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 读李大立《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武宜三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 八十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 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於作者人生阅歷丰富、读书面 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歷：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 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 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中 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眾，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 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 的歷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著政治贱民的生活。」共產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 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7岁 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著蓝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弹带，背著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 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乡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 直委託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穀子给租户。不过，在共產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 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於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 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倖。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 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產阶级思想」。讽刺的是，像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 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 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上海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 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產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麼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 至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廣州廣雅中學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 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 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接濟廣州的親人，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简直 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 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 (十六两为一市斤) 米，以致年届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產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轆轆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毛 泽东共產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在大学入讀的是城市建设系，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 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於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歷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渡过多 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 1968年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 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著、提著行李从瀋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 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提心吊膽。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 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 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分子、工作调动，甚至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 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 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隻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十三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 份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1980年第二次加薪就难於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 又要让党团员、积极分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 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著日记了。《故事》对當年的情景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產 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做过广 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產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 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 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著共產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產，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 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著「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 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6年被撤職降級、1958年，被 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而在「罪恶黑暗的旧社会」裏，反而能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產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 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 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產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 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麼冷酷，多麼荒诞！

作者的舅父 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 收大员身份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分子。像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恆等为数几万 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產党的兇 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產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 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像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產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 盲目地充当共產党的拥躉，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產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麼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 言！其实岂止共產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產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兇的角色， 有愧於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歷史成因和每个人的歷史责任，吸取歷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於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四二二」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 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熬夜排队买火车 票飛機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劵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 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迴肠盪气，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 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 原载 《新世纪新闻网》，《觀察》轉載。
Tuesday, July 10, 2007

宣樹錚：編者的話

近年來對小說（Fiction）的興趣日益轉淡，都不記得有哪本小說是從頭讀到尾的了；反而對Non-fiction的回憶錄添了幾分情愫。走在小說的字裏行間常有踏空踩虛的感覺；而我喜歡腳下是厚實的土層。讀回憶錄，你能感到腳下泥土的沉實和厚重。

開始還以為閱讀興趣的轉移僅止於個人，後來發現不少像我這樣攀越了花甲的人，都愛讀回憶錄。而且豈止愛讀，朋友中間就有好幾位正在埋頭寫作，視之為“這輩子的最後心願”。也就是去年吧，和一位退休教授談起，文章也好書也好，現在寫回憶錄的很多。對方突然悄悄告訴我：“我也在寫，不寫心裏不安。希特勒達豪集中營的囚犯死前都囑託身旁的難友：‘如果你能活下去，請告訴人們這裏的真相。’我也衹是想告訴人們真相，歷史的真相。不然對不起前人，對不起後人……，也——”他淺淺一笑，似在解嘲，“也對不起自己。”朋友曾遭政治迫害幾至家破人亡。

歷史真相，這本該見諸歷史學家乃至文學家的筆端，但在現在的中國不行，官方獨霸著話語權，於是文學家失語，歷史學家噤聲。在歷史教科書裏，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歷史輕描淡寫，一閃而過。我問過好些四十開外的中年人：知道什麼是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饑荒……乃至文化革命？要就搖頭，要就說上幾句想當然的皮毛話。而對年青一代來說，這段歷史恐怕比了秦皇漢武、康熙雍正都遙遠而渺茫了。

歷史的話語權在官方，但歷史的真實在民間。存活者有責任將真實的歷史告訴後人。抹煞歷史也就是抹煞一代人的存在，連同他們的苦難與屈辱、做奴隸而不可得的卑賤生涯，這不公正。倖存者們都垂垂老矣，他們是無奈的弱者，但他們也是強者，捍衛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勇士，這也是捍衛自已曾經的存在，捍衛歷史的本真，讓後來者知道卸了妝的新社會的真面目，有所憬悟和長進。

李大立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主要回憶了一個普通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遭遇，從一個普通家庭切入，回憶的細流汩汩湧出漫及社會，這既是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也是一個社會的實錄。

我長李大立五歲，應該說是同一代人。讀完《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的書稿，有差不多四五天時間我的思想一直盤桓其中，出不來了。李大立回憶錄中的成員，作者的父母、妹妹、伯父、堂妹、表姐……，還有作者的那些同學，竟然毫不陌生，彷佛也是從我記憶中走出來的人物似的。我想這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經受著同樣的痛苦、屈辱、折磨、恐懼，都同樣無奈，或隱忍、或屈服……，都同樣感到窒息的緣故吧。

李大立的回憶往往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傷痛和反思，而就在這水一般流淌的思緒中卻绽放出火一般熾烈的對中華民族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心。李大立稱自己的回憶錄是不同於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的“平民回憶錄”：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是為自己寫，“平民回憶錄”是為民族、為歷史、為後代寫。找回記憶，找回真實，也就找回了希望。魯迅說：“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萌芽的時候。”

「彼岸」雜誌總編輯

宣樹錚

2006年10月24日於紐約

自序一

興起寫一本平民回憶錄，並以自己一個普通中國人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為素材的想法，祇是最近這一兩個月的事情，以前從來沒想過。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寫回憶錄都是些大人物、大明星的事情，鮮見有平民回憶錄。事緣在紐約剛剛結束了一項生意，賣掉了自九一一以來生意不斷下跌的，在曼哈頓中城的一間頗具規模的中餐館，辛苦了幾年，得以喘一口氣。閒時，我常常跑到我家附近的布碌侖 (Brooklyn，大陸譯作布魯克林——筆者註) 圖書館。美國真不愧為世界移民的大家庭，紐約尤為世界各民族、人種的大熔爐；美國同時也不愧為文化發達的國家，圖書館除極其豐富的英文藏書外，還有數十種語言的書籍，中文書則來自「兩岸三地」, 以滿足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讀者的需要。

在此期間，我看了好些大陸的平民回憶錄，同情弱者是人類的本性，我想看看他們是怎樣熬過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那個年代的。他們在「解放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前後後的經歷，令我想起自己和我們一家，想起了身邊許多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喚起了許多痛苦的回憶。這些回憶錄，因是真人真事，秉筆直書，大多十分感人，根據我在那個年代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我十分同情他們是因為自己的一家和身邊的親友都有過相似的經歷，千千萬萬普通中國老百姓都有過相似的經歷，而所有這些，就構成了和官修正史迥然不同的「新中國」五十多年真實的歷史。

加上在美國認識了一些台灣朋友，在平時的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很感興趣，於是就在朦朧中開始產生了何不將自己在大陸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告訴更多台灣朋友和海外華人的想法。由此我也喜歡看台灣的平民回憶錄，因為很想知道當年台灣社會是怎麼樣的情況，很想和同期的大陸社會作一比較。

至於那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早已是汗牛充棟，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於是看見什麼「我的父親XXX」、「XXX在XX年代」之類，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我覺得，歷史不僅僅是由幾個帝王將相，政治大人物寫成的。雖然他們主宰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尤以近五十年的超現代史為甚。他們的一念之差往往決定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死存亡，無疑他們對歷史有過巨大的影響，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是歷史的全部；真正的歷史應該是由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經歷寫成的，他們的生活環境、命運際遇、思想感情、人際關係才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他的意思是將來人民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其實，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所謂「路線鬥爭」，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爭、不過是互相傾軋而已，實質上全是一路貨色。因此，他這句話衹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更重要的應該是人民不但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人、某一條「路線」；人民還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執政黨、某一個政府。

歷史永遠在人民的心中，而不是在幾個御用文人的筆下！

我是學理工科出身的，以前對歷史從不感興趣，衹要是提到我出生以前的歷史，哪怕是發生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僅僅幾年，都會覺得遙不可及，無法想像當時的情景，我想，有這種感覺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人。當年我在大陸的建築設計院工作的時候，就曾經有一個六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對我說過，因為他從小受的教育都是「黑暗的舊社會」、「漫漫長夜」；而新社會則是「光芒萬丈」、「東方紅，太陽升」。他從小看到的電影是「壞人」出場天昏地暗；「好人」出場則大放光明。至使他竟以為「解放前」天上真的沒有太陽，天天都是黑夜；衹有「解放」了，天上才有了太陽，地下才有了光明……。可見要想像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不是易事，更何况去研究它；又可見如果人為地割斷歷史、隱瞞歷史； 片面地渲染歷史、歪曲歷史，又是有何結果。

及至後來年事漸高，五、六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才明白歷史從來沒有間斷過。五十多年的往事歷歷在目，從我出生懂事回溯五十年，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我在「解放後」所經歷的時間一樣長，並不遙遠；再回溯五十年，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也不過是一倍的時間。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在美國看到一張一九OO年上海外灘公園大門的俯視黑白照片，清晰可見如蟻的清代華人拖著長辮子優閒地在踱步和交談，陽光依然燦爛，春色同樣明媚，一瞬間令我彷彿親歷其境，歷史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切感覺。

因此我不再覺得研究歷史會是枯躁無味的事情，我明白了「以史為鑒」的意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懂得從歷史中判明是非、汲取教訓、反省自己、學習別人，就會重複歷史的錯誤，自絕於世界潮流之外，成為世界大家庭的棄兒。

於是就興起了寫一本平民回憶錄的想法，講述自己的故事、記錄真實的歷史。希望讀者能夠從我個人、我的父母兄妹、我的親戚朋友和我的同學同事以及周圍的人的遭遇和經歷中了解中國大陸「解放後」三十多年的社會面貌。看看在這三十多年裏，普通的大陸中國人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是怎樣生活的？我的一家衹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中國家庭，和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家沒有什麼分別，中國的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的家庭所組成。如果讀者對一個從香港回來投奔革命的小職員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有興趣，對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有興趣，不妨翻翻我的這本平民回憶錄，也許能勾起你們一些相似的回憶，喚起你們一些共同的感覺。更希望能讓我們的後輩知道一些在他們沒有經歷過的年代發生的事情，懂得如何避免歷史重演，從而去創造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我，一個普通中國人最大的心願。

希望你能喜歡，謝謝大家。

作者李大立

二OO二年十月十二日

於紐約。

自序二

前年十月在紐約寫下了序言(自序一)，給幾個同學朋友看過，對於我想撰寫回憶錄，他們都很表理解和支持，並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和鼓勵。 可是，不久後我又忙於生意和工作，正文一字未寫，就擱下了這個計畫。去年四月份突感下腹部不適，入院檢查，發現結腸癌，五月入院開刀，八月回港休養。半年後才又重拾舊梦，今天在香港執笔續寫「自序二」時，己是一年半後的○四年二月了。

在此期間，有幾件事令我決心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這個願望。其一當然是突如其來的疾病，幸好發現得早，並且及時施行手術，但已明確地響起了警號，令我思想大变，頓覺生命的無常，想到了許多從前從末想過的事。此刻重讀一年半前寫下的序言，恍若隔世；言為心声，當時的情懷和笔調已不復再現。人生越是走近終點，越是頻頻回首。我比以往更多地憶起和梦见我的父母和妹妹，他們在生之時受盡屈辱，含恨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有責任替他們把心裏的話說出來，讓全世界的華人都知道，在上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是怎樣生活的？從一個家庭的縮影折射出去，當時的大陸又是怎樣的一個社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這段歷史，避免悲劇重演，這是我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

其二是我去年回港時正值香港人民主意識高漲，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政治民主後不久。在香港見到我堂姐容美美，五十年代她當學生時是我曾就讀的廣州著名的廣雅中學的團委副書記(正書記是一名專職幹部)，被培養入党(上級末批)，及選送留蘇(末去成)，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我在廣雅中學讀書期間，她曾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樣。政治運動的狂熱中，她曾經和她的弟弟一起到她父親的單位去揭發「問題」，表示堅決和她父親「劃清界線」。总之，當年是個出名的緊跟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是個典型的共產黨「馴服工具」。如今，她到香港定居二十多年了，親歷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時頓覺往日非，為過去的幼稚行為悔疚不已。她告訴我，她雖然六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還是堅持參加了七一大遊行，她說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每個人都應對社會盡一份責任。對我要寫回憶錄並且提及她，她極表支持，不介意用真名實姓，更聯絡她的兄妹給我提供資料，令我大受感動。她的徹底改變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無論現實多麼殘酷，人性永遠不會泯滅；真理必然戰勝謬誤，正義一定戰勝邪惡。從她和她一家的經歷，可以清楚地看出時代的軌迹，於是，我更感到自己有責任寫出這本回憶錄。

其三是回港後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大學同學侯劭功先生從桂林打來的電話，原來大學同班同學約定每隔幾年在國內各地聚會一次。他們一個個地和我通話，男男女女叫我猜是誰？大學畢業分手三十多年了，許多我己猜不出來。其中有一個當年的學生黨員，团支部書記許雲林先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主持「清理階級隊伍」，把侯劭功等幾個「反动學生」斗得死去活來，為首的班長周文德還跳樓自殺(未死)，如今卻能共聚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真是時代變了，人性中的邪惡被埋葬了，良知复甦了。放下電話後，憶起往事，百感交集，心情久久未能平复，令我也想把這段歷史告訴世人。

其四是我回港之前，在紐約一間華人書店裏，偶然看到一本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寫的書，裡面多處提到我的祖父。 祖父死時，父親才八歲，連我的父母都知之不多。根據日本人在書中的註釋，我托人在廣州找到了許多近年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書藉，查到了更多的有關我祖父的資料，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反而在第三代的手中重見天日。後來，在google網站上不但查到了很多我祖父的資料，還查到了他的兩個連襟(父親的兩個姨丈)梁寒操和徐志道先生的資料(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保密局長)。雖然父親、伯父和梁寒操先生衹見過一面，但卻成了歷次政治運動挨整的禍根，甚至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對此也需要作出歷史的記敘。我的回憶錄主要是寫我自己和我父母弟妹這兩代人的經歷，祖父和兩個姨公的「發現」，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己。他們的歷史見証了近代中國革命史的暴力和血腥，也讓我的回憶錄得以記述我們祖孫三代在近代中國的经歷。

於是，我就勉為其難地執笔了。

本書是真正的平民回憶錄，我是在真實地記錄下幾十年來我的親見親歷，書中所錄全是些凡人瑣事，毫不起眼轟動。但我想，正是這些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才是歷史真正的主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是一本書，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用各種方式講出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千萬本這样的書就組成了誰也無法否認的活生生的歷史。胡適先生提倡傳記文學時說，不一定公卿名流才可以寫傳記，凡忠於生活、忠於生命的人，寫自己的故事，由「殊相」看「共相」，更具歷史價值。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說：「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時代的光明與黑暗、社會的正義和邪惡，往往就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身上展露無遺。

余生也晚，適逢「開國大典」，卻目睹殺人如麻。我是學理工科出身，對文學僅有興趣而無訓練，基於以上的原因，我才不揣冒味地代我們這一代的同學、朋友執筆，希望能夠表達出大家的心聲。本書唯一的目的是讓歷史真貌昭之于世； 唯一的宗旨是忠於歷史，即以太史公所言「不虛美，不隱惡」。 為此，不可避免地會提到許多我認識的同學同事親戚朋友各式人等，我都將如實地記錄下當時發生的一切及自己的觀感，未能一一征得他們的同意，其中的褒貶衹是我個人的感覺，失敬之處，還望得到他們的原諒。

書中除了詳述筆者及親友同學在大陸各項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之外，還加插了少量議論，好在我移居香港和美國已二十年，思想早已沒有什麼束縛，超然物外，希望能為讀者接受，這也是本書和其他回憶錄不同之處。當然，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祈望讀者指正。

此外，筆者打算將十多年來散於發表在香港和美國報紙雜誌和網站上的生活短文及政治評論，特別是近年來以「李大立」為筆名發表過的文章整理出版，這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與認識，讀者如感興趣, 敬請參閱。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回望來路，無限蒼黃；痛哭故人， 留贈來者；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作者李大立

二OO四年二月十八日

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