而且，過高的稅收和過多的福利，獎懶罰勤，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一樣，勢必嚴重損害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妨礙和窒息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現在我們討論的重點，應該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當前中國知識界呼籲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區別？「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具體內容？他是否適合於今天的中國？他的發展前景如何？中國還有沒有其他發展的方向？……而絕對不是花時間和精力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他是否產生於「第二國際」？……方石先生說得好：「時代不同了，我們不能讓“馬家祠堂”替代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繼續充當二十一世紀的“真理裁判廳”。我們完全不必萬事都找馬克思去開“真理証明書”。」我們未來的生活藍圖和馬克思主義有何相干？我們討論一種主義和他產生於第幾國際有何相干？為什麼一定要請示幾具一百多年前的僵屍？正如謝韜先生所說的，馬克思的後代德國人和列寧的後代俄國人都已經揚棄了他們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們中國人卻還把他們奉作神明，爭先恐後去他門留下來的片言隻語裏尋求「理論根據」。難道中華民族就沒有一點民族自尊？現在已經到了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徹底批判驅除外來的「馬列主義」，恢復傳統中華文化的時候了，吳先生等體制內人士還在那裏喋喋不休地爭論誰是正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簡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吳文在其「三，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中開首就說：「儘管社會主義的兩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卻很少爭論。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只要國家政權的單一民主機能，不爭取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機能；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早已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國華盛頓樹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數億「無產階級專政」受難者而建立的；這段話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吳先生說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聞所未聞！查吳先生全篇大作，只有兩個地方提到所謂「真正民主制度」：一，「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取消常備軍、警察和官僚；實行普選；縮短任職期限以及可以撤職；選舉可撤換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二，「無產階級專政與巴黎公社創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個東西。」

那麼，讓我們看看歷史事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取消過常備軍(解放軍)嗎？取消過警察(公安)嗎？更不用說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論功行賞，封官許爵」的各級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還在世襲傳承；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武力奪取政權五十多年了，實行過普選嗎？據說現在只在村一級試行，選出來的村民委員會還要在共產黨的支部領導之下，這算什麼普選？政府官員是普選出來的嗎？毛澤東、周恩來等有過「任期」嗎？更別說可以「縮短」和由人民「撤職」了？中國大陸選舉過「可撤換法官」嗎？毛澤東時期長期「無法無天」，現在恢復法官了，上面還有一個共產黨的「政法委」，根本談不上「撤換法官」和司法獨立。……凡此種種，有哪一條符合吳稼祥先生引述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闡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條都不符合，又憑什麼說：中國共產黨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說到列寧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恐怕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俄國人和中國人都必然心有餘悸，還是讓筆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話來回答吳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來，所有共產國家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無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產主義到哪裏，那裏就貧窮、落後、災難相繼、恐怖瀰漫、慘死無數。事實証明，共產黨是民眾大憂患、大劫難製造者。蘇聯東歐紅色帝國集團一夜之間轟然倒塌，這些走過不遠的歷史腳印還不足以說明“馬列主義”的性質和效果嗎？」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吳稼祥先生還斷言說「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嘔！

最令人不解的是吳稼祥先生對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就其對民主的理解和態度所作的評價和論述。吳文說：「對這個道理，(吳文指：只有當民主在無產階級內部充分實現時，國家的專政才是實際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實際上的國家專政，或者說是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筆者註。)我相信毛澤東先生有透徹理解，而且他也相當嚮往受到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還敏銳地覺察到他親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已經蛻變成對人民的專政，他把那些專政者稱為“黨內走資派”，他要在自己領導下發動第二次革命，徹底打碎變成單純專政機關的國家機器，……這就是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澤東先生在這樣做時，他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沒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另一種是進行了這場革命的國家。對前一種國家，必要時可以打碎；對後一種國家，重要的是要發育它的民主機能。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一種是革命前的無產階級，另一種是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剝奪剝奪者；後者主要使命則是生產，發展生產力……」。

吳稼祥先生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說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對人民實行了專政，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們打倒；毛澤東這樣做的錯誤僅僅在於中國已經革命成功，不應再打碎共產黨的國家機器，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勝利了，不應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應該發展生產。

且不說這兩段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謬誤在於，迄今揭露出來的歷史事實無不証明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從他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慘劇之後，黨內外對他的神話產生了懷疑，劉少奇等推行較務實的路線，扭轉了形勢，黨內外威望上升，被毛認為威脅到他的地位，於是用群眾運動這種不正當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敵(請參見拙文「從“三垂崗”到“大風歌”」等)；就算他事後為自己尋找所有冠冕堂皇的藉口中，也從來沒有說為了給人民更多的民主而發動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無數次莊嚴地宣稱發動這場革命，是因為身旁隱藏著「中國赫魯曉夫」，他嫌劉鄧十七年來對人民的專政和壓制還不夠，執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謂「資產階級路線」，他連黨內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說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要把所有的「階級敵人」往死裏整，甚至連中共掌權後十七年來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夠體現社會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時代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沒有任何民主。不錯，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允許人民使用「大字報」這種特殊的「武器」去攻擊他的政敵，但絕不允許任何動搖他權力寶座的言論出現，任何對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後來鄧小平復出後，乾脆就把大字報取締了，這是真正的民主嗎？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號召群眾起來打倒各級黨委，但也祇不過是讓各級官僚「觸動一下靈魂」，後來幾乎全部官復原職，官僚體制原封不動。其實，毛澤東會不會給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就可略知一二，毛澤東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不是官僚主義，我們是專制主義。」、「民主就是為民作主，我們就是愚民政策。」(蘇共二十大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講話)、「一千一百萬干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領導就是干預，要對一切進行干預。」(南寧會議講話)……。能指望這樣認識民主自由的現代秦始皇給人民民主嗎？毛澤東已經蓋棺定論，歷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吳稼祥先生卻硬說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可否請吳稼祥先生用事實說服我們？

舉世公認，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自由，沒有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民主。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有權選擇和罷免政府各級官員；(不需要像吳先生說的那樣複雜：「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一種國家形態，一套政治設施，或者一種政治權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人的完全“解放”和徹底“自治”……」——筆者註)所謂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人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澤東時代直至今天，共產黨曾經給過人民任何在其憲法裏莊嚴承諾過的自由，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和遷徙自由等等嗎？人民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沒有，談何民主？因此我覺得吳先生上述的論點大謬不然。

吳稼祥先生說：「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兩種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無產階級兩種使命之間的區別，把對國家的革命變成了改革，把無產階級的使命從革命轉變為生產。他這樣做，具有高度理論自覺性。……他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兩個偉大論斷，構成了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命題。」、「可以這樣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基本完成以後，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讓我們再看看鄧小平復出後是如何「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吧：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四大自由」(大字報、大辯論……有限的所謂自由)、封殺北京西單民主牆，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鬥士、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直至六四出動坦克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這就是吳先生所說的「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尚不止此，吳稼祥先生還說：「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一份珍貴遺產，鄧小平之後的兩代領導人都予以繼承。」然後引用了江澤民接受「紐約時報」訪閩時所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引用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演講所說：「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証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甚至還引用溫家寶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說的「請你們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吳先生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五十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民主光輝圖畫，可是，人們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澤民血腥鎮壓法輪功，看到胡溫鎮壓民眾維權運動，禁書封報，封鎖網絡，連天安門母親悼念死難親屬的活動都不容許……，我們看不到中共政府實行民主的任何行動，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進展，若有，可否請吳先生給我們講解一下？

在這裏請允許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話回答吳先生：「胡錦濤、溫家寶在不同場合，特別是國際論壇以及外國記者雲集的地方，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承認民主是公認的普世價值。他們的話帶給我們許多驚喜，可是實際作為方面，始終未見動靜。中共一貫言行不一，不講信用，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並不奇怪。」

吳稼祥先生說：「不要以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人祇是簡單地繼承了他的遺產。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決定、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所有這些，都大大豐富了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從而有可能讓我們給他下一個定義：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經濟市場化，國民富足，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

吳先生理想中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與謝韜先生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大不相同。謝先生說「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方石先生說：「民主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去塑造生活。中國的全部災難皆來自沒有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為所欲為的一黨專政。」而在吳先生的定義裏，首要的不是民主憲政，卻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請注意：謝韜先生說的是生產資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所謂「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不過是權力階層侵吞國家財產的遮羞布而已，在這塊遮羞布背後，隱藏著無數的化公為私和巧取豪奪，隱藏著無數的錢權交易和貪污腐敗，歷史事實証明，任何帶「公有」和「社會化」色彩的所有制都無法遏止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貪欲，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勢利導，將人性中的這種貪欲引導到各盡其能創造社會財富的正確方向，把它轉化成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就是吳稼祥先生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和謝韜先生倡議的「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不同之處。

對吳稼祥先生的讚歌，胡溫並不領情，中共官方「人民日報」重申：我們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議會政治，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正如謝韜先生說的：「如果只改革經濟，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很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在大陸走向滅亡的覆轍。」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說的：「如果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通過社會財產的再分配，達到社會和諧，祇是一種夢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就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中共政府堅持一黨專政，根本就不打算實行「政治民主」，抽掉這個最核心的內容，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什麼「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各種固有的社會弊病已經暴露無遺，無法遏止。現時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就連統治者都已經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變革就要滅亡，派大臣出國考察，取消科舉制度，開辦新學，宣布君主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胡溫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連被毛澤東打斷了脊梁骨的知識分子階層都敢於為民立言，提出中國向何處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了，他們還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筆者衷心地希望胡溫能夠體察民意，順應形勢，開展當年檢驗真理標準那樣的大討論，讓全體中國人民決定我們祖國的未來去向，早日走上國富民強人民幸福的康莊大道。

不當之處，請吳稼祥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12/7/07紐約)

(7月14日「觀察」雜誌首發)

夾邊溝——五十年前的奴隸黑窰(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

(紐約)李大立

近日山西黑窰事件曝光，舉世嘩然，胡溫政權又是「震怒」、又是「批示」；又是「查處」、又是「慰問」，不亦樂乎。殊不知類似的奴隸黑窰，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經在毛澤東「偉光正」共產黨領導下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出現過了！

之不過當時不同今日，毛澤東得天下之初，挾暴力革命餘威，任意殺戮，無人敢說半個不字，至使夾邊溝勞改農場日死數十人，從無一人敢透露片言隻語，否則必然以「惡毒攻擊」、「站錯立場」罪加一等，直至半個世紀後其悲慘真相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中共執政五十多年來，倒行逆施、禍國殃民，搞到天怒人怨，如今已是處於守勢，已經不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了，不得不做些姿態以挽回民心。無論他們是真情還是假意，老百姓從事件中一定會得出很多教益，可以相信，離全民大覺醒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今天的山西黑窰和五十年前的夾邊溝勞改農場都是使用暴力剝奪人權，奴役人類的典範，之不過今天山西黑窰使用的是皮鞭和狼狗，當年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使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實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將人當作奴隸，用暴力去奴役他們。

據楊顯惠先生「夾邊溝真相」和「告別夾邊溝」記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地處西北貧窮落後的甘肅省也有12000餘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3000多人被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自當年10月到1960年底，打死、累死、病死、餓死2500多人，活著出來的只有600餘人。據幸存者回憶，夾邊溝風大沙多，全是鹽鹼荒灘，無論這些右派分子如何辛勞工作，當地的自然環境根本不可能養活他們，可是共產黨官員卻讓他們自生自滅，以進行對右派分子的改造和懲罰。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甚至十六小時，拚盡了全力，以至有些人連走路的力氣都消耗殆盡，累得只能在地上爬，有些年老體弱的就活活累死。適逢「三年困難時期」，男人的糧食定量降至每月20斤，每天只有7両(16両為1斤)，女人更低至只有14斤！1960年春天，寒冷、勞累和飢餓令到群體性死亡開始出現，每天都有幾個人從衛生所被抬出去。1948年共產黨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國民黨傅作義將軍，「解放後」作為花瓶被委任為「水利部長」，寫信勸說其弟，水利工程師傅作恭從美國回來「參加祖國建設」，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面對死亡威脅，不得已寫信向其兄求助，傅作義寧願相信共產黨的宣傳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沒有及時伸出援手，以至傅作恭活活餓死在豬圈旁邊，大雪蓋住了他的屍體，幾天才被人發現。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上天無路，唯有本能的掙扎求存，期間發生的許多事情極為慘烈，至今仍然令人不忍卒讀。人們吃樹葉和草籽，樹葉吃了便祕，草籽吃了脹肚，只能互相用手去摳大便。他們在死前都會浮腫，浮腫消下去幾天再浮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人臉腫得像個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裏面都包著一泡水，眼睛睜不開，走路時必須仰著頭，才能看到腳下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停下來積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嘴巴浮腫得向兩邊咧開，好像一直在微笑；頭髮都豎了起來，說話聲音沙啞，像小狗叫……。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農場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這樣死下去怎麼了得？請地委調點糧食救命吧！地委書記訓斥他說：死幾個勞改犯怕什麼？幹革命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嗎？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再沒有力氣掩埋自己同伴的屍體，屍骨暴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此時，中共當權者才驚覺事態嚴重，將倖存的600餘名右派分批遣返。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任務是為兩千餘名死者編寫「病歷」，他們幾乎全都是因飢餓而死，可是在「病歷」中卻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這就是共產黨的德政！這就是共產黨「為政治服務」的謊言！今天的山西黑窰和五十年前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之所以獨獨發生在中國大陸，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沒有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一個政權不是合法地靠選舉產生，而是非法地靠武力奪取，那麼執政者絕不可能「以人為本」！他們所想的、所做的一切，都必然是「以權為本」：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他們非法取得的政權。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下，發生夾邊溝和山西黑窰這樣的奴役事件，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五十多年來神州大地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奴隸被迫害致死，現在浮現在世人面前的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一定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奴隸工場還未被揭露出來，獨裁專制政權一天不亡，這樣的現代奴隸悲慘事件一天都不可能絕跡。

(6月22日紐約)

(「爭鳴」雜誌07年7月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