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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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2讯日】十五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是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迄今为止所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算起，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为争取科学和民主，几代人付出了不知多少鲜血和生命，可惜到今天为止，我们祖辈为之流血牺牲的科学、民主和自由距离我们中华民族还十分遥远。

1926年世界民主运动初起时，全世界只有26个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波民主浪潮掀起，1943年全球民主国家已增至36个；1974年全球出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有82个国家实现民主。今天全球192个国家中，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实现民主，坚持拒绝民主的国家不到20个，其中只有中国是唯一的大国。

十五年前的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最终以６月４日邓小平的血腥镇压告终，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被强压下去了，但是它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催化剂。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全世界的社会学者研究，更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为什么当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享受着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却会是如此的艰难？

我们不能不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性上去找原因。我们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比之我们现在生活着的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简直是不知老多少代的“老祖父”了。历史长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悠久的历史造成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但同时也让我们中华民族背上了沈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我们的祖先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为我们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至今天，中国大陆从上到下还在热中于上演帝王剧，清官戏：演完康熙演雍正，演完雍正演包公，仿佛中国几千年来就只有几个帝王将相在那里跳上跳下，数万万同胞不知到哪里去了！说穿了，就是当今的中共帝王借电视剧愚民，奴化他们的思想，向他们证明：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幸福都是系于开明君主一身，最多再加上几个清官，根本不需要什么民主和自由。

几千年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封建传统和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当年信誓旦旦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武力夺取政权以后，竟然在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残酷的现代封建社会。其封建大一统思想，君主一言号令四方，朕即天下的封建帝王作风，以及奴颜婢色，助纣为虐的懿臣形象，在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和宰相周恩来身上得到最充分地体现，读者只要看看近期在香港为中国大陆“自由行”的游客抢购的两本书：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和高华教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明白了。
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残忍地将已经放下武器的昔日的敌人肉体消灭，包括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在文学艺术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使用“阳谋”诱使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开展反右斗争，将他们一网打尽。四十年代仅余的一点点民主自由思想被连根拔掉，中国大陆从此进入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恐怖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怪不得直至到198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爆发民主运动。这在现代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从反面印证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社会是多么的严酷和恐怖。北洋军阀时代，曾发生过“三一八”事件，段褀瑞在北京杀了三个和平请愿的学生，结果不到一个月就下了台，避走天津，不久客死上海。而六四事件，北京官方承认杀了三百五十多名学生和平民，十五年来却无一人需要负责。唯一可以证明的是，共产党政府比北洋军阀政府更加恐怖，更加专制，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闭和奴化教育，使到整整一两代青年人与外面世界完全脱节，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至今仍在苦苦探索民主的路途，殊不知他们前辈，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早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被无故的中断了几十年而已。一个时代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一代青年思想状态的贫乏。这也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极端缺乏民主，同时又没有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
共产党经营了超逾半个世纪的思想灌输，不但令到整整一两代人丧失了民主意识，而且还令到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滋生了极权的思想，不自觉地用不民主的方法去反对他们不民主的敌人。亲身参加了这场民主抗争运动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先生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和见解，他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种种“和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像极了”的地方，不过他也明白这是共产党长期愚弄的结果。民主治理一个国家，对中国统治者和每一个公民都是陌生的，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从头学起。

鉴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已逾半个世纪，它所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就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薄弱。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现代民主制度，是有广泛的民主意识为其基础的，是经过了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得以确立的。而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才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民主的概念是十分陌生的，而暴力革命，造反有理则是太熟悉了，盖因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的历史，包括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就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而且伟大领袖毛泽东崇尚极权，蔑视民主的暴君形象，不但为大陆中国人树立了榜样，而且早已深入大陆民心，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有不少愚昧的民众将他奉为偶像。所以笔者完全赞成许良英先生等提出的：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民主思想启蒙。

尽管十五年前的这场运动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诉求，也没有广泛发动起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参与其中，在运动进行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笔者记得当时的学生领袖柴玲小姐甚至喊出了“共和国万岁！”这样幼稚的口号，但是它能够在历经毛泽东几十年封闭恐怖统治，而刚刚在邓小平的手里向外部世界打开一条窄窄门缝的中国大陆爆发，本身已经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它绝对地不失为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石破天惊的伟大的民主运动，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纪念和反思。对于在长期缺乏民主“氛围”的中国大陆爆发的这场民主运动，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民主实验在中国大地艰难的起步。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民主的火种却仍然在人民心中燃烧。台湾人民不顾共产党的文攻武吓，坚持走自己民主的路；香港民众也不顾共产党的无耻威吓和卑劣的小动作，坚定地为实现民主而团结奋斗，总有一天，大陆人民也会再一次奋起，民主和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You either ride with tide, or be crushed by the tide.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动向”杂志04年6月号，此处是全文) (http://www.dajiyuan.com)

忆当年“六四”在香港

作者：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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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4日讯】日前正当我在紧张写作我的回忆录“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之时，收到了“全球纪念六四”征文的通知，令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许多往事。当时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民主运动，我远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民众对大陆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和对民主的共同的诉求。遵照通知的要求我尽量地回忆十五年前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记下“六四”当时在自己身边发生点点滴滴的一切，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希望能为民主运动出一分力，让全体中国人，包括现今中国的统治者知道，民主诉求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在北京，在香港，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我在胡应湘先生的合和集团属下的滑模公司工作，这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工程公司，负责的项目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和沙角B厂等大型项目。有一个同事叫简伟民，和我很谈得来，后来他跳槽走了。不久后他约我见面，对我说横竖在原公司难以发挥，不如跳槽到他的新公司和他合作。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科卓华西”，据说是一间大陆中资公司，该公司和国内单位合作，在北京、青岛和成都有新建酒店项目，兴建“王朝酒店”。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筹划，忙不过来，在他的力荐下，该公司愿意付出较高的薪水请我去协助简先生。

原来这家公司是四川省建委派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据说公司名字中的“华西”就是代表四川省。老板亦即董事长姓费，北方人，平时很少回公司，公司经理姓朱，广东人。公司的业务很多元化，除了我和简先生两个人负责工程管理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做贸易，大部分是大陆外派干部或是大陆移民，加上几个香港小姐秘书，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我到新公司履新的时候，正当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每天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里，大家常常顾不得去吃饭，围在电视机前看无线和亚洲电视的“特别新闻”。我记得香港无线电视有一个现场记者好像叫谢凌峰，一天几次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每当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老板不在场，不管香港人大陆人都会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一致同情学生，反对李鹏政府的无动于衷，但如果费先生，朱先生回来了，大陆人就大多不再说话，剩下我们几个香港人还在议论不休。

不久，北京“六四”屠杀事件就发生了，亲眼目睹外国记者、台湾记者和香港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火光熊熊，血流满地的电视画面，我们都惊呆了，两个老板也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

六四后的一两天，我在公司里接到大学同学王育鵉小姐的电话，她联络我一起去新华社抗议，我因为工作走不开没去成，叫她把我的名字也签上。旋即拨电话去香港新华社，总机问我找谁？我说找社长。总机说社长不在，问找社长什么事？我说想问他一下，共产党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不在就请能代表他，负责任的人听电话。总机将我的电话转到一个不知什么部门，有一个讲广东话的人居然很耐心地听了我十几分钟的电话，对我一连串的质问不愠不怒，答应将我的抗议转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也支持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主张。不知道如果当时许先生真的降尊接听了我的电话，又会说些什么？

不久后，有一天简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发一份传真到青岛王朝酒店筹建处，在这份传真的结尾部分，简先生将在香港电视里看到的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真相告知与他仅一面之交的青岛大陆同事。事前简先生将他书写并署名的传真让我过目，我劝他不要在传真里提及“六四”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陆不比香港，没有言论自由，还加上严格的新闻、通讯检查，公司知道了肯定会追究，甚至还会牵连到青岛的大陆同事。但是简先生说香港“支联会”呼吁一人一信，每一个香港人最少写一封信给大陆的亲友，告诉他们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用这样民间抗争的办法，突破共产党的新闻封锁，我见他意已决，唯有对他勇敢的行为表示敬意。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只过了十天八天，简先生就被这间中资公司炒掉了。简先生走了后，我也不想在这样的大陆公司里再干下去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的压抑。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还有星星点点为数不少的大陆公司执行着专制政治的公司文化，某些时候他们会出得起比市价高得多的工资请人，因为反正是国家的钱；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大陆的许多不正之风带来香港，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等，与香港本地的公司文化格格不入，让你觉得即使拿着比外面要高的工资也做得很不开心。所以不久之后我也辞职离开了。

“六四”前后，香港爆发了开埠百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行，过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支援大陆学生民主运动，抗议共产党屠杀学生。香港各界成立了“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跑马地举行十二小时“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虽然“六四”屠杀发生在远离香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但是香港人民感同身受，不但参加各种游行集会，而且慷慨解囊捐助国内民主运动，气得时任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先生不顾身分的惊呼：香港成了反共基地！(两年以后，当香港人为华东水灾捐献出逾六亿港元，即平均每个香港人捐出超过百元时，同一个李后先生改口说：香港是爱国基地，大陆高官的滑稽表演，真叫香港人哭笑不得)。

回忆“六四”，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我七十多岁的母亲，那段时间她几乎是日夜守着电视机，只要一听到电视台播放特别新闻的前奏“嘟嘟嘟……”就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紧张地盯着电视画面。当电视播出北京屠杀的场面，坦克车在火光熊熊中左冲右突，街上一片倒下的单车和死尸，我亲眼看见我母亲老泪纵横。家里的人包括小孙子去参加大游行和捐款，母亲都竭力支持。试想想，何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故国如此一往情深，只有到了今天我执笔书写我们家祖孙三代在中国大陆的回忆录，才多少明白当年母亲心中复杂的情感。

母亲大家闺秀出身，外祖父留学美国并留在美加经商，母亲毕业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只因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舅父三十年代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共产党，49年率九龙海关起义，觧放时被委任为接受大员，带我外婆和我母亲一家回祖国参加革命。他们都没有想到，满腔热情最后换来的是歧视和排斥，不久在香港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外婆被抓回台山乡下“斗地主”，舅父受到“反地方主义”的牵连，母亲被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和我父亲同时被“隔离审查”，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妹妹……，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母亲年逾七十才能重返香港旧地。父母亲这一代经历了远比我们复杂得多的事情，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心灵所受到的创伤，非我们所能完全理解。

十五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共产党几代接班人千方百计淡化“六四”，将暴乱改称事件，又将事件改称风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无法淡忘这心头的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中国知识界的刘晓波先生等人在极困难的环境里，仍然坚持发出千万民众共同的呼声，要求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国人尊敬。

时移势易，今天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战场移到了香港。香港人顾全大局，在忍受了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小圈子选举，假民主，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将近七年后的今天，终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齐声发出０七、０八全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怒吼！北大人慌了手脚，又是指使四大护法，香港土共恶言威吓，又是搬出邓小平僵尸的“爱国者标准”，又是强行“释法”设下重重关卡……，凡此种种只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共产党反民主的嘴脸，绝不能阻挡七百万香港人对民主的强烈诉求。

十五年前和我一起参加香港百万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大游行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一岁，如今在美国读书八年，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香港，参加了今年元旦十万人的争取民主大游行。他自己设计并且用电脑制作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着董建华先生肥胖的后脑，背景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原来居中代表共产党的最大的一颗星改为最小，原来围在外面代表中国四个受共产党“领导”的阶级的四颗小星改为最大。因为他以前问过我，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有甚么含意，我讲解了以后同时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任何的政府不应该是高琚人民头上的主人，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更遑论政党了。古代哲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儿子同意我的看法，并据此制作了他的标语牌，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注意和采访，儿子解释说，这个标语牌表达了董建华先生不敢面对七百万香港人民，只懂得面对和效忠北京。这张采访照片结果登载在次日的报纸上。这种自然的薪火相传令我非常欣慰，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胜利的一天，我们下一代一定能够看到。

(笔者注：该文略有删节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04年6月号，此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