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先生:
謝謝留言,謝謝贊同中國必須民主化。但我不同意你站在統治者立場說的「恩威並濟」和「民主與極權的平衡」。自由民主是天賦人權之一,政府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沒有權利對人民「恩威並濟」;人民大眾需要的衹是民主,不需要任何極權,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民主與極權的平衡」!
習近平身為國家領導人,卻公然對全世界造假學歷,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今日全中國假學歷、假食品、假藥物......泛濫成災,怪誰?!國民黨尚有一點羞恥心,共產黨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有的祇是蠻不講理,顛倒黑白。國民黨都垮台了,共產黨能不垮嗎?
我並不「睿智」,但我有正義感,我也並非「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我博客上200多篇文章均在海內外報刋雜誌公開發表,我不明白您要求我投入「政治的修羅場」是什麼意思?用共產黨的話來說,我是「拿起筆作武器」。香港民主之父司徒華先生說:我們每一個人能夠為中國民主化做些甚麼?就去做什麼!我已做到了,雖然做得還很不夠,但問心無愧,謝謝你的指教。
李大立上
27/5
香港
Anonymous has left a new comment on your post "王儲如此素質,國家有何指望?":
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學習...
十幾億的人口,民主素質不是幾個人喊一喊就解決問題了...
恩威並濟一向就是崇尚中庸的中國政治智慧。
所以,取得民主與極權的平衡才是適合中國的政治模式。
習近平的言論,不過是酒後對之前國外媒體攻訐中國的怨言罷了!
就算習失言,其實也沒必要將話題無限上綱到共產黨下台,
我想這才是作者真正想表達的究極意念,這實在沒啥意義...
咒他們下台都不知道多少人講了多少年了? 有用嗎?
而且閣下這麼睿智,為何只在網路上大放厥詞?
卻不願投入政治的修羅場,苦其心力為民請命呢?
Posted by Anonymous to 李大立博客 at May 26, 2009 3:17 AM
Thursday, May 21, 2009
荒原:“辛亥革命”与“光荣革命” ——读李大立“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有感
文章摘要: 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作者 : 荒原,
發表時間:5/9/2009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作者 : 荒原,
發表時間:5/9/2009
一、“光荣革命”同样拥有暴力因子
在各处频频看到有人在以英国的“光荣革命”说事,感觉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通之处,有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现不妨将二者做一些探讨。
“一六八八年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也是以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的,虽然没有流血,但起码动用了军队和武力。之前的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和发表,也是因为英国贵族武装起义,披肩带甲进攻伦敦,才强迫约翰王签署的;其后,约翰王和他的继任人屡次反扑,国家陷入内战,经过多次战乱,君主立宪才初具雏形。又比如中国人常常奉为楷模的日本明治维新,从维新改良的开始,以及其后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均发生过战争如乌羽、伏见之战、戊辰战争、西南战争等。就算是美国,也曾发生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不过他们这种革命,比之中国前后几次长达数年席卷南北的内战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李大立: 革命不是魔鬼,改良不是唯一(下同)
中国民间的中产阶级学人们所广泛歌颂和肯定的言论主流,较多认定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场和平革命的典型,但诸位却忽略了“光荣革命”最终得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成功背后所实际拥有的暴力因子,即“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这个暴力威慑下所起到的巨大压迫作用,也无视其人所推崇的曼德拉、拉甘地、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运动,是在民主和类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且同样难免出现暴力行为这个事实。在现阶段尚处极权主义制度的中国,幻想着仅仅以“进谏、规劝”的书生文人手法,意图获取一个与“光荣革命”等同的民主果实,实在是自欺其人之举。 “吴某人的‘决不’宣言,无异给了现代改良派一记耳光,笔者希望这盆冷水泼下来,改良派应该清醒一些了。”
世界各国经过暴力革命获得民主成功的例子还有不少,区别只在于“暴力”性质和成份多少。再以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例,其间也不一定一人未死一人未伤,一直是和风细雨温良谦躬让而得天下,其间种种处于暴力边缘的细节对抗和政治冷暖又有几人可知?
后人如此认定一场曾经的革命,无非是躺在教科书上,用历史时空的宏观俯视视角轻掠而过的产物。
二、“辛亥革命”暴力并不明显
中国的“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也是一场几乎没有太多流血的“暴力革命”。在中国这个迷信于暴力的国度中取得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在革命者前赴后继的争取和牺牲下,迫使后清统治者在压力面前不得不放弃权力而获得成功的。其背后所蕴藏着的巨大变革动力早已形成不可扭转的历史变量,其中“民心思变”是其成功的保证。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一件事情只能完成一件事情的使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如此,“辛亥革命”中的武昌暴动和后清皇族退位,同样如此。
在歌颂革命者的同时,也不得不为满清皇帝的“识时务”而折服。他们没有将一己私利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挑起哪怕是终将失败的一场垂死挣扎式的暴力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的边族竟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好的那一部份的影响下,以“和”为贵地实行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又一次政治禅让,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会从政权交替之时而产生的更早更大的全面战争和流血冲突。
心存天下并识时务体大局,是一个好的专制统治者的必备素质。满清统治者虽然在国人眼中事事不如人,但仅就这个“禅让”动作,就足够现在的某些人学习和反省终生的了。
三、天下大乱责任不在革命本身
至于后来的天下大乱,不是出自于革命派与被革命派之间,而是出自满清皇族已经实行和平禅让之后的各地方军阀之间,不论其原因是源自于历史的影响还是现实的利害,但那只能说是满清之后的受权者们并没有把握好权力的秩序和规则,而引起的另一场秩序失秩时的天下纷争。但这场纷争与满清统治者无关,也与“辛亥革命”本身无关。
“辛亥革命”打倒了旧势力,建立了新中国,却只是社会“硬件”的成功,但其“软件”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而且在国门刚刚洞开的几十年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几千年的旧思想和旧传统改造到符合当时中国现实又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这样一个双重高度,所以其在另一层面上的失败虽是必然的,却是无可厚非的。
任何“革命”都有风险性和偶然性,包括和平改良,如果没有规则,同样难免会被专制者所左右。就连甘做奴才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小心侍奉主子的同时一劳永逸安享终身。
再拿中国当前所谓“和平时期”的国人意外死亡来看,如各种劫杀抢掠、自然灾害、政治打压和生产事故,其相对频率其绝对数量并不比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死人少,在专制暴政下所付出的社会综合代价也并不低,之所以不被人关注,仅仅就是因为一是有“主子”这根主心骨而好似不必担心会“天下大乱”,二是因为事不关己漠然处之罢了。
四、革命之后的秩序重建
“如果革命的目标正确,解体了旧有的专制秩序,迅速建立起民主新秩序,所谓「大乱之后必迎大治」,反而更利于迅速地实现民主宪政。中世纪以后欧美发生了很多革命,社会制度的急剧改变前所未有,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都不是独裁专制,而是民主宪政。即使有些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也远较中国为轻。最典型的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美国1776年的「独立革命」,两者分属不流血和流血的革命,但都是英美两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起点。”
“辛亥革命”引发的天下诸候划地而治,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了。中国国土广阔,一旦集权消失,划地而治往往成为一种政治存在形式。所以,“辛亥革命”是因,诸候割据是果,却不是“辛亥革命”之责。也可以说,正是付出诸候割据的代价,才拥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之后之所以出现天下大乱,一方面源自国人民主思想启蒙尚早,对民主和秩序缺乏必要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则因为事发“突然”,没有能及时建立起一套合乎大众口味的民主规则,一时之间国家陷于政治真空和信仰迷雾,在更深层面的旧传统思想左右下,走向军阀割据和天下大乱,也就成为必然。决无必要和理由来否定“辛亥革命”本身的有限暴力及其积极意义,而是要反思之前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之后权力真空期的普世法则的构建与遵守。
况且,当时中国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即已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影子政府来支撑社会危局,只是这个新政权与中国的旧传统和旧势力的权力衔接上,还缺乏一个能被众人所接受的方法和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时间过渡,在历史的文明断层中强行地进行人为嫁接,其后果自然是断裂和混乱。
在战略层面的正确之下,战术层面的正确也同样是必要的,要不然极可能会产生反复。
在任何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建立必要的秩序规则,是一条必须的可行之路,只要有了秩序和规则,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并不是那么可怕。
五、中国“天下大乱”的因子已经淡化
中国社会经过了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民主启蒙的种子,也有传统皇权的复辟和武阀们的纷争,但不能忘怀的却是中华民国这个从传统皇权走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断代国家,虽然它在政权构建上并不成功,却不能忽略其在政治文明上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引导和训识作用,这个过程,或许也是一种硬性的民主启蒙吧?
这一百年最让人痛心的,是出乎国人意料之外的那一次极端思想的引进,并因此招致了中国正在萌发中的民主意识的全面大倒退和政权形态的全面复古,加之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一些糟粕,才使中国经历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文明大衰退。
这次文明衰退,在一百年的小历史视角上看,是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在更远的大历史视角上看,因其颇具前因后果之全,则是一种必然,也算是中国文明必须经受的一种涅槃和宿命。
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民主意识已大大增强,世界的大环境已有利于民主的存在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也允许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美中不足的,只不过就是那个久居华夏故地的异教学说及其代理集团的独臂阻碍而已。
如果有天下大乱之因,纠其根本所在,也只能是出自于此伙之手,而决无它人。令人兴奋的是,它们的暴力因子正随着其腐败的滋生和扩延,如同病毒一般,正无处不在地侵入其肌体,处在逐渐自我消磨的过程之中。在民意商失之后,做为生存依托的军队,其战斗力同步下降,虽然还可能会临死一搏,但大不了如奥运礼花般芸花一现而已,已不足以“令人生畏”了。
社会变革是必须的,不论何种形式,皆是民间社会对执政者政绩的一个对等反应。但革命与改良究竟走什么路,早期取决于执政者,后期则呈递减趋势,其中烈度,同样如此。
六、结语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杯用各种坏掉的原料调制出来的变味鸡尾酒,这杯酒实质上已变成一杯不能饮用的毒药。
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很明白,他说:我们必须以专制对抗专制。
国人虽然不再衷情于暴力革命,但不应当惧怕由专制者挑起的暴力打压。虽然不会用全面的暴力革命来换取一个没有保证的和平民主,但也不能只求“专制者自己的和平”而甘愿充当永远的奴才。有限的暴力革命并不是和平民主的猛虎,长久的暴政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
英国的“光荣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以不流血和少流血为代价的“光荣”革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它们都是被历史所永久记忆的追求自由的“光荣”。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自由,为何不能再一次将这种最低限度的暴力革命重新“复制”,成为我们当代的“光荣使命”呢?
2009-5-3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Tuesday, May 19, 2009
任重而道遠——祝賀馬英九總統任職一周年
(應香港自由社團聯盟邀約而作)
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從台灣來的資深總編喻舲居先生有一次半開玩笑地稱我為「國民黨世家子弟」,實不敢當。可能因為我祖父容伯挺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老同盟會員,擔任過廣東省國民黨部總務主任和省議會議長、姨公梁寒操、徐志道又分別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長和保密局長的緣故。大陸淪陷時父母沒有聽從他姨丈梁寒操的勸告去香港台灣,留在大陸,不但自己吃了很多苦,文化大革命中雙雙被監禁,幾乎丟了性命;子女們也受連累,被視為階級異己分子,吃盡苦頭。所以我從小就對國民黨有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心情,但是一直都沒有發生過任何聯繫,直至上月在香港參加「蔣經國先生百歲壽辰慶祝會」,才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國歌,在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下照了兩張相,須知道,若是在毛澤東時代,光是憑這兩張相,就足以讓我性命不保。
正因為這樣,我對台灣民主化和國民黨重掌政權有著與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看法,近日我的博客收到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的留言說:「李先生,你有所不知,台灣馬英九正在將“民主政府”改變成“黨主政府”。」根據是「馬英九邀請政府部委首長列席國民黨中常委會議。」筆者認為,光憑這一點不應下這個結論。如果馬英九要求(而非邀請)所有部委首長(包括非國民黨員)在任何時間,或者要求他們中的國民黨員在辦公時間內列席中常委會,則犯了「黨國不分」的錯誤,值得批評;但若邀請他們中的黨員在辦公時間外參加黨的會議,則無可厚非。此外,我覺得評價一個政府的業績,應該將眼光放在更大的事情上。
5月11日台灣時評家江春男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說,馬英九就職周年前夕,好事連連,擋也擋不住。台股拿下三個第一:近三個月漲幅全球第一、外資亞洲買超第一、成交值周轉率第一。企業定單增加,無薪假減少,出口最艱困時期已過去了。 在兩岸關系方面,閘門大開,善意涌來。陸客從每天三千人的上限,突破到七千人還擋不住,比去年多了好幾倍,共同打擊犯罪、司法互助協定、 WHA觀察員、放寬大陸配偶居留就業權利、放寬陸資來台投資上限,一步一步往經貿正常化前進。前日馬英九還加碼拋出兩岸互設機構的熱氣球,政治議題也快端 上枱面了。 在內政方面,台中縣市要升格,高雄縣市升格也有望,台北縣要不要升格,全在馬英九一念之間,三都十五縣的政見,可能提早兌現。
馬英九兼任黨主席后,年底選舉勝券在握,他的聲望必可一飛沖天。相反的,陳水扁在法庭上發抖腿軟,幾乎跪地求饒,民進黨陷入內憂外患的雙重危機, 文章說,環顧世界,各國領袖都焦頭爛額,像馬英九這樣得心應手、志得意滿的實在少見。
筆者曾經在中共獨裁專制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曾去過台灣,就親身的體驗對比兩岸的歷史和現狀,我完全理解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對過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憤恨,也理解她對國民黨政府走回頭路的擔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馬英九就過去國民黨實行過的白色恐怖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對「二二八」死難者再三表示謝罪,給予所有死於白色恐怖的同胞賠償,請求全體台灣人原諒…….可是反觀中國大陸,共產黨對他統治下六十年死於紅色恐怖的數千萬大陸同胞,不要說認錯和悔改了,連最起碼的檢討和自責都沒有,反而恬不知恥地自稱「偉光正」,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兩相對比,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國民黨共產黨誰優誰劣,不是一目了然嗎?
馬英九的「不沾鍋」廉潔品德,非熱衷貪腐的陳水扁可比,更非放縱子女鯨吞國有資產的中共領導人可比。假若對比一下兩岸三地的現狀,你就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化是中國人中最先進的,香港的半民主比不上,大陸的專制獨裁更比不上。台灣的民主化還年輕,需要不斷地探索,更加上特有的族群矛盾,令民主進程倍添困難。民進黨通過普選實現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化的成功的標誌,可喜可賀。但是由於該黨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民主素質跟不上,以至執政八年政績不佳,領導人陳水扁貪污腐敗,這不是民主化的錯,而是說明民主憲政的實現必須要有充分的公民意識作社會基礎,才能夠健康成長。數遍兩案三地的領導人,唯有馬英九先生最具民主素質,他的肩上不但擔負著堅守台灣民主憲政的重任,還擔負推動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不容推辭的責任,擔負著全體中國人的民主期望,任重而道遠。筆者期望馬先生在餘下的任期以及整個政治生涯中,為兩岸三地的民主憲政,為全體中國人作出更大的貢獻。
(寫於09年5月12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5月20日香港自由社團同盟「慶祝馬英九總統就職一周年大會」特刊)
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從台灣來的資深總編喻舲居先生有一次半開玩笑地稱我為「國民黨世家子弟」,實不敢當。可能因為我祖父容伯挺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老同盟會員,擔任過廣東省國民黨部總務主任和省議會議長、姨公梁寒操、徐志道又分別擔任過國民黨中宣部長和保密局長的緣故。大陸淪陷時父母沒有聽從他姨丈梁寒操的勸告去香港台灣,留在大陸,不但自己吃了很多苦,文化大革命中雙雙被監禁,幾乎丟了性命;子女們也受連累,被視為階級異己分子,吃盡苦頭。所以我從小就對國民黨有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心情,但是一直都沒有發生過任何聯繫,直至上月在香港參加「蔣經國先生百歲壽辰慶祝會」,才第一次聽到中華民國國歌,在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下照了兩張相,須知道,若是在毛澤東時代,光是憑這兩張相,就足以讓我性命不保。
正因為這樣,我對台灣民主化和國民黨重掌政權有著與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看法,近日我的博客收到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的留言說:「李先生,你有所不知,台灣馬英九正在將“民主政府”改變成“黨主政府”。」根據是「馬英九邀請政府部委首長列席國民黨中常委會議。」筆者認為,光憑這一點不應下這個結論。如果馬英九要求(而非邀請)所有部委首長(包括非國民黨員)在任何時間,或者要求他們中的國民黨員在辦公時間內列席中常委會,則犯了「黨國不分」的錯誤,值得批評;但若邀請他們中的黨員在辦公時間外參加黨的會議,則無可厚非。此外,我覺得評價一個政府的業績,應該將眼光放在更大的事情上。
5月11日台灣時評家江春男在台灣「蘋果日報」撰文說,馬英九就職周年前夕,好事連連,擋也擋不住。台股拿下三個第一:近三個月漲幅全球第一、外資亞洲買超第一、成交值周轉率第一。企業定單增加,無薪假減少,出口最艱困時期已過去了。 在兩岸關系方面,閘門大開,善意涌來。陸客從每天三千人的上限,突破到七千人還擋不住,比去年多了好幾倍,共同打擊犯罪、司法互助協定、 WHA觀察員、放寬大陸配偶居留就業權利、放寬陸資來台投資上限,一步一步往經貿正常化前進。前日馬英九還加碼拋出兩岸互設機構的熱氣球,政治議題也快端 上枱面了。 在內政方面,台中縣市要升格,高雄縣市升格也有望,台北縣要不要升格,全在馬英九一念之間,三都十五縣的政見,可能提早兌現。
馬英九兼任黨主席后,年底選舉勝券在握,他的聲望必可一飛沖天。相反的,陳水扁在法庭上發抖腿軟,幾乎跪地求饒,民進黨陷入內憂外患的雙重危機, 文章說,環顧世界,各國領袖都焦頭爛額,像馬英九這樣得心應手、志得意滿的實在少見。
筆者曾經在中共獨裁專制下生活了三十多年,也曾去過台灣,就親身的體驗對比兩岸的歷史和現狀,我完全理解台灣作家Superbird(就是鳥)對過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憤恨,也理解她對國民黨政府走回頭路的擔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馬英九就過去國民黨實行過的白色恐怖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對「二二八」死難者再三表示謝罪,給予所有死於白色恐怖的同胞賠償,請求全體台灣人原諒…….可是反觀中國大陸,共產黨對他統治下六十年死於紅色恐怖的數千萬大陸同胞,不要說認錯和悔改了,連最起碼的檢討和自責都沒有,反而恬不知恥地自稱「偉光正」,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兩相對比,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國民黨共產黨誰優誰劣,不是一目了然嗎?
馬英九的「不沾鍋」廉潔品德,非熱衷貪腐的陳水扁可比,更非放縱子女鯨吞國有資產的中共領導人可比。假若對比一下兩岸三地的現狀,你就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化是中國人中最先進的,香港的半民主比不上,大陸的專制獨裁更比不上。台灣的民主化還年輕,需要不斷地探索,更加上特有的族群矛盾,令民主進程倍添困難。民進黨通過普選實現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化的成功的標誌,可喜可賀。但是由於該黨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民主素質跟不上,以至執政八年政績不佳,領導人陳水扁貪污腐敗,這不是民主化的錯,而是說明民主憲政的實現必須要有充分的公民意識作社會基礎,才能夠健康成長。數遍兩案三地的領導人,唯有馬英九先生最具民主素質,他的肩上不但擔負著堅守台灣民主憲政的重任,還擔負推動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不容推辭的責任,擔負著全體中國人的民主期望,任重而道遠。筆者期望馬先生在餘下的任期以及整個政治生涯中,為兩岸三地的民主憲政,為全體中國人作出更大的貢獻。
(寫於09年5月12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5月20日香港自由社團同盟「慶祝馬英九總統就職一周年大會」特刊)
Monday, May 18, 2009
不要把革命和民主對立起來
中國與世界各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有著數千年頑固的封建專制傳統,它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每個角落,甚至深入到很多人血液和骨髓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動,因而中國民主化是一項很艱巨的系統工程。對此大家有着不同的想法很正常,筆者不是喜歡爭論,更不是喜歡批評別人,但有時候看到有的說法對中國民主化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就忍不住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從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就一定正確,但我樂意講出來,與大家分享,希望能引起廣大讀者的重視和討論,大家一起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
貴刋4月30日肖利軍先生「認清民主與革命的有關問題把握好中國民主變革的方略」(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30073354.shtml)就是一例。肖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比如分析革命和改良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指出中國大陸民主變革的方略是:做好民主理論的研討、啟蒙和宣傳、做好民運及有關社會群體靈活多樣的整合、積極爭取自由,努力維護人權等等,筆者都非常贊同。但是,不得不指出肖先生或許還有他代表的一大批人,將革命和民主對立起來是非常錯誤的。
肖先生的文章開首就說:「一個時期以來,對於中國大陸如何搞民主主要有兩種理論傾向,一種認為要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甚至不排除暴力革命。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那麼,哪種方式是正確的選擇呢?還有沒有其它的方式和途徑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民主與革命的社會條件,相互的異同及其關系……」然後通篇詳細地分析「民主和革命的社會條件」、「民主與革命的不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互關係」……顯然,肖先生把民主和革命兩個不同的矛盾混為一談了,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人民大眾,以為革命和民主是互相對立的,從而一概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使民主化走上迷途。
眾所周知,革命和改良是一對矛盾,而民主和專制又是另一對矛盾,不可混為一談。前者指的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方法,或者說改變社會制度的過程;後者指的是社會制度的本質,或者說改變社會的目標。革命是指社會制度迅速急劇的改變、他可以是暴力革命,也可以是顏色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改良指的是社會制度緩慢持久的改變,往往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主動方在當權者。民主指的是人民群眾通過普選、議會(代議制)和多黨制等直接間接的方式管理國家,人民大眾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專制指的是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小撮人手裏,人民大眾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可見他們是兩對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肖先生的文章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概念的混亂,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讀者。比如肖文說「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顯然是把改良和民主等同起來;肖文雖然沒有直接說革命等於專制,但說「革命主要靠槍杆子,靠軍事斗爭。…..用極端、暴力的方式去實現自己,往往革命後又形成新的專制。」很顯然肖先生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是專制;又比如,肖文說「民主革命可導致社會民主化,這種革命的社會後果與其它革命不同。」「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裏所說的「民主革命」似乎想表達的是「(非暴力)顏色革命」。肖文有時候又說「實現民主」、「建立民主」,這裏所說的「民主」應該是指「民主制度」,又是另一種意思。而其他情況下肖文通篇所說的「民主」,其實都應為「改良」;而通篇所說的「革命」,則僅僅局限於「暴力革命」。即使如此,肖先生的文章起碼有如下的幾個問題,值得大家重視和發表意見:
一,改良不等於民主。如果拿改良的過程來說,因為它是自上而下發動的,參與的往往衹是少數的當權者開明派和知識菁英,肖先生也承認「社會對革命的參與性許多時候大於對民主的參與性。」所以,改良相對革命來說,他的民主程度反而遠不如革命。如果拿改良的結果來說,則更不能說改良就一定能達致民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也在不斷地改良,有些是重大的改良,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
二,同樣,革命也不等於專制,如果拿革命的過程來說,因為往往是自下而上發生的,肖先生也說「當社會條件具備時,參加革命的人會很多。」特別是革命醞釀和開始發生的時候,群龍無首,就更需要也更體現了民主。比如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的初期、甚至六四天安門運動都很民主。如果拿革命的結果來說,革命也不必然導致專制:美國的獨立戰爭、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都導致了了民主制度的建立、近年的羅馬尼亞七日革命、前蘇聯及東歐的顏色革命都導致了專制制度的崩潰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況且,革命不等於只有暴力革命,還有非暴力的顏色革命,因此,肖文將所有的革命理解成暴力革命就未免失之偏頗。肖先生和不少人認為革命必然導致專制的結果,所謂「以暴易暴」,那是因為衹看到了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而沒有放眼看到世界的歷史;或者因為只看到過去的中國,而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一百年前李鴻章已經說過:「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過的大變局之中」,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才剛剛開始覺醒;一百年後,經過無數的挫折失敗,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打著民主的旗號,發動暴力革命,結果造成空前的專制災難,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最深刻的教訓。相信今天即使再有人想當毛澤東,發動暴力革命全面內戰,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當炮灰了,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警惕任何人借民主的名義搞專制。同時,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已經實行民主憲政,現代通訊手段突破所有疆界,人民的民主意識空前高漲。所以,今天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暴力革命,而革命導致民主的結果遠遠地大於專制。
四,肖先生論述「民主與革命的共同點:發生的基本社會矛盾」也有問題。肖文說:「自從階級社會形成至今,民主與革命都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基本社會矛盾尖銳化後發生的,衹不過其它革命是同一生 產方式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民主及民主革命是新生產方式中的新生產力同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與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系的矛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基礎上,具備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就發生革命,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形成民主,有時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一段話不知所指何謂?除了上面指出的混淆了「民主」與「改良」、與「民主制度」、與「顏色革命」之外,肖先生還引述了一種新的概念「新、舊生產方式」,筆者認為所謂「新生產方式」比如大規模機器生產、所謂「舊生產方式」比如個體手工作坊的概念,已經包括在「生產力」一項之內,完全不需要在已經問世數百年的政治經濟學中加入新的概念,也不需要使用如此冗長句子令讀者費解。
此外,筆者斗膽對共產黨捧為聖經的馬克思主義將革命產生的原因、甚至「資本主義滅亡」的理由單純地歸結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無法解決」提出一點異議。筆者認為無論通過革命還是改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原因,除了要解決物質生產(即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之外,還要解決精神享受(自由和專制等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就比如今天的中國,壓縮了公有制,擴展了私有制,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經濟發展了,但是社會專制和個人自由、政治獨裁和民主憲政的矛盾並沒有解決,馬克思所預言的「革命」(包括顏色革命或者改良,總之是社會變革)仍將發生。
最後,肖先生說「在中國大陸不應立即搞革命,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也很值得商榷。如果肖先生所說的「搞革命」指的是像毛澤東一樣暴力革命全面內戰,筆者當然也不贊成,正如前面所說,任何人也搞不起來,因為世界形勢已經大大不同,中國人的思想面貌也已經大大不同。但是如果肖先生指的是民間各種各樣的民主運動,包括顏色革命的發動,則筆者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革命是否會發生同時取決於中共當政者對民主普世價值接受的程度和人民大眾民主訴求強烈的程度。但是鑑於中共靠武力而不是選舉獲得政權,本身就缺乏合法性,人民大眾要求還政於民天經地義,如果他們死抱權力不放,人民有權力通過革命推翻它。又鑑於中共歷届領導人均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希望他們像戈巴卓夫、葉利欽、蔣經國和李登輝那樣實行民主改革機會甚微,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大眾的民主覺醒,向他們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進行民主改革,所以筆者很贊同蕭先生說的「做好有關民主化的外圍和基礎工作」,而這個民主啟蒙的工作,應該包括軍隊,直到有一天他們像清末的「新軍」一樣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至於說「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同樣不知肖先生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如果肖先生認為中國民主化應該通過改良逐步推進,筆者十分贊同。問題是中共根本不願意這樣做,吳帮國就在「兩會」上公然向全世界宣布:「絕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制、不搞西方那一套。」但是如果肖先生的意思是好像有人曾經提議的那樣,中共中央加上少數民主黨「精英」組成「參議院」,胡錦濤任議長;或者二十年內只有中共黨員有選舉權,禁止其他政黨活動;或者用「國企」向中共「四代領導人及其後人」贖買民主……..筆者都曾經在貴刋發表文章批評過。筆者認為,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所謂民主方案,都不是真民主,因為它們都保留了某些人政治特權,而人民大眾要求的具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是人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力。在這裏,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提出實現民主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與實現一種不公平不普及的假民主之間的區別,千萬不能上當,讓中國民主化走入歧途。
以上的一孔之見,請肖先生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寫於09年5月2日-5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18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及保持完整)
貴刋4月30日肖利軍先生「認清民主與革命的有關問題把握好中國民主變革的方略」(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30073354.shtml)就是一例。肖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比如分析革命和改良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指出中國大陸民主變革的方略是:做好民主理論的研討、啟蒙和宣傳、做好民運及有關社會群體靈活多樣的整合、積極爭取自由,努力維護人權等等,筆者都非常贊同。但是,不得不指出肖先生或許還有他代表的一大批人,將革命和民主對立起來是非常錯誤的。
肖先生的文章開首就說:「一個時期以來,對於中國大陸如何搞民主主要有兩種理論傾向,一種認為要以革命的方式搞民主,甚至不排除暴力革命。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那麼,哪種方式是正確的選擇呢?還有沒有其它的方式和途徑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民主與革命的社會條件,相互的異同及其關系……」然後通篇詳細地分析「民主和革命的社會條件」、「民主與革命的不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同點」、「民主與革命的相互關係」……顯然,肖先生把民主和革命兩個不同的矛盾混為一談了,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人民大眾,以為革命和民主是互相對立的,從而一概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使民主化走上迷途。
眾所周知,革命和改良是一對矛盾,而民主和專制又是另一對矛盾,不可混為一談。前者指的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方法,或者說改變社會制度的過程;後者指的是社會制度的本質,或者說改變社會的目標。革命是指社會制度迅速急劇的改變、他可以是暴力革命,也可以是顏色革命,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改良指的是社會制度緩慢持久的改變,往往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主動方在當權者。民主指的是人民群眾通過普選、議會(代議制)和多黨制等直接間接的方式管理國家,人民大眾充分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專制指的是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掌握在一小撮人手裏,人民大眾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可見他們是兩對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肖先生的文章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概念的混亂,這樣就很容易誤導了讀者。比如肖文說「一種認為要以民主的方式,即通過改良的方式來搞民主。」顯然是把改良和民主等同起來;肖文雖然沒有直接說革命等於專制,但說「革命主要靠槍杆子,靠軍事斗爭。…..用極端、暴力的方式去實現自己,往往革命後又形成新的專制。」很顯然肖先生認為革命就是暴力革命,革命的結果就是專制;又比如,肖文說「民主革命可導致社會民主化,這種革命的社會後果與其它革命不同。」「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裏所說的「民主革命」似乎想表達的是「(非暴力)顏色革命」。肖文有時候又說「實現民主」、「建立民主」,這裏所說的「民主」應該是指「民主制度」,又是另一種意思。而其他情況下肖文通篇所說的「民主」,其實都應為「改良」;而通篇所說的「革命」,則僅僅局限於「暴力革命」。即使如此,肖先生的文章起碼有如下的幾個問題,值得大家重視和發表意見:
一,改良不等於民主。如果拿改良的過程來說,因為它是自上而下發動的,參與的往往衹是少數的當權者開明派和知識菁英,肖先生也承認「社會對革命的參與性許多時候大於對民主的參與性。」所以,改良相對革命來說,他的民主程度反而遠不如革命。如果拿改良的結果來說,則更不能說改良就一定能達致民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社會也在不斷地改良,有些是重大的改良,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
二,同樣,革命也不等於專制,如果拿革命的過程來說,因為往往是自下而上發生的,肖先生也說「當社會條件具備時,參加革命的人會很多。」特別是革命醞釀和開始發生的時候,群龍無首,就更需要也更體現了民主。比如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的初期、甚至六四天安門運動都很民主。如果拿革命的結果來說,革命也不必然導致專制:美國的獨立戰爭、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都導致了了民主制度的建立、近年的羅馬尼亞七日革命、前蘇聯及東歐的顏色革命都導致了專制制度的崩潰和民主制度的建立。
三,況且,革命不等於只有暴力革命,還有非暴力的顏色革命,因此,肖文將所有的革命理解成暴力革命就未免失之偏頗。肖先生和不少人認為革命必然導致專制的結果,所謂「以暴易暴」,那是因為衹看到了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而沒有放眼看到世界的歷史;或者因為只看到過去的中國,而沒有看到今天的中國。一百年前李鴻章已經說過:「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過的大變局之中」,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才剛剛開始覺醒;一百年後,經過無數的挫折失敗,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打著民主的旗號,發動暴力革命,結果造成空前的專制災難,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最深刻的教訓。相信今天即使再有人想當毛澤東,發動暴力革命全面內戰,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當炮灰了,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警惕任何人借民主的名義搞專制。同時,一個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已經實行民主憲政,現代通訊手段突破所有疆界,人民的民主意識空前高漲。所以,今天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暴力革命,而革命導致民主的結果遠遠地大於專制。
四,肖先生論述「民主與革命的共同點:發生的基本社會矛盾」也有問題。肖文說:「自從階級社會形成至今,民主與革命都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基本社會矛盾尖銳化後發生的,衹不過其它革命是同一生 產方式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民主及民主革命是新生產方式中的新生產力同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力與舊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系的矛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基礎上,具備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就發生革命,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形成民主,有時既具了革命的社會條件又具備了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會發生民主革命。」這一段話不知所指何謂?除了上面指出的混淆了「民主」與「改良」、與「民主制度」、與「顏色革命」之外,肖先生還引述了一種新的概念「新、舊生產方式」,筆者認為所謂「新生產方式」比如大規模機器生產、所謂「舊生產方式」比如個體手工作坊的概念,已經包括在「生產力」一項之內,完全不需要在已經問世數百年的政治經濟學中加入新的概念,也不需要使用如此冗長句子令讀者費解。
此外,筆者斗膽對共產黨捧為聖經的馬克思主義將革命產生的原因、甚至「資本主義滅亡」的理由單純地歸結為「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無法解決」提出一點異議。筆者認為無論通過革命還是改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原因,除了要解決物質生產(即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之外,還要解決精神享受(自由和專制等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就比如今天的中國,壓縮了公有制,擴展了私有制,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經濟發展了,但是社會專制和個人自由、政治獨裁和民主憲政的矛盾並沒有解決,馬克思所預言的「革命」(包括顏色革命或者改良,總之是社會變革)仍將發生。
最後,肖先生說「在中國大陸不應立即搞革命,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也很值得商榷。如果肖先生所說的「搞革命」指的是像毛澤東一樣暴力革命全面內戰,筆者當然也不贊成,正如前面所說,任何人也搞不起來,因為世界形勢已經大大不同,中國人的思想面貌也已經大大不同。但是如果肖先生指的是民間各種各樣的民主運動,包括顏色革命的發動,則筆者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今天的中國,革命是否會發生同時取決於中共當政者對民主普世價值接受的程度和人民大眾民主訴求強烈的程度。但是鑑於中共靠武力而不是選舉獲得政權,本身就缺乏合法性,人民大眾要求還政於民天經地義,如果他們死抱權力不放,人民有權力通過革命推翻它。又鑑於中共歷届領導人均對民主憲政缺乏認識,希望他們像戈巴卓夫、葉利欽、蔣經國和李登輝那樣實行民主改革機會甚微,唯一的希望就是人民大眾的民主覺醒,向他們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進行民主改革,所以筆者很贊同蕭先生說的「做好有關民主化的外圍和基礎工作」,而這個民主啟蒙的工作,應該包括軍隊,直到有一天他們像清末的「新軍」一樣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槍。
至於說「也不應搞一步到位的民主」,同樣不知肖先生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是什麼意思?如果肖先生認為中國民主化應該通過改良逐步推進,筆者十分贊同。問題是中共根本不願意這樣做,吳帮國就在「兩會」上公然向全世界宣布:「絕不搞兩院制、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多黨制、不搞西方那一套。」但是如果肖先生的意思是好像有人曾經提議的那樣,中共中央加上少數民主黨「精英」組成「參議院」,胡錦濤任議長;或者二十年內只有中共黨員有選舉權,禁止其他政黨活動;或者用「國企」向中共「四代領導人及其後人」贖買民主……..筆者都曾經在貴刋發表文章批評過。筆者認為,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所謂民主方案,都不是真民主,因為它們都保留了某些人政治特權,而人民大眾要求的具普世價值的民主憲政,是人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權力。在這裏,我們一定要分清楚,提出實現民主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與實現一種不公平不普及的假民主之間的區別,千萬不能上當,讓中國民主化走入歧途。
以上的一孔之見,請肖先生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寫於09年5月2日-5月4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18日「民主中國」,轉載請註明出處及保持完整)
Tuesday, May 5, 2009
到底是書讀得少
昨天看到報紙,成龍大哥在中共.舉辦的「博 鰲 亞 洲 論 壇」放出高論,說「香港台灣太自由,所以很亂,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既感到震驚又感到難免。震驚的是二十一世紀了還有人甘願做奴才;感到難免的是大哥書讀得少,前幾年說過「台灣選舉是天大的笑話」,今天說出這句話也不出奇,類似的驚天高論相信以後還會陸續有來。
成龍大哥錯在看問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實質。香港台灣經常有群眾集會示威遊行,議會上也有激烈抗爭甚至肢體行動;中國大陸卻只有一種聲音,「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表面看來,一「亂」一「治」。可是兩者卻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說明人民大眾有自由表達意願的權利,而後者則說明人民大眾沒有這種權利,所以才「鴉雀無聲」。連鄧小平都明白:「怕就怕在鴉雀無聲」,因為這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群眾不滿情緒一旦爆發起來就不可收拾了,成龍大哥連這一點都不明白,比鄧小平差遠了。你說香港台灣「亂」,可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生活在這裏卻很安心,很舒心,因為我不用擔心喝了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了毒食品、或者像大哥所說的買了會爆炸的電視機黑心貨……,我在這裏可以自由思想、可以暢所欲言。而在大陸,你說每一句話前得考慮這句話能不能講?你吃每一樣東西前得擔心有沒有毒?你做任何商業活動前得提防是否會上當受騙?你和別人交朋友前得憂慮是否會被出賣?……到底誰「亂」誰「不亂」?
大哥還錯在動不動就將自己牽扯到別人甚至全體身上。十年前自己種下了龍種,卻說「衹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將「天下男人」都說成是和他一樣的風流和不負責任,得罪了「天下男人」而不自知;現在自己想做奴才,又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再次犯了眾怒,實屬不智,可憐的是成龍大哥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成龍大哥的驚天之語一出,隨即創下了「蘋果日報」跟貼的最高紀錄,可見眾怒之盛。筆者瀏覽了一下,數百條中英文跟貼中只有兩三條表示支持或部分贊成,其餘全是激烈反對。其中有幾條頗有意思,YSChinn寫道:「讀得書少,一朝得意,語無倫次。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四肢發逹,頭腦簡單。人品惡劣,該等人物,當時得令,正是現今這個社會特色。中共正需要該等角色,俾個政協委員佢做啦!坐埋都係差唔多料架啦。」另一位9797寫道:「Put Jackie Chan into mainland labour camp.」誰都知道,成龍大哥六歲從一個貧寒的家庭出來,奮鬥至今成了國際巨星,全賴香港的自由制度。有大陸朋友留言「 設想一下,如果上天讓您投胎香江另一岸(即中國大陸),恐怕你連在博 鰲大放厥詞的機會都沒有!」有更直接的說:「如果成龍覺得香港太亂,中國人需要管,何不移民回大陸?」一句話就問倒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成龍大哥!
一個人的素質很大程度取決於教育程度,成龍大哥六歲出來拜師學藝,「嚴師出高徒」,從小就在別人的嚴格管束以下成長,養成了「需要管」的習慣,今天說出這樣的話來不足為奇,但你不能「推己及人」牽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章貽和「往事並不如煙」裏說她父親章伯鈞先生這樣評價過毛澤東:「金鑾殿是坐上了,舉手投足還是一個農民。」外國人也說:「非經三代人不能出貴族。」意思都是說一個人的素質教養要經過長期的栽培,特別要讀得書多,盡可能吸取人類文明的成果。香港演藝界普遍素質偏低,艷照門、藏毒吸毒、……層出不窮,前些年還有一位影帝為六四殺人辯護,輿論大嘩,有勞女朋友出面澄清。而香港社會有一個畸型的現象,就是追星族泛濫,涵蓋各年齡各階層,有些的青少年還為此荒廢學業,實在令人痛心。期望香港演藝界努力提高自我,為青少年作出表率;也期望香港人能選出真正能代表香港的旅遊大使,是否電影明星?有沒有諧趣工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代表香港人民主自由的訴求,認同普世價值,為香港樹立一個正面的應有的形象。
(寫.於09年4月20日)
(www. 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號「開放」雜誌)
成龍大哥錯在看問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實質。香港台灣經常有群眾集會示威遊行,議會上也有激烈抗爭甚至肢體行動;中國大陸卻只有一種聲音,「統一思想,統一行動」,表面看來,一「亂」一「治」。可是兩者卻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說明人民大眾有自由表達意願的權利,而後者則說明人民大眾沒有這種權利,所以才「鴉雀無聲」。連鄧小平都明白:「怕就怕在鴉雀無聲」,因為這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群眾不滿情緒一旦爆發起來就不可收拾了,成龍大哥連這一點都不明白,比鄧小平差遠了。你說香港台灣「亂」,可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生活在這裏卻很安心,很舒心,因為我不用擔心喝了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了毒食品、或者像大哥所說的買了會爆炸的電視機黑心貨……,我在這裏可以自由思想、可以暢所欲言。而在大陸,你說每一句話前得考慮這句話能不能講?你吃每一樣東西前得擔心有沒有毒?你做任何商業活動前得提防是否會上當受騙?你和別人交朋友前得憂慮是否會被出賣?……到底誰「亂」誰「不亂」?
大哥還錯在動不動就將自己牽扯到別人甚至全體身上。十年前自己種下了龍種,卻說「衹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將「天下男人」都說成是和他一樣的風流和不負責任,得罪了「天下男人」而不自知;現在自己想做奴才,又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再次犯了眾怒,實屬不智,可憐的是成龍大哥還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成龍大哥的驚天之語一出,隨即創下了「蘋果日報」跟貼的最高紀錄,可見眾怒之盛。筆者瀏覽了一下,數百條中英文跟貼中只有兩三條表示支持或部分贊成,其餘全是激烈反對。其中有幾條頗有意思,YSChinn寫道:「讀得書少,一朝得意,語無倫次。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四肢發逹,頭腦簡單。人品惡劣,該等人物,當時得令,正是現今這個社會特色。中共正需要該等角色,俾個政協委員佢做啦!坐埋都係差唔多料架啦。」另一位9797寫道:「Put Jackie Chan into mainland labour camp.」誰都知道,成龍大哥六歲從一個貧寒的家庭出來,奮鬥至今成了國際巨星,全賴香港的自由制度。有大陸朋友留言「 設想一下,如果上天讓您投胎香江另一岸(即中國大陸),恐怕你連在博 鰲大放厥詞的機會都沒有!」有更直接的說:「如果成龍覺得香港太亂,中國人需要管,何不移民回大陸?」一句話就問倒了「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成龍大哥!
一個人的素質很大程度取決於教育程度,成龍大哥六歲出來拜師學藝,「嚴師出高徒」,從小就在別人的嚴格管束以下成長,養成了「需要管」的習慣,今天說出這樣的話來不足為奇,但你不能「推己及人」牽扯到全體「中國人」身上。章貽和「往事並不如煙」裏說她父親章伯鈞先生這樣評價過毛澤東:「金鑾殿是坐上了,舉手投足還是一個農民。」外國人也說:「非經三代人不能出貴族。」意思都是說一個人的素質教養要經過長期的栽培,特別要讀得書多,盡可能吸取人類文明的成果。香港演藝界普遍素質偏低,艷照門、藏毒吸毒、……層出不窮,前些年還有一位影帝為六四殺人辯護,輿論大嘩,有勞女朋友出面澄清。而香港社會有一個畸型的現象,就是追星族泛濫,涵蓋各年齡各階層,有些的青少年還為此荒廢學業,實在令人痛心。期望香港演藝界努力提高自我,為青少年作出表率;也期望香港人能選出真正能代表香港的旅遊大使,是否電影明星?有沒有諧趣工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代表香港人民主自由的訴求,認同普世價值,為香港樹立一個正面的應有的形象。
(寫.於09年4月20日)
(www. 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5月號「開放」雜誌)
Subscribe to:
Commen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