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首先感謝所有閱讀本書的讀者，我們這一代不幸曾經生活在一個最黑暗最血腥的社會，成長在一個最沒有自由最沒有希望的年代，如果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從我和書中其他人身上多少認識那段歷史 (但願它永不再來)；而和我一樣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能夠喚起一些似曾相識的回憶，已經是我最大的期望了！

在這幾年時間裏，我在紐約香港兩地飛行，處理房屋汽車搬家裝修等雜務，還為兩地的報紙雜誌寫下了二、三十篇政論文章(【大紀元】、【新世紀】匯總)，其餘的時間全身心投入寫作這本書，還未寫完，我在香港已經接受第二次手術，並且開始化療，本書的最後一些章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對我來說，真可謂嘔心瀝血，每一個字裏面都有我的血和淚。

從前，我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曾經為書中的人和事流過淚；如今，當我首次嘗試執筆書寫自己和父母妹妹、親友同學的時候，憶起他們的音容笑貌，寫到傷心之處，仍難免數度哽咽，淚流滿面，情難自已，不得不停下筆來。往事歷歷，如泣如訴，我才知道一個作者重履心路歷程的艱辛和苦痛。感謝上帝讓我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寫畢全書，如釋重負，說出了心裏想說的話，感到無比舒坦！我可以放心去見我的父母和妹妹了。若然果能在天堂相見，我一定會告訴他們，我代他們說出了他們想說而又未能說的話；同時，我還會告訴他們，如果真有來世，我願再做他們的兒子和兄長！

平心而論，我們一家遠遠不是最悲慘的，我們所受到的痛苦和災難，和國家民族的痛苦和災難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同時我也明白，這些痛苦和災難絕不僅僅屬於我們一家，它屬於整個國家和全民族，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有益於國家民族。歷史無法追悔，然而歷史可以創造；反思是前進的動力，苦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難中委頓沉淪。一個國家和民族唯有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過去，以史為鑒，才能澤被未來，讓民族的生命在苦難中開花，浴火重生。筆者深信偉大的中華民族無論歷盡多少劫難，必將有一個美好的將來。

百年滄桑歲月，既有英雄豪傑叱咤風雲，也有芸芸眾生悲歡離合。書中所述全是些凡人瑣事，我的本意是希望廣大讀者除了在英雄偉人身上認識歷史之外，多一條從凡夫俗子身上認識歷史的途徑。所以，從一開始我就立意為它取一個和它的內容一樣平凡的書名——【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你可以解讀成：「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也可以解讀成：「從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看中國」。因為書中全是真人真事，所以使用的大多是真名實姓；書中對有些人和事，包括我自己在內，持批評的態度，是為了保全歷史的真實，以及說明今天的進步，希望得到大家的諒解。其實，書中的你和我，都是過去的你和我，舊時代已經過去，新時代即將來臨，讓你和我一起告別舊我，一同迎接新生！

人生苦短，彷彿才剛剛開始，就已經步向終結。我還有許多話想說，許多事想做，祇是不知道是否還來得及，我多麼希望真有來世啊！寫完這本書，讓我感到我得到了重生，有了兩次生命，有了兩個人生。因為在美國和香港兩次手術，完全失去知覺，猶如在地獄裏轉了一圈，能醒過來已是重生，等於有了第二次生命；隨著寫作的思路，我又從出生懂事開始直到中年，細細地回味著人生的每一幕，等於重走了一遍人生路，得到了第二個人生。感謝上帝，我應該滿足了。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中國大陸官方失憶，人民噤聲，這本書不過是沉寂中的一聲叫鳴。天賦人權，每一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沒有誰可以隨意侵犯；人生來平等，沒有誰的生命比別人的更可貴，能為數千萬被迫害致死的同胞討個公道，讓大家不要忘記他們，我覺得自己已經做了應做的事，此生無憾了！

感謝所有鼓勵支持和幫助我的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和編輯出版界的朋友，感謝芷芬女仕給我講述了很多祖輩的歷史；感謝張之逸先生為我蒐集了許多文獻資料；感謝陳浩然先生以及他的同學為我做了許多調查工作；感謝盧維穎先生細心保存了我給他的幾十封信；感謝侯劭功、劉偉嘉等同學給了我很多文字和照片資料；感謝羅果潔女士等告訴我許多妹妹的故事；感謝容美雯女仕給了我時代的素材；感謝蕭蔚彬先生給我許多專業意見；特別感謝前輩宣樹錚先生、關自生先生逐字逐句地校閱全書，他們豐富的經驗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讓拙作得以揚長避短，起碼不致於獻醜；感謝彼岸出版社讓本書得以問世……；感謝我的家人給了我無微不至的支持和照顧；還需要感謝蒙恬科技公司運用中國人的智慧，製造出中文聽寫軟件，如果沒有這些先進的科技，就算用鍵盤輸入法我也很難完成這本著作，更不用說鋼筆剪刀和漿糊了。

歡迎批評，但更希望你能喜歡，謝謝大家。

李大立

二OO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香港

「大政府」才是禍患無窮——商榷鐘祖康先生

閱鐘祖康先生「“小政府”主張禍患無窮」(「開放」六月號)，裏面提到很多香港的事例，以筆者前後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體驗，實在不敢苟同。相反，筆者贊同該刋同期曹長青先生引用美國學者「可以放進浴缸大小的政府就夠了」的觀點，在此提出筆者的看法，供遠在挪威的鐘祖康先生參考，也請廣大讀者討論評議。

鍾先生文內一開首就說：「香港和中國這兩個傳統華人社會的一個驚人相似之處是，都對所謂“福利社會”極其敵視，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竊以為，將香港和中國大陸這兩個社會制度完全不同，實行「一國兩制」的地區相提並論本身就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長達數十年，毛澤東中國是典型的社會主義窮福利社會，所有城市居民包括機關幹部、工人、教師、店員等等，住房、醫療、食堂、托兒所等等全都由工作單位包了下來；農村農民在「人民公社」也曾經吃大鍋飯，數十年來一直實行「工分制」，對老弱病殘實行「五保」(其實名存實亡，連青壯勞力都吃不飽，所謂「五保戶」能保什麼？可想而知)。毛澤東巴不得將所有有限的國家資源用之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衹不過中國實在太窮了，實行這種窮福利政策，收效甚微，不但國家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人民大眾也怨聲載道。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行不通了，鄧小平才不得已搞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過，他的改革開放並不徹底，一方面試圖改革過去統統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一方面又將有限的社會資源集中在城市裏一小撮特權階層身上：退休高幹享有特殊的福利，機關幹部還享用著公費醫療，住房津貼等等，普通市民就一概欠奉。

香港政府則是從人道資本主義的觀念出發，實行覆蓋全體市民的福利政策，包括公屋、居屋、政府醫院和綜合援助金、法律援助等等，政府福利機構很多，民辦的福利機構相輔相成。香港市民更極富同情心，每逢慈善募捐都紛紛解囊，捐款數名列世界前茅，所有這些，怎麼能說「香港和中國……都對福利社會極其敵視」呢？

當今的中國大陸，官商勾結，貪腐成風，普羅大眾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由於沒有法治，缺乏公開公正公平的商業運作機制，高幹子弟第一桶金來歷不明，很多暴發戶靠不正當的手段至富，所以連帶對一夜暴富的民營資本家都產生了一種仇富心理，怎麼能說中國「絕大多數人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呢？

這句話，用在香港倒是說對了，香港人普遍「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因為香港社會擁有完善的法治基礎，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完全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沒有任何人可以擁有特權。可是，由於各人智力、體力、能力和機遇不同，在自由競爭中勢必不斷地產生勝利者和失敗者，同時，兩者之間在不斷地轉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你一時競爭不過人家，除了埋怨自己，還能埋怨誰？好在平等競爭的機會永遠存在，失敗了還可以捲土重來。香港有句俗話：「人無三代富，莫欺少年窮」就正好說明了這個社會的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今天的巨富是經過幾十年或者幾代人的辛勤努力而取得的，他們就像在波濤洶湧的商海上航行的大船舵手，每一項投資每一個決策都直接關乎商業王國的成敗。香港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交班給兒子後，就因為下一代缺乏經驗，投資失敗幾乎拖垮整個集團，鄭老先生復出重新掌舵，才力保不失；華人首富李嘉誠的長江集團，投資加拿大等外國電訊、石油工業等領域，收購兼併外國公司，動輒數十億過百億元，如果沒有正確的決策，隨時都會招致失敗。他們相當於商戰中的總指揮，不但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勞動，供養成千上萬的員工，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所以香港人都不會妒忌他們，衹會尊重他們，認為他們享受富裕的生活理所當然。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確保向每一個人提供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而不是相反，運用公權力削弱這種自由競爭；政府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過稅收有限地調節貧富差異，保障全體市民的基本福利。香港政府已經做到了，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對貧富懸殊並不反感，大都認為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筆者認為這是好現象，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

鐘先生說：「只要得到適當酬金，絕大部分人不介意一輩子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這句話就說得更差了。在香港這樣高度成熟的商業社會裏，金錢作為一種回報，無疑是衡量每一個人對社會作出貢獻大小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裏，你創造的社會財富越多，社會給你的回報也越多。如果像鐘先生所說的「做極其無聊或無恥的事」而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未能直接間接地創造社會財富，沒有人會付給你「適當酬金」。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社會裏，才真正實現工作無分貴賤，彼此互相尊重的理想境界，而絕不是靠劉少奇和時傳祥握握手說：「我是國家主席，你是掏糞工人，衹是分工不同，我們是平等的。」一句話可以實現的。

鐘先生說香港經常發生「過勞死」的現象，「傳媒卻一味褒揚他們是為養家而犧牲的好爸爸好媽媽」、質問「何以一個有那麼多百億千億財富的社會會有那麼多人每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時也不能糊口？會有那麼多人被迫走上絕路？」這話和香港現實不符。香港勞工法例規定八小時工作制，任何僱主要求僱員超時工作都必須支付額外的薪金，但以筆者的經驗，很多老闆都親力親為，超時工作；雇員都自覺地加班加點，純粹出於自願。鐘先生提到過勞死的貨車司機、兼職母親和工業意外死的地盤工，並非因為「不能糊口」。因為上面提到，香港政府已經實行全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凡是符合條件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請綜合援助金，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僅僅是為了溫飽，他們都不需要如此拚命。筆者認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在自由經濟體系中，工業意外和「過勞死」現象一時難以避免，即或是日本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也常聞「過勞死」。但是這些悲劇產生的原因並不在於制度性的缺陷，與其說他們是為生活所迫，不如說不能正確對待工作壓力或者過份責任心追求完美所至。前兩年香港還發生過教師自殺事件，他們的月薪高達數萬元，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他們悲劇的發生顯然更不是「不能糊口」，和中國大陸所產生的類似悲劇性質完全不同，不可相提並論。中國大陸的「黑磚窰童工」、「礦難頻發」、「賣血愛滋」等都是在民眾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為求活命而發生的。香港政府其實已經通過累進稅制進行「劫富濟貧」了，收入和利潤越多的個人和公司按照累進稅階繳稅，收入越多繳稅稅階越高；而低收入的個人和家庭往往因收入未超免稅額而遊離稅網之外，或者只需要按低稅階繳納有限的稅款。在公平競爭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公權力的天平已經無疑傾向低收入階層，問題在於如何在確保公平競爭和「二次分配」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既保証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經濟發展，又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讓社會各階層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這樣就可以減少和避免鐘先生所提到的過勞死悲劇，把這種悲劇完全歸咎於「小政府」，期望走毛澤東無所不包窮福利「大政府」的回頭路，顯然只會重蹈失敗的覆轍。

而鐘先生文內所列舉的種種「小政府弊病」，很難看出是出自一種自由經濟社會的思維方法，因為如果問香港人，我相信大多數人不會有如鍾先生一樣的想法。比如鍾先生說：「小政府的第一大害處就是催生病態大家庭。政府任由民眾自生自滅，民眾自然不得不長期投向朋友特別是家人親戚之間求助。這令家人或朋友之間的關係趨於功利化，……金錢瓜葛長期互相糾纏不清的大家庭不僅往往於個人身體有害，而且是訓練低眉順眼小奴才的溫床。」不知鐘先生有沒有在香港生活過？這樣形容香港社會的人際關係恐怕謬之千里！鍾先生所說的「令人為了得到親人的打救或長期照顧，而不惜放棄個人思想或性格之獨立，擔憂被終止援助而出賣靈魂…….而有能力接濟家人的成員往往因要承擔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提前衰竭。」在香港聞所未聞，或者衹是極個別的現象。現代香港社會小家庭的獨立性人所共知，年青人無論是否已經成家，都極少依賴家庭和親友，他們憑自己的能力工作生活。公務員退休有養老金，其他老人家很多是倚靠多年的積蓄，沒有能力的倚靠政府救濟，甚少完全依靠子女供養。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公帑，維持一支龐大的社工隊伍，照顧那些無依無靠的老人。說到家庭親友之間的互相幫助，其實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不可能如鍾先生所說的「誘發在華人社會中常見的“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反社會行為」。鍾先生說「國民若主要從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濟，……這才是培養愛國心的健康途徑。」筆者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要視乎能否從國家得到救濟？得到多少？來決定是否愛國？那麼這個民族本身就已經不可救藥，與其說他們愛「國」不如說他們愛錢。

鍾先生說「小政府另一個缺點是，每個人不論是否善於理財，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師。首先，這會令國民因孜孜於斂財掠富氣質趨於庸俗，並因而浪費大量時間荒廢其他許多非常重要的事。…….所以，這方面的理財工程最好還是盡量由政府的專業人員統理」這種說法就有點可笑了！自由社會和專制社會最根本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奉行個人主義，充份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自由；後者提倡「集體主義」，以「組織」和「集體」的名義否定個性剝奪自由。在自由社會裏，每一個人因勞動所得的財富，是社會對他的回報，一方面是對他為社會作出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他擴大再生產，進行各項投資的工具；既肯定他的能力，又考驗他的商業智慧，除了他本人，還有誰更應該成為他個人財產的主人？若果如鐘先生所說的大家都把所有個人積蓄交給政府打理，這個社會還存在任何商業投資、商業活動和擴大再生產嗎？還成其為商業社會嗎？即使大政府如毛澤東時代也沒有提出過為所有的人理財，鍾先生的想像力比慣於大一統的共產黨還要豐富。

筆者感到最不能接受的是鐘先生如下的一段話：「當人類自認已進化到離開了森林、不需要天天憂慮被獅子吃掉之後，人道主義就是終極真諦所在。否則，森林裏的野獸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競爭的精神麼？這也是香港多次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這種森林式經濟體制現在已絕不可能出現於民主國家，只可能在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即獨裁政體——中找到。」

筆者覺得這段話說得嚴重些簡直是對七百萬香港人的侮辱。香港之所以連續十三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是因為他傑出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就是著名的「小政府、大社會」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前任財政司夏鼎基指出，「積極」僅相對於「消極」而言，關鍵詞是「不干預」，意思是指政府盡量少插手商業運作)。是因為香港有著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第二低稅率，是聞名全球的自由港，進出口商品幾乎全部免稅，沒有外匯管制，資金自由流動，人員自由往來，是因為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和高質素的公務員隊伍。與什麼「森林」、「野獸」毫不相干，須知自由競爭、優勝劣敗和壟斷市場、弱肉強食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香港「反壟斷法」、「公平競爭法」確保了無數中小型企業和公司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其數目以及自僱人士的數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正因為如此，香港才能夠如佛利民所說的「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把香港推上一個又一個高峰，造就經濟神話。」鐘先生卻將其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停屍間」就實在太過分了！

其實，早在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對大政府和小政府有了極其高明的見解，老子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最好的政府，人民覺察不到它的存在；其次的政府，人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人民畏懼他；最次，人民輕侮他。當誠信有缺損，人民對他的信任就崩潰。閒著點，少說話，當一切事情妥當了，老百姓都會說：「我們自己做到的。」)老子認為政府應該學「天道」，實行「無為而治」。老子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說的就是「小政府」思想。

大政府和小政府誰優誰劣，不勞鐘先生長篇論証，人民群眾早已用腳投了一票。不久前香港記者訪問了一家新移民，一家大小八九口人擠住在一間二百餘呎的房間裏，記者問他們來港之前是否了解香港的生活環境？他們都說移民之前已來過探親，家鄉農村的房屋比香港大得多，但是香港勞動所得報酬比大陸多，子女教育比大陸好，醫療衛生水準也比大陸高，所以還是決定移民香港，相信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前景一片光明。像這樣的新移民家庭很多，相反，卻很少聽說香港人放棄居留權移民大陸。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大政府恐怕是世界少有的了，他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想每一個人從生到死都由政府包下來，可是卻民不聊生，大量民眾逃亡香港；即使是現在，如果開放移民限制，不知還有多少大陸人唾棄大政府投奔香港小政府？人民大眾的選擇就是最好的答案。

以上意見請教鐘祖康先生，也請廣大讀者不吝賜教。筆者有關福利社會和自由主義經濟的觀點，請參閱拙作「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社會民主主義”」和「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謝謝。

(10/9/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10月12日「民主論壇」)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得梁寒操先生墨寶有感

不久前應約探訪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喻舲居先生，喻先生將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梁寒操先生親筆題贈的幾幅墨寶轉送給我。喻老先生說，梁先生的字幅是六十年代中，他在台灣「中國時報」總編輯任上獲贈送的，幾十年來伴陪著他從台灣到香港，一直珍藏在身邊。看了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後，得知我是梁寒操先生甥孫，考慮到自己的子女都不知道梁寒操先生是何人了，交給我保存更好，於是決定轉送給我。我非常感激，同時，不由得又想起了幾十年前的往事。

1949年大陸「解放」時我父親在鐵路廣州車站站長任上，解放後屬於留用的舊職員，卻因為母親工作的緣故，我們一家和共產黨的南下幹部同住一個機關大院。五十年代，我還是一個剛懂事的小學生，所處的環境已經讓我政治早熟，我知道自己和周圍根正苗紅的小朋友不同，父母親更是如履薄冰。但是，父親的謹言慎行始終未能保住他的小官，1956年反右之前就被撤職降級了。平時，父母親都很少在我們面前提及任何「有問題」的親友，不管是離開大陸的或者留在大陸的，即使是我的祖父，也祇是因為在學校裏要填寫無數的履歷表，才從父親口裏得知一二。直到幾十年後，父母都去世了，我在紐約一間華文書店裏偶然看見一本日本人寫的書，裏面多處提到我的祖父，我才根據這本書提供的資料，尋回了祖父的歷史。

關於父親的姨丈梁寒操先生，我最早聽說這個名字，大約在1956年，我堂姐姐在廣雅中學高中畢業，被批准加入共產黨，及推薦留蘇，都被上級半途腰斬。從大人們的議論中知道了是因為她在各種申請表的社會關係一欄中老老實實地填上了這個她從未見過的姨公，又隱約聽說這個姨公曾經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解放後到台灣去了。對梁寒操先生知道更多一些，是在此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後期，這一次輪到我們家了。當時我弟弟在農村被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學校調查父親的檔案，查到梁寒操等，以「社會關係複雜」為由不錄取；貧下中農改為推薦上中專，也因為同樣的理由遭否決。弟弟在農村認識了一個廣州女知青，談戀愛時，大隊支部書記將調查結果告訴她，並警告她說，你家庭出身好要小心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連弟媳婦都知道梁寒操先生等。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父母雙雙被隔離審查，大半年後釋放出來，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單位退回父母親的交代材料，我有便詳細閱讀，才知道父母親這些「社會關係」，梁寒操先生是其中之一。近年因為我執筆寫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又在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以及網站上查到了很多梁寒操先生的資料。

梁寒操先生，字君默，1899-1975，廣東高要人，生於佛山三水，四歲從父習字，六歲已能寫揮春及盈尺大字，十三歲即以縣考狀元入肇慶中學，二十四歲先後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及上海滬江大學，少負盛名，人稱「高要才子」，國民黨內「文壇三傑」之一。曾任教於廣州培正中學，我父親和伯父是他的學生。梁先生曾任職孫中山先生祕書，參加北伐，一生追隨國父，四十年代任國民黨中常委，宣傳部長、立法院祕書長、最高軍事委員會副祕書長和三民主義理論委員會主委等職，是國民黨內著名的三民主義理論家。一直住在南京和上海，解放前夕，出走香港和台灣。那時我祖母已經去世，他們一家路經廣州時，我伯父、伯母和我父親、母親見過他們一面，一起吃了一頓飯，他勸父親兩兄弟離開大陸，伯父和父親沒有聽從他的勸告，留了下來。解放後不久，開展「肅反、鎮反」運動時，伯父母和我父母對此已清楚交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填寫無數的履歷表，交代「社會關係」也一次不漏地再三重複交代，不料意想不到地成了運動挨整的禍根，甚至影響到下一代。

由於梁寒操先生所處的地位，有關他的歴史資料很多。尤其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舉行重慶和談，梁寒操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他和周恩來分別代表國共兩黨對外發布新聞，那段時間的見報率很高。1946年8月12日周恩來關於國共談判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通篇都是：「梁先生說……」；9月16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關於國共和談的報告，多處提到梁寒操先生；毛澤東也多次在他的來往書信電文裏提到梁寒操，並且收入「毛澤東選集」。比如8月6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梁寒操對外記者所談，我們決定暫時不理……」等。是指梁寒操先生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決問題的根本障礙在共產黨方面，希望中共覺悟……」。

此前，梁寒操先生為國家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情，比如寧漢分治時期，曾經和宋慶齡、何香凝、孫科、馮玉祥等聯名通電，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執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1938年3月16日參與九位國民黨知名人士在武漢「大公報」上發表聲援陳獨秀先生的公開信，痛斥共產黨毛澤東、王明等對陳獨秀先生「托派」、「漢奸」、「賣國賊」的誣蔑；1946年7月至到1948年7月，創辦「革新周刊」，嚴責國民黨內的腐敗，呼龥革新……。粱寒操先生無愧於國家民族，共產黨卻對衹見過他一面的姨甥，我的父親和伯父屢加迫害，甚至禍延到我們這一代，實在是天理難容。

梁寒操先生不單是一個國民黨的大官，而且是一個書畫家和詩人，不但留下了很多書畫傑作，而且還留下了三冊「梁寒操文集」，以及不少談詩論畫的文學著作。他的書畫作品在台灣、香港和洛杉磯等地舉行過個人展覽，佳士得等拍賣公司視為珍品。據湯念祺先生「中國文化大使」一文記載，張大千大師曾花巨資，由巴西2500隻3歲小牛耳上採集茸毛，委託日本著名的神田玉川堂製作了八枝畫筆，自己留兩枝，兩枝送給西方畢加索、兩枝送大陸謝稚柳、兩枝送台灣梁寒操，分送東西方和海峽兩岸，用心良苦。可惜兩枝畫筆送到台灣時，梁寒操先生已經故去，張囑咐在墳前燃燒，以表示他對梁寒操先生最後的敬意。

觧放時，梁寒操先生去了香港，在香港任教職和從事民主黨派活動。後來因陳誠力邀而赴台，梁先生赴台後，擔任「中廣電」董事長直至退休，贈送給喻舲居先生的墨寶，就是寫於此時。梁寒操先生的詩詞作品很多，其中著名的輓胡適聯入選古今中國百大名聯：

名既大謗亦隨焉學術之爭猶待千秋定論

健且行倦則睡矣哲人屨萎難消一代沉哀

此外，著名的「赴牯嶺途中」，也膾炙人口，廣為傳頌：

又溯長江控五老，依然多難作登臨，

沉舟東海當年恨，去楫中流此際心。

綠樹沿江成都勃，浮雲遮日幻晴陰，

風流且待明朝起，不耐長嘆萬馬瘖。

前幾年，我在寫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時，在網頁上查到了梁寒操先生的么女梁上元女士，極得乃父真傳，文學造詣不遑多讓。在台灣歷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等教職，除寫文章憶及其父梁寒操先生，集於「天下父母心」一書發表以外，還以「寒霧」為筆名，在「華副」上發表連篇佳作，編著者有「柏楊與我」等。今天，我應喻先生之約寫這篇短文時，喻先生告訴我，梁寒操夫人黎劍虹女士(我祖母黎翠妍的妹妹)是蔣夫人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擔任過中國婦女會祕書長，經常陪伴蔣夫人出席公開場合。我在網上查到了她的大作，包括「梁寒操和我」以及「昨夜夢魂中」(憶亡夫梁寒操)等散文，在其中一篇講述孫觀漢先生(旅美物理學家)的散文「這位仁兄」中，我才知道梁上元女士一如其父，也是一個少年才子，十幾歲的時候模仿柏楊的筆調寫了一篇文章寄給柏楊，柏楊把它轉給了孫觀漢，從此，孫先生從一個柏迷變成了一個梁(上元)迷，成了忘年的異性文友，「使我這個母親旁觀者大為驚奇」，他們一家都是出色的文人。

自從父親的這個姨丈觧放時離開大陸到台灣，彼此早已音書斷絕，至今已過去了五十多年了，筆者有幸在綱上看到了這個姨公生前的許多作為，以及今天他後人的消息，不勝感慨。同時，也希望我們這些後人有機會相見，特別是有機會向應該算是「表姑姐」的梁上元女士討教。經台灣知名人士江素惠、龍應台以及喻舲居會長等幫助，聯絡上香港中國筆會理事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張女士告訴我，梁上元女士因為婚姻失敗，遠嫁美國，在一個鄉村小鎮落戶，和幾十年的老朋友都失去了聯絡，大家都覺得很惋惜。無論結局如何，知道了這個表姑姐的下落，對我來說，總算了了一件心事。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年那些無可逃避的政治風雨過去了幾十年，父母一輩都不在了，一切都複趨平靜以後，居然在香港從喻舲居先生手中得到梁寒操先生的墨寶，一睹先人的風采，憶起許多國事、家事、往事，不勝唏噓。如今，國共已經第三次握手，這一次遲來的握手，是在中華民族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之後實現的：如果不是國民黨兵敗台灣，共產黨治國造成數千萬人無辜慘死，雙方都在深刻反省，就很難實現這種民族大義政黨和解。上世紀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北伐，那時全中國人民共同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而不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如果不是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荒謬地取代陳獨秀先生的「革命階段論」，在後方搗亂搞「土地革命」，挑起內戰，而是國共合作推翻軍閥統治，共建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早就「站起來」了。四十年代，在取得全民族抗日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後，全國人民熱切盼望和平民主建國，共產黨如能順從民意，聽從梁寒操先生的苦心相勸，放棄一黨之私，軍隊國家化，參與民主選舉，中國人民也早已實現民主自由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當我們中華民族覺醒了，徹底唾棄你死我活的政黨紛爭，學會和平共處共商民族振興大計的時候，才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開始。今天，我寫這篇短文記念梁寒操先生，是為了祖國能夠統一，兩岸同歸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共同走向繁榮富強，還所有上一輩中華民族有識之士，包括梁寒操先生的願望。

(25/8/2007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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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開放」雜誌07年10月號)

為什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自從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石破天驚地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紛紛加入討論，筆者也不揣淺陋在「觀察」網站上發表了「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現將筆者有關觀點論述如下，請廣大海內外讀者批評。

一，「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

謝韜先生費了很大篇幅論証「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並將「瑞典模式」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典範，大聲疾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共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今天，不得已打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號，提出全新的理論，為中國社會尋找發展路向，「耿耿救黨之心」(其實是救國家救民族)，用心良苦。但是，竊以為無論從政治意義上還是經濟意義上都行不通。

首先，從政治意義上說，「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儘管祇是排列不同，其實質卻南轅北轍。據筆者理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上加上某些民主的內容，本質還是社會主義。若果如謝韜先生所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都算作是「民主」，那麼這個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更不值得我們憧憬了。而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本質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主義，發展至今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毫不相關。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多黨制)，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在在都適得其反，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不知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其次，「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不成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蓋因民主和社會主義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共存於一體。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執政黨及其領袖擁有無限擴張和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進行「專政」。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切都是「黨」說了算，連政府都不過是一個擺設，談何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民眾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必須依附「黨」和國家才能生存，一旦喪失了經濟權利，必然喪失政治權利，包括人權，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因此，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偽命題。

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阻礙經濟發展

再從經濟意義上說，居住在瑞典的茉莉小姐和親自到北歐考察的許行先生均認為，與其稱瑞典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不如稱為「人道資本主義」或「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更合適。之不過曾經長期由起源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執政，執政期間又實行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而被中國的知識分子善意地誤讀成「社會民主主義」而已。茉莉小姐說：「儘管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會，但是瑞典從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據許行先生考察，瑞典人若月入22000港元，薪俸稅率已達到45%，最高稅階竟高達88%，同為發達地區，香港人若月入22000港元，稅率僅為瑞典人的1/4(香港薪俸稅率從2%到25%，標準稅率僅16%，利得稅率僅17.5%)，2005年瑞典總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高達52.1%，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說明國家主要財政收入不是依賴工農業生產及進出口貿易，而是靠從人民的口袋裏掏錢。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本國人為了避稅，提前退休或曠工：據瑞典統計局公布，2005年有49.5萬人提前退休(瑞典全國人口僅900萬)，企業常年曠工率超過20%。而且因為稅率採取累進制，收入越多則要按越高的稅率繳稅，為了逃避高一級的稅率，人們不想晉升，不願意加班工作。據曹長青先生「保守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一文說，瑞典付薪假期居歐洲之冠，全國有幾乎一半的人口(400萬人)不是「休病假」就是領取各種福利，造成了一種毛澤東中國時代特有的懶人現象，「只要說身體不適，醫生就開假條」。同時，另一方面外國移民紛紛湧入，僅2006年就有9.7萬人，佔全國人口1%多，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由於徵稅太高，企業及個人辛勞所得，一大半要上繳國家，嚴重挫傷了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企業不願投資，就業機會自然匱乏；個人不願工作，生產效率自然降低。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5.9%，全民失業率近40%，結果造成惡性循環，經濟嚴重萎縮。

結果在全球自由化市場浪潮的衝擊下，五個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的四個執政黨下了台，其中包括在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由主張改革福利制度的保守派取而代之。年輕的瑞典右翼聯盟新首相費尔德去年９月上台後，就開始實踐他的競選諾言，先是在今年3月底承諾取消對個人除房產以外的其他資產徵收財富稅，緊接著4月3日就宣布將於08年1月1日取消對房產徵收財富稅。同時減少向失業人口發放福利金，下調所得稅稅率，降低新公司創立門檻等等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希望能夠用漸進的方式改變長期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重上世界自由經濟的軌道。瑞典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克隆指出：「稅率已到極限，國家效率必須改進」，他表示，北歐國家逐漸融入「歐洲主流」，獨有的特色必將淡化。法新社稱瑞典與「福利國家」漸行漸遠，自由主義經濟正在復活；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8日以「民主社會主義破產——北歐四國逐步廢除福利制度」為題，對此作了詳細報道。

三，「瑞典模式」不適合現階段中國

很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信息閉塞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將「瑞典模式」視作挽救中國的首選良藥，無異是開錯了藥方。

謝韜先生說「瑞典模式」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段話，其實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沒有什麼區別，只說對了一半，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毛澤東式的普遍貧窮。可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無論是過去的蘇聯和中國，或者今天的瑞典，都祇是烏托邦，根本實現不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失敗就不用說了，他們扭盡六壬都從來未能真正調動過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去有效地增加生產，發展經濟，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極端貧窮和匱乏的困境。為了實現他們「平等」「共產」的理想，唯有劫富濟貧，將本來就十分脆弱的資本主義經濟扼殺於搖籃之中，將本來就不富裕的資產階級有限資產充公，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他們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去解放生產力，讓「生產得到極大的發展，思想覺悟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被他們「解放」了的工人農民不但一無所得，反而失去了原來僅有的個人財富，他們名義上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不過是國家的奴隸，真正的國家主人卻是掌握了一切資源的各級官僚，民眾的生產積極性被徹底窒息，整個社會經濟大倒退，陷入崩潰邊緣。

在貧窮的國家如此，在富裕的國家瑞典也未能實現謝韜先生上面所說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原因何在？原因在於要想讓窮人變成富人，必須極大釋放社會生產力，極大地發展經濟，讓「社會財產總量不斷增加」。即是首先要把國家經濟這塊餅盡可能地做大，而不是在這塊餅很小，或者初具規模的時候，就忙於去平分這塊餅。人生來智力、體力、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各人命運際遇也千差萬別，因而各人對社會的貢獻勢必有大有小。可是，高稅收高福利這種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共產主義政策，卻無視這種差別，企圖用「二次分配」的辦法達到「平等」的目的，其結果只會獎懶罰勤，極大地挫傷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事實証明，這種政策正是發展生產力的天敵，凡是採用了的國家，無論貧富，統統都會令到國家經濟陷入困境。

筆者在「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一文中說過：「(瑞典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在瑞典這樣人均GDP高達兩萬多美元，全國僅900多萬人口的富裕國家內，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尚且招至經濟停滯的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佔80%，人均GDP僅一千多美元的13億人口大國裏，如果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有何後果？可想而知。即使將最富有的10%人口的90%財產都徵了稅，平分給其餘的90%人口，每人也分不到多少，這樣做，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嗎？國家經濟能夠向前發展嗎？筆者不是籠統地反對福利政策，只是反對高稅收高福利，主張在國家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效仿香港設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廉租屋、政府醫院、綜合援助金)，而不是摹仿瑞典大手筆的，結果勢必被濫用的全民高福利。

四，中國的出路在於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中，除了1926至1936年僅有短暫十年，從來沒有過一段完整的穩定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在共產黨叛亂，國內戰爭不斷，外敵入侵的惡劣情況下，由於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家經濟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惜這段黃金時期祇是曇花一現，一去不返。現在中國名義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壞的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的高速增長，建立在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濫用資源，破壞環境之上，少數官僚資產階級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普羅大眾面對居住、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卻生活艱難，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好的資本主義，可以極大地發展生產力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筆者在上述的同一篇文章裏說過：「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正公開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公平競爭，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在這方面，同是華人社區的香港和台灣提供了最好的範例。特別是香港，繼承了英國殖民統治良好的法治基礎，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以低稅率和自由港政策聞名於世：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免稅進出口；稅制簡單，稅率僅高於愛爾蘭的12.5%，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居倒數第二位，所以能夠連續13年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第一名，和連續多年被評為最具競爭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達近三萬美元，佔世界第15位；人均財富達20多萬美元，為世界第一。以一個僅1000平方公里的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蕞爾小島，能夠取得如許成就，被世界經濟學界譽為「香港奇蹟」，實在堪稱華人經濟發展的典範，與其遠道取經並不成功的「瑞典模式」，不如就近學習舉世公認的「香港奇蹟」。！恨易卜卜沃得哥捉蟲督波而家前日一於前日一一啖郁卜卜側邊督

以上僅一孔之見，恭請諸位學者專家及廣大讀者指正。

(14,Aug,2007紐約)

(李大立博客：www.davidyung.blogspot.com)

(9月21日刋於「新紀元」周刊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