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18, 2004

七一大游行有感



【大纪元927日讯】去年七月一日我还在纽约,没有能够亲身参加香港五十万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今年七月一日我有机会亲身参加了香港五十三万人要求0七0八全面普选大游行,亲眼目睹香港人强烈要求民主的热诚,亲身感受到香港人的和平理智,为香港人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感到自豪。事后,看到各方的反应,感到有些话不吐不快,祈借贵刊一角,就教于广大读者和全体香港市民。

正如笔者在动向杂志六月号发表的文章六四反思内所说,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这个国家的民众广泛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中国大陆恰恰正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给中华民族打下了深深的君主而不是民主的烙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帝王统治以后,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特别是共产党武装叛乱的战争状态,根本没有和平建设的环境,实现政治民主的机会。直至到近年台湾实行全民普选,实现政党轮替,才算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实行宪政的理想。而在中国大陆,自从共产党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其独裁专制比之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诞生,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广大民众普及民主意识和广泛参与民主运动。两岸三地中,香港的情况和大陆及台湾都不相同,香港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受英国殖民统治。众所周知,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治是他的基础。他的民主法治直接影响浸淫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历经数代人的传承,已经成为香港人普遍的价值观念,不是一声回归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如果共产党公开要香港的社会制度,倒退到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一党独裁专制,官场贪污腐败,禁制言论自由,剥夺民主权利的恶劣状况,相信全体香港人没有几个会表示愿意。香港不但是在两岸三地中享有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全民的民主意识,而且在全亚洲,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完全有条件实行欧美式的全面普选和民主政治。共产党闭眼不看现实,污蔑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强调香港衹是一个经济城市,实际上是侮辱了七百万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和智慧。因为大陆官员长期生活在毛泽东共产党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下,可以说他们对民主政治是十分陌生,甚至是毫不了解,所以他们是绝对没有可能理觧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的。

民主制度不但有赖于民众的民主意识,而且有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一个人的力量无疑是渺小的,但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力量就是强大的。五十多万香港人不顾几十年未遇的高温上街游行,不但说明了香港人普遍的民主意识,更加证明了香港人对民主的广泛参与。在这里,我想举我的堂姐姐为例。五十年代,她是广州著名的广东广雅中学团委副书记,(正书记是一个专职政治干部),被培养加入共产党,被选拔去苏联留学,(因为伯父在政治运动中出了问题,上级党委没有批下来,留学也没有去成),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当时红极一时。现在她到香港定居已经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亲身体验到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谁优谁劣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里,早已有了结论。现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但是她不顾年老体弱还有慢性病,积极参加民主抗争运动。七月一日前我打电话约她出来饮茶,然后一起参加七一大游行,她说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到时候能不能来还说不定,要看那一天身体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就劝她不要来了,身体要紧,六四烛光晚会她都老远地从沙田赶来参加,我说妳已经尽力了,如果每个香港人都像你这样为民主出力,香港就有希望了。她对我说如果身体不妥不能来参加,心里感到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做而不安乐,她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她这句简单平凡的说话,看上去显浅易懂,谁都会讲,其实蕴含了很多深遂的道理,比如知和行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七月一日那天中午,我正在和家人,朋友一起在铜锣湾饮茶,准备参加七一大游行,突然间接到她的电话,说正从沙田赶出来,约我们在维园见,她的身体力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民主从来都不会轻易得到,因为统治者都害怕民主会令他们失去权力。民主从来都要靠人民大众自己去争取,永远都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人人都怕热怕辛苦怕不起作用,都不站出来抗争,那就活该香港沉伦,你自己都不站出来要民主,共产党会将民主白送给你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会支持你吗?

因此,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都肩负着一份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做起,尽到一个香港市民应尽的责任。去年我在美国纽约动过手术,今年回香港养病。六月二十九日在玛丽医院做肠镜检查,二十八日晚上已经没有进食,二十九日那天住院饿了一天,家里的人都劝我七月一日不要去了,由他们代表。 我说我上街游行是表达自己的意愿,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我还告诉大家堂姐姐说过一句话: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如果人人都因为这样那样个人的原因而不站出来,或者寄望于别人代表自己去争取民主,就不会有强大的民间力量,民主就不会轻易到来。我尽了一个香港市民的责任,虽然身体会辛苦一些,但是心里会感到很舒服。

五十多万香港市民勇敢地不辞劳苦地上街,说明了香港永远不会沉伦。在游行队伍中,我亲眼见到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满腔热情为香港争民主。有的全家出动;有的夫妻两人带着两个幼稚园小朋友;有残废人推着轮椅前行;还有不少是外国人。在湾仔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路边举着一个牌子,我走过去细细察看,原来是她用通俗俚语写成的仿古诗,表达了草根阶层家庭妇女对民主的诉求。

游行以后看看中共官方的反应,看看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回应,看看土共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的同学亲朋戚友之间,会常常拿他们作笑料,大家嬉笑怒骂一番。比如说七月三日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先生就有一段精彩的演说,他说: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他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呜呼!身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最高代表之一,竟然连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常识都没有,到底全国人大是最高立法机关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大概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熟悉共产党的官场文化,就可以堂而皇之代表中央政府来向普遍具有民主法治意识的香港市民讲耶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请一众如李先生一样的中共官员扪心自问,以你们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资格向香港人民讲民主吗?可以想像,连中共高层都如此欠缺法律常识,又怎么能够带领民众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呢?

有一个大学同学来电话告诉我,XX卫星电视中文台正在大放厥词,叫我欣赏一下,并且说他已经打电话去抗议了。我几次打开电视,的确看到该台在不得已而报道大游行新闻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一条小湾鰐要自由的标语横幅上,而且这是整段新闻唯一让观众看见的标语牌。大概他们企图向香港市民、大陆人民和全世界传递一个讯息,就是香港五十三万人民主大游行就是为了拯救一条小湾鰐。你说共产党的传媒是否愚蠢幼稚得可以呢?对的,香港人连一条小湾鰐的自由都如此关注,怎么能不关注七百万香港人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呢?那几天同时又看见一个所谓时事评论员XX歪着嘴巴在那里大放厥词。此人大概为取悦于左派上司,居然在电视节目里说,香港的民主派,泛民主派都不配称民主派,居然弃这两个香港人人皆知的政治名词,用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反对力量代替,而且讲起来洋洋自得。在香港这个地方做传媒,不用香港传媒公认的,香港家喻户晓的语言,擅自发明一种香港人根本听不懂的说法,足可见此人此台的水准。还有一个何XX,居然说六四烛光晚会的八万二千参加者穿着黑衣服,好像是去奔丧,简直是对香港人的极大侮辱。该台有报天天读主持杨XX说,七一民主大游行的参加者一路说笑轻松步行,如果不是有组织者带领呼叫口号,外人会以为是嘉年华。对的,香港人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质素,即使是向共产党显示力量的民主的大游行,也进行得和平理智,轻松愉快。绝不会像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酿成暴力,这正是香港人受到全世界赞许和尊敬的地方。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即使像他们这是来自大陆的所谓知识份子,在香港这个自由富足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也应该多少会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有所比较,有所褒贬,可是他们让我们香港人看到的是好像顽冥不化的无耻蛀虫。不过看见他们那副土气未脱,乡音未改的可怜样子,懒得跟他们计较,一来觉得他们未够班,二来也体谅到大陆人普遍贫穷,有一份好工不容易,他们为了饭碗,不惜抛弃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不足为怪。

令我感到震惊和愤怒的是,居然有一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七一民主大游行大泼冷水。最令人不满的是香港警队公布的估计数字只有二十万人参加游行,和组织者公布的五十三万相差超过两倍半!据参加过去年七一大游行的亲友讲,去年游行的人数还没有今年的多,但是去年警方估计的人数为三十五万人。朋友们开玩笑说,警队一哥换了人,一下子不见了十五万人。以前我住在香港的时候,警队一向以香港市民的保护者代言人形象出现,在市民的心目中,警队享有很高的信誉,怎知回归不过几年,连警队都被改造了?心中充满不觧,于是忍不住打电话去警察总部请教一下。公共关系科的电话连续拨号十数次,断断续续拨号半个钟都打不进去,我猜想肯定是很多人打电话去请教他们是如何统计游行人数的。我想知个究竟,于是给警队总机留下电话号码,要求公共关系科覆电。后来当日下午果然有覆电话,先是一位小姐记下我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由一位负责的女警再来电话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游行的时候,问过路边一个警员,你们在什么地方点算人数,回答说在维园出口处。但是我随游行队伍出维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见有任何警队人员在点算人数,请问你们二十万人这个数目是怎样点算出来的?而且你们这个数字据你们说是五点半钟的统计结果,游行直到晚上八点才结束,你们怎么能够预测人数呢?女警说,这个数字是供警队内部评估安全使用,不作为对外公布的正式数字。我说这就奇怪了,是不是公布二十万人就安全,公布五十万人就不安全?女警觧释说,五点半钟的时候,很多传媒打电话来要警方的统计数字,于是根据人流密度和时间估算出来。传媒将其作为正式统计数字公布是他们的责任。这就令我更奇怪,警队和传媒都是面对全体香港人的公共机构,对于公布游行人数这样严肃的事情,怎么能这样轻率从事呢?如果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五十三万参加大大游行的广大民众?特别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感到不适和送院的民众!。尽管不能要求他们夸大游行人数,但至少可以要求他们采取严谨的公正的点算方法,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报到这次举世瞩目的民主大游行,起码可以要求他们不要好像共产党依靠大陆人民的血汗钱支撑的喉舌那样故意贬低游客人数和歪曲民众的民主诉求。笔者认为,以香港的雄厚财力,在游行路线上一两处安装摄录机全程拍摄游行过程并非难事,如是则可以邀请社会各界代表根据录像统计游行人数,给予香港市民以致全世界一个公平的交待。

根据民间人权阵线发言人称,从维园到政府总部站满人是十七万人,这个数字是警方提供的,行进一程耗时一个半钟也是有目共睹的,游行从下午两点半直至晚上八点,由此得出来的数字,应该比有政治目的的统计数字准确可靠。据报道游行队伍中有六百多人感到不适,一百多人送院,可以想像到参加游行的人数绝对不止区区二十万之数。就连一向紧跟中央的土共人物也承认:游客人数不是问题,关键是市民的诉求……”。其实无论共产党和他们在香港的附庸如何贬损民主大游行,民主的诉求已经广泛地深入七百万香港人心中。他们种种拙劣的表演,只能够进一步加深香港人对他们丑恶本质的认识。共产党现在天天天向香港人讲稳定,讲祥和。读者不妨看看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时候他们讲过稳定,讲过祥和吗?仅举一例就足够了。1946124新华日报署名文章说: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普选了吗?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至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藉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或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不知当今的中共权贵和香港的附庸以及一众土共们,重温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前的言论,作何感想?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7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Sunday, June 20, 2004

“六四”反思



【大纪元922讯日】十五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算起,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为争取科学和民主,几代人付出了不知多少鲜血和生命,可惜到今天为止,我们祖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距离我们中华民族还十分遥远。

1926年世界民主运动初起时,全世界只有26个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波民主浪潮掀起,1943年全球民主国家已增至36个;1974年全球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有82个国家实现民主。今天全球192个国家中,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实现民主,坚持拒绝民主的国家不到20个,其中只有中国是唯一的大国。

十五年前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最终以6月4日邓小平的血腥镇压告终,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被强压下去了,但是它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催化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全世界的社会学者研究,更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享受着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却会是如此的艰难?

我们不能不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性上去找原因。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比之我们现在生活着的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简直是不知老多少代的老祖父了。历史长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悠久的历史造成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但同时也让我们中华民族背上了沈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我们的祖先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为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今天,中国大陆从上到下还在热中于上演帝王剧,清官戏:演完康熙演雍正,演完雍正演包公,仿佛中国几千年来就只有几个帝王将相在那里跳上跳下,数万万同胞不知到哪里去了!说穿了,就是当今的中共帝王借电视剧愚民,奴化他们的思想,向他们证明: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都是系于开明君主一身,最多再加上几个清官,根本不需要什么民主和自由。

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封建传统和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年信誓旦旦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武力夺取政权以后,竟然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残酷的现代封建社会。其封建大一统思想,君主一言号令四方,朕即天下的封建帝王作风,以及奴颜婢色,助纣为虐的懿臣形象,在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和宰相周恩来身上得到最充分地体现,读者只要看看近期在香港为中国大陆自由行的游客抢购的两本书: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和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明白了。
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残忍地将已经放下武器的昔日的敌人肉体消灭,包括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在文学艺术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使用阳谋诱使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开展反右斗争,将他们一网打尽。四十年代仅余的一点点民主自由思想被连根拔掉,中国大陆从此进入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恐怖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怪不得直至到198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爆发民主运动。这在现代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从反面印证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是多么的严酷和恐怖。北洋军阀时代,曾发生过三一八事件,段褀瑞在北京杀了三个和平请愿的学生,结果不到一个月就下了台,避走天津,不久客死上海。而六四事件,北京官方承认杀了三百五十多名学生和平民,十五年来却无一人需要负责。唯一可以证明的是,共产党政府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加恐怖,更加专制,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闭和奴化教育,使到整整一两代青年人与外面世界完全脱节,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至今仍在苦苦探索民主的路途,殊不知他们前辈,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早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被无故的中断了几十年而已。一个时代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态的贫乏。这也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极端缺乏民主,同时又没有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
共产党经营了超逾半个世纪的思想灌输,不但令到整整一两代人丧失了民主意识,而且还令到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滋生了极权的思想,不自觉地用不民主的方法去反对他们不民主的敌人。亲身参加了这场民主抗争运动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先生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和见解,他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种种和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像极了的地方,不过他也明白这是共产党长期愚弄的结果。民主治理一个国家,对中国统治者和每一个公民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从头学起。

鉴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已逾半个世纪,它所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薄弱。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制度,是有广泛的民主意识为其基础的,是经过了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确立的。而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才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民主的概念是十分陌生的,而暴力革命,造反有理则是太熟悉了,盖因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包括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而且伟大领袖毛泽东崇尚极权,蔑视民主的暴君形象,不但为大陆中国人树立了榜样,而且早已深入大陆民心,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有不少愚昧的民众将他奉为偶像。所以笔者完全赞成许良英先生等提出的: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民主思想启蒙。

尽管十五年前的这场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诉求,也没有广泛发动起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参与其中,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笔者记得当时的学生领袖柴玲小姐甚至喊出了共和国万岁!这样幼稚的口号,但是它能够在历经毛泽东几十年封闭恐怖统治,而刚刚在邓小平的手里向外部世界打开一条窄窄门缝的中国大陆爆发,本身已经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它绝对地不失为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石破天惊的伟大的民主运动,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纪念和反思。对于在长期缺乏民主氛围的中国大陆爆发的这场民主运动,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民主实验在中国大地艰难的起步。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民主的火种却仍然在人民心中燃烧。台湾人民不顾共产党的文攻武吓,坚持走自己民主的路;香港民众也不顾共产党的无耻威吓和卑劣的小动作,坚定地为实现民主而团结奋斗,总有一天,大陆人民也会再一次奋起,民主和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You either ride with tide, or be crushed by the tide.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6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Friday, June 4, 2004

忆当年“六四”在香港


作者:李大立


【大纪元924日讯】日前正当我在紧张写作我的回忆录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之时,收到了全球纪念六四征文的通知,令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许多往事。当时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民主运动,我远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民众对大陆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和对民主的共同的诉求。遵照通知的要求我尽量地回忆十五年前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记下六四当时在自己身边发生点点滴滴的一切,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希望能为民主运动出一分力,让全体中国人,包括现今中国的统治者知道,民主诉求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在北京,在香港,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我在胡应湘先生的合和集团属下的滑模公司工作,这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工程公司,负责的项目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和沙角B厂等大型项目。有一个同事叫简伟民,和我很谈得来,后来他跳槽走了。不久后他约我见面,对我说横竖在原公司难以发挥,不如跳槽到他的新公司和他合作。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科卓华西,据说是一间大陆中资公司,该公司和国内单位合作,在北京、青岛和成都有新建酒店项目,兴建王朝酒店。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筹划,忙不过来,在他的力荐下,该公司愿意付出较高的薪水请我去协助简先生。

原来这家公司是四川省建委派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据说公司名字中的华西就是代表四川省。老板亦即董事长姓费,北方人,平时很少回公司,公司经理姓朱,广东人。公司的业务很多元化,除了我和简先生两个人负责工程管理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做贸易,大部分是大陆外派干部或是大陆移民,加上几个香港小姐秘书,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我到新公司履新的时候,正当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每天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里,大家常常顾不得去吃饭,围在电视机前看无线和亚洲电视的特别新闻。我记得香港无线电视有一个现场记者好像叫谢凌峰,一天几次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每当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老板不在场,不管香港人大陆人都会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一致同情学生,反对李鹏政府的无动于衷,但如果费先生,朱先生回来了,大陆人就大多不再说话,剩下我们几个香港人还在议论不休。

不久,北京六四屠杀事件就发生了,亲眼目睹外国记者、台湾记者和香港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火光熊熊,血流满地的电视画面,我们都惊呆了,两个老板也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

六四后的一两天,我在公司里接到大学同学王育鵉小姐的电话,她联络我一起去新华社抗议,我因为工作走不开没去成,叫她把我的名字也签上。旋即拨电话去香港新华社,总机问我找谁?我说找社长。总机说社长不在,问找社长什么事?我说想问他一下,共产党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不在就请能代表他,负责任的人听电话。总机将我的电话转到一个不知什么部门,有一个讲广东话的人居然很耐心地听了我十几分钟的电话,对我一连串的质问不愠不怒,答应将我的抗议转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也支持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主张。不知道如果当时许先生真的降尊接听了我的电话,又会说些什么?

不久后,有一天简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发一份传真到青岛王朝酒店筹建处,在这份传真的结尾部分,简先生将在香港电视里看到的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真相告知与他仅一面之交的青岛大陆同事。事前简先生将他书写并署名的传真让我过目,我劝他不要在传真里提及六四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陆不比香港,没有言论自由,还加上严格的新闻、通讯检查,公司知道了肯定会追究,甚至还会牵连到青岛的大陆同事。但是简先生说香港支联会呼吁一人一信,每一个香港人最少写一封信给大陆的亲友,告诉他们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用这样民间抗争的办法,突破共产党的新闻封锁,我见他意已决,唯有对他勇敢的行为表示敬意。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只过了十天八天,简先生就被这间中资公司炒掉了。简先生走了后,我也不想在这样的大陆公司里再干下去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的压抑。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还有星星点点为数不少的大陆公司执行着专制政治的公司文化,某些时候他们会出得起比市价高得多的工资请人,因为反正是国家的钱;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大陆的许多不正之风带来香港,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等,与香港本地的公司文化格格不入,让你觉得即使拿着比外面要高的工资也做得很不开心。所以不久之后我也辞职离开了。

六四前后,香港爆发了开埠百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行,过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支援大陆学生民主运动,抗议共产党屠杀学生。香港各界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跑马地举行十二小时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虽然六四屠杀发生在远离香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但是香港人民感同身受,不但参加各种游行集会,而且慷慨解囊捐助国内民主运动,气得时任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先生不顾身分的惊呼:香港成了反共基地!(两年以后,当香港人为华东水灾捐献出逾六亿港元,即平均每个香港人捐出超过百元时,同一个李后先生改口说:香港是爱国基地,大陆高官的滑稽表演,真叫香港人哭笑不得)

回忆六四,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我七十多岁的母亲,那段时间她几乎是日夜守着电视机,只要一听到电视台播放特别新闻的前奏嘟嘟嘟……”就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紧张地盯着电视画面。当电视播出北京屠杀的场面,坦克车在火光熊熊中左冲右突,街上一片倒下的单车和死尸,我亲眼看见我母亲老泪纵横。家里的人包括小孙子去参加大游行和捐款,母亲都竭力支持。试想想,何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故国如此一往情深,只有到了今天我执笔书写我们家祖孙三代在中国大陆的回忆录,才多少明白当年母亲心中复杂的情感。

母亲大家闺秀出身,外祖父留学美国并留在美加经商,母亲毕业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只因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舅父三十年代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共产党,49年率九龙海关起义,觧放时被委任为接受大员,带我外婆和我母亲一家回祖国参加革命。他们都没有想到,满腔热情最后换来的是歧视和排斥,不久在香港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外婆被抓回台山乡下斗地主,舅父受到反地方主义的牵连,母亲被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和我父亲同时被隔离审查,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妹妹……,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母亲年逾七十才能重返香港旧地。父母亲这一代经历了远比我们复杂得多的事情,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心灵所受到的创伤,非我们所能完全理解。

十五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共产党几代接班人千方百计淡化六四,将暴乱改称事件,又将事件改称风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无法淡忘这心头的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中国知识界的刘晓波先生等人在极困难的环境里,仍然坚持发出千万民众共同的呼声,要求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国人尊敬。

时移势易,今天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战场移到了香港。香港人顾全大局,在忍受了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小圈子选举,假民主,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将近七年后的今天,终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齐声发出0七、0八全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怒吼!北大人慌了手脚,又是指使四大护法,香港土共恶言威吓,又是搬出邓小平僵尸的爱国者标准,又是强行释法设下重重关卡……,凡此种种只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共产党反民主的嘴脸,绝不能阻挡七百万香港人对民主的强烈诉求。

十五年前和我一起参加香港百万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大游行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一岁,如今在美国读书八年,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香港,参加了今年元旦十万人的争取民主大游行。他自己设计并且用电脑制作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着董建华先生肥胖的后脑,背景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原来居中代表共产党的最大的一颗星改为最小,原来围在外面代表中国四个受共产党领导的阶级的四颗小星改为最大。因为他以前问过我,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有甚么含意,我讲解了以后同时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任何的政府不应该是高琚人民头上的主人,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更遑论政党了。古代哲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儿子同意我的看法,并据此制作了他的标语牌,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注意和采访,儿子解释说,这个标语牌表达了董建华先生不敢面对七百万香港人民,只懂得面对和效忠北京。这张采访照片结果登载在次日的报纸上。这种自然的薪火相传令我非常欣慰,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胜利的一天,我们下一代一定能够看到。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046月号,此处是全文)

Wednesday, April 28, 2004

曾荫权,不要饮香港人的血!


【大纪元927日讯】我是一个已经移居美国的香港人,近来暂居香港。昨天(426)下午看了翡翠台直播的所谓座谈会,看到大陆官员那副蛮不讲理以势压人的颟顸嘴脸,再看看曾荫权司长那副奴颜婢膝毫无自尊的丑态,真是不忍卒睹,内心激愤不已,实在看不过眼,祈借贵刊一角一抒内心之愤慨。

两个多月前,曾荫权司长曾经对全体香港人信誓旦旦地保证:我饮香港的水长大,身上流着香港人的血,我绝不会出卖香港人!……”。言毕率政改三人组上京,备受冷遇。当时笔者为他大感不平,曾经撰文指出这不但是对曾司长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全体七百万香港人的侮辱。可惜曾司长言犹在耳,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曾司长的所作所为已经令香港人大失所望,拿着全体香港纳税人支付的高薪厚禄,不去为香港人争民主,反而密切配合北大人打压香港人的民主诉求。

昨日的座谈会所见,三个京官洋洋洒洒讲了将近两个钟,强词夺理不知所云。最后剩下十分钟给三个钦定的拥护者发言,笔者在此想向曾司长请教一下,顾名思义,座谈会就是大家坐下来平等地交谈,而绝不是有你讲,冇人讲。既然座谈会只有两个钟头,为什么要安排三位京官轮流发言。长篇大论重重复复占去了一小时五十分?为什么他们拥有这种特权?为什么要强奸会场内外七百万香港人洗耳恭听这种强词夺理的党八股?为什么不能由一个京官代表作简短发言,留下多一些时间让香港各界人士发表不同的意见?北大人说香港OO八不能实行双普选,是因为香港人没有达成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会上听不到过半数香港人要求普选的声音?

恕笔者孤陋寡闻,对第二个发言者姓甚名谁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代表什么人?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今天看报纸才知道这位先生叫冯华健,大陆的政协常委,香港资深大律师。先勿论这三位的发言能否代表大多数香港人的意愿?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香港不同的意见?仅就他们发言的姿态,就足以令全体香港人蒙羞。

前两位发言的吴光正先生和冯华健先生操着极为难听的普通话,其发音和语调听来实在令人作呕。自以为这是爱国者的语言标准,借此向北大人表白我是自己人,殊不知马屁拍在马腿上,不但令电视机前的听众难以听懂,就是这几个京官也很难听得懂他们这种蹩脚的普通话。笔者在此想向这两位先生请教一下:既然大会设有同声传译,会场内外绝大部分听众讲广东话,只有三个京官讲普通话,为何舍七百万香港人不顾,曲意逢迎三位京官?又为什么陈启宗先生用广东话发言时,电视台反而要播出普通话传译,令电视机观众既听不到广东话,又听不懂传译蹩脚的普通话?你门心目中到底是不是只有几个京官,而没有七百万香港市民?

据报道,昨天第二场座谈会民主派拉起横额抗议,曾司长以轻佻的口气说看不见,一再叫他们举高一些;民主派集体离场时曾司长又以很不屑的语气说拜拜,被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批评为举止轻佻,蔑视民主。立法局议员李华明先生甚至批评说,如果他是曾荫权,早就辞职了。可惜曾司长远没有陈方安生的勇气,更没有她的良心。

笔者对大陆政府会给予香港民主从来不抱信心,因为大陆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的,不民主的政府,指望一个专制的政府给予他主权所达的香港特区民主,无异是缘木求鱼。令笔者感到惊愕的是,香港本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众素质高的国际城市,比之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香港更具民主普选的条件,关于这一点,饮香港水长大,身上流香港血的曾司长理应该比坐井观天的北大人清楚。何以曾司长对北大人亦步亦趋,跟在北大人的屁股后面指责香港人不成熟,不具备民主普选的条件?请问曾司长,香港今日的人均产值以及公民教育程度均位于世界前列,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为什么在亚洲,比如印度、泰国、菲律宾、南韩等等国家都有民主选举,而香港不能有民主选举?你饮香港水长大,又留学美国,难道不知道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无分地域无分民族?什么时候你变得和那些土共一般见识了?电视画面所见,面对香港记者三次追问,有没有出卖香港人?你已经没有脸面回答,唯有耍太极,顾左右而言他。看到你这副可怜相,真是为你感到悲哀。世界上最可悲的莫过于昧着良心,自欺欺人。这样做人会很辛苦,也难以长久。

你和陈方安生都曾经面对同一困境,但是你和陈方安生的选择完全不同。陈方安生拿香港纳税人的俸禄为香港人说话,为香港人争民主,一朝不可得,宁愿挂冠而去也不愿意愧对香港人,即使一己之力未能扭转乾坤,但起码让全世界看到香港人的骨气,虽然区区一个弱质女子,此大丈夫之为也!而你拿着香港纳税人的高薪厚禄,不带领香港人去争民主,却昧着良心,明明知道过半数香港人要求民主普选,却硬要和北大人联手压制多数香港人的民主诉求,枉为堂堂五尺男儿之躯,真乃屑小所为。你对得起养你的几百万香港人吗?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下:一个流芳百世,一个遗臭万年。即使在今天,在绝大部分香港人心目中也已经有了定论。

曾荫权,不要再饮香港人的血了!

(27 Apr,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