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杯看中日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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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9日讯】近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赛无疑是大众注目的焦点，赛前为了重庆、济南几个赛区的观众在奏日本国歌时候发出嘘声，以及向日本球员喝倒彩，闹上了外交层面，甚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面发话，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日本人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指责日本传媒小题大做。赛后中国球迷又包围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宣泄失败的愤怒，再次惹上外交风波。

为一场足球赛闹到外交纠纷，实属罕见，也只会出现在共产党中国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里。笔者认为这是共产党一方面长期的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又崇洋媚外的自相矛盾做法的结果。本来，足球比赛就是足球比赛，不应该掺入任何政治内容。中国球迷对日本队的每一场比赛发出嘘声，在参赛的十六支球队中，唯有日本队得以享受到这一“殊荣”，即使是中国足球的宿敌韩国队也没有得到这种“优待”。究其原因，肯定是中日两大民族近一个多世纪来积怨已深的缘故，广大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拒绝为侵华战争道歉和赔偿；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台；在中国遗留下大量生化武器等等表示愤怒，心情可以理觧，可惜找错了时间和地方。因为一来日本球员衹是代表日本足球界来参加亚洲杯足球赛，本身的使命与政治无关；二来二次大战侵华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年青一代的日本球员还未出生，他们的父辈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不应算到他们身上。如果要对日本政府坚持侵华战争有理，不道歉不赔偿的错误态度表示不满，大可以游行到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请愿信；又或者待日本首相或其他日本政府官员来华访问时示威抗议，这才是表达政治意愿的地方和方法。不过，话说回来，发生这样的球迷起哄、带政治标语入场和围攻日本队球员乘坐的巴士，居住的酒店的事件，除了日本舆论指责的中国政府进行“反日宣传”和“狭隘民族主义教育”之外，更深一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压内媚外错误外交政策。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发生大陆群众到日本大使馆游行示威，又或者是在日本首相来华访问时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会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容许自己的国民自由地表达政治意愿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杀害了过千万的中国人，实行焦土政策，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战时首都重庆炸得片瓦不留，血流成河，这种民族仇恨不可能不由上一代传播给下一代，更不可能一日之间消失干净。大陆民众在压内媚外的专制政府的压制下，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宣泄，最后在球场上爆发，其实完全是中国专制独裁政府的责任，怪不得人民大众。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这样压内媚外，对内像西方民主国家一样，人民群众有众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对外坚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会在球场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再从球场外说到球场内，虽然中国球迷和广大民众给这场亚洲杯决赛赋予了额外的政治意义，将输赢看得太重，但是结果还是输了，而且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将原有希望一尝问顶滋味的冠军奖杯拱手让给“民族敌人”日本，失望的心情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体育比赛总有输赢，一时之败，本来不必耿耿于怀，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最要紧的是，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如何正确认识别人，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能做到这样，迟早总会有取胜的一天；最可怕的是，失败了还不知为何失败，不在自己身上好好地找原因，却怨天尤人，埋怨裁判，埋怨对手……，就不知道埋怨自己，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有胜利的一天。

比如这次中国队以1:3输了球，不是自己好好检讨自己的缺失，反而众口一词埋怨裁判误判，将日本队的手球判为有效，令中国队“情绪受打击”，并且“造成比赛转折点”，导致输球；荷兰藉教练阿理．汉甚至拒载上台领奖，结果被亚洲足协指为“缺乏体育精神”。这就是典型的“怨天尤人不怨己”的心态和表现，在这样的教练指导下，怎么能指望中国队的球员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总结教训，力求上进呢？没有对待比赛的正确的心态，技术战术再好也没有用。中国队如果不从这样的错误心态中猛然省悟过来，笔者敢断言：中国队永远也拿不到冠军。因为足球比赛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意外因素，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克服它。就拿裁判误判而言，一方面是无可避免，因为裁判也是人，人对任何事物的判别力都是有限度的，很难百分之一百判断正确。另一方面裁判误判其实是利益均等，不可能永远偏袒一方。中国队的前任教练霍顿说得好：“足球比赛中必须接受裁判有时对本队有利，有时对本队不利的裁判”。比如说，在中国对伊朗的一场半决赛中，伊朗队员扎雷在争执中出手轻推中国队员邵佳一，后者作势倒地，裁判出示红牌，这是明显的误判，结果导致伊朗队少打一人，让中国队占了便宜；在同一场比赛中，中国队后卫张耀坤在背后铲倒伊朗队员卡米里，该判红牌而未判，这也是误判；并且根据统计，中国队的六场比赛中，竟有三场是11人打对方10人，这些有利于中国队的误判又如何解释呢？是否每一场中国队都占了裁判的便宜才算公平呢？又比如同样是半决赛中，日本队员在和巴林队员拚抢时，被裁判误判红牌出场，也是少打一人，伊朗队和日本队也会觉得裁判不公平。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因为裁判的误判令到自己“情绪受打击”，“造成比赛转折点”。日本队在少打一人，并且在完场前五六分钟被对方入球领先的危急情况下，仍然凭着出色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再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在完场前几十秒打进扳平的一球，并且在加时赛中反败为胜。中国队被误判，被日本队领先时，离终场还有足足二十五钟，比日本队对巴林队急于扳平时剩下的时间多得多。但是双方的表现却有天壤之别：日本队员个个如下山猛虎，直扑对方心脏，气势上已经压倒对方；同时又不急不躁，头脑冷静，终于取得胜果。正如他们的教练薜高所说：日本队几次反败为胜，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拚搏精神。中国队的表现正好相反，虽然他们拥有比日本队多得多的扳平时间，一旦落后，个个都疲软无力，慢慢吞吞，缩手缩脚，毫无斗志。时间已经十分宝贵，仍然不知珍惜，在英超踢球的孙继海在轻微的碰撞下居然故意倒地不起；补时三分钟内还有人故意将球踢出界外；最不堪的就是在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分钟，被日本队反越位攻进第三球，后卫和守门员才如梦方醒。难怪被外国舆论抨击为“没有取胜的决心”。输了球，拿不到冠军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居然说被人打入第三球也是因为第二球受到误判的原因。请看下面中国报刊的评论：

“……除了济科，日本国内的媒体也是振振有词：“就算日本队的第2个进球可能是手球的话，但是日本队还打进了第3个进球，所以无论如何，这场球日本队取得最终的胜利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明眼人都很明白，如果不是日本队场上比分领先，迫使中国队不得不全线压上作最后的殊死一搏，又哪会暴露出那么大的后防空档，让日本队如此轻松的取得第3个进球呢？”

在李玮峰看来，日本队的第二个进球正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个进球，也就不会再有第三个进球了。正是因为比分落后，所以在比赛临近结束时大家才都扑上去了，结果才有了对方这次打反击的机会。否则的话，日本队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中国队的防线。"

这就是典型的强词夺理，也凸显了共产党长期的，与具有普世价值的公理标准背道而驰的教育，在新闻舆论界和运动员中间所造成的恶果，以致他们的思维方法逻辑推理与民主自由世界完全不同而不自知。照他们的说法，自己在进攻中疏于防守被对方反击，不是自己的过错，反而是对方的过错。如果任由这种凡事不检讨自己，一味逶过于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继续和发展下去，中国足球运动永远都不可能拿到冠军。如果是真的英雄，为什么不像日本队一样，在被裁判误判并且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斗志和技术把球踢进对方的网底而反败为胜呢？

失败了就怨天尤人，偶然取得一两场胜利就忘乎所以，夸夸其谈，连小学生都懂得的“骄兵必败”的道理都不懂。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又怎能谈得上改进，谈得上进步呢？比如说同样是点头决战，众所周知，扑救点球是心理战，守门员大多选择猛扑一边，并且不断变换扑救的方向，日本队在落后约旦两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守门员川口能活就是这样令到对方连续被扑出或射失四球而反败为胜的。而中国队守门员刘云飞在与伊朗队的点球大战中，五次都是软绵绵地倒向左边，凭藉对方最后一球无力的吊射失误，才勉强地取胜。刘云飞的表现连国内的教练都大加批评，刘云飞却振振有词地坚持他五次都“倒”向左边，“坚持左倾路线是对的”，真是叫人哭笑不得。须知运气只能偶尔出现一次，体育竞技场上最终仍然是靠实力。

再就是要说到输球后到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队员住宿的酒店闹事的球迷们，他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体育比赛应该赢得起也输得起，自己的球队输了球，应该帮助他们检讨自己，鼓励他们不断上进，才有赢得胜利的一天。而不是拿对方不相干的球迷、球员、官员等等来出气。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球队进步毫无帮助，反而只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大陆民众的素质低下。

所有这些都是中日两大民族性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与其说是先天形成的，不如说是后天社会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这就需要全世界的中国人为之深刻的反思。做为一个中国人，笔者同样希望中国队获得冠军，但是笔者悲观地认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化之前，可能性不大。即时能够像六十年代的北韩打进世界杯八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说到底，独裁专政的国家里，由于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个性自由得不到发展，期望他们长久地在体育运动竞技中取得好成绩是不现实的。

最后就要说到足球运动和国家体制的关系，众所周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足球协会都是民间组织，都是由足球界从业员，包括俱乐部经理、教练、管理人员，球员等等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民间组织。偏偏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专制国家才会将足球协会当做一个官方组织，最搞笑的是派一个排球教练员出身的官僚袁伟民当足协主席，派一个不懂足球的官僚干部“阎掌门”当副主席，统管足球运动。足球从业员没有自己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诉求得不到理觧，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却不得不服从外行的官僚主观的领导和盲目的指挥，足球事业怎么能成功呢？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足球运动始终冲不出亚洲，原因就在这里。也只有到了全中国人民都有了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那一天，广大足球从业员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那一天，足球教练、球员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正确的思维方法，从而自发地形成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求胜欲望，中国足球才能改观，才有希望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和中国是一个大国相应的地位。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8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8/19/2004 11:04:44 AM

撕下“高速增长”的遮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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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6日讯】中共的统计数位一贯弄虚作假，欺骗世人。中共将统计数位政治化，爲其政治目的和专制统治服务，它的“统计”信誉早已在全球破産。

近年来中共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其中的一句话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增长数位高达每年百分之八、九，其增长幅度爲世界之最。各级有权在手的领导人经常爲之洋洋自得；爲数不少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所谓知识精英爲之沾沾自喜；更多的被共产党数十年愚化教育弄得无知愚昧的老百姓们在贫困中也似乎与有荣焉，甚至一些坚持揭露共产党独裁专制本质的海外民主人士对此也深信不疑。

*中共公布的数位不被国际承认

其实这种所谓“高速增长”只是泡沫经济一时的假像，只是共产党一贯用来愚弄民衆，转移民衆对专制政权不满的宣传手法，是一块自欺欺人的遮丑布。是时候撕下它，是时候还给它本来面目了！

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Rawski）认爲，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到公报的三分之一；中国大陆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在北京大学演说时说：“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位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分”。前者出于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所得；后者出于对中国大陆经济活动的实际认识。有趣的是，两者对大陆公布的“统计数位”和实际情况的差距有着几乎一致的结论。

经济学和统计学都是一门科学，对于国民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统计牵涉到许多经济学的理论，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笔者在此仅指出，中共自从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已经强行将一切科学政治化，经济学和统计学也不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发布资料特别准则”。这套准则列明发布经济金融资料应该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资料素质、资料范围、周期性、及时性、诚信性及资料对公衆的开放程度。这个准则采用由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颁布并已被广泛接纳的统计定义、概念和方法，以及分类制度。用意是确保提供准确、完整、及时的资料，确保所公布的统计数位维持一定的素质和全球的可比性，以便准确及时地监测全球的经济及金融活动。中国大陆从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请签署“发布资料特别准则”，所以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统计数位从未被列入“发布资料准则告示板”DSBB内（Dissemination Standard Bulletin Board）。换言之，迄今爲止中国大陆对外对内所公布的统计数位只是单方面的资料，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过。

*官方数位的政治化

中国大陆将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政治化由来已久，因爲共产党爲求巩固其政权，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置一切道德价值观念于不顾。中共武力夺得政权以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已经在不断地欺骗国内同胞和国际舆论。在抗日战争期间，标榜自己是唯一抵抗日本的武装力量，而实际上共产党的方针是二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抗日是假，积聚力量夺取政权是真。不过当时因爲它尚未成爲执政党，活动的范围比较小，各方面影响比较小，而且全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未爲国内民衆及国际舆论注意。但是，自从共产党武力夺得政权以后，欺骗人民的本性就开始慢慢地暴露无遗。“解放”后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中共一直不断地宣传打胜仗，歼灭敌人多少多少，俘虏敌人若干若干，如果将中共前后公布的数位累加起来，美国已经被消灭了几个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现今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所披露的数位，与以前官方公布的大相迳庭，反而接近联合国所公布的数位，这说明任何事物真相只能有一个。

根据双方公布的数位，美军俘获北朝鲜军112，000，志愿军22，600，中共和北朝鲜俘获联合国军4400（其中美军3500），南韩军7100。双方相差悬殊，可见失败的一方是中共和北朝鲜。

*弄虚作假之风从未收敛

到了“三面红旗”、“大跃进”疯狂年代，大陆报纸上发表的统计数位更是荒谬绝伦，简直连最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顾。比如将数千万农民被迫在田野里建造的“小土群”炼出来的“铁疙瘩”也计算在钢産量之内；有些地方将别的田地里成熟的水稻集中到一块“试验田”里，有些地方则将上过磅称的稻谷，转了一圈又重新过磅，放出了水稻亩産十三万斤的“卫星”，棉花则有亩産过千斤的笑话。如此荒唐的数位，如此荒唐的政府，还有谁会再相信呢？

爲“革命”可以不顾一切，可以堂而皇之地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的这一套虚假作风理应有所收敛了吧？实际上不然。现在共党领袖们已经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一点也没有改变。中央领导人提出各级干部的考核要和地方政绩挂鈎，于是从乡镇向县市报告统计数位，从县市向省报告统计数位，从省向中央报告统计数位，偷梁换柱，以大代小，重覆报告，层层加码等种种弄虚作假的手法层出不穷，以致闹出了某地区上报的累计绿化面积竟然比本地区总面积还要大的笑话。其他的统计数位，可信性程度究竟有多少，就只有这些贪官污吏心里最清楚了。

*掩盖封锁各种犯罪数位

对于这些好大喜功的统计数位是如此办理，对于那些自己作孽见不得人的统计数位又是如何办理的呢？共产党的手法就是不惜一切地加以掩盖、封锁，或者采用鸵鸟政策，假装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国外和中国民间的估计，有两千多万人饿死。事情过去已经四十多年了，对于这麽大的一件事情，中国大陆的执政党和政府，至今连一个“说法”都没有，更遑论如实地公布死亡数位了。又比如，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整死斗死的人不计其数，据民间统计的全国知名的教授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运动员、民主党派人士被迫自杀者已经有过百人之多，共产党有公布过统计数位吗？再比如十五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就真的那麽困难无法统计吗？还是杀人者不敢公诸于世呢？直到今天，依靠不屈的“天安门母亲”们默默地艰难地统计着，世人才能看到这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的冰山一角。

*竭泽而渔的高增长

尽管共产党在沿海大城市努力制造虚假的繁荣，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的贫困比之“解放”前可以说是相差无几。根据二OO三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力发展报告”的数位显示，中国有16．1％亦即二亿八千万人口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47．3％亦即六亿一千五百万人口每天收入少于二美元。中国大陆自己公布的数位；二OO二年全国总产值11000亿美元，仅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只占全球不到4％，人均産值仅900美元，不及台湾的1/16或者香港的1/25。而且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用极其低下的生産效率而取得的。

根据大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披露的资料：中国的GDP中每一美元的産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大陆经济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和40％的水泥，却只创造出不足全球4％的GDP。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是靠牺牲后代的有限资源而获得的，几近竭泽而渔。这样的经济增长不但大陆自己难以爲继，而且整个世界也吃不消，全世界爲这样低效率、高消耗的经济发展共同付出了全人类的代价。

*中国的进步落后于世界发展

如果愿意追溯得更远一些，笔者乐意在这里向读者提供一组国外文献的统计数位，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祖国近二百年来历代的统治者，包括共产党在内，他们的无能使到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是越来越进步，而是相反的越来越退步。他们谁都不能赖掉自己的一份责任。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格尔（Gerald Segal）曾经撰文指出，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远低于二百年前。一八OO年即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 0．8％。一九OO年即是辛亥革命发生之前十年，中国经济已经降低至占全世界 6．2％。到了二OOO年，再降低至占全世界3．5％。这些资料说明尽管中国在缓慢地（共产党说是翻天覆地）发展和进步着，但是由于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统治和共産统治，其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全球发展速度。上世纪末前过去的五十年内，全世界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七倍；而这五十年正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令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五十年。若不是邓小平搞有限度的经济开放，扶大厦于将倾，毛式统治早已崩溃。若果今后一百年中国仍然没有民主自由的话，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肯定还将再进一步下降。

在共产党爲了维持专制独裁政权而不惜大肆吹嘘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笔者希望热爱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和广大读者能够清醒地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和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不足，不要沾沾自喜，不要盲目乐观，更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不要当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的向共产党争取民主和自由。

转自「争鸣」04年8月号

七一大游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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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7日讯】去年七月一日我还在纽约，没有能够亲身参加香港五十万人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大游行，今年七月一日我有机会亲身参加了香港五十三万人要求０七０八全面普选大游行，亲眼目睹香港人强烈要求民主的热诚，亲身感受到香港人的和平理智，为香港人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感到自豪。事后，看到各方的反应，感到有些话不吐不快，祈借贵刊一角，就教于广大读者和全体香港市民。

正如笔者在“动向”杂志六月号发表的文章“六四反思”内所说，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这个国家的民众广泛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中国大陆恰恰正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给中华民族打下了深深的君主而不是民主的烙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帝王统治以后，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特别是共产党武装叛乱的战争状态，根本没有和平建设的环境，实现政治民主的机会。直至到近年台湾实行全民普选，实现政党轮替，才算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实行“宪政”的理想。而在中国大陆，自从共产党武力夺取政权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实行的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其独裁专制比之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大陆民主制度的诞生，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广大民众普及民主意识和广泛参与民主运动。两岸三地中，香港的情况和大陆及台湾都不相同，香港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受英国殖民统治。众所周知，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治是他的基础。他的民主法治直接影响浸淫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历经数代人的传承，已经成为香港人普遍的价值观念，不是一声“回归”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如果共产党公开要香港的社会制度，倒退到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一党独裁专制，官场贪污腐败，禁制言论自由，剥夺民主权利的恶劣状况，相信全体香港人没有几个会表示愿意。香港不但是在两岸三地中享有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全民的民主意识，而且在全亚洲，全世界都名列前茅，完全有条件实行欧美式的全面普选和民主政治。共产党闭眼不看现实，污蔑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强调香港衹是一个经济城市，实际上是侮辱了七百万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和智慧。因为大陆官员长期生活在毛泽东共产党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下，可以说他们对民主政治是十分陌生，甚至是毫不了解，所以他们是绝对没有可能理觧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的。

民主制度不但有赖于民众的民主意识，而且有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一个人的力量无疑是渺小的，但是千千万万个人的力量就是强大的。五十多万香港人不顾几十年未遇的高温上街游行，不但说明了香港人普遍的民主意识，更加证明了香港人对民主的广泛参与。在这里，我想举我的堂姐姐为例。五十年代，她是广州著名的“广东广雅中学”团委副书记，(正书记是一个专职政治干部)，被培养加入共产党，被选拔去苏联留学，(因为伯父在政治运动中出了问题，上级党委没有批下来，留学也没有去成)，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当时红极一时。现在她到香港定居已经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生活，亲身体验到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谁优谁劣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心里，早已有了结论。现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但是她不顾年老体弱还有慢性病，积极参加民主抗争运动。七月一日前我打电话约她出来饮茶，然后一起参加七一大游行，她说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到时候能不能来还说不定，要看那一天身体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就劝她不要来了，身体要紧，“六四”烛光晚会她都老远地从沙田赶来参加，我说妳已经尽力了，如果每个香港人都像你这样为民主出力，香港就有希望了。她对我说如果身体不妥不能来参加，心里感到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做而不安乐，她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她这句简单平凡的说话，看上去显浅易懂，谁都会讲，其实蕴含了很多深遂的道理，比如知和行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七月一日那天中午，我正在和家人，朋友一起在铜锣湾饮茶，准备参加七一大游行，突然间接到她的电话，说正从沙田赶出来，约我们在维园见，她的身体力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民主从来都不会轻易得到，因为统治者都害怕民主会令他们失去权力。民主从来都要靠人民大众自己去争取，永远都不会从天而降。如果人人都怕热怕辛苦怕不起作用，都不站出来抗争，那就活该香港沉伦，你自己都不站出来要民主，共产党会将民主白送给你吗？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会支持你吗？

因此，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都肩负着一份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尽到一个香港市民应尽的责任。去年我在美国纽约动过手术，今年回香港养病。六月二十九日在玛丽医院做肠镜检查，二十八日晚上已经没有进食，二十九日那天住院饿了一天，家里的人都劝我七月一日不要去了，由他们代表。 我说我上街游行是表达自己的意愿，别人是不能代替的。我还告诉大家堂姐姐说过一句话：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如果人人都因为这样那样个人的原因而不站出来，或者寄望于别人代表自己去争取民主，就不会有强大的民间力量，民主就不会轻易到来。我尽了一个香港市民的责任，虽然身体会辛苦一些，但是心里会感到很舒服。

五十多万香港市民勇敢地不辞劳苦地上街，说明了香港永远不会沉伦。在游行队伍中，我亲眼见到不分男女老少，个个都满腔热情为香港争民主。有的全家出动；有的夫妻两人带着两个幼稚园小朋友；有残废人推着轮椅前行；还有不少是外国人。在湾仔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路边举着一个牌子，我走过去细细察看，原来是她用通俗俚语写成的仿古诗，表达了草根阶层家庭妇女对民主的诉求。

游行以后看看中共官方的反应，看看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回应，看看土共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的同学亲朋戚友之间，会常常拿他们作笑料，大家嬉笑怒骂一番。比如说七月三日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李刚先生就有一段精彩的演说，他说：“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他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呜呼！身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最高代表之一，竟然连最基本的民主法治常识都没有，到底全国人大是最高立法机关还是最高司法机关？大概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知道，只需要熟悉共产党的官场文化，就可以堂而皇之代表中央政府来向普遍具有民主法治意识的香港市民讲耶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请一众如李先生一样的中共官员扪心自问，以你们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有资格向香港人民讲民主吗？可以想像，连中共高层都如此欠缺法律常识，又怎么能够带领民众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呢？

有一个大学同学来电话告诉我，XX卫星电视中文台正在大放厥词，叫我欣赏一下，并且说他已经打电话去抗议了。我几次打开电视，的确看到该台在不得已而报道大游行新闻时，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一条“小湾鰐要自由”的标语横幅上，而且这是整段新闻唯一让观众看见的标语牌。大概他们企图向香港市民、大陆人民和全世界传递一个讯息，就是香港五十三万人民主大游行就是为了拯救一条“小湾鰐”。你说共产党的传媒是否愚蠢幼稚得可以呢？对的，香港人连一条“小湾鰐”的自由都如此关注，怎么能不关注七百万香港人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呢？那几天同时又看见一个所谓“时事评论员”曹XX歪着嘴巴在那里大放厥词。此人大概为取悦于左派上司，居然在电视节目里说，香港的民主派，泛民主派都不配称民主派，居然弃这两个香港人人皆知的政治名词，用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反对力量”代替，而且讲起来洋洋自得。在香港这个地方做传媒，不用香港传媒公认的，香港家喻户晓的语言，擅自发明一种香港人根本听不懂的说法，足可见此人此台的水准。还有一个何XX，居然说六四烛光晚会的八万二千参加者穿着黑衣服，好像是去“奔丧”，简直是对香港人的极大侮辱。该台“有报天天读”主持杨XX说，七一民主大游行的参加者一路说笑轻松步行，如果不是有组织者带领呼叫口号，外人会以为是嘉年华。对的，香港人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质素，即使是向共产党显示力量的民主的大游行，也进行得和平理智，轻松愉快。绝不会像中国大陆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酿成暴力，这正是香港人受到全世界赞许和尊敬的地方。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即使像他们这是来自大陆的所谓知识份子，在香港这个自由富足的土地上生活和工作，也应该多少会对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有所比较，有所褒贬，可是他们让我们香港人看到的是好像顽冥不化的无耻蛀虫。不过看见他们那副土气未脱，乡音未改的可怜样子，懒得跟他们计较，一来觉得他们未够班，二来也体谅到大陆人普遍贫穷，有一份好工不容易，他们为了饭碗，不惜抛弃自己的良心和人格不足为怪。

令我感到震惊和愤怒的是，居然有一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七一民主大游行大泼冷水。最令人不满的是香港警队公布的估计数字只有二十万人参加游行，和组织者公布的五十三万相差超过两倍半！据参加过去年七一大游行的亲友讲，去年游行的人数还没有今年的多，但是去年警方估计的人数为三十五万人。朋友们开玩笑说，警队一哥换了人，一下子不见了十五万人。以前我住在香港的时候，警队一向以香港市民的保护者代言人形象出现，在市民的心目中，警队享有很高的信誉，怎知回归不过几年，连警队都被“改造”了？心中充满不觧，于是忍不住打电话去警察总部请教一下。公共关系科的电话连续拨号十数次，断断续续拨号半个钟都打不进去，我猜想肯定是很多人打电话去“请教”他们是如何统计游行人数的。我想知个究竟，于是给警队总机留下电话号码，要求公共关系科覆电。后来当日下午果然有覆电话，先是一位小姐记下我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由一位负责的女警再来电话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游行的时候，问过路边一个警员，你们在什么地方点算人数，回答说在维园出口处。但是我随游行队伍出维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见有任何警队人员在点算人数，请问你们二十万人这个数目是怎样点算出来的？而且你们这个数字据你们说是五点半钟的统计结果，游行直到晚上八点才结束，你们怎么能够预测人数呢？女警说，这个数字是供警队内部评估安全使用，不作为对外公布的正式数字。我说这就奇怪了，是不是公布二十万人就安全，公布五十万人就不安全？女警觧释说，五点半钟的时候，很多传媒打电话来要警方的统计数字，于是根据人流密度和时间估算出来。传媒将其作为正式统计数字公布是他们的责任。这就令我更奇怪，警队和传媒都是面对全体香港人的公共机构，对于公布游行人数这样严肃的事情，怎么能这样轻率从事呢？如果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五十三万参加大大游行的广大民众？特别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感到不适和送院的民众！。尽管不能要求他们夸大游行人数，但至少可以要求他们采取严谨的公正的点算方法，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报到这次举世瞩目的民主大游行，起码可以要求他们不要好像共产党依靠大陆人民的血汗钱支撑的喉舌那样故意贬低游客人数和歪曲民众的民主诉求。笔者认为，以香港的雄厚财力，在游行路线上一两处安装摄录机全程拍摄游行过程并非难事，如是则可以邀请社会各界代表根据录像统计游行人数，给予香港市民以致全世界一个公平的交待。

根据民间人权阵线发言人称，从维园到政府总部站满人是十七万人，这个数字是警方提供的，行进一程耗时一个半钟也是有目共睹的，游行从下午两点半直至晚上八点，由此得出来的数字，应该比有政治目的的统计数字准确可靠。据报道游行队伍中有六百多人感到不适，一百多人送院，可以想像到参加游行的人数绝对不止区区二十万之数。就连一向紧跟“中央”的土共人物也承认：“游客人数不是问题，关键是市民的诉求……”。其实无论共产党和他们在香港的附庸如何贬损民主大游行，民主的诉求已经广泛地深入七百万香港人心中。他们种种拙劣的表演，只能够进一步加深香港人对他们丑恶本质的认识。共产党现在天天天向香港人讲“稳定”，讲“祥和”。读者不妨看看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时候他们讲过“稳定”，讲过“祥和”吗？仅举一例就足够了。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署名文章说：“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普选了吗？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至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藉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或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不知当今的中共权贵和香港的附庸以及一众土共们，重温共产党半个多世纪前的言论，作何感想？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7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六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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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讯日】十五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算起，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为争取科学和民主，几代人付出了不知多少鲜血和生命，可惜到今天为止，我们祖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距离我们中华民族还十分遥远。

1926年世界民主运动初起时，全世界只有26个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波民主浪潮掀起，1943年全球民主国家已增至36个；1974年全球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有82个国家实现民主。今天全球192个国家中，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实现民主，坚持拒绝民主的国家不到20个，其中只有中国是唯一的大国。

十五年前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最终以６月４日邓小平的血腥镇压告终，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被强压下去了，但是它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催化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全世界的社会学者研究，更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享受着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却会是如此的艰难？

我们不能不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性上去找原因。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比之我们现在生活着的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简直是不知老多少代的“老祖父”了。历史长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悠久的历史造成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但同时也让我们中华民族背上了沈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我们的祖先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为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今天，中国大陆从上到下还在热中于上演帝王剧，清官戏：演完康熙演雍正，演完雍正演包公，仿佛中国几千年来就只有几个帝王将相在那里跳上跳下，数万万同胞不知到哪里去了！说穿了，就是当今的中共帝王借电视剧愚民，奴化他们的思想，向他们证明：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都是系于开明君主一身，最多再加上几个清官，根本不需要什么民主和自由。

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封建传统和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年信誓旦旦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武力夺取政权以后，竟然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残酷的现代封建社会。其封建大一统思想，君主一言号令四方，朕即天下的封建帝王作风，以及奴颜婢色，助纣为虐的懿臣形象，在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和宰相周恩来身上得到最充分地体现，读者只要看看近期在香港为中国大陆“自由行”的游客抢购的两本书：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和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明白了。
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残忍地将已经放下武器的昔日的敌人肉体消灭，包括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在文学艺术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使用“阳谋”诱使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开展反右斗争，将他们一网打尽。四十年代仅余的一点点民主自由思想被连根拔掉，中国大陆从此进入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恐怖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怪不得直至到198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爆发民主运动。这在现代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从反面印证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是多么的严酷和恐怖。北洋军阀时代，曾发生过“三一八”事件，段褀瑞在北京杀了三个和平请愿的学生，结果不到一个月就下了台，避走天津，不久客死上海。而六四事件，北京官方承认杀了三百五十多名学生和平民，十五年来却无一人需要负责。唯一可以证明的是，共产党政府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加恐怖，更加专制，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闭和奴化教育，使到整整一两代青年人与外面世界完全脱节，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至今仍在苦苦探索民主的路途，殊不知他们前辈，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早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被无故的中断了几十年而已。一个时代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态的贫乏。这也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极端缺乏民主，同时又没有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
共产党经营了超逾半个世纪的思想灌输，不但令到整整一两代人丧失了民主意识，而且还令到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滋生了极权的思想，不自觉地用不民主的方法去反对他们不民主的敌人。亲身参加了这场民主抗争运动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先生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和见解，他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种种“和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像极了”的地方，不过他也明白这是共产党长期愚弄的结果。民主治理一个国家，对中国统治者和每一个公民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从头学起。

鉴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已逾半个世纪，它所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薄弱。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制度，是有广泛的民主意识为其基础的，是经过了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确立的。而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才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民主的概念是十分陌生的，而暴力革命，造反有理则是太熟悉了，盖因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包括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而且伟大领袖毛泽东崇尚极权，蔑视民主的暴君形象，不但为大陆中国人树立了榜样，而且早已深入大陆民心，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有不少愚昧的民众将他奉为偶像。所以笔者完全赞成许良英先生等提出的：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民主思想启蒙。

尽管十五年前的这场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诉求，也没有广泛发动起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参与其中，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笔者记得当时的学生领袖柴玲小姐甚至喊出了“共和国万岁！”这样幼稚的口号，但是它能够在历经毛泽东几十年封闭恐怖统治，而刚刚在邓小平的手里向外部世界打开一条窄窄门缝的中国大陆爆发，本身已经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它绝对地不失为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石破天惊的伟大的民主运动，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纪念和反思。对于在长期缺乏民主“氛围”的中国大陆爆发的这场民主运动，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民主实验在中国大地艰难的起步。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民主的火种却仍然在人民心中燃烧。台湾人民不顾共产党的文攻武吓，坚持走自己民主的路；香港民众也不顾共产党的无耻威吓和卑劣的小动作，坚定地为实现民主而团结奋斗，总有一天，大陆人民也会再一次奋起，民主和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You either ride with tide, or be crushed by the tide.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6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忆当年“六四”在香港

作者：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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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日前正当我在紧张写作我的回忆录“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之时，收到了“全球纪念六四”征文的通知，令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许多往事。当时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民主运动，我远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民众对大陆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和对民主的共同的诉求。遵照通知的要求我尽量地回忆十五年前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记下“六四”当时在自己身边发生点点滴滴的一切，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希望能为民主运动出一分力，让全体中国人，包括现今中国的统治者知道，民主诉求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在北京，在香港，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我在胡应湘先生的合和集团属下的滑模公司工作，这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工程公司，负责的项目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和沙角B厂等大型项目。有一个同事叫简伟民，和我很谈得来，后来他跳槽走了。不久后他约我见面，对我说横竖在原公司难以发挥，不如跳槽到他的新公司和他合作。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科卓华西”，据说是一间大陆中资公司，该公司和国内单位合作，在北京、青岛和成都有新建酒店项目，兴建“王朝酒店”。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筹划，忙不过来，在他的力荐下，该公司愿意付出较高的薪水请我去协助简先生。

原来这家公司是四川省建委派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据说公司名字中的“华西”就是代表四川省。老板亦即董事长姓费，北方人，平时很少回公司，公司经理姓朱，广东人。公司的业务很多元化，除了我和简先生两个人负责工程管理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做贸易，大部分是大陆外派干部或是大陆移民，加上几个香港小姐秘书，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我到新公司履新的时候，正当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每天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里，大家常常顾不得去吃饭，围在电视机前看无线和亚洲电视的“特别新闻”。我记得香港无线电视有一个现场记者好像叫谢凌峰，一天几次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每当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老板不在场，不管香港人大陆人都会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一致同情学生，反对李鹏政府的无动于衷，但如果费先生，朱先生回来了，大陆人就大多不再说话，剩下我们几个香港人还在议论不休。

不久，北京“六四”屠杀事件就发生了，亲眼目睹外国记者、台湾记者和香港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火光熊熊，血流满地的电视画面，我们都惊呆了，两个老板也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

六四后的一两天，我在公司里接到大学同学王育鵉小姐的电话，她联络我一起去新华社抗议，我因为工作走不开没去成，叫她把我的名字也签上。旋即拨电话去香港新华社，总机问我找谁？我说找社长。总机说社长不在，问找社长什么事？我说想问他一下，共产党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不在就请能代表他，负责任的人听电话。总机将我的电话转到一个不知什么部门，有一个讲广东话的人居然很耐心地听了我十几分钟的电话，对我一连串的质问不愠不怒，答应将我的抗议转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也支持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主张。不知道如果当时许先生真的降尊接听了我的电话，又会说些什么？

不久后，有一天简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发一份传真到青岛王朝酒店筹建处，在这份传真的结尾部分，简先生将在香港电视里看到的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真相告知与他仅一面之交的青岛大陆同事。事前简先生将他书写并署名的传真让我过目，我劝他不要在传真里提及“六四”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陆不比香港，没有言论自由，还加上严格的新闻、通讯检查，公司知道了肯定会追究，甚至还会牵连到青岛的大陆同事。但是简先生说香港“支联会”呼吁一人一信，每一个香港人最少写一封信给大陆的亲友，告诉他们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用这样民间抗争的办法，突破共产党的新闻封锁，我见他意已决，唯有对他勇敢的行为表示敬意。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只过了十天八天，简先生就被这间中资公司炒掉了。简先生走了后，我也不想在这样的大陆公司里再干下去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的压抑。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还有星星点点为数不少的大陆公司执行着专制政治的公司文化，某些时候他们会出得起比市价高得多的工资请人，因为反正是国家的钱；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大陆的许多不正之风带来香港，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等，与香港本地的公司文化格格不入，让你觉得即使拿着比外面要高的工资也做得很不开心。所以不久之后我也辞职离开了。

“六四”前后，香港爆发了开埠百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行，过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支援大陆学生民主运动，抗议共产党屠杀学生。香港各界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跑马地举行十二小时“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虽然“六四”屠杀发生在远离香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但是香港人民感同身受，不但参加各种游行集会，而且慷慨解囊捐助国内民主运动，气得时任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先生不顾身分的惊呼：香港成了反共基地！(两年以后，当香港人为华东水灾捐献出逾六亿港元，即平均每个香港人捐出超过百元时，同一个李后先生改口说：香港是爱国基地，大陆高官的滑稽表演，真叫香港人哭笑不得)。

回忆“六四”，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我七十多岁的母亲，那段时间她几乎是日夜守着电视机，只要一听到电视台播放特别新闻的前奏“嘟嘟嘟……”就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紧张地盯着电视画面。当电视播出北京屠杀的场面，坦克车在火光熊熊中左冲右突，街上一片倒下的单车和死尸，我亲眼看见我母亲老泪纵横。家里的人包括小孙子去参加大游行和捐款，母亲都竭力支持。试想想，何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故国如此一往情深，只有到了今天我执笔书写我们家祖孙三代在中国大陆的回忆录，才多少明白当年母亲心中复杂的情感。

母亲大家闺秀出身，外祖父留学美国并留在美加经商，母亲毕业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只因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舅父三十年代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共产党，49年率九龙海关起义，觧放时被委任为接受大员，带我外婆和我母亲一家回祖国参加革命。他们都没有想到，满腔热情最后换来的是歧视和排斥，不久在香港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外婆被抓回台山乡下“斗地主”，舅父受到“反地方主义”的牵连，母亲被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和我父亲同时被“隔离审查”，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妹妹……，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母亲年逾七十才能重返香港旧地。父母亲这一代经历了远比我们复杂得多的事情，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心灵所受到的创伤，非我们所能完全理解。

十五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共产党几代接班人千方百计淡化“六四”，将暴乱改称事件，又将事件改称风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无法淡忘这心头的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中国知识界的刘晓波先生等人在极困难的环境里，仍然坚持发出千万民众共同的呼声，要求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国人尊敬。

时移势易，今天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战场移到了香港。香港人顾全大局，在忍受了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小圈子选举，假民主，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将近七年后的今天，终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齐声发出０七、０八全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怒吼！北大人慌了手脚，又是指使四大护法，香港土共恶言威吓，又是搬出邓小平僵尸的“爱国者标准”，又是强行“释法”设下重重关卡……，凡此种种只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共产党反民主的嘴脸，绝不能阻挡七百万香港人对民主的强烈诉求。

十五年前和我一起参加香港百万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大游行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一岁，如今在美国读书八年，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香港，参加了今年元旦十万人的争取民主大游行。他自己设计并且用电脑制作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着董建华先生肥胖的后脑，背景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原来居中代表共产党的最大的一颗星改为最小，原来围在外面代表中国四个受共产党“领导”的阶级的四颗小星改为最大。因为他以前问过我，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有甚么含意，我讲解了以后同时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任何的政府不应该是高琚人民头上的主人，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更遑论政党了。古代哲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儿子同意我的看法，并据此制作了他的标语牌，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注意和采访，儿子解释说，这个标语牌表达了董建华先生不敢面对七百万香港人民，只懂得面对和效忠北京。这张采访照片结果登载在次日的报纸上。这种自然的薪火相传令我非常欣慰，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胜利的一天，我们下一代一定能够看到。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04年6月号，此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