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的「要害」是保皇

前幾天拜讀了余傑先生及其好友徐晉如聯袂發表的大作「民權乃公理，憲法實良圖」和「康聖人碰見章瘋子」，余先生在文內說「建議有更多的零八憲章簽署者公開撰文，在憲章已有的框架之內外，作進一步的深化及發揮。」又說「我那篇文章中所標舉的康有為，乃是在此段時期之內……而非民國之後……的康有為，我的文章寫得很清楚，可惜的是，有些商榷者根本沒有仔細閱讀便展開了批評。」筆者曾經寫過文章批評余先生「劉波(零八憲章)的道路就是康梁的道路」，余先生這一篇新作仍然堅持說「零八憲章……與當年康有為……不謀而合」，「保守主義、改良主義……，當零八憲章被扣上類似的帽子的時候，我們要引以為自豪。」所以不是批評者沒有看清楚余先生的文章，而是余先生堅持自己的看法。筆者與余先生素不相識，之所以斗膽發表不同意見，完全從愛護中國民主化運動出發。在此願意和余先生以及廣大讀者深入討論：一，何謂康有為的道路？今天它是否仍然值得我們效仿？二，零八憲章是否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因為筆者認為民主化對中國非常必要，而如何實現民主化以及實現何種民主化更重要。

一，變革的目的和手段
筆者在貴刋「中國民主轉型現狀與前瞻徵文」上發表過若干文章(以下引文不一一列出標題——筆者註)，批評過有些民運人士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的觀點，認為目的和手段是分不開的，引用過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的話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還舉例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的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和余傑先生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只強調了為達到正確目的，必須使用正確手段；而完全忽略了使用正確手段，必須為了正確的目的。所以才一再推崇「康有為的道路」。筆者認為目的和手段是不可分割的、相輔相成的，康有為提倡改良主義不錯，但是他的保皇目的錯了，不值得我們今天仍去效仿。
歷史考證清楚表明了康梁「公車上書」的主要目的是救亡圖存，主要內容是：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全都是為「保大清江山」。其後六次上書，提出變法綱領，其核心內容：一，「開制度局於宮中，……重新商訂制度」；二，「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按照康有為的設想，「制度局」負責設計新政，供皇帝決定；「待詔所」負責收集民意，供皇帝參考。兩者都僅是諮詢機構，而非權力機構。戊戌變法前，康有為不斷將自己的著作如「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贈給光緒，鼓動他「乾綱獨斷」。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回顧變法過程說，康有為最先提倡民權，「然，其言實施政策，則注重君權。」理由是「國人陋習未改，民智未開，驟然給予權力，天下必亂。」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裏面說「以君權雷厲風行」，中國「民智未開，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議政，適增其阻撓而已。今府州縣開之，以奉宣德意，通達下情則可。」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更加反對民主共和，策動勤王，張勛復闢，力主光緒復位、滿清復生，既然余先生說他推崇的不是變法以後的康有為，在此就不再贅述了。
史料證明，余先生所推崇的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是集權制的君主立憲，康有為說「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強調君主集權。另有人持余先生相同的觀點，批評筆者在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裏說的「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認為君主立憲也可以實現民主政制，並舉英國日本等國家為例。這位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筆者曾經在拙文「康梁的道路走不得，胡適的道路走不通」裏說過：「戊戌政變失敗後，國內外形勢繼續惡化，頑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維新變法，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不過，清廷的“政改”實質上並不像日本英國德國那麼徹底，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等等，大權獨攬。中國的“君主立憲”是“實君立憲”，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虛君立憲”」。
筆者之所以反對余先生提倡「康有為的道路」，是因為當今現實中有些人，假民主真保皇，提出種種保留共產黨政治特權的所謂「民主改革方案」：比如趙紫陽時代，有人提出「新威權主義」，「開明專制」，主張效法新加坡，經濟開放、政治獨裁，甚得趙紫陽歡心。近期有人不約而同地提出「民主階段論」(主張保留共產黨特權)，「黨內民主論」(先實行黨內民主，再國家民主)、「自由先於民主論」(主張先爭取自由，再爭取民主)。具體建議有：「由中共中央全體和民主黨派骨幹組成參議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後，逐步向其他黨派開放。」「只有黨員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權，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黨員公民雖不得享受黨員的從政權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將現全國人大改稱參議院、將現全國政協改稱眾議院，二十年內除共產黨外，不允許任何其他政黨活動，以換取言論自由」、「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大陸人不應該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等等。他們無不異口同聲地說這是為了避免革命、避免流血，唯一可行的民主化道路，但結果都是保留共產黨的政治特權，和余傑先生提倡的「康有為的道路」，目標是保留皇帝政治特權一樣，難道這就是中國人民為之奮鬥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目標？為此，筆者冒著得罪人的風險，著文一一批駁說：「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保留未经民选的任何人政治地位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見拙文「歷史不會等待，人民不會等待」)
二，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
關於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說過「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百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况且，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所以，其實和余傑先生提倡改良主義沒有什麼根本矛盾，分歧在於余傑先生獨尊改良主義，反對和排斥其他任何反對共產黨一黨專制的行為，敵視法輪功、楊佳……；而筆者認為當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革命甚至局部的暴力革命在所難免，我們不應該一律加以排斥和反對。
筆者還說過：「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他們之間很難絕對明確的界定。比如說，辛亥革命起源於革命黨人十數次分布各地的起義，終於匯集成武昌首義，然後各省呼應紛紛宣布獨立，迫使滿清皇帝宣佈「遜位」，這算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又比如，台灣經過二三十年黨外抗爭，蔣經國認清了民主潮流，開放黨禁報禁，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位上開放普選，這算是改良主義還是顏色革命？……。既然這樣，就不應該也沒有必要獨尊一味，反對其他。歷史人物也是如此，很難絕對地劃分派別，因為有些人的主張本來就比較折衷，而且人的思想和認識行動都在不斷地改變。比如說康梁維新派裏，譚嗣同、林旭主張開議院、行憲法。康有為則反對說：「於時，復生等又欲開議院，吾以舊黨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舉新政，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譚嗣同反對君主專制思想，在「仁學」解釋孔子學說：「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世初本無君臣，皆民，由統治，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他所說的已經不是君主制的世襲君主，而是共和制的民選總統了。如果說，要在清末維新派裏挑出一個既主張改良主義手段，又有民主共和目標的人物作今人的榜樣，余傑何不選譚嗣同而選康有為呢？而且還要將康有為分成某某時段的康有為，可見余先生也明明知道康有許多為人詬病之處，其實康的保皇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余先生這篇大作不免予人硬撐強辯的感覺。
余先生和徐先生大作推崇康有為說，中國之所以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民主，過去的一世紀中華大地腥風血雨災難重重，是因為當年沒有走「康有為的道路」，不幸走上法俄革命的歧途。如果當年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變成了君主立憲國家，就會和平演變成民主共和國，就可以避免了兩次國共內戰、避免了日本乘虛而入、避免了中共六十年禍國殃民的專制統治……。但請注意，這僅僅是假設，眾所公認，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因為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會如此發生。如果滿清君主立憲以後死抱權力不放，武力鎮壓一切民主訴求呢？那不就反證了「康有為的道路」錯了嗎？所以筆者認為判斷一種政治選擇是否正確？只能根據當時的情況，看這種政治主張是否有利於導至民主自由。而當年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不過是君主立憲，而不是民主共和，和大多數人的民主訴求不相符，因而遭到大多數人的摒棄就不奇怪了。
須知社會的發展從不以少數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它取決於客觀形勢和大多數人的共同意願。即使事後證明「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無奈當時大多數人沒有認識到，沒有接受具前瞻性的意見，歷史還是只有沿著多數人的道路走，所以有時不免走了些彎路。毛澤東共產黨當年的暴力革命就是如此，無疑胡適先生和平理性的改良主義道路最理想，國民黨蔣介石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的主張。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保留三民主義基本原則，建民治民享民有民主共和國。無奈中共在軍隊編制問題、政府名額問題、解放區等問題上提出許多不合理不民主的要求，蓄意發動內戰奪權而流產。中共這場導至其後毀滅數千萬人生命、破壞無數資源財產、停滯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暴力革命，光是毛澤東一個人能搞得起來嗎？就算加上他們幾十萬幾百萬黨員就能搞得起來嗎？中共將領陳毅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數十萬老百姓的獨輪車推出來的。其後毛澤東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若不是有一大批應聲蟲、糊塗蟲、政治投機分子、落井下石的小人、喝飽狼奶的紅衛兵......一呼百應，搞得起來嗎？所以，不能不承認，是當年千百萬人民群眾包括知識階層都缺乏清醒的頭腦，上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當，共同造成了這一場場長達一個世紀的民族大災難。今天的情況同樣如此，中國民主化是全體中國人的事業，而不是個別人物的專利。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形勢這麼複雜，各階層各政黨各團體各民族必然有不同的想法，中國民主化必然有很多條道路，但將來形勢的發展仍然取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向。所謂「先知先覺」的知識階層，唯一一能做到而且應該努力做到的就是大眾啟蒙，向人民大眾宣傳和平改良，反對流血暴力，影響盡可能多的人，包括執政黨內的開明人士，希望能取得大多數人的認同，走上和平理性民主改良道路。但同時不應敵視和排斥其他觀點其他道路，張耀傑先生說得對：「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進步，卻沒有權去否定別人既有的努力和貢獻。」只要是為了促進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都應該鼎力支持。
三，「零八憲章」是否保守主義，改良主義？
余文說：「我為什麼說零八憲章是改良主義的呢？首先，零八憲章所提出的若干呼吁和建議，都是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其次，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
筆者不敢苟同。本人身在海外但無參加任何民運組織，對「零八憲章」知悉較遲，然一旦在網上看見了就詳細閱讀全文，並在第三批簽了名。正如眾多評論所說，零八憲章和平理性，所說的都是眾所週知的普世價值，沒有號召暴力革命，沒有提出推翻共產黨。但並不因此就可以說零八憲章是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更不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筆者說過「若是如此，相信零八憲章不會得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如此廣泛的支持。」
須知零八憲章是仿照捷克七七憲章的一份政治綱領，是一份未來憲法要點的大綱，它是各黨各派不同政見都可以接受的最低綱領，而不是一份行動綱領，不可能也不必要規定行動的方針是革命還是改良，是暴力革命還是顏色革命。零八憲章沒有提出暴力革命，不等於說「零八憲章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選擇。」只需具有普通邏輯的常識，都知道沒有提到的不等於反對。老實說，如果零八憲章宣稱只可自上而下的改良，不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宣稱只可顏色革命，不可暴力革命，以全體中國人當然領導者和救世主自居，規定人民大眾只可這樣，不許那樣，筆者不會簽名。因為我覺得我們抱著良好的期望，希望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達到民主化目標，但如果統治者冥頑不化，人民忍無可忍爆發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我們都不應該站在對立面去反對、去排斥，否則就等於和獨裁專制站在一起反對民主共和。况且，歷史表明首先使用暴力的，往往是武裝到牙齒的統治者，而不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大眾，五四運動、四五天安門、六四慘案……..哪一樁不是統治者首先使用暴力？面對血腥屠殺，我們怎能忍心在法理上道義上剝奪人民群眾自衛的權利？人民保留使用各種方法爭取民主的權力，有利無弊，衹會增加對統治者的壓力，讓他們不可小覷人民的力量，不敢再輕易舉起屠刀。
零八憲章沒有也沒有必要明確提到推翻共產黨政權，但不等於說是「保守主義」，零八憲章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至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在法理上道義上打倒了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打倒了共產黨，已經足夠了。
零八憲章提出的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和憲政六條基本理念和十九條基本主張，不但完全符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而是很多是共產黨六十很多年前講過的，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也寫著的，只不過共產黨言而無信而已，正如憲章所說「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無憲政」。零八憲章裏面提到了所有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天賦人權、人人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多黨議會、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這就夠了，只要能真正做到這些，中國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而所有這些，在在都和目前中共憲法所規定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義國家」、「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國家加強武裝力量革命化」.……格格不入相剋相反的，怎麼能說「在承認現行憲法的前提之下的表達」呢？怎麼能說他是「保守主義」呢？坦率地說，如果零八憲章包含有筆者上面引述的任何一種保留共產黨或任何小圈子或個人政治特權的內容，筆者也不會簽名。
四，民主化道路的多元性，呼喚團結包容
當下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越積越多，人民大眾的民主呼聲越來越大，在國際金融風暴的吹襲下，O九年很可能是中共的多事之秋，連中共黨魁胡錦濤都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執政地位不是必然的，今天執政不等於明天執政、永遠執政。」中國實現民主化是遲早的事。但是，民主化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需要各政黨各團體各階層各民族團結包容，也需要與國內外環境協調發展。筆者說過：「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但是，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發表後，有人批評說筆者列舉種種中國民主化可能的道路，將來中國政治形勢可能發生的演變，等於足球評述員說「球是圓的」，說了等於沒說。筆者不這樣認為，因為民主化有多條道路，它是多元的而不會是單一的；客觀形勢本身就千變萬化，它的發展有多種可能，本身就是客觀事實。我們誰都不是救世主，怎能規定人民大眾衹可以選擇其中一條道路？我們都不是神仙，怎能預測將來要發生的事情？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們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2月25日-3月1日，修改於3月11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3月10日「民主中國」)

王儲如此素質，國家有何指望？

據海外傳媒報道：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當地華僑說：「在國際金融風暴中，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他還指出，有少數外國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有些吃飽了沒事干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看了這段報道，吃驚不小，第一個感覺就是中共高層如此低能，國家還有何指望？習近平短短的一段話中，至少有下列三個錯誤，祇是他喝狼奶長大，自己朦然不覺而已：

一，習近平說「中國能夠基本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已經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真是令人莫名其妙！

任何國家解決自己國民的吃飯問題(其實應該包括全體國民衣食住行所有生活基本需求)不是份內的事，應盡的責任嗎？怎麼反而成了「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難道這是中國政府為「全人類」額外做的天大好事？需要「全人類」衷心感謝？習近平這樣說，豈不是等於說中國政府本來就沒有責任養活自己的國民，養活十三億中國人是其他國家，或者「全人類」的責任？怪不得毛澤東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就像是死了一群螞蟻。如果有一家父母說：「我養活了我的兒女，是對全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別人會怎樣看這家父母？

二，以「吃飽了沒事干」這句土得掉了渣的中國特色語言，形容批評中國的外國人，簡直是自取其辱。

首先，在西方國家，從來沒有人用這樣不禮貌的語言形容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並不存在「吃飽了沒事干」的人。即使是首富比爾．盖玆，也終年世界各地飛來飛去，親力親為，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華人首富李嘉誠，七十多歲了，仍然為他的商業王國把握方向，勞心勞力，你能說他「吃飽了沒事干」嗎？當然，在民主國家裏，政府對低收入家庭實施經濟援助，有人領取救濟金、糧食券，但不等於說他們就可以「吃飽了沒事干」。政府衹保障你的基本生活所需，但人不是豬，光吃飽從滿足了，人還需要其他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尤其是西方人，絕對不是中共所說的「吃飽飯就是最大的人權」。即使是領取救濟金的家庭，他們也同樣出外工作。香港報載有一個單親母親，打幾份工，晚上露宿街頭為了趕第二天早上上班，寧願憑自己的辛勤勞動，也不領救濟金，也不「吃飽了沒事干」。

其次，西方人士之所以不斷地對中國的人權提出批評意見，是基於他們普世關懷的價值觀，出於他們所信奉的「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的理念。他們自己享有民主自由，推己及人，熱切地希望全人類都和他們一樣享有民主自由，而不是習近平所想像的「吃飽了沒事干」。習這樣說，是因為他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完全不了解，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正如他在香港要求立法司法行政「互相配合，一致行動」一樣出乖露醜，被人恥笑，因為他根本不懂「三權分立，互相制約」。在美國發生過多起華人家長用中國傳統的「嚴父出孝子」的教育方法，打罵子女，或者為了生計不得已將幼年子女獨留在家，被西方人鄰居告上法庭的事情，在習近平之類的華人看來就是「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意即多管閒事)」，在西方人看來是在維護一種社會道德和文明的普世價值，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區別，看來習近平對此一無所知。

更何況據中共自己說，迄今為止中國已簽署了二十五個國際人權公約，而所有的人權公約均規定簽署國有權互相監督各國的人權狀況，因此，西方國家對中國惡劣的人權狀態提出批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習近平說的「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簡直視國際條約為無物，完全缺乏國際知識。隨著現代通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國與國之間的疆界越來越模糊，世界越發變成一個大家庭，連習近平自己也說克服經濟困難「當然也離不開國際環境。」那麼，中共政府為什麼如此害怕別人的批評呢？

三，習近平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句話更加荒謬，不妨從兩方面去理解。

首先，習說中國「不輸出革命」，等於向全世界公開地承認毛澤東輸出革命的根本錯誤。想當年毛澤東寧可勒緊褲頭也要支援所謂「世界革命」，結果不但餓死數千萬自己的同胞，還搞得朝鮮越南柬埔寨印尼及許多拉美非洲國家戰爭不斷，數千萬人頭落地。現在他們的後代習近平能夠這樣說，起碼是一個小小的進步，總比死不認錯好一些。不過，共產黨也是本性難移，當全世界都在關注蘇丹軍政府達富爾種族屠殺時，中共卻違反聯合國禁令，偷偷地向獨裁者提供武器和訓練，被人人臧并獲，這算不算「輸出革命」？

其次，習說中國「不輸出饑餓和貧困」，既是事實又是笑話。三年大饑荒毛澤東眼看著舉國上下餓孚遍野，也不肯打開國門，讓有海外關係或外國願意接受的饑民出境，把數千萬人活活地餓死在國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確實沒有「輸出饑餓和貧困」。可是，造成一個國家「饑餓和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天大的罪過，僅僅因為「沒有輸出」就值得驕傲炫耀嗎？況且「饑餓和貧困」怎麼輸出呢？難道好像鄧小平所說的：你們西方批評我們沒有人權和自由，一旦我給中國人人權自由了，幾億人擁去你們西方國家，看你們受不受得了？(大意如此)，簡直是痞子理論！但是從另一意義上看，凡是毛主義殃及的地方，過去的朝鮮越南柬埔寨古巴剛果，現在的蘇丹索馬里，無不內戰頻頻，無不貧窮落後，這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客登陸歐美，算不算「輸出饑餓和貧困」？

最後，習說「中國不去折騰你們」，簡直是天大的笑話！自從木吶的胡錦濤口出名言「不折騰」後，「折騰」二字成了全世界議論的中心，也成了海外華人輿論新的取笑對象。胡習這樣說，也等於向全世界承認他們的前輩父輩幾十年來對中國人民「折騰」夠了，現在想痛改前非，這是好事。可是，習近平這樣說的時候，到底有沒有經過大腦，問一下自己，貴黨靠武力坐上了金鑾殿，靠武力折騰自己的老百姓，人民敢怒不敢言，但你還能折騰到外國去嗎？對自己沒有權利去做的事情，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卻誇口說我沒有去做，這不是笑話嗎？！就等於有人說：我打爛了自己家裏的東西，沒有到你家裏打爛你的東西，你應該感謝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况且，中共政府不但毒害自己的國民，還向海外輸出三聚氰胺毒奶粉、含鉛玩具、毒牙膏、毒食品……，這算不算「輸出折騰」？

眾所周知，民主國家經過全民普選，能上台執政的一般都是最優秀的人才；相反，獨裁專制國家的領導人，沒有經過人民授權，更沒有經過人民的選擇，是好是壞，就只有聽天由命了。正如胡適先生所說的：「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見過世界的人，我們也許可以跟他走上平陽大道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是瞎子……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見「我們走哪條路？」)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專制統治之下，獨裁者沒有任何制約，一念之差往往就決定了千百萬人生死；如果一意孤行，就會給國家民族帶來長久的災難。
毛澤東正是一個這樣的瞎子，他上位前發動武裝叛亂，消極抗日，發動內戰已經令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上位二十七年，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又使到數千萬同胞慘死其下。之所以一個人能夠長久地對全體國民操生殺大權，一個大國的命運系於一個又一個垂死老人的身上(毛鄧)，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難辭其咎。如今中共領導已經傳到了胡溫第四代，包括預先指定的第五代接班人習李，比起毛周那一輩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邊緣知識分子，總算是受過大學教育了，可惜都是一些中共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喝了太多的狼奶，即使當了領導人，偶爾地去外國踏踏紅地氈，走馬觀花，沒有像胡適、李登輝、馬英九那樣真正在國外生活過學習過，對民主憲政一知半解，像習近平這樣大放厥詞，或者像溫家寶被人擲鞋卻以莫名其妙的黨八股應對，洋洋自得卻成笑柄而不自知。由這樣素質的人來領導一個大國，有何指望？老實說，依筆者個人觀感，雖然歷史車輪向前走了一百年，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是，中國的政制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論治國方略、執政成績，中共還比不上國民黨，毛鄧比不上蔣氏父子、江胡比不上李登輝馬英九，甚至比不上滿清慈禧和光緒；論禍國殃民，則遠過之。因為中共的整體素質無論個人出身、教育水準、國際視野和執政能力都不如前兩者，滿清國民黨還懂得尊重民意，共產黨視民意為無物。一個自己也承認「在和平時期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政黨，早就應該下台了！

(寫於09年2月14日，修改於2月16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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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於09年3月「爭鳴」雜誌，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民主對於中國不是異物——讀陳西「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有感

若非覺得有原則性分歧，或會誤導民眾，筆者不喜爭論。前幾天有人逐條批駁拙作「條條大路通羅馬」，認為實現中國民主化只有一條道路、一種可能(若非神仙豈可預卜未來？)筆者覺得不值一哂，不予置評。可是，今天(2月19日)在貴刋讀了陳西先生「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驚訝之餘，卻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
陳先生大作的中心意思是：一，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二，自然法則規定了「弱肉強食」的定律，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民主國家隨時有可能會退到專制的王國。三，民主從創造性來，唯有創造論精神才有可能幫助我們……勝利到達彼岸。(以上全部引自陳先生原文——筆者註)筆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請教於廣大讀者：
一，陳先生得出結論之一，是因為：「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所謂異物，就是說中國的常態是專制，而不是民主。」「看看中國的五千年文字史，哪裏有過民主制的記載？哪裏有過民主的萌芽？咱們中國的歷史完全是一部專制史。」「民主是西方的產物，不是中國的特產，民主屬於歐美。」
這裏有幾個問題：
1，中國社會如同世界社會一樣都是不斷發展的，用不斷變化發展的觀點，而不是靜止孤立的觀點看歷史，就不存在什麼「常態」和「異物(態)」。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也曾經過漫長的奴隸制(神權)、封建制(王權)才演變成民主制(民權)，如果照陳先生的說法，他們在實現民主政制之前，豈不也是專制為「常態」？民主為「異物(態)」？那為什麼人家能夠改變常態，實現「異物(態)」，而中國人卻不能？僅僅是因為中國專制社會的歷史比他們長，就不能實現民主嗎？
2，陳先生說「民主是西方的產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這和中共說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們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有何兩樣？雖然陳先生根據的是中國歷史，中共根據的是「中國國情」，結論都一樣：只有西方人可以享受民主，中國人不可以享受民主。中共一直藉口說中國地域廣、人口多、文化低、經濟差而拒不實行民主，就差沒有說不敢說中國五千年專制統治，不可一日無皇，陳先生卻不經意地做了中共的傳聲筒。或許陳先生的本意不是如此，但陳文客觀上所起的作用確實如此，這是不可不引起警惕的。
3，陳先生說「看看中國的五千年文字史，哪裏有過民主制的記載？哪裏有過民主的萌芽？」與中國歷史不符。近百年來，隨著世界民主的發展，中國也出現了幾次「民主的萌芽」。一是清末頒行「欽定憲法大綱」、設立資政院諮議局、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官制、公佈「憲法十九信條」宣布實行君主立憲。二是中華民國成立， 1912年3月即頒佈「中華民國臨時憲法」，各省選舉省議會，聯合推舉總統和參議院。其後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1931年頒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三是抗戰勝利後，1946年1月召開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國共雙方共同舉薦民社黨張君勵主持起草「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保留三民主義基本原則，建民治民享民有民主共和國。只因中共在軍隊編制問題、政府名額問題、解放區問題等上提出許多不合理不民主的要求，蓄意發動內戰奪權而流產。所有這些儘管距離現今西方民主制度還有相當距離，但他們不僅是「民主的萌芽」，而且還是中國有史以來幾次民主憲政的嘗試和實踐，可惜都被錯過了。
4，民主自由到底是西方的專利，還是普世價值？隨著現代文明的飛躍發展，網絡通訊無遠弗屆，在全世界全中國人民心目中早已有了答案，連溫家寶都不得不承認。之不過中共講一套做一套，一面在國外高唱民主普世價值，一面在國內又倚靠武力強行壓制，或壟斷傳媒欺騙民眾而已。在這種時候，陳先生居然還說「民主是西方的產物，不是中國的特產，民主屬於歐美。」簡直是匪夷所思。事實上東方已經有很多民主國家，亞洲就有日本、南韓、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甚至不丹、外蒙古等數十國；就算陳先生所說的中國人中，台灣已經率先實現了民主化，難道這也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
二，陳先生結論之二所謂「自然法則規定了「弱肉強食」的定律，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更成問題。
1，陳先生這裏所說的「自然法則」本身就含意不清，不知指的是「自然界演變的規律」還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而非人為強行改變)的規律」？若果是前者，因為動物只有求生的本能，而沒有人類獨有的思想，所以才有自然界的「弱肉強食」，但又談何「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若果是後者，對人類而言，「弱肉強食」的時代早已過去，人類已經進入「天賦人權，人生來平等」共識的年代，進入了「普世關懷」的年代，世界越來越變得像一個大家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只有毛共及其後繼人才會熱衷戰爭，才有臉面去炫耀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戰)，就算對動物，人類也早已拋棄了「弱肉強食」，轉而保護動物。
2，那麼「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規律」到底是民主還是專制？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民主國家從無到有，根據「自由之家」在台北發表的「2009年世界自由度」報告：全世界193個國家有89個國家屬於自由體制，佔所有國家的46%，不自由的國家有42個，佔的比例是22%；部分自由的國家有62個，佔32%。怎麼能說「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民主自由已經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已經形成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陳先生卻說「民主國家隨時有可能會退到專制的王國。」真是聞所未聞！筆者在美國居住多年，相信若果詢問美國人是否擔心美國會回到一兩百年前的農奴社會，恐怕別人會笑你杞人憂天。特別是今天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黑奴的後代成了第一夫人，陳先生這樣說是否對美國及民主國家缺乏了解？
3，筆者揣測陳先生的原意可能想說：商場如戰場，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引伸到政壇，則都想掌握權力當獨裁者。這就錯了！很可能是陳先生用大陸的觀點去看資本主義的商場和民主國家的政壇。資本主義的商業競爭是建基於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上，和中國大陸權貴資本主義完全不同，在公平競爭中取勝說明商業智慧和運作成功，不等於自私貪婪，豐厚的利潤是社會對優勝者的回報。况且越是發達的社會，越是富有的人越具公益心；說到了政壇則與陳先生所想像的相去更遠，民主國家由於有定期的選舉，執政合法性來源於人民，民主作為一種理念早已根植民心，已經沒有任何政黨和個人有獨裁專制的非分之想，即使有，也沒有實現的政治環境。所以陳先生所說的「自然規律趨向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完全解釋不通。
三，陳先生結論之三「民主從創造性來，唯有創造論精神才有可能幫助我們……勝利到達彼岸」強調「我們中國能實現民主嗎？這就要問我們有沒有創造性精神！我們中國能建成民主制國家嗎？這就要看我們有沒有創造力。」用「創造性」、「創造力」作為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條件，顯得牽強附會。查中文辭典，「創造」一詞的解釋是「首次製造或者建立新的事物」。民主社會在西方已經存在數百年，民主制度已經被實踐証明行之有效，別人在前面試驗成功了，我們在後面照搬就是了，還談何「創造」？陳先生解釋說：「這創造力表現為大無畏的反抗、抗爭、抵制、像信仰者那樣鍥而不舍的爭取實現與承擔的精神！」這不叫「創造」，這叫「團結奮鬥」。
四，或許陳先生「民主對於中國是異物，如果中國實踐了民主，那一定是一種偶然，絕不是必然。」原意是想表達「中國沒有民主的傳統，民主不會主動到來，要實現民主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可是，民主對誰都是從無到有，誰有民主傳統？)這種觀點本身沒有大錯，但是表達的方法完全錯了。不知其他讀者有何感覺？起碼筆者產生了以上的疑問。面對著全世界洶湧澎湃的民主浪潮，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呼聲，中共正扭盡六壬負隅頑抗，我們千萬不要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他的應聲蟲，損害了中國的民主事業，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警惕的。
總言之，筆者持相反的觀點，筆者認為民主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包括我們中國在內都是必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絕非偶然。中國人和別的民族相比，沒有任何理由被認為不配享有民主。雖然我們國家封建專制的歷史比別人長，受封建專制的毒害比別人深，特別是毛共給幾代人灌輸了太多的專制狼奶，但是不等於說我們不可以從後趕上。只要我們努力啟蒙，全民覺醒，就和全世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民主是必然的，不可能對我們「衹是偶然」，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得好：「我不相信中國永遠是一個例外。」
(寫於09年2月19日修改於20日)
(首刋於09年2月22日「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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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條大路通羅馬

隨著「０八憲章」的問世，一呼百應地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簽名響應，國內劉曉波先生被祕密拘禁，引起了全世界普遍的關注。與此同時，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深入討論，這說明了中國民主化不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民心，連自以為強大無比的中共極權都感到恐懼，而且說明實現百多年來幾代中國人的夢想已經到了「提上日程」的時刻，民主自由離我們已不再是遙不可及了。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的問題，不但是知識階層積極探討的問題，全體中國人關心的問題，我們將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而且更是關乎我們國家民族和每一個中國人命運的問題，大家就此展開討論很必要，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很正常。問題是，在當前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在「０八憲章」的旗幟下最廣泛地團結起來，向著民主憲政這一共同的目標努力奮鬥的時候，切忌互相猜疑、互相攻奸，必須求同存異，團結一致，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達到我們的目標。
關於中國民主化道路，筆者在「民主中國」的「中國民主轉型的現狀與前瞻徵文」發表過若干文章，就個人的感性選擇而言，革命與改良，筆者寧願選擇改良。因為革命意味著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的急劇改變，勢必會給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千萬人的生命安全和尊嚴；而改良則是漸進的持久的改變，廣大民眾在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前提下，在社會秩序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向普世價值靠攏，逐步同世界文明接軌，顯然代價最小、最安全、最穩當。如果改良行不通，一定要革命，則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筆者寧願選擇顏色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過程中千百萬人頭落地，本身就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著名的美國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說：「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進行之中的目的，人們無法通過邪惡的手段來達到美好的目的。因為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在你使用不正確手段的同時，你的目的也就變得不正確了。比如說當年抗戰勝利後，毛共口口聲聲「民主自由」，說要建立一個「人民政府」而發動內戰，結果數百萬同胞人頭落地，還未見到「民主自由」，還未見到「人民政府」，最寶貴的生命已經被剝奪了！目標再崇高、再偉大，也早已沾滿了鮮血，真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且，以暴易暴的結果只能是新暴政取代舊暴政，陷入專制獨裁的惡性循環，這一點早已為迄今為止的數千年中國歷史所証實。

最近，香港政評家張三一言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認為「可以不可以建立一個民主社會制度，問題不在是不是使用暴力，而是在於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加上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張先生舉出美國華盛頓為例，他領導獨立戰爭取勝後，既不願當國王也不願當終身總統，以身作則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憲政的基礎。理論上筆者也很贊同張先生這種新見解，可惜在中國的現實中沒有多少可能性。時代不同了，今天無論客觀的環境和主觀的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國民黨北伐軍從南打到北，共產黨解放軍從北打到南那種席捲全國的大規模內戰已不可能重演，即使有人想當蔣介石毛澤東，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當砲灰，屠殺自己的同胞了，因此，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過程中是否出現唯一獨大的勢力」這一疑慮大可消除；可是，依筆者看，鑑於中國傳統獨裁專制勢力強大，從來不願意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將來中國出現局部的「暴力革命」，類似辛亥革命的武昌首義、各省呼應；或者羅馬尼亞式軍事政變不無可能。問題是中國深受數千年封建王朝專制統治的影響，過去無論國民黨、共產黨，從上到下，「打天下、坐天下」意識濃厚，今天某些民運人士的言行中，也不難找到這種舊意識的蹤影。所以張先生所說的「使用暴力者對民主的認知和認同，是否立志於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就大成疑問了，以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土壤，是很難養育出華盛頓來的。由此看來，我們中國還是很難擺脫以暴易暴，舊暴變新暴的惡性循環，所以，筆者贊同顏色革命，反對暴力革命。
但是筆者認為，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客觀情勢的變化，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況且，選擇什麼道路，十三億中國人各行各業各階層各團體，各黨各派包括中共改革派，都有不同的想法，很難說誰的看法就絕對正確，別人的都錯了，一切都要視乎將來客觀形勢的發展。而且，革命和改良、暴力革命和顏色革命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魯迅在「吶喊」序言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筆者不同意謝韜「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不同意余傑獨尊「胡適的道路，也就是康梁的道路」(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筆者註)兩者都是不準革命，衹許改良，而且限於黨內的改良，甘心情願地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全部交給幾千萬「黨員」，彷彿只有這幾千萬共產黨員才是中國的主人；筆者同意焦國標先生「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但這個「等」應該是「等待時機」的「等」，而不是「消極等待」的「等」——筆者註)、同意張三一言先生「如果以為單憑憲章的正義性就可以實現民主理想，必然會失望；如果與所有其他民主力量，包括從黨內改革到暴力革命配同合作，則實現民主憲政可能性大增。」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先生等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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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2月10日「縱覽中國」)

康梁的道路走不得，胡適的道路走不通

最近海外網站上有幾篇關於「零八憲章」的文章，其中一篇說：「劉波的道路是康梁的道路，也是胡適的道路。」竊以為大謬不然。筆者曾在1月6日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中說過：「胡適的道路並不等同康梁的道路，胡適主張民主共和，康梁主張君主立憲，而共和和帝制是兩個相反的政體。」幸好迄今為止所觀察到的，劉波先生及其「零八憲章」並沒有走「康梁的道路」，否則相信不會得到包括筆者在內的海內外各界人士如此廣泛的認同。

眾所週知，康梁從「維新派」變成「保皇派」，其維護清朝皇權統治的政治目標始終沒有變化，唯一改變的是「戊戌變法」失敗了，他們的主張從「救亡圖存、維新變法」演變到「光緒復位，君主立憲」。他們鬥爭的目標僅僅局限於以西太后為代表的封建守舊勢力，他們把一切變革中國的希望寄託在光緒皇帝身上，期望中國也出現明治天皇、威廉二世和彼得大帝一樣的開明君主，實行君主立憲。康有為一生最大的奮鬥目標不過是「為王師」，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他說「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光緒皇帝召見他，他受寵若驚、感激零涕；光緒被軟禁，變法失敗，他在日本船上聽到消息，要跳海「殉君」；到了外國，他成立「保皇會」說：「欲保中國，非保皇上復位不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他如喪考妣，留辮明志，以「亡國臣民」自居，對中華民國充滿敵意，至死都想復辟清王朝。所以，所謂「康梁的道路」核心內容無非是保存帝制。

一百年過去了，世界上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已經民主化，可是人口最多的中國仍然在民主的門外排徊，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哀。筆者曾經寫過幾篇文章，浩嘆歷史輪迴，如今又似乎回到了清末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年代。「康梁的道路」雖然已被歷史事實証明失敗了，但不少國人並未吸取足夠的教訓，反而津津樂道甚至身體力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某些原「體制內人士」，八九民運前推動趙紫陽「改革開放」，就像當年康梁「公車上書」慫恿光緒「變革維新」，同樣必然地遭遇到頑固保守勢力反撲，「六四」慘案後，捧趙反鄧不遺餘力，就像當年康梁捧光緒反慈禧一樣，以為只要把鄧小平反下去了，中國就有救了。殊不知這種將政治制度的變革看成是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根本上就錯了，錯誤在於：

一，「衹反貪官，不反皇帝」這種不觸動不合理社會制度，衹是自上而下小修小改的「變法維新」/「改革開放」必然失敗，原因有四：(見04年11月「爭鳴」雜誌拙文「也說趙紫陽」)
1,清末康梁的「百日維新」和後來中共胡趙的「改革開放」最相同的一點，就是他們都沒有也不敢觸動造成中國數百年來積弱貧窮的腐朽的政治制度，「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都衹是企圖在維護現存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進行自上而下的，對經濟文化教育有限度的變革，實質上是維護這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徹底地推翻這種阻礙社會前進的政治制度。
2,由於他們都是致力於自上而下的改革，過份地局限和依賴宮廷爭鬥，嚴重地脫離了人民大眾。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和以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為首的元老黨又遠比光緒帝黨以及胡趙的「改革派」勢力大得多，因而注定要失敗。
3,清朝末年和當今的中國社會的吏治腐敗都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龐大的官僚架構中層層依杖權勢的既得利益者，構成了「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的巨大阻力。當年光緒皇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發下了一百多份詔書，均被各級官吏束之高閣，拒不執行，成了一紙空文。今天中國的情況大同小異，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任憑「中央」定出多少反貪條例，殺了多少「委員長」、「省長」、「市長」，貪污腐敗不但沒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見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經行不通。
4,由於「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觸動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雙方力量懸殊，腐朽頑固的保守勢力最終都動用武力，使這種本意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地位的「變法維新」和「改革開放」流血收場。光緒皇帝和趙紫陽的被軟禁，為這種百年歷史輪迴的驚人相似，寫下了最沉重的一筆。
二，「維新變法」/「改革開放」失敗後，不去汲取深刻的教訓，從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繼續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明主」身上，反對一切改革政治制度的運動。
「戊戌政變」失敗後，國內外形勢繼續惡化，頑固保守的西太后也不得不接受維新變法，頒佈「欽定憲法大綱」，不過，清廷的「政改」實質上並不像日本、英國德國那麼徹底，二十三條中竟然有十四條是關於「君上大權」。中國的「君主立憲」是「實君立憲」，而不是日本和西方國家的「虛君立憲」。可以想見，即使「欽定憲法大綱」餘下的九條首次賦予中國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人權真正落實，距離民主憲政還十分遙遠，「康梁的道路」無疑阻擋了歷史的前進，因而被辛亥革命所取替，是歷史的必然。
一百年後胡趙的「改革開放」以「六四」流血收場後，迫於國內外形勢，鄧小平也不得不繼續「改革開放」。可是由於堅持衹改經濟，不改政治，迄今改出了一個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錢權勾結、貪腐橫行、道德淪喪、民怨沸騰。當年的八九民運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有了「０八憲章」，提出了明確的政治綱領，本來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應該汲取教訓，摒棄「康梁的道路」，團結起來致力於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幸的是，「康梁的道路」仍然陰魂未散。某些原體制內人士大力謳歌趙紫陽，似乎只要有了這個「明主」，中國就能民主化了。其實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只不過是如何對待八九學生運動有不同意見，在維護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立場上，他們是高度一致的。所謂趙紫陽提倡「黨內民主」和「多黨制」不過是這些體制內人士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且看趙本人是如何說的吧！他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是假民主」；「中國不能實行代議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議會去討論，就會誤事，影響效率」；「中國不能實行普選，中國農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據說，趙紫陽在被軟禁多年以後，從自己身上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以後，對來訪的人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黨的領導不能取消……」(見宗鳳鳴「軟禁中趙紫陽的談話」)。趙紫陽對戈巴卓夫說：「我們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與西方類似的政黨制度，在那種制度下，各政黨可以輪替執政，我 們的歷史條件和實踐與西方不同，現在中國的無論哪一個黨，都不可能代替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另外一些民主黨派，我們與他們進行協商，互相 監督，但領導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國共產黨」(戈巴卓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39章第4節)。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如果像某些原體制內人士那樣走「康梁的道路」，把趙紫陽捧作中國民主化的救星，必然會像當年康梁擁光緒帝復辟一樣，和民主憲政背道而馳，所以說「康梁的道路」走不得。
胡適則不同，他在西方受教育，對民主憲政有深刻的認識，他一生致力於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講寬容、講人權、講民主、講自由；反對階級鬥爭、反對暴力革命，鼓吹議會政治。胡適和康梁最大的不同，就是胡適以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為目標，而康梁以維護封建王朝為目標；胡適以體制外的自由批評者為目標，康梁以入朝當官為目標。從三十年代直至去世，胡適先生不間斷地批評執政國民黨，抨擊獨裁專制，要求民主自由。筆者認為，「胡適的道路」最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其次才是他的改良理念。表現在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走向和平民主新機遇，胡適不但嚴厲地批評國民黨獨裁專制，規勸蔣介石實行民主憲政；同時也苦口婆心地呼籲共產黨放棄武裝割據，實現軍隊國家化，勸導毛澤東「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痛下決心，放棄武力」並且以美國傑佛遜總統手創的民主黨以及英國工黨通過和平競爭取得大選勝利的事實，試圖說服毛澤東放下武器，以社稷萬眾為重，免再起戰端，生靈塗炭，以第二大黨的身分參與議會政治，「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可惜，國共兩黨都沒有採納胡適的意見，中華民族喪失了這一實現民主憲政大好時機，從此走上了半個多世紀災難連綿的歧途。
網上還有文章引用胡適說過的：「在朝為國家做諍臣，在野為政府做諍友」質疑胡適「獨立學人」資格，指「胡適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從一而忠，更像為前清盡忠至死的康有為」。筆者不敢苟同。1952年，胡適應邀回台灣講學，蔣經國到機場迎接，胡適仍然不客氣地說台灣沒有言論自由。他說：「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 自由。」他希望「在朝的要培養鼓勵合法的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擔負起這個責任，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有這種精神才可以養成民主自由的風氣和習 慣。」「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地批評政府，合法地反對政府，合法地制裁政府的機制。」
胡適先生的這些話有什麼不妥？如果一個政府能夠接受批評意見，從善如流，不斷的改良，有甚麼不好？難道非要推翻他「另起爐灶」才對？ 要「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首先，得看這個政府有沒有雅量？對這些「諍言」聽不聽得進去？有沒有改進的決心？胡適的意見相當尖銳，但 蔣介石仍然能夠接受，說明蔣介石畢竟有容人的雅量。蔣曾向他保證「今後政府將實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將獲得更多的自由。」 在蔣介石70歲生日時，胡適重提當年送《淮南王書》的用意，希望蔣克制自己。他送蔣「無 智、無能、無為」六字訣，希望他能做一個無智而能「禦衆智」，無為而能「乘衆勢」的總統。那時，中央日報請胡適寫祝壽文章，胡適寫成後附一信，說量人不敢登。當時報社負責人很為難，但蔣介石非常寬宏大量，一字不改地登了出來。胡適曾評價蔣介石：「他長進了，氣度也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能相當地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蔣介石時代需要面對的先是中共的武裝叛亂，後是武力威脅，沒有能夠全盤接納胡適的建言，情有可原；到了蔣經國時代，胡適民主自由的理念終於在台灣修成正果，歷史證明了當年胡適「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並沒有錯。
可是，自稱胡適學生的毛澤東又如何對待他？1947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做國務委員考試院院長，194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出任總統候選人，胡適均再三婉拒，理由是要為國家留一些獨立人士。毛澤東衹是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1949年5月4日，中共還未全取政權，其「人民日報」已發表「五四兩個基本口號」的社論，指胡適為「反革命的辯護人，成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並把他列為「戰犯」。金鑾殿還未坐暖，1950年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開展大規模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胡適在北大的許多同事、學生都被迫揭發批判他。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也被迫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指「他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宣佈要脫離父子關係。胡適認為思杜是迫不得已的，他說：「我早知道，共產國家是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在更知道，連沈默的自由也沒有。」胡思杜還把母親留給他一箱金銀手飾上交共產黨說「我要參加共產黨，黨員不需要金銀財物」。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對共產黨癡迷的青年，1957年反右運動中也難逃厄運，被迫自殺身亡，死時才36歲。毛澤東的老朋友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僅僅為農民說了幾句好話，就被毛澤東罵得狗血淋頭，可見，對這樣的黨，這樣的領袖，「諍」得起來嗎？不要說黨外人士了，就是黨內的高層如劉少奇、彭德懷「諍」了一下，落得什麼下場？所以，胡適的「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完全不適用於共產黨，不但是「對牛彈琴」，更加是「惹禍上身」。再看看今天胡錦濤是怎樣對待劉波和「零八憲章」的？就更清楚了。所以筆者認為，「胡適的道路」走不通。
那麼，中國民主化應該走什麼道路？確實值得全體中國人深入思考和討論。筆者在拙文「條條大路通羅馬」中說過：「討論中國民主化走什麼道路？不能光是比較誰最好最理想？還得看這條道路走不走得通？如果走不通，再好再理想也沒有用。儘管我們有良好的願望，可是當權者冥頑不化，正如「觀察」雜誌主編楊莉藜先生的文章所說「如果和平演變的道路被堵死了怎麼辦？」筆者看將來中國政治局面的演變，不會是單一可能，而是多種可能性並存：或者像前蘇聯，共產黨領導層核心內出戈巴卓夫和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或者像台灣，國民黨領袖蔣經國先生開放黨禁言禁，李登輝開放普選，國民黨以平等身分參加競選；或者像羅馬里亞，軍隊倒戈，獨裁頭子死於槍下；或者像前東歐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大規模持久的群眾抗議運動，迫使共產黨垮台；或者像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各省響應；甚至或者中共朱成虎之流瘋子狗急跳墻，發動戰爭，被人滅了，像日本一樣，麥克阿瑟移植美國民主……。既然有多種可能性，中國民主化就應有不同的道路。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希望全體中國人要更加互相包容，求同存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起來，每一個中國人都以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衝擊頑固的千年封建專制，比如劉波先生的「0八憲章」、法輪功的「退黨退團」、楊佳的「怒殺惡警」、瓮安的「火燒公安」、黑龍江的「分田宣言」、重慶的「教師罷教」、廣州的「的士罷駛」、廈門的「集體散步」、地震難童家長的「集體悼念」、毒奶難童家長的「集體索償」、拆遷戶的「維權上訪」……匯成一股滾滾向前的洪流，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期盼了一百多年的民主憲政一定會實現。」
(寫於09年1月14日，修改於1月18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月21日「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