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李大立
在芸芸眾多的海內外專欄作家之中，林思雲先生的文章是筆者最喜歡讀和欣賞的少數幾個之一，林先生以日本為題材的評論文章，如果沒有在日本長期居留；如果沒有細緻的觀察力；如果沒有精闢的分析力；如果沒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文學功底，缺少其中一樣，都不可能寫得出來，尤其是「“支那”問題縱橫談」、「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甚至「今日北朝鮮」等堪稱佳作，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
正因為留心拜讀林先生的大作，並且「愛之深」，因而對林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談孫中山的歷史問題——兼評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以理解的記錄”」中的幾個小觀點有不同意見，不吐不快，在此提出來向林思雲先生請教，並請讀者指正。
請先看林先生的一段原文：
「近代中國歷史上當權的政治家，慈禧太后、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人，都算不上什麼學者。慈禧太后和袁世凱衹唸過私塾就不必說了，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蔣介石的學歷也不高。國民黨中有像胡適那樣舞文弄墨的大學者，他的理論水平比蔣介石高出何止十倍，可是讓胡適來領導國民黨卻是不行。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為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胡適先生似未加入過國民黨，更未領導過國民黨。筆者註)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一，先就「學歷」而言，將毛澤東和孫中山相提並論，說「孫中山的學歷也和毛澤東差不多，算是專科文化程度吧」與史實不符。毛澤東的學歷是：1910年湖南湘鄉東山高小，1913年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備班，1914年—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第八班畢業。(請注意：不是湖南省立高等師範學校)。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顯然衹是一所中等專科學校，從他連續的學歷看只相當於現今的高中畢業程度，正職是小學教師。孫中山的學歷是：1879—1883年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假設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883—1886年香港拔萃書院，域多利書院(今皇仁書院)(相當於高中畢業)，1887年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相當於大學畢業)，1892年7月以最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為貧苦人免費治療，醫術高超，「不滿三月，聲名鵲起」。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應該相當大學本科畢業程度而不會有爭議。請注意，孫中山先生在中等或以上程度的學校就讀的時間，(檀香山阿厚書院沒有計算在內)，比毛澤東足足多了3年；入讀年齡足足少了3歲；入讀時間足足早了30年。
就兩地的教育環境而言，香港當時已經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西方教育文化傳入中國，香港無疑是其跳板之一，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而湖南省地處內陸，與外部世界接觸極少，即使是毛澤東讀書的時候，比之三十年前孫中山就讀時候的香港，仍然閉塞落後得多；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即使在本省也不是頂級學校，比之湖南大學、湘雅書院等應該等而下之，絕對比不上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的頂級地位。所以，不但兩人教育背景中的專業知識高低不同，其與外國教育內容的銜接，國際視野的寬窄，英文水平的高低均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筆者不敢同意林先生所說。
二，林先生在該段文章裏有個括號，內說：「孫中山的“假博士”已有很多揭發材料了」，筆者也不敢笱同。首先，孫中山先生從來沒有自稱過「博士」，而在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中國人可以理解成孫逸仙醫生，也可以理解成孫逸仙博士。既然孫先生從來沒有自稱過「博士」，何來「假博士」？更何來「揭發」？林先生的這句話，令筆者不期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大批判」。
三，筆者認同不能以學歷衡量一個人能力的高低，香港首富李嘉誠先生的學歷僅僅是小學畢業，國際影星成龍更是連小學都沒有畢業，世界首富美國比爾．蓋茲在哈佛大學就讀時，找到了電腦軟件開發的置富之路，毅然放棄了灸手可熱的哈佛文憑，但是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內取得非凡的成績，說明學歷不能衡量一切。
筆者認為，商界裏充滿商機，八方能人各顯神通，學歷並不顯得太重要，只要有一定的資金，又懂得把握先機，往往許多低學歷，甚至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會成功，看看當今大陸的暴發戶有多少個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就會明白。有人說：受教育越多越膽小迂腐，越是瞻前顧後因而錯失良機；越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越發大膽果斷，敢於拼搏，因而也越容易成功，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學術界就不同了，沒有深厚的根基，廣博的知識，就很難在學有所成的智者中立足，更遑論脫穎而出，如果招搖撞騙，則勢必自暴其醜。
政界就更不相同，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當今有人說：「政治就是正確治理」都很正確。因此，筆者也不同意林先生所說的：「有人說“搞政治的都是流氓”，說這句話的人就書生氣了，因為他把政治看成一種崇高的事業」；「在西方人的概念中，政治本身就是肮髒的，政治家也不是特別崇高偉大的人物，有人甚至把政治家看成是騙子的一種」。
筆者認為，商人即使是不成功，也只影響到自己或者最多累及家庭；學者即使不成功，最多也只是一生默默無聞，一般都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影響；政治家就不同了，因為政治是「管理眾人」、「正確治理」，所以就不是一個人、一家人的事了，而是關係到千千萬萬個人，千千萬萬個家庭的事：當政者所作出的任何一個決定、公布的任何一個法案，都和普羅大眾息息相關。如果讓一個不稱職的當權者，拿全體百姓的命運像在商場上那樣賭搏，那就太危險了！因此就要求當政者必須要受過很好的教育、有很高智慧、廣闊的視野，和良好的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如果因為當政者雄才大略，讓人民大眾安居樂業，把國家社會引向繁榮富強，這不就是一種很崇高的事業嗎？對於這樣的政治家，誰會把他看作是「騙子」呢？
當然，世無完人，任何人包括當政者都必須接受實踐的考驗，在西方民主國家，民主普選機制保證了人民有權不斷地選擇和考驗當政者；而在中國大陸這種獨裁專制的國家裏，人民無權選擇和監督當政者，因而，不合格的當政者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就會空前慘重和無法糾正。
四，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
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核心曾經是「新民主主義」，但是還遠沒有實現就改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實行「武裝革命」；提倡「鬥爭哲學」、「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一個「共產黨領導一切」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在中國建設「共產主義」。孫中山先生的理論核心是「三民主義」；提倡的是「自由、平等、博愛」；孫中山的革命目標是建立一個「三權分立，五權憲法」的民主國家。這是孫中山先生流亡海外時，細心考察西方各國民主政治架構運作利弊之所得。孫先生認為，單靠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是不夠的，還需要從三權中分出彈劾官員的監察權；加上中國古來有之選用官吏的考試權，才構成一部治理國家的完善的憲法。
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實現並且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五，再由毛澤東和孫中山學歷的高低，議論到兩人性格特點，能力高低，品質好壞，最後導致治國的成敗。
筆者認為，如果毛澤東不是生來桀驁不馴、恣肆不羈，而是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話，以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或許他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國文教師；可惜他生性好鬥，領袖慾強，歷史的契機又給了他偶然的機會，把他推上了一個泱泱大國統治者的地位，至使他在「坐天下」後，禍國殃民，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這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出身自中國內陸一個窮鄉僻壤的農民家庭，先天的學歷不足，家庭影響不良造成了他根深柢固的小農意識和封建帝王觀念，(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後天狹隘的「武裝革命」經歷又造成他的社交層面狹窄，對文化科學知識了解的膚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無知，以及對指揮「人民戰爭」的盲目自信。正是由於這些個人素質的嚴重缺陷，加上國家缺乏民主機制，才造成了國家民族萬劫不復的災難。
用現代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的標準衡量，毛澤東根本就不具備領導一個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學識能力和性格品質。章貽和女士在她的「最後的貴族」(大陸版名「往事並不如煙」)中引用他父親章伯鈞先生對毛澤東的評價：「別看金鑾殿坐上了，舉手投腳，還是個農民」。又說：「有些性格是與生俱來的，無法培養的」，可謂一針見血。而恰恰是這樣一個不具備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人，被歷史推上了領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地位，以至給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數十年深重的災難，這似乎是歷史給我們中華民族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同時又不能不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
六，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中國是一個以農民階級為主體的落後國家，因而數千年來任何社會變革必然在中國重復出現「農民起義」，而這種「農民起義」又只有農民出身的領袖才能取得成功；而農民出身的領袖又往往是像毛澤東這樣的學識不足，不具備管治國家能力的人，於是，新的朝代又重複循環舊朝代的一切，令中國與世界潮流脫節，並且漸行漸遠，大大地落後於西方國家。這就是數千年來中國歷史演變過程當中的矛盾和怪圈。只有將來某一天中國能夠走出這個怪圈，領導革命潮流掌握在智者手中，中國才算邁出了現代化的第一步。
至於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取得成功，他也還沒有來不及實現他的革命理想就去世了，所以我們也無從預見到如果由他領導這個國家，會有怎麼樣不同於毛澤東的結果，不過，單單從他的革命理論可以推斷，如果由他領導中國，結果一定會比毛澤東好得多，今天台灣的成就，多少可以印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比之共產主義更適合中國。
再請看林先生另一段文字：
「中共黨內不乏學問過人的大學者、金字招牌的留洋大博士，都是滿腹經綸的大學者和理論家。一開始中國共產黨由他們這些書生領導，但都搞得一塌糊塗，毛澤東就是在這些書生領導不了中共的情況下，才脫穎而出當上了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既沒有驕人的鍍金學歷，也沒有外國老闆的特別關照，可是毛澤東最後不僅當上了中共黨主席，還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進了北京城，奪取了中國的政權。試想，如果中共一直是由陳獨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批書生領導的話，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據說鄧小平曾講：“沒有毛澤東，共產黨現在可能還在上海的租界裏爭吵呢”」(鄧小平的原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至今還在黑暗中排徊」。筆者註)
一，林先生上面的一段文字，不過是共產黨數十年來愚民教育的老生常談而已，不知林先生身處日本，是否知道現時國內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抗日戰爭以至觧放戰爭等中國現代史都公佈了很多歴史資料，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對此都發表了很多不同的看法？
首先，根據筆者所知，現時國內外有很多專家學者研究陳獨秀，許多人認為陳獨秀先生絕對不是什麼「托派」、「賣國賊」，他對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貢獻無與倫比；他主張的「革命階段論」是正確的，亦即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人民面對的最主要敵人是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而不是正在向這些敵人北伐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因而當時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是絕對錯誤的。這種分裂革命陣營的極左路線，毛澤東是代表人物之一，正因為毛澤東的路線和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所以才造成毛澤東等人的武裝割據不斷失敗，即使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先生在其生前所寫的「我的回憶」裏，都明確地表示了這種意見。
而正是毛澤東這種「不斷革命論」，武裝割據分裂國家的錯誤行為，直接導致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民族災難。
至於為什麼博古李德周恩來指揮江西紅軍失敗，被迫長征？道理很簡單，正因為當時北方的封建軍閥和日本等帝國主義等勢力還未消滅，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國民革命還沒有勝利，共產黨就在後方大搞武裝叛亂、暴力消滅地主富農，濫殺無辜，嚴重影響北伐軍官兵士氣，這種所為不得人心，所以會失敗。這才是內因，最根本的原因，博古李德周恩來的「書生氣」不過是外因。因為不但是所謂「中央蘇區」失敗了，其他所有的「蘇區」，包括力量相當雄厚的張國燾「卾豫皖蘇區」、賀龍的「湘西蘇區」等等，無一例外全部失敗了，這就說明不是個別人的「書生氣」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的革命不合理，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問題。
至於是否如林先生所說，毛澤東一上台就取得勝利呢？事實並非如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篡奪了領導權以後，他所指揮的第一二次戰役，照樣失敗，他的所謂勝利不過是帶著殘兵敗將逃到陝北保安這個小地方苟延殘喘而已。與此同時，兵力比他大幾倍的張國燾西征軍全軍覆沒，就是因為共產黨這種「武裝革命」完全背離了當時全中國人民渴望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的意願。
共產黨的轉機是七七事變，特別是之前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張學良讓出了安，讓毛澤東得以立足。毛澤東卑鄙地用「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方針，消極抗戰，借民族危難、國家混亂之機，發展自己一黨的武裝力量，一朝羽翼豐富，就不惜陷百姓於水火之中，悍然發動「解放戰爭」，武裝奪取政權，這就是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共從山溝裏走向北京城」的最根本原因。這一點，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六十年代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你們日本不用向我們道歉，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沒有你們的入侵，就沒有我們共產黨的今天」。
二，至於林先生說的：「共產黨由書生領導，搞得一塌糊塗」；「如果中共一直由陳獨秀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會有現在的結局嗎？」；「沒有毛澤東，中共可能現在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呢！」……
那就得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怎樣看待所謂「成功」和「失敗」了。或許林先生在稱讚毛澤東善於「打天下」之餘，也不會否認毛澤東不善於「坐天下」吧？五十多年來共產黨劣蹟昭著、禍國殃民，有目共睹；毛澤東給全體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絕對超過五千年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如果承認這一點的話，那麼所謂成功失敗就應該倒過來看了。
於是，如果當年陳獨秀不是被他的極左學生們趕下了台，而是領導共產黨繼續和國民黨合作，共同去推翻「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肅清封建主義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勢力，建設一個屬於全民，而不是屬於某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當年血腥的土地革命，殘酷的武裝鬥爭，成千上萬人的死亡，甚至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都不會發生了，所有這些假設，站在林先生的立場上，對共產黨來說是「失敗」；但是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無疑是「成功」。
退一步說，即使後來仍然發生日本侵略中國，如果共產黨內不是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民族觧放戰爭」戰勝了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而是相反，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成名副其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後，真誠地實行「軍隊國家化」，兩黨攜手共建民主新中國，彼此局限在議會政治裏和平競爭，中國人民也就避免了後來三年半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民族災難，也就避免了共產黨五十多年暴政給人民帶來的種種禍害。
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毛澤東的暴力革命；沒有毛澤東的暴力革命，中國就不會死那麼多人；就不會有共產黨獨裁專制政權；就不會有土改、肅反錯殺那麼多無辜；就不會有幾十萬被送去勞改的「右派」；就不會有全國性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鬥死打死幾千萬人；就不會有幾乎崩潰的經濟；就不會有今天仍然大大落後於世界的現狀……。
所以說，林先生所欣賞的「邊緣知識分子」毛澤東的勝利，就是中國人民的苦難的開始；林先生所鄙視的「書生」，至少還有希望把中國引向議會政治，和平建國理智的方向。
1945年8月24日胡適先生就已經寫信給毛澤東，懇切希望毛澤東「痛下決心，放下武器，共產黨作為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走議會政治的道路，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胡先生的夢想，正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夢想，如果「共產黨今天還在上海租界裏爭吵」，就正說明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民主社會，各黨各派和平競爭，實現了胡適先生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夢想，對中國人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大多數人不必像林先生這樣為共產黨惋惜。
最後，筆者表示完全同意林先生在他的文章裏對袁偉時教授的“孫文的對外政策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以理解的記錄」一文所作的批評，(袁教授在文章標題裏稱孫中山先生為「孫文」也是為海內外學者著作中所罕見，不知有何用意？筆者註)。筆者還看過袁偉時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從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迷誤看中國民主之路」。筆者贊同世無完人，對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分析甚至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但是筆者覺得，與其鑽進故紙堆裏尋找孫中山先生種種從未付諸實施的作為革命策略的設想和言論，不如多一些研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這些革命理論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的革命實踐所作出的貢獻，以及為如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作出自己的理論貢獻，以林思雲先生、袁偉時先生等學者的淵博知識，應該不難對此有所成就，如是不啻為中華民族的幸事。
一管之見，懇請林思雲先生、袁偉時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正。
(刊於「新世紀」網站04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