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海外網站3月30日邵建先生「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文後(全文附後供查閱)，筆者有不同看法，在此提出向邵先生請教並供廣大讀者討論。
該文極力推崇所謂梁啟超「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改良派君主立憲主張，結論說「筆者的態度是……落實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應該踵武梁啟超，把政體放在國體之前，亦即把立憲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體帶動國體， 即以立憲推進民主（而不是相反）。……如果可以在政體上拱卒，則不必汲汲於國體上將軍。后者是要對方的命，難免形成暴力。」
筆者認為，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當世界民主潮流勢不可擋，國內民主呼聲音日益高漲的形勢下，諸如此類把一百多年前改良派過氣理論重新搬出來有百害而無一利。由此，筆者每見到這種謬論都忍不住站出來批駁一下，希望中國民主化不要走入歧途。
一，一百年前「只問政體，不問國體」的改良派主張實質是保皇，辛亥革命沒有錯，錯在共產革命。
追溯歷史，「國體、政體」論非首創自梁啟超，實首創於日本國權主義憲法學家穗積八束。其主要理論是：「國體是指國家統治權，因根植於歷史之中而 不發生輕變，但存在君主國體和民主國體兩種類別；而政體則可隨著時勢的變化而變化，其中亦有立憲和專制的區別。」(1)
當年滿清王朝在國內外形勢的壓迫下，不得不兩次派大臣出國考察立憲。第一次貴族大臣載澤在日本請教伊藤博文首相，伊對他說「貴國是君主國，主權必集中與君主一人之手，斷不可旁落臣民，臣民的自由權由法律規定，是君主給予的，而非單憑臣民的意志」(2)回國後，載澤據此以「相位旦夕可移，君位萬世不變」(3)勸說清廷效法日本君主立憲。第二次(1907年9月-1908年7月)派學部右侍郎達壽再赴日本考察，長達一年，見過許多政界學界名人。達壽回國後在復命上奏文書中(4)首次引用「國體、政體論」和「欽定、協議、民定憲法論」亦以日本明治憲法為例，說明採行立憲的政體可以照樣維持君主國體。他還介紹了從歐美憲法發端到日本憲法這一段歷史，指出立憲制度乃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 當今是國際競爭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所謂立憲，無非是賦予國民納稅、服兵役的義務，同時也賦予其參政權，可以養成國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中的國家思想和國際競爭力，並成為帝國主義的推動力。達壽甚至介紹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指出立憲制是根據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所建立的基於「間接政治方式」的制度，日本雖然也是三權分立，但元首通過總攬大權，皇室超然於國家之上，因此採行立憲，清王朝就同樣可安固，君主「國體」自然可得維持。
達壽這個處心積慮挽救風雨飄搖中的滿清專制王朝的奏本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認可，1908年9月就制訂並公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之不過其中「君上大權」明文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 係，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筆者曾在「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一文中將其「君上大權」十四條歸納為：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與日本明治憲法相比，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而「臣民權利義務」，則遠不如明治憲法。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連立憲派首腦梁啟超都斥之為「吐飾耳目，敷衍門面」(1)，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也並非因為革命者分不清楚所謂「國體、政體」，不願意「在政體上拱卒」，非要「於國體 上將軍」。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邵建先生說「(改變國體)是要對方的命，難免形成暴力。」筆者認為這是聳人聽聞。辛亥革命不但沒有要了溥儀的命，反而為他保留了紫禁城和數百萬兩年俸的優厚待遇，革命要的不過是還政於民。同樣道理，即使今天發生革命，筆者也主張千萬不要重複共產黨那種「一朝天子一朝民」，屠殺放下武器的敵人，誅連他們親屬的惡行。除了個別犯了反人類罪、行賄貪污罪的共黨分子必須由法律審判之外，其餘一般的黨員群眾不必追究，更不應歧視和迫害。否則就會冤冤相報，永無休止，民主革命是真正的解放全人類，應該有比共產革命更廣闊的胸懷。至於說到「政論家當不往這個方向煽動，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論可言的范圍，除非立意做革命家。」迄今筆者看到的情況正相反，只看到各式各樣的改良派對革命一概排斥，對法輪功、楊佳、西藏僧侶、上訪冤民……等一切受迫害受摧殘的民眾迫不得已的反抗，咬牙切齒大加鞭笞。邵建先生們不懂，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有其發生的客觀條件，千百萬人參與的革命，絕不是一兩個「革命家」可以煽動起來的；尤其是暴力革命，都是發生在人民群眾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揭竿而起的。正所謂「官逼民反」，如今已是「天下苦秦久矣！」，共黨篡政六十年來禍國殃民，對老百姓巧取豪奪，殘民自肥，以至民怨沸騰，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筆者認為，與其不厭其煩地勸說民眾要改良，不要革命；不如和民眾站在一起，警告冥頑不化的獨裁者順應世界民主潮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像台灣國民黨一樣，交出政權，以平等的身分參加普選。免得像滿清王朝一樣被趕下台，或者像羅馬尼亞寿西斯古一樣「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馬克思」。
二，一百年後再搬出「只問政體，不問國體」，衹能被視為維護一黨專制，中國人民不會接受「黨主立憲」，必須「民主立憲」。
邵建先生說「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把國體政體視為一體，並且認為政體直接是由國體所決定（如君主必然專制，民主無以獨裁）。其實不然，這兩體之間各自有相 對的空間，它們的表現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憲（比如民初至今），立憲不妨礙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倫）。」
筆者認為，這裏至少有兩問題：1，民初至今不能說沒有立憲，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以后，先后頒布過七部憲法或憲法草案。中華民國創立伊始，孫中山先生就致力於立憲。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中華民國臨時憲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蔣介石先生也在外戰內戰硝煙彌漫之中，於1931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１１月由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共產黨、民盟拒絕出席)。若是尊重歷史，就不能說「共和不一定立憲（比如民初至今）」。只不過限於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戰後又淪為共產專制，因而中國民主化拖延了半個世紀以後，最終才得以在台灣實現。2，邵建先生舉至今英國日本為例說明，君主立憲也可行。其實這兩個國家從君主立憲到今天的民主憲政都走了很長的路，特別是國人推崇的日本明治維新，當時並沒有成為民主國家。據學者分析，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因此明治維新後，日本長期處於天皇和軍人共治的軍國主義狀態，直至二戰結束，麥克阿瑟將美國民主移植日本，才完成了政制民主化。因而，筆者認為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根本就不應該作為今天中國效法的榜樣。
更重要的是，今時今日邵建先生重提「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重提「君主立憲」，根本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現在中國的國體已經是「共和」，從來沒有人主張「改變國體」回復「帝制」，從辛亥革命走向共和至今已過了近一個世紀，末代皇帝溥儀過世斷後，滿清王族如鳥獸散，難道我們還要在他們之中另立一個「君主」？重新「君主立憲」？邵建先生重提「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並強調維持權力現狀不變，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邵建先生們是否像一百年前的載澤和達壽，企圖以「君主立憲」挽救垂死的滿清王朝一樣，今天企圖以「黨主立憲」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因為邵建先生文章的核心內容是極力主張人民群眾不要觸動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不要改變「權力現狀」，須知民主憲政的基礎是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如果保留一黨專制，談何民主憲政？「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不要說一百年前的滿清王族了，就算是六十年前靠武力上台的共產黨及其子孫太子黨，都沒有權力將國家社稷視為私產，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必須還政於民。一百年前滿清王朝拒絕民主立憲，被革命推翻，對今天的中共是一個最好的警示。
邵建先生說：「(政體)它不問國家權力握在誰 手，它問的衹是這個權力如何運作。因此，政體通常是指國家政治權力的運作形式，比如國家權力在憲法層面上是“限權”和“分權”的，就是立憲政體（反之則是 非立憲）。」
筆者不禁要問，如果「不問國家權力握在誰手？」國家權力掌握在獨裁專制統治者手裏，而他們極端抗拒民主，就如吳帮國代表中共政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絕不搞多黨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兩院制」那樣，「這個權力如何運作？」還用問嗎？「這個權力」在中國大陸已經運作近六十年了，他給國家民族帶來空前的大災難，難道邵建先生就一無所知？
世界歷史表明，如果一個政府是靠武力上台的、完全未經人民授權的，就是不合法的。因為他們的權力不是來源於普選，因此他們根本不用對人民負責，所以他們一定是反民主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百年來的現代史，特別中共當政六十年的歷史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政權不會願意，也絕不可能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他們必然會用盡一切辦法，包括坦克和機關槍去維護他們的獨裁政權，去維護他們一小撮特權階層的經濟利益。無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硬的一手行不通時，都會來軟的一手，假惺惺地稱「民主是個好東西」，實質上是想以「黨主立憲」來蒙騙老百姓。就像一百年前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一樣，本來「立憲」本義是通過制定憲法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是「君主立憲」結果反而是將統治者至高無上的「君權神授」通過憲法給予肯定。今天中共的「黨主立憲」也一樣，1954年中共的第一部「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現在更自稱為理所當然的「執政黨」，企圖通過「黨主立憲」將權力合法化。所以說，「君主立憲」也好，「黨主立憲」也好，人民群眾都絕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唯有「民主立憲」才能達到目標。
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比許多民運人士中的現代改良派清醒得多，他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灰塵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動跑掉。」近日來，中共官方傳媒鋪天蓋地大批判「西方民主」、「多黨制」、「三權分立」和「軍隊國家化」，其實已經給了邵建先生們一個官方明確的正式的回答。現代改良派還在那裏一廂情願地乞求獨裁者良心發現，交出權力還政於民，你們自己不覺得有些可憐和可笑嗎？！
(寫於09年4月3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9年4月6日「自由聖火」)
附註：
[1]林来梵《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
[2] 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3] 《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4页。
[4] “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自日本归条陈宪政事宜”，《光绪政要》（卷三四）
“只问政体 不问国体” 邵建
在晚近中国近代史的大裂变中，梁启超是个反暴力的改良派。他的改良主张，包括他身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的一生行止，都可以标榜为他自己揭橥的八个 字：“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当年孙中山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梁启超反对；但，后来袁世凯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又起而反对。看起来，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 我攻昨日之我，时人乃至后人亦常以“多变”诟病其人。其实，梁在政治策略上多有他的“权”与“变”，但在政治立场上亦有他的“经”与“常”，后者就是标题 上的八个字。这是他不变的根据，也是他多变的缘由。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观点由梁在他1915年反袁世凯复辟时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当时梁启超病卧津门，不仅抱病写作了他生平中极为重要的政论《异哉所 谓国体问题者》，而且在病榻上接受英文《京报》记者的采访。两篇文字相互发明，很清楚地显示了梁启超历来所坚持的政治改革方略。
在相对的意义上，国体显示国家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表明一个国家姓什么，比如君主制的国家姓“君”，民主制的国家姓“民”。政体不然，它不问国家权力握在谁 手，它问的只是这个权力如何运作。因此，政体通常是指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形式，比如国家权力在宪法层面上是“限权”和“分权”的，就是立宪政体（反之则是 非立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把国体政体视为一体，并且认为政体直接是由国体所决定（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无以独裁）。其实不然，这两体之间各自有相 对的空间，它们的表现甚至可以交叉，即共和不一定立宪（比如民初至今），立宪不妨碍它是君主（比如至今英伦）。
梁启超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对当时政治的第一关注，不在权力属谁，而在权力是否受法的制约。用他征引杨度的话说“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 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权力为恶，无关乎权力在君还是在民，两者都有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法 去规范它。基于此，梁启超很直白地说“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所谓“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在于“政体诚能 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这就可以明白他当年为何被人骂为保皇党而并不动摇，保皇是为了立宪（君主立宪）。和西太后相比，光绪帝毕竟是可以援引为维新的一个力量。从私人角度，戊戌 之后，梁氏为满清流窜海外十余年，正如他自陈“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但政论家发表议论当超越 个己恩怨，并以公共理性为准的。因此，当晚清预备立宪时，身为僇民，也要和革命党笔战，力批对方君主不能立宪、立宪非共和不可的观点，并由此给自己落下保 皇的骂名。辛亥之后，梁启超在共和的框架下依然不懈于立宪的努力。但1915年时，袁世凯忽然要恢复帝制，他的顾问们造出的声势是，共和不能立宪，立宪非 君主不可。一时间，国体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梁启超当然要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君主共和，只是国体，和政体无关。政象的好坏主要在政体不在国体； 并且无论哪种国体，都可以作出政体上的选择。梁启超担心，立宪作为政体的选择，它需要连续性；一旦在国体上动刀，这种连续性随着权力的转移容易被打断，并 很难修复。
立宪党人梁启超不争国体争政体，用意良深。在他看来，政体的变迁是改良的，国体的变迁是革命的。问题是“革命可以求国利民富，吾未之闻也”。因此，只要立 宪，梁既不反君主制（比如英吉利），也不反共和制（比如美利坚），他只反势必给社会造成大不幸的暴力革命（比如前苏俄）。作为一个改良派，梁启超的反革命 其实仅在于反暴力。既然梁氏以为，立宪碍难通过暴力而获致，那么，他就很现实主义地表示“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梁氏八字，梁氏终身守持；而今读来，亦宜深长思之。直捷言，当年梁氏之看法，即笔者刻下之态度。从梁氏一脉言，前有严复，后有胡适，是他们构成了近现代以 来一个以立宪为诉求的改良传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和鲁迅，这是一个看重或推行以革命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传统。不言而喻，后一个传统是20世纪 的历史主流，正如前一个传统如果不是为历史所中折，也是大幅度地边缘化。然而，历史并非劣汰，亦经常汰优。今天我们所照临的现实，正是当年历史选择的结 果。当历史以它的前世今生，放在我们面前；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能选择的，依然不脱前人选择之难局。是严、梁、胡，还是孙、陈、鲁？出于历史理性，笔者的 态度是“反思孙、陈、鲁，重光严、梁、胡”。落实到刻下，至少在策略上应该踵武梁启超，把政体放在国体之前，亦即把立宪放在民主之前。期以政体带动国体， 即以立宪推进民主（而不是相反）。学者朱学勤有过一个很精彩的表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化用到此，如果可以在政体上拱卒，则不必汲汲于国体 上将军。后者是要对方的命，难免形成暴力。政论家当不往这个方向煽动，至少暴力已超出政论可言的范围，除非立意做革命家。
附：收笔之际，且录一节掌故，以觌梁启超反复辟之风采。梁文草成之后，袁世凯派人以20万大洋来收买，希望它不致公开，梁启超婉谢。后袁氏再度派人，危词以威胁：“君亡命以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不料梁启超“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
Monday, March 30, 2009
Sunday, April 5, 2009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
今(3月21日)閱貴刋黑白先生「胡錦濤的眼淚」(以下簡稱該文，全文附後供讀者查閱)，作者提出一整套「革命是魔鬼」的理論。雖然筆者揣測作者的原意是規勸胡錦濤和中共不要錯失改革良機，以免招致革命被推翻，但是如此站在獨裁專制者的立場上說話實屬不智。包括一些《零八憲章》發起人和簽署者，且不問客觀情勢是否容許？執政者是否願意改良？就一味獨尊改良反對革命，近期已成一種思潮。筆者覺得有必要請全體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仁人志士討論一下，汲取歷史教訓少走彎路，共同探索民族民主復興的道路。在此不辭拙劣，發表一孔之見以期拋磚引玉，請黑白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滿清滅亡非因延誤改革時機，實因死抱權力不放。
該文中心意思是說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憲政追不上革命」，「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辛亥革命」。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幾篇文章中說過，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慈禧太后延誤了君主立憲，而是因為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不符合人民大眾強烈的民主共和要求。就拿該文提到的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來說，只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獨裁」的「延命之策」：
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 係，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欽定頒布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四、召集、開 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五、設官制祿及黜陟 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六、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將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 皆非議院所得干涉。七、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 民之自由。九、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十、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 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分歧。十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 讚，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十二、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 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決定，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十四、皇室大 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筆者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
據學者分析，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 更未能取信於社會各界。當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論基礎都建基於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梁啟超語)，可是他們的主子卻令他們大失所望。梁啟超1906年在日本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 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于內地……。」梁此信講得很清楚，清 廷剛宣佈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其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的「息」與「張」，與清廷所 作所為大有干系。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 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梁氏一向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 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但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張，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現今的「改良派」借鑑和重視。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史家評論該法已大大超越日本明治憲法，而接近英國的虛君立憲了。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即使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滿清王朝一早就提出「十九條」，中國歷史是否因此改寫？筆者認為，歷史不容假設。辛亥革命爆發前清廷絕不可能提出「十九條」，因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為保政權，除非萬不得已(廣東人說的「殺到埋身」)，他們絕不會投降，絕不會放棄任何一點權力。在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反而有清楚的認識：「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的中共自己已經變成「灰塵」變成「反動的東西」、而仍然對其充滿幻想的所謂「改良派」忘記了他的真言而已。
二，中國百年來的災難非由革命引起，實因獨裁專制而致
該文(以及余傑先生文章)另一中心意思是說，百年前由於中國人民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錯誤地選擇了革命，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暴政，招致數千萬人死亡的連番悲劇。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為革命推倒了清廷的中央集權，導致權力失衡秩序大亂，內憂外患乘勢而起，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竊以為這樣從表面看問題，未免流於膚淺，革命和獨裁專制以至民族災難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中國近百年來的連場災難，並非因為辛亥革命而起，實是因為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反而是一場軟弱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無力扭轉它。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後處強勢一方的袁世凱，是一個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受過西方教育，有強烈的民主共和理念的革命者，而不是相反發皇帝夢的封建餘孽，引領民眾實現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國的理想，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早就改寫了，中國民主化就是由革命實現而不是改良實現了。
筆者揣測，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得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民主只有依靠改良」的結論，恐怕是衹看革命在東方的結果。確實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餘波曾經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貧窮落後國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災難，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礎和經濟落後國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如上所述，革命在西方國家往往是達到民主憲政的捷徑。筆者認為，凡是與人性相悖、倚靠武力強行改造社會、違反社會自然發展規律的革命最終都必然失敗。正如戈陽女士所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共產主義試驗及其失敗。」在這個廣大的試驗場所中，相對比較接近西方文明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都已經擺脫了革命的桎梏，而更封建落後的東方國家中國等仍在掙扎之中。但是，如果革命的目標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革命就會促成社會的良性躍變。
不久前，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在於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以及這一勢力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看，前後主宰過中國政壇的幾代人物如：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李登輝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華盛頓這樣的人物。李登輝先生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是他在總統任上，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放棄權力，開放普選還政於民的；其他如孫中山、蔣介石父子都是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只不過客觀環境所限未能實現理想而已；其中最不堪的一個是毛澤東，他連袁世凱都不如，袁世凱想做皇帝放在明處，但他還不得不尊重國會；毛澤東雖然號稱「共和國主席」，實際上卻是比秦始皇還要暴虐專制的皇帝，在他二十餘年的治下，數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
況且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革命和改良、民主和專制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意思是革命不一定導致專制，民主亦非得經由改良取得。之不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久、影響深遠，給中國人造成這樣的錯覺而已。如果放眼看看世界，近年來蘇聯東歐顏色革命成功，紛紛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或者看看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得出這樣武斷的結論。
三，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不是魔鬼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從理論出發，必須結合實際；借鑑別人的歷史，還應看到中國的現實。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社會制度重大的或根本的改變，必然會引發各階級各團體甚至各地域各民族的利益衝突，引起不同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和衝突不能理智和妥善的解決，勢必引起革命、流血和戰爭。事實上，世界歷史上純粹的改良能導致社會制度根本改變的事例即使不是絕對沒有，起碼也是極為罕見的。就拿余傑先生們津津樂道的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還不能光看到過去，更應該著重現在。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將革命看得如此可怕，除了上面所說的他們衹看到革命在東方落後國家產生的結果，而沒有看到在西方國家的結果之外，很可能還只看到革命在過去的中國所產生的結果，而沒有設想革命在今天的中國可能產生的結果。須知，今天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大大不同了。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發生時，只有小部分中國人懂得民主，大多數並不懂得，所以才造成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失敗，民主倒退的現象；五十多年前國共內戰時，由於民主世界的進步，中國人可能有半數懂得民主了，可惜這半數中國人中有許多認錯了方向，以為共產黨才代表民主，加上還有半數愚昧無知的農民跟著共產黨跑，才造成了第二次民主倒退；一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現代文明的普及，普世價值的傳播，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懂得民主，所以即使是發生革命，再一次導致民主倒退的機會已經大減，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改良派」們大可不必談虎色變。
況且，革命還有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之分，「蘇東波」以來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既和平理智不流血，又迅速地推倒共產專制政權，國家也根本沒有什麼「大亂」，人民擁護新制度，安居樂業，不少國家已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人民群眾奮起革命，結合黨內軍內的進步力量，一舉推倒了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專制政權，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而獨裁統治者寿西斯古夫婦兩人的下場，就太值得胡溫等好好地思考掂量一下了。這樣的革命，極短的時間內推倒了獨裁專制，建立了民主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好？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羅馬尼亞人民的「短痛」太愜意了，真是大快人心！如果我們中國也能發生這樣的革命，那才真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
四，改良和革命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實取決於客觀環境
其實簡單地說，所謂改良就是自上而下的不斷改革，而革命則是自下而上的急劇變革。如果兩者都能達到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接軌的目標，當然誰都會選擇前者，因為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既能得到保障，又能實現民主理想，何樂而不為？問題是世界上有許多東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不但取決於你自己，還取決於別人。比如說民主化，就不但取決於人民大眾的願望，還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特別是改良，既然是自上而下，就說明主動權在統治者手中，如果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願意實行任何實質性的民主改革，「上」無動於衷，「改良」從何談起？「下」能做些什麼？難道還要年復一年、百年復百年地哀求和等待下去嗎？如果「下」不耐煩無限期地等待下去，像清末那樣爆發革命，就是「魔鬼」嗎？既然「自上而下」行不通，為什麼不允許人民大眾「自下而上」呢？當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這條路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摘和反對他們？
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今天國內外迫切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客觀環境，統治者對待民主憲政的態度與百年前極為相似，中共政權和清廷同樣都採用了能拖就拖，能騙就騙的「卑鄙手段」(溫家寶被擲鞋時語)，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比百年前更加汹湧澎湃，今天的中國人民大眾民主呼聲比百年前更加廣泛高漲：百年前全世界只有少數民主國家，今天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百年前中國民主信息的傳播全靠口頭和書信，今天的手機短訊互聯網無遠弗屆；百年前大多數中國人不知民主憲政為何物？今天我們週邊的許多國家已經作出示範，特別是同為中國人的台灣民主選舉深入人心……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比百年前的滿清政府更愚蠢暴虐更滿頇野蠻，百年前的滿清政府雖則對民主化假心假意，尚能提供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一概欠奉，對人民的民主呼聲充耳不聞，吳帮國居然向全世界公稱：「中國不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兩院制、不實行三權分立」；百年前滿清政府雖然死抱中央權力不放，仍然不得不實行地方有限自治，選舉資政局和諮議院；今天的中共政權連鄉村基層選舉都不放開；百年前滿清政府解除「庶人不議」禁令，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今天的中共政權文化專制變本加厲，動不動就禁書封報，抓人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一味強調改良，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要求處於弱勢的人民大眾和處於強勢的統治階級「和解」，顯然是睜眼不看現實的糊塗蟲，充滿幻想的理論家甚至是空頭政治家。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出發點如何，客觀上都是給專制統治者幫忙，說得嚴重些，有可能將中國民主化引向歧途，在純屬幻想而毫無實際操作意義的所謂「改良」、「和解」上耗盡爭取民主的力量。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不外乎兩種選擇：鑒於中共統治者已經明確宣布「不搞西方那一套，不搞多黨制、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也就是說中共根本不打算實現民主憲政。我們要麼一百年、一百年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永遠生活在獨裁和專制的黑暗的統治下；要麼就奮起反抗，「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自己動手從專制者手裏奪取民主權利。
筆者在「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一文中說過，筆者完全贊成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有責任去向人民大眾宣傳採用改良的方法達到民主的目的，但是應該宣傳的對象與其說是人民大眾，不如說是專制統治者，知識階層應該向統治者在理論上文化上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政治改革，但是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大眾要起來推翻他，我們不應持反對的態度，否則就完全站到了統治階級反民主這一邊了。吳帮國的強硬宣佈，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中共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筆者在「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文中說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無論是革命的還是改良的，比如劉波先生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須知歷史進程的方向永遠是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由少數人美好的願望決定的，筆者在同篇文章裏引用過張耀傑先生說的話：「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零八憲章》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六十年統治下，第一次明確地全面提出自己的憲政要求，筆者希望所有中國人能夠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不要互相指摘，更不要互相攻擊，萬眾一心，用各種方式去為民主化作出貢獻，我們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3月21日-3月26日)
(首刋於09年4月6日「縱覽中國」)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附錄：胡錦濤的眼淚 作者：黑白
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整整60年，僅僅一個甲子的時間，中國人卻宛如經歷了從秦始皇到滿清的兩千年歷史：
秦 前的戰國時代、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恰如1949前的戰火連綿；而“焚書坑儒”、“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清朝文字獄，則對應著中國50年代的“反右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殺人沒啥不同；秦、元、明的殘暴程度，基本與文化大革命不相上下；商鞅變法、熙寧變法、戊戌變 法，也都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六四鎮壓”一樣有過陣痛；漢唐盛世、康乾盛世，跟今天的“大國崛起”，恐怕也差別不大。
如果60年 共和國歷史就是這樣濃縮中國歷史的話，今天的中共，恰如末年的滿清，也在猶豫著自我改良，還是被人革命。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宣統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 書中曾回憶道，當年他6歲之際（辛亥革命之后），曾親眼目睹了攝政的隆裕太后（他的母親），與進宮報告革命形勢的總理內閣大臣袁世凱之間，相對而泣、淚流 滿面的情形。
隆裕太后的眼淚，會不會流淌在胡錦濤的臉上？
剛剛結束的中國人大會議上，除了傳誦一時溫家寶沿用的古詩 “莫道今年春將近，明年春色倍還人”，還有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所強調的“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它引發了海內外政治評論人士的強烈批評。 其實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早已經是多年來的客觀事實，今年特別借吳邦國委員長之口特別予以強調，其實是有隱衷的：六四20周年之 際，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借助《零八憲章》，呼吁中國官方開展憲政改革。
這樣的民間壓力，100多年前的滿清皇廷也遭遇過，戊戌變法、百 日維新之后，光緒被囚、六君子就義，康梁出逃日本，繼續鼓吹變法。此段歷史，恰如89學運、六四鎮壓，總書記趙紫陽被囚，學生領袖、六四黑手逃亡美國，繼 續鼓吹民運。當年的梁啟超，作為君主立憲的改良派領袖，撰文無數，向國內傳播憲政改革、君主立憲的理念，加之國內立憲學派（如末代狀元張謇等人）的近十年 共同努力，更改官制、地方自治、設立各省咨議局，直至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出爐。
然而憲政追不上革命，尤其是在政治強人慈禧太后去死造成的權力真空局勢下，立憲的努力、政治的寬鬆與開明，反而促進了擦槍走火的革命。隆裕太后的眼淚，恐怕既是對丟失滿清兩百多年江山的心痛，也是對滿清裹足不前、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的遺憾。
保守者的敵人，不僅僅是改良者，還有革命者；當改良的道路受阻或延誤，革命的能量就會迅速集聚增強；一旦革命成長為魔鬼，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清末預備立憲，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演變成“辛亥革命”的。
革 命是所有政治轉型中，社會成本最昂貴、人民付出代價最慘烈的一種；因此游歷歐洲文明而深諳此道的梁啟超、在批評滿清皇廷、推動君主立憲的同時，也以筆為 劍，論戰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和派”革命黨人。1906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開明專制論》一文，斷言君主立憲式的開明專制是滿清改革的一條較好的道路，為此，他提出了6條原因：
1、中國民智未開，不宜行共和；2、革命后很可能形成軍人專權；3、革命必然引起大亂，混戰不已，貽害無窮；4、孫中山所倡導的“土地國有論”不能實現；5、主權分立的議會政治會導致國家機構的分離；6、革命會導致流血，國無寧日。
此后，梁啟超綜合開明專制和政治革命的論點提出了“不能革命”、“不忍革命”、“不必革命”和“不可革命”等主張，認為革命定會導致專制、暴亂迭興、外國干涉、生靈涂炭，最終導致國家的滅亡。
這些百年前字字珠璣、真知灼見的文章，深刻的預言了辛亥革命之后，百年中國的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天下大亂，日俄干涉和中國淪陷（前后淪陷給日本、淪陷給共產），直到現在，這些文字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00年之后，繼承反帝反清革命道統的中國共產黨，成了當年滿清朝廷的難兄難弟：六四民主運動的血跡漸漸淡去，一群體恤民生、關注社會轉型成本的知 識分子，借助中國立憲百年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紀念，向海內外發布了《零八憲章》，以期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和憲政改革，以立憲改良、而非革命的方 式，促使中國向民主憲政國家轉型。
然而，自《零八憲章》2008年12月份對外公布、憲章組織者劉曉波博士遭到中國官方羈押和軟禁之后，憲章運動就受到了中國官方的嚴密監視和巧妙打 壓，成為近年來觸痛中國官方最大的一件“公車上書”事件。 《零八憲章》不僅受到了民眾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開明群體的支持，黨內觀點的分歧，也正是吳邦國委員長在人大會議上強調“決不搞多黨輪流執 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深層次原因。
《零八憲章》的改良與立憲群體，也正如百年前梁啟超領導的改良與立憲群體那樣，腹背受敵，除了官方施壓以外，還在海外遭遇“改良，還是革命”的激烈論戰。......歷史正在重演著一百年前的一幕。
革命的魔鬼正在長大、尚未成型，立憲與改良的時機仍在眼前，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兩重選擇：是順應民意、開展立憲、國泰民安、中華崛起？還是助長革命的魔鬼，讓后世的史書，流淌著胡錦濤的眼淚？
——《縱覽中國》首發 —— 轉載請注明出處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19, 2009
今(3月21日)閱貴刋黑白先生「胡錦濤的眼淚」(以下簡稱該文，全文附後供讀者查閱)，作者提出一整套「革命是魔鬼」的理論。雖然筆者揣測作者的原意是規勸胡錦濤和中共不要錯失改革良機，以免招致革命被推翻，但是如此站在獨裁專制者的立場上說話實屬不智。包括一些《零八憲章》發起人和簽署者，且不問客觀情勢是否容許？執政者是否願意改良？就一味獨尊改良反對革命，近期已成一種思潮。筆者覺得有必要請全體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仁人志士討論一下，汲取歷史教訓少走彎路，共同探索民族民主復興的道路。在此不辭拙劣，發表一孔之見以期拋磚引玉，請黑白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指教。
一，滿清滅亡非因延誤改革時機，實因死抱權力不放。
該文中心意思是說慈禧太后反對戊戌變法，「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憲政追不上革命」，「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辛亥革命」。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在討論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幾篇文章中說過，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因為慈禧太后延誤了君主立憲，而是因為滿清王朝的「君主立憲」不符合人民大眾強烈的民主共和要求。就拿該文提到的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來說，只要細心閱讀一下它的全文，就可明白其本質不過是死抱權力不放的「假憲政、真獨裁」的「延命之策」：
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君上大權」十四條：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 係，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三、欽定頒布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四、召集、開 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議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五、設官制祿及黜陟 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六、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將遣全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 皆非議院所得干涉。七、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八、宣佈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 民之自由。九、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出自上，非臣下所得擅專。十、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 本自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行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法律為準,免涉分歧。十一、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 讚，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十二、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 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十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決定，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十四、皇室大 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筆者將其歸納成：君權神授、至高無上、擁立法權、解散議會權、人事任命權、軍權、外交權、戒嚴權、賞賜權、司法權、行政權、詔令權、自定皇室費用權、自辦皇室大典權。而所謂「議會」則只有個別的「協議權」，形同虛設。
據學者分析，當其時與歐洲各國君主立憲相比，明治憲法為日本天皇所保留的權力是最多的，共達十二項大權。滿清的《欽定憲法大綱》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但是其君權大大超過日皇。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在議會閉會期間，天皇所發佈的緊急敕令可代替法律，但議會重開後若得不到議會的批准，則政府須公佈敕令失效。而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改為「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即議會無否決權；又比如明治憲法規定：「天皇宣告戒嚴，戒嚴要件及效力，由法律規定之。」《欽定憲法大綱》則明確改為皇上有「宣佈戒嚴之 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等。
而對於「臣民權利義務」，明治憲法共列有十五條，而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卻根本未將其作為正式憲法條文，僅將其作為「附錄」。還簡化為九條，刪去了明治憲法中臣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書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 由」、「遵守相當之禮貌並遵照所定規程，得實行請願」等條款。
在這種君權比明治憲法擴大、民權比其縮小的憲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立憲」實際步驟一拖再拖，連以士紳為主的立憲派都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更不要說廣大民眾和革命派的反應了。事實說明，清政府在巨大壓力下的讓步妥協非常有限；遠未達到溫和的立憲派的要求， 更未能取信於社會各界。當年改良派所有的理論基礎都建基於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梁啟超語)，可是他們的主子卻令他們大失所望。梁啟超1906年在日本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 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于內地……。」梁此信講得很清楚，清 廷剛宣佈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其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的「息」與「張」，與清廷所 作所為大有干系。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通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 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梁氏一向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 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但是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張，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現今的「改良派」借鑑和重視。
其後，雖然清廷宣佈將立憲預備期從九年改為六年，承諾提前於1912年頒佈憲法，1913年召開國會，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3日清廷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實為臨時憲法），大幅削減君權，增加民權。史家評論該法已大大超越日本明治憲法，而接近英國的虛君立憲了。但是為時已晚，憤怒的中國人已不再接受，他們要求實現民主共和。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辛亥革命的爆發，滿清的滅亡並非因為「錯過了改革立憲的時機」，而是因為統治者從來就沒有打算過真行民主憲政，真的還政於民。即使在國內外巨大的壓力下，仍然採取拖延時間偷換內容等手法來延續其君主政體和專制統治，與強烈要求民主共和的人民大眾為敵。革命者如孫中山也不是從一開始就要革命的，他是在求見李鴻章上書進言要求民主失敗，在嘗試各種改良手段失敗後，才轉而倡導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未經人民授權，用不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統治者，他們都絕不可能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滿清王朝一早就提出「十九條」，中國歷史是否因此改寫？筆者認為，歷史不容假設。辛亥革命爆發前清廷絕不可能提出「十九條」，因為統治者所做的一切無非都是為保政權，除非萬不得已(廣東人說的「殺到埋身」)，他們絕不會投降，絕不會放棄任何一點權力。在這一點上，中共始祖毛澤東反而有清楚的認識：「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之不過今天的中共自己已經變成「灰塵」變成「反動的東西」、而仍然對其充滿幻想的所謂「改良派」忘記了他的真言而已。
二，中國百年來的災難非由革命引起，實因獨裁專制而致
該文(以及余傑先生文章)另一中心意思是說，百年前由於中國人民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錯誤地選擇了革命，導致了後來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暴政，招致數千萬人死亡的連番悲劇。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因為革命推倒了清廷的中央集權，導致權力失衡秩序大亂，內憂外患乘勢而起，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竊以為這樣從表面看問題，未免流於膚淺，革命和獨裁專制以至民族災難並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繫；如果革命的目標正確，解體了舊有的專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謂「大亂之後必迎大治」，反而更利於迅速地實現民主憲政。中世紀以後歐美發生了很多革命，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都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憲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也遠較中國為輕。最典型的是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76年的「獨立革命」，兩者分屬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兩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起點。中國近百年來的連場災難，並非因為辛亥革命而起，實是因為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傳統，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專制文化，反而是一場軟弱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無力扭轉它。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辛亥革命後處強勢一方的袁世凱，是一個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受過西方教育，有強烈的民主共和理念的革命者，而不是相反發皇帝夢的封建餘孽，引領民眾實現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共和國的理想，一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早就改寫了，中國民主化就是由革命實現而不是改良實現了。
筆者揣測，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得出「革命必然導致暴政，民主只有依靠改良」的結論，恐怕是衹看革命在東方的結果。確實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他的餘波曾經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古巴和柬埔寨等貧窮落後國家做成了前所未有的暴政和災難，但這只能說明革命在缺乏民主基礎和經濟落後國家所產生的結果，並不能說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如此；如上所述，革命在西方國家往往是達到民主憲政的捷徑。筆者認為，凡是與人性相悖、倚靠武力強行改造社會、違反社會自然發展規律的革命最終都必然失敗。正如戈陽女士所說：「二十世紀人類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共產主義試驗及其失敗。」在這個廣大的試驗場所中，相對比較接近西方文明的國家如蘇聯和東歐都已經擺脫了革命的桎梏，而更封建落後的東方國家中國等仍在掙扎之中。但是，如果革命的目標符合大多數人的願望，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革命就會促成社會的良性躍變。
不久前，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在於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以及這一勢力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看，前後主宰過中國政壇的幾代人物如：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蔣經國和李登輝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華盛頓這樣的人物。李登輝先生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是他在總統任上，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放棄權力，開放普選還政於民的；其他如孫中山、蔣介石父子都是具有民主共和理念的人，只不過客觀環境所限未能實現理想而已；其中最不堪的一個是毛澤東，他連袁世凱都不如，袁世凱想做皇帝放在明處，但他還不得不尊重國會；毛澤東雖然號稱「共和國主席」，實際上卻是比秦始皇還要暴虐專制的皇帝，在他二十餘年的治下，數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
況且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革命和改良、民主和專制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意思是革命不一定導致專制，民主亦非得經由改良取得。之不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久、影響深遠，給中國人造成這樣的錯覺而已。如果放眼看看世界，近年來蘇聯東歐顏色革命成功，紛紛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或者看看台灣的民主化，就不會得出這樣武斷的結論。
三，革命並不可怕，革命不是魔鬼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不能光從理論出發，必須結合實際；借鑑別人的歷史，還應看到中國的現實。歷史表明，任何國家社會制度重大的或根本的改變，必然會引發各階級各團體甚至各地域各民族的利益衝突，引起不同的矛盾，如果這種矛盾和衝突不能理智和妥善的解決，勢必引起革命、流血和戰爭。事實上，世界歷史上純粹的改良能導致社會制度根本改變的事例即使不是絕對沒有，起碼也是極為罕見的。就拿余傑先生們津津樂道的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而言，也是以議會選舉的新君主威廉親王率領一萬五千荷蘭軍隊登陸，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雖然沒有流血，但起碼動用了軍隊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的簽署和發表，也是因為英國貴族武裝起義，披肩帶甲進攻倫敦，才強迫約翰王簽署的；其後，約翰王和他的繼任人屢次反撲，國家陷入內戰，經過多次戰亂，君主立憲才初具雛形。又比如中國人常常奉為楷模的日本明治維新，從維新改良的開始，以及其後長達二十年的過程中，均發生過戰爭如烏羽、伏見之戰、戊辰戰爭、西南戰爭等。就算是美國，也曾發生過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之不過他們這種革命，比之中國前後幾次長達數年席捲南北的內戰衹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我們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還不能光看到過去，更應該著重現在。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們，之所以將革命看得如此可怕，除了上面所說的他們衹看到革命在東方落後國家產生的結果，而沒有看到在西方國家的結果之外，很可能還只看到革命在過去的中國所產生的結果，而沒有設想革命在今天的中國可能產生的結果。須知，今天的中國和一百年前相比，已經大大不同了。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發生時，只有小部分中國人懂得民主，大多數並不懂得，所以才造成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失敗，民主倒退的現象；五十多年前國共內戰時，由於民主世界的進步，中國人可能有半數懂得民主了，可惜這半數中國人中有許多認錯了方向，以為共產黨才代表民主，加上還有半數愚昧無知的農民跟著共產黨跑，才造成了第二次民主倒退；一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現代文明的普及，普世價值的傳播，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懂得民主，所以即使是發生革命，再一次導致民主倒退的機會已經大減，黑白先生和余傑先生「改良派」們大可不必談虎色變。
況且，革命還有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之分，「蘇東波」以來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既和平理智不流血，又迅速地推倒共產專制政權，國家也根本沒有什麼「大亂」，人民擁護新制度，安居樂業，不少國家已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特別是羅馬尼亞七日革命，人民群眾奮起革命，結合黨內軍內的進步力量，一舉推倒了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專制政權，是我們中國人的榜樣；而獨裁統治者寿西斯古夫婦兩人的下場，就太值得胡溫等好好地思考掂量一下了。這樣的革命，極短的時間內推倒了獨裁專制，建立了民主制度到底有什麼不好？俗語說「長痛不如短痛」，羅馬尼亞人民的「短痛」太愜意了，真是大快人心！如果我們中國也能發生這樣的革命，那才真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
四，改良和革命不取決於主觀願望，實取決於客觀環境
其實簡單地說，所謂改良就是自上而下的不斷改革，而革命則是自下而上的急劇變革。如果兩者都能達到民主自由、和世界文明接軌的目標，當然誰都會選擇前者，因為社會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既能得到保障，又能實現民主理想，何樂而不為？問題是世界上有許多東西，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不但取決於你自己，還取決於別人。比如說民主化，就不但取決於人民大眾的願望，還取決於統治者的態度。特別是改良，既然是自上而下，就說明主動權在統治者手中，如果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願意實行任何實質性的民主改革，「上」無動於衷，「改良」從何談起？「下」能做些什麼？難道還要年復一年、百年復百年地哀求和等待下去嗎？如果「下」不耐煩無限期地等待下去，像清末那樣爆發革命，就是「魔鬼」嗎？既然「自上而下」行不通，為什麼不允許人民大眾「自下而上」呢？當大多數人民都願意走這條路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指摘和反對他們？
歷史往往驚人地相似，今天國內外迫切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客觀環境，統治者對待民主憲政的態度與百年前極為相似，中共政權和清廷同樣都採用了能拖就拖，能騙就騙的「卑鄙手段」(溫家寶被擲鞋時語)，所不同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民主潮流比百年前更加汹湧澎湃，今天的中國人民大眾民主呼聲比百年前更加廣泛高漲：百年前全世界只有少數民主國家，今天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百年前中國民主信息的傳播全靠口頭和書信，今天的手機短訊互聯網無遠弗屆；百年前大多數中國人不知民主憲政為何物？今天我們週邊的許多國家已經作出示範，特別是同為中國人的台灣民主選舉深入人心……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比百年前的滿清政府更愚蠢暴虐更滿頇野蠻，百年前的滿清政府雖則對民主化假心假意，尚能提供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可是今天的中共政權一概欠奉，對人民的民主呼聲充耳不聞，吳帮國居然向全世界公稱：「中國不實行多黨制，不實行兩院制、不實行三權分立」；百年前滿清政府雖然死抱中央權力不放，仍然不得不實行地方有限自治，選舉資政局和諮議院；今天的中共政權連鄉村基層選舉都不放開；百年前滿清政府解除「庶人不議」禁令，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今天的中共政權文化專制變本加厲，動不動就禁書封報，抓人判刑；……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一味強調改良，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要求處於弱勢的人民大眾和處於強勢的統治階級「和解」，顯然是睜眼不看現實的糊塗蟲，充滿幻想的理論家甚至是空頭政治家。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出發點如何，客觀上都是給專制統治者幫忙，說得嚴重些，有可能將中國民主化引向歧途，在純屬幻想而毫無實際操作意義的所謂「改良」、「和解」上耗盡爭取民主的力量。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不外乎兩種選擇：鑒於中共統治者已經明確宣布「不搞西方那一套，不搞多黨制、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也就是說中共根本不打算實現民主憲政。我們要麼一百年、一百年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永遠生活在獨裁和專制的黑暗的統治下；要麼就奮起反抗，「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自己動手從專制者手裏奪取民主權利。
筆者在「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一文中說過，筆者完全贊成作為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有責任去向人民大眾宣傳採用改良的方法達到民主的目的，但是應該宣傳的對象與其說是人民大眾，不如說是專制統治者，知識階層應該向統治者在理論上文化上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政治改革，但是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大眾要起來推翻他，我們不應持反對的態度，否則就完全站到了統治階級反民主這一邊了。吳帮國的強硬宣佈，無異給了現代改良派一記耳光，筆者希望中共這盆冷水潑下來，改良派應該清醒一些了。
筆者在「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文中說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權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無論是革命的還是改良的，比如劉波先生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須知歷史進程的方向永遠是由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定的，而不是由少數人美好的願望決定的，筆者在同篇文章裏引用過張耀傑先生說的話：「每個人都有權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零八憲章》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六十年統治下，第一次明確地全面提出自己的憲政要求，筆者希望所有中國人能夠在《零八憲章》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不要互相指摘，更不要互相攻擊，萬眾一心，用各種方式去為民主化作出貢獻，我們的願望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3月21日-3月26日)
(首刋於09年4月6日「縱覽中國」)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附錄：胡錦濤的眼淚 作者：黑白
從1949年到200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整整60年，僅僅一個甲子的時間，中國人卻宛如經歷了從秦始皇到滿清的兩千年歷史：
秦 前的戰國時代、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恰如1949前的戰火連綿；而“焚書坑儒”、“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清朝文字獄，則對應著中國50年代的“反右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殺人沒啥不同；秦、元、明的殘暴程度，基本與文化大革命不相上下；商鞅變法、熙寧變法、戊戌變 法，也都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六四鎮壓”一樣有過陣痛；漢唐盛世、康乾盛世，跟今天的“大國崛起”，恐怕也差別不大。
如果60年 共和國歷史就是這樣濃縮中國歷史的話，今天的中共，恰如末年的滿清，也在猶豫著自我改良，還是被人革命。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宣統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 書中曾回憶道，當年他6歲之際（辛亥革命之后），曾親眼目睹了攝政的隆裕太后（他的母親），與進宮報告革命形勢的總理內閣大臣袁世凱之間，相對而泣、淚流 滿面的情形。
隆裕太后的眼淚，會不會流淌在胡錦濤的臉上？
剛剛結束的中國人大會議上，除了傳誦一時溫家寶沿用的古詩 “莫道今年春將近，明年春色倍還人”，還有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所強調的“決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它引發了海內外政治評論人士的強烈批評。 其實中國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早已經是多年來的客觀事實，今年特別借吳邦國委員長之口特別予以強調，其實是有隱衷的：六四20周年之 際，海內外華人知識分子借助《零八憲章》，呼吁中國官方開展憲政改革。
這樣的民間壓力，100多年前的滿清皇廷也遭遇過，戊戌變法、百 日維新之后，光緒被囚、六君子就義，康梁出逃日本，繼續鼓吹變法。此段歷史，恰如89學運、六四鎮壓，總書記趙紫陽被囚，學生領袖、六四黑手逃亡美國，繼 續鼓吹民運。當年的梁啟超，作為君主立憲的改良派領袖，撰文無數，向國內傳播憲政改革、君主立憲的理念，加之國內立憲學派（如末代狀元張謇等人）的近十年 共同努力，更改官制、地方自治、設立各省咨議局，直至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出爐。
然而憲政追不上革命，尤其是在政治強人慈禧太后去死造成的權力真空局勢下，立憲的努力、政治的寬鬆與開明，反而促進了擦槍走火的革命。隆裕太后的眼淚，恐怕既是對丟失滿清兩百多年江山的心痛，也是對滿清裹足不前、延誤了君主立憲大好時機的遺憾。
保守者的敵人，不僅僅是改良者，還有革命者；當改良的道路受阻或延誤，革命的能量就會迅速集聚增強；一旦革命成長為魔鬼，遲到的改良反而會助推革命的顛覆。清末預備立憲，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演變成“辛亥革命”的。
革 命是所有政治轉型中，社會成本最昂貴、人民付出代價最慘烈的一種；因此游歷歐洲文明而深諳此道的梁啟超、在批評滿清皇廷、推動君主立憲的同時，也以筆為 劍，論戰孫文、黃興、章太炎等“共和派”革命黨人。1906 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開明專制論》一文，斷言君主立憲式的開明專制是滿清改革的一條較好的道路，為此，他提出了6條原因：
1、中國民智未開，不宜行共和；2、革命后很可能形成軍人專權；3、革命必然引起大亂，混戰不已，貽害無窮；4、孫中山所倡導的“土地國有論”不能實現；5、主權分立的議會政治會導致國家機構的分離；6、革命會導致流血，國無寧日。
此后，梁啟超綜合開明專制和政治革命的論點提出了“不能革命”、“不忍革命”、“不必革命”和“不可革命”等主張，認為革命定會導致專制、暴亂迭興、外國干涉、生靈涂炭，最終導致國家的滅亡。
這些百年前字字珠璣、真知灼見的文章，深刻的預言了辛亥革命之后，百年中國的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天下大亂，日俄干涉和中國淪陷（前后淪陷給日本、淪陷給共產），直到現在，這些文字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00年之后，繼承反帝反清革命道統的中國共產黨，成了當年滿清朝廷的難兄難弟：六四民主運動的血跡漸漸淡去，一群體恤民生、關注社會轉型成本的知 識分子，借助中國立憲百年和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紀念，向海內外發布了《零八憲章》，以期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和憲政改革，以立憲改良、而非革命的方 式，促使中國向民主憲政國家轉型。
然而，自《零八憲章》2008年12月份對外公布、憲章組織者劉曉波博士遭到中國官方羈押和軟禁之后，憲章運動就受到了中國官方的嚴密監視和巧妙打 壓，成為近年來觸痛中國官方最大的一件“公車上書”事件。 《零八憲章》不僅受到了民眾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開明群體的支持，黨內觀點的分歧，也正是吳邦國委員長在人大會議上強調“決不搞多黨輪流執 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深層次原因。
《零八憲章》的改良與立憲群體，也正如百年前梁啟超領導的改良與立憲群體那樣，腹背受敵，除了官方施壓以外，還在海外遭遇“改良，還是革命”的激烈論戰。......歷史正在重演著一百年前的一幕。
革命的魔鬼正在長大、尚未成型，立憲與改良的時機仍在眼前，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兩重選擇：是順應民意、開展立憲、國泰民安、中華崛起？還是助長革命的魔鬼，讓后世的史書，流淌著胡錦濤的眼淚？
——《縱覽中國》首發 —— 轉載請注明出處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rch 19, 2009
Thursday, April 2, 2009
東施效顰的「兩會」
「莊子．天運」說，古時候有個醜人東施見到美人西施生病皺眉頭的樣子很美，回家就模仿西施皺眉頭，誰知醜上加醜，把旁人都嚇跑了。「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這個典故用來形容今天中共的「兩會」最恰當不過了。眼見世界民主潮流汹湧，國內民主呼聲高漲，美國、台灣的總統大選給中國人民極深的印象和啟發，「零八憲章」呼籲多黨制議會民主，得到廣泛的響應，胡溫不得不一改毛澤東十年八年不開一次黨代會，一人說了算，更將早已是橡皮圖章的人代會政協會扔到一邊那難看的做法，把「兩會」從垃圾堆裏撿出來擦擦亮，一年一度數千人齊上陣演一場勞民傷財的鬧劇醜劇，企圖以假亂真，冒充人家的參眾兩院來欺騙百姓，誰知東施效顰，越演越醜。
首先，所謂「兩會代表」不知從何產生？十三億中國人何時委託他們「代表」自己了？正如李大同先生「“人民代表”代表誰？」裏說的：「我很納悶，這些人是怎麼成為我的"代表"了呢？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北京市民……每隔三年 我可以選一次區人大代表。通常到選舉前兩天，單位發選票的人發給你一張"選民証"，然后有一張紙，上面有三四個人的簡介，每人不超過二百字。看完之后，我除了知道某人是男是女、多大歲數、某黨派成員、在何單位任何職以外，其他一無所知，譬如此人有何政見？有無表達和活動能力？有何正面和負面的記錄等等？ 我更為關心的是，此人通過何種途徑、被誰提名成了不會落選的"候選人"？……此外，我從未聽說過北京市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更不知道全國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只知道如我一樣的公民，對這兩級人大代表沒有投票（選擇）權，屆時卻總是會有我從未聽說過的人 來"代表"我就是了。」這樣的「代表大會」合法性何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正在播出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採訪。她初次參選，就以原居民候選人身分跑遍了全台灣，到過所有的部落，見過成千上萬選民，和他們談過話，握過手，宣傳自己的政綱政見…….當選後全心全力為原居民代言謀福祉，兩者相比，真假民主一目了然。
正因為「兩會代表」完全黑箱作業，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人大代表中「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前兩年，河北省一個作家，認真統計了河北省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組成，結果讓人大吃一 驚，這些代表70%是中共黨員；70%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30%，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人大」早已成了「黨大」，或者「官大商大」。這樣的「代表大會」合理性何在？你能指望這些黨政官員自己來監督自己嗎？在西方民主國家，議員身份有嚴格限制，官員不能當議員是常識，因為二者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同理，議員也不能當官，若要當官必須辭去議會職務。商人、企業家更不要提了，他們有產業利益，所以既不能當政府官員，也不能當國會議員，否則在行政和立法上，怎能杜絕他們以權謀私？
就這樣一些欽點的「兩會代表」也沒少給主子丟臉，零六年全國政協大會，共388人缺席，缺席率達一成七。地方兩會更不成體統，海南省人大會議竟然有兩成缺席，令省委書記衛留成震怒，下令整頓會風。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下台後，被封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港區人大政協委員被視為紅頂港人，可是他們卻落足主子的面子，上周六(3月7日)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126名港區委員只有88人出席，缺席率達三成；而翌日舉行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更只有67人出席，缺席率高達四成四！這像是一個負責任的「議會」嗎？！
其次，這全國數千名「兩會代表」一年一度雲集北京，吃香喝辣，歌舞娛樂，花費鉅額民脂民膏，幹了點什麼有益的事情？看看他們所謂「生動活潑」的各種「雷人」提案吧：有委員提議定牡丹為國花，「向共和國六十華誕獻禮」，「牡丹代表富貴，象徵富國強民」，於是不甘後人者紛紛提出立國服、國劇、國樹、國鳥、國獸、國酒…..可以「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又有委員提議「以女性精神應對金融海嘯」，因為「一隻母雞到了女人手裏，會雞生蛋、蛋生雞……到了男人手裏就成了下酒菜」！有委員提「火車上禁止吃臭豆腐、羊肉串」議案、有委員提「雷鋒精神申報國際遺產」議案、有委員提「2036年西安申辦奧運紀念西安事變一百周年」議案、有委員提「改人民幣為中華元印千元大鈔統一中國刺激經濟」議案……總之，要多搞笑有多搞笑！官辦傳媒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大肆報道什麼「兩會花絮」，宣傳什麼「生動活潑、共商國是」，簡直是不要臉！這像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嚴肅的「議會」嗎？
香港「東方日報」批評說：「當前大陸經濟持續下滑、社會矛盾不斷上升，而這些代表和委員無視國難當頭、卻在那裏跨跨其談、競相提出一些無厘頭的“雷人提案”，粉飾太平。」英國廣播公司則批評大陸媒體有關兩會的報道，「要麼照本宣科官方講話、要麼熱衷八卦新聞，新聞商業化、政治娛樂化。」連稍有良知的國內傳媒都在驚呼：「不要浪費人民血汗、不要浪費議政資源！」廣大網民則對此冷嘲熱諷，稱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吃飽了撐的」、「特權階層和寄生蟲的定期聚會」、「台上沉睡、台下瞌睡」、「一班無聊的人在那裏議論一些永遠沒有結果的話題」、「重兵把守、帷幕拉開、鑼鼓齊鳴、大醜小醜、粉墨登場」，最雷人的是一首名叫「啥叫“兩會”？」的打油詩：
記者問：啥叫“兩會”？
農民代表答：會養豬、會交配。
工人代表答：會掙錢、會消費。
民工代表答：會討薪、會下跪。
保姆代表答：會做飯、會疊被。
退休代表答：會健身、會養胃。
小姐代表答：會上床、會收費。
藝人代表答：會炒作、會陪睡。
文人代表答：會抄襲、會拼對。
商人代表答：會賺錢、會逃稅。
官員代表答：會撒謊、會受賄。
這才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真實寫照。表面看會外一片旗海、會內一片掌聲，好不風光得意，其實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到了普通老百姓對所謂「神聖莊嚴的最高議政殿堂」都如此冷嘲熱諷恨之入骨的地步，這個政權離倒台還會遠嗎？墨子說：「國之將亡，必有七患」，其中「財政之患」說：「分配不公、鋪張浪費、窮盡民用」；「內政之患」說：「仕皆漁利，修法禁言，不問國是」；「國君之患」說：「閉門自大，標榜先進，坐以待斃」；「政權之患」說：「民無食用，國無賢能，賞罰失威」……有網友在下批道：「中共一條不落」(每一條都切合中共)，可見民心。近來網上流傳著一段：「胡溫不可不看的錄像」，來自於當年羅馬尼亞人民拍攝的實況錄像「齊奧塞斯庫的垮台——羅馬尼亞七日革命」，1989年12月21日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還慷慨激昂地在黨中央大褸陽台向廣場上十萬群眾發表演說，四天後就被憤怒的人民群眾拉下台並丟了性命，實在是「胡溫不可不看」。據說中共八老看了以後有人說：「這就是不堅決鎮壓反革命的結果」，鄧小平搖頭說：「不，這是不為人民辦事的結果。」胡溫若是聰明的話，就應該記住鄧小平的說話，記住齊奧塞斯庫的教訓，別讓眼下的掌聲鮮花迷惑了。是時候改弦更張，做中國的戈巴卓夫了，如李銳等九十老人所期望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否則就只有做齊奧塞斯庫了。
(寫於09年3月12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4月號「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首先，所謂「兩會代表」不知從何產生？十三億中國人何時委託他們「代表」自己了？正如李大同先生「“人民代表”代表誰？」裏說的：「我很納悶，這些人是怎麼成為我的"代表"了呢？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北京市民……每隔三年 我可以選一次區人大代表。通常到選舉前兩天，單位發選票的人發給你一張"選民証"，然后有一張紙，上面有三四個人的簡介，每人不超過二百字。看完之后，我除了知道某人是男是女、多大歲數、某黨派成員、在何單位任何職以外，其他一無所知，譬如此人有何政見？有無表達和活動能力？有何正面和負面的記錄等等？ 我更為關心的是，此人通過何種途徑、被誰提名成了不會落選的"候選人"？……此外，我從未聽說過北京市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更不知道全國人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只知道如我一樣的公民，對這兩級人大代表沒有投票（選擇）權，屆時卻總是會有我從未聽說過的人 來"代表"我就是了。」這樣的「代表大會」合法性何在？「兩會」召開期間，中共在香港的喉舌「鳳凰台」正在播出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採訪。她初次參選，就以原居民候選人身分跑遍了全台灣，到過所有的部落，見過成千上萬選民，和他們談過話，握過手，宣傳自己的政綱政見…….當選後全心全力為原居民代言謀福祉，兩者相比，真假民主一目了然。
正因為「兩會代表」完全黑箱作業，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統計，全國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來自行政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人大代表中「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前兩年，河北省一個作家，認真統計了河北省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組成，結果讓人大吃一 驚，這些代表70%是中共黨員；70%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30%，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人大」早已成了「黨大」，或者「官大商大」。這樣的「代表大會」合理性何在？你能指望這些黨政官員自己來監督自己嗎？在西方民主國家，議員身份有嚴格限制，官員不能當議員是常識，因為二者之間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同理，議員也不能當官，若要當官必須辭去議會職務。商人、企業家更不要提了，他們有產業利益，所以既不能當政府官員，也不能當國會議員，否則在行政和立法上，怎能杜絕他們以權謀私？
就這樣一些欽點的「兩會代表」也沒少給主子丟臉，零六年全國政協大會，共388人缺席，缺席率達一成七。地方兩會更不成體統，海南省人大會議竟然有兩成缺席，令省委書記衛留成震怒，下令整頓會風。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下台後，被封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港區人大政協委員被視為紅頂港人，可是他們卻落足主子的面子，上周六(3月7日)舉行的全國政協第二次全體會議，126名港區委員只有88人出席，缺席率達三成；而翌日舉行的第三次全體會議，更只有67人出席，缺席率高達四成四！這像是一個負責任的「議會」嗎？！
其次，這全國數千名「兩會代表」一年一度雲集北京，吃香喝辣，歌舞娛樂，花費鉅額民脂民膏，幹了點什麼有益的事情？看看他們所謂「生動活潑」的各種「雷人」提案吧：有委員提議定牡丹為國花，「向共和國六十華誕獻禮」，「牡丹代表富貴，象徵富國強民」，於是不甘後人者紛紛提出立國服、國劇、國樹、國鳥、國獸、國酒…..可以「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又有委員提議「以女性精神應對金融海嘯」，因為「一隻母雞到了女人手裏，會雞生蛋、蛋生雞……到了男人手裏就成了下酒菜」！有委員提「火車上禁止吃臭豆腐、羊肉串」議案、有委員提「雷鋒精神申報國際遺產」議案、有委員提「2036年西安申辦奧運紀念西安事變一百周年」議案、有委員提「改人民幣為中華元印千元大鈔統一中國刺激經濟」議案……總之，要多搞笑有多搞笑！官辦傳媒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大肆報道什麼「兩會花絮」，宣傳什麼「生動活潑、共商國是」，簡直是不要臉！這像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嚴肅的「議會」嗎？
香港「東方日報」批評說：「當前大陸經濟持續下滑、社會矛盾不斷上升，而這些代表和委員無視國難當頭、卻在那裏跨跨其談、競相提出一些無厘頭的“雷人提案”，粉飾太平。」英國廣播公司則批評大陸媒體有關兩會的報道，「要麼照本宣科官方講話、要麼熱衷八卦新聞，新聞商業化、政治娛樂化。」連稍有良知的國內傳媒都在驚呼：「不要浪費人民血汗、不要浪費議政資源！」廣大網民則對此冷嘲熱諷，稱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吃飽了撐的」、「特權階層和寄生蟲的定期聚會」、「台上沉睡、台下瞌睡」、「一班無聊的人在那裏議論一些永遠沒有結果的話題」、「重兵把守、帷幕拉開、鑼鼓齊鳴、大醜小醜、粉墨登場」，最雷人的是一首名叫「啥叫“兩會”？」的打油詩：
記者問：啥叫“兩會”？
農民代表答：會養豬、會交配。
工人代表答：會掙錢、會消費。
民工代表答：會討薪、會下跪。
保姆代表答：會做飯、會疊被。
退休代表答：會健身、會養胃。
小姐代表答：會上床、會收費。
藝人代表答：會炒作、會陪睡。
文人代表答：會抄襲、會拼對。
商人代表答：會賺錢、會逃稅。
官員代表答：會撒謊、會受賄。
這才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真實寫照。表面看會外一片旗海、會內一片掌聲，好不風光得意，其實不過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到了普通老百姓對所謂「神聖莊嚴的最高議政殿堂」都如此冷嘲熱諷恨之入骨的地步，這個政權離倒台還會遠嗎？墨子說：「國之將亡，必有七患」，其中「財政之患」說：「分配不公、鋪張浪費、窮盡民用」；「內政之患」說：「仕皆漁利，修法禁言，不問國是」；「國君之患」說：「閉門自大，標榜先進，坐以待斃」；「政權之患」說：「民無食用，國無賢能，賞罰失威」……有網友在下批道：「中共一條不落」(每一條都切合中共)，可見民心。近來網上流傳著一段：「胡溫不可不看的錄像」，來自於當年羅馬尼亞人民拍攝的實況錄像「齊奧塞斯庫的垮台——羅馬尼亞七日革命」，1989年12月21日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還慷慨激昂地在黨中央大褸陽台向廣場上十萬群眾發表演說，四天後就被憤怒的人民群眾拉下台並丟了性命，實在是「胡溫不可不看」。據說中共八老看了以後有人說：「這就是不堅決鎮壓反革命的結果」，鄧小平搖頭說：「不，這是不為人民辦事的結果。」胡溫若是聰明的話，就應該記住鄧小平的說話，記住齊奧塞斯庫的教訓，別讓眼下的掌聲鮮花迷惑了。是時候改弦更張，做中國的戈巴卓夫了，如李銳等九十老人所期望的「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否則就只有做齊奧塞斯庫了。
(寫於0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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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4月號「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March 10, 2009
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
前幾天拜讀了余傑先生及其好友徐晉如聯袂發表的大作「民權乃公理，憲法實良圖」和「康聖人碰見章瘋子」，余先生在文內說「建議有更多的零八憲章簽署者公開撰文，在憲章已有的框架之內外，作進一步的深化及發揮。」又說「我那篇文章中所標舉的康有為，乃是在此段時期之內……而非民國之後……的康有為，我的文章寫得很清楚，可惜的是，有些商榷者根本沒有仔細閱讀便展開了批評。」筆者曾經寫過文章批評余先生「劉波(零八憲章)的道路就是康梁的道路」，余先生這一篇新作仍然堅持說「零八憲章……與當年康有為……不謀而合」，「保守主義、改良主義……，當零八憲章被扣上類似的帽子的時候，我們要引以為自豪。」所以不是批評者沒有看清楚余先生的文章，而是余先生堅持自己的看法。筆者與余先生素不相識，之所以斗膽發表不同意見，完全從愛護中國民主化運動出發。在此願意和余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深入討論：一，何謂康有為的道路？今天它是否仍然值得我們效仿？二，零八憲章是否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因為筆者認為民主化對中國非常必要，而如何實現民主化以及實現何種民主化更重要。
一，變革的目的和手段
筆者在貴刋「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上發表過若干文章(以下引文不一一列出標題——筆者註)，批評過有些民運人士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認為目的和手段是分不開的，引用過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的話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還舉例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的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和余傑先生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只強調了為達到正確目的，必須使用正確手段；而完全忽略了使用正確手段，必須為了正確的目的。所以才一再推崇「康有為的道路」。筆者認為目的和手段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康有為提倡改良主義不錯，但是他的保皇目的錯了，不值得我們今天仍去效仿。
歷史考證清楚表明了康梁「公車上書」的主要目的是救亡圖存，主要內容是：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全都是為「保大清江山」。其後六次上書，提出變法綱領，其核心內容：一，「開制度局於宮中，……重新商訂制度」；二，「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按照康有為的設想，「制度局」負責設計新政，供皇帝決定；「待詔所」負責收集民意，供皇帝參考。兩者都僅是諮詢機構，而非權力機構。戊戌變法前，康有為不斷將自己的著作如「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贈給光緒，鼓動他「乾綱獨斷」。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回顧變法過程說，康有為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理由是「國人陋習未改，民智未開，驟然給予權力，天下必亂。」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裏面說「以君權雷厲風行」，中國「民智未開，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議政，適增其阻撓而已。今府州縣開之，以奉宣德意，通達下情則可。」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更加反對民主共和，策動勤王，張勛復闢，力主光緒復位、滿清復生，既然余先生說他推崇的不是變法以後的康有為，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史料證明，余先生所推崇的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是集權制的君主立憲，康有為說「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強調君主集權。另有人持余先生相同的觀點，批評筆者在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裏說的「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認為君主立憲也可以實現民主政制，並舉英國日本等國家為例。這位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筆者曾經在拙文「康梁的道路走不得，胡適的道路走不通」裏說過：「戊戌政變失敗後，國內外形勢繼續惡化，頑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維新變法，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不過，清廷的“政改”實質上並不像日本英國德國那麼徹底，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等，大權獨攬。中國的“君主立憲”是“實君立憲”，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虛君立憲”」。
筆者之所以反對余先生提倡「康有為的道路」，是因為當今現實中有些人，假民主真保皇，提出種種保留共產黨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改革方案」：比如趙紫陽時代，有人提出「新威權主義」，「開明專制」，主張效法新加坡，經濟開放、政治獨裁，甚得趙紫陽歡心。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黨內民主論」(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具體建議有：「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現全國人大改稱參議院、將現全國政協改稱眾議院，二十年內除共產黨外，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活動，以換取言論自由」、「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等等。他們無不異口同聲地說這是為了避免革命、避免流血，唯一可行的民主化道路，但結果都是保留共產黨的政治特權，和余傑先生提倡的「康有為的道路」，目標是保留皇帝政治特權一樣，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民為之奮鬥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目標？為此，筆者冒著得罪人的風險，著文一一批駁說：「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見拙文「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二，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
關於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說過「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百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况且，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所以，其實和余傑先生提倡改良主義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獨尊改良主義，反對和排斥其他任何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行為，敵視法輪功、楊佳……；而筆者認為當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革命甚至局部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我們不應該一律加以排斥和反對。
筆者還說過：「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他們之間很難絕對明確的界定。比如說，辛亥革命起源於革命黨人十數次分布各地的起義，終於匯集成武昌首義，然後各省呼應紛紛宣布獨立，迫使滿清皇帝宣佈「遜位」，這算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又比如，台灣經過二三十年黨外抗爭，蔣經國認清了民主潮流，開放黨禁報禁，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位上開放普選，這算是改良主義還是顏色革命？……。既然這樣，就不應該也沒有必要獨尊一味，反對其他。歷史人物也是如此，很難絕對地劃分派別，因為有些人的主張本來就比較折衷，而且人的思想和認識行動都在不斷地改變。比如說康梁維新派裏，譚嗣同、林旭主張開議院、行憲法。康有為則反對說：「於時，復生等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譚嗣同反對君主專制思想，在「仁學」解釋孔子學說：「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世初本無君臣，皆民，由統治，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他所說的已經不是君主制的世襲君主，而是共和制的民選總統了。如果說，要在清末維新派裏挑出一個既主張改良主義手段，又有民主共和目標的人物作今人的榜樣，余傑何不選譚嗣同而選康有為呢？而且還要將康有為分成某某時段的康有為，可見余先生也明明知道康有許多為人詬病之處，其實康的保皇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余先生這篇大作不免予人硬撐強辯的感覺。
余先生和徐先生大作推崇康有為說，中國之所以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民主，過去的一世紀中華大地腥風血雨災難重重，是因為當年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不幸走上法俄革命的歧途。如果當年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變成了君主立憲國家，就會和平演變成民主共和國，就可以避免了兩次國共內戰、避免了日本乘虛而入、避免了中共六十年禍國殃民的專制統治……。但請注意，這僅僅是假設，眾所公認，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因為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如此發生。如果滿清君主立憲以後死抱權力不放，武力鎮壓一切民主訴求呢？那不就反證了「康有為的道路」錯了嗎？所以筆者認為判斷一種政治選擇是否正確？只能根據當時的情況，看這種政治主張是否有利於導至民主自由。而當年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不過是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共和，和大多數人的民主訴求不相符，因而遭到大多數人的摒棄就不奇怪了。
須知社會的發展從不以少數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它取決於客觀形勢和大多數人的共同意願。即使事後證明「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無奈當時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沒有接受具前瞻性的意見，歷史還是只有沿著多數人的道路走，所以有時不免走了些彎路。毛澤東共產黨當年的暴力革命就是如此，無疑胡適先生和平理性的改良主義道路最理想，國民黨蔣介石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主張。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保留三民主義基本原則，建民治民享民有民主共和國。無奈中共在軍隊編制問題、政府名額問題、解放區等問題上提出許多不合理不民主的要求，蓄意發動內戰奪權而流產。中共這場導至其後毀滅數千萬人生命、破壞無數資源財產、停滯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暴力革命，光是毛澤東一個人能搞得起來嗎？就算加上他們幾十萬幾百萬黨員就能搞得起來嗎？中共將領陳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數十萬老百姓的獨輪車推出來的。其後毛澤東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若不是有一大批應聲蟲、糊塗蟲、政治投機分子、落井下石的小人、喝飽狼奶的紅衛兵......一呼百應，搞得起來嗎？所以，不能不承認，是當年千百萬人民群眾包括知識階層都缺乏清醒的頭腦，上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當，共同造成了這一場場長達一個世紀的民族大災難。今天的情況同樣如此，中國民主化是全體中國人的事業，而不是個別人物的專利。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形勢這麼複雜，各階層各政黨各團體各民族必然有不同的想法，中國民主化必然有很多條道路，但將來形勢的發展仍然取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向。所謂「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唯一一能做到而且應該努力做到的就是大眾啟蒙，向人民大眾宣傳和平改良，反對流血暴力，影響盡可能多的人，包括執政黨內的開明人士，希望能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走上和平理性民主改良道路。但同時不應敵視和排斥其他觀點其他道路，張耀傑先生說得對：「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只要是為了促進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都應該鼎力支持。
三，「零八憲章」是否保守主義，改良主義？
余文說：「我為什麼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的呢？首先，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其次，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
筆者不敢苟同。本人身在海外但無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對「零八憲章」知悉較遲，然一旦在網上看見了就詳細閱讀全文，並在第三批簽了名。正如眾多評論所說，零八憲章和平理性，所說的都是眾所週知的普世價值，沒有號召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但並不因此就可以說零八憲章是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更不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說過「若是如此，相信零八憲章不會得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如此廣泛的支持。」
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不等於說「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只需具有普通邏輯的常識，都知道沒有提到的不等於反對。老實說，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宣稱只可顏色革命，不可暴力革命，以全體中國人當然領導者和救世主自居，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不會簽名。因為我覺得我們抱著良好的期望，希望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民主化目標，但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忍無可忍爆發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應該站在對立面去反對、去排斥，否則就等於和獨裁專制站在一起反對民主共和。况且，歷史表明首先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而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大眾，五四運動、四五天安門、六四慘案……..哪一樁不是統治者首先使用暴力？面對血腥屠殺，我們怎能忍心在法理上道義上剝奪人民群眾自衛的權利？人民保留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民主的權力，有利無弊，衹會增加對統治者的壓力，讓他們不可小覷人民的力量，不敢再輕易舉起屠刀。
零八憲章沒有也沒有必要明確提到推翻共產黨政權，但不等於說是「保守主義」，零八憲章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至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在法理上道義上打倒了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打倒了共產黨，已經足夠了。
零八憲章提出的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和憲政六條基本理念和十九條基本主張，不但完全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而是很多是共產黨六十很多年前講過的，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也寫著的，只不過共產黨言而無信而已，正如憲章所說「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無憲政」。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所有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義國家」、「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怎麼能說他是「保守主義」呢？坦率地說，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筆者上面引述的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或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也不會簽名。
四，民主化道路的多元性，呼喚團結包容
當下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越積越多，人民大眾的民主呼聲越來越大，在國際金融風暴的吹襲下，O九年很可能是中共的多事之秋，連中共黨魁胡錦濤都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執政地位不是必然的，今天執政不等於明天執政、永遠執政。」中國實現民主化是遲早的事。但是，民主化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需要各政黨各團體各階層各民族團結包容，也需要與國內外環境協調發展。筆者說過：「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但是，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發表後，有人批評說筆者列舉種種中國民主化可能的道路，將來中國政治形勢可能發生的演變，等於足球評述員說「球是圓的」，說了等於沒說。筆者不這樣認為，因為民主化有多條道路，它是多元的而不會是單一的；客觀形勢本身就千變萬化，它的發展有多種可能，本身就是客觀事實。我們誰都不是救世主，怎能規定人民大眾衹可以選擇其中一條道路？我們都不是神仙，怎能預測將來要發生的事情？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2月25日-3月1日，修改於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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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3月10日「民主中國」)
一，變革的目的和手段
筆者在貴刋「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上發表過若干文章(以下引文不一一列出標題——筆者註)，批評過有些民運人士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認為目的和手段是分不開的，引用過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的話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還舉例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的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和余傑先生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只強調了為達到正確目的，必須使用正確手段；而完全忽略了使用正確手段，必須為了正確的目的。所以才一再推崇「康有為的道路」。筆者認為目的和手段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康有為提倡改良主義不錯，但是他的保皇目的錯了，不值得我們今天仍去效仿。
歷史考證清楚表明了康梁「公車上書」的主要目的是救亡圖存，主要內容是：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全都是為「保大清江山」。其後六次上書，提出變法綱領，其核心內容：一，「開制度局於宮中，……重新商訂制度」；二，「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按照康有為的設想，「制度局」負責設計新政，供皇帝決定；「待詔所」負責收集民意，供皇帝參考。兩者都僅是諮詢機構，而非權力機構。戊戌變法前，康有為不斷將自己的著作如「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贈給光緒，鼓動他「乾綱獨斷」。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回顧變法過程說，康有為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理由是「國人陋習未改，民智未開，驟然給予權力，天下必亂。」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裏面說「以君權雷厲風行」，中國「民智未開，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議政，適增其阻撓而已。今府州縣開之，以奉宣德意，通達下情則可。」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更加反對民主共和，策動勤王，張勛復闢，力主光緒復位、滿清復生，既然余先生說他推崇的不是變法以後的康有為，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史料證明，余先生所推崇的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是集權制的君主立憲，康有為說「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強調君主集權。另有人持余先生相同的觀點，批評筆者在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裏說的「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認為君主立憲也可以實現民主政制，並舉英國日本等國家為例。這位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筆者曾經在拙文「康梁的道路走不得，胡適的道路走不通」裏說過：「戊戌政變失敗後，國內外形勢繼續惡化，頑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維新變法，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不過，清廷的“政改”實質上並不像日本英國德國那麼徹底，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等，大權獨攬。中國的“君主立憲”是“實君立憲”，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虛君立憲”」。
筆者之所以反對余先生提倡「康有為的道路」，是因為當今現實中有些人，假民主真保皇，提出種種保留共產黨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改革方案」：比如趙紫陽時代，有人提出「新威權主義」，「開明專制」，主張效法新加坡，經濟開放、政治獨裁，甚得趙紫陽歡心。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黨內民主論」(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具體建議有：「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現全國人大改稱參議院、將現全國政協改稱眾議院，二十年內除共產黨外，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活動，以換取言論自由」、「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等等。他們無不異口同聲地說這是為了避免革命、避免流血，唯一可行的民主化道路，但結果都是保留共產黨的政治特權，和余傑先生提倡的「康有為的道路」，目標是保留皇帝政治特權一樣，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民為之奮鬥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目標？為此，筆者冒著得罪人的風險，著文一一批駁說：「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見拙文「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二，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
關於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說過「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百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况且，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所以，其實和余傑先生提倡改良主義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獨尊改良主義，反對和排斥其他任何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行為，敵視法輪功、楊佳……；而筆者認為當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革命甚至局部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我們不應該一律加以排斥和反對。
筆者還說過：「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他們之間很難絕對明確的界定。比如說，辛亥革命起源於革命黨人十數次分布各地的起義，終於匯集成武昌首義，然後各省呼應紛紛宣布獨立，迫使滿清皇帝宣佈「遜位」，這算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又比如，台灣經過二三十年黨外抗爭，蔣經國認清了民主潮流，開放黨禁報禁，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位上開放普選，這算是改良主義還是顏色革命？……。既然這樣，就不應該也沒有必要獨尊一味，反對其他。歷史人物也是如此，很難絕對地劃分派別，因為有些人的主張本來就比較折衷，而且人的思想和認識行動都在不斷地改變。比如說康梁維新派裏，譚嗣同、林旭主張開議院、行憲法。康有為則反對說：「於時，復生等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譚嗣同反對君主專制思想，在「仁學」解釋孔子學說：「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世初本無君臣，皆民，由統治，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他所說的已經不是君主制的世襲君主，而是共和制的民選總統了。如果說，要在清末維新派裏挑出一個既主張改良主義手段，又有民主共和目標的人物作今人的榜樣，余傑何不選譚嗣同而選康有為呢？而且還要將康有為分成某某時段的康有為，可見余先生也明明知道康有許多為人詬病之處，其實康的保皇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余先生這篇大作不免予人硬撐強辯的感覺。
余先生和徐先生大作推崇康有為說，中國之所以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民主，過去的一世紀中華大地腥風血雨災難重重，是因為當年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不幸走上法俄革命的歧途。如果當年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變成了君主立憲國家，就會和平演變成民主共和國，就可以避免了兩次國共內戰、避免了日本乘虛而入、避免了中共六十年禍國殃民的專制統治……。但請注意，這僅僅是假設，眾所公認，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因為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如此發生。如果滿清君主立憲以後死抱權力不放，武力鎮壓一切民主訴求呢？那不就反證了「康有為的道路」錯了嗎？所以筆者認為判斷一種政治選擇是否正確？只能根據當時的情況，看這種政治主張是否有利於導至民主自由。而當年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不過是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共和，和大多數人的民主訴求不相符，因而遭到大多數人的摒棄就不奇怪了。
須知社會的發展從不以少數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它取決於客觀形勢和大多數人的共同意願。即使事後證明「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無奈當時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沒有接受具前瞻性的意見，歷史還是只有沿著多數人的道路走，所以有時不免走了些彎路。毛澤東共產黨當年的暴力革命就是如此，無疑胡適先生和平理性的改良主義道路最理想，國民黨蔣介石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主張。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保留三民主義基本原則，建民治民享民有民主共和國。無奈中共在軍隊編制問題、政府名額問題、解放區等問題上提出許多不合理不民主的要求，蓄意發動內戰奪權而流產。中共這場導至其後毀滅數千萬人生命、破壞無數資源財產、停滯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暴力革命，光是毛澤東一個人能搞得起來嗎？就算加上他們幾十萬幾百萬黨員就能搞得起來嗎？中共將領陳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數十萬老百姓的獨輪車推出來的。其後毛澤東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若不是有一大批應聲蟲、糊塗蟲、政治投機分子、落井下石的小人、喝飽狼奶的紅衛兵......一呼百應，搞得起來嗎？所以，不能不承認，是當年千百萬人民群眾包括知識階層都缺乏清醒的頭腦，上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當，共同造成了這一場場長達一個世紀的民族大災難。今天的情況同樣如此，中國民主化是全體中國人的事業，而不是個別人物的專利。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形勢這麼複雜，各階層各政黨各團體各民族必然有不同的想法，中國民主化必然有很多條道路，但將來形勢的發展仍然取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向。所謂「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唯一一能做到而且應該努力做到的就是大眾啟蒙，向人民大眾宣傳和平改良，反對流血暴力，影響盡可能多的人，包括執政黨內的開明人士，希望能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走上和平理性民主改良道路。但同時不應敵視和排斥其他觀點其他道路，張耀傑先生說得對：「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只要是為了促進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都應該鼎力支持。
三，「零八憲章」是否保守主義，改良主義？
余文說：「我為什麼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的呢？首先，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其次，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
筆者不敢苟同。本人身在海外但無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對「零八憲章」知悉較遲，然一旦在網上看見了就詳細閱讀全文，並在第三批簽了名。正如眾多評論所說，零八憲章和平理性，所說的都是眾所週知的普世價值，沒有號召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但並不因此就可以說零八憲章是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更不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說過「若是如此，相信零八憲章不會得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如此廣泛的支持。」
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不等於說「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只需具有普通邏輯的常識，都知道沒有提到的不等於反對。老實說，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宣稱只可顏色革命，不可暴力革命，以全體中國人當然領導者和救世主自居，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不會簽名。因為我覺得我們抱著良好的期望，希望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民主化目標，但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忍無可忍爆發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應該站在對立面去反對、去排斥，否則就等於和獨裁專制站在一起反對民主共和。况且，歷史表明首先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而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大眾，五四運動、四五天安門、六四慘案……..哪一樁不是統治者首先使用暴力？面對血腥屠殺，我們怎能忍心在法理上道義上剝奪人民群眾自衛的權利？人民保留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民主的權力，有利無弊，衹會增加對統治者的壓力，讓他們不可小覷人民的力量，不敢再輕易舉起屠刀。
零八憲章沒有也沒有必要明確提到推翻共產黨政權，但不等於說是「保守主義」，零八憲章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至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在法理上道義上打倒了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打倒了共產黨，已經足夠了。
零八憲章提出的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和憲政六條基本理念和十九條基本主張，不但完全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而是很多是共產黨六十很多年前講過的，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也寫著的，只不過共產黨言而無信而已，正如憲章所說「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無憲政」。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所有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義國家」、「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怎麼能說他是「保守主義」呢？坦率地說，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筆者上面引述的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或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也不會簽名。
四，民主化道路的多元性，呼喚團結包容
當下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越積越多，人民大眾的民主呼聲越來越大，在國際金融風暴的吹襲下，O九年很可能是中共的多事之秋，連中共黨魁胡錦濤都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執政地位不是必然的，今天執政不等於明天執政、永遠執政。」中國實現民主化是遲早的事。但是，民主化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需要各政黨各團體各階層各民族團結包容，也需要與國內外環境協調發展。筆者說過：「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但是，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發表後，有人批評說筆者列舉種種中國民主化可能的道路，將來中國政治形勢可能發生的演變，等於足球評述員說「球是圓的」，說了等於沒說。筆者不這樣認為，因為民主化有多條道路，它是多元的而不會是單一的；客觀形勢本身就千變萬化，它的發展有多種可能，本身就是客觀事實。我們誰都不是救世主，怎能規定人民大眾衹可以選擇其中一條道路？我們都不是神仙，怎能預測將來要發生的事情？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2月25日-3月1日，修改於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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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3月10日「民主中國」)
Sunday, March 1, 2009
王儲如此素質，國家有何指望？
據海外傳媒報道：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當地華僑說：「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他還指出，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看了這段報道，吃驚不小，第一個感覺就是中共高層如此低能，國家還有何指望？習近平短短的一段話中，至少有下列三個錯誤，祇是他喝狼奶長大，自己朦然不覺而已：
一，習近平說「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任何國家解決自己國民的吃飯問題(其實應該包括全體國民衣食住行所有生活基本需求)不是份內的事，應盡的責任嗎？怎麼反而成了「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難道這是中國政府為「全人類」額外做的天大好事？需要「全人類」衷心感謝？習近平這樣說，豈不是等於說中國政府本來就沒有責任養活自己的國民，養活十三億中國人是其他國家，或者「全人類」的責任？怪不得毛澤東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就像是死了一群螞蟻。如果有一家父母說：「我養活了我的兒女，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別人會怎樣看這家父母？
二，以「吃飽了沒事干」這句土得掉了渣的中國特色語言，形容批評中國的外國人，簡直是自取其辱。
首先，在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人用這樣不禮貌的語言形容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並不存在「吃飽了沒事干」的人。即使是首富比爾．盖玆，也終年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親力親為，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華人首富李嘉誠，七十多歲了，仍然為他的商業王國把握方向，勞心勞力，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當然，在民主國家裏，政府對低收入家庭實施經濟援助，有人領取救濟金、糧食券，但不等於說他們就可以「吃飽了沒事干」。政府衹保障你的基本生活所需，但人不是豬，光吃飽從滿足了，人還需要其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尤其是西方人，絕對不是中共所說的「吃飽飯就是最大的人權」。即使是領取救濟金的家庭，他們也同樣出外工作。香港報載有一個單親母親，打幾份工，晚上露宿街頭為了趕第二天早上上班，寧願憑自己的辛勤勞動，也不領救濟金，也不「吃飽了沒事干」。
其次，西方人士之所以不斷地對中國的人權提出批評意見，是基於他們普世關懷的價值觀，出於他們所信奉的「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的理念。他們自己享有民主自由，推己及人，熱切地希望全人類都和他們一樣享有民主自由，而不是習近平所想像的「吃飽了沒事干」。習這樣說，是因為他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完全不了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正如他在香港要求立法司法行政「互相配合，一致行動」一樣出乖露醜，被人恥笑，因為他根本不懂「三權分立，互相制約」。在美國發生過多起華人家長用中國傳統的「嚴父出孝子」的教育方法，打罵子女，或者為了生計不得已將幼年子女獨留在家，被西方人鄰居告上法庭的事情，在習近平之類的華人看來就是「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意即多管閒事)」，在西方人看來是在維護一種社會道德和文明的普世價值，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看來習近平對此一無所知。
更何況據中共自己說，迄今為止中國已簽署了二十五個國際人權公約，而所有的人權公約均規定簽署國有權互相監督各國的人權狀況，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提出批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習近平說的「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簡直視國際條約為無物，完全缺乏國際知識。隨著現代通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越來越模糊，世界越發變成一個大家庭，連習近平自己也說克服經濟困難「當然也離不開國際環境。」那麼，中共政府為什麼如此害怕別人的批評呢？
三，習近平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句話更加荒謬，不妨從兩方面去理解。
首先，習說中國「不輸出革命」，等於向全世界公開地承認毛澤東輸出革命的根本錯誤。想當年毛澤東寧可勒緊褲頭也要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結果不但餓死數千萬自己的同胞，還搞得朝鮮越南柬埔寨印尼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戰爭不斷，數千萬人頭落地。現在他們的後代習近平能夠這樣說，起碼是一個小小的進步，總比死不認錯好一些。不過，共產黨也是本性難移，當全世界都在關注蘇丹軍政府達富爾種族屠殺時，中共卻違反聯合國禁令，偷偷地向獨裁者提供武器和訓練，被人人臧并獲，這算不算「輸出革命」？
其次，習說中國「不輸出饑餓和貧困」，既是事實又是笑話。三年大饑荒毛澤東眼看著舉國上下餓孚遍野，也不肯打開國門，讓有海外關係或外國願意接受的饑民出境，把數千萬人活活地餓死在國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確實沒有「輸出饑餓和貧困」。可是，造成一個國家「饑餓和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天大的罪過，僅僅因為「沒有輸出」就值得驕傲炫耀嗎？況且「饑餓和貧困」怎麼輸出呢？難道好像鄧小平所說的：你們西方批評我們沒有人權和自由，一旦我給中國人人權自由了，幾億人擁去你們西方國家，看你們受不受得了？(大意如此)，簡直是痞子理論！但是從另一意義上看，凡是毛主義殃及的地方，過去的朝鮮越南柬埔寨古巴剛果，現在的蘇丹索馬里，無不內戰頻頻，無不貧窮落後，這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客登陸歐美，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
最後，習說「中國不去折騰你們」，簡直是天大的笑話！自從木吶的胡錦濤口出名言「不折騰」後，「折騰」二字成了全世界議論的中心，也成了海外華人輿論新的取笑對象。胡習這樣說，也等於向全世界承認他們的前輩父輩幾十年來對中國人民「折騰」夠了，現在想痛改前非，這是好事。可是，習近平這樣說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經過大腦，問一下自己，貴黨靠武力坐上了金鑾殿，靠武力折騰自己的老百姓，人民敢怒不敢言，但你還能折騰到外國去嗎？對自己沒有權利去做的事情，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卻誇口說我沒有去做，這不是笑話嗎？！就等於有人說：我打爛了自己家裏的東西，沒有到你家裏打爛你的東西，你應該感謝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况且，中共政府不但毒害自己的國民，還向海外輸出三聚氰胺毒奶粉、含鉛玩具、毒牙膏、毒食品……，這算不算「輸出折騰」？
眾所周知，民主國家經過全民普選，能上台執政的一般都是最優秀的人才；相反，獨裁專制國家的領導人，沒有經過人民授權，更沒有經過人民的選擇，是好是壞，就只有聽天由命了。正如胡適先生所說的：「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見過世界的人，我們也許可以跟他走上平陽大道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是瞎子……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見「我們走哪條路？」)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專制統治之下，獨裁者沒有任何制約，一念之差往往就決定了千百萬人生死；如果一意孤行，就會給國家民族帶來長久的災難。
毛澤東正是一個這樣的瞎子，他上位前發動武裝叛亂，消極抗日，發動內戰已經令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上位二十七年，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又使到數千萬同胞慘死其下。之所以一個人能夠長久地對全體國民操生殺大權，一個大國的命運系於一個又一個垂死老人的身上(毛鄧)，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難辭其咎。如今中共領導已經傳到了胡溫第四代，包括預先指定的第五代接班人習李，比起毛周那一輩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邊緣知識分子，總算是受過大學教育了，可惜都是一些中共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喝了太多的狼奶，即使當了領導人，偶爾地去外國踏踏紅地氈，走馬觀花，沒有像胡適、李登輝、馬英九那樣真正在國外生活過學習過，對民主憲政一知半解，像習近平這樣大放厥詞，或者像溫家寶被人擲鞋卻以莫名其妙的黨八股應對，洋洋自得卻成笑柄而不自知。由這樣素質的人來領導一個大國，有何指望？老實說，依筆者個人觀感，雖然歷史車輪向前走了一百年，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中國的政制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論治國方略、執政成績，中共還比不上國民黨，毛鄧比不上蔣氏父子、江胡比不上李登輝馬英九，甚至比不上滿清慈禧和光緒；論禍國殃民，則遠過之。因為中共的整體素質無論個人出身、教育水準、國際視野和執政能力都不如前兩者，滿清國民黨還懂得尊重民意，共產黨視民意為無物。一個自己也承認「在和平時期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政黨，早就應該下台了！
(寫於09年2月14日，修改於2月16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於09年3月「爭鳴」雜誌，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看了這段報道，吃驚不小，第一個感覺就是中共高層如此低能，國家還有何指望？習近平短短的一段話中，至少有下列三個錯誤，祇是他喝狼奶長大，自己朦然不覺而已：
一，習近平說「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任何國家解決自己國民的吃飯問題(其實應該包括全體國民衣食住行所有生活基本需求)不是份內的事，應盡的責任嗎？怎麼反而成了「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難道這是中國政府為「全人類」額外做的天大好事？需要「全人類」衷心感謝？習近平這樣說，豈不是等於說中國政府本來就沒有責任養活自己的國民，養活十三億中國人是其他國家，或者「全人類」的責任？怪不得毛澤東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就像是死了一群螞蟻。如果有一家父母說：「我養活了我的兒女，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別人會怎樣看這家父母？
二，以「吃飽了沒事干」這句土得掉了渣的中國特色語言，形容批評中國的外國人，簡直是自取其辱。
首先，在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人用這樣不禮貌的語言形容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並不存在「吃飽了沒事干」的人。即使是首富比爾．盖玆，也終年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親力親為，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華人首富李嘉誠，七十多歲了，仍然為他的商業王國把握方向，勞心勞力，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當然，在民主國家裏，政府對低收入家庭實施經濟援助，有人領取救濟金、糧食券，但不等於說他們就可以「吃飽了沒事干」。政府衹保障你的基本生活所需，但人不是豬，光吃飽從滿足了，人還需要其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尤其是西方人，絕對不是中共所說的「吃飽飯就是最大的人權」。即使是領取救濟金的家庭，他們也同樣出外工作。香港報載有一個單親母親，打幾份工，晚上露宿街頭為了趕第二天早上上班，寧願憑自己的辛勤勞動，也不領救濟金，也不「吃飽了沒事干」。
其次，西方人士之所以不斷地對中國的人權提出批評意見，是基於他們普世關懷的價值觀，出於他們所信奉的「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的理念。他們自己享有民主自由，推己及人，熱切地希望全人類都和他們一樣享有民主自由，而不是習近平所想像的「吃飽了沒事干」。習這樣說，是因為他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完全不了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正如他在香港要求立法司法行政「互相配合，一致行動」一樣出乖露醜，被人恥笑，因為他根本不懂「三權分立，互相制約」。在美國發生過多起華人家長用中國傳統的「嚴父出孝子」的教育方法，打罵子女，或者為了生計不得已將幼年子女獨留在家，被西方人鄰居告上法庭的事情，在習近平之類的華人看來就是「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意即多管閒事)」，在西方人看來是在維護一種社會道德和文明的普世價值，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看來習近平對此一無所知。
更何況據中共自己說，迄今為止中國已簽署了二十五個國際人權公約，而所有的人權公約均規定簽署國有權互相監督各國的人權狀況，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提出批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習近平說的「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簡直視國際條約為無物，完全缺乏國際知識。隨著現代通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越來越模糊，世界越發變成一個大家庭，連習近平自己也說克服經濟困難「當然也離不開國際環境。」那麼，中共政府為什麼如此害怕別人的批評呢？
三，習近平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句話更加荒謬，不妨從兩方面去理解。
首先，習說中國「不輸出革命」，等於向全世界公開地承認毛澤東輸出革命的根本錯誤。想當年毛澤東寧可勒緊褲頭也要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結果不但餓死數千萬自己的同胞，還搞得朝鮮越南柬埔寨印尼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戰爭不斷，數千萬人頭落地。現在他們的後代習近平能夠這樣說，起碼是一個小小的進步，總比死不認錯好一些。不過，共產黨也是本性難移，當全世界都在關注蘇丹軍政府達富爾種族屠殺時，中共卻違反聯合國禁令，偷偷地向獨裁者提供武器和訓練，被人人臧并獲，這算不算「輸出革命」？
其次，習說中國「不輸出饑餓和貧困」，既是事實又是笑話。三年大饑荒毛澤東眼看著舉國上下餓孚遍野，也不肯打開國門，讓有海外關係或外國願意接受的饑民出境，把數千萬人活活地餓死在國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確實沒有「輸出饑餓和貧困」。可是，造成一個國家「饑餓和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天大的罪過，僅僅因為「沒有輸出」就值得驕傲炫耀嗎？況且「饑餓和貧困」怎麼輸出呢？難道好像鄧小平所說的：你們西方批評我們沒有人權和自由，一旦我給中國人人權自由了，幾億人擁去你們西方國家，看你們受不受得了？(大意如此)，簡直是痞子理論！但是從另一意義上看，凡是毛主義殃及的地方，過去的朝鮮越南柬埔寨古巴剛果，現在的蘇丹索馬里，無不內戰頻頻，無不貧窮落後，這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客登陸歐美，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
最後，習說「中國不去折騰你們」，簡直是天大的笑話！自從木吶的胡錦濤口出名言「不折騰」後，「折騰」二字成了全世界議論的中心，也成了海外華人輿論新的取笑對象。胡習這樣說，也等於向全世界承認他們的前輩父輩幾十年來對中國人民「折騰」夠了，現在想痛改前非，這是好事。可是，習近平這樣說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經過大腦，問一下自己，貴黨靠武力坐上了金鑾殿，靠武力折騰自己的老百姓，人民敢怒不敢言，但你還能折騰到外國去嗎？對自己沒有權利去做的事情，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卻誇口說我沒有去做，這不是笑話嗎？！就等於有人說：我打爛了自己家裏的東西，沒有到你家裏打爛你的東西，你應該感謝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况且，中共政府不但毒害自己的國民，還向海外輸出三聚氰胺毒奶粉、含鉛玩具、毒牙膏、毒食品……，這算不算「輸出折騰」？
眾所周知，民主國家經過全民普選，能上台執政的一般都是最優秀的人才；相反，獨裁專制國家的領導人，沒有經過人民授權，更沒有經過人民的選擇，是好是壞，就只有聽天由命了。正如胡適先生所說的：「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見過世界的人，我們也許可以跟他走上平陽大道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是瞎子……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見「我們走哪條路？」)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專制統治之下，獨裁者沒有任何制約，一念之差往往就決定了千百萬人生死；如果一意孤行，就會給國家民族帶來長久的災難。
毛澤東正是一個這樣的瞎子，他上位前發動武裝叛亂，消極抗日，發動內戰已經令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上位二十七年，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又使到數千萬同胞慘死其下。之所以一個人能夠長久地對全體國民操生殺大權，一個大國的命運系於一個又一個垂死老人的身上(毛鄧)，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難辭其咎。如今中共領導已經傳到了胡溫第四代，包括預先指定的第五代接班人習李，比起毛周那一輩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邊緣知識分子，總算是受過大學教育了，可惜都是一些中共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喝了太多的狼奶，即使當了領導人，偶爾地去外國踏踏紅地氈，走馬觀花，沒有像胡適、李登輝、馬英九那樣真正在國外生活過學習過，對民主憲政一知半解，像習近平這樣大放厥詞，或者像溫家寶被人擲鞋卻以莫名其妙的黨八股應對，洋洋自得卻成笑柄而不自知。由這樣素質的人來領導一個大國，有何指望？老實說，依筆者個人觀感，雖然歷史車輪向前走了一百年，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中國的政制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論治國方略、執政成績，中共還比不上國民黨，毛鄧比不上蔣氏父子、江胡比不上李登輝馬英九，甚至比不上滿清慈禧和光緒；論禍國殃民，則遠過之。因為中共的整體素質無論個人出身、教育水準、國際視野和執政能力都不如前兩者，滿清國民黨還懂得尊重民意，共產黨視民意為無物。一個自己也承認「在和平時期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政黨，早就應該下台了！
(寫於09年2月14日，修改於2月16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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