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東施效顰

(香港)李大立

冷眼旁觀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這場偽選舉鬧劇，看到選舉結果宣佈後，曾蔭權和親中(共)人仕熱烈擁抱，眼含淚光的演出，令人作嘔。一場由北京導演並早已預知結果的鬧劇，不過按劇本進行而已，用得著如此激情嗎？其中最滑稽和不堪的是「勝選」後曾蔭權兩夫婦乘搭雙層巴士向市民「謝票」一幕，導演導錯了，演員也演錯了，和劇情風牛馬不相及。

曾蔭權「謝票」這一手，無疑是向台灣學來的，可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變成了東施效顰。你可曾想過人家「謝票」是勝選後當面拜謝投他一票的選民，投你一票的六百幾個「選委」還在赤蠟角得意忘形，或者坐在豪華轎車回家途中。街上有你的支持者，但肯定沒有投你票的人！何來的「謝票」？你的民調指數不低，可惜的是就算是支持你的市民，也統統被蠻橫地剝奪了民主國家人皆有之的選舉權，他們根本就沒有投過你一票，你卻向他們鞠躬作揖，不是很滑稽嗎？你真要「謝票」，何不在赤蠟角擺上幾圍檯，盡請投你一票的六百多個「選委」慶祝勝利好了，何必大模斯樣地上街「謝票」？實在是看錯了對象，表錯了情，誰都知道你不過在做騷而已。做人做事最緊要真，你這樣虛偽下去，總有一天連那六十幾個巴仙的支持率都會輸光！

由此也看得出你的導演，你背後的主子是多麼愚蠢。如果稍有一點頭腦，稍有一點天下為公的器量，如果不是視普選為洪水猛獸，讓我們港人現在就實現雙普選，一人一票選特首，曾蔭權有六十幾個巴仙的支持率，他勝選後坐雙層巴士出來謝票，不是光彩得多嗎？不是一舉兩得，欽點的馬仔當選了，港人雙普選的民主願望也實現了，何樂而不為呢？可是他們不單純是愚蠢，更重要的是心理陰暗：他們以為江山是打下來的，就是私產，「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即使是收回不久香港，也不能例外，以免影響大陸。於是「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就不得不導演連場鬧劇，搞假選舉，欺騙世人，可憐的衹是御用演員曾蔭權，假戲假演，又要故作矯情，又不能弄假成真，真是難為他了。

難道生活在香港這個世界首善之區的七百萬聰明的港人，就甘心情願地看著這一齣鬧劇一屆一屆地永無休止地演下去嗎？難道七百萬港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拒絕一個愚蠢的導演，炒掉一個蹩脚的演員嗎？

(26/3/07)

(原載「動向」雜誌四月號)

王敏剛令人不齒

李大立

筆者全家從美國回港，今天在電視裏看到香港第三屆特首選舉，並觀看了緊接著舉行的「城市論壇」，有些感想代表全家寫下來，供大家指正。令筆者奇怪的是，以前在維園公開舉行的「城市論壇」也變成小圈子論壇了，兒子說可能想避開「維園阿伯」的騷擾，其實我覺得維園阿伯已經成了香港特色之一，棄之可惜，他們的叫囂正彰顯了香港的公開公平，訂下幾條聽眾守則不難解決。我們港人在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同時，本身也不應該將公眾論壇變成小圈子論壇。

其次是「人大代表」王敏剛先生在城市論壇的言論，實在令人不齒。他說，「普選不等於一人一票。」那麼請問王敏剛先生，你認為的普選等於什麼？全世界公認普選的定義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天賦人權，無論男女老少，種族民族和富貴貧賤都是平等的，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每一個人都有一票用以推舉管理自己的政府，如果連一人一票這個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了，談何「普及」？王先生說，這八百個「選委」裏面有二百多個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是直選產生的，所以由這八百個「選委」代表我們七百萬港人選特首就已經是普選了。真是荒謬至極！區區二百幾人在八百個選委裏面只佔少數，那麼很明顯其他五百多個非直選產生選委就是欽點的了，他們有什麼資格和權利代表我們選舉特首？我們什麼時候委托過他們代我們投票？同是香港人，為什麼他們有權投票而我們沒有？談何「平等」？況且，我們選出這二百幾個人是作為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並非作為特首選委，有些人合適做這樣事情，不等於合適做那樣事情，怎麼可以張冠李戴呢？

王敏剛先生還說亞洲非洲有些國家和地區一人一票直選總統，結果導致屠殺和政局混亂，而歐美先進國家都不是一人一票直選，叫香港人「不要迷信民主」。王先生未免太無知了！他以台灣總統直選為例，說台灣政局混亂全是因為一人一票直選而引起。須知台灣直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首次全民普選，從五千多年的專制統治下解放出來，進入一個民主社會的新階段，當然很多事情需要學習，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完善，這絲毫不值得奇怪，請王敏剛先生問台灣人民有誰願意再回到獨裁專制的舊社會？這些國家和地區所產生的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且不是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和一人一票普選無關；相反，香港社會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卻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王敏剛先生有意混淆了普選和小圈子選舉，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區別，普選和非普選(小圈子選舉)是選舉性質的根本差別；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衹是選舉方法的差別。英美的間接選舉是以一人一票的普選為基礎的，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各州按人口比例規定的選舉人後，選舉人必須按照本州的選舉結果投票，這純粹是一個技術問題，絲毫沒有改變它的全民普選性質。試問王敏剛先生，香港這八百「選舉委員」是經過一人一票普選出來的嗎？他們投票代表了選民的意向還是自己的意向？他們的這一票向誰負責了？王敏剛先生甚至說香港特首選舉讓全世界開了眼界，見識了什麼是民主普選。王先生太狂妄了！是的，經過這場鬧劇醜劇，全世界都見識了什麼是專制下的所謂選舉，說得難聽些，令人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滿洲國皇民選舉。

(25/3/07)

(3月27日略有刪節刋於香港「蘋果日報」，3月26日全文刊於「新世紀」網站)

共產革命也是邪教大騷亂——致李普先生

(紐約)李大立

筆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幹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不過，筆者認為豈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整個「共產革命」何嘗不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邪教大騷亂！

李普先生在該文中說：「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什麼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大騷亂……。」筆者認為，如果將李先生文章中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改為「共產革命」；將所有的「十年」改為「五、六十年」，李先生的文章不但仍然正確，而且更加準確。

什麼是「邪教」？什麼是「大騷亂」？

竊以為，邪教就是利用迷信的反科學的教義迷惑民眾將其引向災難的邪惡宗教，其特徵往往是盲目和狂熱的；大騷亂就是打破原有和諧秩序的群體性動亂，將社會引入無序狀態，同時企圖人為地取而代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迄今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完全符合這個定義的一場邪教大騷亂，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首先，領導這場邪教大騷亂的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邪教組織，它有嚴密的組織系統，鐵一般的紀律，後來更加上瘋狂的領袖崇拜，所有參加進去的人都變成了一個盲從的信徒，一個「馴服工具」，失去一切自由和人格，包括獨立思考的自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日本「真理教」一樣必須將個人的一切，包括靈魂和肉體都奉獻出來，無條件地被這個邪教組織支配，他們不但用沙林毒氣殺害無辜的同胞，最後還導致信徒本身的集體自殺。共產黨不但要黨員獻出個人，還要獻出自己的親屬：邪教黨內的老黨幹，地位高如彭德懷就曾經這樣對待過他的同志；而曾志也曾經被她的黨這樣對待過。「大革命」時期，彭德懷就曾經將他的同志兄弟黃公略之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私自灌醉然後殺害了，還將他的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裏交其隨員帶回去，「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原因是黃梅莊奉蔣介石令前來策反黃公略。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証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見「彭德懷自述」)。無獨有偶，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女共產黨員，曾志在福建廈門地下活動時，被自己的黨私自將剛出生的孩子賣掉，賣得一百大洋作為黨的活動經費。臨分別時兩夫妻抱著出世才四十多天的兒子前去中山公園玩了半天，從此生死訣別，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黨組織」還一直瞞著她(見「曾志回憶錄」)。「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

其次，凡邪教組織莫不以教主盲目崇拜和信眾迷信狂熱為特徵，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套欺騙信眾的教義，並為教主披上一件神祕的外衣。中國歷來的邪教組織還多了一個特點，就是既要引入外國的宗教來唬弄百姓，又要改頭換面為自己立威。太平天國洪秀全去廣州學基督教，改頭換面創立他的「拜上帝會」，自稱是「上帝之子」，傳揚他的「原道」教義，外國傳教士企圖向他講解基督教，反被他斥為異端。無獨有偶，中共先從蘇俄輸入「馬列主義」，毛澤東延安整風斥之為「教條主義」，其後索性改為「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是人民大眾的「救星」，將其至於神聖的地位，強迫全體中國人民每日數次對他頂禮膜拜，三呼萬歲，誰要是不小心塗污了他的神畫或者打破了他的神像，就得以命抵罪。共產黨要求全體人民為他的教義去死，像黃繼光那樣堵槍眼、像邱少雲那樣被烈火燒死、像董存瑞那樣舉炸藥包……，甚至要求女教徒自動獻身，教主毛澤東一生姦污女教徒無數，主管知青的各級共幹蹂躪女知青，這還不是十足的邪教組織嗎？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和近一世紀來劇烈動盪的社會相比，其實一向是安居樂業和諧共處的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人們默默耕耘、安貧樂道、息訟平爭，大家和睦相處，各階級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諧社會。所不和諧者衹是少數妄圖不勞而食的地痞流氓和無業游民，但是他們在強大的傳統道德和民間法統的群眾壓力下，幾千年來一直無所作為。即使期間不斷改朝換代，但是傳統的社會制度和秩序一直得到維持。直至近代歷史上罕見地出現了一個以「痞子運動」為「革命先鋒」的異類毛澤東，引入外國的「馬列主義」，成立了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蠱惑人心，進行所謂「共產革命」才將中國數千年和諧共處的社會秩序徹底破壞，引致社會大動盪和大災難。毛澤東公然稱這些痞子流氓的不勞而獲、懶惰欺詐甚至嫖娼聚賭為「革命行為」，心理變態地為他們「爬上地主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叫好……，不幸的是適逢外敵入侵，內戰不止的亂世，給他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至使他們肆無忌憚地武裝叛亂，殺人放火，赤地千里，他們用武力了奪取政權，破壞了社會脈絡，毀滅了倫理道德。「舊社會」砸爛了，然而對自己要建立的「新社會」卻毫無準備毫無把握，結果就亂搞一通，一會兒這樣，一會兒又那樣，到處碰壁，搞到國弱民窮，民不聊生，甚至餓殍千里。

共產黨武力奪得政權後，跟隨蘇俄在中國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和空前慘烈的社會主義試驗，徹底摧毀了固有的社會秩序，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聲言要「消滅階級差別」，結果卻導致全民徹底喪失生產積極性，社會長期處於貧窮狀態；用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一潭死水，比例失衡，幾至崩潰邊緣；用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試圖改造人的靈魂，使其「覺悟極大提高」，結果卻造成整個社會道德崩潰，貪污腐敗橫行。總之，這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大試驗，在奪去了八千萬無辜同胞的生命，留下了滿目瘡痍的爛攤子以後，最終以失敗告終。所以說，不單止「文化大革命」，而且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迄今的整個「共產革命」或稱「社會主義革命」，實質上都是一場邪教大騷亂。

筆者同意李普先生所說的對於邪教大騷亂，最重要的教訓是：「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什麼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筆者認為，不但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人」，更加永遠不要迷信「某一個黨」，希望全體中國人都從這場邪教大騷亂中，從這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大試驗中汲取慘痛的教訓，避免全民族的悲劇再次發生。

(16/3/07) (刊於3月24日「觀察」雜誌)

由薩達姆想到毛澤東

2006年的倒數第二天，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被執行絞刑，行刑錄影被泄露公開，各國不同反應，大陸官方噤聲，民間熱烈爭論「英雄」或是暴君，筆者卻第一時間想起了中國的薩達姆——毛澤東。薩達姆最後被証實並據以判處死刑的是杜賈爾村148名村民被屠殺案，結果他被押上了斷頭台；可是毛澤東殘害了八千萬同胞的生命，至今卻還安然地躺在他的水晶棺內，大陸不少憤青愚民還在對他頂禮膜拜，是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太寬容呢，還是太愚蠢了？

比較一下薩達姆和毛澤東，可以發現他們無論在嗜權如命、冷血暴戾、草菅人命、恐懼多疑、窮奢極侈和夜郎自大等方面都極其相似；而造成他們如此惡行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革命經歷又是如此巧合，給了世人一個深刻的教訓，以後如果再遇到同樣自稱是你們救世主的「革命領袖」就得小心一些了。

薩達姆是個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前已去世，母親改嫁，八歲時從叔叔家回到母親和繼父身邊。繼父對他不是責罵就是不理不睬，甚至用沾著瀝青的棍子打他。由於受到虐待，從小就養成一種反叛和暴戾的性格，他用燒紅的鐵條向家禽肚子樋過去，衹是為了發洩心中的怒火。與同齡的孩子相比，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在學校裏受到同學們的取笑，讓他以為如果不想被壓制，就必須壓制別人。毛澤東小時候也受到父親嚴厲的管教(但絕非虐待)，其實，相對於薩達姆的繼父，毛父不過是有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男權主義而已，連望子成龍都談不上，他最大的期望不過是希望毛澤東作為長子繼承他辛苦打拼下來的家業，這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可是毛澤東卻偏偏好吃懶做，好高騖遠，因此產生了父子矛盾。為此才十歲的毛澤東就曾和父親爭吵後威脅要跳下池塘，又曾經離家出走，在外遊逛了三天。他一直以反叛父親為榮，從此養成了桀驁不馴、無法無天的性格。他父親臨死前希望見他一面，他都不願意滿足父親這個卑微的要求，數十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甚至還對紅衛兵領袖說他父親「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氣式”」(見張戎毛傳)，一個對自己父親都不愛惜不尊重的人，怎麼會愛惜和尊重他的人民呢？每一個人自小養成的性格都和他的生長環境分不開，不幸的是，薩達姆和毛澤東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經歷都養成了他們與眾不同蔑視法統和人情的性格；而一旦這樣的人登上了權力頂峰，在沒有任何制約的專制社會裏，就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

在其後的青少年成長時代，他們兩個都因為家境貧窮，本人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毛澤東)，或者雖然得到資助，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不具備專業人士的品格(薩達姆)，因而都很難進入主流社會；而自己又不甘於在社會低層踏實勞作，艱苦拚搏，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於是就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條「捷徑」——鋌而走險的「革命道路」，做一個職業革命者，以領取外國和革命組織的資助為生(見張戎毛傳)。在這個艱險的革命過程中，一方面要應付瞬息萬變的政治形勢，避免敵人的追殺；同時又要在自己的革命營壘中站住腳，於是就不惜翻雲覆雨，甚至互相殘殺，由此養成了他們猜忌多疑和冷血暴戾的性格。他們在未取得最高權位之前，都韜光養晦，竭力表示對革命的忠誠；一旦登上權力高峰，立即翻臉不認人，殺盡昔日的革命同志，今天臥榻之旁酣睡的「他人」。海外評論說共產黨(伊拉克復興社會黨也同一性質)都是一頭怪獸，先是吃的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他們的領袖在在都表現出嗜權如命，不擇手段的劣行，不單毛澤東和薩達姆如此，斯大林、金日成、卡斯楚……所有專制國家的獨裁者上台，都必然經過相同的過程，這是社會政治制度的缺陷所決定了的。

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奪得軍權後，在長征路上借刀殺人滅了張國燾主力，將其迫走、在延安又拉幫結派，甚至落毒趕走王明。解放後，更是將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一個個可能威脅到他權位的革命同伴斬下馬來，將其迫害致死。這些事實中國人都很熟悉了，筆者在此不贅。1968年7月，薩達姆當上了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貝克爾的副手，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他「有功上繳，有過自攬」，吹捧拍馬不遺餘力，終於贏得信任，接管了最高權力。可是就在他上台當天，就處決了六十多名軍隊將領，他昔日的革命同志，其過程極為恐怖：1979年7月18日，薩達姆召開革命指揮委員會會議，在會場中特意安放了錄影機，一身戎裝的薩達姆走向講壇，滿面嚴肅地宣布，敘利亞人正在搞陰謀，叛徒就在你們中間。然後，委員會總書記馬哈迪從後台露面，他向眾人承認自己參與了這件事，之前，馬哈迪已被祕密逮捕並受盡折磨，他交代了有關細節後，開始在台上唸同夥的名字，武裝軍人把他們一個個抓起來，薩達姆喝道：「拖出去！拖出去！」

當六十個「叛徒」被拖出去後，薩達姆重返講台前，其他人站起來鼓掌歡呼，他們慶幸自己免遭同伴的命運，當他們膽戰心驚地離開會場後，從此伊拉克的一切就已經完全掌握在薩達姆一個人的手裏。這場清洗運動的錄影帶在伊拉克國內廣泛發行，每一個人都必須觀看，毛澤東和薩達姆兩人清洗政敵的手段如出一轍。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骨子裏都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獨裁暴君，卻又都喜歡玩弄一下假民主，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欺騙國內人民和國際輿論。中國大陸的所謂「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眾所周知的橡皮圖章，甚至在他們的共產黨內，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等等不過是擺設，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甚至就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伊拉克的政府也不過是傀儡，權力在憲法以外的「革命指揮委員會」手裏、在薩達姆一個人手裏。他們的所謂「選舉」，不過是一場鬧劇，毛澤東召開的所有黨代會，無一例外「一致選舉」他為領袖；薩達姆兩次全國選舉，分別以99%和100%當選總統，大破選舉投票率和得票率世界紀錄。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都崇拜斯大林，捧斯大林的鐵血統治為榜樣。他們都視民命如草芥，殺人不眨眼，堪稱殺人冠軍。解放初期「鎮反」和「肅反」運動中，毛澤東指示要「嚴厲地大規模地鎮壓反革命」，毛三令五申電令各地：「必須認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殺幾批，才能初步解決問題……，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肅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滅」反革命分子240萬(「開放」叢書：「共產中國五十年」)，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造成了八千萬人死亡的大災難。

1982年7月8日在夾道歡迎下，薩達姆車隊浩浩蕩蕩開進了巴格達以北八十公里的杜賈爾村，經過果園時遭到三名槍手伏擊，薩達姆大難不死，隨即冷血報復，親手簽發命令，逮捕了一千多人，血腥屠殺了148名村民，其中最小的才十三歲。1988年3月，薩達姆指使他的堂兄「化學阿里」馬吉德使用毒氣殺害了五千多名庫尓德人，一萬多人傷殘。薩達姆統治伊拉克二十四年間，五十萬庫尓德人被迫害致死。他和毛澤東、斯大林、波布特應該是二十世紀四大殺人魔王！

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明明是一個不可雕的朽木，卻恬不知恥地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和先知，要全國人民把它們當作神來崇拜，甚至妄想充當阿拉伯世界或第三世界的革命領袖。薩達姆十歲才開始認字，一貫有志革命、無心向學。毛澤東曾經被三家私塾學堂趕出校門，十七歲才高小畢業，二十歲才進入中專程度的師範學校預備班，二十五歲才畢業，無論以當時還是今天的標準，顯然都是一個罕見的超齡學生(見張戎毛傳)。在學時，除了國文一科略有成績之外，其餘的數學、物理統統不合格，學英文咬字不正、學音樂五音不全、圖畫科索性畫一個圓圈和一條線，別人以為代表桌面上一隻雞蛋，他卻堅持說代表大海和太陽(見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毛澤東自吹四個偉大，小紅書人手一冊，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眾所周知就不細說了。專制獨裁者都驚人地相似，伊拉克官方出版的薩達姆傳記，成為伊拉克官員和人民必讀的書，長達六小時的薩達姆個人記錄片「漫長歲月」，強迫全體人民集體收看。他2000年開始寫小說，被指定選入學生課本，直到2003年4月10日伊拉克陷落前，他還在寫，在美軍攻入伊拉克後完成印刷。他要將先知、學者、詩人和總統集一身，他發動兩伊戰爭、兼併科威特，他的名言是：「伊拉克除非不站起來，否則就要站在世界頂峰。」復興社會黨報「革命報」吹噓薩達姆不但要統一中東，還要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都從來不出國訪問，特別是視西方民主國家為敵，孤陋寡聞卻又夜郎自大，關起國門來糟蹋自己的老百姓，最後天怒人怨，平民百姓都恨不得他早點死。

毛澤東生前驕奢淫逸、玩弄女性，也已為國人所知。薩達姆和毛澤東一樣，在國內不但有金碧輝煌的宮殿，還建有許多行宮，在滴水貴似油的中東，水幾乎成了財富的象徵，他卻奢侈地擁有許多私人游泳池、噴泉花園。在大陸中國普遍貧窮的惡劣環境下，毛澤東卻擁有天文數字的「稿費」；薩達姆也將巨額國家資財佔為己有，由親屬帶出海外，他在地窖裏被捕的時候，身邊還有數十萬美元現款……，所有這些，無一不是全國人民的財產，他們卻憑權力據為己有。

總之，全世界的專制獨裁者在方方面面都如出一轍，為何會如此呢？就因為他們攫取最高權力時的政治環境、以及他們掌權後所創立的社會制度，造成了他們非如此不足以維護自己的權位，不足以保住視為己有的江山，因而他們的政治手段甚至個人品質都驚人地相似，他們帶給人類的災難也都空前深重。唯一不同的是，薩達姆因此被送上斷頭台，金正日之流看來也難逃此厄運，可是罪惡滔天的毛澤東卻被他躲過了，他至死都不知道世間原來還有「反人類罪」，一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堂堂「國家元首」也有被送上絞刑架的一天！要是他生前能看到薩達姆今天的下場，不知是否會懂得收斂一些？是他運氣太好了，還是我們中國人太不爭氣呢？曾經長久默默地忍受毛澤東奴役摧殘的全體中國人民，是否也應該從此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訓呢？一個沒有正義感，衹知道逆來順受的民族是永遠都沒有前途的民族，但願我們中華民族也有覺醒的一天。

(16/01/07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本文刊於香港「開放」雜誌07年2月號，刊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請用事實說服我——致陳子明先生

(紐約)李大立

拜讀了陳子明先生2月7日大作「關於軍隊國家化——答李大立」，筆者不敢苟同，因為陳先生並沒有用事實說服我。本不想為爭辯而浪費寶貴的海外論壇篇幅，幾年前筆者在「新世紀」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姚祖彝的文章，質疑中國大陸賣友求榮的道德觀，也招來一位邱實先生答非所問的反駁，筆者說明觀點後即休止，因為彼此觀念作風差異太大，不存在繼續討論的基礎。現在想想，如果能夠吸引廣大讀者參加討論，探索中國民主之路；或者如果能夠讓我們大家共同在討論(辯論)中學習正當的方式，也不失為一件好事，於是在此作如下補充，希望能在貴刋發表，如有不便，則請「觀察」編輯部轉達陳子明先生。

筆者認為討論問題最好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用事實加以說明。如果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也請用事實反對。討論問題目的是分清是非，共同探索一條中國民主之路。最怕是如海外網站時有所見的那樣，不明白雙方觀點根本分歧所在，為個人意氣或斷章取義，或無中生有歪曲對方的觀點，然後自說自話地批駁，混戰一場，既浪費網站篇幅，又浪費讀者時間。為此，筆者就如下兩個根本分歧問題請教陳子明先生，希望陳先生能用事實說服我：

一，周恩來到底有沒有獨立的「思想」？所謂「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是否正確？

筆者的意見是否定的。見拙作「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文內提到：「自從毛澤東遵義會議篡党篡軍，特別是延安整風殺雞警猴後，共產黨早已變成他的一言堂，得天下後，更是威加四海，只有他一個人的思想(所謂毛澤東思想)，其他人都不過是附庸而已，何來什麼「思想」？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與其說是周恩來的「思想」，不如說是毛澤東思想，沒有毛澤東的首肯，周恩來敢說嗎？」然後，筆者列舉種種周恩來出賣人格諂媚討好毛澤東的劣行，這樣的人有沒有獨立的「思想」？相信廣大讀者會自行判斷。

另外，筆者說：「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了「軍隊國家化的標準問題」：「即軍隊屬於人民，如果統一之後的軍隊不是用來抵禦外敵，而是用來鎮壓人民和對付政敵，就成了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在這裏已經暗藏玄機，用什麼標準判斷軍隊是否屬於人民？如何界定軍隊維持治安和鎮壓人民？如何界定軍隊參與政治和“對付政敵”？其實所有這一切，不過是共產黨暗中埋下的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藉口和挑起內戰的伏筆。」筆者在另文「棄台獨、爭民主」(01年6月25日世界日報)曾經指出共產黨在談判桌上的流氓伎倆，比如說，抗戰勝利令蔣介石國際聲望如日方中，國共和談時國民黨實力佔上風，但是並沒有要求將毛澤東、朱德等共黨首領列為土匪或者戰犯，儘管事實上朱毛遠在二十年代已經在江西武裝叛亂，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犯了顛覆罪和叛亂罪；甚至沒有再追究周恩來在上海殘殺顧順章全家十幾口人的刑事罪案。然而國民黨的寬容並沒有感化共產黨，更未能改變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內戰形勢一旦有利於中共，他就即時在談判桌上提出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帶有侮辱性的條件。比如將蔣介石、李宗仁等統統列為戰犯，要求嚴懲，這就等於有意將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對方。又比如說，國際上所有的政治談判都沒有預設條件的先例，談判的舉行應該是無條件的，雙方任何要求都可以在談判桌上提出，這才叫政治談判。像大陸共產黨至今堅持以「承認一個中國」為與台灣談判的先決條件，本身就是違反國際法和極端可笑的。你要堅持一個中國，完全可以在正式談判中提出來討論，但是你沒有權力把這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試問，如果台灣提出「結束中共一黨獨裁專制」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共產黨會答應嗎？如果非要對方承認你的先決條件，那還有什麼必要舉行談判呢？所謂「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就是這样的伎倆。

最諷刺的是，當年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正好是數十年後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真實的寫照。無論什麼原則道理，共產黨拿來攻擊敵人振振有詞，拿來對照自己就不了了之。

而陳先生的觀點顯然是肯定的。陳先生說：「像周恩來這樣的人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嗎？他的「思想」就和毛澤東完全一致嗎？他的「思想」就不能研究嗎？」其實，在這裏陳先生已經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因為筆者注意到陳先生給所有的「思想」二字都加上了引號，這就正好說明了陳先生自己也認為所謂周恩來思想不是真正的獨立的思想，虛有其名而已！筆者從來就沒有說過他的「思想」不能研究，而是說陳先生要求我們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它毫無現實意義。因為越是講得漂亮，實際上卻反其道而行，越是令人反感和厭惡。與其要求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這些美麗的謊言，不如呼籲大家「認真研究和領會」西方民主國家行之有效的軍隊國家化運作，「認真研究和領會」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而我們卻做不到，問題出在哪裏？如何解決它？

當然，周恩來作為一個個體，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思想活動，比如說抗戰初期，他和王明等稍有良心的共產黨對毛澤東假抗日真發展極端自私的「敵後游擊戰」也看不過眼，曾經提出過「山地運動戰」希望打一兩場像樣點抗日戰爭爭取民心，可是毛澤東一反問他們：你們到底還想不想打江山坐天下？就放棄原則，背叛全民族利益，乖乖地跟著毛澤東「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去了。這樣瞬間即逝，毫無作用的「思想」有何政治意義？

陳子明先生認為周恩來有和毛澤東不一致的「思想」或有實效的政治行為，可否舉出實例？請用事實來說服我，同時也請廣大讀者評議。

二，共產黨到底有沒有為「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做過任何事情？

同樣地，筆者的觀點是否定的。筆者在文內列舉了毛澤東種種口是心非、翻雲覆雨卑鄙手段，証實毛澤東是一個毫無廉恥毫無誠信的政治流氓。其實，陳子明先生在自己的大作裏也不經意地給出了相似的答案：陳先生在文章裏批評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將「和平民主新階段」說成劉少奇背著他搞的私貨，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陳先生說這是毛對劉有意的陷害。那麼，這不是正好說明毛澤東從來就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沒有真心實意，他通過周恩來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散佈出來的言論，不過是騙人的把戲而已？問題在於，既然如此，何以又以「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為題目大唱讚歌，而且開首就說「毛澤東……對軍隊國家化表示過贊同意見」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筆者文內引用毛澤東的話：「人民的軍隊，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去！」說明毛澤東根本無意實行「軍隊國家化」。陳先生針對說：「毛澤東的言論不等於歷史事實。中共在內戰爆發前，也精簡了一些部隊，其中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我們不能學共產黨，因為政治需要就掩蓋和抹殺歷史事實。」筆者不是歷史學家，或許孤陋寡聞，請教陳先生「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正規軍還是民兵？——筆者註)史實的出處，我希望不是引自共產黨官方的說法，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幾乎百分之百是謊言！自從延安整風，特別是中共七大後，毛澤東已經樹立起絕對權威，抗戰勝利後，他公開說：「人民的軍隊，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去！」竊以為，聶榮臻絕對沒有這個狗膽私自精簡十幾萬正規軍！敬請海內外專家學者給予考証。

筆者文內說：「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五十多年了，陳子明先生可以給大家舉出任何一例，說明共產黨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做過什麼？」除了上述尚未証實的「聶榮臻部就精簡了十幾萬人」一例外，不知陳先生是否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佐證你的觀點？單憑一個証據薄弱的例子遠不足以說明共產黨誠心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筆者在此候教。

在此順便提到陳先生大作曲解筆者觀點之處，但願是因為筆者表達不清而非其他原因引起，否則，就失去了共同討論問題的基礎，恕不奉陪了。

1，拙作「周恩來也有思想？共產黨也懂軍隊國家化？」一文中提到笑蜀先生「歷史的先聲」原文是：「陳先生為何有話不直說，仿照龍應台女士「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那樣來一篇「胡錦濤，請實現軍隊國家化！」而是捧出周恩來這具僵屍，借周恩來六十年前的片言隻語，拐彎抹角地暗示呢？甚至不敢於像笑蜀先生一樣來一篇「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原意是希望陳先生有話直說，「旗幟鮮明」一些。

陳先生卻問：「你認為這部書是為專制獨裁者塗脂抹粉，還是揭露他們的欺騙狡詐？如果是前者，為什麼中宣部還要查禁這部書，並且取締了出版這部書的汕頭大學出版社？」

因為笑蜀先生的「歷史的先聲」，要求共產黨「實現半個世紀前對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而陳先生文章最高的要求不過是「周恩來的軍隊國家化思想對於正在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地領會和研究。」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正面地明確地要求中共實現軍隊國家化，這就是你的文章和笑蜀先生的文章最根本的區別，因此沒有可比性。所以，陳先生的問題問得有些莫名其妙。

陳先生也說你的這篇文章在國內找了很多傳媒都不敢出版，可見中共現政府根本就對「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不感興趣，你還要求「認真研究和領會」不是自討沒趣嗎？

2，拙作提到大陸新聞封鎖，原文是：「共產黨對大陸人民實行新聞封鎖、愚民教育，令到國內人民不識毛澤東、周恩來的廬山真面目，說出這樣的話來還情有可原；身居海外的民運人士如陳子明先生等，想必不會未看過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李志綏醫生「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鄭義等「面具後面的周恩來」、金鍾「紅朝宰相——周恩來人格解剖」以及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著作吧？綜合這些著作所述，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原形畢露地浮現在我們眼前。」很對不起，筆者誤將陳子明先生當作「海外民主人士」了，特此致歉。

陳先生卻說：「這樣說太低估了大陸人民的政治覺悟。按照他的意思，似乎每篇文章都應該寫上「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才能教育人民。」這就有些強加於人了，筆者的意思很清楚，如果中國大陸新聞自由，大陸人民都能夠看到這些揭露真相的書，都不會相信「周恩來軍隊國家化思想」了。從來沒有說過「每篇文章都應該寫上「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才能教育人民。」陳先生這樣說不但侮辱了筆者，而且侮辱了這幾本書的作者，因為他們的著作全都是講事實，不可能有「共產黨禍國殃民」、「共產黨王八蛋」這樣潑婦罵街式的話，可是他們的著作卻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拙作提到共產黨「黨指揮槍」原文是：「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只需：一，憲法規定各黨派都有權像共產黨一樣建立自己的軍隊；二，「人民解放軍」由共產黨員的黨費供養，而不是由全民供養。如果辦得到，還勉強說得過去；如果辦不到，只許我做，不許你做，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未免也太蠻不講理了。」其他網站轉載時，筆者改為：「如果共產黨要「黨指揮槍」，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須：一，……；二，……。共產黨敢嗎？如果辦不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用全國人民的血汗錢供養一支黨派私用的軍隊，只能說明他蠻不講理。」筆者認為拙作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

陳先生卻說：「筆者覺得他是在說笑話，各黨派都有自己的軍隊，1946年不就是這樣嗎？現在的索馬里不就是這樣嗎？」

這裏就有兩個問題了：其一，眾所周知，中文語法裏「若要…….除非……」只是一種假設性反問句，絲毫不表示筆者贊同或者鼓勵「除非」後面的假設，陳先生這樣理解未免令人失望；其二，1946年的中國也僅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派擁有軍隊，並非各黨派都有。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正是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武裝叛亂集團，他們以武力奪取政權為目標。西安事變後，雖然國民黨政府承認共產黨合法，但是憲法仍然規定軍隊為國家擁有，共產黨軍隊被改編成八路軍和新四軍，統一受國家最高軍事委員會領導，共產黨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本來這就是「軍隊國家化」的良好開端，可惜的是毛澤東對抗日統一戰線陽奉陰違，他的根本信念是「槍桿子裏出政權」。國民黨政府1946年實行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主選舉，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其合法性，因而他的「國軍」也就有了合法性，現在的台灣的政府更是民主政府，軍隊早已實現國家化；而共產黨武力奪取政權後，數十年來從來沒有進行過民主選舉，他的政權本身就不具合法性。世界歷史上由黨派擁有軍隊極為罕見，現時全世界也許只有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擁有黨軍，這種逆世界潮流的現象，必有結束的一天，正如筆者在拙作結尾所說：「須知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黨軍」也好、「皇軍」也好，歸根到底都是老百姓子弟組成的，別看幾個軍中「八旗子弟」威風八面，到時候跑得比誰都快，別忘了辛亥革命武昌城頭打響第一槍的就是晚清政府花巨資建立的「新軍」，到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的那一天，才是真能實現「軍隊國家化」的時候。

以上各點，不當之處還望陳子明先生和廣大讀者賜教為盼，希望通嚴肅認真的討論，大家一起為中國探索民主之路。

(2月8日，紐約)

(2月9日「觀察」雜誌網站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