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總辭方案需有後續
繼北京政府2005年蓄意阻撓香港按基本法應達到的雙普選，曾蔭權拋出假民主「政改方案」，令雙普選「循序漸進」停步不前之後，四年後2012年兩項選舉又再次提到社會生活的議事日程。泛民主派提出「先談判、後公投、再總辭」，若北京政府繼續無視港人的民主訴求，泛民主派公民黨和社民連將實行「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最後迫不得已將「全體議員總辭」。
前兩天某報一篇勸阻「五區總辭」的社論以及張炳良問得好：如果五區總辭補選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堅持2012年選舉的所謂「區議會方案」，甚至在二十三名泛民主派議員總辭後，好像97回歸時「另起爐灶」怎麼辦？
他們本意是勸阻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可是無意中卻暴露了幕後操縱人與現代文明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橫蠻本質，也提醒了泛民主派和香港市民要做好兩手準備，正如當年老毛所說的「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我們也「要用民主的兩手，對付反民主的兩手。」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若說中國人不甘做順民奴才，首推香港人。在長期議會激辯、民意調查、上街游行清晰表達民意均無效的情況下，採用新的表達民意激烈辦法不但別無選擇，而且合理合法。正如公民黨主席余若嶶所說：「如果我哋等中央給民主，永遠都等不到，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也正如陳方安生女士所說：「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市民採取任何形式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香港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面對不講理的專制政府，唯有向全世界表達自己的民主訴求，一定能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希望「政治震盪」能夠震醒曾蔭權和北京政府。
無論之前傳媒對「五區總辭」方案有多少懷疑和擔憂，筆者支持民主派的新構思，唯一期望泛民主派和香港人清楚認識北京專制政府嗜權如命的本質，橫蠻滿頇的流氓作風，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不按常規出牌」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要預備好應對他們繼續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到底。所以筆者建議，「雙辭方案」第三階段2011年7月1日，全體二十三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總辭並要求曾蔭權下台之外，還要加上提前兩年約定的「百萬人大游行」以壯聲勢，紀念這一世界史上罕見的全民民主訴求大規模群體事件，給曾蔭權及背後的專制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不但如此，還要預備好他們繼續頑抗，推出親共政黨民建聯等「重新選舉」立法會，就好像九七回歸時強行推出「臨時立法會」一樣。這時候，就要抗爭到底，發動香港市民全面罷選，抵制他們的假選舉，給專制統治者創一個全世界最少選民投票的可恥記錄！若他們強行以少數選民(維園阿伯，民建聯蛇宴寵絡者，專車接送的公公婆婆之類)選出新「立法會」，全體香港市民就應該進一步考慮全面罷工罷課罷市，拒絕承認偽「立法會」，集體拒絕執行任何偽「立法會」通過的法令，響應何秀蘭議員的建議，拒交差餉，發起全民「不合作運動」，擴展到拒交一切稅項，來一個全體「公民抗命」，直至香港人有權選出自己的特首和立法會為止。
須知任何專制政府，都不會發善心給你民主，還政於民，因為他們嗜權如命，除非人民的力量強大到動搖到他的統治，才不得不擠牙膏一樣給你一點。民主從來都要靠自己爭取，而不是靠乞求能得到的。是時候向北京說不，向他們索取本來就應該屬於我們的民主了！既然北京政府不惜玉石俱焚也不讓香港人有民主，香港人也要有不惜玉石俱焚爭民主的決心；既然北京不珍惜天上掉下來給他的金鵝，香港人也有權不再為他下金蛋。

(寫於09年12月3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2月號「動向」雜誌)

別拿我們當傻瓜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見多識廣，可是卻偏有人要把七百萬香港人當傻瓜，北京政府和曾蔭權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無視香港人日益高漲的民主訴求，一浪高於一浪的民主呼聲，悍然推出2012年選舉所謂的「區議員方案」，想用這個翻叮2005年被識破被否決的假民主方案欺騙香港人。這些人也不動腦筋想一想：如果香港人這麼容易上當受騙，這麼愚蠢，香港怎會有今天如此驕人的經濟成就？

首先，請問唐英年，你說「2012政改方案擴大民主因素表現在：特首選委會人數由 800人增至 1,200人，政界新增 100人，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新增5個功能界別議席，全部撥歸有300多萬名選民基礎的區議會議員。換言之，立法會由地區選舉直接或間接產生的議席，會增加到接近6成。」正如李鵬飛先生所說：這個方案很陰毒，故意搞得那麼複雜，是想蒙騙那些年紀大教育程度低的中下層選民。

誰都知道，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選民在選擇區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地區工作，在選擇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多著重於政治傾向。而親共政黨民建聯等在區議會選舉中之所以能佔多數，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北京政府不惜耗用大陸人民血汗錢來支撐他們，囤養大批專職工作人員、花錢請公公婆婆吃蛇宴、公費補貼街坊旅遊、公車接送選民投票……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賄選」。這樣選出來的「區議員」難道可以代表廣大市民的政治取向？由他們之間互選也可以算作美國總統選舉那樣的「間接選舉」嗎？若果真有誠意讓六成立法會議席由全港選民選出，何不乾脆在保留六十席不變的前提下，將地區直選由三十席增至三十六席？

其次，唐英年說：「不是追求巨變、突變，否則，這個制度就會像一台缺乏磨合的機器，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損耗，代價是巨大的。」這樣說簡直是黑白顛倒罔顧事實，現在的不變或少變，必然造成將來的大變，所謂「追求巨變、突變」正是你自己！唐司長這樣做只能是向香港人表明自甘墮落。

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直選議席20席，佔全體60席33.3%；00年第二屆直選議席24席，佔40%；04年第三屆直選議席30席，佔50%；08年由於曾蔭權秉承北京意旨推出假民主方案被識破被否決，50%直選議席停滯不前。若中共向全世界承諾的「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當真，則只剩下2012和2016兩屆作過渡，按基本法所說的循序漸進，最簡單的數學方法計算，只能分別是66.7%的40席和83.4%的50席。而你所謂「2012年將近六成(其實58.5%)直選間選產生」，只增加了8.5%，剩下的41.5%要兩步走完，豈不是你所說的「巨變、突變」將於2016年或2020年出現？請你自圓其說。

最後，唐英年說政改方案「在人大決定的框架內，爭取了最大的空間提升民主成份」。筆者看這句話倒是唐司長的真心話，卻不料洩了天機。
九七當年，中共只求香港順利回歸，不得不提出「一國兩制」，實質變相承認資本主義。在基本法中只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從20、24增至30席，那時候魯平說「十年以後的政制改革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了。」顯然，當時鄧小平及中共的心態：十年是很遙遠的事情，不需考慮太多，只求眼下不生枝節。誰知十年很快就風風雨雨中過去了，香港人民主意識空前高漲，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04年五十萬人大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05年北京不得不撤換老董。北京才驚覺香港民主化必將帶動大陸民主化，動搖他的專制統治。於是，千方百計地用「人大釋法」等野蠻手段阻擋香港雙普選按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2005年拋出假民主方案，使2008年選舉停步不前，現在又翻叮05年方案，加進「區議員互選」作為所謂「增加民主因素」欺騙市民，企圖再次阻止2012年政改。
從唐司長這句話推測，北京背後下達的指令呼之欲出，那就是：「特首提名比例不變、功能組別比例不變。」於是，曾當奴、唐唐和林公公絞盡腦汁，又要符合北京的指令，又要滿足香港人民主訴求，唯有就搞出這個不倫不類的「政改方案」：特首提名委員會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表面上看人數增加了，可以欺騙輿論說，「民主」一些了。另一面又可以向北京交差：提名門檻由100人增加到150人，比例沒有變；而且所增的400提名委員，300人委任，100人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北京盡可放心。
立法會選舉也如是：地區直選議席由30席增加到35席，功能組別也由由30席增加到35席，且拿出6席由所謂「間接選舉」產生。也可以用來欺騙港人說「民主成分增加了」。另一面同樣又可向北京交差：請放心，雖然地區直選增加了5席，但總席位增加了10席，一半對一半，比例沒有變。功能組別所增加的5席連同原來的區議會1席共6席，美其名曰「間接選舉」，不過是騙騙香港人，其實交由自己友「區議員互選」，確保選舉結果，北京可以放心……。這就是唐司長這句話背後的如意算盤，如果猜錯了，請唐司長出來糾正，讓廣大市民評論。
前政務司陳方安生女士說得好：「如果政府對雙普選毫無誠意，香港人採取任何方法爭取民主都值得考慮。」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女士也說得好：「我哋唔可以畀佢再拖，再唯唯諾諾。」「我哋要相信市民智慧，要相信市民喺關鍵時刻，社會係企喺民主嗰面，我哋如果只係靠等，中央係唔會畀真正民主我哋。」香港人是時候站出來向全世界表明：「我們是精叻的香港人，別拿我們當傻瓜」了！

(寫於200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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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於「開放」雜誌09年12月號)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3 更新时间：2009-10-11 3:38:37





武宜三(左起)谢璐璐杜家祈李大立等到喻先生灵前致祭


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不幸於9月28日因肺癌病逝，当时他在重庆至香港的飞机上，飞临维多利亚港上空，女儿等亲属陪伴在侧。10月7日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灵堂摆满香港、台湾文学团体和香港中国笔会各会员及亲友致送的花圈。

其中有武宜三书写的台湾嵌名联专家张佛千生前送给喻舲居先生一副嵌名联：

「舲」游画境诗情内；「居」在廉泉让水间。上下联均有典故可查。

喻舲居先生是香港、台湾两地资深报人，历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民族晚报总编辑，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辑，《香港时报》社长兼总主笔，所见所闻既博，所交所游亦广，一枝笔下也就多采多姿。

国际笔会成员中国笔会成立於一九三○年，为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等主办，1949年大陆沦陷后，一部分会员去了台湾，一部分来了香港，香港中國筆會成立於一九五五年，喻舲居先生是第十六位担任会长的人，已连任多届。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黄康显教授、女作家蒋芸、金虹，香港笔会理事、会员等多人出席追思会。香港笔会理事李大立代表笔会致悼词说，喻先生生前为笔会的存在和发展耗尽心力，在缺乏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变卖字画，支撑会刊出版，平衡各方意见，维持笔会的团结。他经常对我们说，香港中国笔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由老一辈坚守民主自由的作家、报人交到他的手上，他一定不能让笔会败在自己手里。他嘱咐我们坚持三不：不染红、不分裂、不解散，我们各位笔会会友一定会同心协力，实现喻舲居先生的遗愿，以文学作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还有喻先生的两位千金和其他亲属。

喻舲居先生的长女喻可欣小姐是港星刘德华的前女友，因此这次喻小姐与母亲妹妹等亲友从台湾美国来港主持追思会，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许多记者终日守候在外。喻舲居先生的葬礼得到广泛报道，香港市民有敬重喻先生的学问人品者，为香港文学界失去一个知识渊博的长者痛心。

(香港中国笔会，2009年10月9日)

新疆武警毆打香港記者事件的背後

繼月前香港記者在成都被以「懷疑走私毒品」為名禁錮，阻撓採訪維權鬥士譚作人一案後，九月四日又發生了香港三名電視台記者在新疆被武警圍毆、用繩索綑綁、被迫雙膝跪在街頭、砸爛攝影機，沒收錄影帶嚴重事件。這一次香港真正憤怒了，香港記者協會游行示威，各團體齊聲怒吼，連左派都一反常態，譴責新疆當局。細細想來，透過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想到中共專制政權的許多本質：
首先，令香港人奇怪的是，一貫唯北京之命是從的左派，包括港區人大、政協，親共權貴、建制政黨都突然眾口一詞，要求中央徹查，令港人覺得突兀和不解。可是，人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語調、用字驚人相似，這種一致性，顯然是異乎尋常的。香港左派公開集體批評北京，過往隻有在1989年北京民運期間才發生過一次。當時，香港不少親北京的政商要人，也跟香港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出錢出力支持民運，甚至擔任支聯會要職。可是，事過境遷，後來這些人都千方百計地淡化和洗脫自己和民運的干係。事後大家才明白，他們之所以前後判若兩人，是因為當時中共最高層對處理學潮，出現嚴重分歧。趙紫陽主張對話和用和平手段解決，而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及李鵬等則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當時的新華社香港社長許家屯支持趙紫陽，放任、暗中鼓勵香港左派，才出現罕見的集體支持學運、譴責北京當局屠殺學生的情況。後來趙紫陽失勢，周南來港整頓新華社，一度與香港主流社會走得很近的左派，就紛紛易幟歸隊了。
對比今次香港左派集體批評新疆當局，參與人數及批評力度雖然遠不及當年「六四」，兩份親北京報章也沒有加入譴責新疆行列。不過，事件的背後肯定同樣暗藏著中共高層內鬥的玄機，若非有來自北京的意旨，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公開唱衰中國。目前北京正舉行四中全會，為兩年後的中共十八大展開卡位戰，王樂泉作為政治局委員，其去留足以牽動全局。新疆當局對香港記者動粗及誣衊的愚蠢行為，引起港人強烈不滿，卻不意被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港人再上了寶貴的「中國特色政治」一課！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官員離開世界文明有多遠。新疆新聞辦主任侯漢敏指責香港記者「跟蹤拍攝」，「在人群中亂竄」……其實，這正是自由世界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敬業精神。「對聚集遊行人員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嫌疑」，事實那是香港記者採訪大型群體活動的習慣做法，不但有對整體場面的報道，還有對參與人士的個別採訪。游行示威在先，記者採訪在後，已經發生的事情還需要「煽動」嗎？侯漢敏怎能不顧事實先後顛倒？至於說三名記者「無證採訪」，更是天方夜譚！三名記者中的兩名，採訪証就掛在脖子上，另一名放在褲袋裏。被捆被打的時候再三表明身分，並出示採訪証，已經不起作用。若如新疆當局侯漢敏所說的「無證採訪」，為何三名記者回港後均出示大陸核發的採訪証？難道是假的嗎？
凡是專制獨裁政權，無不對外國人點頭哈腰，對自己的同胞拳打腳踢，這是他們本質決定的。這次事件讓我們又一次領教了中共政權媚外欺內的「中國特色」。人們發現，洋人記者被打被扣的相對較少，而港澳台還有日本記者則常被武警動粗。原因就是前者長著一副不同於中國老百姓的面孔，後者若不開腔就很容易與中國老百姓混淆。比如，去年８月北京奧運開幕前幾天，新疆喀什十多名公安遇襲喪生，日本兩家媒體記者到場採訪時也被打被扣，日本傳媒當即廣泛報道，日本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中國政府翌日迅即聲稱一場誤會，道歉賠償。
香港記者就沒有這份福氣了，看看我們曾特首的表現吧：事發後，我們的曾特首見民氣沸騰，反應算是夠快的了。在一個公開場合，講了以下的一番說話：「大家都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很關心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已經向國務院港澳辦，並通過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特首先生為怕出錯，照本宣科，絲毫感覺不出他對這三名香港記者的同情，感覺不出他對香港民意的感受。相反，給人一種官事官辦、應酬敷衍的感覺。再細聽他講話的內容，蒼白無力，根本就是裝樣子。例 如他說：「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是甚麼「遭遇」甚麼「事件」？連「毆打拘禁」這種客觀描述都不敢說出來。他還說：「留意到香港新聞界對新疆自治區新聞辦昨晚聲明之後作出的反應……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到底甚麼「反應」？甚麼「強烈意見」呢？是一致擁護，還是強烈抗議？連在香港這種安撫民情的公開講話，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且語焉不詳，隱晦難明，不難想像，當曾特首向大陸官員「反 映」「聯繫」時，會是如何低聲下氣了，這就是我們香港人一國兩制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
中共政權遠離世界文明還表現在他們對新聞開放的態度。眾所周知，民主國家傳媒和輿論是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力」，起著監督政府的作用。而新聞記者則是大眾傳媒的排頭兵，素有「無冕之王」美譽。民主自由社會裏，記者採訪不受任何限制，因為他們的公民享有知情權。可是在中國，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了六十年，已經和世界潮流嚴重脫節了，積重難返。一切國家大事政府行為他們都可黑箱作業，一切不利於他們「維穩」的群體抗爭，都不可「政治擴散」，人民群眾根本就沒有知情權。在他們眼中，凡是新聞採訪都是給「和諧社會」添亂，甚至是「和西方勢力勾結，顛覆政府」；這樣，凡是記者都是他們要嚴防的「階級敵人」。加上中共政權本身就是獨裁專制，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各地的「一把手」儼然已是當地的土皇帝，比如新疆王樂泉，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的轄地內出了事，自然不想讓外界知道。香港記者來自言論自由之地，向對新聞報導爭分奪秒，正撞在這些土皇帝槍口上，所以發生被打被扣的事件實屬必然。衹要中國一天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一天沒有新聞開放言論自由，一天沒有民主，他就不可能真正和世界文明接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文明與野蠻、開放與封閉在這個國家艱難地並存著，直到有一天民主勝利了，普世價值得到公認和接受，這種衝突才會真正停止，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期盼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09年9月19日寫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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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0月「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革命在口哨聲中爆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啟示

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支持政府群眾大會，試圖平息蒂米什瓦拉市反政府示威被鎮壓後引起的不滿。當齊奧塞斯庫站在黨中央大樓陽台上向廣場上的群眾說：「感謝組織了這次群眾大會的同志，我認為…….」，廣場上的某一角落響起了口哨聲，很快就連成一片，並且變成噓聲。齊奧塞斯庫尷尬地揮揮手，他和夫人埃列娜叫道：「同志們，請安靜，原地不動！」可是叫喊聲卻匯成憤怒的洪流，齊奧塞斯庫等人衹得退入室內。
以上就是日本NHK電視台根據兩位羅馬尼亞人從不同的角度七天日夜拍攝的資料，製作成「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紀錄片開始的一段。據說，事後中共高層觀看了這個影片，王震說：「如果我們六四不堅決鎮壓，就會像他一樣下場。」鄧小平卻說：「不對，如果我們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像他一樣下場。」
借中國八九民運的東風，當年十二月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國家羅馬尼亞發生了顏色革命，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獨裁統治者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歷史驚人地相似，當年羅馬尼亞革命發生前的許多事情，二十年後竟如翻版一般在中國重現。共產制度注定了所有的共產國家都將重複同樣的錯誤，也將重複同樣的結果，聰明的讀者一定會在當年羅馬尼亞找出今天中國的影子。
1989年末，東歐大陸出現了空前的動蕩，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相繼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很快，便波及到了羅馬尼亞，國內人心惶惶。 11月29日，著名的奧運體操明星科馬內奇率先出逃，到美國後，她將出逃的恐怖經歷向西方新聞界公布， 這無疑是政治劇變的一個前兆。 12月15日，羅馬尼亞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少數族裔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察使用了武器，造成人員傷亡，全國性的政治動亂開始了。 開始之時，齊奧塞斯庫還相當沉得住氣。12月18日，他照常飛往伊朗，作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並同伊朗總統桑賈尼舉行了會 談。與以往唯一不同的是，總統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未隨同出訪，作為羅馬尼亞政府第一副總理，她坐鎮國內。 此時，在遙遠的德黑蘭，齊奧塞斯庫總統還一再宣稱：「我們的形勢是穩定的。」 12月20日，一個可怕的消息在羅馬尼亞不脛而走：國家保安部隊在蒂米什瓦拉實施大屠殺，幾千群眾喪生，上萬人被逮捕或失蹤。當晚，齊奧塞斯庫從德黑蘭迅即回國，立即趕往國家電視台，對全國發表緊急講話，嚴厲斥責蒂米什瓦拉動亂是「帝國主義和復仇主義集團以及外國間諜機構組織的」，是「企圖阻止社會主義發展，使國家倒退到外國的統治下的反革命行為。」 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總統在首都舉行「支持平息蒂米什瓦拉叛亂」群眾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剛剛講了兩句，廣場上噓聲四起，人們高呼：「要自由！要面包！不要齊奧塞斯庫！」群眾大會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人們沖進書店焚燒齊奧塞斯庫的著作，搗毀街上他的畫像。與此同時，以伊利埃斯庫為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齊奧塞斯庫的全部政權機構。 緊接著齊奧塞斯庫下令對「暴徒」開槍，「重建秩序」，國防部長米勒將軍抗命自殺，軍隊發生分裂，很多士兵站在人民一邊，支持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與反對他的國家軍隊在首都市區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第二天12月22日，數百萬人涌上街頭，示威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示威者翻墻衝入黨中央大樓。上午11點30分，齊氏夫婦和羅共高級領導人曼內斯庫的妻子及政治局委員博布，還有兩名保鏢乘直升機從黨中央大樓屋頂倉惶出逃。 「起義者」佔領了國家電台和電視台，宣告齊奧塞斯庫「下落不明」，並宣告封鎖領空。僅僅過了兩天，12月23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就被憤怒的群眾抓住了；再過了兩天，12月25日聖誕節，被臨時法庭控以「屠殺六萬人民、積蓄超過十億美元的不當財產」等罪名被處決，審訊及處決過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播出，中國鄧小平王震等也看到了這驚動魄的一幕。
二十年前，引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導火索發生在羅西部最大的城市蒂米什瓦拉，它距離匈牙利衹有40多公里。居民除了羅馬尼亞族人外，還有匈牙利族、日爾曼族和塞爾維亞族。在這裡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電視節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發生劇變，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社會黨，開始實行多黨制。 1989年12月間，匈牙利電視台多次播放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牧師特凱什•拉斯洛批評齊奧塞斯庫的言論。對此，齊奧塞斯庫十分惱火。12月15日晚，羅 馬尼亞警察打算強制他從這座城市遷走，結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強烈反對（匈族人佔羅馬尼亞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這個城市爆發了有上萬人參加的游行，其中多數是羅馬尼亞族人，他們的要求已從反對強迫拉斯洛牧師遷居變成反對齊奧塞斯庫專制。17日 齊奧塞斯庫指令軍警「可以開槍」，平息「騷亂」，數日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引發了革命。
二十年後，在中國西藏新疆相繼發生民族騷亂，胡錦濤下令鎮壓，兩地都有大量死傷。劉曉波領銜發表了「零八憲章」，被胡錦濤投入監獄。余傑先生在「胡錦濤為什麼拒絕救命稻草？」一文中勇敢地寫道：「胡錦濤難道不知道，作出這樣的決定衹能表明，他愚蠢地拒絕了《零八憲章》這根救命的稻草。胡錦濤將本來是救命恩人劉曉波當作仇敵，齊奧賽斯庫的命運將在不遠處等候他，到了那個時刻，他再想回頭請求劉曉波的幫助，已經來不及了。」相信有些讀者會覺得有些難以置信，甚至狂妄，但實際上卻是一片苦口婆心，或許將來某一天會証實余先生的預言。
歷史本來就是這樣，沒什麼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朝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想當年胡錦濤做政治輔導員的時候，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成為這個國家的領袖吧？況且，「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囚徒變總統大有先例，南非曼德拉、南韓金大中、捷克哈威爾……。胡錦濤是聰明人(否則怎麼能擊敗眾多對手步步高升直至問鼎？又怎能在政敵重重包圍之中屹立不倒？)他一定明白這個位置不好坐，危險不但來自沸騰的民怨，還來自身邊虎視眈眈的同志。他一定明白現在仍然是「提著腦袋幹革命」(齊奧塞斯庫就是例証之一)，他一定明白「有風不要駛盡裡」的道理，一定會給自己和家人留一條後路，做事不會做絕。若再聰明一些，應該記住「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記住齊奧塞斯庫血的教訓，趁早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一些「口碑」，比如體制內外普遍要求的那樣，開出實現民主化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取消黨禁報禁，開放言論自由，用社會輿論來監督那些「前腐後繼」抓之不盡殺之不完的貪官污吏，從鄉村縣鎮到省市中央逐步實行普選，變一黨專制為多黨制、議會政治，還政於民…….你若有本事在群眾的心目中洗脫共產黨負面形象，像國民黨一樣經過普選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那才是真英雄；即使做不成蔣經國，也千萬別做齊奧塞斯庫，莫像李鵬一樣國人皆曰應殺。若是頑固不化，哪一天突然之間落到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寫於09年8月20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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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0月2日「觀察」雜誌，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