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聰明」誤國亡黨

當今的中國社會，因為特權橫行和法治缺失，已經到了一個極端畸形和危險的地步，中共政權的存亡也已到了一個臨界點：表現在全國上下各級官員一方面特權泛濫，不但本身貪污腐化，連親屬都杖勢欺人(比如貴州瓮安縣幾個小縣官親屬涉嫌姦殺案)、軍警法(包括莫名其妙的城管)虐待百姓，到了迫上梁山的地步(比如上海閘北警察毆打引至楊佳襲警案)；一方面又屍位素餐，佔著位置不做事，凡事等「指示」。每每地方發生什麼事，先是面面相覷、推卸責任，誰都不願意出頭作主，甚至到了中央，都要等胡錦濤拍板。一旦「中央」批示下來，這些地方官員就像吃了鴉片，精神立時亢奮，譴責「敵對分子」一個比一個高調，動手鎮壓群眾一個比一個賣力(如西藏騷亂)。種種不正常的現象說明這個社會已經異化到了瀕臨崩潰的程度，這種畸形的社會還能維持多久？
這次貴州瓮安萬人火燒政府公安大樓，據說胡錦濤做了三點批示：一，為什麼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會演變成衝擊政府的群體性事件？二，防止事態擴大。三，不要封鎖消息，要引導輿論。表面看貌似公正，不偏不倚，符合胡錦濤四平八穩的處事原則：無論查出案件真相如何，無論事態如何發展，他都不需負上任何責任。胡錦濤在這裏耍了個「小聰明」，他深知：中國社會習慣性「一窩蜂、一刀切」，他的指示如果偏向任何一方，「下必有甚焉」，必會一發不可收拾。如果明確批示嚴懲殘害百姓的地方官，一大批省市地縣官員必受牽連紛紛落馬下台，其中會有無辜受累者，變相鼓勵各地更多更大的群體抗爭，局面一亂他怎麼承擔得了？但若果批示採用鐵腕手段嚴懲群眾鬧事者，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勢必瘋狂報複，胡明知此案很可能是大寃案，官迫民反，更有可能激起更大規模的騷亂。所以，他只能採取這種貌似公正的「中間取向」。誰知，在中國現時這種誰都不想負責任，又誰都可以「奉旨殺人」的弔詭局面下，所有的社會責任必然最後歸結到最高領導者胡錦濤身上，胡自以為聰明的這種模糊批示更危險，因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也就是說事態演變的走向只能聽天由命，如果完全失控，也只能是自作自受。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胡錦濤的三點批示內有何玄機？第一點，胡錦濤似乎在問責地方官員，其實這是多餘的，胡錦濤心裏很清楚，在當今中國這樣特權橫行又缺失法治的社會，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發生類似的事件，並非瓮安一縣的專利，根本原因在獨裁專制的社會制度。沒有民主，何來法治？沒有法治，何來公正？結果必然遍地寃案。若要問，應該首先問自己，因為你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造成一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的總根源。瓮安縣民眾倒是可以抓住胡錦濤這一批示中的「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群體性事件」的「最高定性」去對抗任何將他們打成「打砸搶分子」、將他們的正義抗爭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的陰謀和企圖。第二點，這是胡錦濤三點批示中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共當權者眼下最迫切的需要。各地諸候都在暗暗祈禱千萬別在我的轄地出事，壞了我的烏紗帽。今年春運雪災時廣東省長黃華華一語道出了他們的心聲：「不出事是本事，出了事就大事！」因為奧運舉辦在即，中共不惜花費超逾歷屆奧運會舉辦費總和的大量金錢，渴望借舉辦奧運的機會向老百姓顯示萬方來朝的和諧盛世假象，延續他們的獨裁統治，很害怕在這關鍵時刻節外生枝，毀了他們的美夢。於是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共慣用的兩面手法：一方面不問情由地撤幾個官員的職，給老百姓消消氣；另一方面又調動軍隊到瓮安戒嚴，搜捕參加群體抗爭的老百姓，禁止媒體採訪，甚至將受害人家屬祕密轉移……不過，這種兩面手法使用得太多了，已經愈來愈不起作用了，網民們已經給中共總結出處理群體事件的五個步驟，網上一片嘲笑聲叫罵聲，如此不得人心做法恐怕也難以為繼了。第三點批示其實是告訴中宣部要加倍控制輿論，同時警告異見分子不可亂說亂動，之不過爭取奧運舉辦權承諾言猶在耳，胡錦濤不能像毛澤東那樣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赤裸裸的上陣而已。儘管如此，胡錦濤的孤陋寡聞還是露出了尾巴，世界上有可以「引導」的輿論嗎？如果「輿論」可以引導，這還叫輿論嗎？
於是，就出爐了這三條平庸的，誰也抓不到小辮子的「批示」。其實，胡錦濤聰明反被聰明誤，三條不明不白的批示，誰都可以各取所需，勢必造成更大的混亂。聰明如胡錦濤者，理應明白，靠批示治國，危險萬分，即使你耍小聰明，來個模糊批示，企圖逃避責任，也不濟事，反會越弄越糟。唯一的辦法就是痛下決心，效仿台灣國民黨放棄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司法系統才能獨立，只有司法系統不受干預，才有條件實行嚴格的法治，一切刑事民事案件均有法可依，由獨立的司法系統處置，更有言論自由的監督，根本就用不著事事勞煩到你閣下，何樂而不為？若堅持依靠批示治國，就算你是神童，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料事如神，事事作出正確的判斷，在你們自己造成的社會安定繫於一人身上惡劣環境下，你就很可能「一言喪幫」了！做人處事「聰明反被聰明誤」歷史上的教訓還少嗎？紅樓夢脂批有雲：「機關算盡太聰明，反害了卿卿生命」，胡主席別要耍小聰明誤國亡黨啊！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10/7/2008紐約)
(首刋於7月21日「觀察」雜誌)

世紀輪迴啟示錄——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毛共王朝三世祖江澤民在位時，據說花了數億元「重修清史」，大陸傳媒從電視、廣播、電影到報紙、雜誌無不充斥著康熙、乾隆、雍正皇帝的身影；中共大肆宣傳今天中國人民在偉光正的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康乾盛世」，宋祖英唱道「天天都是好日子」。四世祖胡溫上台後，一面接過江澤民的「太平盛世」調子高叫「大國崛起」，另一面卻頑固地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導致國內外各種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銳。中國今天的情勢，像極了一個世紀前的清末，真可謂世紀輪迴，很有可能重演百年前的一幕。在這個意義上說，全民和中共統治者一起重溫晚清史既有益又諷刺。
十九世紀晚清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京、日俄戰爭、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內憂外患早已風雨飄搖。當時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主張推翻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也分成兩派，慈禧太后反對一切改革，堅持「祖宗之制不可改」；年輕的光緒皇帝認識到再不改革，只有滅亡，決心效法日本「明治維新」。1898年的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后一派的強力鎮壓，他們錯誤地利用義和團殘殺外國人，導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她倉惶出逃西安。歷史現實的教訓，促使頑固的慈禧太后感到不改不行了，開始意識到再不變法圖強，就只有王朝覆滅一途。於是，就在「西狩」途中，驚魂未定即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 出使各國考察政治的大臣戴鴻慈等人在《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中，援引日本的先例，提出「預備立憲」。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其核心是官制改革；二是設立議會；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仿行三權分立和責任內閣。
體制改革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牽涉到所有官員和集團的利益，面臨政權的得失，國家前途的重大改變，自然從上到下都有兩派對立的意見。改革派認為：立憲有利無弊，符合民意，應從速宣佈。保守派提出：民智未開，一旦開放權力，實行自治，君權潛移，非常危險。 改革派認為：國民程度的高低全在政府勸導，如坐等提高，永遠不能立憲，實行預備立憲，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9月4日《南方報》報導 「國民奔走相慶， 破涕為笑」，莫不「額手相慶曰：中國立憲，轉弱為強，萌芽於此矣」，與歡呼的同時，全國許多地方召開了慶祝會，四處張燈結綵，敲鑼打鼓，熱烈慶賀。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佈，在本年內各省成立諮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同年開放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地方「諮議局」選舉、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雖然這是一個充滿了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矛盾態度的政綱，但是無論如何，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延續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否定。

但是，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0年農曆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統制張紹曾和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了《政綱十二條》，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清廷震驚之下，對《政綱十二條》全部接受，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命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在憲法頒佈之前，先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簡稱《十九信條》），宣誓太廟，於11月3日正式公佈。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至此，清王朝已不得不交出政權。
可惜，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竊國，國會為免袁搞專制獨裁，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實行內閣制。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從此，中國民主化走上了一條大彎路。後來，國民政府雖然有心尊從孫中山先生的遺訓，分「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實現民主，但是統一以後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的戰爭狀態之中，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條件。敗退台灣以後，又要面對中共強大的武力威脅，不得不長期實行戒嚴，讓中國的民主進程一拖就拖延了大半個世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經濟迅速起飛，人民的民主訴求強烈，才開始推行民主化進程。至今雖然短短二十年，但有目共睹，台灣的民主憲政已經逐步走上正軌。反觀中國大陸，自從共黨武力奪取政權以後，就將他當年對全中國人民莊嚴的民主承諾拋棄得一乾二淨，至今大陸人民仍然生活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
雖然，近一百年前發生的中國首次「走向共和」半途而廢，至今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大陸人民仍然未能實現自己一百年前的民主理想。但是，這一個世紀並沒有白過，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教訓，無論是執政者還是人民群眾，都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益。
首先，清末民初那一段革命時期，使當時的國人受到一次全方位的民主訓練，從輿論宣傳、集會結社、議員選舉，議會活動等方面，人們從不同層次第一次親身體驗了民主的政治生活，這有助於他們民主政治素質的提高，其中包括許多封建官吏。如資政院總裁博倫，開始根本不懂得如何組織開會，「每事必問秘書長處決」，過了一月便能措置自如。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往往傾向議員，以致軍機大臣「盛怒」。許多封疆大吏，也逐漸接受了新思想，「政治上之見解與前漸異」。這種民主政治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又從另一角度反映了這次改革的近代化性質。
其次，思想文化界開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庶政公諸輿論」之後，「民氣日益發舒」，各種報紙書刊大量湧現。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專制出現了鬆動，「庶人不議」的禁令解除了。人們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陳時政，議論國事，闡發民主思想。而且，還可以利用這種自由揭露腐敗，抨擊政府。為了開啟民智，立憲派翻譯編輯出版了上百種西方國家的政治、法學、財政、政黨、歷史、教育等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中國對建立最初的立憲體制起了積極作用，中國的學術思想也開始繁榮起來。除立憲派已創辦的《東方雜誌》，《新民叢報》等外，革命派也創辦的許多新的雜誌和報刊，如《中華新報》、《大同報》、《時報》、《大公報》、《國民公報》、《憲政日報》、《中央日報》等。這些報刊，大張旗鼓的介紹西方國家新的政治學說，民主學說，宣傳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對於促進當時中國的民主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人類歷史往往展現其巨大的慣性，因而也就常出現歷史輪迴，一個世紀後的今天，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共武力奪取政權改朝換代後，歷經肅反鎮反、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在折騰了大半個世紀，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以後，政治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始皇帝毛澤東死後，二世祖鄧小平面臨如此嚴峻的局勢，不得不改弦更張，實行改革開放，這一點很像晚清的慈禧太后。最諷刺的是，甚至他的「四項堅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酷似當年慈禧太后的「四不可」：「一曰君權不可損、二曰服制不可改、三曰辮髮不可剃、四曰典禮不可廢」。說明他和慈禧太后一樣都是迫不得已才進行改革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專制王朝，改革的目的是期望政權「傳之萬世」。相比之下，鄧小平還不如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改革從政制入手，有明確的行憲目標；但是鄧小平卻祇改經濟，不改政治。隨著生產力的解放，經濟的高速發展，各種制度性缺陷和弊端暴露無遺：錢權交易、貪污腐敗、道德淪喪、民怨沸騰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改革開放」走進了死胡同。而胡耀邦趙紫陽則有點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看到了祇改經濟不改政治，中共王朝必然走向滅亡，嘗試進行政治改革。當年慈禧太后撲滅了戊戌變法，軟禁光緒皇帝，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半途受挫；近一世紀後，鄧小平也先後廢黜了胡耀邦、趙紫陽，令自上而下的民主進程再度受阻。其後，慈禧太后立了三歲的宣統皇帝，企圖在她的保守路線下苟延清廷殘喘，可是僅僅三年後就被推翻了；而鄧小平則立了江澤民，坐穩了十二年龍庭，還傳到了下一代胡錦濤，和清廷對比，這是中共王朝幸運之處。但是，既然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行不通，就唯有自下而上的革命，好比現在四川地震出現的堰塞湖，既然不能疏導，水位越積越高，就總有一天山洪爆發，傾瀉而下。
雖然當權者大力營造「康乾盛世」的假象，眼下各種社會矛盾並不比清末和緩，人民群眾的維權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動盪一觸即發，呼喚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崩潰在即，人們普遍感覺到晚清年代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中共統治集團雖然歇盡全力禁錮人民的言論自由，撲滅人民群眾維權行動的火種，名不副實的所謂鄉村選舉遠不如清末的諮議局和資政局選舉，文化新聞界也遠不如清末那樣自由開放。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強力地衝擊著世上僅餘的幾個為數不多的獨裁政權，特別是網絡通訊突破了專制的疆界，民主憲政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中共不讓人民談論民主，但人們通過新聞報道詳細了解台灣的民主進程，學到了如何實踐民主，找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當海內外輿論強烈要求中共交出實現民主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時，中共卻放出口風要我們再等三十二年(到2040年)！還不是官方正式的承諾，只是通過幾個御用文人之口測試民意而已。就算是對於經濟教育文化各方面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香港，中共2007年開出的期票也是十年和十三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全面普選則隻字不提，引起社會輿論群情洶湧，喬陽才不得不口頭補充「2020年以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中共塞進「香港基本法」中所謂「循序漸進」實質已變成「循序不進」！看來胡溫的政治嗅覺還比不上慈禧太后，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慈禧太后尚且懂得開放黨禁報禁，開放選舉，釋放政治犯，全面學習西方民主制度……。可是胡溫卻頑固地拒絕學習西方的三權分立，至今連一個實現民主憲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欠奉，對人民的民主訴求無動於衷，「春江水暖鴨不知」，歷史的演變往往驚人地相似，很可能重演清末的一幕：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2001年有一個叫辛旗的青年共幹在紐約大放厥詞，氣勢洶洶地咆哮：「拖即獨、獨則打、打必勝」，他這裏所指的「獨」是指「台獨」；如果將他的這句話改成：「拖即獨、獨則反、反必勝」，回贈給他偉光正的共產黨，最合適不過，這裏的「獨」是指「獨裁」，「反」是指人民的「反對」和「造反」。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中國「走向共和」的世紀，那麼，二十一世紀必然是「重建共和」的世紀。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5月4日，修改於5月14日，紐約)
(首刋於7月15日「民主中國」)

看好俞正聲——讀余杰「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有感

讀「觀察」5月27日余傑先生「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一文後，有些感想，想與余先生及廣大讀者討論。本來，筆者一直覺得我們這些遠離權力中心的平民百姓，沒有必要也沒有資格去談論「中央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因為太不了解，僅憑他們有限的公開亮相，根本不可能了解其內心世界。當今，世界民主潮流一日千里，猛烈地衝擊著大小專制政體，暴力革命時代已一去不返，顏色革命逐漸成了大勢所趨。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不但可能，而且屢屢成功。除了余先生所說的南非，從前蘇聯東歐各國到亞洲的南韓、台灣、菲律賓、印尼直至最近的不丹、尼泊爾都已和平轉制。當權者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如台灣蔣經國、李登輝、蘇聯戈巴卓夫、葉利欽以及不丹和尼泊爾國王等，都說明了當權者的民主理念和個人品質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因而中國人開始議論誰將會是大陸的蔣經國也就在情理之中。我們大家都希望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能認清唯有將國家帶上民主憲政之路才是長治久安之途，希望他們當中出現一個蔣經國或者戈巴卓夫，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憲政最大的勝利，名留史冊，那麼這個人將會是誰呢？筆者看好俞正聲。
要領導一個世界人口最多、幅員廣大、多民族、貧窮落後、具有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歷史恩怨複雜的大國，實非易事，狂妄不羈卻又才疏學淺的毛澤東提供了反面的教訓。更何況要將一個被搞成極端獨裁專制的國家引向民主憲政，積重難返，其難度可想而知。沒有一定的學識膽量、道德勇氣、政治抱負和魄力智慧談何容易？一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事方式的形成，完全取決於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成長過程和社會環境。筆者同意余傑先生的看法，表面看來，至少迄今為止胡錦濤主席還未具備這些條件(是否韜光養晦等待時機則不得而知，但願如此)。筆者六十年代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比胡主席小三四歲低三屆；與俞正聲先生年齡相仿高一屆，深知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當年大學裏的「政治輔導員」，幾乎全是本校畢業生留任，一是高幹子弟或紅五類出身、「自來紅」；二是普通家庭出身(非黑五類)、但必須是黨團員、十分聽話的「馴服工具」、「政治表現」佼佼者。兩類相比，第一類是「含著金鎖匙出世」全靠父蔭，自視高人一等，因此比較開朗活躍，甚至有點放任無忌；第二類則全靠自己長期努力脫穎而出，難度大得多，但從此養成一種察言觀色謹小慎微的性格，看來胡錦濤屬於第二類。但胡先生能從外省考入清華大學，且屬同級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可以肯定地說讀書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優秀，可惜成長在一個畸形的社會裏，自己渾然不覺。再加上中共的官制純屬上司提拔，與群眾選舉及公信力無關，自有一整套獨特的公開和潛在的官場規則。胡先生離校後能夠在一個西北偏遠省份，從一個普通技術員步步高升爬上黨國最高位，不深諳此道絕不可能成功。胡主席浸淫於此凡數十年，已經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反而對世界文明民主制度所知甚少，又怎能期望他能帶領中國人民「出埃及」呢？他上任後帶領眾官朝拜西栢坡、指戈巴卓夫背叛革命、號召學習北朝鮮古巴……，都說明了他還未具備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
再者，即使胡錦濤從自己父母輩的經歷，能反省到共產專制制度的荒謬性，人性尚未完全被黨性泯滅，就算願意做大陸的蔣經國，恐怕也有心無力。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靠武力征服和統治的國家，共產黨以武力奪取政權，軍隊所起的作用更非同小可。毛澤東貴為開國皇帝尚且時時擔心「反革命政變」，胡錦濤雖然身為軍委主席，但與軍隊毫無淵源，在老一輩軍頭以及江澤民還在世的情況下，能否指揮軍隊護航實現民主理想，就更成疑問了。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平民家庭而且非軍人出身的戈巴卓夫、葉利欽、李登輝等同樣未能絕對控制軍隊，但他們的政治智慧起碼能使軍隊不至於反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葉利欽還有爬上坦克登高一呼的膽量，這就考驗胡錦濤主席了。
此外，筆者曾經生活在共產黨新政府的「機關大院」裏，接觸到各種不同的高幹子弟，對他們的性格特點和思想行為有一定的認識。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造成了他們的特權意識和高人一等的優越感，由於高度倚賴父蔭，又造成了他們對政治的敏感和狂熱，表現在對所謂「路線鬥爭」的熱衷和投入。對比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可能拙於聰明才藝，但卻長於組織能力；對比工農家庭子弟，他們更具使命感，敢想敢做。而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子弟比泥腿子幹部家庭子弟，他們又頗具正義感，不隨便杖勢欺人，反會同情弱者，容易看出社會弊病。因為他們受到家庭的薰陶，多具知識教養，卻又多因父輩受衝擊排擠，形成反叛心理。父輩們晚年往往痛感當今的社會現實，遠非當年投身革命所抱的理想，因而真誠地反省和懺悔，必然影響到下一代，使他們具備「大老粗」家庭出身的高幹子弟所沒有的理智冷靜和辨別是非的能力。這些人中的一分子，如果身處權力中心，又能對世界文明和民主憲政有一定的認識，相比於來自平民階層謹小慎微的胡錦濤，就更有可能成為中國大陸的蔣經國，因為蔣經國本身就是國民黨的「高幹子弟」。在中國大陸，林立果和鄧撲方都是最有膽量魄力和見識的高幹子弟，雖然他們未必具備充分的民主憲政思想，依筆者的觀察，俞正聲有條件和可能成為大陸蔣經國。
俞正聲出身於真正的名門世家，父母雙方的家族成員牽涉到中國近代史國共兩方，或學術界諸多著名人物，絕非那些自戴光環的「之子之孫」可比。其父黃敬(俞啓威)雖是公子哥兒，但卻熱心革命，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國立青島大學讀書時，就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引導江青參與進步戲劇活動，介紹江青入黨，並與之同居，成為江青的首任「前夫」，後因家庭背景懸殊分手。其後轉學北京大學，領導名震中外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以後歷任中共地下黨要職，一九三七年帶美國名記者史諾去延安。有考証說江青之所以投奔延安，原因之一也是打聽到「小俞」去了延安，舊情復熾尾隨而去的，不想這一去，卻改寫了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黃敬也因為是江青的前夫，毛執政後竟被活活嚇死，可能不是虛構。有考証說，江青成为毛夫人并随丈夫进城后,可能在枕边对丈夫说过,年青时在青岛大学的種種，不知说没说她当时同黃敬关系?但青岛大学是毛执政后唯一去过的一所大学,中南海同当年北大图书馆仅一牆之隔,毛自己曾經在那裏任過職，又在北大旁聽過，卻始終沒有回去过。
又有史料說，黃敬任「解放後」天津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不像其他工農幹部，和資本家知識分子相處如魚得水，任上揮洒自如。中共进城“趕考”不久,黨内首行惩治腐败,就是拿黄敬的下属刘青山、张子善開刀。黄曾托薄一波向毛求情，薄說，中央已決定，不宜再提了。黃堅持要求薄反映，薄說，你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見毛主席，黃不敢去。薄對毛說了黃敬的意見，毛不聽黃敬二字猶可，一聽之下，立時龍顏大怒，殺無赦。當年這兩個楞頭青不過各貪污萬餘元，比起今天招搖過市的巨貪，不過小巫一個。
1958年1月11日,中共在广西南寧召開中央各部及省委书记会，周恩来、陈云遭毛严厉痛斥，遭毛痛斥的还有一人：黄敬，時任中央委員、第一機械工業部長。 2月10日會議還未结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見黃敬不大对劲，医生将情况报告给杨尚昆,杨安排黃第二天立即去广州住院治疗，班機上還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祕书长习仲勛。途中，黄敬突然跪在李富春脚前叩头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黄被送进广州军区总医院后,还曾跳楼跌断了腿,不久就死了，年僅46歲。其夫人范謹，歷史學家范文瀾之妹，同是中共高幹，文革前任北京市副市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有這些，不可能不對黃敬的子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致使俞家大公子，俞正聲的哥哥，時任国家安全局北美情报司长，国安部外事局長的俞強聲1985年叛逃美国，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的间谍金无怠被捕。有消息說邓小平为此大怒，两年后，俞强声被中国特工暗杀于南美。每一個正常的人，家庭遭此巨變，悲痛之餘，必然會思索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俞正聲是個聰明人，怎會不想到家破人亡背後的社會政治原因？當年鄧小平幾次被廢黜挨整，尚且能悟出必須廢除終身制的道理，時代在不斷的進步，一代勝過一代，有理由相信他們的下一代一定會更進一步，悟出必須廢除一黨專制的道理。
俞正声1963年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文革后担任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他是邓朴方的铁哥们，曾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89民運期間，反貪腐群情洶湧，雖然康華成了過街老鼠，不得不悄然解散，俞仍得万里赏识，送烟台、青岛历练，先后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1997年上调中央任建设部副部长、部长；2001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次年进政治局。其妻张志凯，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的女儿。俞在湖北做封疆大吏時，大刀闊斧，雷厲風行，鐵腕治貪，民望甚佳；以至調滬後，鄂省貪腐之風捲土重來，不少民眾寫信到中央要求俞正聲回鄂，這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甚為少見，由此亦可見俞正聲此人非同小可。加上這些高幹子弟之間以及他們父輩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要支配軍隊，可能比名義上的軍委主席胡錦濤還要容易。
家庭背景，父母兄弟的遭遇必然會對一個人影響至深，客觀地塑造了他的深層思想，形成他獨特的思維方式，甚至在關鍵時刻，左右了他的重大決策。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相信，俞正聲受知識分子家庭影響，受到家庭傳統的教育和薰陶，他必然有別於其他高幹子弟，即使在其他知識分子家庭的高幹子弟當中，也是佼佼者。黃敬的入黨介紹人數十年的患難之交王林(原名王韜)之子，星星畫展創辦人王克平說：「前些日子香港雜誌分析中共高層時，談到俞正聲「口碑不錯」，讓我感到欣喜。這年頭在中國當官而沒有惡名是太難得了。我父親曾說：「小三（正聲）最像黃敬」。我想黃敬之子是不會忘記「一二九」是甚麼日子。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又何其相似。 天迴地轉，如今三郎也站在了歷史舞台上，是進是退，是上是下，是舉旗高歌還是走個過場，也是一念之差。復興昔日上海「東方明珠」，不是高樓大廈，而是民主與文化。知否、是否、可否？父母英氣不可棄，三兄彈冠三思。」
歷史的機遇已經擺在他的面前，就看他如何選擇了，須知中共篡權近六十年來，禍國殃民，早已天怒人怨，民心已失，氣數已盡，亡黨不過是遲早的事。若能把握時機成就偉業，必然名垂青史；如若玩物喪志坐失良機，就只有遺臭萬年。筆者相信俞正聲正是在中國權力中心極少數具有民主意識和勇氣魄力的人物之一，俞正聲有可能是帶領我們「出埃及」的摩西，中國大陸的蔣經國，但願如此，天佑中華！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2,June,2008，紐約)
(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7月號，編輯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慧眼辨真偽，毅然早抽身——評中共第一叛將龔楚

(題解：引自于浩成先生賀司馬璐八十大壽詩)讀了龔楚先生1954年「我與紅軍」和1978年「龔楚回憶錄」後，感懷人生，浮想聯翩，有些感想希望與讀者分享。

龔楚，字福昌，又名龔鶴村，1901年11月生於廣東樂昌縣長鎮長村。自幼聰明好學，七歲讀私塾，十四歲高小畢業考入廣州市立一中，翌年孫中山回廣州組織軍政府，他即投筆從戎參加革命。行伍期間，受幾個樂昌籍進步青年的影響，閱讀馬列書籍，祕密加入共青團，1924年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親自接納轉為共產黨，屬於中共早期的黨員之一。後來不但與中共領導集團朱德、周恩來、項英、博古和張聞天等共事，而且一生中與中共前後兩代首領毛澤東鄧小平都有過極密切的關係，如是者恐怕沒有第二人了。正如張國燾先生在龔書序言中所說：「(像龔先生這樣的人)即使現在中共內部也不多了」。他1927年率「北江工農討逆軍」千餘人到南昌參加「八一起義」，失敗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歷任紅四軍團長師長軍長、軍團參謀長以及代總參謀長，跟著朱毛在湘贛轉戰多年。他被調任長沙市委書記時，毛澤東親自為他餞行並送他六十塊大洋；中央蘇區毛被排擠時，曾在龔駐守的酃都住了兩個多月，經常和龔談心，大吐受到三次開除中央委員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苦水。1929年12月又和鄧小平在廣西一起發動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鄧小平任政委，龔楚任參謀長。在長期戰爭中，歷次負傷，轉輾到香港辦報，到上海療傷，無論受到多少困難挫折，始終革命初衷不改。然而重返中央蘇區後親眼目睹毛澤東主持的肅反，大殺革命同志，過激的土地改革，殘害百姓，他未泯滅的人性促使他同情幫助這些受迫害的同志和群眾，自己因而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屢受批判，至使他感到有心革命，無力回天，1935年5月，終於下決心脫離中共。

脫離中共後，用龔自己的話說：「為了協助同志走出這個罪惡深淵」，他反過來參加了國民黨的剿共，曾誘捕項英和陳毅等而未成功。抗戰爆發後，在第七戰區任少將參謀。日軍侵犯廣東時，曾與日軍激戰於從化木殼嶺，殲敵甚多，為國立功。抗戰勝利後曾任徐州市長，在任期間很得民心。1946年當選廣東省參議員，1947年任北江專員保安司令。1949年10月解放軍兵臨城下，龔率部投降，舊相識葉劍英派他經香港去海南島策反樂昌同鄉薛岳。龔到香港後，深知政治的險惡，既拒絕為共產黨做說客，又拒絕蔣介石的委任，留港經商，一住四十多年，其間出版了「我與紅軍」和「龔楚回憶錄」(1984年7月9日楊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說，他和陳毅看過這兩本書，基本屬實)。八十年代後期，中共宣布不再追究前國民黨人員，樂昌縣政府極力邀請龔楚回鄉投資，花了七萬元巨款為他重建祖屋。1990年10月年屆九旬的龔楚攜夫人回鄉定居，到達韶關當天，發出三封致舊友鄧小平、楊尚昆和王震的信以及致鄧小平電報，感謝容許回鄉養老。其後以樂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為家鄉引進四億港元的投資，1995年7月病逝，結束了傳奇一生。

筆者無意深究龔楚的是非功過，因為如果各人所站的立場和所取的觀點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結論：比如說，站在中共的立場一定會認為龔楚是一個大叛徒，罪該萬死；但是如果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龔楚當年能認識到中共的所作所為違背人性，掉轉槍頭拯救人民免於可預見的災難，他就是一個英雄。本文僅就龔楚所揭示出來的早期共產黨的種種作為，分析其取得政權後的倒行逆施給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必然性。每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和真正為國為民的人，都應該像龔楚一樣早晚脫離他反對他。如果說張國燾出走多少帶有內部權鬥的因素，那麼龔楚、司馬璐等人的背叛，則更多地出於對共產黨反人性邪惡本質的清醒認識。

有關中共江西時期大殺AB團，自相殘殺的紅色恐怖；以及過激的土地革命對社會經濟的極大破壞，無不在龔楚書中以及現今許多體制外的歷史研究中得到証實，從而也証明了中共的本質從來就是一個反人性反文明的邪惡集團。

先說濫殺同志：龔楚書中舉出很多實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楊際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及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和紅軍，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江西蘇區，毛澤東卻藉口肅清「改組派」大開殺戒，殺了許多廣西來的同志。李明瑞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佈置好的警衛員所殺。最殘忍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洩祕，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

林野福建人，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來江西蘇區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祕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同志革命意志不堅定……又出身反動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我聽了他這席話，心裏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為的革命同志，並沒有犯過什麼錯誤，為什麼要把他殺掉？為救林野，我找到項英問他，項英說在這革命嚴重關頭，為了革命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感情了……。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附近，我平日和他們私交頗深…….我想若能得到他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希望救林野，……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你的意見很對，不過我們現在都不便說話了。”阮嘯仙接著說：“我和瞿秋白很快就要離開這裏，你和譚震林還要長期共事，何必得罪他呢？……”我知道林野已經無法挽救了。就在這天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當教務長，並請他們夫婦吃晚飯。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我明知他們吃的是最後的晚餐，再沒有辦法救他們了！眼見這一對恩愛夫妻飯後便要慘死，而他們卻一點也不知道，我感到好似有萬把利刃刺我心房，無法下嚥！我忽然一想，既然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這個不幸而無辜的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這裏有空房，不如讓你太太在此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知我意思，附和著說……。可是林野夫婦兩人不知道我的用意，婉言謝絕了。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

「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

聯想起中共高官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長征將要開始時，他才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鬼」，奉命將祕密文件沉於水塘，上岸時已有兩個特務員守候著殺人滅口，幸得正巧一個指揮官路過，問明情由，說讓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

讀者看到這裏，不用筆者多說，或許都會明白共產黨是多麼血腥殘忍，多麼冷酷無情的邪惡組織了！看一個組織的性質，只要看其領導層的個人品質，必八九不離十。從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殺一事，讀者不難看出項英、陳毅和譚震林的凶殘和偽善。此外，龔楚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陰險奸狡、爾虞我詐的品質描述活龍活現，就算是被龔楚一直稱為老實人的朱德，入了共產黨也失去了人性。書中說到南昌暴動失敗後，朱德走投無路，是駐守廣東韶關的雲南講武堂舊同學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獨立編制，還給他補充了糧食服裝槍支彈藥。消息走漏後，李濟深密令將朱德繳械，范石生又冒著危險差人送密信叫朱德離開，朱德連夜拉隊出走，發動湘南暴動上井岡山。半年後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襲范石生，擊斃其副官，可谓以怨报德。龔楚說：「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聽了，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那句话。」看看從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始各級共黨領袖官員六親不認的「革命本質」，就不難明白他們的革命勝利以後，為何數千萬平民百姓，甚至和他們一起打江山的同志都慘死於他們手裏了！

再說殘害百姓：1933年7月，正是蘇區展開聲勢浩大的「查田運動」期間，有一天龔楚「經過離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裏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住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裏的家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裏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婦，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走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

……她們聽見了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特務員我姓什麼？當他們知道我姓龔，知道是同宗，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們的性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家裏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都在家裏耕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三人，可是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交五百光洋，否則老少六個都要坐牢。司令員啊，我們飯都沒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姓龔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說罷，不斷地磕頭流淚。這時候，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都替他們說情……。」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明白出面說情反會害了她們。數月前他率部經過福建長汀，有一位替他看過病的老中醫來找過他，求他幫忙說，行醫數十年在家鄉買了七畝田早被沒收了，兩個藥店伙記投了紅軍，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糧給他們家屬，還要繳一大筆捐款，繳不出來就要坐牢殺頭。龔楚鼓起勇氣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回長汀，他已被殺，藥店被沒收，孤兒寡婦已經淪為乞丐了！」

由此可見，共產黨殘害百姓不是從解放後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開始的，早在他成立初期，就是靠打家劫舍、殘害老百姓為生的，它本質就是一個殘民以逞邪惡的組織。中國原本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中共的暴力把它徹底破壞了。關於此，龔楚書中有極真實生動地描述：「廣東韓江各縣…..，在紅軍未來之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間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悠閒自得的生活。1927年8月南昌暴動失敗後南進途中，我隨大軍經過時，常在鄉村的茶寮裏、路邊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他們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羨慕。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以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中國農民在數千年的傳統文化薰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共產黨激烈的階級鬥爭政策，並不感興趣，因而大多數人都採取觀望迴避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些遊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喜歡跟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不勞而獲。」

中共搞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革命，死了幾千萬人，弄到國弱民窮，幾乎被開除「球籍」，才知道過去天天講鬥爭是何其錯誤，才知道改口說要和諧了，真是諷刺之極！可惜橫蠻滿頇自大無知的中共領袖，至今仍然執迷不悟，用當年的暴力手段對付要民主要自由的人民大眾，武力鎮壓西藏人民要求民族自治宗教自由的合理要求，一條死路走到底。筆者想，他們若能靜下心來，看看龔楚先生等前輩的回憶錄，或許可以頓悟於萬一，改弦更張，像龔楚先生一樣迷途知返，為民族國家做點好事，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6/4/08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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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開放」雜誌08年7月號，編輯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蔣書記的「跪勸」和余秋雨的「淚勸」

四川大地震發生一個月來，由於一時之間前所未有的新聞採訪透明度，海內外華人有幸看到各式人等的真面目，其中最令筆者不屑和鄙夷的是蔣書記的「跪勸」和余秋雨的「淚勸」。相同的是兩人都口口聲聲「為黨和國家大局著想，免給反華勢力找到藉口」，大義凜然；心裏卻各懷鬼胎，企望「勸」出自己的利益。不同的是一個為保烏紗帽情急敗壞的肢體語言，一個是老謀深算為黨國分憂的生花妙筆。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同樣落得可恥的失敗收場。據報對蔣書記的「跪勸」「遇難學生家長們不予理睬，繼續前行」、「市委出動五輛旅遊大巴，勸學生家長上車，但無一人理睬」。而余大師的「淚勸」一出，民間一片叫罵聲，憤怒的民眾對余秋雨這種不顧別人喪子之痛，露骨肉麻的献媚取寵萬炮齊轟。余大師不但毫無悔意，反而再推出一篇「感謝災區朋友」為自己辯護，可惜欲蓋彌彰，益發暴露了醜惡的真面目，看來也是本性難移了。

余大師的「淚勸」已經被網民駁得體無完膚，筆者就不再贅言了。現僅就余大師的後續之作「感謝災區朋友」提點意見，請余大師和廣大讀者指教。

余大師真不愧為的高人，開宗明義就說：「這兩天收到很多來自災區的訊息，得知一些救援隊的朋友把我勸告請願災民的文章及時地向有關帳篷作了傳達，效果很好。為此，我要對轉達者和被傳達者表示雙重的感謝。」請問余大師，你說你的「淚勸」「效果很好」，好在哪裏？是好在眾多的災民都被你的眼淚感動了，和你一起對中共感恩頌德？還是遇難學生家長聽了你的淚勸，都取消了請願行動，乖乖地待在帳篷裏保持「動人氣氛」？余大師的這段開場白裏，最值得注意的是「帳篷」和「傳達」兩個詞，不知是否過百萬災民在余大師眼裏，都不是人，祇是一個個「帳篷」而已？又或者余大師的「淚勸」等同中央文件，需要層層「傳達」？(請注意：按中國大陸的習慣，「傳達」是指上級對下級照本宣科)余大師心思之慎密非同小可。

余大師接著說：「勸告非常艱難，因為被勸告的對象剛剛遭受了極大的傷害，……他們的情感行為非常值得同情，這就會使勸告者顯得“不仁不義”。但是必要的理性勸告還是要鼓起勇氣提出來。例如，我們每個人都會對那些肩背親人遺體行走很久，很遠的災民肅然起敬，但是，穿著白衣服的防疫人員還是要擦著眼淚走近他們，勸告他們放下遺體。如果僅僅從親屬的情感權利而言，那些防疫人員有可能遭到群毆，但從更宏觀的社會理性而言，防疫人員的勸告並沒有錯。由此可見，大災中的理性勸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

好聰明的余大師！居然找到了這樣一個例子，將成千上萬遇難學生家長的請願行動比作背著親人的遺體回鄉，將自己比作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員！你和中共當權者一樣，總是把自己看得很聰明，總是把人民大眾看作阿斗，所以你們總是要失敗。「三人行，必有吾師」，更何況十幾億人，怎會隨便你們耍弄？請問您：那些背著親人遺體回鄉的災民為的是什麼？他們為的是讓親人「落葉歸根」安葬在家鄉的土地裏；而那些舉著遇難孩子遺像的家長向政府請願為的又是什麼？是因為他們的獨生子女不明不白地死在豆腐渣工程裏，他們要向政府討個說法，要求政府保存証據，嚴懲黑心承建商和他們背後的貪官污吏，這是完全兩碼事！再請問：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員勸告災民放下遺體，是為了什麼？是希望他們不要因此感染疫症，(請余大師不要危言聳聽，從沒有新聞報道說過這些防疫人員「有可能遭到群毆」，你這樣說就是「誣陷」！)而你的「淚勸」和蔣書記的「跪勸」為的是什麼？是為了遇難學生家長平復心情嗎？你們自己也不好意思這樣說吧！照你的說法，也不過是為了「識大體，明事理」，「保持動人氣氛」，「不要給反華勢力找到藉口」！相信你們心裏也會明白，此刻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平復他們失去愛子的悲痛，唯一能讓他們的巨大悲痛得到些微安慰的就是滿足他們的要求：追究一切災難中的人禍，讓這些人為的災難永遠也不要再發生！其實遇難學生家長的精神非常偉大，遠非你和山東作協「王副主席」之流可比！他們明白，人死不能復生，任何賠償都不能和孩子在他們心目中的價值相比。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絕不能讓悲劇重演在別人身上，因此必須嚴懲一切貪官污吏。這樣偉大的博愛你們不去支持反而百般抵毀、百般阻攔，居心何在？拆穿了說，你們這樣做不過是為了幫你們的主子分憂，為了自己表功領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余大師接著又說：「對於請願災民的勸告，問題就更複雜，因為這是很容易被誤會成不重視災民的人權」。看來，余大師是有備而來，冒著被指責「不仁不義」的大風險前來「淚勸」的，多麼勇敢多麼偉大啊！如果把句中的「誤會」二字拿掉就說對了！因為成千上萬的學生與其說是死於地震，不如說是死於豆腐渣工程，遇難學生家長根據憲法賦予的權利，向政府和平請願要求嚴懲人禍，有什麼不對？因此所有的勸告，無論是你的「淚勸」還是蔣書記的「跪勸」都是不仁不義，都是不重視災民的人權，一點都沒有錯。不是瞧不起你，以你的愛攀附權貴，以你的愛耍小聰明，若問你應該如何面對遇難學生家長的請願行為，你除了「淚勸」之外，能給一個正確的答案嗎？恐怕你連想都不敢想！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支持他們，鼓勵他們，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根絕豆腐渣工程，才能避免下一次地震中的人禍傷亡。

余大師說：「按常例，“請願”是針對被政府拒絕的事情所進行的，但這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已明確表示，要對低劣建築的責任者進行法律追究，這就使請願行為失去了方向。既然意見和政府一致，那麼，請願也祗是要求快一點而已，……但是法律的事快不起來，尤其這次災難的主因是天災，倒塌現場又經過大規模的搶救性翻扒，要完成法律的技術測定確實需要有較長的時間過程。我以前曾經約略關注過日本阪神大地震和伊朗北姆大地震的善後處理，深知在天災背景下的法律論定是如何艱難。」拜託！請余大師少耍一些小聰明好嗎？你耍得實在令人噁心了！你說得不對，這次大災難的主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只要看一看為什麼同一地區，政府大褸沒有倒，倒的全是學校？只要看一看為什麼海外援建的幾十間愛心學校一間都沒有倒，倒的全是豆腐渣工程？就會明白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了！也請別拿日本伊朗的地震說事了，你怎麼也不覺得臉紅？人家日本伊朗的地震有一間學校倒了嗎？全世界都看得出來，余大師說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已明確表示，要對低劣建築責任者進行法律追究」只不過是你的一廂情願，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胡錦濤溫家寶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只看見德陽市政府在五福鎮富新二小百餘名遇難學生家長請願的壓力下，答應六月二十日給予答覆，到時候卻推說上級沒有指示，因而引起家長不滿改為去成都靜坐、我們只看見武警封鎖學校坍塌現場，禁止遇難學生家長前往悼念、我們只看見武警驅逐境外記者、我們只看見都江堰新建小學兩百多名遇難學生家長二十一日集體請願，與在場大批特警發生衝突，數名家長被打傷，至少三人被捕、我們只看見海內外捐獻的救災帳篷出現在成都的洋房花園裏……。你說「現場取樣很困難」，「法律的事快不起來」，「需要有較長的時間過程」。別胡弄老百姓了！別班門弄斧了！筆者大學修讀建築，倒可以給余大師提供一點專業意見作參考：災害現場呈粉碎性坍塌，本身就說明建築物整體性強程度不足。現場混凝土、砌築砂漿的取樣隨時都可以進行，鋼筋的規格和數量隨時都可以現場點算，隨時都可以送實驗室試驗，甚至在現場使用回彈儀都可以粗略地測量混凝土和砌築砂漿的強度，至於核對施工材料和設計圖紙更是隨時都可以進行。人命關天，數萬同胞已經逝去一個多月，還等什麼？難道追究責任嚴懲貪官污吏妨礙了災區重建嗎？法官律師追究法律責任，工程師重建家園，醫生防治疫症本來就並行不悖，難道不可以同時進行？問題是：地震大災難發生一個多月了，政府有任何實質行動嗎？在人民群眾普遍不信任政府的情況下，有順應民意成立由遇難學生家長、各地學者專家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嗎？有順應民意成立邀請海外甚至外國法官參加的特別法庭嗎？有著手蒐集保全建築設計、施工以及來往帳目文件和現場証據嗎？如果有，我相信群眾就不會遊行請願了！請余大師並中共政府反躬自問，反求諸己一下吧！

李大立(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寫於22/6/2008紐約，修改於23/6)

(刋於「爭鳴」雜誌08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