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武警毆打香港記者事件的背後

繼月前香港記者在成都被以「懷疑走私毒品」為名禁錮，阻撓採訪維權鬥士譚作人一案後，九月四日又發生了香港三名電視台記者在新疆被武警圍毆、用繩索綑綁、被迫雙膝跪在街頭、砸爛攝影機，沒收錄影帶嚴重事件。這一次香港真正憤怒了，香港記者協會游行示威，各團體齊聲怒吼，連左派都一反常態，譴責新疆當局。細細想來，透過事件，我們可以看到想到中共專制政權的許多本質：
首先，令香港人奇怪的是，一貫唯北京之命是從的左派，包括港區人大、政協，親共權貴、建制政黨都突然眾口一詞，要求中央徹查，令港人覺得突兀和不解。可是，人們很快發現，他們的語調、用字驚人相似，這種一致性，顯然是異乎尋常的。香港左派公開集體批評北京，過往隻有在1989年北京民運期間才發生過一次。當時，香港不少親北京的政商要人，也跟香港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出錢出力支持民運，甚至擔任支聯會要職。可是，事過境遷，後來這些人都千方百計地淡化和洗脫自己和民運的干係。事後大家才明白，他們之所以前後判若兩人，是因為當時中共最高層對處理學潮，出現嚴重分歧。趙紫陽主張對話和用和平手段解決，而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及李鵬等則極力主張武力鎮壓。當時的新華社香港社長許家屯支持趙紫陽，放任、暗中鼓勵香港左派，才出現罕見的集體支持學運、譴責北京當局屠殺學生的情況。後來趙紫陽失勢，周南來港整頓新華社，一度與香港主流社會走得很近的左派，就紛紛易幟歸隊了。
對比今次香港左派集體批評新疆當局，參與人數及批評力度雖然遠不及當年「六四」，兩份親北京報章也沒有加入譴責新疆行列。不過，事件的背後肯定同樣暗藏著中共高層內鬥的玄機，若非有來自北京的意旨，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公開唱衰中國。目前北京正舉行四中全會，為兩年後的中共十八大展開卡位戰，王樂泉作為政治局委員，其去留足以牽動全局。新疆當局對香港記者動粗及誣衊的愚蠢行為，引起港人強烈不滿，卻不意被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港人再上了寶貴的「中國特色政治」一課！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官員離開世界文明有多遠。新疆新聞辦主任侯漢敏指責香港記者「跟蹤拍攝」，「在人群中亂竄」……其實，這正是自由世界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敬業精神。「對聚集遊行人員指手劃腳，有煽動鬧事嫌疑」，事實那是香港記者採訪大型群體活動的習慣做法，不但有對整體場面的報道，還有對參與人士的個別採訪。游行示威在先，記者採訪在後，已經發生的事情還需要「煽動」嗎？侯漢敏怎能不顧事實先後顛倒？至於說三名記者「無證採訪」，更是天方夜譚！三名記者中的兩名，採訪証就掛在脖子上，另一名放在褲袋裏。被捆被打的時候再三表明身分，並出示採訪証，已經不起作用。若如新疆當局侯漢敏所說的「無證採訪」，為何三名記者回港後均出示大陸核發的採訪証？難道是假的嗎？
凡是專制獨裁政權，無不對外國人點頭哈腰，對自己的同胞拳打腳踢，這是他們本質決定的。這次事件讓我們又一次領教了中共政權媚外欺內的「中國特色」。人們發現，洋人記者被打被扣的相對較少，而港澳台還有日本記者則常被武警動粗。原因就是前者長著一副不同於中國老百姓的面孔，後者若不開腔就很容易與中國老百姓混淆。比如，去年８月北京奧運開幕前幾天，新疆喀什十多名公安遇襲喪生，日本兩家媒體記者到場採訪時也被打被扣，日本傳媒當即廣泛報道，日本政府隨即提出抗議，中國政府翌日迅即聲稱一場誤會，道歉賠償。
香港記者就沒有這份福氣了，看看我們曾特首的表現吧：事發後，我們的曾特首見民氣沸騰，反應算是夠快的了。在一個公開場合，講了以下的一番說話：「大家都知道，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很關心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已經向國務院港澳辦，並通過港澳辦向新疆自治區政府，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特首先生為怕出錯，照本宣科，絲毫感覺不出他對這三名香港記者的同情，感覺不出他對香港民意的感受。相反，給人一種官事官辦、應酬敷衍的感覺。再細聽他講話的內容，蒼白無力，根本就是裝樣子。例 如他說：「香港電視台記者在烏魯木齊的遭遇及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是甚麼「遭遇」甚麼「事件」？連「毆打拘禁」這種客觀描述都不敢說出來。他還說：「留意到香港新聞界對新疆自治區新聞辦昨晚聲明之後作出的反應……反映香港新聞界強烈的意見。」到底甚麼「反應」？甚麼「強烈意見」呢？是一致擁護，還是強烈抗議？連在香港這種安撫民情的公開講話，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且語焉不詳，隱晦難明，不難想像，當曾特首向大陸官員「反 映」「聯繫」時，會是如何低聲下氣了，這就是我們香港人一國兩制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
中共政權遠離世界文明還表現在他們對新聞開放的態度。眾所周知，民主國家傳媒和輿論是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力」，起著監督政府的作用。而新聞記者則是大眾傳媒的排頭兵，素有「無冕之王」美譽。民主自由社會裏，記者採訪不受任何限制，因為他們的公民享有知情權。可是在中國，中共專制政權統治了六十年，已經和世界潮流嚴重脫節了，積重難返。一切國家大事政府行為他們都可黑箱作業，一切不利於他們「維穩」的群體抗爭，都不可「政治擴散」，人民群眾根本就沒有知情權。在他們眼中，凡是新聞採訪都是給「和諧社會」添亂，甚至是「和西方勢力勾結，顛覆政府」；這樣，凡是記者都是他們要嚴防的「階級敵人」。加上中共政權本身就是獨裁專制，沒有任何民意授權，各地的「一把手」儼然已是當地的土皇帝，比如新疆王樂泉，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的轄地內出了事，自然不想讓外界知道。香港記者來自言論自由之地，向對新聞報導爭分奪秒，正撞在這些土皇帝槍口上，所以發生被打被扣的事件實屬必然。衹要中國一天仍然處在專制統治之下，一天沒有新聞開放言論自由，一天沒有民主，他就不可能真正和世界文明接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價值觀念的衝突就一天也不會停止，文明與野蠻、開放與封閉在這個國家艱難地並存著，直到有一天民主勝利了，普世價值得到公認和接受，這種衝突才會真正停止，我們全體中國人都期盼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09年9月19日寫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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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10月「爭鳴」雜誌，刋出時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革命在口哨聲中爆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啟示

1989年12月21日，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支持政府群眾大會，試圖平息蒂米什瓦拉市反政府示威被鎮壓後引起的不滿。當齊奧塞斯庫站在黨中央大樓陽台上向廣場上的群眾說：「感謝組織了這次群眾大會的同志，我認為…….」，廣場上的某一角落響起了口哨聲，很快就連成一片，並且變成噓聲。齊奧塞斯庫尷尬地揮揮手，他和夫人埃列娜叫道：「同志們，請安靜，原地不動！」可是叫喊聲卻匯成憤怒的洪流，齊奧塞斯庫等人衹得退入室內。
以上就是日本NHK電視台根據兩位羅馬尼亞人從不同的角度七天日夜拍攝的資料，製作成「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紀錄片開始的一段。據說，事後中共高層觀看了這個影片，王震說：「如果我們六四不堅決鎮壓，就會像他一樣下場。」鄧小平卻說：「不對，如果我們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會像他一樣下場。」
借中國八九民運的東風，當年十二月東歐最頑固的共產國家羅馬尼亞發生了顏色革命，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獨裁統治者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斃。歷史驚人地相似，當年羅馬尼亞革命發生前的許多事情，二十年後竟如翻版一般在中國重現。共產制度注定了所有的共產國家都將重複同樣的錯誤，也將重複同樣的結果，聰明的讀者一定會在當年羅馬尼亞找出今天中國的影子。
1989年末，東歐大陸出現了空前的動蕩，東德、波蘭、捷克、匈牙利相繼出現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很快，便波及到了羅馬尼亞，國內人心惶惶。 11月29日，著名的奧運體操明星科馬內奇率先出逃，到美國後，她將出逃的恐怖經歷向西方新聞界公布， 這無疑是政治劇變的一個前兆。 12月15日，羅馬尼亞邊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少數族裔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察使用了武器，造成人員傷亡，全國性的政治動亂開始了。 開始之時，齊奧塞斯庫還相當沉得住氣。12月18日，他照常飛往伊朗，作為期3天的國事訪問，並同伊朗總統桑賈尼舉行了會 談。與以往唯一不同的是，總統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未隨同出訪，作為羅馬尼亞政府第一副總理，她坐鎮國內。 此時，在遙遠的德黑蘭，齊奧塞斯庫總統還一再宣稱：「我們的形勢是穩定的。」 12月20日，一個可怕的消息在羅馬尼亞不脛而走：國家保安部隊在蒂米什瓦拉實施大屠殺，幾千群眾喪生，上萬人被逮捕或失蹤。當晚，齊奧塞斯庫從德黑蘭迅即回國，立即趕往國家電視台，對全國發表緊急講話，嚴厲斥責蒂米什瓦拉動亂是「帝國主義和復仇主義集團以及外國間諜機構組織的」，是「企圖阻止社會主義發展，使國家倒退到外國的統治下的反革命行為。」 12月21日，齊奧塞斯庫總統在首都舉行「支持平息蒂米什瓦拉叛亂」群眾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剛剛講了兩句，廣場上噓聲四起，人們高呼：「要自由！要面包！不要齊奧塞斯庫！」群眾大會演變成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人們沖進書店焚燒齊奧塞斯庫的著作，搗毀街上他的畫像。與此同時，以伊利埃斯庫為首的羅馬尼亞「救國陣線」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齊奧塞斯庫的全部政權機構。 緊接著齊奧塞斯庫下令對「暴徒」開槍，「重建秩序」，國防部長米勒將軍抗命自殺，軍隊發生分裂，很多士兵站在人民一邊，支持齊奧塞斯庫的保安部隊與反對他的國家軍隊在首都市區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第二天12月22日，數百萬人涌上街頭，示威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示威者翻墻衝入黨中央大樓。上午11點30分，齊氏夫婦和羅共高級領導人曼內斯庫的妻子及政治局委員博布，還有兩名保鏢乘直升機從黨中央大樓屋頂倉惶出逃。 「起義者」佔領了國家電台和電視台，宣告齊奧塞斯庫「下落不明」，並宣告封鎖領空。僅僅過了兩天，12月23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就被憤怒的群眾抓住了；再過了兩天，12月25日聖誕節，被臨時法庭控以「屠殺六萬人民、積蓄超過十億美元的不當財產」等罪名被處決，審訊及處決過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播出，中國鄧小平王震等也看到了這驚動魄的一幕。
二十年前，引發羅馬尼亞七日革命的導火索發生在羅西部最大的城市蒂米什瓦拉，它距離匈牙利衹有40多公里。居民除了羅馬尼亞族人外，還有匈牙利族、日爾曼族和塞爾維亞族。在這裡打開電視機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電視節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發生劇變，執政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為社會黨，開始實行多黨制。 1989年12月間，匈牙利電視台多次播放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牧師特凱什•拉斯洛批評齊奧塞斯庫的言論。對此，齊奧塞斯庫十分惱火。12月15日晚，羅 馬尼亞警察打算強制他從這座城市遷走，結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強烈反對（匈族人佔羅馬尼亞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這個城市爆發了有上萬人參加的游行，其中多數是羅馬尼亞族人，他們的要求已從反對強迫拉斯洛牧師遷居變成反對齊奧塞斯庫專制。17日 齊奧塞斯庫指令軍警「可以開槍」，平息「騷亂」，數日後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引發了革命。
二十年後，在中國西藏新疆相繼發生民族騷亂，胡錦濤下令鎮壓，兩地都有大量死傷。劉曉波領銜發表了「零八憲章」，被胡錦濤投入監獄。余傑先生在「胡錦濤為什麼拒絕救命稻草？」一文中勇敢地寫道：「胡錦濤難道不知道，作出這樣的決定衹能表明，他愚蠢地拒絕了《零八憲章》這根救命的稻草。胡錦濤將本來是救命恩人劉曉波當作仇敵，齊奧賽斯庫的命運將在不遠處等候他，到了那個時刻，他再想回頭請求劉曉波的幫助，已經來不及了。」相信有些讀者會覺得有些難以置信，甚至狂妄，但實際上卻是一片苦口婆心，或許將來某一天會証實余先生的預言。
歷史本來就是這樣，沒什麼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朝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想當年胡錦濤做政治輔導員的時候，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成為這個國家的領袖吧？況且，「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囚徒變總統大有先例，南非曼德拉、南韓金大中、捷克哈威爾……。胡錦濤是聰明人(否則怎麼能擊敗眾多對手步步高升直至問鼎？又怎能在政敵重重包圍之中屹立不倒？)他一定明白這個位置不好坐，危險不但來自沸騰的民怨，還來自身邊虎視眈眈的同志。他一定明白現在仍然是「提著腦袋幹革命」(齊奧塞斯庫就是例証之一)，他一定明白「有風不要駛盡裡」的道理，一定會給自己和家人留一條後路，做事不會做絕。若再聰明一些，應該記住「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記住齊奧塞斯庫血的教訓，趁早在人民群眾中留下一些「口碑」，比如體制內外普遍要求的那樣，開出實現民主化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取消黨禁報禁，開放言論自由，用社會輿論來監督那些「前腐後繼」抓之不盡殺之不完的貪官污吏，從鄉村縣鎮到省市中央逐步實行普選，變一黨專制為多黨制、議會政治，還政於民…….你若有本事在群眾的心目中洗脫共產黨負面形象，像國民黨一樣經過普選的洗禮，重新上台執政那才是真英雄；即使做不成蔣經國，也千萬別做齊奧塞斯庫，莫像李鵬一樣國人皆曰應殺。若是頑固不化，哪一天突然之間落到齊奧塞斯庫那樣的下場，就悔之晚矣！

(寫於09年8月20日，紐約)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10月2日「觀察」雜誌，轉載請註明出處)

當權力手裏拿著刀子

閱貴刋9月9日邵建先生「百年國運中的立憲與革命」一文，不得不出來再說幾句話。邵建先生認為百年來中國人走錯了路，捨立憲而行革命，所以至今不得民主自由。我看，邵先生完全搞錯了，立憲和革命不是一對矛盾，革命成功完全可以立憲，立憲不等於可以避免革命(請看拙文「改良主義誤區」)。改良和革命纔是一對矛盾，兩者都是指改造社會的辦法，而立憲祇是一種手段，改良可以用，革命也可以用。
邵文既然說「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立憲就衹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又何以抱怨「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是它成就了20世紀的歷史」？歷史事實已經証明一百年前，君主立憲行不通，所以才發生辛亥革命，這是民意的體現，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是孫中山一人之力可以挑起的，邵建先生們再責備孫中山，再否定辛亥革命也沒有用。
1898年的戊戌變法失敗告終，腐敗的清廷不思變法維新，反利用落後愚昧的義和拳殘殺外國傳教士，挑起國際事端。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倉惶出逃。就在「西狩」途中，於1901年1月29日發佈了「變法上諭」，宣佈實行「政治改革」了。其後不斷派遣大臣出國考察。1906年9月1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1907年秋，清廷宣佈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1916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1908年8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其後，在嚴峻的世界形勢和國內風起雲湧的立憲呼聲壓力下，清廷不得不宣佈將預備期改為六年，承諾將1917年提前到1913年召開國會，將1916年提前到1912年頒佈憲法。並且公布「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詳細列出了從1908年到1916年，每年在諮議局、資政局、地方自治、戶籍、財政、教育、司法、官制等等各個方面的改革計劃和具體內容，時間表和路線圖不可謂不詳盡矣！可是，歷史已經不願意給清廷這一緩衝時間了。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違背滿漢對等的原則，成立以皇族為主的貴族內閣，激怒了全國人民。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廷震驚之下，於10月30日連發三道“上諭”，隆裕太后下「罪己詔」，表示要「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清廷為示決心，開始釋放自戊戌變法以來的一切政治犯，准開「黨禁」，承認革命黨為合法政黨，11月3日正式公佈《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完全內閣（責任內閣），可是已經太遲了，人民已經不再相信他了。
邵建先生若有抱怨，也衹能怨恨滿清王朝對君主立憲沒有誠意，起初玩拖字訣，拖不下去了，繼而玩假立憲《欽定憲法大綱》，激怒了全國人民，到他頒佈《重大信條十九條》大大壓縮皇權，擴充民權，已經來不及了。反觀今天的中共，連滿清政府那一點願意政治改革的表示都沒有，連滿清政府那拖拖拉拉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都一概欠奉，今天的中國人活在互聯網開放的訊息世界裏，民主意識難道還比不上一百年前？當年對滿清的口頭答應實則拖延不能忍耐，今天難道會對中共的把門關死一口回絕毫無怨言？
邵建先生提出用立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並引用布殊總統的說話，理論上很正確。問題是當權力手上拿著刀子的時候，你赤手空拳怎麼把他關進關進籠子裏？布殊總統說這段話的時候，美國人民早已將權力關進籠子裏兩百年了。當初，當英國殖民者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獨立戰爭，剝奪他手中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當南方奴隸主手裏拿著刀子的時候，美國人民是通過南北戰爭，剝奪他手中的刀子，然後將權力關進籠子裏的。今天的中共手裏拿著刀子，他們多次明確表示「絕不搞政治改革」，「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他們揮舞著刀子，把劉波、高智誠、胡佳、譚作人、許志永、謝長發、.......數不盡的民主鬥士、維權鬥士關進監獄裏。請問邵建先生，你有何辦法將他關進籠子裏？不妨將具體辦法提出來與大家分享，如果行得通的，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既能達到民主的目標，又「規避革命所造成的內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皆大歡喜。
筆者看，邵先生衹能空談理論，具體辦法是拿不出來的，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比起百年前的清末，統治者更缺乏政治改革的誠意，因而更缺乏自上而下改良的客觀條件，相反，官逼民反，群體抗爭此起彼伏，革命爆發的可能性更大。但今天的革命主流已不再是以往的暴力革命，而是顏色革命了。過去毛澤東全面內戰式的暴力革命已不可能再重演，而蘇聯東歐的顏色革命，台灣的改良加顏色革命則已成為世界民主運動的方向。執政者自動放下手中的刀子，走進憲法的籠子裏，不是絕對沒有，但衹是極少數，而且大多是在顏色革命的壓力下促成的。比如蘇聯的戈巴卓夫、台灣的蔣經國、李登輝、韓國的盧泰愚……。可惜我們中國大陸人沒有這樣的福氣，從毛澤東那一代土匪出身的領導人，直至今天共產黨關起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胡溫，都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民主普世價值思想，更不可能有人家那樣的政治智慧和風度，遠見和胸懷。所以說，邵建先生們的改良主張衹能是空想，毫無實際意義。不信請拭目以待，將來中國的大變動，絕不可能由改良產生，很大可能衹有通過顏色革命完成，而且中共這些嗜權如命，頑固抗拒民主的領導人，很可能重蹈羅馬尼亞壽西斯古覆轍。
邵建先生們所擔心的「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因為，革命衹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並非絕對的。筆者同意香港評論家張三一言先生的看法，衹要領導革命的政黨和領袖人物具有充分的民主素質，革命過程中不出現一黨獨大的局面，通過革命建立民主政制，不是沒有可能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等民主制度的建立，都經過不同程度的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有人勸華盛頓當皇帝，有人勸他當終身總統，他都拒絕了，選擇永久地把民主制度留給美國人民，自己也名垂青史，讓我們大家一起期望中國也出現一個華盛頓吧！
(寫於09年9月18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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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30日「民主中國」，轉載文章請註明出處)

中共可能亡於「硬道理」

9月13日星期天晚上無線電視中英文台「六十年家國」專題節目同時播出第二集「硬道理」，內容是有關上海「虹橋綜合交通樞紐」特大工程節目，引用從鄧小平、胡錦濤直至吳幫國、賈慶林的話異口同聲強調說：「發展是硬道理」。
上海市政府2006年決定投資1000億元趕在2010年世博會開幕前建成「虹橋綜合交通樞紐」政績工程，包括航空、鐵路和高速公路三大交通立體連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一個巨無霸工程將出現在中國上海」。為此不但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比澳門面積還要大的26平方公裡拆遷，還要「邊鑽探、邊設計、邊施工」，工人24小時三班倒，1000部泥頭車、石屎車日夜不停，每月澆築超過90000立方米混凝土，「上海建總」工程師和工人都說從來沒有見過規模如此龐大的工程。鏡頭所見在抗議和哭聲中，拆屋機鑽頭野蠻地推倒房屋，碾過洋房土屋，夷平土地，整個閔行鎮瞬間一片廢墟。有原住民抗爭，被警察扭打推入警車，有屋主在陽台上向拆屋機扔火把。一位女屋主說，警察一面將男戶主抓進警車，女戶主一面哭哭啼啼不得不簽字；在附近購房的新住戶投訴日夜施工噪音不斷，天天晚上不能睡覺，有些投訴現場有如「沙塵暴」，二十四小時緊閉門窗，仍然厚積灰塵，隨手一抹手掌變成黑色；拆遷戶投訴說政府「拆遷沒商量」，強行規定每平方米住房、每畝地多少錢，不要也得要，不走也得走，完全沒有道理可講……。
電視講解說，目前中國政府八成投資用於「基建」，隻有兩成用於其他；180個城市申報要建成「國際大都市」，偌大一個中國尤如一個大工地，堪比當年「大躍進」；安徽阜陽縣政府、雲南紅河州政府這樣的貧困縣都花巨資建白宮式辦公大樓，令人哭笑不得……；解說員問道：上海市政府搞這樣的「世紀超前工程」，有沒有這個必要？上海的經濟真的發展到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陸路交通樞紐」的程度嗎？到底是為人民還是為「政績」？一位男拆遷戶說得很明白：「每一座好看的房子下面，都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和淚。」難怪官方學者也說：「這樣的事情在西方國家不會發生，在香港也不會發生。」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為台灣民主辯護——與世界華人對話」一文中說：「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 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諷刺的是，同一天陽光衛視「論衡」節目播出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主任王長江的一段話：「如果一個政權得到大多數人擁護，隻有少數人反對，這個政權將是鞏固的；如果擁護和反對的人各佔一半，還可維持；如果大多數人反對隻有少數人擁護，就很危險了；如果到了人人皆罵的程度，這個政權就隨時會垮台。」說得好極了，北京政府或許已感到自己隨時會垮台的危險了。現時大陸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像火山熔岩在地下暗湧，總爆發衹是遲早的事。中共每一次的倒行逆施，都在民間增加和積累一分仇恨，特別是野蠻的圈地拆遷，使千萬群眾痛失家園，其不滿憤怒的程度超乎想像，連中共核心黨員都有如此的認識，可見中國已經到了大變局前夜，將來中共覆亡，很可能就亡於這個「硬道理」。
(寫於09年9月14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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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刋於09年9月18日「新世紀新聞」，轉載請註明出處)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孫中山上斷皇權，下啟共和
正當中共大張旗鼓準備歡慶「建國六十周年」，而民間特別是知識分子卻在反思晚清覆亡之際，卻看到有人歪曲歷史，反說「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否則，中國百年史就會改寫，早已是現代化民主國家了。如李劼先生《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以下簡稱劼文，2004年筆者「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曾質疑過此人對「孫文」的不實之詞)。
不知諸位讀者閱後有何感覺？筆者衹驚嘆中共狼奶毒害之深！讀大陸背景作者所寫的史論，總讓人感到其喜標新立異，卻荒誕不經；大氣磅礡，卻空有其表；大扣帽子，卻無內容；輕率結論，卻不經推敲。對比一下海外背景學者所寫，差距立見。筆者猜想他們可能以為自己是顛覆歷史「挖掘真相」的英雄，反對共產專制的急先鋒，殊不知正中了毛澤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簡單化機械化思維的遺毒；同時也繼承了毛澤東那種「衆人皆醉我獨醒」、「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派頭」，不信請看劼文片斷：「袁世凱無法真正讀懂……、袁世凱看不懂……、孫中山更加看不懂……、孫文既看不懂……也不明白……、梁啟超雖然學問淵博，但當時建議袁世凱稱帝立憲時(事實正相反，梁啟超反對袁稱帝——筆者註)，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的歷史……、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許多中國人也許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們至今沒有弄清楚……」。言下之意，是否無論過去的政治人物還是今天的黎民百姓統統都是笨蛋，衹有你一個人聰明？

事實卻是，儘管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有很多改變，官方的史觀有所不同，但民間始終存在著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念，諸如忠誠、正直、為民、無私等，自古以來不乏董狐之筆。唯到了共產社會，一切政治掛帥，才首次出現了大規模竄改歷史的醜劇鬧劇，毛澤東帶頭為曹操、秦始皇等翻案，江胡為曾國藩、李鴻章等翻案，其中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始作俑者及跟風者也不動腦筋想一想，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總有他的原因，長期形成的歷史人物公論總有他的依據，你想要輕易推翻，就必須拿出雙倍的史德史識史材，才能服人，否則隻有自暴其短，甚至自取其辱。

李劼先生為曾國藩、李鴻章和袁世凱「翻案」，封他們為「大改革家」，說「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環，成為可能。」這是罔顧歷史事實的謬論！大量史實證明，曾李袁三人都是死硬保皇派，不是死保主子滿清專制王朝，就是妄圖復辟封建帝制，根本談不上改良，近代史首倡改良者實為康有為、梁啟超。像這樣輕易推翻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早有公論，卻拿不出什麼實質依據，在洋洋萬言的劼文中比比皆是，駁不勝駁。為免篇幅太長，唯擇其對孫中山袁世凱評價一二異議一番，請教李劼先生和廣大讀者。有關對曾國藩、李鴻章的評價，筆者向讀者推薦曾節明先生《曾國藩的真面目——兼論中共為何大力推崇曾國藩》、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驚人的相似——從央視為李鴻章「平反」說起
》、蔣悅先生《平反李鴻章引起的「賣國賊」爭議》……。
筆者認為，一，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一定要尊重歷史事實，對於有些尚未証實的孤證，要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不可妄下結論；一切要以行動言論衡量，不可妄自揣測別人的心理活動。二，現時正當中國民主化面臨突破瓶頸關鍵時刻，否定孫中山先生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民主思想和辛亥革命，衹會有利於中共專制苟延殘喘，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此試舉數例，比如李劼先生指責孫中山先生說，「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一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美國打雜。一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其實隻要稍為動下腦筋，就不會說出如此膚淺無知的話來。照你所說，各省民意代表齊集南京，公推一個與辛亥革命「毫不相干」的「打雜工」出來當堂堂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豈不是都是瘋子？豈非成了國際大笑話？若沒有孫先生長期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屢敗屢試武裝起義做基礎，辛亥革命會無緣無故地偶然發生嗎？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的衝擊、給清廷造成四面楚歌的壓力，清廷會甘願遜位嗎？袁世凱若真那麼把炮，十幾年前戊戌變法時譚嗣同密會他，請他解救光緒，迫慈禧「遜位」，怎麼不見他的「傑作」？反見他嚇得兩腿發軟，做了可恥的告密者？
事實卻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各省代表公推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而身在北京擁重兵的袁世凱對此很不服氣，一面挾天子令諸侯，一面借革命威迫朝廷，左右逢源，虎視眈眈。為國家民族而非個人權位，孫中山承諾袁世凱：衹要能說服清帝退位，並來南京就任，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他。2月12日，清末帝宣統退位，孫中山第二天即向國會遞交了辭呈，14日正式辭職。緊接著國會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堅持袁到南京就職。還派出專使團北上迎袁來寧。北京忽來「兵變」，袁借口維持秩序，拒絕南下。再者，孫中山在讓位袁世凱之前，就力圖以實行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限制袁世凱獨攬大權，實現其三權分立和五權憲法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後，當時的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興致勃勃準備組閣，可是，袁世凱將宋教仁暗殺了。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不但取締國民黨，連保皇黨梁啟超與國民黨激進派章太炎合組的進步黨也被取締，禁止政黨活動，各黨領袖人物逃亡日本；2月，解散各省省議會；同月，內閣辭職。此後袁認為「人民濫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認識尚在幼稚時代」(一如今天中共所說——筆者註)，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於5月推出「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6月，裁撤各省都督，設「將軍督理軍務」，由（中央）將軍府分遣。要求孫中山黃興裁撤南方革命軍隊；之後再修改總統選舉法，使總統可無限期連任，而新任總統亦由在任總統指派，袁世凱成為了真正的獨裁者。
以上歷史事實及後來發生的袁稱帝已經充分表明袁根本不想走議會道路，他一心重走封建帝制老路，將中國社會拉向後退。史載「宋教仁案發生後，輿論嘩然，6月，袁世凱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在議會道路已被完全堵塞的情況下，請問，如果中國人不想走回頭路，有何選擇？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無可厚非，各省紛紛起兵護國討袁，代表了當時的民意，劼文對此的指摘毫無道理。正如今天，歷史再次重演，中共多次明確宣布「絕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絕不搞多黨制、絕不搞三權分立……」，連組織政黨都不容許，談何議會道路？李劼等改良派仍然幻想中共會政治改革，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未免太天真了！
又舉一例，劼文說：「孫中山的喪失學而之途(原文如此——筆者註)，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務遠，卻又志大才疏。」「一個在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后來的所謂革命，是一樣的江湖。」2004年筆者在「毛澤東難望孫中山項背」一文中比較過孫毛兩人的學歷：孫13-17歲上美國檀香山英美教會意奧蘭尼學校和阿厚書院， (Iolani School, Oahu College相當於高小和初中)17-20歲上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 college)，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Central college相當於高中畢業)，21歲入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 (相當於大學畢業)，26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以上見葉彥幫「孫逸仙博士一詞引發的聯想」2005-11-25)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附屬華南醫院（Canton Hospital ）實習，然後在澳門、香港和廣州等地行醫，(在香港和澳門，沒有大 學畢業的學歷，不可能成為執業醫生)，從他連續的學歷和他就讀的學校在當地的地位看，孫中山先生大學本科畢業程度無可爭議， 怎麼成了「夏威夷 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和「江湖行醫」？
眾所公認，香港處於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在香港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香港大學、拔萃書院、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至於說孫中山博士名銜，英語中醫生和博士都是同一個詞「Doctor」，所以西方人稱孫中山先生Dr. Sun Yat-Sen，合乎常理。李劼先生說：「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筆者看李先生要麼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學校學制，要麼完全不了解西方人的習慣。如果李劼先生們見識過孫先生那手漂亮的英文書信，就不會說出如此不敬的話來了。
由此引出的孫中山和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功過，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就遠不是學歷高低那麼簡單了。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學歷的不同、家庭環境影響的不同、接觸社會層面的不同、對外部世界認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他們的革命理論不同、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目標不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已經被實踐檢驗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才剛剛在台灣開始接受實踐的檢驗，哪一種革命理想更符合中國人民普遍的願望和中國社會的實際，不需筆者贅言，讀者自有分曉。
再舉一例，劼文大書「宋教仁被刺案」，既然說「盡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証。」你現在又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相反，孫文盡管號稱孫大炮，骨子裡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政治異見者。」請問又有何証據？你說「僅就政治邏輯而言，袁世凱擔心的應該是孫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議會政治。事實上，袁世凱與宋教仁也確實以亦敵亦友的關系彼此相處，並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麼勢如水火。」這祇是李劼先生個人的推斷，用這樣空洞的語言可以完全排除袁刺宋嫌疑，而將孫視作殺人兇手嗎？相反，「宋教仁之死」一書評論說：「在袁世凱看來，宋教仁比孫中山、黃興還可怕，后兩者在袁世凱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這個宋教仁欲作憲政民主的斗士，宋不達到內閣制共和政府毫不罷休。在《臨時約法》下進行的民國首次大選中，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竟輕鬆勝出，這令袁世凱大光其火。」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1912年4月，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兩個月，下令解散國會，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迫辭職，時任農林總長的宋教仁同時下崗。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國務委員一律脫黨）。陸氏不孚眾望，稱病辭職（1912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組成“混合內閣”（不分黨派），但宋教仁一貫主張組建一黨內閣，這樣會對袁不利。所以袁世凱提拔前任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因宋教仁組閣的決心和實力，趙秉 鈞視宋為政敵，欲除之而后快。
當時，各省正為搞國會選舉緊鑼密鼓准備著。南北小黨共數百家之多，這些小黨若想當選議員，並非易事，所以他們需向大黨靠攏。 1912年8月25日， 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派改組的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此時，孫中山應袁世凱的邀請，於前一日抵京，當天也出席了大會作主題演說，並以1130票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國民黨中央決定由宋教仁代理。(一說孫中山對國民黨一盤散沙失去信心，將黨務交給宋教仁，自己到東京另組中華革命黨去了。另說孫中山熱心築鐵路，黃興淡出軍界，宋熱衷黨務，遂被推舉為國民黨執行理事長。非如劼文所說「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黨領袖由選舉產生，非由自封——筆者註)。 1912年秋冬，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根據憲法，國民黨即將組建責任內閣。國民黨選戰初勝，多數黨員難免驕縱，有人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袁世凱聞訊色變。為了安撫宋教仁領導下的國民黨，袁世凱對宋教仁採取了傳統的收買手段加以籠絡。袁聲稱讓宋出任國務總理，並派人給宋教仁送去50萬元的銀行支票。宋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到長江流域各省演說，闡述政見，聲稱要組建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並痛陳袁氏政府的腐敗。袁世凱見宋教仁頑固，一計不成，再想它輒。在聽說了宋教仁發表不利於自己的言論后，袁世凱氣得咬牙切齒，連電召宋氏前去北京磋商國事。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
宋教仁奉袁的電召於1913年3月20日晚乘夜車去北京，在上海北站突遭槍擊，22日淩晨不治身亡。接下來案件的破獲，竟出乎意料地順利。 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週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即應家搜查。在應家發現有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來往電文見「宋教仁之死」一書，此處不贅——筆者註)，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秘書洪述祖，而洪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 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趙秉鈞直接指揮。自此，由洪述祖經手，應每月從國務院秘密領取2000元的活動經費。
當宋教仁抨擊袁士凱政府的言辭越來越激烈時，袁手下的這群黨羽也越來越坐立不安。應夔丞與洪述祖密約，由應物色殺手並具體指揮刺殺宋教仁。應夔丞見武士英精於槍擊，且貪財膽大，遂與之商議刺宋一事。兩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於天下，幕後黑手竟然是袁世凱身邊的親信，這使袁世凱一下子置於千夫所指之境地。問題是，趙秉鈞是否直接向手下下達過刺殺宋的命令，以此為袁世凱排除隱患之憂？而袁世凱對這一切是否知情？
據章士釗後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 聞訊後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隨後閒談中，袁世凱意指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 裂為證”，章士釗聞之不滿，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意外？
筆者認為，迄今為止相對客觀的估計是：袁世凱或許沒有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秉鈞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亦未可知。即使袁世凱不曾明示過要殺宋教仁，但手下人為邀功，自作主張，暗地收買刺客，對宋行凶也是可能的(一如台灣江南案)。
問題是其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十分蹊蹺。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不到20天，就在開庭審判前一天牢中中毒而死；買兇者應桂馨於二次革命期間，趁各方看押不緊，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獄，逃至青島。孫、黃討袁失敗后，應公然回到北京，並傳話給老袁要50萬元現金的封口費，於次年1月間由兩名干探在火車將其秘密處死。北京方面直接聯絡人洪述祖一直暫避青島，直到民國 6年，連袁世凱都一命歸西了，他才敢出來活動。結果在上海惹上訴訟官司，被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時年15歲）等人在捕房門口當場扭住，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趙秉鈞請辭總理后被調去當直隸總督，應桂馨死時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電話給老袁“應桂馨如此下場，以后誰還敢替總統辦事呢！”袁聽了深感厭憎，一個月后，這位老袁身邊第一號親信就在家中離奇中毒身亡。最后是那個亂講話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無銀地辯白，民國3年6月，老袁以他貪污區區 500元之罪將其處死(見《北洋軍閥史話》)這一連串事件，難道衹是偶然的嗎？若非偶然，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做下這一連串的殺人滅口案？

歴史資料往往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說法，這就需要我們動腦筋多問幾個為什麼了？比如：
一，宋教仁與黃興同鄉且是共組「華興會」的老同志(宋任副會長)，互相應十分了解；黃興「華興會」與孫中山「興中會」合組同盟會，一同發起十次起義，長期共事，互相了解不可謂不深。如果確如李劼先生所指孫乃殺宋幕後兇手，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黃不可能毫不覺察，為何黃從不指孫乃真兇？李劼先生說「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為何黃興反指袁乃真兇並撰對聯曰：
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
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宋案發生後，袁派工商總長、國民黨人劉揆一南下去疏通黃興，為宋案作說客，受到黃興的嚴辭拒絕)。
二，即使如李劼先生所設想，如果孫中山才是宋案元兇，為何租界巡捕房會抓獲兇手武士英、雇凶者應桂馨、並在其住處搜出証物，包括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多封來往密電，所述內容均與宋案發生時間地點吻合，而這些人物都可追溯至趙秉鈞、袁世凱而非孫中山？
三，即使孫中山有能力派人在黃興、廖仲愷等人面前槍殺宋教仁，但孫有能力在當時非其控制下的上海、青島乃至北京逐一殺武士英，應桂馨，趙秉鈞滅口？，而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不認孫為兇手，卻在上海扭住洪述祖， 送至法院以當年殺人在逃罪判處死刑？
衹需這樣一想，反問一下便不難得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而不會像李劼先生那樣信口開河。筆者在拙文「孫中山才是真正的中國民主之父」中說過：「筆者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人包括領袖人物都應該受到人民大眾的監督批評，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批評應該尊重歷史，根據當時的歷史環境，客觀給予評價。」在「革命不是革人命」中說過：「……總是以孫中山先生革命過程中的某些做法和言論說事，筆者認為根本就本末倒置，也不合時宜，不值一駁。大眾公認，看事閱人都應該「從大處著眼」，而不應該糾纏小事不放。無論如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的民主共和、三權分立、五權憲法政治主張，平等自由博愛的人格理想，至今仍然是我們中國人追求的目標，在今天的台灣已開始實現，這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僅此兩點，就足以讓我們後人景仰。」「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交由歷史學家去研究，局外人不應該輕易下結論。況且八十至一百年前的客觀環境，很多不是今天我們所能體察和理解，以此苛責孫先生反顯無知(包括袁偉時教授批判“孫文”的萬言長文，並無什麼實質內容，全是吹毛求疵，反自損英名)。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再次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革命和改良的十字路口上，需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理智地現實地選擇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否定孫先生民主共和的理想，在故紙堆裏找孫先生的失誤瑕疵。若面對中共頑固拒絕民主改革的強硬立場，還以批判孫中山先生為名，行反對革命之實，就更不應該，客觀上成了中共專制極權的幫兇。這樣做何以對得起被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整死的數千萬同胞？何以對得起今天仍在中共權貴特權階層欺壓和盤剝下勞苦大眾？請諸君三思。」
最後，請允許筆者引用陳勁鬆先生《晚清與後共……》的一段話結束本文：「眼 下，在中國御用知識界，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不是孫中山鬧革命，滿清通過“洋務運動”，將緩慢走向“君主立憲”，進而實現中國不流血的變革，早已迎來共和與 民主。此論意在責備孫中山等人及其革命，“搞亂了中國”。同時暗示，任由共產黨統治下去，衹要經濟發達了，民主自然而來。此論不管是出於理想主義還是一廂 情願，也算是“一家之言”吧！然而，革命之產生，每每源於舊勢力的頑固。當權者如果不主動加快變革步伐，革命必然重演，付出的代價，不僅是舊勢力的覆亡， 也將是整個社會裂變動蕩的成本。」
(寫於9月12日-9月16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9年9月18日「自由聖火」，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