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

(紐約)李大立

春節期間在廣州看報紙，公布新上任的市長和八個副市長學歷履歷，發現這個中國南方最大的都市和全國所有的官場一樣，充滿了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

先說世襲權力：副省長佟星、市委書記朱小丹、市長張廣寧、副市長王曉玲以及曾在廣東紅極一時後被調到湖南、山西當省長的于幼軍.......等等廣東政壇新貴，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北方籍貫和五十年代初在廣州出生的「革命幹部子弟」，父輩全都是從北方扛槍南下的造反農民，得天下後，正是在廣州坐天下，春風得意享用特權的時候生下了他們這一代「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十年代筆者有幸與這類人一起居住在「機關大院」裏(見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他們和我們講廣東話，和我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小年紀就已經懂得炫燿他們的官老爹，有些新來的土包子，不幾年就變洋氣了，是廣州這座開放包容的大城市哺育了他們，讓他們懂得了現代文明。隨著改革開放後廣東經濟突飛猛進，長大後的他們甚至有些羞於承認自己是北方人。

他們父輩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都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小學生或初中生，沒來得及利用特權進入大學學府，但其後卻利用特權走後門參軍、當「工農兵學員」或者從一個普通工人的崗位步步高升，直至省市官位的頂層。取得他們父輩所未能取得的空前權力，代表他們的父輩領導老百姓「將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同時也代表他們的父輩繼續享用農民造反的革命成果，如果沒有父蔭，能辦得到嗎？

大陸報紙披露副市長王曉玲的個人履歷頗具代表性：1970年15歲就「參軍」，在廣州軍區197醫院當衛生員(護士)；1975年20歲廣州軍區軍醫學校學員，教員；1988年33歲廣州市工商管理局科員；1991年36歲廣州市工商局開發區分局辦公室副主任(副科級)；1994年39歲升任工商局保稅區分局局長助理；1996年41歲升任局長；1999年44歲工商局副局長(正處級)；2001年46歲局長(正局級)；2003年廣州市副市長(省廳級)。試想想如果她是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能有這樣青雲直上的好運氣嗎？原來香港傳媒披露她是當今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夫人王鳳清的姪女！

這就是陳雲說的：「還是我們自己人的子女靠得住。」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永保革命江山代代相傳！」

再說官辦學歷：廣州「南方都市報」以「八個副市長，七位碩士生」為標題，列出八位副市長的學歷，用以標榜現今的共產黨不再是輕蔑知識的毛澤東農民黨了。可是如果仔細地看一下，你會發現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所謂學歷全都是官辦的，他們的所謂「高級經濟師」、「高級工程師」全都名不副實。最搞笑的是他們中很多都還多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名銜：「高級政工師」。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先生說：「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所謂“在職研究生”文憑的。他們在入學考試中，不參加研究生統考，學校為他們設置校外單獨考試，甚至未經考試，就取得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祕書代勞。學期考試也往往由祕書代考，甚至不參加考試也可以得到高分。至於畢業論文，則往往是指導教師捉筆代刀。他們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學者。」

再以大陸報紙披露的王曉玲學歷為例：85-88年期間中山大學成人教育學院中文大專班學員；98-01年期間廣東社會科學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學專業學員；04年至今中南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倫理學專業博士研究生；05年受聘為華南理工大學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兼職教授。這裏的大陸用詞「期間」、「邊幹邊學」，就是香港報紙所說的「官員兼學員」，對照以上蔡繼明教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回事了。

筆者曾在貴刋揭露過上海市長韓正以及在紐約「世界日報」上揭露過當年的深圳市長于幼軍利用手中職權，為自己度身訂做「在職研究生」的醜聞。韓正的「大學學歷」是在40歲上海盧灣區長任上取得的，其「研究生學歷」是在42歲上海市政府副祕書長任上取得的。廣東的于幼軍更離譜，在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任內，三年內拿到了兩個中山大學「在職碩士」學位(哲學、工商管理)，又再以三年時間另外拿到一個「在職博士」學位(哲學)。中共的省委宣傳部掌管全省文化教育事業，中山大學在其掌管之下，在其權力範圍內予取予攜早已不是什麼祕密，奇怪的是大陸的高等學府為了迎合這種政治需要，竟然放棄嚴謹的學術原則，紛紛開辦各種「在職XX班」為他們度身定做假學歷、假學位，令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公信力在全世界嚴重受損。此外，難得的是大陸報章竟不避嫌公之於眾，這說明這種應運而生的官辦學歷已經氾濫到「見怪不怪，少見多怪」的地步。韓正和于幼軍文革前的正式學歷其實只有初中程度，卻可以跨越高中階段，直接取得大學甚至研究生學歷。中央對這種假學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這些官場上的弄潮兒，則似乎在比賽誰的權力大？誰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的「學歷」最高？反過來又用這種假學歷在官場上取得盡可能高的官位，已經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中國大陸人口眾多，人才濟濟，擁有很多有志有為的青年學者，也有很多富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實幹家，可是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人都因為沒有父蔭，本事再大也難以有這樣平步青雲的機會；即使個別人碰上了，也隨時會被這些「太子黨」聯手斬下馬來。大陸傳媒對這種世襲權力和階級歧視噤若寒蟬，反而對那些依杖父蔭青雲直上的特權階層極盡吹捧能事，大言不慚地以「八個副市長，七位碩士生」之類的標題炫燿。可是，老百姓看在眼裏，心裏是多麼想的，你們會知道嗎？「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如果有一天像你們說的「亡黨亡國」，執政黨這種將武力打下的天下看作私產，在小圈子裏私相授受，世代相傳，很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到時再思悔改已經遲了。

(12/5/07紐約)

(「開放」雜誌07年7月號首發)

長不大的中國人

(紐約) 李大立

1988年奧運會在南韓舉行，兩韓運動員手拉手共舉一面旗幟進場，他們受到了全場數萬觀眾、運動員和各國官員的熱烈鼓掌和歡呼，最有力地彰顯了奧運「和平、平等、友誼」的精神。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兩岸卻為聖火傳遞路線鬧翻了臉，幾乎演變成抵制奧運會全武行。

奧運聖火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傳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走遍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政治意義，可是我們兩岸中國人卻硬是自作多情地給他加上臆測的政治內容：中國大陸設計了一條兜大圈子的日韓越台港中路線，以為這樣就可以給全世界一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宣示；台灣則敏感地認為受到了矮化，拒絕聖火入台，鬧得沸沸揚揚。其實，除了敏感的兩岸中國人，全世界沒有多少個國家和民族會有這樣的認同。我們中國人與曾經處於分裂狀態的德國人、韓國人等相比，不但顯得極不成熟，而且還很小家子氣。兩岸領導人都熱衷內戰，特別喜歡家醜外揚，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兄弟失和，走到哪裏吵到那裏，大庭廣眾之下一點面子都不顧；還不特已，有人還非要把外人也拉扯進來，客人到訪毫不例外都要先聲明承認「一個中國」作為交往條件，無異於「精神勝利法」，成為世界文明史上一個笑話。

中國大陸天下是武力打下來的，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自毛澤東始，都是些農民土包子掌政，鬧出這樣的笑話不足為怪；奇怪的是民選出來的台灣領導人也與之一般見識，十足一個政治暴發戶，絲毫沒有其他國家民選總統和執政黨那樣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家風度。最令我們中國人恨鐵不成鋼的是：雙方都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幼稚園小朋友，永遠都停留在「吵家家」的水準：不但很難想像任何一方可以像南韓總統金大中一樣，放下一切政治歧見，委身屈尊前往對方舉行最高會談，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並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更難想像任何一方會像德國人一樣為民族大義國家統一拆除一切有形無形的「柏林牆」障礙，按照人民的意願，和平民主統一因戰爭而分裂的國家。如果我是外國人，也會問你們中國人什麼時候才理智成熟一些，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內鬥？

俗語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一方耍流氓，另一方以文明態度對待之，「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會站在文明的一邊；最可怕的是雙方都在耍流氓，這個民族就沒救了！比如說，大陸設計了這一條繞圈子的聖火政治路線，台灣不妨一方面接受，一方面也向國際奧委會表達意見，並將其公諸於世，相信中國人乃至世人都會站在台灣這一邊，表面看大陸得逞了，但實際上台灣才是道義上的勝者。又比如說，大陸堅持所謂「承認一個中國」為談判條件，台灣大可高姿態向全世界表明，承認一個中國，但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指未來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統一中國，與對方舉行官方會談，在會談中提出結束一黨獨裁，開放民主選舉為統一條件，狠狠地將他一軍，讓他自食其果！這才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風度。可惜台灣民進黨也都是一些比大陸共產黨好不了多少的草根農民土知識分子，沒有多少現代國際視野。看起來，一個執政黨，特別是領導人的素質往往會在一個時期內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我們中華民族衹會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陳水扁這樣的領導人，無怪乎總是在全世界面前獻醜而不自知。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變得成熟理智起來，實有賴於全民族素質的提高，別無他途。

(6/5/07)

莫以統獨論英雄——商榷曹長青先生

(紐約)李大立

儘管在「台灣問題」上筆者和曹長青先生持不同觀點，但因其文章常有獨到的見解以及條理分明的闡析，反令我喜歡閱讀。尤貴刋一月號「台灣民主道路的獨特性」一文裏說到國民黨時代的「種族壓迫」(竊以為稱「族群歧視」更恰當——筆者註)、「外省人」、「眷村」等，無不令我這個五十年代初隨父母從香港回大陸「參加革命」的當年的小孩，想起那時充斥廣州官場的大小「南下幹部」和「機關大院」，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已略有提及，有關的見聞和感想足可以寫成一篇專題文章。唯貴刋三月號「李登輝為什麼大轉彎？」一文，令筆者覺得曹先生的觀點和論據難以接受，祈借貴刋一角向曹先生請教，也請廣大讀者討論。

曹先生在該文中說，因為李登輝最近否認主張過台獨，否認是台獨領袖，「批評台獨是退步的、危險的」而「令我不得不檢討以前對他的認識和評價」，言下之意昨天他主張台獨是英雄、今天反對台獨就是狗熊了。其次是曹先生花了很大篇幅論証李登輝之所以大轉彎，是因為他「終究沒能夠真正放下對權力的貪戀」。在這裏，筆者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曹先生：主張台獨與否與贊成民主與否有何關係？如果李登輝貪戀權力，當年他又何以主動結束一黨獨裁，推動總統直選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一向認為統一和獨立，專制與民主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民主不一定非要獨立；反之統一也不等於必然專制。因此筆者於2001年6月在紐約的「世界日報」上發表過「民主之爭，非統獨之爭」和「民主統一中國」兩篇短文(筆名郭偉榮)，其後又在「議報」196期發表「棄台獨、爭民主」一文，呼籲陳水扁先生要有政治家遠大的胸懷，不要偏安一隅，不但要堅守台灣的民主，還要把民主帶向中國大陸，在全中國要求民主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支持下，實現一個民主統一的中國，做一個民族英雄。

眾所周知曹先生是支持台獨的，縱覽曹先生的大作，其理由不外乎：一，大多數台灣人主張獨立；二，衹有獨立才能確保民主；三，台灣人民有權獨立。

先說理由一，曹先生引用的民調數據是大多數台灣人贊成台獨；筆者一向看到的民調結果卻是贊成急統和急獨均佔少數，大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姑勿論哪一個民調代表主流意見，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主張維持現狀是出於現實的考慮：如果將來中國大陸也民主化了，也自由富強了，他們就會贊成統一；如果將來中國還是專制獨裁，還是貧窮落後，但已經無力威脅台灣了，他們就會贊成獨立。而在目前中國大陸去向未明，還以武力威脅台灣的情況下，他們選擇維持現狀無疑是明智的，台灣人很聰明，我們不需越俎代庖。

二，並非唯有獨立才可確保民主，筆者的看法剛剛相反。台灣人民面對著的是一個靠暴力奪取政權，武裝到牙齒但已日漸走向途窮末路的獨裁專制政權。大陸強行通過所謂「反分裂法」，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用數百枚導彈對準自己的同胞，朱成虎等戰爭瘋子叫囂核戰，兩岸關係已經陷入危險的僵局，正如呂秀蓮所說，現今海峽兩岸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在此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用台獨去刺激這條瘋狗呢？筆者認為，民主自由具普世價值，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假以時日，一定可以最後戰勝專制獨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用理性的態度對待統獨問題，不給強暴者任何機會，讓這條瘋狗在發作之前潰爛死亡，這才是政治家所為，也是民族之幸。

三，針對中共和大陸憤青認為台灣無權獨立，因為「大陸人民不答應」，筆者完全同意曹先生認為台灣人民有權獨立的觀點。但是，有權做某事不等於應該做某事。正如香港近期立法通過擴大公眾場所禁煙範圍的法例引起的爭議一樣，任何人有權吸煙，但是不等於在現代醫學已經証實吸煙有害健康的情況下還應該吸煙，更不等於可以妄顧其他人士的健康而在公眾場所吸煙，因此筆者認為台灣有權獨立，但是不應該獨立。

第二個問題，曹長青先生認為李登輝大轉彎放棄台獨，「究其深層原因，則是對權力光環的爭奪。」、「則和他做過威權人物所形成的的心理有關。」然後舉出很多例子論証。筆者覺得曹先生這種推測過於武斷，所舉的例子也與事實不符。

曹先生認為事情的起因是二千年總統直選，李登輝是真心誠意期望連戰當選，繼續由國民黨執政，並不準備把政權交給民進黨。但是，當年台灣輿論普遍認為李登輝明挺連戰，暗助陳水扁，所以國民黨一旦敗選，全黨一致認為責任在李登輝身上，有黨員向他潑墨水。其實，筆者認為由此反看出李登輝先生的破斧沉舟，為了台灣政治民主化，既決心放棄總統權位、也決心放棄國民黨主席權位，這是非常值得稱讚的，可惜曹先生卻稱讚錯了他的台獨主張。曹先生認為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台灣人民熱烈地擁抱了他，……一下子從中國國民黨主席，變成了台獨運動精神領袖，台灣人民給了他近乎個人崇拜的歡呼和榮譽。……其聲望達到任何台灣人都無法企及的高度。」如果照曹先生這種描述，李登輝及其台聯應該在其後的立法會選舉和總統直選中大獲全勝才是，何以一敗塗地甚至被邊緣化了呢？所以筆者認為，當年李登輝主動放棄權位，推動民主憲政是得人心的；但是主張台獨並不得人心，台灣人不理會他的「戒急用忍」，蜂擁到大陸投資，立法院選舉藍營席位過半等等都是例証。曹先生的這種描述令人想起似曾相識的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肉麻吹捧，動輒「人民」、「熱烈」、「崇拜」、「歡呼」……，凡事不要看絕對了，更不要說到極端，凡是喝狼奶長大或是喝過狼奶的人，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已經深入血脈，不知不覺就會表現出來，我們都應該一起共同努力來克服它。

曹先生說李登輝之所以否定台獨，是因為「不甘寂寞，想繼續指點江山，要和陳水扁爭光環。」、「幾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內做官，並做過八年的威權總統，……被前呼後擁，任何一個想法，下面都有人立刻去執行，那個感覺實在太好了。……現在忽然沒有當年那麼可以指點江山，感覺一定很難受。」曹先生甚至說李登輝「目的也是促使陳水扁下台，因為陳水扁下台，民進黨就可能內亂，他就有組第三勢力再左右政壇的機會。」筆者認為，以此來解釋李登輝放棄台獨，不合邏輯，也太看低了李登輝先生了。如果照曹長青先生的說法，李登輝單純為了權位，他根本不需要繞一大個圈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年李登輝完全有權力和機會維持他的總統權位，他可以修改憲法延長總統任期限制，也可以推遲開放總統直選，在他有生之年反對派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推倒他。(胡溫第四代了，不是還在獨裁嗎？)何苦當年主動放棄，而今才又重新苦苦追求呢？這是解釋不通的。筆者認為，誠如曹先生以前所說，李登輝先生在最高權力任上推動總統直選，主動放棄既有權位，以換取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很明顯出於政治理念，而非私利。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尚屬破天荒之舉，理應記下最偉大最光輝的一頁，絕非毛澤東、鄧小平之流可與之相比，胡溫等更難望其項背。

筆者認為，李登輝先生既有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就絕不會再走回庸俗的峽谷，為了再「指點江山」而從頭來過。 竊以為，李登輝先生之所以最後放棄台獨的理念，修改黨章，更改黨名，注重民主民生，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很可能是出於他的政治理想，也可能出於民族大義。很可能李先生認識到光是帶領台灣人民「出埃及」還不夠，更需要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出埃及」，光是給台灣人民帶來民主還不夠，還應該為大陸人民也帶來民主。認識到走台獨的道路不但對國家民族沒有好處，對民主自由也沒有好處，所以才會選擇這樣做。而外人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從他個人利益得失出發去揣測他的動機。或許筆者也錯了，和曹先生相反，把李登輝先生看得太高了。但是筆者寧願這樣看待他的最後選擇，而不願意往一個曾經主動放棄最高權位的高尚的人身上潑污水。其實，筆者認為揣測李登輝先生的動機意義不大，他為什麼這樣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與其揣測他的動機，不如分析他的結果：是對還是錯？是否有助於社會進步？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如果是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擁護他，而不是指責他。中共官方和大陸憤青對李登輝先生破口大罵，可是你們之中有誰曾經會想到為了民主憲政而放棄最高權位呢？你們之中有誰有資格責罵李登輝先生呢？他過去主張台獨，或許是因為想堅守台灣的民主；如今他放棄台獨，或許更是想把民主帶向中國大陸，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筆者為李登輝先生的轉變歡呼，期望他的心願有實現的一天。以上僅是個人見解，很可能有誤，期望曹長青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16/3/07紐約)

(該文摘要以「為李登輝先生說幾句話」為題刊於四月號「開放」雜誌，此處是全文)

(10/4/07「觀察」首發)

何謂「徹底解決」？——請問曾特首

(香港)李大立

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舉行的第三屆特首假民主小圈子「選舉」，不啻是一場世界級滑稽劇，成了世人的笑柄。其中唯一令人感到意外和驚愕的亮點，衹是曾蔭權在競選辯論會上宣稱，如果他當選，將會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徹底解決」雙普選問題。

除了那些為了和大陸做生意甘心指鹿為馬的商家，渾渾噩噩的維園阿伯，凡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香港人都清楚曾蔭權不過是北京的一個木偶而已，這次居然未得北大人的首肯，為了爭取民意，大膽向全香港七百萬港人和全世界承諾最多再等五年，就會「徹底解決」雙普選，不能不令港人刮目相看。相對於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漫長的歷程，五年時間不算長，在報紙上刊登著名的「我還能不能看到民主普選？」廣告的七十八歲老人還很有機會等得到。如果曾特首開出的支票如期兌現，相信全香港人甚至大陸中國人都會感激他，他將會成為一個英雄。

但是筆者卻並不樂觀，彷彿「天上掉下一個大餡餅」，專制獨裁者一夜之間立地成佛了？問題決不會如此簡單。問題是：何謂「徹底解決」？這本身就是一句語意不清的用詞，凡是有正當思維和正義感的人都會理解成五年之內，香港就會實現民主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全部議席，這是唯一合符邏輯的理解，也是全香港市民的願望；可惜共產黨都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與世界潮流脫節，甚至完全相反，毫無道理可講。「有」固然是「徹底解決」，但是，「無」也可以說成是另類的「徹底解決」，在共產辭典裏，「徹底解決」可以解釋成讓你徹底失望，讓你「斷絕一切幻想」。比如說「徹底解決」敵人，意思就是說徹底消滅敵人肉體。又比如說「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意思就是說不管情願不情願，台灣必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甚至不惜玉石俱焚訴諸武力。如此一來，問題就大了，也就是說曾特首很可能在新的五年任期內告訴港人，不但二O一二年沒有雙普選，直到二O四七年都沒有雙普選！永遠也別再提「雙普選」了！這也是「徹底解決」，多麼可怕的前景！

筆者在此絕非危言聳聽，共產黨特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國共內戰和平談判時，共產黨提出要將蔣介石等列為戰犯；現在和台灣談判統一時又提出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作為先決條件等等，就可認識共產黨政治伎倆。我們港人也不是沒有吃過他的虧，比如說基本法裏的「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最終達至」等等就是含意不清和毫無約束力的字句，他可以隨意解釋，予取予攜。如果在未來五年裏的某一天，曾特首向全香港和全世界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和香港的實際情況，直至二O四七年香港將不舉行雙普選，今後任何人不得再提！」請大家到時不要感到意外和驚愕，因為這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徹底解決」！

(5/4/07)

(原載「爭鳴」雜誌五月號，刊載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我看到了邪惡——讀「曾志回憶錄」有感

(紐約)李大立

不久前回廣州小住，無書可讀，親友們推薦了大陸新出版的「曾志回憶錄」。以往我對中共高幹及其子女的回憶錄素不感興趣，這種情緒已經寫在最近香港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裏：「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但是親友說裏面暴露了很多真實歷史，不妨一閱，他認識陶鑄和曾志，我相信他的話，於是細閱起來。還是魯迅說得好：「一部紅樓，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曾志的原意是「留給後人，藉以緬懷先烈，激勵來者。」對讀者「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可是適得其反，我卻從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歷史事實中看到了邪惡，加上先前看過的「彭德懷自述」在此一併發些感言，請大家指正。

據大陸的出版社稱，「彭德懷自述」是根據一九七O年彭德懷被監禁的時候所寫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裏面說到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派黃公略的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策反黃公略，先見到彭德懷，彭將其灌醉，從他皮箱夾層裏搜出蔣介石的親筆信，殺了黃梅莊，還將其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裏交其隨員帶回，「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証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

「曾志回憶錄」裏面透露出來的共產黨邪惡本貭就更多了，幾乎比比皆是，作者引以為榮，讀者卻看得噁心。最突出的莫過於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裏引用過的事例，詳細情況如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將孩子“送”給別人，預收了一百大洋，而且已經用得差不多了。」「這哪裏是“送”？這是賣！這種事在今天是絕對不能設想的，但是對那時的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可以捨棄，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協民抱著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園玩了一次，我將小鐵牛放在草地上，發呆地望著他，使勁地記住他的模樣，然後又一起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我抱著鐵牛坐著，蔡協民立於一旁，照完相後，我給小鐵牛餵了最後一次奶，才依依不捨地把孩子交給同志抱走了。」「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與西方民主國家保護婦女兒童的法律和道德相比，真是天淵之別。

曾志在其回憶錄中吐露出來的婚姻戀愛道德觀也令人咋舌：「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會議，開得很晚……，半夜裏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躺在我的床上，原來是夏明震(組織部長、湖南特委)，我把他推醒，問他別人都走了，你為什麼不走？他說住的地方遠，外面戒嚴回不去了……，婦女主任做我的工作，雖然和衣而睡，卻弄假成真，那時我才十六歲。」一九二八年朱毛在湘南郴州一帶實行焦土政策，「下令將耒陽到宜章一線四百里長公路兩側各五里內的房子通通燒掉，招至農民堅決反對，起來造反，殺共產黨。」「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蒼天，我克制住感情，沒流一滴淚。」「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裏還講什麼“三從四德” ……。」旋即與蔡協民結婚。夏明震死於一九二八年三月，曾志第一胎產於同年十一月，即是夏明震的骨肉。一九三O年十月，和蔡協民還未離婚，又和陶鑄一見鍾情了。「我那時已下了決心，趁著調動工作的機會，和蔡協民分手各奔東西，……」、「我和陶鑄的感情越來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我臨近分娩時，陶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我生下來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一面說和陶鑄感情很深，陶鑄被捕後又迅速移情別戀：「陶鑄恢復自由遙遙無期，二十三歲的我隨時準備犧牲，早將“三從四德”拋到九霄雲外，特委召開重要會議批評我“與任鐵鋒、葉飛關係密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行為，在群眾中造成很壞影響。特委處分決定：“曾志在戀愛問題上極不嚴肅，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團結……。”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作出選擇。」屢屢舊婚未斷，又結新歡；幾次結婚，生下來的都是前任丈夫的骨肉，怪不得當時民間說共產黨「共產共妻」。

共產黨這個邪惡的組織，一方面要求其成員無條件地獻身；另一方面又對他們冷酷無情，曾志的前後兩任丈夫都曾經無獨有偶地被他們的黨無情地拋棄。「一九三二年秋，中央來了一紙通知，說蔡協民是“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他進行揭發批判，劃清界線，肅清影響……。」「蔡協民決定向中央申訴，到上海後，住在一間小旅館裏，與中央機關派來的同志接上了頭，開始還好好的，第二次以後便再沒有人來理睬了，他抱著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乾等著，到後來花光了盤纏，弄得無錢交房租、無錢吃飯，流浪街頭……，蔡協民意識到他被中央甩掉了。」蔡協民回福州後，在建築工地做苦工，打石頭、扛木頭……，開展工運，很多年以後，被國民黨殺害了，曾志才知道原來蔡協民被懷疑是「社會民主黨」，原因衹是蔡協民釋放了一個被上級懷疑是「社會民主黨」的紅軍指揮員，就被他的黨認為是「同黨分子」。陶鑄也有相似的經歷：「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中央局通知陶鑄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鑄到上海後在四馬路附近租下一個小亭子間住下來。幾天後中央局派人來和他談了一次話，臨走時叫他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環境下，他每天呆在亭子間裏讀書看報，只有在晚上出去走走買張報紙，後來就一直音訊全無，他被晾在亭子間裏苦捱時光，中央將他拒之門外。」也是很多年之後，陶鑄和曾志才知道他在上海被黨中央拋棄，是因為陶鑄曾經在福州同志們面前議論過「王明博古是吃洋麵包的，對中國革命不了解。」被人出賣，傳到王明耳朵裏，就被無情地拋棄了。邪惡的黨對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對待其他非我族類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共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和道德水準都極其低下的農民黨，遠遠不是他一貫宣傳的那麼偉大光榮正確，在「曾志回憶錄」裏，你可以看到許多醜惡的東西。比如說，「福安中心縣委南北兩個區領導人互不服氣，他們雖然都是共產黨員，互相之間卻水火不容。」書中說到北區領導人詹如柏(簡稱「北詹」)「搞派別、爭領導權、與各路土匪稱兄道弟，對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陰謀手段，置人於死地。」「范凌是個小知識份子，會做祕密工作，但不會帶兵打仗，而范鐵民是游擊隊長，會打仗，卻不會做群眾工作。北詹主張壽寧縣工作由范鐵民負責，把范凌調走，我剛到閩東，對情況不了解，不知道北詹和范鐵民是把兄弟，更沒有想到他會在其中耍手腕，……到年底時，聽說范凌被暗殺了，他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倖免，別人還以為他們兩夫妻調到中央蘇區去了，都很羨慕他們呢！」。中共建政後的一方大員葉飛，也曾經遭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之不過僥倖撿回一條老命而已。「曾志回憶錄」中說：「葉飛到一個小客棧接頭，中午正吃飯時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人衝上來抓住他胸前的圍巾抬手就是一槍，他把頭一偏，子彈從右臉頰進，左臉頰出，幸好沒打掉牙齒也沒打斷舌頭，人倒下了，那人搜走了他身上的手槍、錢包和筆記簿等，掉頭就走，葉飛本能地抬起頭來，站在樓梯口的一個見了大叫：“他還未死！”開槍那人回頭又朝他開了幾槍，其中一槍打中左肩胛。……」、「葉飛始終認為自己的被刺與北詹有關，後來抓獲一名兇手，還未等兇手站住，詹如柏一句話也沒問，就慌里慌張地大聲喝令拖出去槍斃，當時葉飛也在座，只見兇手回頭來大罵：“詹如柏，你好狠心啊！你太沒有良心啦！……”」曾志書中寫道：「詹如柏還藉口反革命殺害了陳亮，揚言幹掉施霖(南區負責人)」。事後，詹如柏把謀殺未遂的葉飛接到自己地盤的村子裏養病，請醫生為他診治，天天有魚有肉；而另一個與國民黨作戰負傷的革命同志莊毓麟，因為和詹如柏沒有任何利益來往或者利害衝突，卻被安排到深山裏和一個六十多歲的孤老頭同住，沒吃沒穿，差點餓死，更無醫藥，從來沒人過問。是曾志發現了這種情況，向上級報告，葉飛叫她帶一些肉過去……。由此可以看出，這班共產黨和土匪其實沒有多大的分別。

以前筆者不明白，為什麼如曾志所說的：「沒有了政治生命，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看了這些回憶錄，包括張戎女士的「鮮為人知的毛」，才明白了因為他們將「革命」看作是一種職業，以此謀生：「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稿，活得很辛苦。」「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曾志也一樣，一生之中除了和共產黨組織失去聯絡的一段時間，靠自己打工維生之外，一輩子都靠這個黨供養。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失去這個靠山，就像發了瘋一樣「尋找黨組織」。斯大林、劉少奇說：「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一點也沒有錯！他們都是一些毫無人性的異類，即使是所謂出生入死、共同革命幾十年的老夫妻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汪東興通知陶鑄要疏散到外地，當時陶鑄已身患末期癌症，曾志面臨兩種選擇：一是跟隨陶鑄去安徽，不准與外通訊聯絡；一是去廣東農村插隊落戶，不准與陶鑄聯絡。為了所謂革命利益，她竟選擇了後者，捨棄了垂死的丈夫，讓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完人生最後的一小段，結果分手四十三天陶鑄就死了。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生離死別，數十年的夫妻之情，在所謂革命利益面前竟然蕩然無存！這樣絕情的舉動，就算市井小民的婦道人家都做不出來，可是我們的「革命老前輩」卻大義凜然，幾十年後還當作光榮歷史向後人吹噓，真是人莫知恥！這難道會讓讀者感覺到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的偉大可敬嗎？作為一個讀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們的無情無義，對待和自己共過患難的夫妻尚且如此冷酷無情，還能指望你們愛老百姓嗎？你們心裏愛的只有自己！表面上這些共黨高幹風光無限，實際上家庭生活毫無情趣，被所謂政治利益將家庭溫暖，夫妻恩愛和子女孝順清除得一乾二淨，他們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而這種政治正確能當飯吃嗎？能有愛情嗎？能有天倫之樂嗎？可憐的愚蠢的革命前輩至死不明，帶著花崗岩腦袋見馬克思去了，這就是「曾志回憶錄」給我的感想，我相信任何一位稍有分析能力的讀者，讀後都會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10,March, 2007，紐約)

(3/4/07「觀察」雜誌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