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14, 2007

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

(紐約)李大立

在海外網站上同一天讀到兩篇同是論述「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無論論點論據和寫作風格都截然不同的文章:方石先生「民主社會主義與真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以及吳稼祥先生「兩種民主社會主義」。筆者個人認為:前者立論正確(觀點鮮明),一針見血,讀之令人有正氣凜然之感;後者立論錯誤(觀點模糊),牽強附會,讀之令人有為毛鄧江臉上貼金的嫌疑。

對於兩位作者,筆者均不認識,在此發表個人的看法,純屬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請教吳稼祥先生,也請廣大讀者評議,希望大家通過討論,能夠一起加深對「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的認識,更希望中國人民早日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吳稼祥先生開宗明義地說:「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實踐中的民主社會主義:一種是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種是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不同的是: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是結構上的民主,但還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但還在爭取結構上的民主。

筆者不同意吳先生的「基本論點」:一,中國社會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什麼「民主社會主義」,現今的中國社會實質不過是「專制社會主義」,因而不存在「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社會根本不是「性質上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掛「社會主義」之名的封建官僚主義。二,同時也不存在「西歐版民主社會主義」,不知是否指北歐國家(瑞典、丹麥、挪威等)「社會民主主義」之誤?他們的社會制度,本質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之不過據學者研究,北歐國家曾經長期由社會民主黨執政,實行福利主義因而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而已,其實,稱之為「福利資本主義」更恰當,和馬克思主義所指的以及中國現實的所謂「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不但不相同,甚至正相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多黨制),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更遑論「他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請允許筆者在下文反駁吳先生的觀點時,分散地逐漸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吳文在其「一,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條路經」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論証「兩種版本」的「民主社會主義」「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締造的第二國際。」自從謝韜先生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在大陸「炎黃春秋」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大陸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熱烈討論,是一件大好事,說明中華民族,特別是他的知識層已經有了共識:中國社會已經再一次面臨社會大變革的關鍵時刻,必須慎重地思考和選擇自己的道路。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他們的高稅收高福利的經濟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筆者個人認為,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好,但並不適合現時的中國大陸,不一定是我們唯一的選項,不一定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而且,過高的稅收和過多的福利,獎懶罰勤,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大鍋飯」一樣,勢必嚴重損害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妨礙和窒息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現在我們討論的重點,應該是他們的政治制度,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當前中國知識界呼籲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區別?「民主社會主義」有甚麼具體內容?他是否適合於今天的中國?他的發展前景如何?中國還有沒有其他發展的方向?……而絕對不是花時間和精力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他是否產生於「第二國際」?……方石先生說得好:「時代不同了,我們不能讓“馬家祠堂”替代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繼續充當二十一世紀的“真理裁判廳”。我們完全不必萬事都找馬克思去開“真理証明書”。」我們未來的生活藍圖和馬克思主義有何相干?我們討論一種主義和他產生於第幾國際有何相干?為什麼一定要請示幾具一百多年前的僵屍?正如謝韜先生所說的,馬克思的後代德國人和列寧的後代俄國人都已經揚棄了他們的老祖宗,可是今天我們中國人卻還把他們奉作神明,爭先恐後去他門留下來的片言隻語裏尋求「理論根據」。難道中華民族就沒有一點民族自尊?現在已經到了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徹底批判驅除外來的「馬列主義」,恢復傳統中華文化的時候了,吳先生等體制內人士還在那裏喋喋不休地爭論誰是正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簡直就是「不知今夕是何年?」!

吳文在其「三,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中開首就說:「儘管社會主義的兩大流域在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但在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卻很少爭論。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只要國家政權的單一民主機能,不爭取他的無產階級專政機能;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早已為世人所知,最近在美國華盛頓樹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就是為了紀念數億「無產階級專政」受難者而建立的;這段話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吳先生說俄國和中國共產黨人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聞所未聞!查吳先生全篇大作,只有兩個地方提到所謂「真正民主制度」:一,「馬克思從巴黎公社取消常備軍、警察和官僚;實行普選;縮短任職期限以及可以撤職;選舉可撤換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二,「無產階級專政與巴黎公社創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個東西。」

那麼,讓我們看看歷史事實: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取消過常備軍(解放軍)嗎?取消過警察(公安)嗎?更不用說取消「打天下,坐天下,論功行賞,封官許爵」的各級官僚了,不但取消不了,迄今還在世襲傳承;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武力奪取政權五十多年了,實行過普選嗎?據說現在只在村一級試行,選出來的村民委員會還要在共產黨的支部領導之下,這算什麼普選?政府官員是普選出來的嗎?毛澤東、周恩來等有過「任期」嗎?更別說可以「縮短」和由人民「撤職」了?中國大陸選舉過「可撤換法官」嗎?毛澤東時期長期「無法無天」,現在恢復法官了,上面還有一個共產黨的「政法委」,根本談不上「撤換法官」和司法獨立。……凡此種種,有哪一條符合吳稼祥先生引述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所闡述的「真正民主制度」了?既然一條都不符合,又憑什麼說:中國共產黨人「也要“真正民主制度”」?

說到列寧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恐怕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俄國人和中國人都必然心有餘悸,還是讓筆者引用方石先生的話來回答吳稼祥先生吧:「十月革命以來,所有共產國家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無例外地共同展示出:共產主義到哪裏,那裏就貧窮、落後、災難相繼、恐怖瀰漫、慘死無數。事實証明,共產黨是民眾大憂患、大劫難製造者。蘇聯東歐紅色帝國集團一夜之間轟然倒塌,這些走過不遠的歷史腳印還不足以說明“馬列主義”的性質和效果嗎?」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吳稼祥先生還斷言說「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黨人則既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要“真正民主制度”」真是令人作嘔!

最令人不解的是吳稼祥先生對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就其對民主的理解和態度所作的評價和論述。吳文說:「對這個道理,(吳文指:只有當民主在無產階級內部充分實現時,國家的專政才是實際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否則,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實際上的國家專政,或者說是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筆者註。)我相信毛澤東先生有透徹理解,而且他也相當嚮往受到馬克思推崇的“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他還敏銳地覺察到他親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已經蛻變成對人民的專政,他把那些專政者稱為“黨內走資派”,他要在自己領導下發動第二次革命,徹底打碎變成單純專政機關的國家機器,……這就是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澤東先生在這樣做時,他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沒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另一種是進行了這場革命的國家。對前一種國家,必要時可以打碎;對後一種國家,重要的是要發育它的民主機能。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一種是革命前的無產階級,另一種是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前者的主要使命是革命,剝奪剝奪者;後者主要使命則是生產,發展生產力……」。

吳稼祥先生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說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對人民實行了專政,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他們打倒;毛澤東這樣做的錯誤僅僅在於中國已經革命成功,不應再打碎共產黨的國家機器,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勝利了,不應再搞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應該發展生產。

且不說這兩段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最大的謬誤在於,迄今揭露出來的歷史事實無不証明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出自私心:自從他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慘劇之後,黨內外對他的神話產生了懷疑,劉少奇等推行較務實的路線,扭轉了形勢,黨內外威望上升,被毛認為威脅到他的地位,於是用群眾運動這種不正當和不正常的手段打倒他的政敵(請參見拙文「從“三垂崗”到“大風歌”」等);就算他事後為自己尋找所有冠冕堂皇的藉口中,也從來沒有說為了給人民更多的民主而發動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他無數次莊嚴地宣稱發動這場革命,是因為身旁隱藏著「中國赫魯曉夫」,他嫌劉鄧十七年來對人民的專政和壓制還不夠,執行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所謂「資產階級路線」,他連黨內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更不用說人民的民主了。他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要把所有的「階級敵人」往死裏整,甚至連中共掌權後十七年來唯一剩下的略略能夠體現社會公平的「高考」都取消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時代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因而也沒有任何民主。不錯,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允許人民使用「大字報」這種特殊的「武器」去攻擊他的政敵,但絕不允許任何動搖他權力寶座的言論出現,任何對他以及江青的不敬都是死罪。後來鄧小平復出後,乾脆就把大字報取締了,這是真正的民主嗎?運動初期毛澤東曾經號召群眾起來打倒各級黨委,但也祇不過是讓各級官僚「觸動一下靈魂」,後來幾乎全部官復原職,官僚體制原封不動。其實,毛澤東會不會給人民民主,只要看一下他對民主和自由的認識就可略知一二,毛澤東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論人民民主專政」)、「我們不是官僚主義,我們是專制主義。」、「民主就是為民作主,我們就是愚民政策。」(蘇共二十大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講話)、「一千一百萬干部組成一個統治集團,統治六億人民,幹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紅色皇帝。」、「領導就是干預,要對一切進行干預。」(南寧會議講話)……。能指望這樣認識民主自由的現代秦始皇給人民民主嗎?毛澤東已經蓋棺定論,歷史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吳稼祥先生卻硬說毛澤東為了給人民民主,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可否請吳稼祥先生用事實說服我們?

舉世公認,民主和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自由,沒有自由也沒有真正的民主。所謂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有權選擇和罷免政府各級官員;(不需要像吳先生說的那樣複雜:「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一種國家形態,一套政治設施,或者一種政治權力的分享模式…….;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人的完全“解放”和徹底“自治”……」——筆者註)所謂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人民有權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毛澤東時代直至今天,共產黨曾經給過人民任何在其憲法裏莊嚴承諾過的自由,比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罷工自由和遷徙自由等等嗎?人民連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沒有,談何民主?因此我覺得吳先生上述的論點大謬不然。

吳稼祥先生說:「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兩種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無產階級兩種使命之間的區別,把對國家的革命變成了改革,把無產階級的使命從革命轉變為生產。他這樣做,具有高度理論自覺性。……他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兩個偉大論斷,構成了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命題。」、「可以這樣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基本完成以後,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讓我們再看看鄧小平復出後是如何「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吧:他一上台,就宣布取消「四大自由」(大字報、大辯論……有限的所謂自由)、封殺北京西單民主牆,逮捕和重判魏京生等民主鬥士、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直至六四出動坦克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這就是吳先生所說的「鄧小平主持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中國婚禮」?!「創造了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

尚不止此,吳稼祥先生還說:「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一份珍貴遺產,鄧小平之後的兩代領導人都予以繼承。」然後引用了江澤民接受「紐約時報」訪閩時所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引用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演講所說:「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証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甚至還引用溫家寶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說的「請你們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吳先生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五十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民主光輝圖畫,可是,人們看到的正相反,全世界都看到了江澤民血腥鎮壓法輪功,看到胡溫鎮壓民眾維權運動,禁書封報,封鎖網絡,連天安門母親悼念死難親屬的活動都不容許……,我們看不到中共政府實行民主的任何行動,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進展,若有,可否請吳先生給我們講解一下?

在這裏請允許我再次引用方石先生的話回答吳先生:「胡錦濤、溫家寶在不同場合,特別是國際論壇以及外國記者雲集的地方,一再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承認民主是公認的普世價值。他們的話帶給我們許多驚喜,可是實際作為方面,始終未見動靜。中共一貫言行不一,不講信用,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並不奇怪。」

吳稼祥先生說:「不要以為鄧小平以後的領導人祇是簡單地繼承了他的遺產。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決定、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所有這些,都大大豐富了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從而有可能讓我們給他下一個定義:中國版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經濟市場化,國民富足,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

吳先生理想中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與謝韜先生所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大不相同。謝先生說「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方石先生說:「民主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基礎是民主,有了民主,人民才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去塑造生活。中國的全部災難皆來自沒有約束、不受監督、可以為所欲為的一黨專政。」而在吳先生的定義裏,首要的不是民主憲政,卻是「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請注意:謝韜先生說的是生產資料「混合私有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者「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所謂「生產資料佔有社會化」,不過是權力階層侵吞國家財產的遮羞布而已,在這塊遮羞布背後,隱藏著無數的化公為私和巧取豪奪,隱藏著無數的錢權交易和貪污腐敗,歷史事實証明,任何帶「公有」和「社會化」色彩的所有制都無法遏止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面——貪欲,唯有私有制可以因勢利導,將人性中的這種貪欲引導到各盡其能創造社會財富的正確方向,把它轉化成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就是吳稼祥先生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和謝韜先生倡議的「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不同之處。

對吳稼祥先生的讚歌,胡溫並不領情,中共官方「人民日報」重申:我們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議會政治,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正如謝韜先生說的:「如果只改革經濟,政治改革不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很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在大陸走向滅亡的覆轍。」也正如茉莉小姐所說的:「如果以為在仍然保留一黨專制的體制下,通過社會財產的再分配,達到社會和諧,祇是一種夢想。沒有民主政治的制約,就不可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迄今為止中共政府堅持一黨專政,根本就不打算實行「政治民主」,抽掉這個最核心的內容,根本就不可能實現什麼「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各種固有的社會弊病已經暴露無遺,無法遏止。現時中國大陸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就連統治者都已經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慈禧太后尚且知道不變革就要滅亡,派大臣出國考察,取消科舉制度,開辦新學,宣布君主立憲時間表和路線圖;胡溫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連被毛澤東打斷了脊梁骨的知識分子階層都敢於為民立言,提出中國向何處去?討論「民主社會主義」了,他們還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筆者衷心地希望胡溫能夠體察民意,順應形勢,開展當年檢驗真理標準那樣的大討論,讓全體中國人民決定我們祖國的未來去向,早日走上國富民強人民幸福的康莊大道。

不當之處,請吳稼祥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寫於12/7/07紐約)

(714日「觀察」雜誌首發)

Friday, June 22, 2007

夾邊溝——五十年前的奴隸黑窰(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

(紐約)李大立

近日山西黑窰事件曝光,舉世嘩然,胡溫政權又是「震怒」、又是「批示」;又是「查處」、又是「慰問」,不亦樂乎。殊不知類似的奴隸黑窰,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經在毛澤東「偉光正」共產黨領導下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出現過了!

之不過當時不同今日,毛澤東得天下之初,挾暴力革命餘威,任意殺戮,無人敢說半個不字,至使夾邊溝勞改農場日死數十人,從無一人敢透露片言隻語,否則必然以「惡毒攻擊」、「站錯立場」罪加一等,直至半個世紀後其悲慘真相才逐漸為世人所知。中共執政五十多年來,倒行逆施、禍國殃民,搞到天怒人怨,如今已是處於守勢,已經不能一手遮天,為所欲為了,不得不做些姿態以挽回民心。無論他們是真情還是假意,老百姓從事件中一定會得出很多教益,可以相信,離全民大覺醒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今天的山西黑窰和五十年前的夾邊溝勞改農場都是使用暴力剝奪人權,奴役人類的典範,之不過今天山西黑窰使用的是皮鞭和狼狗,當年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使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其實質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將人當作奴隸,用暴力去奴役他們。

據楊顯惠先生「夾邊溝真相」和「告別夾邊溝」記載: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地處西北貧窮落後的甘肅省也有12000餘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3000多人被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自當年10月到1960年底,打死、累死、病死、餓死2500多人,活著出來的只有600餘人。據幸存者回憶,夾邊溝風大沙多,全是鹽鹼荒灘,無論這些右派分子如何辛勞工作,當地的自然環境根本不可能養活他們,可是共產黨官員卻讓他們自生自滅,以進行對右派分子的改造和懲罰。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甚至十六小時,拚盡了全力,以至有些人連走路的力氣都消耗殆盡,累得只能在地上爬,有些年老體弱的就活活累死。適逢「三年困難時期」,男人的糧食定量降至每月20斤,每天只有7両(16両為1斤),女人更低至只有14斤!1960年春天,寒冷、勞累和飢餓令到群體性死亡開始出現,每天都有幾個人從衛生所被抬出去。1948年共產黨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國民黨傅作義將軍,「解放後」作為花瓶被委任為「水利部長」,寫信勸說其弟,水利工程師傅作恭從美國回來「參加祖國建設」,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面對死亡威脅,不得已寫信向其兄求助,傅作義寧願相信共產黨的宣傳也不相信自己的兄弟,沒有及時伸出援手,以至傅作恭活活餓死在豬圈旁邊,大雪蓋住了他的屍體,幾天才被人發現。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上天無路,唯有本能的掙扎求存,期間發生的許多事情極為慘烈,至今仍然令人不忍卒讀。人們吃樹葉和草籽,樹葉吃了便祕,草籽吃了脹肚,只能互相用手去摳大便。他們在死前都會浮腫,浮腫消下去幾天再浮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人臉腫得像個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裏面都包著一泡水,眼睛睜不開,走路時必須仰著頭,才能看到腳下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停下來積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嘴巴浮腫得向兩邊咧開,好像一直在微笑;頭髮都豎了起來,說話聲音沙啞,像小狗叫……。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農場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這樣死下去怎麼了得?請地委調點糧食救命吧!地委書記訓斥他說:死幾個勞改犯怕什麼?幹革命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嗎?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再沒有力氣掩埋自己同伴的屍體,屍骨暴於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此時,中共當權者才驚覺事態嚴重,將倖存的600餘名右派分批遣返。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任務是為兩千餘名死者編寫「病歷」,他們幾乎全都是因飢餓而死,可是在「病歷」中卻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這就是共產黨的德政!這就是共產黨「為政治服務」的謊言!今天的山西黑窰和五十年前的夾邊溝勞改農場之所以獨獨發生在中國大陸,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沒有原因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一個政權不是合法地靠選舉產生,而是非法地靠武力奪取,那麼執政者絕不可能「以人為本」!他們所想的、所做的一切,都必然是「以權為本」: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他們非法取得的政權。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下,發生夾邊溝和山西黑窰這樣的奴役事件,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五十多年來神州大地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奴隸被迫害致死,現在浮現在世人面前的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一定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奴隸工場還未被揭露出來,獨裁專制政權一天不亡,這樣的現代奴隸悲慘事件一天都不可能絕跡。

(6月22日紐約)

(「爭鳴」雜誌07年7月號首發)

 
 

 
 



Saturday, May 12, 2007

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

(紐約)李大立

春節期間在廣州看報紙,公布新上任的市長和八個副市長學歷履歷,發現這個中國南方最大的都市和全國所有的官場一樣,充滿了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

先說世襲權力:副省長佟星、市委書記朱小丹、市長張廣寧、副市長王曉玲以及曾在廣東紅極一時後被調到湖南、山西當省長的于幼軍.......等等廣東政壇新貴,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北方籍貫和五十年代初在廣州出生的「革命幹部子弟」,父輩全都是從北方扛槍南下的造反農民,得天下後,正是在廣州坐天下,春風得意享用特權的時候生下了他們這一代「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十年代筆者有幸與這類人一起居住在「機關大院」裏(見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他們和我們講廣東話,和我們玩成一堆,可是小小年紀就已經懂得炫燿他們的官老爹,有些新來的土包子,不幾年就變洋氣了,是廣州這座開放包容的大城市哺育了他們,讓他們懂得了現代文明。隨著改革開放後廣東經濟突飛猛進,長大後的他們甚至有些羞於承認自己是北方人。

他們父輩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都不過是十三四歲的小學生或初中生,沒來得及利用特權進入大學學府,但其後卻利用特權走後門參軍、當「工農兵學員」或者從一個普通工人的崗位步步高升,直至省市官位的頂層。取得他們父輩所未能取得的空前權力,代表他們的父輩領導老百姓「將革命進行到底」,當然同時也代表他們的父輩繼續享用農民造反的革命成果,如果沒有父蔭,能辦得到嗎?

大陸報紙披露副市長王曉玲的個人履歷頗具代表性:197015歲就「參軍」,在廣州軍區197醫院當衛生員(護士)197520歲廣州軍區軍醫學校學員,教員;198833歲廣州市工商管理局科員;199136歲廣州市工商局開發區分局辦公室副主任(副科級)199439歲升任工商局保稅區分局局長助理;199641歲升任局長;199944歲工商局副局長(正處級)200146歲局長(正局級)2003年廣州市副市長(省廳級)。試想想如果她是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能有這樣青雲直上的好運氣嗎?原來香港傳媒披露她是當今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夫人王鳳清的姪女!

這就是陳雲說的:「還是我們自己人的子女靠得住。」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永保革命江山代代相傳!」

再說官辦學歷:廣州「南方都市報」以「八個副市長,七位碩士生」為標題,列出八位副市長的學歷,用以標榜現今的共產黨不再是輕蔑知識的毛澤東農民黨了。可是如果仔細地看一下,你會發現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所謂學歷全都是官辦的,他們的所謂「高級經濟師」、「高級工程師」全都名不副實。最搞笑的是他們中很多都還多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名銜:「高級政工師」。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先生說:「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所謂“在職研究生”文憑的。他們在入學考試中,不參加研究生統考,學校為他們設置校外單獨考試,甚至未經考試,就取得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祕書代勞。學期考試也往往由祕書代考,甚至不參加考試也可以得到高分至於畢業論文,則往往是指導教師捉筆代刀。他們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學者。」

再以大陸報紙披露的王曉玲學歷為例:85-88年期間中山大學成人教育學院中文大專班學員;98-01年期間廣東社會科學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學專業學員;04年至今中南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倫理學專業博士研究生;05年受聘為華南理工大學旅遊與酒店管理學院兼職教授。這裏的大陸用詞「期間」、「邊幹邊學」,就是香港報紙所說的「官員兼學員」,對照以上蔡繼明教授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回事了。

筆者曾在貴刋揭露過上海市長韓正以及在紐約「世界日報」上揭露過當年的深圳市長于幼軍利用手中職權,為自己度身訂做「在職研究生」的醜聞。韓正的「大學學歷」是在40歲上海盧灣區長任上取得的,其「研究生學歷」是在42歲上海市政府副祕書長任上取得的。廣東的于幼軍更離譜,在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任內,三年內拿到了兩個中山大學「在職碩士」學位(哲學、工商管理),又再以三年時間另外拿到一個「在職博士」學位(哲學)。中共的省委宣傳部掌管全省文化教育事業,中山大學在其掌管之下,在其權力範圍內予取予攜早已不是什麼祕密,奇怪的是大陸的高等學府為了迎合這種政治需要,竟然放棄嚴謹的學術原則,紛紛開辦各種「在職XX班」為他們度身定做假學歷、假學位,令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公信力在全世界嚴重受損。此外,難得的是大陸報章竟不避嫌公之於眾,這說明這種應運而生的官辦學歷已經氾濫到「見怪不怪,少見多怪」的地步。韓正和于幼軍文革前的正式學歷其實只有初中程度,卻可以跨越高中階段,直接取得大學甚至研究生學歷。中央對這種假學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這些官場上的弄潮兒,則似乎在比賽誰的權力大?誰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的「學歷」最高?反過來又用這種假學歷在官場上取得盡可能高的官位,已經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中國大陸人口眾多,人才濟濟,擁有很多有志有為的青年學者,也有很多富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實幹家,可是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人都因為沒有父蔭,本事再大也難以有這樣平步青雲的機會;即使個別人碰上了,也隨時會被這些「太子黨」聯手斬下馬來。大陸傳媒對這種世襲權力和階級歧視噤若寒蟬,反而對那些依杖父蔭青雲直上的特權階層極盡吹捧能事,大言不慚地以「八個副市長,七位碩士生」之類的標題炫燿。可是,老百姓看在眼裏,心裏是多麼想的,你們會知道嗎?「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如果有一天像你們說的「亡黨亡國」,執政黨這種將武力打下的天下看作私產,在小圈子裏私相授受,世代相傳,很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到時再思悔改已經遲了。

(12/5/07紐約)

(「開放」雜誌077月號首發)

Sunday, May 6, 2007

長不大的中國人

(紐約) 李大立

1988年奧運會在南韓舉行,兩韓運動員手拉手共舉一面旗幟進場,他們受到了全場數萬觀眾、運動員和各國官員的熱烈鼓掌和歡呼,最有力地彰顯了奧運「和平、平等、友誼」的精神。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兩岸卻為聖火傳遞路線鬧翻了臉,幾乎演變成抵制奧運會全武行。

奧運聖火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傳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走遍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政治意義,可是我們兩岸中國人卻硬是自作多情地給他加上臆測的政治內容:中國大陸設計了一條兜大圈子的日韓越台港中路線,以為這樣就可以給全世界一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宣示;台灣則敏感地認為受到了矮化,拒絕聖火入台,鬧得沸沸揚揚。其實,除了敏感的兩岸中國人,全世界沒有多少個國家和民族會有這樣的認同。我們中國人與曾經處於分裂狀態的德國人、韓國人等相比,不但顯得極不成熟,而且還很小家子氣。兩岸領導人都熱衷內戰,特別喜歡家醜外揚,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兄弟失和,走到哪裏吵到那裏,大庭廣眾之下一點面子都不顧;還不特已,有人還非要把外人也拉扯進來,客人到訪毫不例外都要先聲明承認「一個中國」作為交往條件,無異於「精神勝利法」,成為世界文明史上一個笑話。

中國大陸天下是武力打下來的,人民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自毛澤東始,都是些農民土包子掌政,鬧出這樣的笑話不足為怪;奇怪的是民選出來的台灣領導人也與之一般見識,十足一個政治暴發戶,絲毫沒有其他國家民選總統和執政黨那樣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家風度。最令我們中國人恨鐵不成鋼的是:雙方都好像永遠長不大的幼稚園小朋友,永遠都停留在「吵家家」的水準:不但很難想像任何一方可以像南韓總統金大中一樣,放下一切政治歧見,委身屈尊前往對方舉行最高會談,穩定朝鮮半島的局勢,並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更難想像任何一方會像德國人一樣為民族大義國家統一拆除一切有形無形的「柏林牆」障礙,按照人民的意願,和平民主統一因戰爭而分裂的國家。如果我是外國人,也會問你們中國人什麼時候才理智成熟一些,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內鬥?

俗語說:「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一方耍流氓,另一方以文明態度對待之,「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定會站在文明的一邊;最可怕的是雙方都在耍流氓,這個民族就沒救了!比如說,大陸設計了這一條繞圈子的聖火政治路線,台灣不妨一方面接受,一方面也向國際奧委會表達意見,並將其公諸於世,相信中國人乃至世人都會站在台灣這一邊,表面看大陸得逞了,但實際上台灣才是道義上的勝者。又比如說,大陸堅持所謂「承認一個中國」為談判條件,台灣大可高姿態向全世界表明,承認一個中國,但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指未來民主自由繁榮昌盛的統一中國,與對方舉行官方會談,在會談中提出結束一黨獨裁,開放民主選舉為統一條件,狠狠地將他一軍,讓他自食其果!這才是政治家的智慧和風度。可惜台灣民進黨也都是一些比大陸共產黨好不了多少的草根農民土知識分子,沒有多少現代國際視野。看起來,一個執政黨,特別是領導人的素質往往會在一個時期內決定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我們中華民族衹會出現毛澤東、鄧小平、陳水扁這樣的領導人,無怪乎總是在全世界面前獻醜而不自知。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會變得成熟理智起來,實有賴於全民族素質的提高,別無他途。

(6/5/07)

Tuesday, April 10, 2007

莫以統獨論英雄——商榷曹長青先生

(紐約)李大立

儘管在「台灣問題」上筆者和曹長青先生持不同觀點,但因其文章常有獨到的見解以及條理分明的闡析,反令我喜歡閱讀。尤貴刋一月號「台灣民主道路的獨特性」一文裏說到國民黨時代的「種族壓迫」(竊以為稱「族群歧視」更恰當——筆者註)、「外省人」、「眷村」等,無不令我這個五十年代初隨父母從香港回大陸「參加革命」的當年的小孩,想起那時充斥廣州官場的大小「南下幹部」和「機關大院」,新出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已略有提及,有關的見聞和感想足可以寫成一篇專題文章。唯貴刋三月號「李登輝為什麼大轉彎?」一文,令筆者覺得曹先生的觀點和論據難以接受,祈借貴刋一角向曹先生請教,也請廣大讀者討論。

曹先生在該文中說,因為李登輝最近否認主張過台獨,否認是台獨領袖,「批評台獨是退步的、危險的」而「令我不得不檢討以前對他的認識和評價」,言下之意昨天他主張台獨是英雄、今天反對台獨就是狗熊了。其次是曹先生花了很大篇幅論証李登輝之所以大轉彎,是因為他「終究沒能夠真正放下對權力的貪戀」。在這裏,筆者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曹先生:主張台獨與否與贊成民主與否有何關係?如果李登輝貪戀權力,當年他又何以主動結束一黨獨裁,推動總統直選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一向認為統一和獨立,專制與民主是兩對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可混為一談,民主不一定非要獨立;反之統一也不等於必然專制。因此筆者於2001年6月在紐約的「世界日報」上發表過「民主之爭,非統獨之爭」和「民主統一中國」兩篇短文(筆名郭偉榮),其後又在「議報」196期發表「棄台獨、爭民主」一文,呼籲陳水扁先生要有政治家遠大的胸懷,不要偏安一隅,不但要堅守台灣的民主,還要把民主帶向中國大陸,在全中國要求民主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支持下,實現一個民主統一的中國,做一個民族英雄。

眾所周知曹先生是支持台獨的,縱覽曹先生的大作,其理由不外乎:一,大多數台灣人主張獨立;二,衹有獨立才能確保民主;三,台灣人民有權獨立。

先說理由一,曹先生引用的民調數據是大多數台灣人贊成台獨;筆者一向看到的民調結果卻是贊成急統和急獨均佔少數,大多數人主張維持現狀。姑勿論哪一個民調代表主流意見,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主張維持現狀是出於現實的考慮:如果將來中國大陸也民主化了,也自由富強了,他們就會贊成統一;如果將來中國還是專制獨裁,還是貧窮落後,但已經無力威脅台灣了,他們就會贊成獨立。而在目前中國大陸去向未明,還以武力威脅台灣的情況下,他們選擇維持現狀無疑是明智的,台灣人很聰明,我們不需越俎代庖。

二,並非唯有獨立才可確保民主,筆者的看法剛剛相反。台灣人民面對著的是一個靠暴力奪取政權,武裝到牙齒但已日漸走向途窮末路的獨裁專制政權。大陸強行通過所謂「反分裂法」,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用數百枚導彈對準自己的同胞,朱成虎等戰爭瘋子叫囂核戰,兩岸關係已經陷入危險的僵局,正如呂秀蓮所說,現今海峽兩岸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在此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用台獨去刺激這條瘋狗呢?筆者認為,民主自由具普世價值,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假以時日,一定可以最後戰勝專制獨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用理性的態度對待統獨問題,不給強暴者任何機會,讓這條瘋狗在發作之前潰爛死亡,這才是政治家所為,也是民族之幸。

三,針對中共和大陸憤青認為台灣無權獨立,因為「大陸人民不答應」,筆者完全同意曹先生認為台灣人民有權獨立的觀點。但是,有權做某事不等於應該做某事。正如香港近期立法通過擴大公眾場所禁煙範圍的法例引起的爭議一樣,任何人有權吸煙,但是不等於在現代醫學已經証實吸煙有害健康的情況下還應該吸煙,更不等於可以妄顧其他人士的健康而在公眾場所吸煙,因此筆者認為台灣有權獨立,但是不應該獨立。

第二個問題,曹長青先生認為李登輝大轉彎放棄台獨,「究其深層原因,則是對權力光環的爭奪。」、「則和他做過威權人物所形成的的心理有關。」然後舉出很多例子論証。筆者覺得曹先生這種推測過於武斷,所舉的例子也與事實不符。

曹先生認為事情的起因是二千年總統直選,李登輝是真心誠意期望連戰當選,繼續由國民黨執政,並不準備把政權交給民進黨。但是,當年台灣輿論普遍認為李登輝明挺連戰,暗助陳水扁,所以國民黨一旦敗選,全黨一致認為責任在李登輝身上,有黨員向他潑墨水。其實,筆者認為由此反看出李登輝先生的破斧沉舟,為了台灣政治民主化,既決心放棄總統權位、也決心放棄國民黨主席權位,這是非常值得稱讚的,可惜曹先生卻稱讚錯了他的台獨主張。曹先生認為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台灣人民熱烈地擁抱了他,……一下子從中國國民黨主席,變成了台獨運動精神領袖,台灣人民給了他近乎個人崇拜的歡呼和榮譽。……其聲望達到任何台灣人都無法企及的高度。」如果照曹先生這種描述,李登輝及其台聯應該在其後的立法會選舉和總統直選中大獲全勝才是,何以一敗塗地甚至被邊緣化了呢?所以筆者認為,當年李登輝主動放棄權位,推動民主憲政是得人心的;但是主張台獨並不得人心,台灣人不理會他的「戒急用忍」,蜂擁到大陸投資,立法院選舉藍營席位過半等等都是例証。曹先生的這種描述令人想起似曾相識的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肉麻吹捧,動輒「人民」、「熱烈」、「崇拜」、「歡呼」……,凡事不要看絕對了,更不要說到極端,凡是喝狼奶長大或是喝過狼奶的人,共產黨的思維方式已經深入血脈,不知不覺就會表現出來,我們都應該一起共同努力來克服它。

曹先生說李登輝之所以否定台獨,是因為「不甘寂寞,想繼續指點江山,要和陳水扁爭光環。」、「幾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內做官,並做過八年的威權總統,……被前呼後擁,任何一個想法,下面都有人立刻去執行,那個感覺實在太好了。……現在忽然沒有當年那麼可以指點江山,感覺一定很難受。」曹先生甚至說李登輝「目的也是促使陳水扁下台,因為陳水扁下台,民進黨就可能內亂,他就有組第三勢力再左右政壇的機會。」筆者認為,以此來解釋李登輝放棄台獨,不合邏輯,也太看低了李登輝先生了。如果照曹長青先生的說法,李登輝單純為了權位,他根本不需要繞一大個圈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年李登輝完全有權力和機會維持他的總統權位,他可以修改憲法延長總統任期限制,也可以推遲開放總統直選,在他有生之年反對派還沒有足夠的力量推倒他。(胡溫第四代了,不是還在獨裁嗎?)何苦當年主動放棄,而今才又重新苦苦追求呢?這是解釋不通的。筆者認為,誠如曹先生以前所說,李登輝先生在最高權力任上推動總統直選,主動放棄既有權位,以換取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很明顯出於政治理念,而非私利。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尚屬破天荒之舉,理應記下最偉大最光輝的一頁,絕非毛澤東、鄧小平之流可與之相比,胡溫等更難望其項背。

筆者認為,李登輝先生既有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就絕不會再走回庸俗的峽谷,為了再「指點江山」而從頭來過。 竊以為,李登輝先生之所以最後放棄台獨的理念,修改黨章,更改黨名,注重民主民生,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很可能是出於他的政治理想,也可能出於民族大義。很可能李先生認識到光是帶領台灣人民「出埃及」還不夠,更需要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出埃及」,光是給台灣人民帶來民主還不夠,還應該為大陸人民也帶來民主。認識到走台獨的道路不但對國家民族沒有好處,對民主自由也沒有好處,所以才會選擇這樣做。而外人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從他個人利益得失出發去揣測他的動機。或許筆者也錯了,和曹先生相反,把李登輝先生看得太高了。但是筆者寧願這樣看待他的最後選擇,而不願意往一個曾經主動放棄最高權位的高尚的人身上潑污水。其實,筆者認為揣測李登輝先生的動機意義不大,他為什麼這樣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與其揣測他的動機,不如分析他的結果:是對還是錯?是否有助於社會進步?是否有利於國家民族?如果是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擁護他,而不是指責他。中共官方和大陸憤青對李登輝先生破口大罵,可是你們之中有誰曾經會想到為了民主憲政而放棄最高權位呢?你們之中有誰有資格責罵李登輝先生呢?他過去主張台獨,或許是因為想堅守台灣的民主;如今他放棄台獨,或許更是想把民主帶向中國大陸,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筆者為李登輝先生的轉變歡呼,期望他的心願有實現的一天。以上僅是個人見解,很可能有誤,期望曹長青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教。

(16/3/07紐約)

(該文摘要以「為李登輝先生說幾句話」為題刊於四月號「開放」雜誌,此處是全文)

(10/4/07「觀察」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