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年代拆散了許多人的家庭、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更毀滅了許多寶貴的生命，這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數千萬人的枯骨堆砌而成的歷史。——李大立
文/吳雪兒
在中共幾十年的統治下，中國變成了悲情城市，期間可以知道的是，政治運動不斷，「反地富」、「反地主」、「反壞份子」、「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等。在歷次的運動中，衍生了多少的個人和家庭悲劇，而這些政治運動更普遍地傷害了全體中國人。
然而又因為中共大力度的輿論封鎖及運動的批鬥、肅殺的恐怖氣氛所帶來的噤若寒蟬效應，近代的中國史成了中國歷史的斷層。近年陸續有不少人士撰寫文章、史實、自傳等，從對個人經歷的細膩描述到不懈的歷史檔案翻查，這些文學作品的意義將逾越當初撰寫人的本意，成為了填滿中國近代史大拼圖中缺少的一些環節（missing links）。
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去年發表了自傳《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書名很有意義，從自傳中，他的母親、表姐和妹妹的遭遇都很戲劇性，然而那都是在那種歷史背景下，出於無奈或當時人的認識，很自然發生的事，所以李大立和他家族的經歷隨時可以套到很多其它家庭去，發現情節還是大同小異的。
讀李大立的自傳有如看小說和歷史記載的混合體，然而那卻是活生生的真實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做了很多的調查工作，訪問當時人，同時李大立也得到好友和親戚為他提供很多有用的資料，例如一位朋友就把多年來收藏的通訊文件借給他，從中也喚回不少記憶。李大立也親自到家鄉採訪當地的親戚以便更深入的了解伯父的事情。不過，伯父的家人談到自家的坎坷遭遇，還是不願多提。
未知道這種尋根究底的態度是否與李大立學工科出身有關係，例如他在妹妹容洵美死後，也到處找妹妹生平接觸的人事，從而了解到妹妹遠嫁武漢後的一些情況。
妹妹的死給李大立帶來很沉重的打擊，即使多年後撰寫自傳時，仍忍不住悲從中來，為妹妹的英年早逝而流淚多次。
癒合傷口的苦藥
回憶是痛苦的，但不走過痛苦的路，心靈的傷口是不能癒合的。中共嚴禁天安門死難者的家屬公開悼念親人，「文革」時為了表示對黨的忠誠，與親人劃清界線，連親人被迫害死也不能作出半點哀傷的表態。到底歷次的政治運動帶給中國人心靈創傷的口子有多深，就不得而知。
讀李大立的自傳不覺得乏味，除了因為自傳情節豐富，尤如讀小說外，也因為李大立以自然、客觀、輕鬆的文筆，寫下在這段沉重歷史的個人經歷，感覺上減少了讀者的一些負擔吧！又可能因為李大立移居香港加上家庭背景也是與香港千絲萬縷，從書中的一些用詞和描述，對於香港的讀者來說會有親切感。
李大立原名容國維，祖父容伯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與孫中山相熟，參加過辛亥革命，並任職國民黨廣東支部總務主任（支部長胡漢民），也認識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主辦過廣東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中華新報》，並宣傳過共産主義。不幸於三十七歲壯年被時任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抓後，當天晚上遭槍殺。
李大立的外祖父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父親則畢業於交通部柳州高級鐵路學校，抗戰後出任廣州鐵路站長，而母親出生香港，就讀於貴族名校聖保羅女子書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歲入學，於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廣州著名中學——廣雅中學，一九六七年年畢業上海同濟大學。
在過去五十多年嚴峻和極端緊張的中國社會氣氛，很多家庭都有意無意地避談家族的事情，避免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因此，李大立的祖父也是從紐約一家書店，一位日本人寫的書裏「尋」回來的。事緣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紐約唐人街一間華人書店看到一本名為《近代的廣東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黨及其黨體制的形成過程》的新書，作者為日本人深町英夫，翻閱書本赫然發現書中多處提到他的祖父容伯挺，於是把書買回去細看，從此，展開了對其祖父的一系列的資料搜集。
一個民族的悲哀
對此，李大立寫道：「祖父去世八十年，我在遠離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從一個日本人的著作裏才有機會認識連我父親都不知道的祖父的歷史（祖父死時，李大立的父親才八歲），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中國人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從中國人自己的著作認識中國的歷史，反而要在別人的國家從外國人著作裏認識中國歷史，這不但是我一個人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李大立在書中寫道：「動盪的年代拆散了許多人的家庭、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更毀滅了許多寶貴的生命，這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數千萬人的枯骨堆砌而成的歷史。」
這也是他個人親身的經歷，在他身邊的親人的遭遇甚至悲劇，都與當年社會環境，共產黨強加於社會的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李大立的表姐朱丹霞本來和富家公子的丈夫簡先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對，並生了三個孩子。後來因為共產黨在奪權後開始劃分家庭成份，強調階級鬥爭，表姐因為與資本家的兒子結婚，成了被改造對象。
表姐為人積極上進，提出了加入青年團的要求，隨後發生的變化最後釀成離婚收場。到後來其長子也因為出身的問題，即使考進了廣雅中學，卻因為繼父拒絕開出家庭出身的證明，而失去了入讀該所廣東名校的機會，從而也看到階級鬥爭概念如何牢牢在生活的重要環節上操控民眾。
大妹妹容洵美也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被取消了繼續在學校當輔導員的資格，分配到珠江農場，位於中山縣萬頃沙，是很荒蕪的地方。後來認識了一個武漢男朋友，想轉到男方的那邊去插隊。遠嫁到武漢，不到三十三歲就因心臟病發，英年早逝。
李大立最疼就是這個妹妹，他認為妹妹也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政治壓迫，出身歧視、嚴酷的社會現實逼著她走上了這一條不歸路。」
以至喪禮的安排，在妹夫與他商量悼詞，提到如何為妹妹家庭出身舊職員問題，向妹妹單位據理力爭時，李大立回憶道：「人都死了，為什麼追悼辭還非要提家庭出身？！揹了一生包袱還不夠嗎？還非要揹進棺材去才罷休？」
李大立的母親也很富傳奇性，少女時代就讀於香港名校，被眾多公子哥兒追求。在外婆作主下，嫁入富家「沖喜」，未及正式結婚新郎已病逝；她不甘一生被禁錮於封建家庭，追求自己的愛情，在同情她的大奶奶之妹的幫助下，出走私奔，十足一齣粵語殘片的故事情節。可是，「解放後」返回中國大陸「參加革命工作」卻吃盡苦頭，老年時為了子女才重新返回香港。
從李大立自傳內點點滴滴的回憶中，看到中國傳統價值觀被侵蝕的一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輩份的稱呼是很講究的，也是維持人倫關係重要的一環，當時年紀輕輕的李大立為了被稱「表舅父」而感到尷尬。不過，「隨著共產黨和毛澤東不斷地發動政治運動，不斷地『破舊立新』，姑母和父母親等上一輩的人，就再也不要求我們遵守祖輩的規矩彼此按輩份和親屬關係稱呼了，我們就互相直呼名字……」自傳中，李大立的家庭和舅父伯父及姑母朱瑞華(協助其母出逃的人)幾家人的關係都很密切，親屬朋友之間互相幫助，父母與世無爭的處事態度等，在這樣一種家庭教育下，也保存了李大立善良的本質。
中共草菅人命
在李大立的成長中，他經歷了「大躍進」及「文革」。書中提到「大躍進」時期，當時李大立是初三學生，學生都要參加學校大煉鋼，年長的學生就擔當了煉鋼工人，做著點火煉鋼的工作，一天突然發年爆炸，一位名叫梁細的同學被炸下平台，滿身是血。
在「大躍進」期間，除了煉鋼外，還要執行毛澤東「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學校組織學生到工廠上勞動課到一家牙膏廠，當年工廠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名叫向秀麗的女工，用手臂阻擋強酸流向爐膛，壯烈犧牲，共產黨號召全國人民向她學習。
以上兩例反映中共草菅人命，罔故社會未來主人翁的安危，參加荒謬的所謂「大煉鋼」。女工缺乏工業安全知識，意外發生，不是改善工業安全，反而叫其他人學習，「大躍進」就是這麼一個瘋狂年代。
在那時的饑荒年代，「雙蒸飯」、「蔗渣飽子」、還有做尿液中培植的「小球藻」都是當時的「食品」，嚴峻的環境讓人失去做人的尊嚴，而在學校偷吃河粉的事，令作者時至今天仍覺得羞愧萬分：「雖然在飢餓年代中我這幾口炒河粉算不了甚麼，但是不義無道的性質是一樣的，我仍然為自己當年的所為感到愧疚。」
一九六八年初，中央文革下令在全國群眾中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李大立就讀的同濟大學內，也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那時的李大立「終日處在恐懼驚惶之中……我感覺得到紅色恐怖就在自己周圍，觸手可及……」
眼看班長周文德無情地被批鬥，自殺不遂成半身癱瘓，李大立在書中寫出當時的感受：「雖然周文德以前曾經多次針對過我，在背後搞一些小動作打擊我，但是不知為甚麼，此刻我對他已經沒有一點仇恨，反而對他充滿同情。」
良知不會被泯滅
對於「文革」的高壓氣氛，李大立有感：「……在廣大人民的心裏，人類的良知和人性始終不會徹底泯滅，仇恨和反抗的火種在心底悄悄然地燃燒……」
在中共統治的幾十年當中，政治高壓的氣氛，人性被殘酷的扭曲，當回到文明社會，人性重新得以自然流露，人們再次尋回自我，如李大立的堂姐容美美，就曾經和弟弟到她父親的工作單位去揭發「問題」，堅決與其父親「劃清界線」，是典型的共產黨「馴服工具」。後來到香港定居了廿多年，「親歷兩種不同的社會，思想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時頓覺往日非，為過去的幼稚行為悔疚不已。」六十多歲還堅持參加七一大遊行。
另外，三十多年後，李大立再次與當年同濟大學的同學聚會，當年主持「清理階級隊伍」的許雲林和被批鬥的「反動學生」候劭功等，「如今卻能共聚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
寫自傳，李大立希望讀者可以「以史為鑑」。寫這本書的起因是因為他發現身患結腸癌，頓覺生命無常，感到有責任替自己已故的至親說出心裏話，讓世界的華人都知道：「讓我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這段歷史，避免悲劇重演，這是我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
自傳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直接了解當時人的思維狀況的契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了解到這段歷史的意義。李大立在書中的「自序一」提到有一位六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因為從小受的教育，真的以為「『解放前』（中共奪權前）天上真的沒有太陽，天天都是黑夜；祇有『解放』了，天上才有了大陽，地下才有了光明……。可見要想像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不是易事，更何況去研究它；又可見如果人為地割斷歷史、隱瞞歷史；片面地渲染歷史、歪曲歷史，又是有何結果。」李大立說他的書是一本平民回憶錄，既不同於名人大明星，也不同於高幹子女的回憶錄，他說：「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新紀元」周刊香港記者吳雪兒，
首刋於「新紀元」周刊第72期
2008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