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7, 2007

吃自己的怪獸

外國評論家說:「共產黨是一頭嗜血成性的怪獸,先吃敵人,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連自己都吃了,就滅亡了。」說得非常對!全世界的共產黨莫不如此,中國共產黨尤其是一個典型。先是和國民黨兵戎相見,血染干戈;奪得政權後,「反右鬥爭」將友黨朋輩一網打盡;「文化大革命」更將本黨同志鬥死迫死,弄到今天孤家寡人,眾叛親離,離滅亡已經不遠了。

香港著名評論家武宜三先生說過:「凡是替共產黨賣命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千真萬確,廣東籍中共老黨員、前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饒彰風便是一例。

據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回憶饒彰風」一書:饒彰風一九一三年生於廣東大埔,出身貧寒,初中畢業後,無錢升學,入讀廣州陸地測量公費學校。一九三O年靠自學考入中山大學預科,期間和進步同學辦「天王星」等進步雜誌,鼓吹革命,被國民黨通緝,開除學籍,回鄉辦「文化書店」,售賣革命書籍,兼作祕密工作。一九三六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回中山大學組織「突進社」,被國民黨追捕,轉到香港參加「救國會」活動。抗戰期間,任中共「南方臨委」、「東江特委」宣傳部長、東江縱隊司令部祕書長。抗戰勝利後,奉令到香港籌備「華商報」復刊,後來的許多中共大官及著名民主人士喬冠華、連貫、許滌新、夏衍、廖沫沙、范長江、薩空了等人都曾經是他的部下和同志。一九四六年東江縱隊北撤後,大批中共幹部疏散到香港,饒彰風代表共產黨負責接待安排,盡心盡力。廖沫沙回憶說:「當時華商報就等於一個接待站,站長就是饒彰風,裏裏外外,他是大總管,工作量之大,不可想像,那時如果沒有他,真不知道是怎樣的局面。」後來,為了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又被派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搞統一戰線,為共產黨貢獻了許多人力和物力,立下汗馬功勞。一九四八年底,饒彰風奉周恩來令,親自安排眾多的「民主人士」分批離港北上,參加共產黨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其中有:李濟深、沈鈞儒、蔡廷鍇、郭沫若、章伯鈞、柳亞子、馬寅初等等。「解放後」葉劍英親自兼任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長,饒彰風任副部長,華南分局撤銷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屬於中共高幹,被譽為「統戰能手」。一九五八年反地方主義,被撤職降級調到粵北山區連平縣任縣委書記,一九六O年甄別調回廣州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省文教辦公室主任、科委副主任、廣州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監禁批鬥,一九七O年被打死於粵北樂昌監獄,年僅五十七歲。

最法西斯的是饒被打死後,當權者向下佈置「絕對保密」,連家屬都不准通知,直至半年以後,無法隱瞞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居然「約法三章」:不准外傳、不准告訴子女、不准告訴親友。

關於這滅絕人性的屠殺,書中羅培元「深切的懷念」一文是這樣描述的:「一九七五年夏間的一天,我在北京路遇見了相別十多年的彰風愛人何秋明,彼此如隔世相逢,大喜過望。但是大街上不便深談,兩人不約而同到了兒童公園,找個偏僻處坐下來。不用說,她將所知道的彰風在文革期間受盡的迫害,慘死粵北的經過一一告訴我。當她講到在幹校被通知彰風的死訊,同時命令她不准哭、不准告訴任何人、不准有任何異樣、必須照常勞動、照常排隊吃飯……的時候,她竟顧不上此刻是在公園裏,放聲慟哭了。我擔心她過份激動對心臟不利,百般勸慰,都止不住。……我們離開公園後,由於她身上裝有心臟起搏器,我便送她到教育路汽車總站,扶她上了車才分手,不料禍不單行,秋明在此別後次年,竟也去世了。」

書中另一篇趙元浩「沉痛追憶黨的好兒子饒彰風」中是這樣描述的:(何秋明含著眼淚對我說:)「一九七0年,有一天,兩個解放軍幹部到幹校找我談話,只有我們三個人,不讓別人聽見。

——我們同你談話,不准告訴別人,對你的兒女也不准講,如果洩露出去,一切後果自負!

——到底什麼事?

——你要同饒彰風劃清界線,不要同情他,他已經死了!

當時,我忍不住一陣心痛,但又不敢放聲痛哭,只好咬著牙關,忍著,忍著!

——他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死的?是怎樣死的?請你們告訴我!

——總之,他是死了,已經死了六個月,現在葬在粵北,你不用問了!一定要同他劃清界線,要以黨員的組織原則保証不准對任何人講這件事!

我的心像刀割一樣,但又怕別人知道,洩露了祕密,違反了這兩個解放軍的命令,不知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只好用被子蒙著頭,在被窩裏暗哭,幾天都吃不下飯……

饒彰風的子女饒海珠「懷念親愛的爸爸」一文中說:「更橫蠻無理的是,他們給媽媽規定了三條「組織紀律」——不准外傳、不准告訴子女及親友。媽媽血壓高至二百四十,仍要獨自忍受著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遇到別人關心的詢問,都只好違心回答。……就算是犯罪槍斃,臨刑前還准許與親人見面,死後還准許收屍,為什麼對我爸爸就這麼殘酷?死前不准見,死後不准講?這是甚麼王法?還有什麼天理?」

當時同獄的中共前廣東地下黨難友李嘉人、吳有恒等人在該書中的回憶文章說,饒彰風經常被毒打,甚至被拉出去假槍斃,假活埋,土填到胸口才拉起來。死前那個晚上,半夜裏聽見饒的牢房裏傳出凶狠喝罵聲、拍檯聲和最後一聲厲聲慘叫。第二天便叫他們入饒的牢房撒石灰消毒,他們心裏已明白饒彰風遇難了。死後數年開棺驗屍,親屬發現饒的右鎖骨被打斷,左胸肋骨凌亂斷開,頭顱骨上有一個半邊帶齒半邊圓形的洞……。如此看來,共產黨的黨內鬥爭比之國共兩黨之間的爭鬥,其血腥殘酷的程度毫不遜色。

小時候我曾經住在共產黨的「機關大院」裏面,不過父母都是黨外人士,和那些當朝得令的南下幹部子弟在一起,我一方面有很強烈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又羨慕這些享有特權的共幹家庭,總覺得他們都是「天之驕子」,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後來長大了,特別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親眼看到共產黨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心裏面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既然你們一起打下了江山,共享富貴,為何又鬥得你死我活?文革結束後,因為想走後門調動工作,經黨員高幹舅父的介紹,認識了他的一班原廣東地下黨的朋友,包括本文提到的吳有恒先生。他們全是被「反地方主義」反下去的黨內知識分子,從他們的談吐舉止和互相間的議論,慢慢明白了:雖然共產黨的天下是拿槍和不拿槍兩部分人共同出力打下來的,就像這本「回憶饒彰風」書內所說,抗戰期間,饒彰風在東江縱隊司令部出生入死,內戰期間,又在香港負責策反國民黨軍隊,成功策動了粵東起義多起,策劃地方游擊隊會合南下共軍……,本來都是革命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應該是來自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主義,可是自從毛澤東支一派,打一派,發動「反地方主義」後,廣東(包括廣西福建)地下黨系統就被徹底摧毀,林彪死黨黃永勝等將饒彰風毒打致死,不過是冰山一角。據該書內文章分析,饒彰風之所以被毒打致死,就是因為林彪四人幫在廣州的餘黨,企圖從饒彰風這裏打開缺口,從他這裏取得供詞,不但將他打成「國際間諜」,更進一步証實他的上級領導葉劍英、周恩來招降納叛,投降帝國主義,以供高層政治鬥爭的需要。

所有這些,聽起來好像很好笑,一同出生入死為本黨打江山的同志怎麼突然之間勢同水火,反目成仇?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你死我活?最高領導層之間當面言笑艾艾,背後互相下毒手,可憐的下層幹部卻成了犧牲品!原來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利益爭奪的問題。還是毛澤東英明,江山還未到手,就已經意識到將來一旦坐了天下,共享太平,到了論功行賞,封官許爵,進行權力分配的時候,如何擺平出身農民大老粗的軍隊幹部士兵們和花拳繡腿的地下黨知識分子?兩者出身背景、知識修養、理想抱負、風格興趣完全不同,必然難以融洽共事;加上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傳留下來的拉幫結派,「山頭主義」,將來或會發展到勢不兩立,說不定紅色江山就會毀在太平天國式的內訌上。於是,毛澤東未雨綢繆,葉劍英「關於接管北平的工作報告」中說的「軍隊幹部必須了解地方具體情況,從實際出發,依靠地下黨,依靠群眾進行接管。」話音未落,就反其道而行之,未過江就祕密發出黨內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據武宜三先生「胡一聲及其現象:至死不悟的右派分子」一文說:「攻克南京之日,原潛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立即被撤職,降為組織部長。中共南京市委正副書記由毛澤東嫡系,井岡山舊部劉伯承和宋任窮擔任。不久後,陳再被貶為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到了一九五七年乾脆連同她的丈夫,浙江省省長沙文漢一起打成反黨集團徹底解決了。上海潘漢年、楊帆、顧準;廣東古大存、方方、馮白駒;福建曾鏡冰、許集美、黃國璋;廣西張雲逸;雲南趙健民等等,在肅反、反地方主義、反右、文化大革命種種名目下,都被逐漸清除乾淨。」最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了個人權力鬥爭的需要,連曾經被自己封為「白區地下黨正確路線代表」的劉少奇,以及他的手下大將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也以「叛徒集團」的罪名被徹底打翻。

歷朝歷代社會變革中,知識分子先知先覺,總是走在前面,中共的共產革命也不例外,饒彰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農民革命隊伍有農民的想法,正如另一個共產黨老黨員李普夫人沈容女士「紅色記憶」中說到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懷疑國民黨特務被鬥爭審問時,審問者問她:「我們沒有飯吃才參加革命,至多就死,你們有吃有穿,還讀了大學,為什麼還來這裏受苦?」沈容說:「他們不明白,人除了吃飯,還有理想信仰。」中共革命本質不過是又一場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式的自相殘殺,註定不可避免,所以才有「共產黨是一頭嗜血成性的怪獸,……最後吃自己。」之說。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但是歷史永遠是一面鏡子。筆者但願,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資訊的流通,中國人的知識水準、國際視野能夠盡快提高,吸取國共鬥爭和共產黨自相殘殺的血腥教訓,將來任何一場社會大變動,都不要再帶來黨派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更不要再出現黨內同志的互相殘殺,大家都學會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討論如何建設自己的國家,跟上世界發展的潮流,這才是中華民族之福,也是世界愛好和平人民之福。

(24/11/20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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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開放」雜誌0712月號,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Tuesday, December 4, 2007

黨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不知怎麼可以立足於世!)一個人尚且如此,一個執政黨,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執政黨,如果沒有誠信,就更不知怎麼可以面對世人了?(如果是民選政府,早就下台了!)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大,竟然大言不慚地向全國十三億人民以及全世界,以正式文件宣布他的領導核心的假學歷,置黨的誠信於不顧,將黎民百姓當阿斗,愚弄世界輿論,如此不知羞恥,真是令人咋舌。

筆者曾經撰文批評過于幼軍、韓正等人的假學歷,他們還是地方諸候,現在想不到連中央大員都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玩起這一套來了: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裏出了兩個「博士」,習近平「法學博士」和李克强「經濟學博士」,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裏還有劉延東、李源潮兩個「法學博士」和薄熙來「文科碩士」、汪洋「在職碩士」……。毛澤東時代以「大老粗」為榮,如果讀者看過文化大革命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韓愛晶的「毛澤東接見五大學生領袖五個半小時談話實錄」,一定會印象深刻。毛澤東說:「江青是小學畢業,讀了六年。」林彪說:「我讀中學,讀四年,沒畢業就走了,自動退學,沒有中學文憑,去當小學教員,喜歡自學。」毛澤東說:「林彪只讀過中學,還不算知識分子,黃永勝、溫玉成還不是丘八!」毛問黃永勝唸過幾年書?黃永勝答:一年半。毛問溫玉成讀過幾年書?溫答:三年。毛澤東說:「都是土包子,就這麼點學問,都當總參謀長了!」正如共產黨老幹部李普所說:「那是一個炫耀粗卑和反智的時代。」現在不講「大老粗」講「博士」了,表明共產黨也開始尊重知識了,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可惜還未走上正道,就走向了歪門邪道,甚至走向反面。

李克强於一九七八年文革後恢復高考第一屆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全日制四年,八二年畢業,這是他的正規學歷,若是以此公布天下,無可非議。問題是他的「北大經濟學博士」卻是所謂「在職研究生」,據公布說是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就讀」的。而在此期間,他於一九九0年任職全國青聯副主席、一九九三年起兼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共青團第一書記。試想一下,身兼三個全國性重要職務,兩正一副,何來的時間和精力連取兩個碩士和博士學位呢?怪不得網站上有人譏笑說:「簡直不是人,簡直是神!」大會公布的習近平簡歷就更令人一頭霧水了,只介紹他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眾所周知那是「工農兵學員」。據說文革後中央有文件規定,凡是「工農兵學員」的學歷一律只按大學專科程度處理,也就是說他連大學本科都未夠格。他是什麼時候入讀碩士課程?什麼時候入讀博士課程?什麼時候取得學位資格的?一概欠奉。有大陸傳媒透露他是一九九八年至二00二年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學習」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二者有何相干?簡直莫名其妙!)而在此期間,他正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主政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日理萬機,又遠離北京千里之外,既非面授又非函授,卻能連取兩個學位如探囊取物,這就連神都不是,簡直是仙了!當中的真假,相信全國人民心知肚明,世界輿論也只有搖頭嘆息。李源潮也不遑多讓,在共青團中央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任上,也連取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碩士、中央黨校法學博士兩個學位,令人嘆為觀止。其他劉延東、薄熙來、汪洋等莫不如是,中共領導核心的知識化、學位化真是說化就化,立竿見影!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於是地方諸侯爭相效尤,各地均以其「領導班子」中有幾個博士碩士炫耀,直至窮鄉僻壤縣鄉幹部都不甘落後,一個個土頭土腦的鄉村小官,遞上來的咭片都印著「高級xx師」,從政者爭先恐後利用職權對假學歷予取予攜,從上到下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本應莊重嚴肅的高等學府也紛紛曲意逢迎,「上下交徵利」,造成了一股令人不齒的社會歪風。筆者在「開放」雜誌077月號「世襲權力和官辦學歷」一文中曾引用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先生的話說:「相當數量已經獲得和正在攻讀研究生學位的黨政幹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職權,動用公款,混取所謂在職研究生文憑的。他們在入學考試中,不參加研究生統考,學校為他們設置校外單獨考試,甚至未經考試,就取得入學資格。在課程學習中,他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或者由祕書代勞。學期考試也往往由祕書代考,甚至不參加考試也可以得到高分。至於畢業論文,則往往是指導教師捉筆代刀。他們在學者面前擺官架子,在同僚面前又充學者。」

筆者六十年代也曾經在上海一家有名的大學就讀,那時雖然政治運動頻繁,但是學制較長,基礎教育尚算嚴謹。因此大會公布的中共核心中第四代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賀國強和周永康等六十年代大學本科學歷較為可信;而第五代中的上述幾位八九十年代「在職研究生」畢業的政治新星的學歷,就水分太多了。毛澤東自稱「綠林大學」畢業,周恩來、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也不敢號稱「法國留學生」,以知羞識恥之心而論,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現時的中共已經腐敗和墮落到公然對全世界撒謊而面不紅心不跳的地步,連最高領導人的學歷都可以造假,還有什麼不可以造假呢?如果中共十七大公布中央領導人學歷的時候慎重一些,習近平、李克强等人的業餘學歷只作內部參考,不作正式文件公布,還不至於成為民間笑話,不至於在世界輿論面前丟醜。可惜胡錦濤連這一點最起碼的政治智慧都沒有,祇是一味的和稀泥,將十三億中國人都視作阿斗,可以任意胡弄,以為隨便怎麼說,人民大眾都不敢吱聲,其實是成了全世界的笑柄,無異自取其辱。

中共不是尊孔,提倡儒學嗎?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領導者自身行為端正,不用發布命令也行得通;自身行為不端正,即使發布命令,老百姓也不會信從。)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過失,好像日蝕月蝕,有了過失,人人都看得見;改正過失,老百姓才會敬仰。)希望中共領導核心知錯能改,保留最起碼的誠信和人格。須知一個政權能否維持,取信於民極為重要,如果竟然毫無羞恥感地向全國人民撒謊,道德底線蕩然無存,那麼他離垮台的日子就不遠了。

(寫於6/11/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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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0712月號)

Monday, December 3, 2007

如此官僚,談何「接軌」?

(香港) 尹開洪

我是一個來自上海的新移民,三年多前來香港定居,一直忙於工作,直至到上星期才能抽空請假回上海,來回只有四天時間,本來打算探望女兒順便領取不久前出售股票所得的款項,心想綽綽有餘。誰知第一次回鄉探親就碰了一鼻子灰,惹了一肚氣,全假期四天時間都辦不成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得不又請假再飛一次。期間所遇到的官僚作風和低效率,實在令人氣結,在此我以真名實姓公之於眾,請海內外同胞大家評評理。

我原是上海第二印染廠技師,太太十幾年前已經移民香港,我和女兒留在上海,不料還有兩年就可以領退休長俸的時候,工廠倒閉遭遣散,於是決定來香港和太太夫妻團聚。來港前將一生大部分積蓄買了股票,近期國內股市暢旺,兩個月前我將股票脫手。本想委託女兒在上海就近辦理銀行轉帳手續,但股票行規定必須親自前往辦理,於是我就請了四天假,十一月十四日飛往上海,到滬時已是下午五時。第二天一早八點鐘就趕往「上海陝西証券交易所」排隊過戶,可是人多效率低,直到十一點半才輪到我,遞上身份証,經辦職員說:「你是香港居民,沒有上海戶口,必須辦理戶口登記。」於是我立即坐的士趕去公安局,但已到了午休時間,在公安局門口直等到下午兩點,公安局叫我回家取戶口簿,於是又趕忙叫的士趕回家。好在我女兒還在上海,還持有戶口簿,我的戶口雖然已經註銷了,但仍然可以查到我是何時批准去香港而註銷戶口的,如果我女兒也去了香港,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再搭的士趕到公安局已差不多五點半,幸好還來得及辦了一張「戶籍証明書」上面清楚註明了我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國內身分証號碼、原上海住址、何時批准去香港等等,我以為跑了一整天,兜了一大個圈子,總算辦成一件事。

吸取了昨天的教訓,第二天一早七點鐘就再趕去証券交易所,門還未開,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八點鐘開門,又是一個一個慢吞吞地辦手續,輪到我又已經十一點了,遞上了昨天辦了一整天的戶籍証明書,經辦的職員竟然說戶籍証明書只能証明這個戶口曾經有這個人,現在到香港去了,不能証明你就是這個人,必須再辦「公証書」。為免白跑一次,我要求他寫一張便條說明要求公証什麼內容,他就寫上:「公証: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原國內身分証號碼、原上海住址、何時批准去香港。」我一看,這些內容戶籍証明書裏全都有,就問他為什麼還要公証?我欲與之理論,他已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叫我站到一邊不要影響其他人,跟著就給下一個辦手續,對我愛理不理,我心想與他爭論也沒有用,唯有趕去市公証處。到了公証處又是兩個鐘頭午休時間,又只有耐著性子等下午兩點鐘開門,不出所料,公証處說証券所所要求的內容戶籍証明書裏全都有,有公安局的公章在上面,為什麼還要公証?難道連公安局都不相信了?這時候,我簡直氣昏了,我說你們這樣推來推去,我該怎麼辦?公証處叫我回去証券所對他們說,我說早已說過了,他們一定要公証,我也沒有辦法,你們實在不肯公証,請你們在這張便條後面批上字,讓我拿回去給他們看行不行?於是他們就在公証處的便條後面批上:「貴所所需的尹開洪個人戶籍資料,上海公安局出具的証明書已經齊全,毋須公正。」於是我又趕回去証券所,急匆匆找到原來的經辦人,誰知他一看眉頭一皺不耐煩地說:「他們這張便條沒有公章,不是正式公文,誰知道是不是偽造?不能作準,叫他們出一份正式公文來。」我說你們出的便條也沒有蓋公章,人家也沒有質疑你,在背後寫了答覆,你們不信可即時打電話去問嘛!」他理也不理,丟下我去辦其他事了。我求助無門,正想找他們領導理論,卻又到了下班時間,裏面的人說領導不在,明天再來,我就被和其他人一起趕出了大門,跟著就拉閘了。回來兩天,東奔西跑,一事無成,真是欲哭無淚,還有兩天就要回香港了,這件事怎麼辦呢?回到家裏和親友們講起這兩天的種種遭遇,他們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都氣憤地罵道:「大陸的公私衙門都是這副腔調,他們不是為群眾辦事,全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個個都怕負責任,總歸你推我我推你,在這裏沒有後門辦不成一件事!」於是發動親戚朋友找後門,幸好我弟弟有個同學在公証處工作,便給他打了電話約好明天一早去找他辦公証,我才放下心來,好好地睡了一覺。

誰知到了第三天,我一早去公証處辦好了公証,証明:「市公安局所出具尹開洪戶籍証明書所有個人資料屬實,特此公証。」我看了又好氣又好笑,同是共產黨領導下,你不信我我不信你,蓋了公章也徒勞,對公章也要公証一番,真是笑話!不辭勞苦又再跑回証券所,找到經辦先生,遞上蓋了公章的齊全的戶籍証明書和公証書。該名職員收了後叫我等一等,他進去請示領導,誰知一等就等了半個鐘,「領導」和這個職員終於出來了,把我叫進辦公室,對我說:「戶籍証明書只能証明上海有一個尹開洪,不能証明你就是尹開洪。」我連忙把我的香港身份証、回鄉証、香港簽証身份証明書一同遞上,他皺著眉頭東翻西看,半天才慢吞吞地說:「這些也只能証明香港有一個尹開洪,不能証明你就是尹開洪,你必須回香港辦公証書再來!」我一聽,簡直崩潰了!

我在香港請四天假回來辦理提取股票買賣所得的款項,竟然辦了三天都辦不成!我簡直被他們氣得半死,我冷靜下來對他們說:「據我所知凡是有邦交的國家和地區都互相承認對方的有效証件,否則,是不是所有的外國遊客到中國旅遊,住旅館、去銀行都要帶公証書?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為什麼我有效的香港身份証都不能証明我的身份?」他竟然說:「這個世界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香港身份証屬境外發出,我們怎麼能核查你的身份証是否偽造?我們怎麼知道你就是股票持有人尹開洪?」氣得我一時語結!哭笑不得,順著他的話轉念一想,我立即應對他:「就算你們沒有辦法核查香港身份証,同是共產黨領導下,國內公安機關發出的証件總該相信了吧?我的回鄉証是廣東省公安廳發出的,難道你們也不相信?如果你們對我的証件有任何懷疑,你們都可以影印下來備查,這樣總歸可以了吧?」然後我如實地告訴他在香港工作很難請假,我祇有四天假期,回程機票早已預訂,為這件事我已花了足足三天時間了,希望他們諒解給予方便,誰知軟乞硬頂都不奏效。

當時我氣得要死,真想把他們狠狠地罵一頓出出氣,想到錢還在他們手裏,他們要整你隨時都可以想出任何歪道理,在一個不講公理的社會裏,在一個濫用公權的社會裏,面對橫蠻滿頇的官員職員,平民百姓總是有冤無處訴。唯一的辦法就是忍下這口氣,趕回香港找律師辦公証,辦完了再回來,錢取到了手就不怕他們了,我就把這件事公之於眾,讓大家評評理,以後永遠再也不回上海了!儘管它是我生活了幾十年的故鄉,那裏有我很多的親人朋友和半生的回憶,可是,這一次可怕的經歷,實在是讓我對自己的故鄉完全失去了眷戀之情,對自己的祖國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對比在這裏我開始新生活的香港,無論人權自由法治,社會公益、辦事效率都相差天地之遠。我衹是為了領取出售自己股票所得的款項,而且還不是現金,為這點小事,尚且要我香港上海來回飛兩次,既造成了近萬元的經濟損失,還影響了工作,造成公司的損失。可想而知,到大陸投資辦廠的外商,真不知道要飛多少來回?辦多少公証?蓋多少圖章了?中國領導人口口聲聲說建造和諧社會,上海當政者口口聲聲說要建造國際大都會,和國際接軌,如此的官僚主義低效率,談何容易!怎麼和諧?怎麼接軌?

(20071121日香港)

(李大立代筆: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原載「爭鳴」雜誌0712月號)

北京也是一個軍政府

近日全球新聞焦點集中在緬甸,926日,緬甸軍政府已經向和平示威群眾開槍,昨天甚至槍殺了日本攝影記者,美國、歐盟、東盟等國家及國際組織紛紛譴責緬甸軍政府,北京政府卻態度曖昧,究其原因,蓋因本身也是一個軍政府。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有四:

一, 顧名思義,所謂軍政府,都是靠武力奪取政權上台,而不是靠全民選舉執政的。緬甸的奈溫、丹瑞軍人政權是靠政變上台的;中國的毛澤東共產黨則是靠武力打江山做皇帝的。

二, 所謂軍政府就是軍人執政,軍隊首領出任政府首腦,緬甸的奈溫、丹瑞都是軍人;中共政權自毛澤東始,都是中共軍委主席兼任國家主席,事實上的政府首腦。

三, 軍政府必然是獨裁專制的政府,他們一旦奪取政權以後,就絕不會舉行真正的民主選舉,企圖利用武力永久地維護政權。905月昂山蘇姬領導的「國家民主聯盟」取得了國會選舉勝利,但緬甸軍政府拒絕承認選舉結果,軟禁昂山蘇姬;北京政府則執政五十八年來從未舉行過民主選舉,更千方百計地扼殺他,包括香港雙普選在內。

四, 軍政府最怕人民大眾上街遊行,和平表達意願,他們必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血腥鎮壓。一九八八年緬甸軍政府鎮壓民主運動,屠殺三千多遊行集會的民眾;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民主運動,中共政府出動坦克,殺害了過千學生市民。

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文官政府和軍人政府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的軍隊屬於國家,軍隊國家化並且保持中立,軍隊的職能僅在於保衛國家安全,不允許參與黨派政治,更絕不允許用來對付人民。而後者的軍隊屬於黨派,「黨指揮槍」,軍隊成了黨派的御用工具,成為維持專制政權和鎮壓民眾的工具。

全世界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嚴厲警告緬甸軍政府不要再次出動軍隊鎮壓民主運動,不要再次屠殺僧侶學生和平民,美國政府表示要進一步經濟制裁緬甸軍政府,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譴責緬甸軍政府的提案,而中國卻投了反對票。世界輿論普遍認為緬甸軍政府得到了北京政府的背書,德國報紙以「緬甸是中國的一個省」為題發表評論,指出其滿頇野蠻的舉動簡直就像北京政府鎮壓八九民運的翻版,今天在電視新聞裏看到的緬甸軍人持槍在大街上耀武揚威的鏡頭,無不令人想起十八年前北京天安門的恐怖情境。對北京主辦奧運極為不利,民主國家不少政界領袖、民間團體都提出了抵制北京奧運。

緬甸軍政府自稱「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共數十年來也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號欺騙民眾,他們在高喊奧運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同時,變本加厲地扼殺中國大陸的民主和自由,踐踏人權:監禁維權人士、攔截上訪群眾、迫害維權律師、逮捕記者、查封報社、軟禁作家。每當人民大眾上街表達自己意願的時候,就像緬甸軍政府一樣,千篇一律地指責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千篇一律地以「暴徒攻擊軍隊」為藉口血腥鎮壓群眾。北京政府正陷於極其尷尬的處境:如果縱容緬甸軍政府血腥鎮壓,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明年的北京奧運會是否辦得成還是一個疑問;如果強力制止緬甸軍政府的暴力行為,緬甸民主運動勢必波及中國,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這也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專制獨裁政權都惺惺相惜的原因。

現存世界上的軍政府已經不多了,只剩下小貓三四隻,其中的大國只有中國大陸。現時中國大陸社會矛盾尖銳、危機重重,沸騰的民怨就像地下岩漿一樣湧動,總有一天像火山一樣爆發。今天的緬甸政局正是中國未來政局的預演,中國民眾一定會因此受到鼓舞並且從中學習。希望北京政府也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訓,首先在香港實現民主雙普選,然後盡快地推向全國,主動地還政於民。這是代價最小的社會大變動,上對列祖列宗,下對黎民百姓,都是功德無量,在這一方面,共產黨的前政敵國民黨已經作出了正面榜樣;若果獨裁專制到底,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必然摧枯拉朽,今天的緬甸軍政府很可能給出負面的啟示,何去何從?如何抉擇?且看「十七大」後的中共吧。

(07926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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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0712月號)

Sunday, November 18, 2007

民主和自由一樣重要——致張鶴慈先生

貴刋張鶴慈先生「中國:自由先於民主」是一篇好文章,針對中國大陸民眾對民主自由,以及海外民運對中國民主之路認識的誤區,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和闡述,值得全體華人重視。唯其中張先生認為「自由人權優先於民主」的觀點,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提出向張先生請教,也請廣大讀者討論。

張先生說:「英國著重以民主保障自由人權;美國則先透過保障人權的方法以求民主。……談英國、美國,不如談中國;談歷史,不如談現在。」筆者十分贊同,如果鑽理論牛角尖,爭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並沒有多大現實意義,而中國知識分子有責任為中國民主化探求一條最適合的道路。

筆者父母都是香港人,從小就從他們口裏知道香港,筆者在香港和美國居住超過二十年,因此很願意就張先生以香港和中國大陸為例的話題,和張先生交換意見。筆者認為:自由和民主同樣重要,他們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因此,也是不可分先後的。原因是:一,專制政權絕不可能給人民真正的自由和人權,因為如果人民有了自由和人權,他們的專制統治就維持不了,中國大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因此不可能先有自由後有民主;二,就算在特殊情況下,人民暫時有了自由和人權,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保証,也會隨時喪失,香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三,只有民主才可以給人們帶來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証,因此,民主自由密不可分。

張先生說:「需要民主制度來保障香港人已經享有的人權和自由,……香港衹需要制度上的改進,只要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廢除由大陸干預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香港的民主化,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筆者非常同意,不但是「基本上大功告成了」,而且是「根本上大功告成了。」問題在於:香港目前這種有自由人權沒有民主的社會狀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一個例外,而這種畸形的狀況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所以不可以作為自由可以先於民主的例証。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種有自由沒有民主的狀況?是因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是英國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所留給香港人最好的禮物之一,雖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計想削弱和取消他,不斷地通過陰暗的手段企圖達到目的,但礙於自由人權已經成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況且在世界輿論監督之下,而一時難以辦到。二,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人雖然沒有多少民主權利,由於殖民地地位,總督不可能由普選產生,只能由宗主國委派。但是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港府所有官員議員的任命任人唯賢;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礎,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輿論監督之下,沒有任何個人特權;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權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選,既沒有可能,也沒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開始,當香港回歸中國被提到議事日程上,英國才意識到民主對於香港自由和人權的重要性,開始引入民主選舉,並試圖在一九八八年直選立法會,一九九二年進行政制改革,可惜為時已晚,被北京視為「陰謀論」,遭到其強烈反對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這種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尷尬局面。

為什麼這種半吊子民主社會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因為七百萬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數明白到: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眼前自己所擁有的自由和人權必然會被不斷侵蝕,以致最後喪失殆盡。於是,回歸十年來,勇敢的香港人面對一個強橫的專制政權,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爭取雙普選的抗爭。二00三年、二00四年兩次五十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實現普選,明確地表達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迫使北京讓步,擱置強迫港府就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回歸十年來的現實,最清楚不過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就沒有保障,最後必然落空。這十年來,北京不斷地暗中蠶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權,拒不兌現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莊嚴承諾,至今民主普選遙遙無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四次強行「釋法」,動搖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基礎;數月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居然蠻橫地宣稱:「香港擁有所有的權利,全部來自中央,中央授權多少,香港才擁有多少,不存在任何剩餘權力……」,完全漠視具普世價值的天賦人權準則,漠視愛好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視香港的自由人權為恩賜,他們根本不懂得所有的權力都來自人民。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勢力、滲透傳媒影響輿論、發動言論圍剿、敵視民主派、用經濟手段收買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為,無不告訴我們大家:沒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權隨時都會被剝奪。因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選產生,沒有經過人民的授權,毋須向選民負責,只需取得北京的歡心,就可以穩坐特首寶座,怎麼可能指望這樣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權呢?而立法會迄今為止只有半數議員是經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他們雖然竭力代表民眾發聲,但未能取得絕對多數,有心無力。如果實現全民雙普選,讓香港率先實現民主政制,儘管香港仍然在北京專制政府的間接統治下,但衹要民選的政府和特首領頭抵制北京的干預,有了香港七百萬人民的支持,至少香港人已有的自由和人權會得到更多的保障。至於香港人擁有終極的自由和人權,則有賴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香港如此,大陸同胞也如此,大家都是中國人,民主自由對大家都一樣重要,衹不過香港有條件先行一步而已。現時大陸人民之所以還沒有自由和人權,就是因為他們在一個專制政權的直接統治下。張先生說:「大陸的人不應該是先爭民主的形式,爭選舉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這是不對的。大陸人民爭取的不是「民主的形式」和「選舉的形式」,他們爭取的是民主和普選,有了普選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有了普選來監督政府的運作,才會有自由和人權。張先生接著說:「如果胡錦濤今天敢放手搞全民直選國家領導人,而不給人民自由和人權,如不開放新聞媒體,司法不獨立等,當然會出現千奇百怪的事情,但仍然會是胡錦濤他們執政。」這句話也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胡錦濤今天敢放手搞全民直選國家領導人,」,搞「全民直選」就必須要有候選人,有競選,結果就不一定「仍然會是胡錦濤他們執政。」即使一次如此,再全民直選下去,以共產黨今天的不得人心,總有一天會被中國人民選下台,就像台灣的政黨輪替一樣。筆者相信,也請張先生相信,人生來愛自由,沒有人願意被人管制,大家一定會識別各黨各派的真面目,一定會選擇給人民自由人權的領導人!因此絕不能說即使全民直選也不能享有自由和人權。相反,只要有真正全民直選,就一定會有自由人權,暫時沒有也衹是時間問題。原因已如上述,因為有了民選的政府,就一定會對選民負責,一定會「開放新聞媒體、司法獨立等」,一定會給人民自由和人權,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被下一次全民直選選下台。

所以說,民主和自由就像一對孿生兄弟,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自然就不存在誰先誰後的問題。無論香港人民還是大陸人民,無論現在是否享有自由和人權,只要沒有民主,就一定不能放棄鬥爭,就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為實現民主自由奮勇抗爭,直至我們中國人也和其他國家民族一樣享有民主和自由,實現我們中華民族一個世紀來的夢想。

以上僅一孔之見,請張鶴慈先生及廣大讀者指正。

(16/11修改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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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07年11月18日「民主論壇」)

只許我做,不許你說

近日香港突然發生一場形同文革的大批判——左派口誅筆伐立法會議員李柱銘先生,除了他們硬是閉眼不看事實,給李先生亂扣帽子之外,還有一點值得大家思考的是,李先生一再聲明他不但沒有提出杯葛奧運,反而明確反對杯葛;不少專家學者也指出李先生在「華爾街日報」文內所用的「press for」意思是「促請」而不是「施壓」、「direct engagement」是「直接對話」而不是「干預」。於是,就引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新問題:如果真有人提出杯葛奧運,真有人要求美國政府向北京施壓,干預惡劣的人權狀況,是不是就等於「漢奸」、「賣國賊」呢?

雖然筆者也不贊成杯葛北京奧運,但筆者認為絕不等於。因為所謂「漢奸」、「賣國賊」是指勾結外國侵略者,出賣民族利益的人。而奧運會本身不過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會,不是任何政治集會,更談不上外國侵略,每一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包括中國人在內,即使是提出杯葛,又與「漢奸」、「賣國賊」何干?事實上,首先將奧運政治化的正是北京政府,為了爭取申辦成功,打造一個萬邦來朝的太平盛世虛假形象,自己莊嚴承諾改善人權促進民主,說了又做不到,才引起包括李柱銘先生在內的海內外民主人士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藉承諾參觀奧運之機,促請北京政府改善人權。而且杯葛奧運會的始作俑者又正是中共本身,中共立國後一直因為台灣使用「中國」名義參加奧運會,一直杯葛奧運到一九七六年;當年將台灣排擠出國際奧委會以後,一九八0年又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起杯葛莫斯科奧運,直至一九八四年才第一次參加奧運這個大家庭,以其杯葛次數之多,杯葛時間之長,均堪稱世界第一。你杯葛別人的奧運會就可以,如果有人說說杯葛你的奧運就是罪大惡極,這是什麼邏輯?此外,北京屢屢要求美國政府就「台獨」、「入聯公投」等問題對台灣施壓,干預台灣的內政就可以,別人說說都不行,就是「漢奸」、「賣國賊」!那不是「只許我做,不許你說」嗎?

事實上,因為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惡化,不久前記者無疆界組織第一次被中共官方邀請訪問中國,負責人萬桑.布魯塞爾(Vincent Brossel)就提出了要求釋放在押記者,開放互聯網等要求,否則將提出杯葛奧運。國際特赦組織921日發表「奧運倒數前一刻的人權改革」文章稱:「如果中國人權狀況在未來幾個月內沒有任何實質改善,國際社會將不可避免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就在中國大陸內,奧運倒數一周年時,劉曉波、丁子霖等數十名知識分子聯名發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也明確要求北京政府改善人權狀況;不久前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的上海市民承森先生說,上海市有數千居民在「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呼籲書上簽名;大陸網站上流傳著一首歌曲「奧他媽的運」,表達了廣大民眾對北京政府為舉辦奧運耗費大量民脂民膏、強行拆遷、限制自由,將奧運高度政治化,採用倒計時日夜大肆宣傳,將其看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的強烈不滿。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先生近日更提出「有條件杯葛奧運」,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國政府提出各自認為合適人權改善條件。照香港左派土共的標準,是不是他們統統都是「漢奸」、「賣國賊」?

南韓因為舉辦一九八八年奧運會由軍人獨裁國家變成了民主國家,為什麼中國人不能期待二00八年北京奧運也成為中國走向民主的轉捩點?李柱銘先生憂國憂民,為大陸人民爭人權,同時也為香港人爭民主有什麼錯?那些為了一己之私,閉眼不看中國大陸惡劣的人權狀況,盲目地跟著指揮棒轉,參加圍剿李先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漢奸、賣國賊!

(30/10/2007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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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動向」雜誌0711月號)

Thursday, November 8, 2007

中央沒有揀錯人

香港政務司唐英年先生在北京答記者問重申不應將奧運政治化,香港言論自由比回歸前更進步,如果是退步了,李柱銘的許多言論就根本出不了街。聽見唐司長大言不慚地對公眾這樣說,使人想起他當政務司長前的一句名言:「我相信中央一定會揀出合適的人選。」他這句話說對了,中央沒有揀錯人。

作為一個政務司長,將言論自由的標準簡單地看成某某人的言論是否「可以出街」,實在是太淺薄了!如果一個社會對任何人的自由言論全面封殺,不准出街,那就不是言論自由有沒有退步的問題了,那已經是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了!如果一個社會有不同的意見不是平心靜氣地討論,而是有組織地發動言論圍剿,不看事實,顛倒黑白,語言暴力,強加罪名,動輒扣上「漢奸」、「賣國賊」、「民族罪人」等大帽子,還可以算作真正的言論自由嗎?這又算不算「政治化」?不知道這種語言暴力算不算曾蔭權先生信誓旦旦地保証過的絕不容許對言論自由有任何威脅和恐嚇的行為?面對這樣惡劣的輿論環境,連當年竭力推銷二十三條的葉劉都看不過眼,呼籲停止語言暴力,不要亂扣帽子。而政務司長卻一言不發,任由這種文革大批判式的暴力行為發展下去,實在是有職守,怪不得人家「華爾街日報」對他點名批評,在香港歷任政務司長中,恐怕只有唐司長得此殊榮。

唐司長說香港回歸十年來的言論自由不但沒有退步,反而進步了,這簡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今年初,香港記者協會一次調查發現,近六成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較回歸前倒退;世界無疆界記者2006年調查報告指香港言論自由度已由2002年全球第18位跌至2006年第39位。鄭宇碩等400名世界知名學者聯署聲明表達對香港言論自由倒退的憂慮。大家不妨回憶一下,回歸前,有這樣大規模的針對某個人的有組織的言論圍剿嗎?有這麼明目張膽的歪曲事實,強加罪名使用語言暴力的嗎?有這麼多「漢奸」、「賣國賊」、「民族罪人」的大帽子滿天飛嗎?有這麼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資金入股傳媒嗎?有這麼多的傳媒老闆被封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嗎?有這麼多傳媒為了某種經濟或者政治利益而自我審查嗎?有這麼多新聞工作者被迫改行嗎?有這麼多名嘴被迫封咪嗎?有這麼多大報同時對某一敏感事件隻字不提嗎?有那麼多商家為怕得罪北京甚至連廣告都不敢給某一傳媒嗎?……

唐司長也算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了,你可曾見過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像北京一樣,將舉辦奧運看作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會強力拆遷如此大面積的舊城區,強逼那麼多居民搬走?會攔截那麼多自己國家的公民不准他們進入首都嗎?會花費如此巨大的資金興辦如此眾多的體育場館?會做那麼多美化城市的門面功夫?會下達如此多的禁令限制人民的自由?會將那麼多對此有任何不同意見的人士投入監獄?會日夜不停宣傳一個運動會嗎?……,如果你確實見過,請告訴我們哪一個國家堪將媲美?如果你沒有見過,就請將「不要將奧運政治化」這句話轉贈給中國政府。

(31/10/2007香港) /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刋於116日「蘋果日報」)

Monday, November 5, 2007

三十而立,初衷不改——祝賀「爭鳴」雜誌創刊三十周年

如果說有一個朋友,在他剛出生不久,你就通過父母認識了他,並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情,今天他已三十而立了,你也從一個中青年步入耳順之年,在他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你會怎樣祝賀他?自己又會有甚麼感想呢?那就是我這篇短文想要寫的,這個朋友就是海內外華人社區無人不知的政論雜誌「爭鳴」。

說起怎樣認識「爭鳴」,就勾起了很多遙遠的回憶。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時正是中國大陸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剛剛結束不久,他親手策動的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滿目瘡痍,鄧小平復出「撥亂反正」之初。封閉了三十年的共產鐵幕開始有了一絲鬆動,從外面的世界透進來了一線自由的陽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眾多隔絕了幾十年的親友開始敢於跨過羅湖橋來廣州探望我們了。那時候我還在貴州工作,正在等待調往昆明的調令,於是探親期間索性在廣州多住一些日子,幻想著拿到了調令就直接去新單位報到,就在這段時間裏,我第一次看見了「爭鳴」,認識了這個尚在襁褓之中的朋友。

我之所以能夠在這本政論雜誌剛問世不久,又在遠離他的出生地,特別是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認識他,全拜父母所賜,特別要感謝父母的親友們冒險犯難帶來。解放前,我父親在香港廣州兩地工作,母親香港出生,三十年代畢業於聖保羅女子書院,一九五O年帶著外婆和我們幼小的兄妹,隨中共接收大員身分的舅父從香港回廣州「參加祖國建設」,從此開始了我們一家飽經風雨摧殘的命運。父親屬於留用的舊職員,反右前已經被撤職,五八年大躍進年代父母雙雙被下放勞動,丟下年逾六旬的外婆和我們五個年幼的小孩;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更是雙雙被監禁審查,再次丟下了老少婆孫兩代。父母兩人捱不住殘酷的批鬥,都想到了自殺了斷,幸而有我們五個孝順子女和一個溫暖家庭的信念支撐他們,才讓他們逃過了這一劫。劫後餘生,他們一定很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多的人間悲劇?一定很想知道他們年青時代生活過的香港現在變得怎樣了?

父母親在香港和海外的許多親戚朋友一直關懷和注視著我們,我的姑母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都不辭勞苦地以六十高齡揹一鋁鍋紅燒肉回來解救我們的饑荒;文化大革命大亂時期,到處剪喇叭褲剃陰陽頭,香港人都不敢回來,我姑母仍然不離不棄地回來探望我們。鄧小平上台搞改革開放,允許海外華僑帶電器回來了,親友們給我們帶來了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還有我們小孩子學習用的計算機,周圍的鄰居都很羨慕我們。這時候,我卻聽見母親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破費帶這些昂貴的東西回來,我們在大陸生活苦慣了,用不用這些東西都無所謂,你們一定要送東西給我們,不如就帶些書籍和幾本「爭鳴」雜誌回來就好了。母親還說,你們不要特別花錢去買新的,如果有別人看過的書和過期雜誌,帶回來也好。

親友們都知道母親喜歡看書,加上那時候,鄧小平剛復出,利用北京民主牆的民意打倒華國鋒凡是派,「爭鳴」等雜誌支持改革開放,有一段時間放鬆了進口。我記得當時中共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轉載了「爭鳴」雜誌上一篇印尼歸國華僑寫的文章,題目叫「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在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時,香港所謂左派書店的某些書也容許帶進來了,從此,只要有親戚來往,總會給我父母帶來一些香港出版的書籍,如:「偉大的道路」、「西行漫記」、「延安十日」、「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等以及新舊「爭鳴」、「七十年代」等雜誌,我就如飢如渴一字不漏地從頭看到尾。我記得看了一本「周恩來傳」才知道了原來周恩來曾經是毛澤東的上司,並且撤過毛澤東的職,在那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時代,著實令我吃驚不小。「爭鳴」雜誌不但報導了很多被大陸封鎖的消息,還深刻分析大陸社會種種弊病產生的原因,令人折服。父母親總是叮囑我們,不准借給任何人,也不要對外人亂說,免得惹來無妄之災。我們兄妹幾人歷經家庭磨難,也很懂事,「爭鳴」雜誌裏面講的道理我們都明白,也很有同感,祇是為免給父母以及自己惹麻煩,憋在心裏不敢隨便對別人說。

不久後,我在大山溝裏呆了十幾年後,調到昆明和太太及三歲的孩子團聚。那時候,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一潭死水的大陸社會帶來了一些活力,然而,共產黨三十多年來殘酷整肅知識分子,把整個知識階層的脊梁骨都打斷了,令到他們對政治談虎色變。我所處的建築設計院正是共產黨所說的「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共產黨對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改造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個畸形的社會和一種畸形的人際關係,他們技術上各自為政,文人相輕;政治上互相防備,口是心非。後來,我手上不時有些從廣州帶來的「爭鳴」雜誌,衹是自己偷偷看了,不能與別人分享,覺得太可惜,於是慢慢地就大著膽子偷偷地借給幾個要好的同學和朋友看,交接的時候像地下黨接頭,用報紙將「爭鳴」捲得嚴嚴實實,還再三叮囑不得外傳,限時限刻要交還。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可能被洩露出去了,有幾個規劃局的廣東老鄉也來問我要。有一天,設計院院長祕書,相當於其他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神神祕祕地對我說,聽說你有幾本香港雜誌,能否借我看一下?我嚇了一跳,因為他是「摘帽右派」,而且就在院長身邊,一旦被人發覺,對我對他都非常危險,萬一他檢舉揭發我,後果更難想像。於是我別無選擇地一口否認,還對他解釋說,我家裏衹是帶些衣物食品和幾本書給我,沒有香港雜誌,可能別人傳錯了。後來我借給他一本讚揚朱德的「偉大的道路」,既滿足了他的好奇心,也掩蓋了我的罪行,這事才算不了了之,但已足以讓我虛驚一場了。

我經歷過長期的夫妻分居生活,調動到昆明夫妻團聚了兩三年,太太又被趕回她原來從上海來雲南下鄉插隊,然後被招工的單位一個軍用發電廠,遠在幾百公里外的楚雄,我們認識的時候,她正在昆明長期培訓。幾年前,一直是她來火車站接我,現在變成我到火車站去送她,那時我心裏一方面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共產黨總是要拆散家庭?另一方面,對共產黨總是不把人當人看憤怒不已,偷偷地下決心,有朝一日離開這個黑暗的國家,一定要像「爭鳴」雜誌上看到的文章一樣,把自己和親友的遭遇寫出來,告訴世人,控訴社會。

一九八六年母親帶領我們「出中國」後,才徹底擺脫這種思想被禁錮、言論不自由的社會羈絆,可以自由地閱讀和談論「爭鳴」雜誌了。自己和家庭以及周圍的親友同學在中國大陸的經歷,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到香港後,又親身體驗了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更覺得有責任說出自己心裏的話,於是很自然地就開始從一個讀者變成一個作者,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年來,在「爭鳴」雜誌上用各種筆名發表的文章有數十篇之多。說起來還挺有趣,那時候剛剛從一個恐怖的專政社會來到了自由天地,既渴望說出自己積鬱心中多年的話,又害怕共產黨無所不在的黑手,於是就不斷地變換筆名。我記得寫諷刺性的政論文,用過調侃式的「牛克思」、寫大陸房地產市場腐敗的,用過「項理言」(項目經理之言)等等,換得多了,甚至一時想不出好的筆名來,就拿比較欣賞的別人的名字改一兩個同音字。到美國後,當地的習慣把姓氏放在最後,就順手用別人按拼音錯譯出來自己的名字「郭偉榮」。一次偶然的機會,想起小時候很欣賞表哥李大立的名字,既簡單又有意義,心血來潮,就瞞著他拿來做筆名,不料正好那幾篇文章被海外報章雜誌和網站看上了,為我建立了個人專欄,騎虎難下,只有將錯再錯用下去,從這樣一個使用筆名的經過,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路歷程。說來可笑,八十年代和「爭鳴」雜誌社聯絡,也從不敢上他們寫字樓,也不敢留下地址,總是約在外面見面收取稿費,生怕共產黨在那棟大廈安裝了攝影機。可見,共產黨的恐怖統治給幾代人帶來的心理恐懼是多麼史無前例,即使是離開了中國大陸到了自由香港,還心有餘悸。

九十年代中期我移居美國後,離開「爭鳴」遠了,看到他的機會少了,又忙於自己的餐館生意,經常累得透不過氣。但我仍然關心他,就像關心一個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去唐人街,都要買一兩本回來大家看,我還經常抽空給他寫稿。剛開始那幾年,我還沒有學會用電腦打中文,就沿用老辦法,稿紙、原子筆、塗改液和剪刀膠水並用,塗塗改改,剪剪貼貼,「爭鳴」雜誌的編輯也不嫌棄,幾乎全都採用了,還把稿費用美金寄來,令我感到非常親切,覺得他同樣也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無論在美國還是在香港,每當有文章在「爭鳴」上發表過,很快就會收到贈刋和支票,收據上貼著目錄上剪下來的文章題目和作者姓名,他們這樣做就不會漏掉任何作者,從這樣的小事情身上,可以看到「爭鳴」編輯部辦事的嚴謹。我記得看過一篇劉曉波先生寫的文章,說他因為六四事件入獄幾年出來後,還收到了「爭鳴」雜誌寄來的一大筆稿費,因為在他入獄期間採用和轉載他的文章,令他感動不已。從這件事身上,又可看到「爭鳴」雜誌的人情味和對民主事業無私的奉獻。

O二年十一月,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爭鳴」雜誌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溫輝先生,我告訴他,我也來自香港,是「爭鳴」的長期讀者和作者。那時距離我第一次見到這本雜誌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了,世事變化很大,可是「爭鳴」雜誌初衷不改,我對他的愛護之情也不改。他叫我繼續關心和支持爭鳴,我也感到這是自己的一份責任;我請溫先生多保重身體,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前幾年,因為身體出了問題,回香港休養。突然之間面對生死抉擇,思想大變,我已經不再害怕共產黨的黑手了,因為我覺得人要活得有意義,就要為國家民族做些事情。我除了繼續閱讀「爭鳴」和為他寫稿之外,還不辭拙劣,寫下了一本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將「解放後」三十多年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妹以及周圍的同學親友種種遭遇告訴世人,讓大家永遠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讓悲劇重演,我完成了想做的事情,今生無悔。

「爭鳴」以反對獨裁專制,建立民主自由為己任,宣稱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那一天,就是「爭鳴」雜誌結束歷史使命的一天。我當然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但是我不希望「爭鳴」自動消失,因為即使是在民主社會裏,也需要輿論監督,也需要為民喉舌。今天的「爭鳴」雜誌就是六十年前的「觀察」雜誌,同樣會在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上留下自己光輝的一頁,你們並不孤單,海內外的民主鬥士和千千萬萬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與你們同行。

(6/9/07寫於紐約) (刋於「爭鳴雜誌創刊三十周年特刊」,刋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Friday, November 2, 2007

是誰使他們妻離子散?是誰使他們家破人亡?


國慶節翌日晚上在鳳凰衛視中文台「冷暖人間」節目裏,看到了一個對毛澤東共產黨血淚控訴的節目——「大饑荒年代失散兒童尋親團」的故事。其中有兩個現場採訪,講者痛哭失聲,聽者無不落淚,這是獻給中共「國慶節」最好的禮物!

話說四十七年前的1958年,毛澤東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給中華大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引發了全國大饑荒。當年,毛澤東共產黨實行嚴格的戶口政策,城市人口憑証供應僅可活命的口糧,農民則無論豐收欠收都要按定量交公糧。而正是毛澤東一方面驅趕九千萬農民上山砍樹「大煉鋼鐵」,田裏的莊稼被白白糟蹋了;另一方面又鼓勵公社幹部放衛星,虛報產量,使得農民交了公糧後,一無所剩。安徽、河南、江蘇等地為重災區,農民整村整村被餓死,引發逃荒潮。農村謠言流傳說到城市去能找到吃的,於是上海南京等城市一時之間,出現了大量的街頭棄兒,總計有五萬之多。周恩來急得團團轉,親自找內蒙古書記烏蘭夫談話,說內蒙古人口少,有草原有牛奶可以養活這批孤兒,下令將他們集體送往內蒙古,還要求一路上經過的北方省市都要盡力收養。於是,將近半個世紀以後,就出現了鳳凰衛視節目標題的所謂「大饑荒年代失散兒童尋親團」的故事,當年被遺棄在北方的兒童自發地組織起來,回到江南故鄉尋找被大饑荒拆散的親人。

以前,衹聞說過戰爭年代有戰爭孤兒,抗日戰爭中很多日本兒童留在中國東北,中日建交後紛紛回日本尋找親生父母;從未聞說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內部也會出現幾萬名被遺棄的兒童,可是,這樣的世界奇聞就出現在我們自稱偉大的祖國!

安徽農民陳孝和和他的妻子、女兒面對採訪鏡頭痛哭失聲,痛苦地回憶四十七年前那段恐怖的時光:陳先生所在的生產隊一百多天沒有發放過一粒糧食!大人小孩饑餓難當,他的妻子半夜裏偷偷跑到公社田裏偷撿些稻穀,被人發現,嚇得連夜逃亡。他領著兩個兒子惶惶不可終日,兒子餓得只剩下皮包骨,野菜樹皮都被剝光了,村裏不斷餓死人,他唯有將大兒子交給老人家,自己帶著小兒子出外逃荒。於是,陳孝和帶著他的三歲小兒子和同村逃荒的鄉親一起來到南京。進南京城見到第一間麵店,陳孝和傾盡囊中所有,買了兩個包子給兒子。可憐的兒子在鄉下從未吃過包子,手捧兩個熱騰騰的包子狼吞虎嚥衹顧得吃,此時同鄉一邊一個迅速架走了陳孝和,陳孝和一步一回頭,淚如泉湧,幾番掙扎想奔回兒子身邊,同鄉半威脅半勸解地說:「走吧,你想給兒子一條生路就不要回頭,否則只有一齊餓死,求老天讓好心人修養他吧!」陳孝和無力地向蒼天伸出手,哽咽著乾嚎:「上天啊,為什麼要割掉我身上一塊肉啊!」

一家老小為了活命,走的走,散的散,四處流浪討飯為生,直到「三年困難時期」捱過了,才陸續回到家鄉,一間破茅屋早已蹤影全無,幸好大兒子還活著。妻子回來後,第一句話就問他:「我的小兒子呢?」陳孝和痛哭流涕,深深自責。形勢好轉後,陳孝和夫婦又生了兩個女兒,兩個女兒雖然從來未見過這個失散的哥哥,可是從父母平時的嘆氣和憂鬱的眼神中,知道了這是父母的一塊要命的心病。於是,待她們長大後和其他許多類似妻離子散的家庭一樣,到處求助,張貼廣告。一天終於從內蒙古來了一個來認親的男子,同是天涯苦命人,大家都渴望親情,儘管親子鑒定結果是否定的,兩個妹妹始終不忍心告訴父母和這個「哥哥」,雖然他們天各一方,彼此都願意以一家人相稱相處,以此來藉慰彼此數十年痛失親人的心靈。

大饑荒年代不只是農村餓死人,城市居民也吃不飽,也同樣上演著這種忍痛拋棄親生骨肉的人間悲劇。上海居民王海庚先生痛苦地憶述說,1958年大躍進,他父親受到政治迫害,被開除公職送青海勞改,母親帶著一子三女頓失依靠,毫無收入,二十五歲的母親竟然哭瞎了雙眼!跟著大饑荒席捲全國,共產黨傾全國之力保上海,憑著購糧簿僅有的糧食定量活命,可是,就算是這少得可憐的活命口糧,他們一家都無錢購買。一天,母親偷偷地把一歲大的小女兒遺棄在醫院走廊裏,王先生放學回來不見了小妹妹,問媽媽,母親痛哭失聲,王海庚猛然想起昨天晚上母親緊緊抱著小妹妹一夜不眠,小小的年紀明白了一切,抱著母親放聲大哭。是啊,人世間有什麼比親情更可貴呢?有什麼比骨肉分離更痛苦呢?

父親一去二十一年杳無音訊,生死不明。瞎眼的母親帶著三個小孩艱難度日。王海庚先生流著眼淚憶述說,當年兩個妹妹,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要起床,幫別人清倒馬桶,把沉重的馬桶提到公廁,倒掉髒物,清洗乾淨,天亮前放回各家門口。寒冬臘月,兩隻小手凍得通紅,長滿凍瘡,每月只賺取區區八角錢的工資。可憐的二妹辛勞過度,二十多歲就得重病死了。直到1979年,毛澤東死後落實政策,有一天,王海庚在家居路口遇到一個拖著行李的中年男子,操著西北口音普通話向他問路,打聽她母親的名字,他才猛然省悟:這就是我的父親啊!……父子相見不相識,真是人世間的悲劇啊!父母兩人劫後重逢,抱頭痛哭,王海庚呆呆地站在旁邊目睹著這一場發生在自己家裏的人間悲劇:父親問母親,還有兩個女兒呢?……王海庚親眼看見父親癱倒在地,捶足頓胸,嘶啞地哭叫著:「是我害了你們!是我害了你們!」

於是,除了已經逝去的女兒,當年被遺棄的女兒就成了兩個老人家擱不下的心頭大石,直至王老先生去世,彌留之間握著王海庚的手說不出話來,直到王海庚發誓一定要找到失散的妹妹,父親才瞑目。從此,王海庚先生積極地投身到群眾性自發的尋找大饑荒失散親人的活動中,他對每一個遭遇同樣不幸的人都深為同情。有一天遇見一個從大西北來上海尋親的中年人,衹隱約記得小時候家住的弄堂編號,王海庚陪著他找到了這個地方,可是已經面目全非,半世紀前忍痛拋棄自己的父母親人不知是生是死?王海庚看見中年人眼裏閃著淚花,這點閃光的淚花包含著活活被拆散一生一世的骨肉之情,包含著幾十年異鄉艱苦孤旅生涯,這是多麼撕人心肺的人間悲劇啊!

筆者想藉此文告訴更多的讀者曾經發生在我們祖國的人間悲劇,也想藉此文告訴陳孝和、王海庚以及所有大饑荒期間骨肉分離的、以及數十年來被共產暴政迫害的同胞,一定要認清楚是誰使你們妻離子散?是誰使你們家破人亡?陳孝和嚎哭問蒼天::「上天啊,為什麼要割掉我身上一塊肉啊!」不是上天要割掉你身上一塊肉,是毛澤東共產黨割掉了你身上一塊肉!王海庚父痛心自責:「是我害了你們!是我害了你們!」不!請王老先生不要自責,這不是你的錯,不是你害了你的家人,是共產黨毛澤東害了你的家人!千千萬萬個陳孝和、王海庚們,不要自責,不要怨自己命苦,不要光懂得流淚,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命運都和社會息息相關。如果你們都希望這樣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不要再次發生,希望全中國的同胞都不再像你們一樣撕心裂肺痛失親人,就勇敢地團結起來挺直腰桿向獨裁專制的政權說不!團結起來向他們作鬥爭!有一天人民當家作主了,我願意再一次陪著你們落淚,但那是在公審判這些政治殺人犯的法庭上。

(3/10/0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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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刋於「爭鳴」雜誌0711 )

我們要民主自由,不要「崇高事業」

每次在電視裏看見胡錦濤主席,都令我想起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候的「政治指導員」。胡主席堪稱標準型:處事四平八穩,講話照本宣科,面面俱到,毫無新意。香港xx衛視中文台硬是送給胡主席一個「沉穩」的高度概括,據說「沉穩」也是一種美德!不過,若說海外會有人有興趣聽完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兩個多小時黨八股式的「政治報告」,恐怕沒有人會相信有這樣的傻瓜,除非專門吃政治飯的「政治評論員」。衹是昨天電視台播放胡主席帶領八個「常委」亮相時的簡短講話,筆者倒是耐著性子聽完了,當聽到結尾胡錦濤主席高聲亢調宣布:「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不覺笑出聲來!

如果你問一個普通美國人,你和你的國家有沒有「崇高事業」?或者什麼是你和你們國家的「崇高事業」?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莫名其妙,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個詞組!在這裏,傳媒沒有任何政治宣傳,大街上沒有任何政治口號,人們從來不談論什麼「偉大理想」、「崇高事業」…….;可是卻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珍惜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利,也自覺地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如果看過電影「拯救大兵萊恩」,一定會對大兵萊恩三兄弟同上戰場,兩兄弟犧牲了,美軍如何不惜犧牲,千難萬險在戰場上找到倖存的弟弟,把他送回母親身邊的真實情境感動。也一定會為美國人民如此自覺地遵守法紀,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凡是適齡的男女青年都自願參軍感到驚愕。他們不需要任何政治鼓動,不需要任何宣傳洗腦,更不需要任何強迫命令、任何說服動員,他們表現出理智的政治行動是發自內心的,是任何專制國家用強制手段所萬萬不能達到的;同樣,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經濟創造力,也是任何專制國家用什麼偉大理想去欺騙人民所望塵莫及的。

「人類和平與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理想,如果世界上沒有為數不多的獨裁專制政權的阻撓,這個理想早就實現了!也正是因為有包括中共在內的阻撓,才會成為需要我們去為之奮鬥的「崇高事業」,所以胡主席這樣說,實在是一大諷刺!正如大陸網站調侃者所說:「會議沒有不勝利的,領袖沒有不英明的,黨沒有不偉大的,事業沒有不崇高的…….」總之,共產黨管治大陸五十八年,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黨文化,什麼形容詞搭配什麼名詞,數十年一貫制,平民百姓隨口都可以背出幾十個來,更不用說一直受黨栽培的「政治指導員」胡主席了!正如有些學者所說,他們是飲狼奶長大的一代,舉手投足總脫不了共產黨的黨味,幾乎成了一種本能,他們自己不可能覺察得到的,因此我相信即使不用講稿,胡主席也會脫口而出,但是當他脫口而出的時候,他肯定沒有想過為何人類的這一共同理想會變成需要奮鬥犧牲的「崇高事業」?!

毛澤東時代以「大老粗」為榮,現今動不動就吹噓領導人中有幾多個「博士」,照理說,比起第一代領導人,第四、第五代領導人教育程度應說高得多了,可惜都是共產黨自己關起國門來培養的土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毫無認識,也就是說毫無國際視野,叫他們如何接受普世價值?如何與世界接軌?恐怕得等到在海外受過教育的海歸派接班的那一天了。更可怕的是,五十八年的黨文化造成了一種「逆選擇」的潛規則,只有那些毫無獨立思考、毫無雄心壯、毫無社會責任感、毫無自我犧牲精神的人纔能夠一步一步地從底層爬上權力的金字塔尖,指望這些人裏面出一個戈巴契夫、葉利欽或者蔣經國、李登輝,主動放棄權力,從上到下推進民主憲政,中國大陸還缺乏這樣政治人物內在素質條件。當然,形勢比人強,如果廣大民眾的民主訴求極度高漲,或許會把他們逼上梁山也說不定。中共十七大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未來的五年十年,中國的政治改革只會繼續雷聲大雨點小,不可能有任何實質的改進;中國的民主與其寄希望於這些政治指導員和太子黨,還不如倚靠人民大眾的奮起力爭。從將近一世紀以前的五四運動起,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一代又一代地盼望民主自由,可是他卻總是姍姍來遲,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不爭氣。

(23/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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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刪節刋於「爭鳴」雜誌0711)

Thursday, October 18, 2007

我们这一代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 读李大立《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武宜三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 八十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 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职员、小市民五十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於作者人生阅歷丰富、读书面 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歷: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 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 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眾,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 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 的歷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著政治贱民的生活。」共產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 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
年的一天,7 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著蓝制服,斜垮著帆布子弹带,背著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 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四十年,乡下的房屋、田產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 直委託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穀子给租户。不过,在共產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 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於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 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倖。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 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產阶级思想」。讽刺的是,像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 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二十八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 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上海同济大学就有四十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 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產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麼恐怖,那麼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麼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
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廣州廣雅中學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 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 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六十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接濟廣州的親人,在眼下的年青人看来简直 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 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 (十六两为一市斤) 米,以致年届六十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於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產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轆轆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泽东共產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份子。作者在大学入讀的是城市建设系,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 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於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歷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渡过多 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 1968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 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著、提著行李从瀋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 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提心吊膽。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 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 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分子、工作调动,甚至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 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 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隻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十三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 份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1980年第二次加薪就难於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 又要让党团员、积极分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 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著日记了。《故事》对當年的情景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產 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像《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做过广 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份份地打份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產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 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 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著共產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產,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 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著「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 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著被人蹧蹋,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6年被撤職降級、1958年,被 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而在「罪恶黑暗的旧社会」裏,反而能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產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 1949年至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 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產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 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麼冷酷,多麼荒诞!

作者的舅父 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 收大员身份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分子。像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恆等为数几万 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產党的兇 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產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像我舅父和他的 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像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產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 盲目地充当共產党的拥躉,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產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麼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 言!其实岂止共產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產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兇的角色, 有愧於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歷史成因和每个人的歷史责任,吸取歷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於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於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四二二」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 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熬夜排队买火车 票飛機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劵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 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迴肠盪气,予人印象深刻,囿於拙 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歷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 原载 《新世纪新闻网》,《觀察》轉載
Tuesday, July 10, 2007

Wednesday, October 17, 2007



宣樹錚:編者的話

近年來對小說(Fiction)的興趣日益轉淡,都不記得有哪本小說是從頭讀到尾的了;反而對Non-fiction的回憶錄添了幾分情愫。走在小說的字裏行間常有踏空踩虛的感覺;而我喜歡腳下是厚實的土層。讀回憶錄,你能感到腳下泥土的沉實和厚重。

開始還以為閱讀興趣的轉移僅止於個人,後來發現不少像我這樣攀越了花甲的人,都愛讀回憶錄。而且豈止愛讀,朋友中間就有好幾位正在埋頭寫作,視之為“這輩子的最後心願”。也就是去年吧,和一位退休教授談起,文章也好書也好,現在寫回憶錄的很多。對方突然悄悄告訴我:“我也在寫,不寫心裏不安。希特勒達豪集中營的囚犯死前都囑託身旁的難友:‘如果你能活下去,請告訴人們這裏的真相。’我也衹是想告訴人們真相,歷史的真相。不然對不起前人,對不起後人……,也——”他淺淺一笑,似在解嘲,“也對不起自己。”朋友曾遭政治迫害幾至家破人亡。

歷史真相,這本該見諸歷史學家乃至文學家的筆端,但在現在的中國不行,官方獨霸著話語權,於是文學家失語,歷史學家噤聲。在歷史教科書裏,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歷史輕描淡寫,一閃而過。我問過好些四十開外的中年人:知道什麼是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三年饑荒……乃至文化革命?要就搖頭,要就說上幾句想當然的皮毛話。而對年青一代來說,這段歷史恐怕比了秦皇漢武、康熙雍正都遙遠而渺茫了。

歷史的話語權在官方,但歷史的真實在民間。存活者有責任將真實的歷史告訴後人。抹煞歷史也就是抹煞一代人的存在,連同他們的苦難與屈辱、做奴隸而不可得的卑賤生涯,這不公正。倖存者們都垂垂老矣,他們是無奈的弱者,但他們也是強者,捍衛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勇士,這也是捍衛自已曾經的存在,捍衛歷史的本真,讓後來者知道卸了妝的新社會的真面目,有所憬悟和長進。

李大立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主要回憶了一個普通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遭遇,從一個普通家庭切入,回憶的細流汩汩湧出漫及社會,這既是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也是一個社會的實錄。

我長李大立五歲,應該說是同一代人。讀完《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的書稿,有差不多四五天時間我的思想一直盤桓其中,出不來了。李大立回憶錄中的成員,作者的父母、妹妹、伯父、堂妹、表姐……,還有作者的那些同學,竟然毫不陌生,彷佛也是從我記憶中走出來的人物似的。我想這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都經受著同樣的痛苦、屈辱、折磨、恐懼,都同樣無奈,或隱忍、或屈服……,都同樣感到窒息的緣故吧。

李大立的回憶往往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傷痛和反思,而就在這水一般流淌的思緒中卻绽放出火一般熾烈的對中華民族對子孫後代的責任心。李大立稱自己的回憶錄是不同於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的“平民回憶錄”:大人物、大明星回憶錄是為自己寫,“平民回憶錄”是為民族、為歷史、為後代寫。找回記憶,找回真實,也就找回了希望魯迅說:“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萌芽的時候。”

「彼岸」雜誌總編輯

宣樹錚

2006年10月24日於紐約

自序一


興起寫一本平民回憶錄,並以自己一個普通中國人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為素材的想法,祇是最近這一兩個月的事情,以前從來沒想過。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寫回憶錄都是些大人物、大明星的事情,鮮見有平民回憶錄。事緣在紐約剛剛結束了一項生意,賣掉了自九一一以來生意不斷下跌的,在曼哈頓中城的一間頗具規模的中餐館,辛苦了幾年,得以喘一口氣。閒時,我常常跑到我家附近的布碌侖 (Brooklyn大陸譯作布魯克林——筆者註) 圖書館。美國真不愧為世界移民的大家庭,紐約尤為世界各民族、人種的大熔爐;美國同時也不愧為文化發達的國家,圖書館除極其豐富的英文藏書外,還有數十種語言的書籍,中文書則來自「兩岸三地」, 以滿足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的讀者的需要。

在此期間,我看了好些大陸的平民回憶錄,同情弱者是人類的本性,我想看看他們是怎樣熬過我們共同經歷過的那個年代的。他們在「解放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前後後的經歷,令我想起自己和我們一家,想起了身邊許多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喚起了許多痛苦的回憶。這些回憶錄,因是真人真事,秉筆直書,大多十分感人,根據我在那個年代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我知道這是真實的。我十分同情他們是因為自己的一家和身邊的親友都有過相似的經歷,千千萬萬普通中國老百姓都有過相似的經歷,而所有這些,就構成了和官修正史迥然不同的「新中國」五十多年真實的歷史。

加上在美國認識了一些台灣朋友,在平時的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社會情況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很感興趣,於是就在朦朧中開始產生了何不將自己在大陸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告訴更多台灣朋友和海外華人的想法。由此我也喜歡看台灣的平民回憶錄,因為很想知道當年台灣社會是怎麼樣的情況,很想和同期的大陸社會作一比較。

至於那些大人物的回憶錄,早已是汗牛充棟,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於是看見什麼「我的父親XXX」、「XXXXX年代」之類,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幹子女悲歎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特權,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殘、不過是無病呻吟而已,在被他們父兄的黨迫害致死的數千萬冤魂面前,他們及其父兄應做的是懺悔和贖罪。

我覺得,歷史不僅僅是由幾個帝王將相,政治大人物寫成的。雖然他們主宰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尤以近五十年的超現代史為甚。他們的一念之差往往決定了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生死存亡,無疑他們對歷史有過巨大的影響,但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是歷史的全部;真正的歷史應該是由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經歷寫成的,他們的生活環境、命運際遇、思想感情、人際關係才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他的意思是將來人民會對他作出公正的評價。其實,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所謂「路線鬥爭」,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爭、不過是互相傾軋而已,實質上全是一路貨色。因此,他這句話衹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更重要的應該是人民不但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人、某一條「路線」;人民還會正確地評價某一個執政黨、某一個政府。

歷史永遠在人民的心中,而不是在幾個御用文人的筆下!

我是學理工科出身的,以前對歷史從不感興趣,衹要是提到我出生以前的歷史,哪怕是發生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僅僅幾年,都會覺得遙不可及,無法想像當時的情景,我想,有這種感覺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人。當年我在大陸的建築設計院工作的時候,就曾經有一個六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對我說過,因為他從小受的教育都是「黑暗的舊社會」、「漫漫長夜」;而新社會則是「光芒萬丈」、「東方紅,太陽升」。他從小看到的電影是「壞人」出場天昏地暗;「好人」出場則大放光明。至使他竟以為「解放前」天上真的沒有太陽,天天都是黑夜;衹有「解放」了,天上才有了太陽,地下才有了光明……。可見要想像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不是易事,更何况去研究它;又可見如果人為地割斷歷史、隱瞞歷史; 片面地渲染歷史、歪曲歷史,又是有何結果。

及至後來年事漸高,五、六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才明白歷史從來沒有間斷過。五十多年的往事歷歷在目,從我出生懂事回溯五十年,就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我在「解放後」所經歷的時間一樣長,並不遙遠;再回溯五十年,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也不過是一倍的時間。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在美國看到一張一九OO年上海外灘公園大門的俯視黑白照片,清晰可見如蟻的清代華人拖著長辮子優閒地在踱步和交談,陽光依然燦爛,春色同樣明媚,一瞬間令我彷彿親歷其境,歷史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親切感覺。

因此我不再覺得研究歷史會是枯躁無味的事情,我明白了「以史為鑒」的意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懂得從歷史中判明是非、汲取教訓、反省自己、學習別人,就會重複歷史的錯誤,自於世界潮流之外,成為世界大家庭的棄兒。

於是就起了寫一本平民回憶錄的想法,講述自己的故事、記錄真實的歷史。希望讀者能夠從我個人、我的父母兄妹、我的親戚朋友和我的同學同事以及周圍的人的遭遇和經歷中了解中國大陸「解放後」三十多年的社會面貌。看看在這三十多年裏,普通的大陸中國人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是怎樣生活的?我的一家衹是一個普通平凡的中國家庭,和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家沒有什麼分別,中國的社會就是由千千萬萬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的家庭所組成。如果讀者對一個從香港回來投奔革命的小職員家庭在「新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歷有興趣,對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有興趣,不妨翻翻我的這本平民回憶錄,也許能勾起你們一些相似的回憶,喚起你們一些共同的感覺。更希望能讓我們的後輩知道一些在他們沒有經歷過的年代發生的事情,懂得如何避免歷史重演,從而去創造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我,一個普通中國人最大的心願。

希望你能喜歡,謝謝大家。

作者李大立

OO二年十月十二日

於紐約。

自序二


前年十月在紐約寫下了序言(自序一),給幾個同學朋友看過,對於我想撰寫回憶錄,他們都很表理解和支持,並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和鼓勵。 可是,不久後我又忙於生意和工作,正文一字未寫,就擱下了這個計畫。去年四月份突感下腹部不適,入院檢查,發現結腸癌,五月入院開刀,八月回港休養。半年後才又重拾舊梦,今天在香港執笔續寫「自序二」時,己是一年半後的○四年二月了。

在此期間,有幾件事令我決心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這個願望。其一當然是突如其來的疾病,幸好發現得早,並且及時施行手術,但已明確地響起了警號,令我思想大变,頓覺生命的無常,想到了許多從前從末想過的事。此刻重讀一年半前寫下的序言,恍若隔世;言為心声,當時的情懷和笔調已不復再現。人生越是走近終點,越是頻頻回首。我比以往更多地憶起和梦见我的父母和妹妹,他們在生之時受盡屈辱,含恨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有責任替他們把心裏的話說出來,讓全世界的華人都知道,在上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是怎樣生活的?從一個家庭的縮影折射出去,當時的大陸又是怎樣的一個社會?讓我們的子孫後代記住這段歷史,避免悲劇重演,這是我對中華民族應盡的責任。

其二是我去年回港時正香港人民主意識高漲,七月一日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要求政治民主後不久。在香港見到我堂姐容美美,五十年代她當學生時是我曾就讀的廣州著名的廣雅中學的團委副書記(正書記是一名專職幹部),被培養入党(上級末批),及選送留蘇(末去成),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工作。我在廣雅中學讀書期間,她曾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樣。政治運動的狂熱中,她曾經和她的弟弟一起到她父親的單位去揭發「問題」,表示堅決和她父親「劃清界線」。总之,當年是個出名的緊跟共產黨的積極分子,是個典型的共產黨「馴服工具」。如今,她到香港定居二十多年了,親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時頓覺往日非,為過去的幼稚行為悔疚不已。她告訴我,她雖然六十多歲了,身體也不好,還是堅持參加了七一大遊行,她說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每個人都應對社會盡一份責任。對我要寫回憶錄並且提及她,她極表支持,不介意用真名實姓,更聯絡她的兄妹給我提供資料,令我大受感動。她的徹底改變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無論現實多麼殘酷,人性永遠不會泯滅;真理必然戰勝謬誤,正義一定戰勝邪惡。從她和她一家的經歷,可以清楚地看出時代的軌迹,於是,我更感到自己有責任寫出這本回憶錄。

其三是回港後不久,有一天突然接到大學同學侯劭功先生從桂林打來的電話,原來大學同班同學約定每隔幾年在國內各地聚會一次。他們一個個地和我通話,男男女女叫我猜是誰?大學畢業分手三十多年了,許多我己猜不出來。其中有一個當年的學生黨員,团支部書記許雲林先生,文化大革命期他主持「清理階級隊伍」,把侯劭功等幾個「反动學生」斗得死去活來,為首的班長周文德還跳樓自殺(未死),如今卻能共聚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真是時代變了,人性中的邪惡被埋葬了,良知复甦了。放下電話後,憶起往事,百感交集心情久久未能平,令我也想把這段歷史告訴世人。

其四是我回港之前,在紐約一間華人書店裏,偶然看到一本日本人深町英夫先生寫的書,裡面多處提到我的祖父。 祖父死時,父親才八歲,連我的父母都知之不多。根據日本人在書中的註釋,我托人在廣州找到了許多近年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書藉,查到了更多的有關我祖父的資料,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反而在第三代的手中重見天日。後來,在google網站上不但查到了很多我祖父的資料,還查到了他的兩個連襟(父親的兩個姨丈)梁寒操和徐志道先生的資料(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保密局長)。雖然父親、伯父和梁寒操先生衹見過一面,但卻成了歷次政治運動挨整的禍根,甚至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對此也需要作出歷史的記敘我的回憶錄主要是寫我自己和我父母弟妹這兩代人的經歷,祖父和兩個姨公的「發現」,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己。他們的歷史見証了近代中國革命史的暴力和血腥,也讓我的回憶錄得以記述我們祖孫三代在近代中國的经歷。

於是,我就勉為其難地執笔了。

本書是真正的平民回憶錄,我是在真實地記錄下幾十年來我的親見親歷,書中所錄全是些凡人瑣事,毫不起眼轟動。但我想,正是這些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才是歷史真正的主人。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是一本書,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站出來,用各種方式講出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千萬本這样的書就組成了誰也無法否認的活生生的歷史。胡適先生提倡傳記文學時說,不一定公卿名流才可以寫傳記,凡忠於生活、忠於生命的人,寫自己的故事,由「殊相」看「共相」,更具歷史價值。蘇聯作家索忍尼辛說:「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時代的光明與黑暗、社會的正義和邪惡,往往就在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身上展露無遺。

余生也晚,適逢「開國大典」,卻目睹殺人如麻。我是學理工科出身,對文學僅有興趣而無訓練,基於以上的原因,我才不揣冒味地代我們這一代的同學、朋友執筆,希望能夠表達出大家的心聲。本書唯一的目的是讓歷史真貌昭之于世; 唯一的宗旨是忠於歷史,即以太史公所言「不虛美,不隱惡」。 為此,不可避免地會提到許多我認識的同學同事親戚朋友各式人等,我都將如實地記錄下當時發生的一切及自己的觀感,未能一一征得他們的同意,其中的褒貶衹是我個人的感覺,失敬之處,還望得到他們的原諒。

書中除了詳述筆者及親友同學在大陸各項政治運動中的遭遇之外,還加插了少量議論,好在我移居香港和美國已二十年,思想早已沒有什麼束縛,超然物外,希望能為讀者接受,這也是本書和其他回憶錄不同之處。當然,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祈望讀者指正。

此外,筆者打算將十多年來散於發表在香港和美國報紙雜誌和網站上的生活短文及政治評論,特別是近年來以「李大立」為筆名發表過的文章整理出版,這些文章表達了我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與認識,讀者如感興趣, 敬請參閱。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回望來路,無限蒼黃;痛哭故人, 留贈來者;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作者李大立

OO四年二月十八日

於香港。