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19, 2008

自古青史誰不知?——致李志寧先生

讀了李志寧先生「老共產黨人子弟,更應為推動民主而努力」及「復仇,也是一種人性」,有些話想說卻始終沒有說,最近看了李先生大作「蔣介石是一個屠夫國賊」,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以下就李先生的主要論據提出不同看法,向李先生請教並供廣大讀者評議:

一,關於蔣介石是否抗日民族英雄:李先生主要論點是:「的确,1938年前后,国军和日 军拼了一下,但除个别战役,几乎仗仗必败,这算什么抗日民族英雄?…… 1939年至1945 年,整整6年间,简直没有多少抗日行动。」

嚴家偉先生「不廢江河萬古流————答李志寧先生」說得好,李先生恐怕從小就是讀中共編寫的歷史書長大,加上出身高幹家庭,有這樣的看法不奇怪。李先生承認「1938年前后,国军和日 军拼了一下」已經比中共原來的標準說法「日本是中共打敗的,國民黨一槍不發」進步了。不過竊以為時至今日,被共產黨塵封和改寫的歷史逐漸浮出水面,連中資的香港鳳凰台都連續播出大型歷史記錄片「山河歲月」和「碟血會戰」承認國民黨是抗戰的主力,在正面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身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一些近年來陸續公諸於世的抗日戰爭統計資料吧,比如說:八年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共組織進行了22次大戰役、1117次中等戰役、30000餘次小戰,傷亡將士達321萬人、其中包括師長以上的將軍200餘人。不久前這個電視台播放的「將軍一去——抗戰殉國將軍錄」說:「国军官兵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例如,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抗战中,先后投入兵力达七十万左右, 伤亡人数竟达二十万。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所錄除左權一人是共產黨外,其餘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謝晉元等均為國民黨人。而共產黨所一手遮天大力宣揚的兩次所謂「大捷」:其中平型關戰役實質是襲擊日軍半武裝的運輸輜重隊,斃傷敵不過數百名;所謂「百團大戰」不過是發動民兵,同時破壞鐵路、偷襲據點而已,根本不是正面抗敵,更非大戰役。時至今日,當歷史的真相已經大白的時候,再來爭論國共兩黨誰是抗戰的主力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胡錦濤也承認,中共並非抗戰的主力軍,不過是「先鋒隊」而已。對比法國六周內已亡國,蔣介石作為全中國的抗戰領袖,堅持八年抗戰並最終取得勝利,稱為抗日民族英雄有何不妥?難道要稱「在延安偏安一隅」,暗中指令「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毛澤東為抗日民族英雄?

二,關於蔣介石是否殺人魔王:李志寧先生說:「不少中国人现在喜爱蒋介石,歌颂蒋介石,但我告诉你,蒋介石却从没有拿你们这些中国人民的生命当一回事」。「他对中国人嗜杀成性,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很少有中国政治领袖,能像他那样凶暴地屠杀老百姓」。李先生在這裏舉出的例子是1938年蔣介石下令決花園口黃河堤「以水代兵」淹死了數十萬老百姓。

竊以為李先生這種出於個人情緒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不可取。有關花園口決堤「以水代兵」是一戰爭行為,現時披露出來的歷史資料和評價很多,不少和李志寧先生所說的不符。它的目標是針對日本侵略者,因此不應該歸於「屠殺老百姓」。筆者個人認為加上長沙大火「以火代兵」這兩件慘劇,今天看來無疑是極其錯誤的決策。但是在當時兇惡殘暴的侵略者來勢洶洶,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李志寧先生也說:「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后,杀人放火达到世界罕见的程度」。全國人民一致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戰,同意「國難當頭,一切為了抗戰而犧牲」的準則,許多抗日將領,包括當時的副統帥後來投共並被封為「英雄」的馮玉祥、也包括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都提出了「以水代兵」這一建議。在當時中國的國力軍力遠遠不及日本的情況下,採用了這種近乎原始的水火戰略,以阻止敵軍的西進和南下,其中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素。筆者為死於這兩場水火之災的老百姓難過,但更多地為我們中華民族的積弱貧窮感到悲哀。作為最高統帥蔣介石採納了這些建議,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是責無旁貸的,對中國老百姓都是一種犯罪行為,但不能把責任全部歸咎於蔣一人。

筆者認為同樣是殘害老百姓生命,花園口決堤以及長沙大火都不能和共軍圍困長春,活活餓死幾十萬老百姓相提並論,因為兩者發生的背景原因和目標都不同:前者可說是為抵抗外族侵略者而作出的犧牲;後者則是百分之百的殘害老百姓,與抵抗侵略,甚至和戰爭的勝負無關。當時長春被圍困大半年,數十萬老百姓跑到共軍前線哀求放生,共軍竟殘忍地拒絕,讓他們活活餓死。更有甚者,強迫老百姓頂著鐵鍋衝鋒在前,令國軍不忍掃射,這些難道還可以算作戰爭行為嗎?還有絲毫的人道主義嗎?如果要譴責對老百姓生命的殘暴,我建議李志寧先生客觀地比較一下國共兩黨數十年來對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態度,以及治下中國老百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此筆者提供一份外國人比較客觀的研究和統計資料,美國紐約大學「二十世紀大屠殺記錄」(見「開放雜誌」075月號),詳列二十世紀全世界殺人最多的四十二名「屠殺主使者」,排名第一的是毛澤東、其次是斯大林、希特勒、東條英機、波爾布特、金日成……。蔣介石僅排名第三十二。

因此,筆者認為無論國共兩黨都對中國人民犯了罪,如以罪行嚴重而論,則後者遠超前者,這是歷史事實,誰也不可否認。若說是殺人魔王,毛澤東比蔣介石更有資格獲此殊榮。

三,關於內戰是誰挑起的問題:李志寧先生認為:「现在,有一帮人说,内战是中共挑起来的。这不合乎逻辑。中共当时的军事装备,远远比不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从 军事角度看,也是太冒险了」。並且用「宵小張狂」、「二醜」等很不堪的語言辱罵中國科學院的同事歷史學家楊天石先生,原因是楊先生研究了近期公開的蔣介石日記,認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筆者從李先生身上不但看到似曾相識的紅衛兵大批判捲土重來,而且還領教到共產黨培養的「學者」的水準。

判斷戰爭發生的原因,絕不可以單憑當時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武斷地認為一定是強者挑起戰爭。更重要的是要從政治、經濟、歷史甚至領導人的品格素養加以綜合分析,以事實為根據作出結論。歷史上往往有些狂妄的弱者,為了某種強烈政治目的,自不量力地挑起戰爭,遠的不說,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就是金日成挑起的。抗戰勝利後三年半的國共內戰,越來越多的歷史資料証實是共產黨挑起的。李先生在批判楊天石先生之前,不知到底有沒有讀過楊先生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1月號的「對待毛澤東:審治還是授勛?」從這篇文章裏列舉的蔣毛重慶談判前後來往電文以及國共雙方談判的經過,大至已可看出這場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是因為共產黨在八年抗戰期間蓄意避敵,積聚力量準備戰後武裝奪取政權而發動的。會談期間中共提出的「和平條件」,無論從何角度評論,都可看出毫無和平誠意,無非是開出天價,將內戰的責任推給對方。比如「編組一百二十萬軍隊,割據隴海線以北七省市之華北地區;要求出任山西、山東、河北、熱河、察哈爾五省主席;綏遠、河南、安徽、江蘇、湖北、廣東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特別市副市長;北平行營及北方政治委員會主任;要求全盤推翻1936年抗戰前民選國民議會,不同意國民黨提出的增補名額選舉……」。在共產黨眼裏,省長市長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而是憑武力硬要的。共產黨之所以提出這些無理要求,而拒絕參加聯合政府,拒絕參加全民普選(國民參議會補選和總統直選),拒絕軍隊國家化,無疑是分裂了一個國家,與其說是為了和平建國,不如說是為了挑起內戰。

四,關於國民黨失去政權,是否因為蔣介石抗戰不力:李志寧先生說:「蒋介石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反遭到当时的中国人民的唾弃,与他在抗日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假如抗日战争期间,他倾全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话,那么,抗战胜利后,人民就会跟他走,就会坚决拥护他。这是合乎逻辑的。那么,共产党也就不会成气候。 但是,正是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太差,所以,中国老百姓大多数根本没有感觉到是他领导了中国人民,才获得抗战的胜利」。

這和事實不符,抗戰勝利全國人民普遍歡迎國軍凱旋,公認蔣介石領導了抗日戰爭,從當時所有的報紙傳媒以及各大城市歡迎盛會都可看出;反而除了延安以外,沒有一處認為抗日戰爭是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黨蔣介石之所以在抗戰勝利後很快失去政權,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貪污腐敗失去人心,直接的導火線則是實行了錯誤的金融政策(請參閱「前哨」雜誌081月拙文「共產黨為什麼還不垮台」www.davidyung.blogspot.com)而絕不是因為「抗戰不力」。

不過,筆者認為國共兩黨的競爭,1949年內戰結束只不過是結束了上半場,共產黨暫時領先;下半場五十多年來的和平競爭,國民黨反敗為勝,比較一下今天的台灣和大陸民主化和經濟成就即可下結論。當年國民黨失去的民心,如今復歸國民黨,只要看看連戰晉竭中山陵南京市民打出中華民國國旗夾道歡迎的場面,便知今日民心所向,須知毛澤東時代誰要是私藏一面中華民國國旗就是死罪。另一面,共產黨趁日本侵略造成亂世之機,藉西安事變起死回生,消極抗日,積極備戰,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武裝奪取了政權。可是由於其本質不過是一個素質低下的農民黨,其領導人不過是一些在正常的社會競爭中落敗不得志的邊緣知識分子,根本就不具備治理一個國家的品質和能力,五十多年來胡天帝地,將好端端的一個大中國搞到天怒人怨;如今更是走上一條權貴資本主義的岐路,官商勾結、貪腐成災、道德淪喪、環境破壞,在在都顯現出末世王朝的敗徵。國共兩黨之爭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正義和邪惡,可是世事輪迴,往往走向反面,將來誰勝誰負已見端倪。

五,關於蔣介石是否喪權辱國,共產黨是否實現了「民族解放」?李志寧先生說:「蒋军在任何外国军队面前,除了打败仗,就是直不起腰来。而当时的解放 军,则全是另一种形象,他们不惧怕任何外国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任何地方,在共军到达之前,美军就撤走,不与共军接火;而英 军的紫石英号在长江向我开炮,解放军立刻还击,打得它受伤后动弹不得;共军始终不承认任何外国军队在中国的特权……」。「过去,外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中国人民谈不上有一点尊严。为什么中国人民在1949年底会那么兴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解放的感觉。中国人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当很多人听到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真是激动得眼泪直流」。

這也和歷史事實不符,喪權辱國的是清政府和北洋軍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從沒有出賣過領土和主權,反而從日本人手裏收復了台灣。共產黨為了一黨之私出賣外蒙古(160萬平方公里)、烏蘇里江以東(150萬平方公里)、緬北江心坡、南坎(7萬平方公里)以及中印邊界東線(9萬平方公里)的賣國行為(見金鐘「共產中國五十年」),在國民黨政府管治下都找不到紀錄。李志寧先生所說的「在任何外國軍隊面前」更無事實根據,國民政府除了對日作戰外,並無對任何其他外國軍隊作戰,又怎麼談得上「打敗仗」呢?至於美軍不與共軍交火,並非因為懼怕共軍,而是表示不干涉中國內政,不久後的朝鮮戰爭就狠狠地和共軍較量了一場。至於英軍紫石英號事件,與其稱作「民族解放」不如稱作「擦槍走火」更恰當,從中反可見共軍官兵素質的低下。

董晨鵬《炮打紫石英號---中英南京事件始末》《陳粟大軍征戰記》,葉飛《征戰記事》,《第三野戰軍戰史》等對此均有記述,簡介如下:1949420日正是共軍整裝待發準備橫渡長江之際,英軍「紫石英號」急駛南京接僑。事前共方一直擔心美軍捲入,卻誤將英艦當美軍。共軍首先發砲警告,英艦一面掛起國旗表明身分,一面將炮塔轉向北岸繼續前進;共軍首先開火,挑起第一次炮戰、紫石英號受創擱淺,其後英軍「伴侶號」、「倫敦號」和「黑天鵝號」先後前往救援紫石英,引發第二、第三次炮戰,全是共軍首先開跑。關於這場炮戰的起因,葉飛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陶勇向他報告,原定下午就要渡江,有幾艘外國軍艦阻擋了去路,問打不打,葉叫發信號驅趕,於是發信號彈及點燃三堆大火,英軍當然莫名其妙,衹是將炮台轉向北岸防備,共軍卻將其視為挑釁,葉飛怒髮衝冠,下令開炮。另一說法是:共23軍六團未等命令下達紛紛提前裝上砲彈,其中三連一排二炮梁學路,眼見英艦將駛出射擊範圍,立功心切,誤將英艦錨鏈撞擊聲當作開炮聲,私自拉動火索引發砲戰。其時,毛澤東曾電示「凡擅自進入戰區妨礙我渡江作戰的兵艦,均可轟擊……但如該外艦對我渡江在實際上無妨礙,則可置之不理」。當時通訊落後,毛電到達時炮戰早已發生。葉飛承認「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後來他告訴陶勇上級追查一事,陶勇怒氣沖沖地說:「有什麼好查的,我最好的團長都被他們打死了。」從這些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理論上,這場炮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英艦原意是撤僑並非阻擋解放軍渡江,衹不過時間的巧合做成了國際誤會,幾乎引起英軍直接參戰,甚至引起世界大戰,事後經過許多外交手段才得以平息。拿這件事來作「民族解放」說事,未免牽強附會。如果真的「他們不懼怕任何外國侵略者」,為何漫長八年抗戰不和日本鬼子正經打一仗?

此外,說解放前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踢中國人屁股」等,解放後「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也不符合事實。解放前英法等在上海擁有租界是事實,「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也是事實,這只能說明中國數千年來的積弱貧窮,沒有國際地位。但當時的租界是法治之區,甚至成了中國人避難的場所,這也是事實;而且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除了享有通用的外交人員豁免權外,並無享有其他特權,這也是事實。而且所有這些不平等條約都是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簽下來的,國民政府成立後一直處於內外戰戰爭狀態,無暇顧及。更重要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成了世界四強之一,正是在中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廢除了一切不平等外交條約。反觀現在的中國大陸,雖然租界沒有了,但是外國資本大舉入侵,外資佔國民經濟總投資過半比例,世界經濟學界公認為不正常和極危險的現象。國內勞工沒有任何保障,任由外國資本盤剝,寶貴的自然環境遭到極大的破壞,中共以此來獲取畸形的GDP增長,這才是真正的喪權辱國。要有民族尊嚴,不是單看有沒有租界這麼簡單,必須要有民主制度、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足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民族真正平等。

六,關於對蔣介石的評價,筆者不同意李志寧先生那種「恨之欲其死」,將其視作單純的「屠夫國賊」謾罵式的評價。我們不妨看看中國人以外的第三者是如何評論蔣介石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假若沒有蔣介石,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途就不堪設想了!」英國首相邱吉爾說:「他是一個堅定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他那種沉著謹嚴有作為的性格給我很深的印象。」甚至連斯大林都認為蔣介石是中國抗戰的領袖,嚴令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其他如魏德邁將軍等,甚至與蔣不和的史迪威、費正清等都對蔣介石有很高的正面評價,公認「蔣是個愛國者,一生的努力都在追求中國的富強與獨立」。蔣介石堅持抗戰至勝利,收復台灣,確立中國大國地位,稱為抗日民族英雄當之無愧;蔣介石一生堅持反共,當年不受理解,六十年來中共治下造成數千萬同胞無辜慘死,今天回顧歷史,更覺蔣介石的英明預見。筆者完全同意歷史學家鄭義先生在「客觀公正地評價蔣介石這個歷史人物」中所說的:「根據避免泛道德主義的標準,根據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原則,根據改朝換代後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對手的中國史學傳統……再參考大量的國庫檔案,我們可以確認蔣在近代史上功大於過。蔣的失敗不只是蔣個人的失敗,蔣的失敗可視作中國現代化的重大挫折。共產主義的暴興,是中國近代史的一股逆流,這股逆流犧牲了大批國共雙方的精英份子、餓死了數千萬善良百姓,讓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十年。最後共產黨不得不放棄共產主義,以至虛耗了近一世紀的時間從頭開始。」

綜觀李先生全文以及其他大作,為奉化百姓歡迎兩蔣移靈、為大陸人民甚至鳳凰台女主播「對先烈不敬」(順便說一句:李先生將黃繼光、董存瑞和張志新、唐九紅等並列為革命烈士似有不妥,前者為建立共產政權賣命,後者反對共產專制犧牲)為大陸人民「喜歡蔣介石」、為大陸學者楊先生等公正評價蔣介石……憤憤不平,為共產黨失去人心傷心悲鳴,筆者看很不值得。「無可奈何花落去」,何須為大陸民心的轉向嘆息?為一個失盡民心、走向沒落的九旬老黨悲鳴更無意義!這是民主的潮流,時代的進步,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再哀嘆已無濟於事了。共產黨唯一的出路就是民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和平競爭,或許還有機會和台灣國民黨一樣死而復生,若果是頑固到底,其結果必將像當年國民黨被趕下台一樣黯然下台。李志寧先生這樣的高幹子弟,也同樣面臨著一個歷史的機遇和抉擇,特別是在台上的太子黨,如果能夠認清世界潮流,奮起當中國大陸的蔣經國和李登輝、或者戈巴卓夫和葉利欽,放棄專制獨裁,帶領人民走向民主,則將名垂青史,反之則遺臭萬年。

(16/1/08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全文載08118日「觀察」雜誌網站)

Tuesday, January 1, 2008

為什麼共產黨還不垮台?

中共十七大召開,武力打下的江山快傳到第五代了,為什麼還不垮台?這個問題相信問倒了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因為,拿國民黨和共產黨相比較,無論獨裁專制和貪污腐敗,共產黨都遠甚於國民黨;論治國方略和經濟成就,共產黨又遠不如國民黨。為何國民黨垮了台,共產黨卻還不垮台呢?筆者也曾經為此苦苦思索過,和報章雜誌總編輯、政治評論家和其他朋友一起討論過,可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

回顧歷史,國民黨蔣介石被稱作「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如果用相似的話形容共產黨毛澤東恐怕應是「獨裁有膽,民主無望」了,毛澤東就曾多次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六十年前,儲安平先生已經準確地預見到:「我們今天向國民黨要民主,還是一個多和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執政了,就變成有和無的問題了。」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期間,實行軍政訓政憲政,總算有個民主路線圖,也規定了各個階段執行的時間,也總算有個還政於民的時間表。事實上,1946年國共內戰硝煙彌漫,國民黨就曾宣布提前實行憲政,舉行普選國民參議會和間接選舉總統,廣邀各黨各派參加,衹是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拒絕參選而已。而今共產黨執政五十八年了,連一個實現民主的承諾都沒有,更遑論路線圖和時間表了!國民黨因蔣經國和李登輝的高瞻遠矚,主動放棄一黨專制,還政於民,實行全民普選,今天的台灣早已實現了民主憲政,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所有這些都還遙遙無期。

若說到貪污腐敗,共產黨則無疑甚於國民黨千萬倍。國民黨統治時期,雖然也有貪污腐敗,但其規模和廣泛的程度肯定遠遠小於今天的共產黨。當年的國民黨沒有哪一個高官,特別中央級的官員因為貪腐被槍斃的;今天共產黨因此被槍斃的副委員長、部長、省長市長還少嗎?當年,蔣經國奉令去上海整頓金融,查封孔宋家族的揚子公司,所搜出來不過是汽車百餘輛、英國花五百箱、西藥二百箱,罪名不過是得情報先機,搶在新法令生效之前進口,囤積居奇。比起今天大陸中共貪官污吏和高幹子女鯨吞國家資財,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前兩年,小小一個東莞鎮長在澳門一次豪賭就輸光了九千萬元,更不用說市長省長中央部長擁有多少見不得光的私人財產了。當年土包子陳伯達在延安關起門來寫「中國四大家族」,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如果真像他所說擁有億萬家財,宋美齡晚年在紐約就遠不止擁有長島一棟別墅和曼哈頓一個公寓單位了;陳立夫也不至於死後連棺材都買不起。再看看今天捲款數百億美元潛逃外國數千名貪官污吏和高幹子女,他們在外國買豪宅,開勞斯萊斯;連中共政治核心所謂「政治局委員」都出了陳希同、陳良宇這樣的大貪官,光是賴星昌一案贓款就達數百億,牽涉貪官數十名;相比之下,陳水扁女婿的炒買股票和馬英九的特別費案簡直就不值一提!

已故異見作家劉賓雁在「中國的地下棟樑」一文中說:「1949年前,窮人也很多,但是見不到幾個怨恨社會不公的,也沒聽說過一個人失了業就要自殺。現在不同了,中國今天最大的危險就是怨氣衝天,怨的就是社會不公。」

那麼為何國民黨垮了台,共產黨卻跨不了呢?這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有的朋友說,那是因為當年國民黨心太軟,容許反對黨存在,容許言論自由,結果養虎為患;今天共產黨「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社會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推翻他。竊以為這不是理由,因為如果這個理由成立,就等於說人民永遠屈服於暴政,暴政可以永遠統治人民,這和世界歷史不符合;又等於說芸芸十三億中國人都沒有一點做人的尊嚴,衹配得做個順民,這也和中華民族性格不符合。民心永遠都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古人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毛澤東也說過:「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國民黨不是沒有強硬過,二三十年代對共產黨是趕盡殺絕,但是只能起反作用,一旦日本入侵,張學良兵變,共產黨打出抗日旗號合法化,大批知識青年就投奔延安,大批農民在敵後參加共產黨游擊隊。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日本全面入侵的情況下國民黨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不打日本,繼續圍剿共產黨,必然會惹起更大的民憤,更快地垮台。從表面上看1949年國民黨是被共產黨用武力推翻的,但實質上,國民黨的垮台是垮在失去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共產黨將領陳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幾十萬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三年半的國共內戰其實是另類的普選,無可否認,基於種種原因,當年是共產黨贏得了這場戰爭普選。

問題是贏得了戰爭,不等於贏得了治國。毛澤東是個亂世梟雄,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排徊(意即仍然在野)。」因為除了毛澤東,沒有任何一個稍具良心的中共領袖會在抗日戰爭中忍心置民族危難於不顧,避敵不戰,蓄意積聚力量發動內戰奪取政權;也沒有一個稍具良心的中共領袖會像毛澤東一樣輕蔑生命,無所敬畏,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沒有這些獸性,是不足以武力取天下的。不過,論到治國之才,他就簡直是個白痴,一旦坐上了金鑾殿,才疏學淺敗絮其中的本質暴露無遺,充其量他衹不過是李自成和洪秀全的翻版。共產黨執政五十多年來,劣跡斑斑,視人命為草芥,數千萬人被打死、鬥死、餓死和迫死,毛澤東還不知悔改,文化大革命將階級鬥爭推向極至,終於在他生前引發四五天安門事件,民怨大爆發,其後又發生六四民運,共產黨政權岌岌可危。民心的向背不是一成不變的,時間最能說明一切,經過半個世紀的和平競賽,大陸和台灣誰勝誰負,誰優誰劣已有公論。時移世易,風水輪流轉,五六十年後的今天,人心盡歸台灣國民黨。只要看看連戰拜謁中山陵,南京民眾夾道歡迎,打出了久違了的青天白日旗,便知人心背向。須知毛澤東時代誰要是私藏一面國民黨旗,就是死罪;今天老百姓借國共第三次握手之機,公開亮旗表達民意,蠢鈍顢頇如共產黨者,也不可能感覺不到。

又有些朋友說,那是因為共產黨經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摧毀了整個中國知識階層,今天又用錢權收買知識分子,做成了萬馬齊瘖真可哀的局面。歷來所有的革命和社會變革都是知識分子領頭,領頭人沒有了,群龍無首,工農大眾自然造反不成。竊以為這個理由也說不過去,無疑過去毛澤東共產黨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打擊駭人聽聞,今天鄧江胡溫對知識分子的收買也用心良苦。但是既然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文化人,就應該明事理,有最起碼的良知和責任感,如果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裏,連最有知識最有文化的階層都可以被徹底摧毀或者被整體收買,這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的劣質和墮落,這樣的民族長期被專制奴役也是活該。然而事實上,雖然作為一個階層的脊樑骨曾經被毛澤東打斷了,但不代表不可以重新挺直起來;雖然過去現在都有一些郭沫若錢偉長之流被收買,但像儲安平梁漱溟等拒為三斗米而折腰的錚錚鐵骨更多。筆者相信,無論多麼嚴酷的環境,後者總是佔多數,世界歷史上,無論甚麼民族,甚麼國家,知識階層總是最先覺醒和最有承擔的群體,我們中華民族也不例外,每一次社會大變革都是知識階層領頭的,知識階層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最堅決擁護真理的本質沒有改變。今天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有機會重新接觸西方文明,必將重新舉起五四民主科學的大旗進行新的抗爭,最終她將會完成自己的使命。

當然,由於共產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愚民灌輸,造成了幾代人的精神空白,知識階層的變質,其後果不容低估。筆者在大陸見過一些六十年代大學同學,雖然他們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生,當年的青年一代中佼佼者,但是由於共產黨長期封鎖訊息,奴化教育,使他們的思想與世界潮流脫節而不自知。他們中的不少人居然認為國內沒有任何組織和力量可以取代共產黨,一旦共產黨垮台了,會天下大亂。就算是身居海外的民運人士,由於同樣是飲狼奶長大的,血液中流淌著共產專制的毒素,有時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就會用共產黨的一套來反對共產黨,劉賓雁形容他們有些人是「小毛澤東」,外國人評論他們「懂得什麼是不民主,但是不懂得什麼是民主。」所以,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真是任重而道遠,肩負著民族的期望,實現民族復興,實有待於大家的努力。

那麼,到底為什麼共產黨還沒有垮台呢?我認為原因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從內部說,他的存在還有一定的「合理性」。哲學家黑格爾說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從外部說,促使他最後垮台的因素還未成熟。一個政權能否存在,只取決於他被民眾接受的程度,而不取決於他用什麼手段對待民眾:如果一個政權完全不被人民所接受,無論他使用什麼軟硬手段都不能維持下去。不得不承認,直至今天中國多數人還在某種程度上容忍他,接受他,但絕不等於說永遠如此,老百姓在還有一口飯吃的情況下,多採取觀望態度,但是如果一旦風吹草動,連這一口飯都吃不上了,民心不古,真實的民意才有機會表達出來。

此外,由於共產暴政往往祇是殘暴地對待本國人民,媚外壓內,從來不敢挑戰西方,暫時沒有對西方國家造成現實的威脅;而正在此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淪為恐怖主義,直接威脅西方國家的安全,以致後者不得不將其列為主要敵人,放過了殘餘的獨裁專制政權,從國際環境上,也給了中共政權苟延殘喘的機會。

上世紀四十年代,蔣介石領導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是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垮了台,最根本的原因在國內,最直接的導火索是金融危機。國民黨政府也是靠武力上台,但是他的統一並不徹底,很多省份不過是換了一面旗幟,各自為政;加上北伐之初,毛澤東就武裝叛亂,國民政府從一成立開始就戰爭不斷,先是內戰,然後是抗日,最後是更大規模的內戰,從來就沒有過一天和平建國的安定環境。連年不斷的戰爭令城鄉飽受摧殘,國民經濟嚴重受損,金融市場混亂,人民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30年代初,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抗戰開始後的1938年,只能買到一頭牛、1941年只能買到一隻豬、1943年只能買到一隻雞、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只能買到一條魚、到了1947年則只能買到一盒火柴!嚴重的通貨膨脹令使老百姓極端反感厭惡,熱切盼望和平和革新,國民黨因而盡失人心。此時蔣介石焦頭爛額病急亂投醫,在最關鍵的時刻,實行了錯誤的金融政策,導致全面崩潰。 19488月國共內戰正處於生死關頭,蔣介石接納了新任行政院長經濟學家翁文灝的建議,執行新貨幣政策,頒佈金元券法令,規定全國民眾所有金銀外幣限期上繳中央銀行,停止使用法幣,一律兌換金元券,物價規定不得超過819日的標準。更派蔣經國去上海監督執行,蔣經國一開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可是最終敵不過盤根錯節的皇親國戚和舊勢力,新政策衹實行了短短的70多天,就不得不瘖然收場,宣布取消限價,物價頓時再度飛漲,貨幣發行失控。金元券原定發行20億元,到19495月竟然發行了68萬億元,超額發行達34000倍,經濟崩潰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導致國民黨政府迅速垮台,外國評述蔣介石在最不恰當的時候做了最不恰當的事情,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和國民黨相比,共產黨更是一個素質低下的農民黨,不但自己完全沒有經濟建設經驗,還極端排斥科學,排斥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首的土共治國簡直就是胡適博士所形容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因而,共產黨也曾經前後三次面臨垮台邊緣:第一次,1958年所謂三面紅旗大躍進,胡天帝地,攪得天翻地覆,赤地千里,「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數千萬人,若是發生在其他國家,早就造反了。毛共能逃過這一劫,是因為他開天闢地的威勢還在,反共和反毛的力量未能凝聚,加上很快由劉周出來收拾殘局,改弦更張,農業生產得到恢復,老百姓得以活命。第二次發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報大饑荒餓死人黨內失去威信,被迫退居二線之仇,發動紅衛兵打倒劉少奇,自亂天下,各派「文攻武衛」,形同內戰,武漢甚至發生變相兵諫,無法控制局勢,國民經濟更是面臨崩潰,民怨幾近爆發。共產黨之所以沒有垮台,是因為毛澤東通過林彪緊緊抓住槍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周恩來竭力周旋,擺平各方勢力,緩解了危機。但毛澤東和四人幫倒行逆施,民憤日增,連他的接班人林彪都反對他,雖然事敗,但已給毛澤東至命的打擊。他死前的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更是共產黨執政後的首次民怨大爆發,此時共產黨政權已是岌岌可危,連毛澤東自己都說:「我死後中國會大亂,你們不信,反正我信。」第三次發生在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全面拋棄毛澤東路線,實行「改革開放」以挽救共產黨垮台危機,8788年,鄧小平趙紫陽硬闖物價關,企圖一步從計劃經濟邁入市場經濟,突然放鬆物價管制,貨幣發行泛濫,短短一兩年間,人民幣貶值近20倍,許多措手不及的老百姓多年積蓄一夜之間變成一堆廢紙,民怨再度高漲,各地現搶購風潮。因為經濟金融的穩定,最直接關乎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關乎到他們的生命財產,最容易引起民憤。終於導致89年六四民運,幾乎衝垮共產政權,只可惜這場民主運動缺乏明確的方向,沒有正確的領導,被鄧小平血腥鎮壓下去了,否則很可能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由於共產黨是靠武力奪取政權的,所以他的領導人從來就沒有經過人民的挑選,究其學識素養,根本就不具備領導一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素質,駕馭十三億人口各種不同訴求的能力,因此,全世界都看到,從毛澤東開始都是在胡攪,屢屢將國家民族搞到崩潰的邊緣。共產政權傳到第四代、第五代了,他們連毛澤東打天下立江山的武功,以及鄧小平混跡政壇的文略都沒有,因而無論在權力中心或是面對全國百姓,更沒有權威;政令更難行,必然更加左支右絀。如今已不得不放棄一切理想信仰,剩下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什麼內容?自己也說不清楚,國家民族失去了發展的方向。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只不過是為了維護一黨專制政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他們沒有受過西方民主文明教育,造成對現代民主制度的無知,一味反對,因而勢必在專制的泥潭裏越陷越深,與世界民主潮流越行越遠,促使國內外的反抗越來越烈。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今天中國人民的民主呼聲無疑空前高漲,胡溫所面臨的形勢無疑比毛澤東更加嚴峻,沒有文正公的雄才大略,扶大廈於將傾談何容易!儘管反覆運用軟硬兩手,甚至「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一方面開放經濟改革,讓老百姓得到有限的實惠,看得見摸不著的至富機會,時不時也殺一兩個貪官來祭旗,安撫人心;另一方面又堅拒政治改革,不惜開動國家機器,鎮壓一切民主運動,維護一黨專制政權。事實上卻收效甚微,治標不治本,越積越深的社會矛盾就像地下湧動的岩漿,總有一天會噴發出來。暫時的平靜不等於社會和諧,官方極力粉飾太平,只能說明心虛。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民主潮流的衝擊越來越烈,中國人民也越來越成熟,民主事業的勝利越來越近了。如今中國大陸危機四伏,若股市崩盤、物價飛漲......等等民生問題解決不好,很可能就引起社會大動盪,好事不過三,可以斷言,如果再一次發生類似的大饑荒、政治危機或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想不垮台都很難了!

(2/10/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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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香港「前哨」雜誌081月號,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Friday, December 7, 2007

吃自己的怪獸

外國評論家說:「共產黨是一頭嗜血成性的怪獸,先吃敵人,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連自己都吃了,就滅亡了。」說得非常對!全世界的共產黨莫不如此,中國共產黨尤其是一個典型。先是和國民黨兵戎相見,血染干戈;奪得政權後,「反右鬥爭」將友黨朋輩一網打盡;「文化大革命」更將本黨同志鬥死迫死,弄到今天孤家寡人,眾叛親離,離滅亡已經不遠了。

香港著名評論家武宜三先生說過:「凡是替共產黨賣命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千真萬確,廣東籍中共老黨員、前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饒彰風便是一例。

據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回憶饒彰風」一書:饒彰風一九一三年生於廣東大埔,出身貧寒,初中畢業後,無錢升學,入讀廣州陸地測量公費學校。一九三O年靠自學考入中山大學預科,期間和進步同學辦「天王星」等進步雜誌,鼓吹革命,被國民黨通緝,開除學籍,回鄉辦「文化書店」,售賣革命書籍,兼作祕密工作。一九三六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中山大學組織「突進社」,被國民黨追捕,轉到香港參加「救國會」活動。抗戰期間,任中共「南方臨委」、「東江特委」宣傳部長、東江縱隊司令部祕書長。抗戰勝利後,奉令到香港籌備「華商報」復刊,後來的許多中共大官及著名民主人士喬冠華、連貫、許滌新、夏衍、廖沫沙、范長江、薩空了等人都曾經是他的部下和同志。一九四六年東江縱隊北撤後,大批中共幹部疏散到香港,饒彰風代表共產黨負責接待安排,盡心盡力。廖沫沙回憶說:「當時華商報就等於一個接待站,站長就是饒彰風,裏裏外外,他是大總管,工作量之大,不可想像,那時如果沒有他,真不知道是怎樣的局面。」後來,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又被派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搞統一戰線,為共產黨貢獻了許多人力和物力,立下汗馬功勞。一九四八年底,饒彰風奉周恩來令,親自安排眾多的「民主人士」分批離港北上,參加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其中有:李濟深、沈鈞儒、蔡廷鍇、郭沫若、章伯鈞、柳亞子、馬寅初等等。「解放後」葉劍英親自兼任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長,饒彰風任副部長,華南分局撤銷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屬於中共高幹,被譽為「統戰能手」。一九五八年反地方主義,被撤職降級調到粵北山區連平縣任縣委書記,一九六O年甄別調回廣州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省文教辦公室主任、科委副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監禁批鬥,一九七O年被打死於粵北樂昌監獄,年僅五十七歲。

最法西斯的是饒被打死後,當權者向下佈置「絕對保密」,連家屬都不准通知,直至半年以後,無法隱瞞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居然「約法三章」:不准外傳、不准告訴子女、不准告訴親友。

關於這滅絕人性的屠殺,書中羅培元「深切的懷念」一文是這樣描述的:「一九七五年夏間的一天,我在北京路遇見了相別十多年的彰風愛人何秋明,彼此如隔世相逢,大喜過望。但是大街上不便深談,兩人不約而同到了兒童公園,找個偏僻處坐下來。不用說,她將所知道的彰風在文革期間受盡的迫害,慘死粵北的經過一一告訴我。當她講到在幹校被通知彰風的死訊,同時命令她不准哭、不准告訴任何人、不准有任何異樣、必須照常勞動、照常排隊吃飯……的時候,她竟顧不上此刻是在公園裏,放聲慟哭了。我擔心她過份激動對心臟不利,百般勸慰,都止不住。……我們離開公園後,由於她身上裝有心臟起搏器,我便送她到教育路汽車總站,扶她上了車才分手,不料禍不單行,秋明在此別後次年,竟也去世了。」

書中另一篇趙元浩「沉痛追憶黨的好兒子饒彰風」中是這樣描述的:(何秋明含著眼淚對我說:)「一九七0年,有一天,兩個解放軍幹部到幹校找我談話,只有我們三個人,不讓別人聽見。

——我們同你談話,不准告訴別人,對你的兒女也不准講,如果洩露出去,一切後果自負!

——到底什麼事?

——你要同饒彰風劃清界線,不要同情他,他已經死了!

當時,我忍不住一陣心痛,但又不敢放聲痛哭,只好咬著牙關,忍著,忍著!

——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死的?是怎樣死的?請你們告訴我!

——總之,他是死了,已經死了六個月,現在葬在粵北,你不用問了!一定要同他劃清界線,要以黨員的組織原則保証不准對任何人講這件事!

我的心像刀割一樣,但又怕別人知道,洩露了祕密,違反了這兩個解放軍的命令,不知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只好用被子蒙著頭,在被窩裏暗哭,幾天都吃不下飯……

饒彰風的子女饒海珠「懷念親愛的爸爸」一文中說:「更橫蠻無理的是,他們給媽媽規定了三條「組織紀律」——不准外傳、不准告訴子女及親友。媽媽血壓高至二百四十,仍要獨自忍受著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遇到別人關心的詢問,都只好違心回答。……就算是犯罪槍斃,臨刑前還准許與親人見面,死後還准許收屍,為什麼對我爸爸就這麼殘酷?死前不准見,死後不准講?這是甚麼王法?還有什麼天理?」

當時同獄的中共前廣東地下黨難友李嘉人、吳有恒等人在該書中的回憶文章說,饒彰風經常被毒打,甚至被拉出去假槍斃,假活埋,土填到胸口才拉起來。死前那個晚上,半夜裏聽見饒的牢房裏傳出凶狠喝罵聲、拍檯聲和最後一聲厲聲慘叫。第二天便叫他們入饒的牢房撒石灰消毒,他們心裏已明白饒彰風遇難了。死後數年開棺驗屍,親屬發現饒的右鎖骨被打斷,左胸肋骨凌亂斷開,頭顱骨上有一個半邊帶齒半邊圓形的洞……。如此看來,共產黨的黨內鬥爭比之國共兩黨之間的爭鬥,其血腥殘酷的程度毫不遜色。

小時候我曾經住在共產黨的「機關大院」裏面,不過父母都是黨外人士,和那些當朝得令的南下幹部子弟在一起,我一方面有很強烈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又羨慕這些享有特權的共幹家庭,總覺得他們都是「天之驕子」,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後來長大了,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親眼看到共產黨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心裏面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既然你們一起打下了江山,共享富貴,為何又鬥得你死我活?文革結束後,因為想走後門調動工作,經黨員高幹舅父的介紹,認識了他的一班原廣東地下黨的朋友,包括本文提到的吳有恒先生。他們全是被「反地方主義」反下去的黨內知識分子,從他們的談吐舉止和互相間的議論,慢慢明白了:雖然共產黨的天下是拿槍和不拿槍兩部分人共同出力打下來的,就像這本「回憶饒彰風」書內所說,抗戰期間,饒彰風在東江縱隊司令部出生入死,內戰期間,又在香港負責策反國民黨軍隊,成功策動了粵東起義多起,策劃地方游擊隊會合南下共軍……,本來都是革命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應該是來自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主義,可是自從毛澤東支一派,打一派,發動「反地方主義」後,廣東(包括廣西福建)地下黨系統就被徹底摧毀,林彪死黨黃永勝等將饒彰風毒打致死,不過是冰山一角。據該書內文章分析,饒彰風之所以被毒打致死,就是因為林彪四人幫在廣州的餘黨,企圖從饒彰風這裏打開缺口,從他這裏取得供詞,不但將他打成「國際間諜」,更進一步証實他的上級領導葉劍英、周恩來招降納叛,投降帝國主義,以供高層政治鬥爭的需要。

所有這些,聽起來好像很好笑,一同出生入死為本黨打江山的同志怎麼突然之間勢同水火,反目成仇?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你死我活?最高領導層之間當面言笑艾艾,背後互相下毒手,可憐的下層幹部卻成了犧牲品!原來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利益爭奪的問題。還是毛澤東英明,江山還未到手,就已經意識到將來一旦坐了天下,共享太平,到了論功行賞,封官許爵,進行權力分配的時候,如何擺平出身農民大老粗的軍隊幹部士兵們和花拳繡腿的地下黨知識分子?兩者出身背景、知識修養、理想抱負、風格興趣完全不同,必然難以融洽共事;加上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傳留下來的拉幫結派,「山頭主義」,將來或會發展到勢不兩立,說不定紅色江山就會毀在太平天國式的內訌上。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葉劍英「關於接管北平的工作報告」中說的「軍隊幹部必須了解地方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依靠地下黨,依靠群眾進行接管。」話音未落,就反其道而行之,未過江就祕密發出黨內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據武宜三先生「胡一聲及其現象:至死不悟的右派分子」一文說:「攻克南京之日,原潛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立即被撤職,降為組織部長。中共南京市委正副書記由毛澤東嫡系,井岡山舊部劉伯承和宋任窮擔任。不久後,陳再被貶為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到了一九五七年乾脆連同她的丈夫,浙江省省長沙文漢一起打成反黨集團徹底解決了。上海潘漢年、楊帆、顧準;廣東古大存、方方、馮白駒;福建曾鏡冰、許集美、黃國璋;廣西張雲逸;雲南趙健民等等,在肅反、反地方主義、反右、文化大革命種種名目下,都被逐漸清除乾淨。」最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了個人權力鬥爭的需要,連曾經被自己封為「白區地下黨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以及他的手下大將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也以「叛徒集團」的罪名被徹底打翻。

歷朝歷代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先知先覺,總是走在前面,中共的共產革命也不例外,饒彰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民革命隊伍有農民的想法,正如另一個共產黨老黨員李普夫人沈容女士「紅色記憶」中說到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懷疑國民黨特務被鬥爭審問時,審問者問她:「我們沒有飯吃才參加革命,至多就死,你們有吃有穿,還讀了大學,為什麼還來這裏受苦?」沈容說:「他們不明白,人除了吃飯,還有理想信仰。」中共革命本質不過是又一場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式的自相殘殺,註定不可避免,所以才有「共產黨是一頭嗜血成性的怪獸,……最後吃自己。」之說。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但是歷史永遠是一面鏡子。筆者但願,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資訊的流通,中國人的知識水準、國際視野能夠盡快提高,吸取國共鬥爭和共產黨自相殘殺的血腥教訓,將來任何一場社會大變動,都不要再帶來黨派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更不要再出現黨內同志的互相殘殺,大家都學會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討論如何建設自己的國家,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這才是中華民族之福,也是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之福。

(24/11/20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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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開放」雜誌0712月號,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December 4, 2007

黨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不知怎麼可以立足於世!)一個人尚且如此,一個執政黨,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執政黨,如果沒有誠信,就更不知怎麼可以面對世人了?(如果是民選政府,早就下台了!)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大,竟然大言不慚地向全國十三億人民以及全世界,以正式文件宣布他的領導核心的假學歷,置黨的誠信於不顧,將黎民百姓當阿斗,愚弄世界輿論,如此不知羞恥,真是令人咋舌。

筆者曾經撰文批評過于幼軍、韓正等人的假學歷,他們還是地方諸候,現在想不到連中央大員都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玩起這一套來了: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裏出了兩個「博士」,習近平「法學博士」和李克强「經濟學博士」,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裏還有劉延東、李源潮兩個「法學博士」和薄熙來「文科碩士」、汪洋「在職碩士」……。毛澤東時代以「大老粗」為榮,如果讀者看過文化大革命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韓愛晶的「毛澤東接見五大學生領袖五個半小時談話實錄」,一定會印象深刻。毛澤東說:「江青是小學畢業,讀了六年。」林彪說:「我讀中學,讀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毛澤東說:「林彪只讀過中學,還不算知識分子,黃永勝、溫玉成還不是丘八!」毛問黃永勝唸過幾年書?黃永勝答:一年半。毛問溫玉成讀過幾年書?溫答:三年。毛澤東說:「都是土包子,就這麼點學問,都當總參謀長了!」正如共產黨老幹部李普所說:「那是一個炫耀粗卑和反智的時代。」現在不講「大老粗」講「博士」了,表明共產黨也開始尊重知識了,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可惜還未走上正道,就走向了歪門邪道,甚至走向反面。

李克强於一九七八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一屆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全日制四年,八二年畢業,這是他的正規學歷,若是以此公布天下,無可非議。問題是他的「北大經濟學博士」卻是所謂「在職研究生」,據公布說是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就讀」的。而在此期間,他於一九九0年任職全國青聯副主席、一九九三年起兼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共青團第一書記。試想一下,身兼三個全國性重要職務,兩正一副,何來的時間和精力連取兩個碩士和博士學位呢?怪不得網站上有人譏笑說:「簡直不是人,簡直是神!」大會公布的習近平簡歷就更令人一頭霧水了,只介紹他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眾所周知那是「工農兵學員」。據說文革後中央有文件規定,凡是「工農兵學員」的學歷一律只按大學專科程度處理,也就是說他連大學本科都未夠格。他是什麼時候入讀碩士課程?什麼時候入讀博士課程?什麼時候取得學位資格的?一概欠奉。有大陸傳媒透露他是一九九八年至二00二年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二者有何相干?簡直莫名其妙!)而在此期間,他正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主政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日理萬機,又遠離北京千里之外,既非面授又非函授,卻能連取兩個學位如探囊取物,這就連神都不是,簡直是仙了!當中的真假,相信全國人民心知肚明,世界輿論也只有搖頭嘆息。李源潮也不遑多讓,在共青團中央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任上,也連取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碩士、中央黨校法學博士兩個學位,令人嘆為觀止。其他劉延東、薄熙來、汪洋等莫不如是,中共領導核心的知識化、學位化真是說化就化,立竿見影!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於是地方諸侯爭相效尤,各地均以其「領導班子」中有幾個博士碩士炫耀,直至窮鄉僻壤縣鄉幹部都不甘落後,一個個土頭土腦的鄉村小官,遞上來的咭片都印著「高級xx師」,從政者爭先恐後利用職權對假學歷予取予攜,從上到下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本應莊重嚴肅的高等學府也紛紛曲意逢迎,「上下交徵利」,造成了一股令人不齒的社會歪風。筆者在「開放」雜誌077月號「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一文中曾引用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先生的話說:「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所謂在職研究生文憑的。他們在入學考試中,不參加研究生統考,學校為他們設置校外單獨考試,甚至未經考試,就取得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祕書代勞。學期考試也往往由祕書代考,甚至不參加考試也可以得到高分。至於畢業論文,則往往是指導教師捉筆代刀。他們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學者。」

筆者六十年代也曾經在上海一家有名的大學就讀,那時雖然政治運動頻繁,但是學制較長,基礎教育尚算嚴謹。因此大會公布的中共核心中第四代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賀國強和周永康等六十年代大學本科學歷較為可信;而第五代中的上述幾位八九十年代「在職研究生」畢業的政治新星的學歷,就水分太多了。毛澤東自稱「綠林大學」畢業,周恩來、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也不敢號稱「法國留學生」,以知羞識恥之心而論,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現時的中共已經腐敗和墮落到公然對全世界撒謊而面不紅心不跳的地步,連最高領導人的學歷都可以造假,還有什麼不可以造假呢?如果中共十七大公布中央領導人學歷的時候慎重一些,習近平、李克强等人的業餘學歷只作內部參考,不作正式文件公布,還不至於成為民間笑話,不至於在世界輿論面前丟醜。可惜胡錦濤連這一點最起碼的政治智慧都沒有,祇是一味的和稀泥,將十三億中國人都視作阿斗,可以任意胡弄,以為隨便怎麼說,人民大眾都不敢吱聲,其實是成了全世界的笑柄,無異自取其辱。

中共不是尊孔,提倡儒學嗎?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領導者自身行為端正,不用發布命令也行得通;自身行為不端正,即使發布命令,老百姓也不會信從。)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過失,好像日蝕月蝕,有了過失,人人都看得見;改正過失,老百姓才會敬仰。)希望中共領導核心知錯能改,保留最起碼的誠信和人格。須知一個政權能否維持,取信於民極為重要,如果竟然毫無羞恥感地向全國人民撒謊,道德底線蕩然無存,那麼他離垮台的日子就不遠了。

(寫於6/11/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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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0712月號)

Monday, December 3, 2007

如此官僚,談何「接軌」?

(香港) 尹開洪

我是一個來自上海的新移民,三年多前來香港定居,一直忙於工作,直至到上星期才能抽空請假回上海,來回只有四天時間,本來打算探望女兒順便領取不久前出售股票所得的款項,心想綽綽有餘。誰知第一次回鄉探親就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氣,全假期四天時間都辦不成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得不又請假再飛一次。期間所遇到的官僚作風和低效率,實在令人氣結,在此我以真名實姓公之於眾,請海內外同胞大家評評理。

我原是上海第二印染廠技師,太太十幾年前已經移民香港,我和女兒留在上海,不料還有兩年就可以領退休長俸的時候,工廠倒閉遭遣散,於是決定來香港和太太夫妻團聚。來港前將一生大部分積蓄買了股票,近期國內股市暢旺,兩個月前我將股票脫手。本想委託女兒在上海就近辦理銀行轉帳手續,但股票行規定必須親自前往辦理,於是我就請了四天假,十一月十四日飛往上海,到滬時已是下午五時。第二天一早八點鐘就趕往「上海陝西証券交易所」排隊過戶,可是人多效率低,直到十一點半才輪到我,遞上身份証,經辦職員說:「你是香港居民,沒有上海戶口,必須辦理戶口登記。」於是我立即坐的士趕去公安局,但已到了午休時間,在公安局門口直等到下午兩點,公安局叫我回家取戶口簿,於是又趕忙叫的士趕回家。好在我女兒還在上海,還持有戶口簿,我的戶口雖然已經註銷了,但仍然可以查到我是何時批准去香港而註銷戶口的,如果我女兒也去了香港,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再搭的士趕到公安局已差不多五點半,幸好還來得及辦了一張「戶籍証明書」上面清楚註明了我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國內身分証號碼、原上海住址、何時批准去香港等等,我以為跑了一整天,兜了一大個圈子,總算辦成一件事。

吸取了昨天的教訓,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就再趕去証券交易所,門還未開,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八點鐘開門,又是一個一個慢吞吞地辦手續,輪到我又已經十一點了,遞上了昨天辦了一整天的戶籍証明書,經辦的職員竟然說戶籍証明書只能証明這個戶口曾經有這個人,現在到香港去了,不能証明你就是這個人,必須再辦「公証書」。為免白跑一次,我要求他寫一張便條說明要求公証什麼內容,他就寫上:「公証: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國內身分証號碼、原上海住址、何時批准去香港。」我一看,這些內容戶籍証明書裏全都有,就問他為什麼還要公証?我欲與之理論,他已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叫我站到一邊不要影響其他人,跟著就給下一個辦手續,對我愛理不理,我心想與他爭論也沒有用,唯有趕去市公証處。到了公証處又是兩個鐘頭午休時間,又只有耐著性子等下午兩點鐘開門,不出所料,公証處說証券所所要求的內容戶籍証明書裏全都有,有公安局的公章在上面,為什麼還要公証?難道連公安局都不相信了?這時候,我簡直氣昏了,我說你們這樣推來推去,我該怎麼辦?公証處叫我回去証券所對他們說,我說早已說過了,他們一定要公証,我也沒有辦法,你們實在不肯公証,請你們在這張便條後面批上字,讓我拿回去給他們看行不行?於是他們就在公証處的便條後面批上:「貴所所需的尹開洪個人戶籍資料,上海公安局出具的証明書已經齊全,毋須公正。」於是我又趕回去証券所,急匆匆找到原來的經辦人,誰知他一看眉頭一皺不耐煩地說:「他們這張便條沒有公章,不是正式公文,誰知道是不是偽造?不能作準,叫他們出一份正式公文來。」我說你們出的便條也沒有蓋公章,人家也沒有質疑你,在背後寫了答覆,你們不信可即時打電話去問嘛!」他理也不理,丟下我去辦其他事了。我求助無門,正想找他們領導理論,卻又到了下班時間,裏面的人說領導不在,明天再來,我就被和其他人一起趕出了大門,跟著就拉閘了。回來兩天,東奔西跑,一事無成,真是欲哭無淚,還有兩天就要回香港了,這件事怎麼辦呢?回到家裏和親友們講起這兩天的種種遭遇,他們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都氣憤地罵道:「大陸的公私衙門都是這副腔調,他們不是為群眾辦事,全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個個都怕負責任,總歸你推我我推你,在這裏沒有後門辦不成一件事!」於是發動親戚朋友找後門,幸好我弟弟有個同學在公証處工作,便給他打了電話約好明天一早去找他辦公証,我才放下心來,好好地睡了一覺。

誰知到了第三天,我一早去公証處辦好了公証,証明:「市公安局所出具尹開洪戶籍証明書所有個人資料屬實,特此公証。」我看了又好氣又好笑,同是共產黨領導下,你不信我我不信你,蓋了公章也徒勞,對公章也要公証一番,真是笑話!不辭勞苦又再跑回証券所,找到經辦先生,遞上蓋了公章的齊全的戶籍証明書和公証書。該名職員收了後叫我等一等,他進去請示領導,誰知一等就等了半個鐘,「領導」和這個職員終於出來了,把我叫進辦公室,對我說:「戶籍証明書只能証明上海有一個尹開洪,不能証明你就是尹開洪。」我連忙把我的香港身份証、回鄉証、香港簽証身份証明書一同遞上,他皺著眉頭東翻西看,半天才慢吞吞地說:「這些也只能証明香港有一個尹開洪,不能証明你就是尹開洪,你必須回香港辦公証書再來!」我一聽,簡直崩潰了!

我在香港請四天假回來辦理提取股票買賣所得的款項,竟然辦了三天都辦不成!我簡直被他們氣得半死,我冷靜下來對他們說:「據我所知凡是有邦交的國家和地區都互相承認對方的有效証件,否則,是不是所有的外國遊客到中國旅遊,住旅館、去銀行都要帶公証書?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為什麼我有效的香港身份証都不能証明我的身份?」他竟然說:「這個世界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香港身份証屬境外發出,我們怎麼能核查你的身份証是否偽造?我們怎麼知道你就是股票持有人尹開洪?」氣得我一時語結!哭笑不得,順著他的話轉念一想,我立即應對他:「就算你們沒有辦法核查香港身份証,同是共產黨領導下,國內公安機關發出的証件總該相信了吧?我的回鄉証是廣東省公安廳發出的,難道你們也不相信?如果你們對我的証件有任何懷疑,你們都可以影印下來備查,這樣總歸可以了吧?」然後我如實地告訴他在香港工作很難請假,我祇有四天假期,回程機票早已預訂,為這件事我已花了足足三天時間了,希望他們諒解給予方便,誰知軟乞硬頂都不奏效。

當時我氣得要死,真想把他們狠狠地罵一頓出出氣,想到錢還在他們手裏,他們要整你隨時都可以想出任何歪道理,在一個不講公理的社會裏,在一個濫用公權的社會裏,面對橫蠻滿頇的官員職員,平民百姓總是有冤無處訴。唯一的辦法就是忍下這口氣,趕回香港找律師辦公証,辦完了再回來,錢取到了手就不怕他們了,我就把這件事公之於眾,讓大家評評理,以後永遠再也不回上海了!儘管它是我生活了幾十年的故鄉,那裏有我很多的親人朋友和半生的回憶,可是,這一次可怕的經歷,實在是讓我對自己的故鄉完全失去了眷戀之情,對自己的祖國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對比在這裏我開始新生活的香港,無論人權自由法治,社會公益、辦事效率都相差天地之遠。我衹是為了領取出售自己股票所得的款項,而且還不是現金,為這點小事,尚且要我香港上海來回飛兩次,既造成了近萬元的經濟損失,還影響了工作,造成公司的損失。可想而知,到大陸投資辦廠的外商,真不知道要飛多少來回?辦多少公証?蓋多少圖章了?中國領導人口口聲聲說建造和諧社會,上海當政者口口聲聲說要建造國際大都會,和國際接軌,如此的官僚主義低效率,談何容易!怎麼和諧?怎麼接軌?

(20071121日香港)

(李大立代筆: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原載「爭鳴」雜誌07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