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請教陳子明先生

(紐約)李大立

不瞞諸位，以往看見原「體制內人士」的洋洋大作都敬而遠之，沒有興趣也沒有時間細閱。近日看到貴刋一月二十三日陳子明、何家棟先生的大作標題「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感到很好奇：周恩來連獨立的人格都沒有，何來的「思想」？中共的「黨軍論」世界聞名，怎麼也懂「軍隊國家化」？於是乎耐心細閱大作全文，讀後才明白兩位作者的原意是想對中國人民說，共產黨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麼壞，特別是周恩來，六十年前就主張過「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衹不過沒有被國民黨接納，不得已才進行「解放戰爭」，斷送了數百萬同胞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新中國」。可惜的是，陳先生閉口不提為什麼共產黨得天下後沒有國民黨的阻撓，五十多年了卻反而不見了「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影子？是共產黨太健忘，還是中國人民太容易受騙了？眼睜睜地看著五十多年來中共種種倒行逆施，窮兵黷武欺壓百姓，叫囂戰爭威脅台灣，還從大半個世紀前的故紙堆裏找出幾句「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空談來為它塗脂抹粉？真不明白這樣的「民運人士」意欲何求？可否請陳子明先生向廣大讀者、全體中國人民解釋一下？

陳子明先生在文章開首就說：「1946年1月……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均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成的態度。其中又以周恩來的闡述最為系統和全面。幾個月後，內戰全面爆發，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兩大目標都泡了湯，錯失了中國現代化一個絕好的戰略機遇。但是，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對於正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領會和研究。」

我相信凡是尊重歷史事實的人，都會對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見。共產黨對大陸人民實行新聞封鎖、愚民教育，令到國內人民不識毛澤東、周恩來的廬山真面目，說出這樣的話來還情有可原；身居海外的民運人士如陳子明先生等，想必不會未看過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李志綏醫生「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鄭義等「面具後面的周恩來」以及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著作吧？綜合這些著作所述，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原形畢露地浮現在我們眼前。

首先，上世紀二十年代周恩來從歐洲經蘇俄回國，就是因為手持共產國際的介紹信，找到蘇聯顧問鮑羅廷而坐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高位的，而絕非大陸傳媒所吹捧的那樣因為年輕有為，才華橫溢所以得到校長蔣介石的器重。他肩負的祕密使命是在國民黨軍隊裏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從共產黨成立初期共同參與國民革命開始，而不是1927年蔣介石清黨以後，共產黨已經在暗中著手組織籌建自己的「黨軍」了。從那時候開始，毛澤東共產黨一直強調「黨指揮槍」、「槍杆子裏出政權」，直至將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還一再強調「要將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可見，中共的「黨軍論」從來就沒有改變過，談何「軍隊國家化」？而「黨軍」創立的始作俑者實際上正是策劃「八一起義」的周恩來本人，之不過毛澤東在理論上將其推至極端而已，陳先生卻將周恩來吹捧成「軍隊國家化」的「倡導者」，簡直是顛倒黑白，妄顧歷史事實。

其次，早在遵義會議毛澤東「奪權」之前，而不是之後，周恩來黨內地位在毛澤東之上時，就已經「識英雄、重英雄」，對毛澤東這個裊雄退讓三分，並且從此淪落成為一個毛澤東的忠實奴才走狗，徹底喪失獨立人格，更遑論什麼獨立的「思想」了！他的一切所作所為，不過是奉迎毛澤東的惡行或者作毛澤東的傳聲筒而已。1929年6月22日，由於毛澤東獨裁，實行家長制，排擠朱德，亂指揮吃敗仗，在「紅四軍」黨代表大會上被選掉了「前委書記」，在軍中開始勾結林彪搗亂，朱毛矛盾鬧到上海「黨中央」。8月21日「軍事部長」周恩來以黨中央名義去信井岡山，各打五十大板，同意讓毛澤東違反民主選舉原則官復原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到遵義會議力捧毛澤東上台。解放後在毛澤東的淫威面前，更是完全喪失人格，誠惶誠恐地充當毛澤東的家奴。李志綏醫生親眼看見周恩來兩次跪在毛澤東面前，一次是在人民大會堂跪在地上講解地圖、一次是單膝跪下向毛展現外國元首禮品。司馬璐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說：1943年11月延安整風期間，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一連罵了自己五天，承認自己是王明的「幫兇」，說自己以前在黨中央當領導是「篡党篡軍」，甚至罵自己「猥瑣」……有一天周恩來突然跪倒在毛澤東面前，聲稱「我檢討！我有罪！」毛澤東說：「你這不是在罵我封建皇帝嗎？」周恩來答：「我和劉少奇同志都認為你就是我們革命的皇帝！」文革期間聶元梓親眼見到毛澤東接見完外賓，周恩來趕忙趨前畢恭畢敬地將他從沙發裏扶起身，連聶都說：「用不用得著如此露骨的諂媚啊？你是一個堂堂大國總理，旁邊不是還有很多服務員嗎？」張戎「鮮為人知的毛」說：「1972年6月10到12日，周恩來在中央全會上連講三個晚上，開口閉口「補過贖罪」，損自己損到如此可憐，連聽眾都為他感到痛苦」、「周恩來完全被毛馴服，直至行將就木，他都是不時自掌嘴巴的奴才。」為了討好毛澤東，毛澤東要走的路，他先走一遍；毛澤東要吃的東西，他先嚐一嚐；毛澤東要滴的眼藥水，他先滴進自己的眼睛裏……，甚至不惜親筆簽名逮捕弟弟周恩壽、養女孫維世，主動要求逮捕跟了他二十三年的警衛員成元功……。「三年困難時期」在各省上報餓死人的情況下，為了討好毛澤東，周恩來仍然批准大量出口糧食，購買武器裝備，加強「黨軍」。歐陽修說：「視其所好，可知其人焉。」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對於像周恩來這樣不但無是非之心，連最基本的人格都沒有的人，能指望他有甚麼獨立的「思想」嗎？

其實，自從毛澤東遵義會議篡党篡軍，特別是延安整風殺雞警猴後，共產黨早已變成他的一言堂，得天下後，更是威加四海，只有他一個人的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他人都不過是附庸而已，何來什麼「思想」？所以陳子明先生文章標題的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與其說是周恩來的「思想」，不如說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周恩來敢說嗎？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一個毫無廉恥毫無誠信的政治流氓，抗日戰爭中他高唱團結抗日的口號，暗中卻命令共軍「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整整八年抗戰裏，八路軍只打過兩場「敵後游擊戰」：一場是平型關襲擊日本半武裝的輜重運輸隊，死傷不過百人；一場是動員民兵百姓破壞鐵路燒堡壘的所謂百團大戰，從未進行過一場正面抗戰，為的是積聚力量打天下。抗戰勝利後，高唱和平民主新階段，暗中卻趁蘇俄佔領東北之機，派遣大批軍隊和幹部搶佔戰略要地；處弱勢之時，寵絡第三勢力民主黨派向國民黨要民主，一旦得了天下，一腳便將民主黨派踢下床；明明是引蛇出洞的陰謀，卻硬要說是「陽謀」！明明是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還死撐「形勢大好」；劉少奇、林彪明明是他親自挑選培養甚至寫進黨綱的接班人，一夜之間就變成「叛徒內奸工賊」和「野心家、陰謀家。」……所以，從這樣的政治流氓口裏說出來的「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有一絲半毫值得相信的嗎？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了，陳子明先生可以給大家舉出任何一例，說明共產黨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做過什麼？如果沒有，時至今日還從六十年前的故紙堆裏抖出他們用以騙人的片言隻語，為這些專制獨裁者塗脂抹粉，有何現實意義？

筆者注意到陳先生在文章裏也批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和平民主新階段」說成劉少奇背著他搞的私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對劉有意的陷害。其實，這正好說明毛澤東從來就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沒有真心實意，他通過周恩來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散佈出來的言論，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既然如此，何以又以「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為題目大唱讚歌，開首就說「毛澤東……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同意見」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共產黨是靠武力打天下坐天下的，他視國家人民為私產，享受特權巧取豪奪，骨子裏堅持獨裁專制，各級官員嗜權如命，絕不會甘心情願還政於民，軍隊是他們維持政權的工具，怎麼可能將之「國家化」呢？之不過在全世界洶湧澎湃民主潮流面前，有時候不得不作些姿態，喊兩句民主自由的空洞口號，而即使這樣，也往往要塞進很多自欺欺人的私貨。比如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底什麼是「中國特色」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於是乎各取所需，所有的貪污腐化、道德淪喪都成了「中國特色」。陳先生在文章中說，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了「軍隊國家化的標準問題」：「即軍隊屬於人民，如果統一之後的軍隊不是用來抵禦外敵，而是用來鎮壓人民和對付政敵，就成了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在這裏已經暗藏玄機，用什麼標準判斷軍隊是否屬於人民？如何界定軍隊維持治安和鎮壓人民？如何界定軍隊參與政治和“對付政敵”？其實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共產黨暗中埋下的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藉口和挑起內戰的契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正好是數十年後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真實的寫照。無論什麼原則道理，拿來攻擊敵人振振有詞，拿來對照自己就不了了之。

陳子明先生文章裏說：「如果把政治民主化視為一項系統工程，軍隊國家化就是他的“卡脖子”項目，……當年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夭折，就是因為沒能通過這一關。」到底為什麼沒能通過這一關？陳先生沒有明說，表面看似國民黨共產黨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深入研究歷史事實，就會發現蓄意挑起內戰的是共產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遣散了數十萬日偽軍、精簡了幾十個師官兵，毛澤東卻指示共軍：「人民的武器，一支槍、一顆子彈都不能交出去！」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治民主化夭折的原因。陳先生說：「半個世紀後蘇聯東歐國家得以實現民主化轉型，則是因為比較順利地通過了這一關，1991年7月20日，合法當選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了“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機構和軍隊中停止政黨和群眾組織活動的命令”。」看起來，陳先生是寄望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效法葉利欽，簽署命令實行「軍隊國家化」。姑勿論胡錦濤有沒有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民主視野，有沒有他們這樣的膽色勇氣，陳先生為何有話不直說，仿照龍應台女士「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那樣來一篇「胡錦濤，請實現軍隊國家化！」而是捧出周恩來這具僵屍，借周恩來六十年前的片言隻語，拐彎抹角地暗示呢？甚至不敢於像笑蜀先生一樣來一篇「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共產黨不是一貫教導你們要「旗幟鮮明」嗎？你們的旗幟在哪裏了？

竊以為道理很簡單，不需像陳子明先生這樣長篇大論不知所云。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一，憲法規定各黨派都有權像共產黨一樣建立自己的軍隊；二，「人民解放軍」由共產黨員的黨費供養，而不要由全民供養。共產黨敢嗎？如果辦不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只能說明他蠻不講理，誰的拳頭大誰說了算，談何「和諧社會」？談何「與世界文明接軌」？陳子明先生再給毛澤東、周恩來臉上貼金也沒有用，事實勝於雄辯。愚蠢的人不懂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衹有聰明人才會以史為鑒：須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黨軍」也好、「皇軍」也好，歸根到底都是老百姓子弟組成的，別看幾個軍中「八旗子弟」威風八面，到時候跑得比誰都快，別忘了辛亥革命武昌城頭打響第一槍的就是晚清政府花巨資建立的「新軍」，到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的那一天，才是真能實現「軍隊國家化」的時候。　　

「觀察」雜誌網站07年1月30日首發(轉載時筆者略有修改)

讓人民審判「政治殺人犯」

(紐約)李大立

看了「開放」雜誌九月號蔡詠梅「從家族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以及十月號王友琴「文革受難者的孩子們」兩篇文章(下簡稱蔡文、王文)，想起自己在中國大陸三十多年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感想連翩，不由得像王文中的美國記者潘文一樣慨嘆：「中國人的正義感都到哪裏去了」？

蔡文說：「上海有位著名音樂家陸洪恩因為反對毛澤東、反對文革，被當局槍殺在文革中，他的兒子文革後結婚生子，但他從來沒有把父親慘死於文革的事告訴妻兒，有關其父之死的資料悄悄地放在他的工作單位，害怕妻兒知道。

正是由於許多像陸洪恩兒子這樣的中國人怯懦地選擇了沉默和迴避，任由兒女被當局篡改的歷史教育洗腦，結果他們的子女竟認賊作父，將父輩的迫害者當作歷史偉人來崇拜，甚至肆意謾罵敢於披露歷史真相的勇者，中國現實的荒謬真是莫此為甚」！

關於原上海交響樂團總指揮陸洪恩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慘案，現在已經有不少回憶文章見諸報端，其中以劉文忠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最為詳盡。劉先生的哥哥劉文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槍殺的反文革勇士之一，劉先生本人曾經和陸洪恩先生關在一間牢房裏，親眼看見陸先生是如何公開抵制八個樣板戲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每次被拉出去批鬥，總是被打得遍體鱗傷，但他始終不屈不撓。最後，當局把他們牢房十四個犯人全體拉到訓導室，要陸洪恩先生抉擇生死，陸先生慷慨激昂演說了二十五分鐘，歷數毛澤東江青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陸洪恩先生知道以一己之力抗拒暴政，必遭沒頂。他告訴劉先生，妻子已離婚，在美國紐約演奏鋼琴，有一個兒子在上海，再三叮囑劉先生如能活著出去，一定要告訴他兒子，他是怎樣死的。數日後，陸洪恩被當局槍殺。後來，劉先生出獄後按址尋找他的兒子，不料大門緊閉人去樓空，向鄰居打聽，回說「他兒子好像也進去了」。如果所說屬實，陸先生的兒子也曾經因為父親的問題或者拒絕和當局合作，或者其他政治原因被關到監牢裏，照理說，他應該更明白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本質，更為自己父親堅持真理的英勇行為自豪，何以將英雄父親看作見不得人的醜類？是嚴酷無情的社會現實，還是自己怯懦的劣質？真叫人慨嘆。

王文則是說原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及其夫人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是文革中全國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中說：「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師院學生衝進吳李的家，把他們拉到南京師院召開“批鬥黑幫分子大會”，有人動手打他們，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扣在李敬儀的頭上，接著他們又被拉到大街上“遊街示眾”。開始時李敬儀和吳天石還被人架著走，不久李敬儀就昏迷過去了，被人從學校向鬧市區拖了一里來路，在遊街過程中就已氣絕身亡。吳天石在遊街後又被拉回學校繼續鬥爭，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於八月五日死亡，兩人的年齡分別是五十三和五十六歲……。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文革後發表的自傳中提到，當時他曾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吳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顯，這種暴力迫害和殺戮是在文革最高領導人的鼓勵和指導下進行的。南京師院的造反派就取名“八三革命造反師”，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高度八點三米，顯然是肯定那一天的行動所代表的暴力迫害思想……」。

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在最近出版的「中國課，五個同學和新中國的故事」中寫道：「八月三日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他們的兒子吳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偶然聽到兩個中學生談論師範學院打死兩個人，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進城回家，那時他十五歲，他姐姐也是中學生，教他怎樣回應這件事，就說母親死於高血壓、父親死於慢性肝炎……，兩個人都沒有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復職，給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吳天石也在其中，這樣吳晴得以離開農村參軍，在軍隊中加入共產黨。文革後成為南京大學七八級學生，畢業後到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書。文革中他父母就是在這所學校裏被人打死的，他常常和當年的行兇打人者擦肩而過」……。

王友琴說：「我曾經託幾個認識吳晴的人與他聯絡，希望了解關於他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至少請他把我已經寫好放入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特別是在我聽說吳晴現在是大學的歷史教師時，更覺得可以請他這樣做，因為不需要對一個歷史教師解釋書寫歷史的重要性，何況這歷史和他父母被害有關。可是，數年過去了，我的請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美國記者潘文說：「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復仇，來從事政治活動，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祕藏的証據都挖掘公佈出來，為什麼吳晴不這樣做？他的正義感(Justice)在哪裏？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自古以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傑為報父仇，卧薪嚐胆，矢志不忘，最後得以伸張正義。我真為陸洪恩的兒子、吳晴感到難過。筆者在這裏不是鼓勵陸先生、吳先生去報復私仇；而是希望他們盡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把自己父母慘死的經過公之於眾，讓大家知道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汲取深刻的教訓，避免災難重臨。請想想看，如果殺害自己父輩的不是個體行為，而是社會行為，罪魁禍首是整個專橫血腥、無法無天的社會；而這個萬惡的社會，不但殺害了自己的父母，還殺害了千千萬萬無辜的同胞，我們還能無動於衷嗎？如果採取沉默和迴避的態度，連一聲批判都不敢，實在枉為人子，更加愧對斯民！

由此，我想起了很多親身經歷的文革往事。文革期間，我中學的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也發生了血案，我們同級有一個考上華中工學院的學生，名叫丘成煜，出身自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大學畢業後我還在火車上遇見過他。1967年夏天，他在廣雅中學讀書的弟弟丘成昆，參加了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O」，在廣雅河邊被另一派主要由高幹軍幹子弟組成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廣雅河，年僅十七歲。近年看到廣東著名的散文作家秦牧先生回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人們咬著匕首，抬屍游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不知道秦牧先生在這裏所寫的是否就是指廣雅中學的丘成昆，我高中同學的弟弟。

我又想起了1968年上海「清理階級隊伍」的恐怖情景，那時候我是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在這場來勢洶洶的運動中，同濟大學包括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先生等近四十人被迫自殺(王友琴女仕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均有記載)。我們班長是1962年江西省高考狀元，衹因為背後說了幾句對毛澤東江青不敬的話，就被打成反革命，大會小會批鬥，被打得鼻青臉腫，走投無路，年僅二十三歲，就被逼得跳樓自殺，從四樓跳下來翻了一個身，大難不死終生殘廢。即將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對此有詳細的記載，還附錄了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先生的文章「記文革中“上海高校暗殺毛主席小集團”案」，作者張潔華先生當年也是二十三歲青春年華，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也被迫跳樓自殺，自殺未遂後，同樣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當年，我在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的間縫中，就是張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他高中同學費叔子。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1968年9月到廣西南寧報到。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中央文革為廣西兩派大規模武鬥專門發出了著名的「七三佈告」，「聯指」一派得到軍隊的支持，將邕江河水灌入下水道和地下防空洞，將過千名「四二二」一派的人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令到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有腐屍的臭味。後來，我被分配到建築工地，隨車路經廣西省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裏曾經是一個殺人的屠場。「七三佈告」後，光是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就達到5000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滿門抄斬，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放過，其中許多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著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希特勒德國法西斯實行的是種族滅絕；毛澤東中共法西斯實行的是階級滅絕。多年後，我在香港看到一篇關於香港歷來扮演了大陸戰亂避難所角色的文章，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香港不但接受了數以萬計大陸偷渡來港的政治避難者，而且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著珠江河漂流下來的浮屍，題目是：「生者安居，死者安息」。

海外網站上有一篇鄭義先生寫的「廣西文革屠殺及吃人紀事」，作者親身到廣西各縣調查搜証，舉出很多調查實例，証實1968年7月份，毛澤東及中央文革的「七三佈告」出籠後，廣西各縣各公社普遍活活殺死五類分子全家的慘劇，還出現很多吃活人心肝和皮肉的人間慘劇，情節慘不忍睹，令人不忍卒讀。究其原因，除了廣西自古以來一向民風慓悍，民智未開的因素之外；罪魁禍首毛澤東共產黨號召消滅階級敵人難辭其咎，各級渾渾噩噩的共產黨官員難逃罪責。該文透露，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居然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責任，如今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

後來，我在香港還看到資料，文化大革命中，廣西賓陽縣、湖南道縣和北京郊區大興縣是全國殺人最多的縣份。湖南道縣共有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未成年826人，最小的出生才十天。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鍘十六條命，直至刀刃捲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最不忍卒讀的是活埋婆孫兩人，當兇手揚起第一鍬泥土，黃髮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著說：「奶奶，瞇眼睛」。白髮老人悽傖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瞇了」。讀之令我無法不淚流滿面，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讀者看到這裏，也會如此，也一定會和我一樣為這些苦難的同胞落淚。

以前，鄧小平尚且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浩劫」，容許揭露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現今的當政者卻對此諱莫如深，自己獨霸話語權一聲不哼，還不准別人提起，彷彿這場震撼世界的民族大災難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王友琴女士窮多年精力收集資料、探訪文革受難者家屬寫出「文革受難者」一書；我們現在回憶四十年前血淋淋的歷史，都是為了讓後人知道，避免悲劇重演。筆者認為，為此目的必須「扶正黜邪」，除了用中華傳統道德教育下一代，重振民族之風；還必須讓罪惡得到應有的懲罰，使大家都知道惡有惡報，所有直接間接的殺人責任者都應該受到人民的審判、歷史的審判。

筆者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曾經雙雙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父親也曾經被罰跪和摳打，父母親都曾經想到自殺，而死了斷。每當想起無辜的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全世界民主正義的國家，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隨意侵犯，為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正如美國記者潘文先生所說的：「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公正嚴明的法律是民主自由的根基，也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希望所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數千萬同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應該追究「刑事殺人犯」和「政治殺人犯」的責任。比如說，直接摳打和殺害陸洪恩先生的獄卒、拖吳李遊街和殘害他們的紅衛兵、「紅八月」嘴吐髒話手揮銅頭皮帶在北京街頭打死一千多人的高幹子弟紅衛兵、在廣雅河邊槍殺邱成昆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賓陽縣、道縣、大興縣殺害數萬人的劊子手，特別是賓陽縣那個指揮大屠殺的副師長和大興縣獨鍘十六條人命的貧協主席等等……，都是「刑事殺人犯」都應該追溯殺人責任。又比如說，發動無數政治運動，數十年來從「反AB團」、發動內戰、肅反鎮反、土改、反右直到策動「文化大革命」導致數千萬人被迫害致死的毛澤東、助紂為虐，主持土改殺害地主富農，為大躍進火上加油導致數千萬人餓死，四清運動整人無數的劉少奇、在各省市報告餓死人的情況下仍然批准出口大量糧食引至全國大饑荒的周恩來、八九民運中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全都是「政治殺人犯」，也都應該受到人民正義的審判！陸洪恩兒子、吳晴、全國文革受難者家屬、全國歷次運動中數千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的家屬、全中國人民都應該團結起來，為自己也為國家民族爭民主、爭自由，到了人民大眾真正當家作主的那一天，把他們一個個都請出來接受全體人民正義的審判！

(寫於11月4日，紐約)

(刊於「觀察」雜誌網站)

一個香港人眼中的上海官場——陳良宇、韓正及其他

(紐約)李大立

近期大陸政壇上最哄動的新聞無疑是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下台，九十年代筆者有幸在上海工作過較長時間，接觸過很多當地人，對陳良宇、韓正等略知一二，很樂意將所見所聞與讀者分享。

九十年代初期，筆者在香港某大地產發展公司任職，專注上海淮海路上一個超高層大型項目。其間的所見所聞筆者曾以「項理言」的筆名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上海房地產看中共的腐敗」，發表在96年1月的「爭鳴」雜誌上，文內列舉了上海房地產領域內種種貪污腐敗的現象。現在，筆者想補充該文未有提及的其他內容。

當時，筆者參與的項目在上海盧灣區，韓正任副區長，主管該區的建設項目。淮海路上最主要的十個八個香港發展商的項目均在他管轄之下，因而有幸在會議上見過他幾次。當時除了覺得他典型的海派作風，油嘴滑舌，滿嘴時髦的黨八股之外，其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倒是他後來很快地晉升區長、副市長、市長後，通過自詡是他「哥們」的盧灣區政府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的炫耀，對韓先生有了一些認識。

這個官辦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帶隊來香港「考察」，成員包括設計院、地鐵公司、甚至區政府工作人員，香港老闆除了派專人陪同遊覽，「珍寶舫」吃海鮮外，還送紅包，給他們在香港使用。這個總經理經常吹噓和韓正如何相熟，一起在區政府機關建築隊當工人，然後韓區長踏入官場，怎樣步步高升。他遞上來的名片赫然印著「XX大學XX專業碩士」、「高級工程師」。一個小學或初中學歷的普通工人，搖身一變都可以成為什麼「碩士」、「博士」或者「高級XX師」，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一。2003年韓正「當選」上海市長時，大陸官方公布其簡歷，你找不到其高中、大學的學歷，卻赫然見到他是「經濟學碩士」、「高級經濟師」！近日，韓正接替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職位，大陸再次公佈其簡歷，稱他「1994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時年40歲，正在盧灣區長任上，該是怎麼樣的一個「大學生」，不講自明。又稱他「1996年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世界經濟專業在職研究生畢業，經濟學碩士」，時年42歲，上海市政府副祕書長任上，大家就可以明白什麼叫「在職研究生」了。講起來，這位總經理洋洋得意地告訴筆者，該大學為韓正和他們盧灣區幾個特殊「學生」，開設了一個特殊的「研究生班」，沒有任何學歷要求、沒有固定的上課時間、也沒有固定的課程，更沒有什麼學術標準和考試成績；專職指導教師包辦一切，指定「研究課題」，指定幾本參考書，幾乎是捉刀代筆地幫這群特殊學生完成「畢業論文」，總之，一切走過場。中國大陸假貨泛濫成災，假「學歷」也就應運而生，並且還堂而皇之登上了大陸的官場。

在大陸這個官本位社會裏，所有的「官位」、「學位」被扭曲到如此地步，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大陸是一個專制的政治社會，不同時期提拔幹部的標準不同，在官場上追逐名利者的目標就不同。毛澤東時代打擊知識分子，宣傳「知識越多越反動」，提倡「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王洪文這樣的工農兵就能「坐直升飛機」當上中共副主席，毛澤東接班人。那時，高幹子弟們一蜂窩走後門「參軍」；平民百姓子女爭先恐後「頂替」入廠當工人；進不了工廠的就「上山下鄉」當農民。總之，誰也不要什麼「學歷」，誰也不要當「臭老九」。「領導」們要提拔幹部，就在工農兵中挑選，搞「突擊參軍」、「突擊入黨」。到了鄧小平年代，國家瀕臨崩潰邊緣，知道科學技術的重要了，提倡幹部「知識化、專業化」，選拔幹部轉而重視知識，講究學歷。一眾官場投機分子立即轉向，紛紛「突擊學歷」，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各大中學校紛紛舉辦各種類型的什麼「速成班」，各種假學歷、「官辦學歷」滿天飛。各級官員「在職求學」成風，小學畢業的報稱高中畢業，高中畢業的報稱大學畢業……，從官方公布的韓正簡歷上，不難找到這種時代特徵和「中國特色」。2003年4月，筆者根據韓正、前深圳市長于幼軍，因貪腐被處決的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等的「「官辦學歷」，曾經以「突擊學位，突擊提幹」為題(筆名楊仕林)，在海外「世界日報」上發表過評論，請讀者參閱。

改革開放後，全中國大陸貪腐成風，上海不可能獨善其身，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貪污腐敗越嚴重。在該項目工作期間，經常要和各政府部門打交道，其間的所見所聞不勝枚舉。按照高層建築防火規範，我們的項目需要在五十多層的屋頂建一個直升飛機停機坪，消防局一位官員居然私下提出，如果香港公司在其上海的住宅發展項目裏，拿出一套新住宅交換他的舊「工房」，他就可以免去這個停機坪；為了通過衛生防疫局審批圖紙，香港公司駐上海公關人員給該局一名工作人員送去了一條金項鏈，幾個月後，這個工作人員將其退還，不是她不想要，只是不敢要而已。基層的貪腐風氣如此普遍，如此嚴重，作為政府首腦的韓正怎麼能推卸責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揭發嚴重貪腐，同是領導核心，韓正真的就那麼乾淨？從他「小兄弟」的品德作風，就可大至窺知此人的面貌。

九十年代後期，筆者在另一間香港工程策劃管理公司任職，被派駐上海浦東，和其他香港同事作為業主代表，負責中國銀行大廈的建設。上海人喜歡吹噓自己認識某某大人物，和他們有什麼特殊關係，這一次，我又碰上了一個這樣的人。此人以前在彭浦機器廠當工人，據說認識文化大革命後分配來該廠基建隊當工人的解放軍後勤學院大學生陳良宇，講他如何善於拍馬鑽營，在官場上如何步步高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說陳良宇官癮如何大，有一天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新聞報導中，提到「副市長陳良宇」，漏掉了「常務」兩個字，陳良宇大發雷霆，親自打電話質問該報總編輯，限令其立即登報更正…….。須知大陸官場等級森嚴，「第一書記」、「第二書記」；「常務副市長」、「副市長」等等，不可差錯一字，但是，像陳良宇如此小題大做的還不多見。

在此項目期間，同樣遇到很多大貪小貪。該項目因為是國際招標項目，日本、美國、德國、南韓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數十間大小公司參與其中。業主上海中銀委託我們香港公司擔任項目經理，但是卻不像其他淮海路香港項目一樣，全權代表業主，中銀上海分行副行長王X主管該項目、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張XX擔任該項目總經理，這樣，很自然就出現了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現象。比如說，其中的「銀行家俱樂部」設計和承建名義上進行國際招標，成立各參與國家和地區公司代表組成的評標委員會，無記名投票評分選出優勝單位。可是最後中標的卻是最末一名的上海某「合資」公司，不但作為項目經理的我們大跌眼鏡，各外國公司都莫名其妙。數年以後，該項目已經完成，我在美國看到新聞，上海中銀大盟主劉金寶因貪腐啷噹入獄，王X、張XX等五人也被拘留審查，令我想起當年的「突擊中標」，在全中國無官不貪的大環境下，上海衹會比其他地方更嚴重，而且「抱成一團」的「兄弟貪腐」更是海派的特點之一。

現在陳良宇因貪腐下台，國內一片叫好聲，卻很少有人提及這種宮廷政變式的突然襲擊是否民主？是否符合黨章的規定？一個政黨是否有權行使國家法制的權利，對黨員執行禁錮？近日在網上看到新華社內參「陳良宇言論選編」，雖然他隻字不提政治民主，但是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反對行政干預市場運作。比如，他說：「共產黨不要總是擔心自己會垮掉，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最應該操心的是我們國家能不能在國際競爭中抬起頭來，讓人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我們不能把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當作平均主義的代名詞，發展有先有後，永遠不可能絕對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當作口號對鼓舞人心有暫時的效果，當真了就是欺騙自己，也欺騙人民群眾……」、「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是有黨內民主的，我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共產黨要依靠群眾，不能只依靠工農兵和居委會，這是過去的說法。企業家、商人、科技文化知識界的人，也是我們的群眾，外商也是我們的群眾，都是我們黨應該依靠的對象，所以我強調，我們黨的幹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開放」。新華社對此加上各種小標題，原意是作為批判材料使用，但是卻適得其反。若果真如此，撇開他的貪腐行為，單就思想解放而言，陳良宇倒是不失為中共黨內的先進代表，反是那些死抱計劃經濟、甚至要學古巴、北韓獨裁專制的官員更應下台。而且，中共以陳良宇的這些「對抗中央」言論，而不是以經過獨立司法審核的貪污犯罪行為作為懲治他的理由和根據，只能更說明這是一場權力鬥爭，而不是真正的反貪腐行為。

中共自己也承認貪污腐敗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但是，如果繼續堅持一黨專制、衹依靠黨內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用空降調查組的辦法去查處貪官；而不是將貪污腐敗放到國家法治的層面上去治理、司法不能獨立、不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不開放民主選舉，讓人民群眾有權選擇和罷免各級政府官員、則中國大陸的貪污腐敗不但無法根治，而且必將前赴後繼、越演越烈，直至滅亡。

(寫於5/10/06)

(刊於「開放」雜誌06年11月號)

珍惜來之不易的民主 ——淺評台灣「倒扁運動」

(紐約)李大立

舉世公認，台灣的民主政制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歷史中的首創，台灣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試驗，民主政制是否適用於中華民族？其民族質素是否達到民主政制的要求？端視乎二千三百萬台灣民眾的表現。

自從台灣實現政黨輪替以後，大規模持續不斷的街頭政治運動，已經成為台灣政治生活的特徵，甚至成為台灣的風景。近日台灣正在進行聲勢浩大的「百萬人倒扁運動」，轟轟烈烈持續一月之久；大陸官方出於維護專制政權的需要，一面幸災樂禍，一面又諱莫如深；某些大陸海外民運人仕則聲明堅決支持，說其「體現了台灣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我們中國人的不成熟。筆者認為，在已經確立民主政制，特別是處於成長狀態中的民主社會裏，這種暴烈的街頭政治運動有害無益，衹會損害幼嫩的民主制度。希望台灣人民認識法治是民主的根基，珍惜來之不易的民主，熟習民主制度的遊戲規則，使之成為全體中華民族的榜樣。

民主制度的真諦是人民有權通過全民普選定期選出國家領導人，通過輿論監督政府的運作，確保大多數人民的意願能夠得到表達。為此，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無論選舉、監督、彈劾、罷免都應該通過相應的司法程序，無論是總統還是選民都應該對此尊重；民眾對總統不滿，應該通過輿論批評、司法彈劾、公投罷免，最後是利用自己手中的一票在下一輪普選中達到目的；而不是依靠群眾集會街頭運動，更不是「顏色革命」和「暴力革命」。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獨裁專制，建立民主政制，而這一點，台灣已經「革命」成功了。民主社會是一個和諧社會，那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極端做法，只能是專制社會特色。

筆者認為，台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全體台灣人民長期奮鬥的結果，理應加倍珍惜和維護；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也應該通過民眾自己去不斷地完善它，而不是去破壞它。既然台灣人民有能力推翻專制獨裁，建立民主制度，就一定有能力鞏固它、逐步完善它，使它更及時準確地反映人民的意願。陳水扁是台灣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不是別人強加給你們的，就應該尊重自己(或者說大多數人)的選擇，不應該用選舉之外的任何方法推翻自己選舉的結果。如果有人說，陳水扁的上台衹是依靠了兩顆不明不白的子彈，因而發動數十萬人宣稱「選舉無效」的街頭集會；那麼，為什麼不反求諸己，轉過來問一下自己，為何台灣選民會如此幼稚，如此缺乏獨立思考能力，被兩顆子彈牽著鼻子走？又如果有人說，因為彈劾罷免案在立法院被否決，所以才不得不走上街頭「倒扁」，也應該問一下自己，這些投反對票的議員都是選民選舉出來的，當初為何自己會投他們一票呢？……。試想想，如果這次可以對自己不想他當選的總統大搞街頭運動轟他下台，下一次自己想他當選的總統上了台，對方是不是也可以大搞街頭運動轟他下台？這樣，全民普選還有什麼意義？民主制度還有什麼意義？社會何時才能和諧安寧？

筆者的理解，扁女婿趙建銘炒賣股票案及扁夫人吳淑珍收受禮券案，均應獨立偵訊，刑責自負，不應株連。關鍵在於：一，陳水扁有沒有濫用公權循私護短，有沒有牽涉案中？二，司法機關是否能夠秉公執法，不受任何干預。這是考驗台灣司法獨立的關頭，在案件尚在偵訊階段，仍未開庭審理未有定案的過程中，擬給予充分時間和輿論壓力，不應該倉卒地發動大規模群眾街頭運動，以免妨礙司法公正。再者，如果台灣民眾認為陳水扁即使沒有涉入案中，由於近親涉嫌貪腐，本身管教不力，已經失去做總統的誠信和資格，也應該通過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他像尼克遜一樣自動辭職。可惜我們中國人到底沒有西方人仕那樣尊重社會輿論的品格和勇於引咎辭職的政治家風度；而是沉迷於黨派權力鬥爭，戀棧權位，這說明我們的政治領袖很不成熟。在這一點上來說，像陳水扁這樣本土出身的政客，和大陸現今的土共領導人沒有多少分別。你也可能回答說：當初我們不知道他會如此低能腐敗，現在知道了，想拉他下台。須知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根本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民主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法律：陳水扁及其親屬如有違法行為，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樣地，台灣人民如果對總統不滿，要求他下台，也必須通過立法院彈劾罷免的程序。如果你對罷免總統「高門檻」法律程序不滿意，你還可以利用手上的一票，立法院選舉時挑選議員為你代言，修改罷免總統的法案；但是你無權漠視和踐踏現行的法律。在這一方面，美國人民給我們作出了榜樣，當年尼克遜水門事件、克林頓拉鏈門事件被揭露後，美國人民是通過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迫使他們自動辭職或者在國會被彈劾，向全國人民認錯，而不是上街集會遊行；他們經一事長一智，在下一次總統選舉中就會更加成熟理智。

筆者認為，在專制獨裁的國家，人民群眾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其他渠道表達人民的意志，群眾上街集會是合理和必要的，有積極的進步的意義；但是在民主社會，人民大眾有多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意願，就不應該總是採用群眾集會這種鬥爭方式，而應該集中力量去打造更合理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去防止出現第二個陳水扁。台灣人民長遠的希望在於大陸的民主化，為此目的，台灣人民實在應該不斷地鞏固和完善已有的民主制度，給大陸人民一個榜樣，促進大陸的民主化。

其實，正如香港評論家李怡先生所說，趙建銘根據內部消息買賣股票、吳淑珍收受禮券、陳水扁多報「國務機要費」，雖屬於貪腐行為，但是比起中國大陸的皇子公主掌管數百數千億的電力公司、電訊公司；貪官污吏捲款潛逃每年數十數百億；連一個小小的東莞鎮長都可以貪污九千萬……，不過是「小菜一碟」；台灣總統女婿趙建銘被拘捕收監，被偵訊審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畢竟還是頭一遭，是全體中華民族的驕傲！相比大陸高幹子弟特權階層的無法無天，逍遙法外，已經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勝利了。當然不能以此滿足，比起西歐某國總理吃公款餐時多叫了一個湯就必須自掏腰包並且向全國人民道歉，我們曾經或者現在仍然生活在專制社會裏的中國人，公私觀念實在太缺乏、太薄弱了。同時，由於大陸和台灣人民都長期生活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下，習慣於暴力革命，街頭抗爭……；反之對民主制度尚十分陌生，不懂得共同遵守新的遊戲規則，實在有待於整體民族素質的提高，每一個中國人對此都責無旁貸。台灣正在進行一場浩大的民主演練，給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寫於11/10/06)

(刊於「新世紀」網站)

從內部攻破堡壘——讀張戎女仕「鮮為人知的毛」有感

(紐約)李大立

感謝香港「開放」出版社金鍾先生在毛澤東去世三十周年之際出版了張戎女仕的「鮮為人知的毛」，讓全世界華人讀者都能夠一睹曾經統治了我們中華民族長達四分一世紀、並給我們帶來無窮災難的曠世暴君毛澤東的廬山真面目，應該說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鬥爭的一件大事。

看了張戎女仕這本書，使我想起了毛澤東共產黨的兩句名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家庭出身不能選擇，革命道路可以選擇」。

如果這本書是地富反壞右寫的，共產黨一定會說這是階級敵人的「瘋狂進攻」，是出於他們的「階級本性」。有些讀者可能會對這本書有了先入為主的疑慮；可是，現在作者是名副其實的中共高幹子女，是中共法定的「紅五類」、「革命事業接班人」，共產黨還有什麼話說呢？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張戎女士就是從內部攻破堡壘的時代英雄。

我也和「開放」雜誌責任編輯蔡咏梅女仕在其「從家庭悲劇走向歷史真實」一文中所說的一樣，讀這本書前，對由一個高幹子女執筆書寫毛澤東是否客觀真實有懷疑，因為人總是有他的局限性，也就是毛澤東共產黨一貫強調的階級性。要徹底地揭露一個劃時代暴君的真面目，而這個暴君正是自己父輩曾經拋頭顱灑熱血投身的一場大革命的領袖，又是自己父輩安享革命成果封疆拜官時的開國皇帝，自己本人和兄妹們作為八旗子弟多少也曾經沐浴在皇恩浩蕩之下，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徹底地抽身而出，才能做到客觀真實。讀完了張戎女仕這本書，由衷地佩服她，她真正地做到了！這就是毛澤東共產黨所說的「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出身」。

歷史會給張戎女仕和她的「鮮為人知的毛」記下應有的一筆，所有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人都不能忘記她和她的書。

此前，我曾經閱讀過張戎女仕的處女作「鴻——中國三代女人的故事」，當時是為了寫作自己的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作準備，參考別人的寫作經驗。老實說，對張戎女仕這本書印象不是太深刻，因為當年高幹子弟的回憶錄多不勝數，大多是回憶「老革命」父輩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冤屈，他們所切齒憎恨的不過是林彪、「四人幫」而已。對造成數千萬同胞含冤而死的共產暴政隻字不提，對罪魁禍首毛澤東仍然視若神明，更加不用說去探討造成這種民族大災難的根源了。這些年來，我在大陸見到不少當年六十年代的大學同學，以及許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對我說，看了這些高幹子女，比如羅點點回憶羅瑞卿、陶斯亮回憶陶鑄、劉少奇子女回憶劉少奇的文章等等，都很反感，因為他們完全迴避了父輩們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因此，我在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的序言中，寫下了這樣一段：

「至於那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早已是汗牛充棟，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膄奉迎之詞，令人噁心。於是看見什麼「我的父親XXX」、「XXX在XX年代」之類，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讓我們先看看羅瑞卿是如何殘殺我們的同胞的：解放初期，主持「鎮反」和「肅反」運動的正是中共政府的「公安部長」羅瑞卿。按中共黨史的說法，運動從1950年「雙十指示」開始到1953年11月結束，長達三年，分三個階段：50年10月開始大張旗鼓和迅速捕殺；51年5月收縮範圍；52年深入調查。期間195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應當「嚴厲地大規模地進行鎮壓反革命」，要求各大城市大殺一批「反革命」。

據中共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載：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義頒布的「惩治反革命條例」共二十一條，其中屬於判死刑的竟有十條十七款之多。1951年1月21日，毛電上海市委：「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今年一年內恐怕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氣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為了實現大殺快殺，毛三令五申，3月18日電令各地：「必須認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殺幾批，才能初步解決問題，天津準備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肅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

讀到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個嗜殺成性的殺人惡魔！曠古至今，還有哪一個暴君會如此殘忍地下令殺人而毫不知恥，毫無憐憫之心？中國歷史上殺人如麻的黃巢、張献忠都只有自嘆不如，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可以和毛澤東媲美！

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說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強調鎮壓。羅透露1948年至1955年共有400萬人被鎮壓。羅已經夠「極左」的了，毛澤東還嫌不夠，1951年他僅因為寫了一個關于鎮反的例行報告予上級政府部門政務院辦公廳祕書長陶希魯，即惹起毛澤東的不滿。在當年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毛澤東批評羅瑞卿：「公安工作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否則是危險的」。毛澤東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過去殺關管二、三百萬是非常必要的」。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說：「50年至52年殺了70萬反革命分子，之後三年又殺了不足8萬」。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滅」反革命分子240萬。

十幾年後，作為林彪支持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交換條件，羅瑞卿被林彪迫害，跳樓自殺跌斷腿骨，還被人裝在籮筐裏抬到現場批鬥，共產黨的自相殘殺真是駭人聽聞！此時的羅瑞卿確也值得同情，然而冥冥中似有天意，數百萬被他害死的冤魂向他索命來了，也是冤冤相報。羅點點們在為其父哀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時，有沒有想到被你父親經手殺害的數百萬無辜冤魂？！請你想想看，每一個家有親人被你父親經手殺害的中國人看到你所寫作的為你父親鳴冤叫屈的回憶錄時，會有什麼感想？你可明白，造成你父親和數百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災難的源頭禍根正是毛澤東！

再讓我們看看陶鑄雙手如何沾滿了兩廣人民、甚至他的同志的鮮血：1950年毛澤東認為當時主持廣西工作的中共華南分局第二書記張雲逸剿匪不力，特派鐵腕人物陶鋳去廣西主持剿匪。1951年陶鋳電毛澤東：「廣西殲匪45萬，其中三分之一可殺可不殺」。毛批：「廣西應該殺」！陶鑄即在廣西大開殺戒，許多無辜冤魂慘死刀下。之後，陶鑄又再奉毛澤東令來廣東主持土改，其後挑起「反地方主義」運動，無數名不符實的地主富農慘死在他的手裏，兩萬多名他的革命同志被打成「地方主義」，被送去勞改，受盡折磨……。

廣東因為是「新解放區」，土改開展得較遲。當時廣東最高領導是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主持廣東土改工作的是第三書記方方。他們根據廣東華僑多，工商業較發達等理由，提出「廣東特殊論」，要求中央同意在廣東暫緩實行土地改革，並要求執行較溫和的土改政策。據香港出版的報紙透露，時任全國華僑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亦同意葉劍英和方方的想法。廖本人青少年時期曾經在美國三藩市住過，知道當地在餐館和洗衣店每日辛勞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廣東華僑是如何省吃儉用，積錢回家買田準備回鄉養老的。廖對香港來訪的工商界人士說，廣東老一輩的華僑很多是被「賣豬仔」賣到外國去當勞工的；有的人帶一個小藤箱，檢幾件衣服就飄洋過海，出國謀生。他們在外國辛苦賺錢，回家鄉買房置地，大多數是留作養老之用，不應該一律鬥爭沒收，這樣做會影響廣大華僑同胞對新中國的觀感。但是出身自湖南窮鄉僻壤，從未出過國門的毛澤東對他鄰省的特殊情況並不了解，更不知情，不明白廣東眾多海外華僑的實況。他偏聽偏信，認為廣東、廣西和福建三省「土改落後，沒有發動廣大貧下中農，對地主富農鬥爭不力」。於是派遣左傾幹將陶鋳、趙紫陽來廣東主政，主持土改工作。陶鋳一到，就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口號，即是每一條村都要殺人才算過關。1953年2月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在廣東全面鋪開，粵西全區僅1953年2月3日至3月6日一個月，地主富農自殺者就有805人；至5月份自殺者共1165人，可見當時廣東土地改革恐怖景象一斑。

五十年代末，陶鑄趙紫陽在廣東挑起「反地方主義運動」，向毛澤東謊報軍情，說廣東存在嚴重的「地方主義」，藉機將與他們意見不合的廣東地方幹部古大存、方方、馮白駒等斬下馬來。當年陶趙主持廣東反地方主義，省直機關、各地市縣受處分的地方幹部多達兩萬餘人，絕大多數的地市級和省廳局級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受到撤職降級處分，有些甚至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許多人在勞改場命喪黃泉。就算是他們的「老同志」，為排斥異己也毫不留情，廣東紅軍創始人之一古大存被陶鋳在廣東省的黨員大會上當眾羞辱，強迫古大存當著幾千名代表的面簽下永不翻案的保証書，可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

請問陶斯亮，你為父親受到迫害控訴四人幫，那麼直接間接地被你父親迫害致死的數十萬人又向誰控訴你的父親？請想想看，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我的同學們、廣東知識分子們以及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閱讀了你回憶歌頌令尊陶鑄的文章，會有何感想？

對比之下，我由衷地感激張戎姐弟以高幹子女的身份，透過十多年不懈的努力研究，毫不留情地將他們父輩的領袖毛澤東真面目還原於世，讓世人認識這個惡魔的本質，更讓我們中華民族共同思考，為什麼我們的民族會產生這樣「寧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異類？怎樣才能徹底剷除產生這種異類的土壤？怎樣才能避免災難重演？這就是張戎女仕這本書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 (寫於13/9/06)

(原載「開放」雜誌0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